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禎祥著作《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由台灣二二八和平促進會策畫 。（玉山社提供）
《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闡述二二八和台灣命運的鏈結 - 自由娛樂 https://bit.ly/3rYOCHV
〔記者邱巧貞／台北報導〕《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一書為作者李禎祥在政大台史所同名碩論的補充修訂版。從人權史的視野來看，二二八既是一場大屠殺，也是一波大逃亡，兩者有緊密的因果關係。屠殺背後，是陳儀當局複雜的政治操作，除極力誇張本省人的暴行和外省人的災情外，更將當時國軍兩大敵人：日本人與共產黨，嫁接到台灣的抗爭民眾，並燃起中國民族主義的怒火，將國軍對日本人的仇恨，報復到台灣人身上。
故國軍在二二八的虐殺手段，處處可見對日軍暴行的模仿。日軍暴行的殘忍、中國政治的險惡、台灣命運的悲哀，這三者緊密扣動的關係，是二二八最重要而深隱的脈絡之一。
為了躲避殺戮，成千上萬人展開逃亡，從平地潛隱山區， 從島內偷渡島外；墓地糞坑、天花板上、榻榻米下，都有人藏身。當局祭出懸賞、擄人、自首自新、連保連坐、戶口清查等獵逃手段，逃殺情節之驚心動魄，勝過政治驚悚電影。除了有形的逃亡外，還有種種無形但影響更深遠的「心靈逃亡」。
作者在書中提到，「虐殺」，顧名思義，是以殘虐手段殺人，由於虐殺的重要前提是「作意」，與「意外殺人」（過失致死）完全不同，反映出極端的人性，因此在政治、戰爭、文化、社會乃至心理學各方面，有相當豐富的探討空間。
台灣史雖有不少屠殺事件，但規模最大的虐殺事件，並非發生在比較「不文明」的前近代，而是近代，並且是戰後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從「極端人性」的角度來看，這種大規模的虐殺背後，必有深仇大恨以為觸媒；然而凶手（國軍）與受害者（台灣人）的關係，卻是所謂的「同胞」，而且是「祖國」政府「光復」台灣不到一年半，即派兵對其「同胞」進行大規模虐殺。這種情形相當詭異，特別是這麼強烈的仇恨如何產生，非常值得探究。
本書提醒，二二八和台灣的命運存在不可思議的鏈結，如果台灣不能與中國保持逃生距離，那麼，台灣人的逃亡之路應該不會結束。《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闡述二二八和台灣命運的鏈結 - 自由娛樂 https://bit.ly/3rYOC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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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台灣大屠殺/高雄大屠殺/基隆大屠殺/台北大屠殺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OWq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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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受難者寫遺書給親愛的妹妹：離開人世那晚，妳是我唯一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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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 聚珍台灣 授權提供
「親愛的妹妹妳知道嗎？我將離開人世間的那一天晚上，妳是我唯一伴侶，拿出妳的相片看了又看！啊！我希望……」
65年前的9月6日，是蔡鐵城在馬場町刑場被槍決的日子。
蔡鐵城是《和平日報》的記者，在那個「新聞自由」是奢望的年代，蔡鐵城不畏壓迫，堅持報導陳孔達屬下的連長私刑虐死臺灣兵的事件，即使少校和上尉前來興師問罪，報社也不為所動，甚至庇護蔡鐵城。
接下來蔡鐵城也不改其志，報導兩起戰後因中國政權來臺，導致瘟疫死灰復燃引起警方對民眾開槍的嚴重衝突事件 －「布袋事件」及「新營事件」。這樣接連對於軍憲警的報導，終於觸犯當政者的逆鱗，報社的人事被接連撤換，改由警總派來的人接任。而蔡鐵城在白色恐怖時期，終究難逃一死，於1952年遭當局槍決。
他的遺書直到整整六十年後(2012)的228當天，才終於交到最關心的妹妹和家人的手上。
圖左：行刑前笑容依然燦爛的蔡鐵城 
圖右：處決後在衣物裡找到的妹妹照片背面 (出自：二二八記者劫)
●以上圖文由聚珍臺灣提供，請勿擅自翻攝轉載。原文出處為聚珍臺灣臉書粉絲專頁。
●編按：蔡鐵城生平簡介如下，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
蔡鐵城原名蔡金城，1923年11月3日生於台中大甲莊尾里，戰後參與台中《和平日報》的籌設，並參加作家楊逵號召的「新生活促進隊」。期間曾揭露陳孔達七十軍的一名連長將台灣兵私刑致死的事件，導致軍方至《和平日報》興師問罪。
