白銀帝國

用人得用其長,也得用其短,世上最難用的就是聖人。 治道有三:利 威 名 你可以用利賞他,也可以用名敬他,威,從罰而來/晉商、粵商、徽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WZEEXp

第一次大航海時代/第二次大航海時代/三佛齊,三佛齊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地理位置優越,成為當時馬來群島的香料貿易中心。經濟力量雄厚,又是當時東南亞佛教的中心,為當時東南亞的強國。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uYBa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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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帝國/明帝國亡於「白銀」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S4jRjh


【民報】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
www.peoplenews.tw查看原始檔九月 8日, 2018
白銀流入與明朝滅亡
一千六百年前後發生了什麼?伴隨著巨量白銀的流入,白銀在中國的地位在明代中葉之後有增無減,從各方面鞏固了銀本位的地位。不少學者強調張居正「一條鞭法」的作用。「一條鞭法」的推行徹底廢止了洪武體制,上接中唐楊炎的兩稅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攤丁入畝制度,令中國財賦體系最終告別實物稅,轉向貨幣稅。學者們普遍同意,它進一步加大了明代經濟白銀化程度,根據學者彭信威估算,明代兩百多年內,金銀比價從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到明末的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貴金屬的流動看似只是經濟行為,但其作用以及副作用則相當漫長,甚至影響了一個帝國的興衰。
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交換關係,甚至與二十一世紀初葉的入超與熱錢情況很相似。中國最早從羅馬時代便被認為是歐洲貨幣的歸宿,由於國際收支結構有利於中國,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十七世紀在美洲白銀推動之下更是如此,「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二十%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
對於偉大的羅馬帝國,其生命力曾經被認為因貴金屬大量外流而枯竭,在這一點上,白銀與明帝國也與此類似。美國學者魏斐德認為,一六四四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而白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歷史的真相必須基於比較,歐洲其時也正經歷著名的「十七世紀危機」──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發明了這一名詞,主要表示經濟衰退、人口下降、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危機。更進一步而言,這場危機其實是一場全球性危機,史學界有一派認為,東西方應對這一幾乎同時段危機的不同方式導致歷史的大分流。
「十七世紀危機」之下,東方被認為延續著王朝更迭的模式,而西方則由此率先邁入現代化社會,「面對每一次的全面性的危機,不同的國家反應不同,據此而帶來了發展的不平衡,這一點最終定格了歷史」。於是,瞬間的戰略定格成為永恒的歷史,一個看似細小的分叉導致了結局的大相徑庭。
通過白銀,中國的動蕩也與世界脈動隱祕地聯繫在一起。魏斐德認為,十七世紀的中國危機與全球危機之間存在彼此呼應關係,「中國對馬尼拉遙相呼應的支配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使得中國貿易和世界貿易的長期周期性波動出現了一致性;甚至還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中國貿易的波動幅度比世界貿易的波動幅度大得多。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不管表面現象如何,正是跟中國之貿易的興衰,支配著西班牙海上貿易本身的消長」
「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白銀上位之後,白銀與明帝國的命運更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對於這一事實,歷史學家們褒貶不一。有人強調即使沒有白銀中國經濟也會發展,海外白銀湧入被認為是中國丟失貨幣主權的象徵,甚至認為這開啓了數百年貨幣主權外移的歷史。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認為正是貨幣主權外移導致明朝滅亡、清朝沒落。
事實上,我認為貨幣主權在貴金屬時代並無太多意義,而貴金屬對於古典經濟活躍自然是一個躍升。即使在現代,貨幣主權也不是可以爭而得之的權力。明代從禁銀到用銀是迫不得已,貨幣主權並非可以爭而得之,中國產銀太少也是事實,而海外白銀流入枯竭的影響遠不只通貨緊縮。
擁有貴金屬幾乎曾經是所有古老帝國的渴望,海外白銀與大明帝國彼此成全。歷史學家布勞岱爾曾經說,亞洲從羅馬帝國時代起,只同意歐洲用貴金屬來進行交換,而且亞洲主要接受白銀,中國和印度已成為在世界各地流通的貴金屬的最後歸宿。中國如此渴望白銀而且能夠吸引白銀持續流入,最初看起來是優勢,其實也構成了其脆弱之處。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促成了中國銀本位的確立,使得商品貨幣化前所未有地增加,而一旦這樣的流入遭遇衰竭,那麼其對於明代經濟也將帶來致命性的打擊。
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爆發過多次重大饑荒。過去的解釋往往歸結於自然原因,事實上除此之外,更可將其歸結於積患已久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悲劇性產物,甚至涌入亞洲的金銀也難辭其咎。歷史學家艾維四指出,「這些金銀促成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長,以及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這一切被證明是社會和政治的腐蝕劑」。他認為中國困境源自幾乎完全仰仗於進口白銀來保證貨幣供應比例,一旦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實際數量急劇減少,明朝政府就迅速跌入經濟夢魘之中,而明朝的滅亡其實就在於財政的難以為繼
摘錄自《白銀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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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解讀電影《白銀帝國》,一部關於晉商的電影-----馭人之術無非- 利威名.
2017-10-22 由 河東晉夫 發表于資訊
一段康家老五的開場白開始了電影
中國我四海之中的祖國,我夢魂縈繞的地方,我親愛的孩子們,時間洗去了我的記憶,可是那得氣息 色彩 聲音,啊 還有我的三哥,在山西老家 咱家是個百年老店的商家有個票號,你們的曾祖父是晉商四十六家票號商會的一員,他有四個兒子 都比我年長甚多,老三是他最不疼愛的孩子,咱家的圍牆外頭是另一個世界,窮 髒 生存的困難,搶去了人的尊嚴。
康家的老大老二用不同的態度對待這個世界,老大天生聾啞是一個慈善的佛教徒,老二則是以拳腳應付一切麻煩。康老爺的老四非常幸運,他和奉父母之命結合的妻子,一見鍾情 兩小無猜,那是光緒二十四年,他們去天津蜜月旅行,給咱家造成了不可預料的結果,天津 中西融匯的海港城市,讓一直封鎖在內地的年輕人大開眼界。那一天一個平常的年關前的日子,康老爺一大早,在眾家同業面前,懲治了咱家長久以來最重用的邱掌柜。
四年一季合帳揭榜,分行掌柜都回來了,也就是現在的股東大會。一人一碗小米粥後開始分錢,康老四帶媳婦天津度蜜月,誰知媳婦讓人綁架了,康老二那能忍就要去天津救弟妹,一不小心摔下馬癱瘓了,綁匪起了色心把老四媳婦嘿嘿,老四媳婦接受不了跳河自盡,老四瘋了。
康老爺怕斷香火,找康夫人造小孩,戴掌柜解決了天津分行的危機,康老爺屯了一批私鹽坐等漲價,第二天康老爺帶老三去把邱掌柜的接回來,回來是看見那些缺鹽的人,康老爺決定開倉放鹽,老三找他康夫人辭行,一段回憶才知道老三和康夫人才是真愛。
最毒不過夫人心,為了不給康老爺傳香火,把子宮切掉 。沒幾日然後就跳河自殺,康老三從蒙古跑回來參加追悼會長跪不起,因為德法聯軍圍攻山西,康老爺把康家的家底交給了老三,在離開山西的路上又見到了杜鈞清(康夫人),原來康老爺不離婚,玩一個假死就順利成章了。
杜鈞清告訴老三她要去美國,杜鈞清走了之後,老三開始繼承家業,重用了戴掌柜,國民革命的爆發導致天成元票號損失嚴重,邱掌柜帶白銀回晉,路上私吞了那批白銀(狗改不了吃屎),朝廷發行紙幣窮人把紙幣存在天成元,大清快亡窮人要取回存款,紙幣沒用窮人要白銀,老三把家底拿出來還給窮人存款。
康老爺愚公移山的精神終於造成老五,第二天康老爺消失了,老三挖出了康家祖訓「仁義」,開始進京。
一段康家老五的獨白結束
在戰亂中 三哥照顧我長大,我佩服我三哥,不止是因為他幾乎是我父親,更因為他在掙扎困頓中的平靜和尊嚴,現在我能說 我一聲從未做過違背良心的事,我達到了三哥的期望,孩子們 ,三哥把這卷祖上的家訓給了我,我現在傳給你們,幾年祖上的遺訓,真誠對待你們的良心,你們會有內心的安寧,祖上也會以你們為傲,愛你們的爺爺。
電影經典台詞:
天真大 人真小 人怎麼自處
天下傷心事多了,別在這惹人嫌
知易行難,你我未必做的到
用人得用其長,也得用其短,世上最難用的就是聖人。
治道有三:利 威 名 你可以用利賞他,也可以用名敬他,威,從罰而來,十全十美之人,何以去罰。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news/kajro2b.html


明代「老晉商」是官商勾結斂財集團,積貯大量白銀反倒禍害國家及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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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連利力作《白銀帝國》剖析晚明斂聚大量白銀而滅亡

作為當時世界上的唯一超級大國,無論經濟、軍事,還是科技文化都遠遠強於世界其他國家。然而,晚明卻在最強大的時候滅亡了,人們應該驚訝,但又不應該驚訝。因為,白銀帝國的虛假繁榮掩蓋了一切滅亡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

其一,白銀帝國造成吏治腐敗和社會風氣奢靡,官員插手經濟領域,將官場變成商場,這一現象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唯一。

其二,白銀帝國造成中央沒錢(那麼錢在誰手中?皇族、官員、富商)。帝國政府在應對自然災害、瘟疫、農民起義等問題時,沒有財力支持,朱元璋所創立的非常先進的救災體系,甚至整個荒政政策(包括救災體系、預防體系、災後救援)完全失效。

本書緊緊圍繞白銀帝國的形成以及對社會、文化、風俗、政治、經濟、軍事的影響進行說明,將白銀帝國下的真實百姓生活剖析得淋漓盡致,並闡述了明代「白銀帝國」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走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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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26021M2 (1)  