228事件發生後，加入中部的二七部隊，擔任二七部隊宣傳部部長。二七部隊事件後，蔡鐵城遭關押兩年多，1953年白色恐怖時期遭羅織罪名入獄，並判處死刑，1953年9月於台北馬場町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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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難醫師蘇友鵬 終身盼望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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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受難者、醫師蘇友鵬於今（7）日入殮火化，並於下午在濟南基督長老教會舉行安息禮拜。正在為蘇友鵬製作傳記的家屬龔昭勳表示，蘇醫師是個永遠不屈服的鬥士，心裡永遠是充滿理想、追求公平正義，積極面對人生，完全看不見白色恐怖時期，那10年政治黑牢的影響，願社會大眾也一同傳承他轉型正義的願望。
五十年代發生在台大醫院集體被逮捕的蘇友鵬醫師於2017年9月16日安逝於台大醫院，享年91歲（1926.01.12～2017.09.16）。蘇醫師曾經是綠島新生訓導處醫療所的主治醫師之一，1950年5月13日在服務的台大醫院被逮捕，同一天被捕的還有許強醫師（第三內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眼科主任）、胡寶珍醫師（皮膚科），蘇醫師則是耳鼻喉科大夫。蘇醫師、胡鑫麟醫師、及胡寶珍醫師後來被移送到綠島新生訓導處，並成為訓導處醫療團隊的主治醫師。那些年，新生訓導處的醫療所就如同台大教學醫院的綠島迷你醫院，有克難手術房、產房、病房，唯一缺少的是沒有精神科。蘇醫師是團隊中最年輕的成員，如今蘇醫師也辭世永眠。
蘇醫師生於台南善化的書香世家，曾祖父是清國舉人，祖父也是清國秀才，自幼天資聰穎，記憶力驚人，在祖父教導下學前就遍讀三字經、千家詩、大學與論語。蘇醫師依當時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小孩一樣進入公學校就讀，在公學校的蘇醫師一直保持非常優異的成績，於畢業時獲日本政府頒發給台灣人的最高榮譽獎章「宮殿下獎」（紀念日本領台的司令官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同年4月蘇醫師第二名成績考上直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5年後再以優異成績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預科理科醫類，成為少數台灣人中的學生。在戰爭結束那年的春天蘇醫師成為最後一屆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的學生，4年後（1949年）畢業時是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三屆畢業生。
莫須有移送綠島 毅然貫徹醫道
然而，蘇友鵬在台大醫院正要開始人生嶄新一頁時，旋即在不到一年就被逮捕。經過保密局南所、北所、軍法處看守所、新店等地的羈押之後，被依莫名其妙的「參加叛亂組織」罪名，判處10年有期徒刑，於1951年5月17日經過「死亡行軍」移送綠島新生訓導處（思想勞動集中營），成為第一期新生（對於叛亂犯的稱呼，意謂需要經過教育重新調整）。結果這一群新生醫師，在最克難的環境下，以最克難的方式組成堪比擬台大教學醫院的迷你版醫療所，僅缺了精神科醫師。在那個交通不便的年代，不但造福新生，更擴及服務管理官兵、軍眷、以及綠島當地居民。當年新生訓導處醫療之規模也堪稱為綠島空前絕後的記錄。
服完徒刑之後，蘇醫師在三個台大學長（李鎮源院士、蕭道應醫師、杜詩棉主任）的連帶保證，以及台南二中學長楊蓮生主任協助下進入台北鐵路醫院服務，成為中華民國政權底下的公務員，然而距離他脫離持續被監視的枷鎖，卻拖遲到1992年李登輝主政下廢除刑法100條；更直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蘇醫師等政治犯才真正爭取到比較多的重視。
晚年退休 依然關注世代正義
家屬指出，退休後的蘇醫師，過著非常單純的生活，喜愛運動的蘇醫師一週游泳3天，平日關心台灣社會的發展及未來前途，積極參與人權相關活動，提倡「Intergeneration Justice」（世代正義），期待曾經發生在台灣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
白色恐怖受難者蘇友鵬，開朗面對自己的晚年生活，並仍然關心轉型正義的實踐。圖／蘇友鵬家屬提供
為蘇友鵬撰寫傳記的家屬龔昭勳表示，事情發生至今已經66年，當年的那一群台大醫師沒有等到屬於他們的轉型正義，連最年輕的蘇醫師也未能等到。台灣的轉型正義要到何時才能真正徹底完成，這是我們還留在這個土地的所有人必須要思考、解決的問題。更進一步，我們有責任必須維護台灣的人權、民主，不容悲劇再次發生到我們，還有子子孫孫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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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仁醫受難 家屬促轉型正義