明萬曆年間平民並未受惠白銀成為正式通貨,2006年4月27日包頭發現一明代賣妻證約書證實破產者因缺乏銀兩繳稅竟將妻子賣了30兩百銀。

(本報系資料照片)

西方歷史學家曾指出,明朝晚期中國擁有世界1/3的白銀貴金屬,也曾出現資本主義雛型,科技、文化都領先全球,那麼何以明朝會轟然倒塌?大陸作家李連利在《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帳》書中指出,當時官商勾結、官商一體等腐敗行為猖獗,身為貨幣或貨幣儲備的白銀大量湧入中國,並未造福大多數人民,於是在大規模天災打擊下,明朝亡於農民起義軍,最後滿人入關一統江山。

 明永樂年間,鄭和7下西洋,開啟人類航海、地理大發現的紀元。但李連利在書中質問,就算「鄭和到了美洲又如何?」,原因在明朝政府自始便想壟斷貿易利潤,把持朝貢經濟,另執行自以為是的「國安政策」,由朱元璋制定邊關對蒙古的馬布帛交易、對藏族的茶馬貿易,便抱持官方壟斷思想。

 李連利指出,中國人不會進行歐洲地理大發現後,對原住民進行的屠殺、掠奪、奴役、剝削行為,又對歐洲「國家海盜」行為興盛反制不力,最後導致海外貿易路線拱手讓給西方國家。

 李連利點出,朱元璋出於8大原因而「禁海」,禁止的是民間利用海洋,官方自己不禁,但沿海平民無海難以維生,後來在明穆宗隆慶年間解除海禁,並未「鎖國三百年」。官方查禁又想壟斷,造成走私猖獗,先是特權走私,後來官商合流走私,茶葉、絲綢、瓷器等中國商品大量出口,日本及美洲白銀源源流入,補足中國自古缺銀缺銅少貨幣的窘況。白銀在明神宗萬曆年間成為法定貨幣。

 白銀來到中國,造福的只是皇親國戚、宦官及文武官員,「居官有同貿易」;而且並未變成通貨或發行貨幣的儲備,只成「窖藏」悉數逃漏於政府賦稅系統之外。因此面對滿人的寇邊,明思宗時代長達10餘年的大旱災、水災、蝗災激成百萬農民起義,兩相夾擊,政府無財無力因應,帝國終於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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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國亡於「白銀」
晚明歷史充分證明:經濟第一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作為當時世界上的唯一超級大國,無論經濟、軍事,還是科技文化都遠遠強於世界其他國家。然而,晚明卻在最強大的時候滅亡了,人們應該驚訝,但又不應該驚訝。因為,白銀帝國的虛假繁榮掩蓋了一切滅亡因素。

本書從商業經濟、貨幣政策、三農政策等經濟政策角度分析入手,揭開有明一代如何成為「白銀帝國」這一歷史現象,並闡述分析了明代「白銀帝國」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走向的意義。

白銀雖然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和物質財富的大規模增加,但是它的出現對於當時的明朝來說所起的負面作用要大於正面作用,它加速了明帝國的衰落。而白銀之所以有這麼大的負面作用,罪不在於白銀,而在於官僚、官商。

白銀成為法定貨幣後,雖然帶動了商業的興旺,但卻沒有給百姓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反而帶來了無窮災難。因為,白銀不在百姓手中。誰有?皇族、官員、富商。因為,明代中後期皇帝日益荒淫怠政,造成自身收入(內帑)的減少,皇親國戚、宦官、文武官員反而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這些人將大量白銀「窖藏」,而民間商人、百姓的「窖藏」行為也比較普遍。

明朝中央政府反而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因為,它手中沒錢。再加上自身的腐敗和自然災害,終於導致了農民起義,使帝國大廈在看似最牢固的時候轟然倒塌。

本書緊緊圍繞白銀帝國的形成以及對社會、文化、風俗、政治、經濟、軍事的影響進行說明,將白銀帝國下的真實百姓生活剖析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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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掠奪的白銀都去哪裡了?原來都流進了中國明朝

騰飛說史 2015-12-21 20:38
我們在高中都學過世界近現代史,知道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掠奪了大量的白銀。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些白銀都去哪裡了?西班牙人為什麼熱衷於掠奪白銀?
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掠奪的白銀都去哪裡了? 原來都流進了中國明朝西班牙殖民者
工業革命以前,西歐國家在對中國的貿易過程中,它們生產的商品,中國人不需要。然而中國生產的瓷器、絲綢、茶葉卻是他們所必須的。1500年—1600年,西班牙人在對中國明朝的貿易過程中,都處於貿易逆差的地位,為了購買中國的瓷器和絲綢,西班牙必須使用白銀支付(因為白銀在明朝成為通用貨幣)。
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掠奪的白銀都去哪裡了? 原來都流進了中國明朝東西方貿易示意圖
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經過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貨幣,每年都在100萬比索至300萬比索之間,有的學者估計,這一時期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在57500~86250千克之間( 57噸至86頓)。數量之大,令人驚訝。
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明朝,使得明朝能夠使用白銀作為流通貨幣。
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掠奪的白銀都去哪裡了? 原來都流進了中國明朝明代白銀
來往貿易的帆船就叫馬尼拉大帆船。載著美洲的白銀來中國東南沿海貿易,然後裝載絲綢、瓷器、茶葉回美洲或行銷世界各地。
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掠奪的白銀都去哪裡了? 原來都流進了中國明朝

馬尼拉大帆船橫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同菲律賓的馬尼拉連接起來,運來的白銀用於收集中國明朝的絲綢和瓷器等物。
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掠奪的白銀都去哪裡了? 原來都流進了中國明朝今日墨西哥阿爾普科海港景觀
在中國,由於絲綢、瓷器及茶葉都是長江以南的東南與華南地區的產品,​​甚至後來外銷南洋及美洲的日用工藝品也是在南方生產,於是中國東南與華南持續了將近三百年(16至19世紀)的經濟繁榮。


【晉商傳奇】之一:晉商溯源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22日, 2018
元 黃公望《天池石壁圖》。遠景峰巒峻峙,龍脈起伏,突出天際。(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在巍巍的太行山西部,有一片高曠氣爽的土地,稱為山西。傳說中,山西是得龍脈的福佑之地。
上古時代,神州有南北中三條巨大的龍脈盤踞東土。其中,北龍龍脈起於崑崙,經過太行,最終進入大海。整條龍脈貫穿下來,太行山恰好在北龍的核心。因太行山其神如骨,因而被譽為天下的脊樑,雄鎮北國。
山西作為天下脊樑的支點之一,備受聖賢青睞。上古時期,女媧在此煉石補天,堯舜禹三位聖君在此開國建都。中古時期,這裡是唐太宗的龍興之地,也是開鑿龍門石窟、修建懸空寺的福地。至明清兩朝,這裡再次迎來輝煌的時代,一個特別的山西群體演繹了震古鑠今的商業傳奇。
中國山西省的懸空寺。(Pixabay公有領域)
晉之由來
山西,古時也稱山右,簡稱晉。單這一稱號的來歷,就要追溯到三千年前。周武王去世後,年幼的姬誦即位,是為周成王。一天,成王和弟弟叔虞玩耍,他將桐葉剪成玉圭的形狀,要以此賜封弟弟。記述天子言行的史官請求挑選吉日,舉行賜封典禮,成王說:「我跟他說著玩呢!」周公旦聞訊後訓誡成王,君無戲言,言出必行。周成王就把黃河、汾河以東方圓百里的唐地賜封給叔虞。叔虞死後,其子姬燮即位,因為境內有晉水,就改國號為晉。晉,作為山西的代稱,由此而來。
因得龍脈福佑,山西歷來名流輩出。翻開晉地史志,但見文臣武將,才子佳人紛沓而至:晉文公重耳;大漢將軍衛青、霍去病;賢妃班婕妤;義薄雲天的關羽;大唐名相狄仁傑;詩人王維、王勃;道家真人張果老、呂洞賓;抗遼名將楊六郎延昭;元曲大家關漢卿……這一串耀眼的名單,見證著山右的人傑地靈。
不過,這些閃耀的人名,均以個人的成就榮耀於青史。在明清時代,令山西光輝於天下的卻是一個龐大而又特別的群體。他們以獨到的商業文化,穿越明清兩大王朝,見證了皇權的榮辱興衰。在末代王公無法稱雄的時代,他們稱雄天下、馳騁四方,以誠信走出一條綿延數萬里的商路。
山西票號、萬里茶道、喬家大院、白銀帝國、晉劇……這些曾經輝煌的過往,連同卓越的經營理念,深深地鐫刻在時代的豐碑之上,濃縮為剛烈雄厚的兩個大字——晉商。
日昇昌匯通天下匾額,晉商鼎盛時期日昇昌票號幾乎壟斷金融。(Gisling/Wikimedia Commons)
晉國天命
雖然晉地山多地瘠,不過卻擁有得天獨厚的鹽池。周朝祭祀報答天恩時要用苦鹽、形鹽。苦鹽,即晉地解池生產的鹽;形鹽是解池自然結晶為虎形的鹽粒,以此祭天,象徵威武功業。
除此之外,鹽還有「以鹹養脈」的功效,可以養生治療疾病。這一說法是依據五行。中國古代認為,金木水火土五行構成天地之間的萬事萬物。同時,五行對應著肺、肝、腎、心、脾五臟,以及辛、酸、鹹、苦、甘五味。
由於食鹽對人體的護養之功,在數千年前,晉人就懂得開採鹽業進行販賣。當時晉地商人通過鹽業,取得巨大的財富。
叔虞受封那年,正是歲在大火星、火神閼伯的星辰值年。有史記載,叔虞的後裔享有晉國,將和商朝的興衰一樣。商朝一共傳了31世;而晉國,從叔虞到晉惠公,也只傳了14代,還不到一半,就已到了春秋時期,後續的國君還要繼續治理晉國。
晉國運數能和商朝興衰相連,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商朝先祖契協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商」地,開國之君成湯的名字帶有水的涵義。商朝開國後多次遷都,猶如水的特性。所以有人認為商朝在五行中屬水,具有水德。
晉國傳到15代晉文公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晉地鹽業興盛,晉文公重耳順勢利導,推行「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國策,鼓勵商貿和農耕。晉文公由此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當時,山西的富商乘坐的車子都是由黃金寶玉鑲製而成。他們身家萬金,暢通無阻的穿梭在諸侯之間,饋贈遊說。
東漢畫像石——大禹(《大禹治水》局部)。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藏。(三猎/Wikimedia Commons)
陶朱事業
最早的晉商遠祖是猗頓,他本是齊國落魄的貴族。猗頓到山西經營河東鹽池,和一名鐵匠發明了「牢盒」(鐵鍋)進行煮鹽,增加了食鹽的產量,猗頓也因此成為巨富。司馬遷在《史記》特別開列出一個章節「貨殖列傳」,收錄了漢朝以前的巨賈富商,猶如今日的財富名人榜。猗頓因其成功的鹽業,也榜上有名。
早年,猗頓向范蠡請教財富之道。范蠡告訴他,可以畜養牲畜和販運鹽業,果然取得巨大的成功。
范蠡的師父計然是晉國公子,他博學多才,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他遵循老子之道,將其思想用於治國和經商,取得了顯著成效。
范蠡要去輔佐越王勾踐,計然為他出了七條計策。范蠡只用了其中五條,就助勾踐滅了吳國。范蠡感嘆到,計然之策用於國家就有如此奇效,那麼用於自家呢?范蠡功成身退,離開越國來到陶邑,改名為朱公。他運用計然的謀略,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全部分散給貧窮的人。范蠡身家巨富又善行仁德,被後人尊稱為陶朱公。
後來晉商中流行一句話,將大賈富豪為百姓所做的善舉義事,稱為「陶朱事業」。
頤和園長廊彩繪:范蠡扁舟。(Shizhao/Wikimedia Commons)
參考資料: 
1、《晉地遊記》(清)李燧 
2、《史記》卷三十九之·《晉世家》 
3、《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 
4、《國語》卷十·晉語四·文公修內政納襄王 
5、《國語》卷十·晉語四·齊薑勸重耳勿懷安 
6、《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四 
7、《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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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傳奇】之二:晉商和李自成寶藏 | 商道 | 皇甫容 | 大紀元 - https://goo.gl/wj8LfU

晉商和李自成寶藏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26日, 2018
《鞍馬出行圖》局部,北齊(公元550-577年)山西太原古墓壁畫。(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2500多年前,晉國在南部鹽業的帶動下迅速崛起,成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座方圓60公里的運城鹽池,成就了一個富強的諸侯國。
那麼,晉商作為明清兩代強大的商幫,他們縱橫天下、馳騁四方所需的龐大資本,究竟來自哪裡?
千年積澱成就晉商大動脈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朝代更迭交替,天下一統或中原離亂,商人作為個體也會受到大局影響。成就一個實力巨大的商團,需要穩定一統的大局,也需天時、地利和人和。晉商大動脈的生成過程就積澱了上千年。
唐太宗晉陽起兵,推動父親李淵建立大唐。太原作為太宗的龍興之地,被定為北京,太原由此發展成為繁華的重鎮。韓愈在太原時,寫過一首詩:「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可以印證太原當時的繁華。但是,此時山西還沒有出現專業的商團。
宋朝時,北宋的戰馬多數是由北部的遼國所供應,遼國契丹是遊牧民族,不事生產,需要宋朝的手工製品。兩國貿易頻繁交易又都是大宗商品,因此晉地商人獲得巨大的利益,逐漸成為宋朝商業的中堅力量之一。
元朝結束了宋遼金割據的局面,一統天下。元廷視山西和山東為腹地,修建驛站,派駐軍隊。山西商人從事鹽業,使河東的鹽業生產和銷售大增。鹽政官員和鹽商的增加,使得原來的彈丸之地運城已經不適應需要,元朝官員在河東鹽池建城。至正十六年(1356年),鹽城建成,始稱鳳凰城。因這裡是鹽運司的駐地,所以也稱運城。由此,晉商大動脈開始了長達五百年強勁有力的跳動。
遼代胡瓌描繪的契丹人《出獵圖》。(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以糧換鹽 晉商崛起
「晉商」作為一個團體的專有稱號,正式出現在乾隆時期。但其成就的過程,卻延續了上千年一直到明朝。大明開國後,朱元璋為防止北歸的蒙古席捲重來,就在邊境北方設立了9個軍事據點,常駐官兵90萬人。
明朝為近百萬的軍隊供給糧草和軍餉,是個不小的難題,而且每年花在邊防上的費用已讓官府不堪重負。
大臣楊憲上奏朱元璋,提出「開中法」,由官府控制鹽業,鼓勵商人向邊境運糧、運物資。根據距離的遠近,一般運糧1到5石(1石約為180斤),官府就為商人簽發一張鹽引,一張鹽引可換200斤鹽。商人憑著鹽引到淮河、河東的鹽池換鹽,再到指定的地區進行販賣,由於中間的利潤差額很大,吸引了很多商人。「開中法」一舉三得,利國、利民又惠商,朱元璋准予推行。
開中法的施行,讓山西商人迅速崛起。由於山西地瘠,很多晉人就到邊關屯田種糧,就地輸糧換鹽,獲得更大的利潤山西鹽商獨享鹽利就長達100多年,成為明代前期強盛的商團
闖王留下的財富
明憲宗時期,廢除了開中法,推出新法「開中折色制」。商人不用再辛苦運糧到邊關換鹽引,可以直接用銀兩買鹽票。
新法的推行,使以運糧換鹽為主的山西鹽商遭到重大挫傷。在晉人身上的商業脈搏,是否就此停止了有力的搏擊?
明朝末年國庫空虛,缺乏軍餉。崇禎皇帝親自號令皇親國戚、功勳貴胄為國捐獻。沒想到,這次的捐款總動員也只籌得20萬兩。崇禎皇帝哀戚嘆道:「朕不是亡國之君,可你們盡是亡國之臣呀!」
歷史的風浪驅逐著光陰,推動了大明近三百年。改朝換代的呼聲,伴隨著風雲席捲的浪潮,也撼動著帝國的大廈,卻也孕育著新生的契機。
唐朝《推背圖》第32象圖讖:圖中畫一扇門,門中有馬。形象的畫面,赫然一個「闖」字浮現眼前。讖語為:「馬跳北闕,犬嗷西方;八九數盡日月無光」,「日月」為明,「無光」為亡。《推背圖》預言到闖王李自成滅掉明朝。
清溪散人編《中國預言七種》,包括 《推背圖》。 (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破軍星下世的李自成在西安稱王,建國號大順,改元永昌。同年春,李自成率軍攻占北京,崇禎皇帝在景山自縊身亡,明朝滅亡。正應《梅花詩》預言「開到李花春已非」。
李自成發現紫禁城的府庫中只有黃金十七萬,白銀十三萬,詫異之下,令劉宗敏查問明朝官員。李自成希望劉宗敏等人能幫助他做一個順應民心的皇帝,但武將出身的劉宗敏沒有聽從他的話,以暴力手段拷問了大明的八百名大臣,迫使他們交出七千多萬銀兩。大順政權新建伊始,就喪失士人的支持,迅速走向敗亡。
1645年,清軍以紅衣大炮攻破潼關。李自成與清軍交戰失利,接連退兵。
明代畫作中的紫禁城。(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據說,李自成離開紫禁城時,將皇宮中的金銀器物,熔鑄成數萬枚餅,每餅約重千兩,用騾車運走。清兵進軍至定州,李自成兵敗撤退,從山西大道經過,沿著南山行走,一直到祁縣南二十里的孫家河。李自成沿路掩埋了不少的金銀寶藏。
中日學者在探尋晉商票號起源的資本情況時,因難以找到重要史實,也缺少合理的根據,只好將李自成遺金當作不可缺少的依據之一,載入研究,以佐證晉商獨步金融的一段信史。
傳說中,晉商萬榮縣潘家,元豐玖票號股東孫郅都存在發掘闖王遺金的可能。《中國經濟全書》也有類似說法,山西首富平陽亢家資產在數千萬兩白銀以上,據說亢家也曾得到李自成留下的八百萬兩寶藏。雄厚的資本,使晉商獨步天下成為一種可能。
雖然至今已難以考證事件真偽,不過千古英雄李自成在山西留下寶藏的傳說,為晉商能夠成為海內最富增添了神祕色彩。
位於陝西省榆林市米脂縣城北的盤龍山上的李自成行宮。(Sunatnight/Wikimedia Commons)
參考資料: 
1、《清稗類鈔》(清)徐珂 
2、《山西票號史》衛聚賢,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8 
3、《推背圖》(唐)李淳風 
4、《明太祖實錄》卷53  @#