請妻子改嫁 政治受難者遺書讓人心酸

中央通訊社 中央通訊社


請妻子改嫁 政治受難者遺書讓人心酸© 中央社 請妻子改嫁 政治受難者遺書讓人心酸 (中央社記者盧太城台東縣19日電)1950年代政治受難者，面對突如其來的人生終途，他們最想對妻子說的話是「請妳改嫁，不要耽誤自己」，最深摯的愛，讓人心酸。

民國100年白色恐怖 (1949年至1992年)政治受難者要求政府歸還家屬遺書，經檔案管局清查，發現屬於個人私人書信檔案有177位受難者，其中112位有遺書。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和國立台東大學在台東大學知本校區舉辦「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讓這些「找不到回家路」的遺書，鎖住一甲子後曝光。

10封遺書中，就有3封是受難者寫給妻子，突如其來的人生終點，來不及和妻子道別離，他們對妻子最深摯的愛，讓人看了心酸。

「夫妻中途而別，請您原諒」，政治受難者郭慶於1952年4月1日處決，當時年僅31歲，處決前的2個深夜，陸續寫給妻子遺書，他告訴妻子「假如可能，希望您再婚」，4月1日上午6時絕筆，家屬60年後才取得遺書。

桃園人陳振奇，1952年12月9日被處決，當時26歲，他在他在槍斃前1日留下給妻子的遺書，他跟妻子說「請妳改嫁，不要耽誤自己」、「我對妳是不能做永遠的幸福了，妳就再去嫁」。

「請妳在女兒6歲後再婚」，台北人王耀勳1950年處決，案發時28歲，留下2歲的「美麗」女兒，他告訴妻子，死後遺體火化，送回台南故鄉，「請妳等到美麗(女兒)6歲時再婚，美麗就交託我哥哥養育，母親就請二哥照顧」

政治受難者遺書 東女看了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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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紀念碑不嫌多

2016-04-09 06:00

◎ 呂權豪

嘉義市二二八紀念碑為，因道路拓寬工程將遷址。（資料照，記者丁偉杰攝）
自今年二二八以來，諸多嘉義官、民資訊流傳，市府即將遷移位於八掌溪畔「全國首座二二八紀念碑」。首先是紀念碑設計者詹三原之子、部落客毛毛牙，於個人部落格「旭日之丘」撰文，建議將紀念碑移回火車站前。接著，嘉義市政府啟動網路「i-Idea」機制，徵求「二二八紀念碑遷移地點」，進而在本月底利用「i-voting」，可以預料，將選出遷移的地點。
筆者世居嘉義縣中埔水上，八掌溪上的忠義橋，既是城鄉來往的重要孔道，更是家族記憶之所繫。前往郡役所辦公的祖輩，牽著腳踏車渡過吊橋上初中的父母，開著發財車過橋批貨、在落日餘暉下的河堤散步… 這些既是傳承，也是生活的教育。那屬於年輕一輩的記憶又是什麼呢？正是忠義橋頭、彌陀路的二二八紀念碑。
得益於民主運動前輩的努力，即使是赤蘭溪畔的後生晚輩，都能夠從教育革新後的課本，獲知台灣自己的故事，以及掙求民主的斑斑血淚。正是二二八紀念碑矗立橋頭，以及隨之流傳的興建波折，才讓承平一輩知道民主得來不易，威權也並不遙遠。更綿延深遠的，沿著公路及河流，看到阿里山、看到吳鳳、看到山麓仍隱藏壓抑的原漢關係，才知道彌陀路的二二八紀念碑，水泥所承載深厚的族群和解意涵。
又或許，「蕭瑟」正是歷史開的玩笑，把激昂時代的二二八紀念碑，空降到嘉義郊外，八掌溪旁的三岔路口。河畔往往是奇魅神靈的聚匯之所，佛寺、萬應廟、土地伯公，安慰著穿越渡口不幸的人們、偷得浮生玩耍卻溺斃的同伴，以及，在消波塊上辛苦的工人（那個傍晚，多少嘉義人的淚水掉落在八掌溪的洪流之中。）一座純白的紀念碑，牽連起二二八與這塊土地長久的傷痛。
今日市政府要拓寬馬路，希望紀念碑重回車站，「在嘉義的門面閃耀」，但事實是，駛下二高進入嘉義市，這裡也是重要的門面。筆者相當支持在火車站，經由一段過程（或許廣招競圖）再度立起紀念碑，但不希望抹除忠義橋頭二十七年來的歷史地標。二二八的紀念，怎麼樣也不嫌多，民主也是世世代代、每個角落都需要的追求。應該讓每個從彌陀路進入嘉義市的人，都能理解二二八的重要意義。
（作者為研究生，嘉義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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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教官vs.蕭曉玲老師
◎ 林佳和
轉型正義是克服過去：面對己身過往歷史，在獨裁威權政治秩序下，遭違反人性尊嚴、實質法治國原則地侵害從生命到財產之所有法益的受害人，相對的加害人，進行不同形式「回復處理」，不論是司法平反與追懲、財產返還與補償。既然是克服歷史過去，自然必須對往日不公義的統治秩序，脫離個別受害者的、進行制度上的因應與處理，不論是清除威權象徵、澄清歷史真相，或是針對結構性政黨不法進行全面清理，都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廉價和解與共生，只說有未來、不敢面對處理過去，再多的溫情眼淚與合十雙手，只是鄉愿複製過去的不正義，讓之繼續悠然存在。
事實上，許多細微的轉型正義問題，更在周遭盤踞不去：台北市中山國中蕭曉玲老師，反對郝龍斌一綱一本，遭莫須有罪名解聘，其中程序諸多違法，濫行採證不可計數，行政法院竟以「那麼多理由要解聘妳，有些就算有問題，還有很多別的啊」搪塞，在監察院難得嚴厲表態，於調查報告中痛陳違法失職後，一切停留原點：法院尊重學校解聘，叫判斷餘地，教育局尊重法院判決，稱依法行政，唯一不需被尊重的，自然是行使言論自由、在「教育暨教育官僚體系」中被「教育人」一起教訓的「教師」。如果這叫教育，吾人何需政治？如果此稱法律，法官何需教育？
說起來，個人服務的政治大學，二二八發生之口罩教官怒撕受難者海報事件，「因為內容不妥」，相對可愛得多，直接告訴眾人「威權從未散去、何來眾人黃粱一夢？」的「歷史真相」。寫美國民主見聞知名的法國人托克維爾（Alex Tocqueville），看十九世紀歐洲社會，感嘆：「這裡只有臣民，沒有真正的公民」；轉型正義大哉問、大工程，或許，有真正公民為後盾，就先從關心這些微型轉型正義開始吧！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澄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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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二二八的三月屠殺