元豐玖票號財東孫郅——祁縣歷史名人 (2013-12-10 02:14:21)轉載▼
標籤: 文化    分類: 祁縣名人
    孫郅(?—1864年),字治卿,號蔭槐,清朝山西省太原府祁縣孫家河人。贈榮祿大夫、戶部江南司郎中、加鹽運司銜、賞戴花翎加布政司銜。在咸豐九年以自有資金十萬兩白銀成立了“元豐玖”票號,著名晉商名門孫家鼎盛時期資本家,咸豐九年獨資開設“元豐玖”票號,經營範圍則由京津、東北擴展到長江流域,如漢口、重慶等地。
    曾祖孫國旺,字高山,祖籍廣東,始居祁縣孫家河。傳說高山公揀到李自成遺金發跡,據碑文記載孫高山“走關東,經營生業,漸積萬金。…土人建起關帝廟,施銀八百”。由此可見,孫高山是由闖關東起家的。1715年生一子,名旺庵。1747年旺庵生育一子,名叫有齡。經過兩代人的打拼,孫家人富甲一方。有齡是一個極具睿智的人,在家大興土木建設,把一個不大的村莊,打造的十分濶綽。在嘉慶年,為提高孫家的社會地位,捐資買官。他不僅為榮祿大夫,還為死去五十年的祖父高山取得了資政大夫的頭銜,祖母戴氏為宜人。自己則為榮祿大夫。嘉慶三年,他請了三位進士出身的朝議大夫為祖父撰寫墓誌,篆額書丹。立石紀念,光宗耀祖。從有齡生子陳笏,陳笏賜侯銓通判,贈榮祿大夫,生子郅,至此,孫家發展到了頂盛。
    孫郅,孫氏家族四世,咸豐九年(1959)開設了“元豐玫”票號。據《山西票號史》記載,因為是“咸豐玖年成立,故名曰:'元豐玖',(按咸豐十一年日昇昌平遙來信底稿雲:'惟元豐玖、蔚泰厚二號,連現存至出放者,每宗總在十萬有零……')光緒十九年歇業。資本十萬兩,四年一帳,最多開過三四千兩。股東孫郅,祁縣孫家河人(祁縣南二十里)。經理王封晉,平遙縣城內人。(據元豐玖同治十一年應支帳,內載從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二年,應支者為王康、閆大儒、鞏玉琳、侯烺、雷昌緒、許佩綬、任炳中等共三十四人)。”又據現存於孫晃先家中一本手寫清抄的賬本(孫郅之後步成的二夫人白菊花送給晃先母親用來墊壓鞋樣的)記載,元豐玖票號“光緒七年(1881)冬月”,“由上年冬月底結來淨長交祁號本平足紋銀299788.9兩”。賬本上涉及的分票號有“津票”、“上票”、“廣票”、“漢票”、“沙票”、“湘票”、“成票”、“重票”、“汴票”、“濟票”十個,總號設在祁縣城。以上兩個資料顯示,元豐玖在經營過程中賺了不少錢。村里傳說每到年終,可在夜間聽到孫家往村里運銀子騾馬車的聲音。
   “元豐玖”是一家著名的中國票號。業務通達全國,由漸而積,隨亡隨補,根源久凅,從未少空。到淑倫子繼先時,因遭受湖南一家茶行倒閉,欠巨款不能歸還,難以周轉,加之社會動亂,車鑑匪遙,受害無窮。又遇自家上海輪船被焚,“各地有40萬兩難能收回,天津夥友逃走3人,重慶全行逃走,山東管事人服毒自盡”。至此,虧塤累累,導致光緒十九年歇業。
    孫家利用豐厚的商業利潤,一方面捐資納官,以光大門庭,另一方面又大興土木,營建豪華宅第。孫家河村原先在丘陵下側,地勢低窪。孫家在高闊平坦之處擇地重新建造,由南往北開闢了東西走向的三條大街,依次定名為淳樸街、永安街、興隆街。最南面的淳樸街即是孫郅及其家族居住的街道。因為孫郅親弟兄共有四個人,所以便在淳樸街北側一字排開建了四座樓院,全都是'裡五外三夾過廳'的三進院,每個院都帶有偏院,共有房屋200多間。高樓大廈,鱗次櫛比,明樓、統樓錯落有致,捲棚頂、歇山頂、硬山頂變化多端,堆金瀝粉,雕樑畫柱,及其豪華氣派。街道南側則建為牛房院、場房院,供長工下人居住和農事活動使用。由於孫家河位於黃土丘陵地區,水位較低,人畜吃水都要到低窪處尋找泉水,耗時費力。孫家又出資在村中挖掘了兩眼百米深的水井。並在村中修建了關帝廟、文昌閣以及戲台等公用設施。街口建有堡門,上有眺閣,並由專人負責看守,儼然一座城堡,堡門一關,外人再也進不來。清代晚期至民國年間,孫家河是祁縣及鄰縣南山丘陵地區建築最好的村莊。”把孫家河村建成了一座佈局嚴謹合理,造型美觀考究,方便生活,易於守護的小城堡。傳說孫家建戲台時給村里管事人的賞錢,就建起了一座四合大院。為了安全孫郅還親自考核當地形意拳高手戴二呂的武功,為他看家守院。
     據資料顯示,孫郅生兩子,一名淑倫,一名中倫。然而中倫只在有關孫郅捐納的資料出現過一次,在孫家河民間沒有口碑和實物資料。淑倫,字儀齋,因生於咸豐元年,生肖屬豬,鄉人稱“豬財主”。其人頗多善行。光緒三年(1877年)山西遭受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哀鴻片野。民間有“光緒三年,死人一半”的說法。孫淑倫出銀1.6萬兩,賑濟災民。又出米數百噸,護救村人,收益者甚眾。
     孙家人屡捐巨资与朝廷,代有奉献,孙郅在道光二十八年捐银七千二百两。咸丰元年又捐一万两。见《吏部尚书栢葰奏折》。据《山西票号史》记载:“淑伦公捐数最多,移奖公郎中,并赏戴花翎。同治七年,捐资二万两,以资军响。光绪三年,晋大饥,饿鸿遍野,公急赈济,出一万六千两。复出米数千担,护救村人”。清府赐“积善余庆”匾。这些记载,只是所有几代人捐资的一个小部分。足见孙家河孙氏家族乐善好施的良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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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莊與銀號的不同:
    錢莊、票號經營的貨幣兌換、匯總、存放款、發行票據等都與近代西方銀行業務接近,但錢莊、票號與近代西方各國的銀行有著深刻的區別。
    首先,錢莊、票號中大多數經營規模較小,資金多是一家一戶的,有些是一個家族的,很少有廣泛集資的,而同時代西方各國的銀行卻多是較廣泛地集資興辦的。錢莊、票號的業務限于國內,而當時西方各國的銀行多有跨越國界的業務。
    其次,錢莊、票號的存放款,用于生產性資金周轉的所占比重很小,特別是由于放款利率較高(一般年利率多在十分之二上下),用于生產的放貸更少。換句話講,就是錢莊、票號的業務與生產存在脫節的情況。這樣就嚴重限制了業務范圍的擴展。最后,錢莊、票號的人員組成、經營管理具有較濃厚的封建性。其人員上下關系,多靠血緣、宗族、主仆、師徒等來維系,其管理也是家族式的管理。
    錢莊、票號的極盛期是在鴉==片戰爭以后的一段時間,隨著國內銀行業的產生和發展,它們也就因完成了歷史使命而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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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山西票號的營業內容與范圍:
    山西票號的營業內容和范圍,主要是經營匯兌和存放款業務。關于匯兌有以下六種情況:
    一、同業對交,各憑各信,不立字據,匯水隨市面松緊,臨時酌定。
    二、遲票。除以兌期另加匯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遞加。
    三、兌條。手續于定匯之后,立一對條,齊中剪為二紙,匯款者持上半頁,承匯者將下半頁寄往所匯之地驗兌,交條付銀,即不找保立收據也可。
    四、信匯。各憑各信,字號對字號,下付人堂名,須得保付給,匯水隨行市。
    五、匯票。憑票給付,匯水隨行市。
    六、電匯。如用明電,見電后討殷實承保用款,錯則退款,如系各家之密電,用款手續亦與明電同,電費皆由匯款者出。
    關于存款,又分往來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種,前者系商家浮存,隨市面之疲快,臨時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較市面利率略小;后者則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戶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須立一借據。
    關于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種。前者放放款時須立一字據,也有隨市面習慣辦理者。其日利隨市面而定,活期者較小;后者抵押貨物,須訂立合同,執其憑單,押品如系不動產,則須執其紅契,并立字據,由承保者墊還。
    票號經營匯兌和存放款業務,最初以商號和個人為對象,以內陸商埠為重心,咸豐以來,又為清政府大量匯兌公款。
    山西票號的業務活動具體來說包括如下十一個方面:
    一、對商號錢莊存放款。票號通過存放款支持商號、錢莊的經營活動,以日升昌票號清江浦分號咸豐二年(1852)為例,貸款給商號:
    郁豐號銀500兩月息7厘
    豐興典銀4000兩年息7厘
    裕泰典銀1000兩月息6厘
    德馨堂銀2000兩月息8厘
    山西票號與錢莊的關系是一種商業交往,錢莊是以兌換銀錢為主。起初,錢莊的資本薄弱,須向票號借貸。而票號愿意支持錢莊,藉以容納各地的公款;錢莊則依賴票號作為后盾,可以取得民間信用,便于開展業務。票號與錢莊的性質、組織和營業范圍不同,且可互補。
    錢莊的性質是兌換,票號是匯兌;錢莊的營業范圍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設分店,票號則分莊遍布全國各大商埠;票號的存款以官款為大宗,放款只借給錢莊、官吏及殷實商號,錢莊的存放款,則以一般商人為對象;錢莊做貼現、兌換、買賣金銀、交換票據等,票號均未兼及;票號交給官吏,發行紙幣,錢在注重社會信用,不發紙幣。這是票號與錢莊互相分野、互相銜接的地方。票號集中精力經營各地的往來匯兌,把有關地方性質的營業,逐漸讓與錢莊。在一些地方,票號總號與票號分莊,委托鄰近殷實的錢莊為代理處。
    二、對近代工交業發放貸款。到19世紀80年代后期,山西票號除對錢莊進行商業放款外,也開始了對近代工交業發放貸款。盡管其數量不大,但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光緒十三年(1887),以李鴻章為后臺的中國鐵路公司為修筑津沽鐵路,曾求助于山西票號,爭取票號的支持。
    20世紀初,在全國開展的收回路礦斗爭中,山西票號曾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如山西成立保晉礦務公司向英國福公司贖回山西礦權的過程中,山西票號曾墊支贖礦銀150萬兩,并且是保晉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縱貫山西全省的同蒲鐵路在修建過程中,得自山西票號的貸款57萬兩,是全部借款72萬兩的 70%。
    川漢鐵路股款儲存有310萬銀兩,其中106萬兩股款交由山西三晉源、協同慶、天成亨、蔚長厚、蔚豐厚、新泰厚等票號收存,表明山西票號與商辦鐵路之間存在著融通資金的關系。山西票號還為近代企業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緒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號曾在開封、上海、漢口、北京等地為河南均窯磁業公司代招股金。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號曾為河南廣益紡紗公司代為收儲股金。
    三、匯兌京銀。咸豐時,太平軍和清軍進入了決戰階段。八年(1858)太平軍摧毀了江北大營,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營,乘勝占領蘇州,兩軍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戰,長江以北,又有捻軍活躍于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山東、山西、河北等省。在這種情況下,各省、關已無法按舊例向北京解送京餉。如咸豐十一年(1861)各省應解京響700萬兩,實際只解送到100萬兩。清政府不得已,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準戶部奏折,令各省督撫將京餉覓殷實票號設法匯兌。同治二年(1863),湖南將京餉銀五萬兩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開辦的蔚泰厚、新泰厚票號匯兌。是年,四川的四萬兩工程銀,因“陜省賊匪猖獗”,交山西商人開辦的元豐玖票號匯兌。是年六月,湖北省將江漢關收洋稅項下籌動銀三萬兩,“因直隸道路梗阻,仍由漢鎮蔚泰厚票號兌付”。是年八月,又將地丁、鹽課、土稅、關稅等款計十余萬銀兩,“在漢鎮蔚泰厚、元豐玖等票號內分別匯兌”。
    同治四年(1865)將各路厘局提到鹽厘銀四萬兩、司庫湊撥夔關解存鹽稅銀一萬兩、二兩平銀一萬兩,共銀六萬兩,作為同治二年湊撥之項, “由委員將前項銀兩如數兌交協同慶、蔚豐厚、元豐玖、天成亨、廣聚、和泰各銀號分領,干到京后由該委員向各號兌齊赴部交納。”(《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將浙海關銀三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匯兌。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西太后挾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曾住宿祁縣大德通票號,票號借給清廷銀40萬兩。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號老莊多在山西省內,遂命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省票號總號。如湖南巡撫俞廉三籌款11萬兩,轉交山西票號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豐厚、蔚盛長、協同慶、乾成亨等九家票號匯兌至山西平遙。