推文到plurk
2016-03-20 06:00

◎盧世祥
二月底的連續假期，電視記者以「二二八為何要放假？」為題，做街頭隨機訪問。年輕的路人甲一陣遲疑後說，「行憲紀念日吧！」路人乙同樣沒把握，「是不是蔣公誕辰？」
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官方估計有一萬八千到兩萬八千人遭蔣介石政權殺無赦，在歷史上被稱為「台灣人國殤事件」，或「台灣史上死傷最慘、最多，影響最深廣的歷史事件」。將近七十年後的今天，官方檔案依舊不全，真相未明，元凶未究，傷痕及陰影仍在，社會上不少人卻已遺忘，甚至對它毫無所知。
偶語棄市 也曾出現台灣
不識二二八？最根本的原因，這段令人痛心的歷史被長期湮沒，人民也遭洗腦應「寬恕過去，放眼未來」。即使最近的白色恐怖時期文件爭議，還有人仍堅持二二八官方檔案不宜公開，宣稱「社會氛圍瀰漫仇恨，貿然公開恐撕裂台灣」。更傲慢而令人憤慨的，是以「沒有歷史感卻要做歷史的判官是危險的，恐怕不夠資格，『很可怕』」來教訓公眾；原來，透過官方文件判讀二二八歷史是少數人的專利，尋常百姓哪有資格！
二二八的歷史，曾是禁忌話題。蔣介石政權在屠殺、鎮壓之後，繼之以長期白色恐怖。在威權時代，公開討論二二八根本不可能，即使私下談論，也可能招致個人極大的麻煩；「偶語棄市」不僅存在於中國秦始皇時代，二二八之後也出現台灣版。在高壓統治之下的台灣人民，普遍對政治冷漠，許多人選擇當順民，戰後出生的世代，從小被警告「囝仔人有耳無嘴」。對二二八的逐漸知悉，是民主的產物。
如今快七十年了，還有人為反對公布二二八文件逆勢操作，其為殘殺人民的當政者掩飾心態，與對岸中國御用文人並無二致。六四事件在中國一直是敏感話題，禁止討論或悼念；難道「偶語棄市」是中華文化的主流？同樣地，二二八至今，台灣人民從未見到當年的加害者，不論主其事者、奉命行事者或幫凶，出面為一己行徑認錯道歉；只由後來的李登輝、馬英九代打。台海兩岸兩個打著「中國」旗號的執政黨，戰後一直指責日本對於侵華戰爭未真誠道歉，卻極力遮掩自身犯下的鎮壓屠殺人民罪行；「雙重標準」莫非也是中華文化一貫之道！
轉型正義 是道德是文明
六四民運領袖王丹主張，轉型正義是道德工程，做錯事的當事人承認錯誤，方足以提高社會整體文明程度；「轉型正義不僅是政治問題，更是文明問題。」就此而言，處理二二八，台灣亦唯有誠實面對，公開透明，真相大白，有正義才是真轉型，有效撫平歷史傷痕，方能成就正常而文明的國家。
從整個事件看，二二八這天，只是這一段台灣黑暗日子的開端，接下來的三月到五月屠殺、清鄉，以及長期持續的白色恐怖，才是台灣人民所遭受的最大苦難。尤其蔣介石三月初派兵前來之後，大規模濫捕、殘殺行動開始，社會精英慘遭有計畫地殺害，外來政權恐怖統治從此禁錮台灣大地，人民長年難見天日。
事實上，六十九年前的三月此時，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所遭遇的極度悲慘故事，只要翻開今年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印製的桌上型月曆簡單註記，即可大略看出︰二二八事件爆發（二月二十八日）、二二八事件大屠殺開始（三月六日）、林茂生紀念日（三月十一日）、陳炘紀念日（三月十一日）、湯德章律師紀念日（三月十三日）、畫家陳澄波紀念日（三月二十五日）。其中，林茂生是台灣第一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創辦並主持「民報」，被害時是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陳炘也是美國哥大出身，創辦第一家台灣人金融機構「大東信託」。湯德章是台南最知名律師，法院判他事件中維持地方治安「無罪」，卻遭當局虐殺。陳澄波有「油彩的化身」美譽，作品是台灣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第一人，二二八被嘉義人推舉為「和平使」與官方談判。
三月屠殺 台灣精英滅絕
台灣精英慘遭殺害，或被軍警帶走一去不回，或屍骨不存；或如國寶級畫家陳澄波、湯德章律師，被害之後曝屍數日。中國素有「棄市」傳統，官方殺人之後，還要曝其屍於市場或公眾場所，以嚇阻公眾；這一傳統在二二八也照搬台灣。精英慘遭滅絕，以致經歷二二八的作家葉石濤曾告訴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在我這一代，可以殘活下來的人，都屬二流以下的人才。」
台灣人民犯下什麼滔天大罪，致遭此災難？當年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所提三十二項要求，堂堂正正，主張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等自由權利，也強調司法獨立，表達了台灣人民追求自治的普遍民意。但在貪腐、專制、落伍的外來政權眼中，不聽話就是造反，陳儀虛與委蛇，且向蔣介石討救兵，樸直而欠缺經驗的台灣精英，在戰後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首度衝撞中，終不敵中國奸巧的鬥爭手法與大軍壓境。
二二八使台灣精英中的祖國派如林茂生喪命、林獻堂選擇老死日本，加上祖國派左翼不少人在白色恐怖中死於國民黨槍下，祖國派夢碎，要求自治不成，但台灣人追求當家作主、建立自己國家的努力不懈，前仆後繼。如今，台灣正朝著以民主方式建立正常國家邁進，只要實施反映真相的歷史課綱，把轉型正義做好，深化民主，以年輕世代的台灣認同極其顯著，前景一片光明。（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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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祖國夢 一場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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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0 06:00