    光緒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銀兩作為江西籌借直隸銀由山西票號蔚長厚、新泰厚匯赴江海關道衙門轉匯直隸。下面是從同治元年(1862)到光緒十九年(1893)山西票號匯兌京餉銀兩統計:(《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元年(1862)10萬兩同治H 年(1863)139萬兩同治三年(1864)56萬兩同治四年(1865)128萬兩同治五年(1866)235萬兩同治六年(1867)413萬兩同治八年(1869)277萬兩同治九年(1870)37萬兩同治十年(1871)15萬兩同治十一年(1872)283萬兩同治十二年(1873)155 萬兩同治十三年(1874)10萬兩光緒元年(1875)453萬兩光緒二年(1876)384萬兩光緒三年(1877)233萬兩光緒四年(1878) 2萬兩光緒五年(1879)179萬兩光緒六年(1880)296萬兩光緒七年(1881)240萬兩光緒八年(1882)143萬兩光緒九年(1883)221萬兩光緒十年(1884)24萬兩光緒十一年(1885)283萬兩光緒十Th年(1886)280萬兩光緒十三年(1887)10萬兩光緒十四年(1888)1萬兩光緒十五年(1889)152萬兩光緒十六年(1890)329萬兩光緒十七年(1891)290萬兩光緒十八年(1892)313萬兩光緒十九年(1893)266萬兩以上31年中,票號匯兌京餉5860萬兩,平均每年達189萬兩。
    四、匯兌海防經費。同、光時,清政府洋務派發動的洋務運動,全面開展,并籌劃海防,購買兵艦。海防經費多賴各省協濟,并經山西票號匯兌。江西在光緒元年(1875)將厘金項下提出五萬兩,作為奉撥海防經費交在南昌的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匯兌天津。三年(1877),又從厘金項下動銀一萬兩交三晉源票號匯付北洋,一萬兩交新泰厚票號匯福建。光緒十四年(1888),福州將軍將所征洋藥厘金項下提拔銀12萬兩,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領,解赴海軍衙門投納。光緒十九年(1893),閩浙總督將征收土藥稅厘銀6439兩,交山西票商蔚長厚匯解海軍衙門。光緒十二年(1886),四川將銀10萬兩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號承領,匯解海軍衙門交收。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災銀19802兩,交山西票號協同慶等號承領江解海軍衙門。光緒元年(1875),江西交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各25000銀兩,匯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隸大臣李鴻章。光緒三年(1877),又將厘金項下一萬兩交三晉源匯付天津北洋直隸大臣李鴻章,又將銀一萬兩交新泰厚匯付福建撫臣衙門。光緒十五年(1889),廣東向山西票號百川通借墊銀五萬兩電匯北洋大臣衙門。
    五、匯兌鐵路經費。光緒時修筑鐵路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清廷對俄建遠東鐵路有所警惕,遂決定修建關東鐵路,并規定修建鐵路經費各省年撥銀五萬兩,16省共80萬兩。光緒十六年(1890),兩廣總督李瀚章匯解鐵路經費銀五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長、新泰厚匯兌至京。光緒十六年(1890)四川將銀五萬兩,交日升昌等九號匯兌。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交協同慶二萬兩、百川通15000兩、蔚泰厚15000兩匯解直隸總督衙門。是年湖廣應解關東鐵路經費三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與北洋大臣。又有安徽應解鐵路經費交百川通匯解。大體在光緒十六到十九年間(1890——1893),山西票號匯兌鐵路經費在20萬兩以上。
    六、匯解協餉。繼京餉交由山西票號匯兌后,協餉也隨之交由山西票號匯兌。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東道應解甘肅蘭州協餉三次銀八萬兩,均由山西平遙票商匯兌。同年奉撥甘餉銀二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等匯解陜西藩庫。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撥陜餉銀二萬兩,交元豐玖匯兌。光緒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銀五于兩匯解廣西藩庫。光緒十六年(1890)湖廣將協餉一萬兩交百川通匯兌廣東。光緒四年(1878)江西交蔚長厚協撥伊犁軍餉銀一萬兩。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長厚銀一萬兩到包頭局轉解。光緒年間,粵海關交志成信、協成乾匯解烏魯木齊協餉9615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交元豐玖一萬兩匯解山西歸綏道轉解烏里雅蘇臺。同年,廣東交志成信票號12500兩匯解察哈爾都統衙門轉科布多。光緒十二年(1886),江西將協餉一萬兩,作為奉天丙戌年俸餉交蔚長厚匯解盛京戶部衙門。光緒十九年(1893)江西將協餉15000兩交蔚豐厚匯解盛京。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間山西票號共匯兌協餉1023萬兩,每年平均達54萬兩。
    七、匯兌河工經費。清代河工經費數額很大,由山西票號負責匯兌,使山西票號又大獲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廣東的河工經費一萬兩交山西票號協成乾、蔚長厚、志成信匯兌。光緒十三年(1887)兩廣三次匯解銀219000兩,交山西票號商志成信、協成乾匯兌,解赴天津支應局轉解河南河工應用。
    八、賑款。光緒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蘇籌銀一萬兩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長票號匯解山西巡撫衙門兌收賑濟。光緒十二年(1886)直隸水澇成災,由廣東將22209兩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天津轉解分撥災區。光緒十一年(1885)山東遭災,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號5000兩、元豐玖票號3000兩解赴山東。
    九、借墊教給各省及稅關。早在19世紀40年代,廣東地方財政機構就曾與山西票號發生了借貸關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辦理夷務以后,……藩庫度支每絀……向西商貸用”,不過這種借貸是“旋借旋還,無案可稽”。(《東粵藩儲考》卷12,轉引自張國輝《十九世紀后半期中國票號業的發展》歷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國農民軍起義,廣東省財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從此撥解京餉,多向票號借墊。
    如同治三年(1864),粵海關因關稅征收無幾,不敷湊撥,向山西票號協成乾借銀五萬兩匯兌,向志成信票號借銀五萬余兩,由稅收項下提撥歸償。光緒三十年(1904)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先應解銀228135兩,已由山西票商照數借定,由志成信、協成乾匯兌至京。同治時,陜甘總督左宗棠西征籌解軍餉,廣東在厘金項下籌銀六萬兩,向山西票商借六萬兩。光緒三年(1877),廣東解京第四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謙吉升、元豐玖等借報 166000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應解第三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元豐玖借銀242000兩。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西師旅饑饉,急需軍餉,而廣西庫空如洗,廣東籌撥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銀12萬兩協濟。光緒十八年(1892),廣東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長厚、新泰厚票號借銀二萬兩,作為第二批起解太平關常稅并由該票號匯京。光緒二十七年(1901)新定賠款,四川每年派銀220萬兩,勻作12次每月攤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銀30萬兩,刻下解期又迫,復向山西票商借銀186345兩,發交山西票商協同慶匯兌,于年底匯江海關,作為川省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還款。光緒十五年(1889)江蘇淮安關曾向山西三晉源票號借銀一萬兩,交付內運。同治十二年(1873),晉省因庫儲久空,曾向平遙等縣40余家票號借銀21萬兩。光緒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號天成亨、協同慶預措協餉銀48000兩。光緒十三年(1887)甘軍由京返甘路經平遙借票號銀三萬兩。光緒三十年(1904)奉天官鹽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銀20萬兩周轉。
    十、匯兌庚子賠款。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訂了《辛丑條約》,其中規定付各國戰爭賠款45000萬兩,年息4厘,分39年還清,本息共98223萬兩。清政府為支付賠款,除從國家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攤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匯解,而山西票號則承擔了龐大賠款的匯解任務。
    十一、承辦“四國借款”《馬關條約》簽訂后,對日賠款二億兩,后又增贖遼費三千萬兩。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不足8900萬兩。為籌還賠款,被迫三次舉借外債: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億法郎,折銀9800余萬兩;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9700余萬兩;第三次向英德續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因匯價變動為11200余萬兩。四國借款每年付息1200萬兩,加上其他外國借款還本付息和開支,全國財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萬兩。戶部只得將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攤,由各省采用鹽斤加價或地丁貨厘附加辦法籌款,匯往上海還債。于是山西票號生意又增,包攬了部分省的匯兌。這些票號在四川、廣東的有協同慶,在廣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長,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協同慶、蔚泰厚、百川通,在陜西的有協同慶,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長、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長、日升昌、協成乾等票號。
    由上可見,山西票號最初由于商品交換和貨幣擴大流通的需要而產生,它是從商業中分離出來的金融機構。
    從19世紀50年代以后,其業務蛻變為匯兌和墊借公款為主,對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匯兌已不屑一顧,甚至規定500兩以下概不辦理匯兌,他們通過匯兌公款手中經常川流大量資金,加之公款不計利息,從而獲得了很大利益。
    光緒三十年(1904)清政府規定公款發商生息辦法后,利率年息不過4厘到5厘,票號占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
    據統計,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產部存放各銀行票號款項共693萬兩,其中戶部存放銀行424萬兩,占總額的61%,存放票號206萬兩,占總額的30%,存放外國銀行57萬兩,占總額的8%,存放其他行號六萬兩,占總額的1%。
    以上統計說明,票號掌握著戶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說票號的利益與清政府的利益緊密聯在一起,以至票號走上了畸形的繁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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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八年福建永豐官局銅錢票
2017-07-14 由 宸逸軒錢幣收藏 發表于文化
錢幣收藏知識:咸豐八年福建永豐官局銅錢票陸百文一枚,右側可見「列字第□□號合同官票」字樣,永豐官局自咸豐三年九月開張至咸豐九年正月停業,存世僅五載,其所發局票於停業後一應回收核銷,實物存世屈指可數,為清代紙鈔之大珍品,此枚圖文清晰、保存完整,實屬可遇而不可求,CMC25/7新 咸豐三年七月,閩浙總督王懿德奏請閩省開設官銀錢局,以發行官銀錢番票。奏稱:「閩省負山濱海,物產無多,商賈鮮通,銀錢稀少。民間貿易,向以錢鋪之票,互相流通,故不致遽形匱乏。迨上下游匪徒滋事,人有戒心,收存店家之票,無不現錢是取。
咸豐八年福建永豐官局銅錢票陸百文/CMC25/7新,拍賣成交價格RMB 287500元,拍賣專場為北京誠軒2017年春拍-紙鈔。
今閩省銀票短絀,各店之票不能取信於民,自應急籌變通,以期流轉」。 九月初三日朱批:「戶部速議具奏,單並發,欽此。」幾經周折,九月十九日,永豐官局終於正式開設,全稱「福建永豐官銀錢局」,局址設省城福州城內,旋在城外南台添設分局。 咸豐三年九月,永豐官局先是仿照京師官票發行制錢票和銀兩票,爾後,根據閩省實情還發行了台番票。
咸豐捌年(1858年)永豐官局·憑票支銅錢陸百文;該局為近代福建省級銀行之鼻祖,其紙幣實物存世極罕,堪稱清代鈔票之大珍品,雙龍環繞直書局名之版式,圖案極為美觀,十分少見,留存至今實屬不易;七至七五成新,拍賣成交價格RMB 172500元,拍賣專場為上海崇源2014秋拍-古錢 紙鈔。
今所見,永豐官局制錢票共有六十文、一百文、二百文、四百文、五百文、六百文、一千文、二千文、五千文九等面值。票面蓋有「國寶流通」、象駝戟瓶(寓萬象太平)異形戳記,同時蓋有「納糧完課 商民通行 鼓鑄銅錢 陸續支取」局印以及「永豐官局」長方形、正方形印章。福 建開設永豐官局實為一時權宜之計。如福州將軍慶瑞所奏:「奴才等複查閩省自軍興以來,兵餉、軍需兩無所出,不得已籌開永豐官局,行用官票。原以藉資周轉,為一時權宜之計。」官局開設之初,資本金較為雄厚,且有「銀、番、錢三項與官票相輔行用,如有赴局兌易銀、錢,及持票向局支取現銀、現錢、現番,或兌換官票者,均照市價,公平兌換,......」
清咸豐捌年(1858年)永豐官局憑票支銅錢伍百文紙鈔一枚,往字第四一九號,原票七至七五成新來源:北美私人藏家之珍藏著錄:《嘉德二十年精品錄——郵品、錢幣、銅鏡卷》225圖原物《閩錢集珍》封底原件,拍賣成交價格RMB 126500元,拍賣專場為上海泛華2015年春拍-錢幣專場。
所以,永豐官局所發局票一時頗取信於民,似乎深受各界歡迎。咸豐四年起,永豐官局又先後於廈門、建寧、福寧、汀州、台灣等地設立分局,藉以推銷局票,拓展業務。 然而,永豐官局自開設之日始,即已潛伏危機。尤其是咸豐七年至十年(1857-1860年)間,楊輔清、石達開等所率太平軍三次入閩,閩省「倉悴軍興,拮据異常,官民交困,有岌岌不支之勢。」
軍需開支的浩繁,以致「兵餉、軍需兩無所出」,全賴永豐官局濫發局票、寶福局濫鑄大錢及鐵錢維持殘局。永豐官局開設未及一月,閩省藩糧鹽各庫即隨意提取銀票,以應付各類開支。未幾,情形拮据,錢不敷支,私鑄分起,各種營私舞弊滋生,百姓苦不聊生。 咸豐八年八月,新署閩浙總督慶瑞以「閩省官局票本全虛,民生日困」為由,奏稱:「竊照閩省於咸豐三年倉悴軍興,餉需既無可籌那,民店又接踵倒閉,官民交困,幾不能支。當經奏准開設永豐官局,行用銀錢各票,以其上濟國用,下濟民生。
清咸豐五年(1855年)永豐官局憑票准錢壹百文紙鈔一枚,加蓋紅色「遠近商民一律通用制錢充足照票支取」、各型「永豐官局」印章五枚,極少見,八五成新,拍賣成交價格估計RMB 60000元,拍賣專場為上海泛華2015年秋拍-銅幣 古錢 紙鈔,流拍。
數載以來,用兵未已,一切軍需兵餉,司庫搜羅既罄,無款應支,不得已悉提官局票銀,藉資 搘 拄。計截至上年十月底止,共已提取票銀三百八十萬兩有奇。此項銀票,無非仍向官局兌易票錢行使,是以票行日巨,票本愈虛,紋銀銅錢缺少,遂致米糧百物,價日翔昂,民難謀生,怨恣日甚。」 咸豐九年正月,永豐官局被迫停業,整頓局務,所發各種局票收回核銷。建寧、阜寧、汀州、廈門各分局隨即裁撤,之前所領省局代為印製的銀、錢、番票,亦一併核銷。唯有台灣分局雖應裁撤,因遠隔重洋,其承領各種局票則未上繳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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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中法又稱開中或開中制,是明代為鼓勵商人運輸糧食至邊塞,以換取鹽引,以給予販賣食鹽的資格。
開中法類似於北宋的折中法,但又有稍許不同[1]。洪武三年開始的舉措[2]。洪武四年(1371年)始定「中鹽例」,規定五石糧食可向朝廷換取二百斤的鹽引。鹽商因長途運糧耗費巨大﹐就在邊區僱傭開墾田地﹐直接生產糧食﹐再換取鹽引﹐稱之「商屯」。後來不限於糧食,布料、銀兩、馬匹等皆可換取鹽引。
開中法可以分為報中﹑守支﹑市易三步驟,邊商進行報中﹐用糧食向政府換取鹽引;內商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守候支鹽;水商進行市易,將鹽運到指定地點進行銷售。明代中葉後﹐開中法弊端甚多,出現「占窩」的現象﹐意指豪族以納糧佔有鹽引﹐然後賤買貴賣,嚴重破壞了開中制度。弘治時,遂以葉淇為戶部尚書,改舊制為折色法,但開中法並未廢除,一直沿用至明末[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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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山西:晉商傳奇——喬致庸
2016-08-01 由 今日雜談 發表于歷史
喬家的第一代喬貴發大約是乾隆年間人。乾隆初年,喬貴發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頭一個當鋪當店員。十餘年後喬貴發和秦姓同鄉開了一個小字號廣盛公。後來生意不景氣,廣盛公面臨破產。但廣盛公的許多生意夥伴認為廣盛公東家為人處世不錯,不忍看他們破產,相約三年後再來收欠帳。三年後,喬貴發不但還清欠款,生意還重新復興,把廣盛公改名為復盛公。這已經是嘉慶年間的事了。這個故事似乎已經奠定了喬家經商重誠信的基礎。而將家族生意乃至票號生意發揚光大的,正是喬貴發的孫子,電視劇《喬家大院》的主人公喬致庸。
一介儒生被迫接手家族生意
喬致庸出生於1818年,去世於1907年,活了89歲。在整個喬家前幾代人中,喬致庸是最長壽的一個。」歷經兩代人經營,到喬致庸出生時,喬家家境已經比較富裕。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的。
從明代山西人以經商為榮的風氣就開始形成。在50年代搞過一個調查,祁縣當時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經商史。當時祁縣人口在10萬多一點,按這個推算,當時祁縣就有兩萬多人在外經商。
祁縣喬家堡的喬致庸雖然生活在這個商業氣息濃厚的地方,卻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養大,極受大哥關愛。由於大哥對他照顧有加卻沒有一般做父親的嚴厲,喬致庸的生活可以說過得很自在,年輕時的喬致庸是個有錢又有閒的人,他對當官其實也沒什麼興趣。喬致庸的大哥因戰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的喬致庸於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從咸豐初年到光緒末年,喬致庸的人生經歷了整個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後,他卻在社會動盪、兵荒馬亂的清朝晚期把喬家的生意推到了頂峰,尤其是喬家的票號生意。喬致庸當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絲路。商旅路途的艱苦和危險開始讓喬致庸逐漸意識到票號的重要作用。
100多年前的「銀聯"理想
在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時,已經有了平遙的日昌升票號。當時票號很少,全國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個分號,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響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還必須帶著銀子做生意。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後,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這個想法多麼先進,他的理想有多大!這不就類似今天的銀聯嗎?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這樣完善的想法和廣大的氣魄了。不但如此,喬致庸雖然力圖將票號發展到全國,卻並沒有壟斷票號生意的意願。他的想法,其艱難和風險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讓票號把20兩銀子匯到南方,這在當時連路費都不夠。想想看,如果你喬家在新疆要是有票號,讓你匯一兩銀子去你也必須做到,這個成本和風險何其驚人!但喬致庸就是那樣的理想主義。
喬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號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當時商路上土匪和亂軍縱橫,商人攜帶大量銀兩非常危險不便。而票號兌換的匯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沒有密記也不可能在票號中兌換到銀子。令人驚訝的是,後人考證,整個山西票號史上,至今一例有據可查的誤兌錯兌都沒有過。喬致庸利用喬家的資本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這樣幾個數據顯示了喬致庸經營票號的發展速度,「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6萬兩,沒幾年就變成12萬兩,到光緒十幾年的時候資本已經增加到35萬兩了。
原因其實很簡單。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投入作為資本,行話稱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帳期分利,每個帳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學說,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里也可以說首屈一指。當時有人估計喬家的資本有四五百萬兩白銀。建國後的研究估計,喬家的流動資金約在800萬到1000萬兩,這還不包括票號和房地產。
儒學與商業完美融合的一個標本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賦,喬致庸在經營時把儒家的寬厚和仁義精神帶進商業。現在能看得到的最確鑿證據是喬致庸去世後立的墓表,記述了喬致庸幼年的家庭狀況,以及他本來想通過科舉考試光耀門庭,卻被迫接手家業,並以儒學為經商指導大獲成功。而作為商人的喬致庸手頭仍然常備有四書五經和史記等書籍,對於社會上的災禍,他都會挺身而出賑災。朱秀海說:「『民為貴,君為輕。』喬致庸內心就是這樣一個民本主義的思想。
喬致庸在經營中對人脈的精明投資。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喬家大德通掌柜高鈺接到一封密信,寫信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接到信後,高鈺立即把喬家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後缺錢,山西官員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號商量『借錢』,要大家體諒朝廷苦衷,大家誰都不敢答應。當時喬家大德豐票號的一個跑街的(業務員)賈繼英卻當場答應,同意借給朝廷銀10萬兩。他雖然是個跑街的,但自作主張的權力很大。當時太后很高興。賈繼英會去跟大掌柜閻維藩說,閻維藩問你為什麼答應?賈繼英說,國家要是滅亡了我們也會滅亡,要是國家還在,錢還能要回來。而慈禧太后此後給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筆是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來經營;另一筆是將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10億兩白銀交由山西票號來經營。
1906年喬致庸去世前,喬家的生意進入最輝煌期。可能常人看來非常奇怪,因為當時正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山西票號的生意卻獲利甚豐。那是因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號的禁令,過去絕對不允許票號進行公款匯兌,但戰亂讓南方給朝廷的公款無法到達,只好對民間票號解禁令。但是國家的危機一過,朝廷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後,國家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辛亥革命一開始,山西大部分票號迅速崩潰。只有祁縣的大德通、大德豐,瞿家的三晉源、大盛川這4家是經營最久的票號,其中喬家的大德通、大德豐直到1951年才關門,成了最後一個山西票號。
1907年,89歲的喬致庸去世。從一介儒生到晉商翹楚,一生歷經嘉靖、道光、咸豐、同治、光緒5個朝代,喬致庸的人生濃縮著山西商人的傳奇。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o8alm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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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落盡‧舊夢如煙
晉商傳奇五百年
山西晉商,與威尼斯商人、猶太商人並稱世界三大商幫,在沒有動力運輸的年代,堅毅果敢的山西商人憑藉著馬匹與駱駝走出萬里茶路,將廣袤大地上的物資送往迎來,造福天下,也富了自己,成就叱吒中國的商業傳奇。
叱吒中國的商業傳奇|人物專訪|看大院裡悲喜人生
走進霸氣大宅門
06年一部電視劇《喬家大院》紅遍華人世界,將豐富的晉商文化與迷人的大宅邸鮮活地再現於今人眼前。跟著我們走一趟平遙古城,探探昔年大財東風采。