日前一位日本媒體人吉川直矢先生來訪問我，訪談中問到：「近十年來你們台灣和中國來往頻繁，為何自認為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不願意接受統一的人，反而越來越多？」
我打了一個情侶的比喻：「因無知而結合，因了解而分手。」這個比喻也許不很周延，不過「台灣認同」的比例越來越高，「中國認同」比例一直下降，這已很明顯。連「統派」的聯合報最近都公布了類似的民調，不接受「一個中國」的民調比例高達八十一％。
其實這種「因了解而分手」的歷史教訓，在七十年前就出現了。戰後初期台灣民心向背的轉變，就是類似的歷史型模。
戰後中國接管台灣之初，台灣人以全中國各省未有的熱情迎接心目中的「祖國」，然而真正迎接到的，是「接收」變成「劫收」，「官兵」變成「盜賊」的局面，民心潰決，終而釀成二二八大屠殺。
社會精英的祖國夢，更是一場噩夢，例如：台灣金融先驅陳炘，熱心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各地搭建歡迎牌樓，教唱「國歌」，他萬萬沒想到一年四個月後會喪命於祖國槍下！花蓮的張七郎醫師也在市區搭建歡迎牌樓，書寫對聯「歡喜江山歸依舊，迎來旗幟慶重新」，哪知道一年四個月後，他不但沒有「慶重新」，反而父子三人命喪黃泉！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以為「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儘可付閒鷗」，哪知他所迎接的「祖國」，不但讓他當不了「閒鷗」，卻成為槍下冤魂！林獻堂在日本統治下高吟「祖國我欲乘風歸」，但是「祖國」來臨之後，他終卻流亡東京，留下「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的喟嘆，抑鬱而終。
當年歡迎祖國的台灣人，就像平日「好龍」的「葉公」一樣，等到真正的龍來了之後都嚇破了膽！為何如此？誠如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所言：「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無經驗的實感」，當真正體驗所謂「祖國」的統治之後，才後悔「這個祖國怎麼和我們心裡所想的不一樣」（林茂生語）。
台灣民主化之後，台海雙邊開放來往接觸，也開始領教真正中國人的德性而有了「經驗的實感」。原來「十億人口九億騙，還有一億在訓練」的順口溜，比起國民黨教我們的「炎黃子孫」的神話要貼切多了。動不動就在公共場所吐痰、吆喝、插隊、吵架、打人的「中華兒女」，讓台灣人開了眼界！至於維權律師、出版商、記者、編輯、練法輪功、起草憲法草案的知識份子，都會隨時失蹤或「被自殺」，這種政治只剩不到一成的「海有逐臭之夫」才想跟他們「統一」。
台灣人不是數典忘祖，而是在「民主自由」與「中華民族主義」之間，有所優先選擇。二二八事件前，台灣人來不及選擇；現在，我們還來得及選擇。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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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及白色恐怖相關史料 中研院公布線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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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和檔案館昨日宣布，已開放線上查詢〈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相關史料〉目錄。圖為228事件69週年紀念會民眾獻花追思。（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2016-04-09 10:40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先前因為憲兵濫搜案而浮出檯面的國家機密資料狀況，除了有胡姓顧問將大量白色恐怖文件交給《正晶限時批》節目組，並由北市議員王世堅暫為保管之外，擁有相關史料的中研院也被外界質疑沒公布手上的資料，而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和檔案館昨日宣布，已開放線上查詢〈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相關史料〉目錄。
台史所指出，〈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相關史料〉包含了兩大系列，一是「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相關檔案」，收錄1947年情治人員在台灣及澎湖等地的情報檔案，共有226案件。
第二則是「白色恐怖相關史料」，收集了1947至1956年保密局在進行情搜工作後的情報檔案，內容還包含各政黨活動情形、個人及團體組織活動情形，總共101件。
該研究單位表示，由於這些檔案相當珍貴且涉及敏感私人資料，若是民眾在查詢和瀏覽目錄後有需要查閱檔案內容，可以到閱覽室申請調閱，並當場閱覽抄錄。
台史所更提醒，檔案內容是情治人員以化名聯繫和分組報告的調查文件，所以史料中的人物和內容的真實性還需要考證。因此主要是依照原有的文件資訊撰寫簡要目錄，不過在目前已解讀出版的部分，則會在目錄上增加更詳細的文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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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轉型正義：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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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普麟／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翁立紘／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生