瀟灑不羈的一代財東|財東不是人人都能當|大宅門風水眉角|喬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莊園
破解票號的秘密
晉商從小康商人走向全國富戶,靠的卻是領先全中國的票號行業。這批晚清的金融菁英,究竟有何本事左右中國的經濟大業?
賭肆出身的金融奇才|掌櫃這一行|匯票四大秘密|日昇昌票號|協同慶錢莊
跟著英雄走鏢路
神秘的保鏢行業,即使在今日仍是最具傳奇色彩的行業之一。平遙古城中如今還保存有眾多鏢局遺址,走逛一趟古代鏢局,彷彿重返當年鏢師生活現場。
稱霸武林的傳奇鏢師|風塵僕僕走鏢路|走逛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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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四大商幫,晉商的成敗。
2016-10-26 由 樂觀豁達的人 發表于歷史
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築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三多堂等。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然後向想中國索要賠款,慈禧就想晉商的喬家借錢還國債。晉商的經濟實力,可見一斑。
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擁有豐富鹽鐵資源和處於政治、軍事要衝位置的山西,歷來就有經商的傳統。明清兩代,隨著戍邊的需要和經濟的發展,山西商人被推到了商業發展的前台,最終創造了長達五百年的商業傳奇。到清代,晉商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大商幫,經營範圍包括鹽、鐵、茶葉、絲綢、糧油、木材、雜貨等,經營地域遍布大江南北,遠至俄羅斯、蒙古等地。而在清代道光年間,票號的橫空出世更是將晉商推向了最輝煌的頂點。
票號的誕生與發展
在嘉慶和道光年間,當時社會不太安定,各地的農民起義非常多,其中活躍在北方的主要是白蓮教。過去商人掙了錢都是雇鏢局把掙的錢運回去,但是當時白蓮教在北方起義的時候,銀子很不安全。當時平遙有一個叫李大全的人,開了一家西裕成顏料坊,在北京、天津均有分號。所以朋友就托他把自己的錢放在天津、北京,然後他給開個條,到平遙總號再去換真金白銀去。這個人挺仗義,因為他們在天津、北京也有業務,也需要錢。後來他那個掌柜雷履泰,發現他的東家作為好事幫朋友忙進行的銀錢匯兌,異地匯兌,其實是一個商機,他就勸他的老闆,把這個顏料鋪改成一個票號。所以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歷史上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就此誕生了。
票號誕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隨著商業活動的發達,必然導致金融事業的發達。明清時代中國的商品經濟相當發達,也就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提出了要求,票號的誕生也就成為歷史的要求。為什麼歷史的要求是由山西人、由晉商來實現的呢?
第一、從事票號需要大量的資金,而當時山西商人是「富甲海內」。明代奸臣嚴嵩的兒子嚴世蕃曾經評論天下誰最有錢,他調查的結果有十七家是資產達到百萬以上的,這十七家中十二家都是皇親國戚,都是有權的人;有五家是老 百姓,其中徽州有兩家,就是徽商,山西有三家。山西人資金雄厚,從事金融業就有資本,這是第一個。
第二、金融業既然是搞異地匯兌,在全國一定要有分號,而山西商人在發展的過程中實際上在全國各地都有分號,這些分號做匯兌就非常方便。
第三、山西商人有一批優秀的職業經理人,有一批非常精通業務的人。這批人可以成為票號的骨幹。
第四、最關鍵的是山西商人的誠信是天下有名的。
票號是做什麼呢?票號主要是兩種業務:一種業務就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第二個業務就是異地匯兌。比如要去四川做買賣,不用從北京把銀子帶過去,只要把錢放到票號,票號給開一個條兒,到了四川成都找到票號的分號,把票換成銀子在當地使用即可。另外第三個業務就是把各種不同成色的銀子通過冶煉,給它變成成色統一的一個標準化的銀子。
晉商的票號發展得非常地迅速,起先他們主要做民間的信貸,也就是商人需要的時候,通過票號進行匯兌。在太平天國以後由於交通運輸不太安全,所以以後逐漸地清政府的財政匯兌實際上也由晉商代理了,各地政府把銀子交給中央政府,過去是用鏢局來運真金白銀,現在也改為由票號進行匯兌。這對於山西的晉商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政府的匯兌這一塊數額非常巨大。另一次機遇就是八國聯軍進北京之後,慈禧和光緒在西逃的時候受到山西商人的接待,慈禧逃出來非常狼狽,山西商人不僅接待地非常好,而且還給了20萬兩銀子讓慈禧路上用。慈禧回去以後非常感謝山西商人,就把八國聯軍進北京以後的賠款,全部交給山西人辦,本息總額在一億兩白銀。這使得晉商在1900年八國聯軍以後,一直到1910年清政府垮台以後,成為晉商最輝煌的時期,做成了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商幫。
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全國一共擁有的51家票號,其中有43家由晉商開辦。而票號的英文也被翻譯為「shanxi bank」,西方人還將票號稱做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票號的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最早的股份制商業企業
晉商的貢獻還不只票號,它還是世界上最早採用股份制的商業企業。這種股份制企業有兩個特點,一個特點是它的錢不是一個人出的,而是許多人出的,但是在許多人裡邊一定有一個人叫做大東家,他說了算。實行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是第二個特點,東家不做買賣,僱傭職業經理人來做。資金的運用、業務的調派、人員的招聘、內部管理完全由大掌柜一個人說了算。晉商對東家有很多限制,要求東家不能夠干預大掌柜的經營活動,規定東家的「三爺」不許進商號,所謂「三爺」就是「舅爺」,小舅子;「姑爺」,女婿;「少爺」,兒子,這「三爺」不許進票號。
正因為大掌柜重要,所以晉商非常重視人才。有一個票號在福州的一個分莊掌柜叫閻維藩的。經營很有一套,一次他把十萬兩銀子借給了一個叫做恩壽的軍官去買官,總號認為這事太冒險了,買不到官銀子不就打水漂了嗎?總號就指責他,還要處分他。可是恩壽挺能幹,終於當上了官並很快還了十萬兩銀子。既然錢還回來了,總號對這個事也就算了,可是閻維藩覺得不舒服:我沒權自己做主怎麼掙錢啊?就辭職不幹了。
當時喬家的喬致庸——喬家成長過程中非常關鍵的一個人物,聽說閻維藩辭職,就想聘請他當自己票號的總經理。喬致庸就派他的兒子在路上等著,在從福建回山西的路上帶了十人抬的轎子專門等他,等了好幾天終於把這個閻維藩等來了,喬致庸的兒子就上去說我父親讓我專門來迎接你的。喬致庸當年已經是山西有名的富翁了,這麼大的一個富翁派兒子來接他,他覺得非常感動。閻維藩尋思自己的年齡比喬致庸的兒子還年輕,自己坐轎子讓他在下面走著,實在是做不過去,所以說什麼也不肯坐轎子。倆人都不坐轎子,他們倆人就走著,一路走回家。回去以後喬致庸就設宴,隆重招待閻維藩,然後跟閻維藩談起了他的打算,閻維藩覺得對我這麼重視,那我一定得好好做出點樣子來。喬致庸就聘他當他的票號大德通的大掌柜。閻維藩士為知己者死,票號做得非常好,一共當了二十六年的大掌柜,在他任職期間票號每股的分紅平均達到一萬兩銀子,這個在當時都是非常突出的。
晉商能夠走向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於培養和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商業頭腦和知識儲備的人才。可是,晉商又是如何吸引人才的呢?票號里那些幾近苛刻的制度,為什麼沒有把員工嚇跑?晉商成功的秘訣在哪裡呢?
晉商成功秘訣之一:激勵機制
晉商有一套相當完善的激勵機制,晉商裡面工作的收入可以分為兩塊,一塊叫做「固定收入」,又分做兩塊,一塊票號實行「供給制」,吃、穿、用,一切由票號提供。待遇怎麼樣呢?待遇非常優厚,吃的每天中午都有肉,基本都有酒,冬天還給黃酒,票號裡邊吃的東西基本上是半個月不重樣,每天都換一樣,吃得非常好。穿得也非常好,夏天是絲綢,冬天是毛料。在外地工作回家探親,坐車、坐船一切費用由票號支付。另一塊固定收入叫做「辛金」,即工資,一般從出徒以後起步,第一年是二兩銀子,第二年是四兩銀子,然後工作了十四年以後銀子漲到了一百兩。當時的一兩銀子相當於現在的二百塊錢,一百兩銀子就是一年的固定工資,就是兩萬塊,這兩萬塊錢就是讓你養家餬口用的。
另一部分收入叫做「身股制」。晉商票號里的股份有兩種稱呼,一種叫銀股,就是東家出的錢;一種叫身股,身股是東家給的,作為分紅的一個憑據,身股制讓你參加分紅。晉商票號里怎麼分紅呢?比如合約上規定銀股和身股六四分成,假如今年盈利100萬,60萬兩是東家所獲得的;剩下的40萬兩銀子是員工的身股分紅。身股制也就是現在說的全員分紅。如果你是一個普通員工,身股就是三厘,平均每年能分到1075兩銀子。一千多兩銀子相當於現在的20多萬人民幣,這個收入就相當高了。如果當了中層,拿到了五厘、六厘身股,當到了高層,拿到了十厘身股,這時候分的銀子肯定就更可觀了。這種激勵制度就把員工的收入高低和票號的經濟效益好壞密切地聯繫在一起,所以員工就有積極性了。
票號對員工要求非常嚴,有「十不准」,比如外出規定:到外地工作不許帶家眷;不許娶小老婆,不僅不許娶小老婆,而且在外地工作,娶老婆一定要回山西,不能在外面娶,娶就要娶山西人。更不許吃花酒,到什麼歌舞廳這種地方是絕對不能夠去的。不許貪污;不許盜竊;不許懈怠號事;不許假公濟私;不許私自貸款等。規定得這麼嚴,為什麼員工願意執行呢?因為激勵機制非常有效。
晉商成功秘訣之二:企業文化
晉商不僅講究制度,而且講究企業文化。晉商的企業文化就是誠信。第一就叫「誠」,八國聯軍時期北京的分號都被八國聯軍毀壞了,帳本也給燒了,錢也丟了,但是晉商仍然堅持只要你拿票,只要在我們這兒存了錢,就照付不誤。那麼第二就叫「信」,也就是員工要忠於東家,要「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這在晉商形成了一非常強烈的傳統。所以在很多動亂的時候,晉商的職業經理人非常敬業。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城很亂,總號告訴各個分號,不要官錢丟了多少,也不要管店鋪怎麼樣,只要人回來就行。但是有一個分號總經理叫齊夢彪,就堅持讓別人回去,自己不回去,留個人在這兒損失就小一點,不留人損失就大一點,他把自己的生死置於度外,使他這個票號成為八國聯軍在北京燒殺搶掠期間受損失最小的票號。他對東家非常地誠,一定要把東家的財產保護好。
晉商成功秘訣之三:群體精神
晉商講群體精神。過去對於票號政府沒有任何的規定。票號怎麼管理這麼好,大家這麼守規矩呢?因為票號的人自己團結,形成為一種團體,這種團體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然後共同把事情做好。什麼叫商幫呢?就是以地域或者是血緣為紐帶,一個鬆散的商業聯盟。它一定有一個紐帶,比如徽商的紐帶是血緣關係,而晉商是以地域為中心的,所以晉商講究「用鄉不用親」。這種老鄉的觀念就把大家團結在一塊兒。
晉商成功秘訣之四:官商結合
在封建社會裡邊,任何一個成功的商幫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都靠了一個官商勾結。晉商的官商關係也走得很厲害,比如他們和各省巡撫,比如說張之洞,和許多貝勒、親王,都有密切的個人關係。
晉商的沒落
儘管晉商有著輝煌的歷史,但是隨著1914年日升昌票號的倒閉,標誌著晉商左右中國金融界一個世紀的歷史結束了,晉商也從一個龐大的商業王朝一步步走向最終的沒落。那麼,究竟是什麼力量摧毀了山西商人苦心經營百年的金融帝國呢?
晉商沒有完成兩種轉化。一種轉化,沒有從封建商業資本轉向現代工業資本,沒有完成這種轉化;第二種轉化,沒有從封建錢莊的金融制度轉化成為現代銀行制度。晉商有保守和封閉的一面,而且這一面在晉商的後期表現得特別突出。當年的山西晉商根本不了解世界形勢的變化,認為自己的錢莊、票號也就是最好的金融形態。其實這個時候外國的銀行已經進入了中國,而且中國的銀行最早基本上是由寧波人創辦,銀行也開始出現了。
現代銀行和傳統的票號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的票號資本都很少,大概是幾十萬兩銀子就算是多的,而現在的銀行資本金特別雄厚,因為它廣泛地在社會上實行招資。但票號一般是針對大戶,很少針對小戶的。現代銀行靠的是制度,比如說抵押制度。而票號就是靠一個信譽,只要覺得你這個人講信譽,我就把銀子借給你。收不回來就算了。而現代銀行講究有貸款保證,房契、工廠的地契,我才貸款給你。
20世紀初外國銀行進入中國,中國本地的現代銀行也在出現,在這種情況下票號就不思變?!票號的老闆們總覺得自己做得挺好,根本就不用變。那麼有沒有人做過努力呢?有。當年票號在北京的一些分號的掌柜,因為在北京見的世面多,認為晉商要活下來必須走向現代銀行。現代銀行的機會有沒有呢?有!第一次是慈禧讓他們辦大清國家銀行,要晉商出錢出人來辦這個銀行。但是晉商拒絕了,我們出錢出人,銀行你管,我才不干呢,所以晉商拒絕了。後來經府談判,清政府同意由政府出錢、由山西人辦銀行。但是晉商覺得銀行不行,又拒絕了。拒絕以後,北京這些票號的總經理們就非常著急,就策劃通過股份制的方法,把小的票號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大的現代銀行,他們進行了許多次討論,而且提出了方案。但是這些人不是決策者,位居高位的大掌柜和東家們實際上對這個方案都持了一個否定態度。
他們是小老闆心態,覺得自己在票號裡邊當一個大掌柜挺舒服,做了股份制銀行以後我還能當總經理嗎?說什麼也不干。所以最後晉商失去了這次寶貴的機會。晉商票號沒有辦法和現代銀行競爭,因此在1914年就垮台了。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6km9lvm.html


明代兩百多年內,金銀比價從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到明末的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貴金屬的流動看似只是經濟行為--國最早從羅馬時代便被認為是歐洲貨幣的歸宿,由於國際收支結構有利於中國,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十七世紀在美洲白銀推動之下更是如此,「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二十%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海外白銀湧入被認為是中國丟失貨幣主權的象徵,甚至認為這開啓了數百年貨幣主權外移的歷史。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認為正是貨幣主權外移導致明朝滅亡、清朝沒落。亞洲從羅馬帝國時代起,只同意歐洲用貴金屬來進行交換,而且亞洲主要接受白銀,中國和印度已成為在世界各地流通的貴金屬的最後歸宿。中國如此渴望白銀而且能夠吸引白銀持續流入,最初看起來是優勢,其實也構成了其脆弱之處。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促成了中國銀本位的確立,使得商品貨幣化前所未有地增加,而一旦這樣的流入遭遇衰竭,那麼其對於明代經濟也將帶來致命性的打擊。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爆發過多次重大饑荒。過去的解釋往往歸結於自然原因,事實上除此之外,更可將其歸結於積患已久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悲劇性產物,甚至涌入亞洲的金銀也難辭其咎。歷史學家艾維四指出,「這些金銀促成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長,以及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這一切被證明是社會和政治的腐蝕劑」。他認為中國困境源自幾乎完全仰仗於進口白銀來保證貨幣供應比例,一旦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實際數量急劇減少,明朝政府就迅速跌入經濟夢魘之中,而明朝的滅亡其實就在於財政的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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