我們任何人都無權說「讓過去的事過去吧」，然後揮手間一切就真的過去了。我們的共同經驗恰好相反—過去的一切並未消失、沉寂。除非我們能徹底地解決一切，堅定地直視它的核心，否則它就會不斷回過頭來糾纏我們，甚至挾持；因為這正是它奇特的本質。－Desmond Tutu（屠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大主教）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Milan Kundera（米蘭．昆德拉，作家）

每年在台灣到了二二八紀念日前夕，總是會有抗議、紀念的出現。然而，對大多數的台灣民眾而言，二二八事件所象徵的意義，及其背後所衍生的轉型正義問題其實是非常陌生的。為了讓讀者瞭解二二八事件及轉型正義對台灣的重要性：首先，本文將來談談轉型正義的概念；接著，概述國際上推動轉型正義的經驗與模式；然後，再將比較的視野拉回台灣，透過對台灣經驗的省思，試圖探尋台灣未來在處理轉型正義議題時的可能。

一、什麼是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雖然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但直到相當晚近才具體化了這樣的概念，最早由由法理學者Ruti G. Teitel在Transitional Justice（2000）一書中所提出。Teitel認為轉型正義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如刑事正義、歷史正義、補償正義、行政正義及憲法正義都可以作為轉型正義的主要內涵。

轉型正義是指一個國家在進行民主轉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也就是：「政權變遷後，新政府處理前朝政府所留下的歷史問題的方式，目的可能是清算舊政府之不義，或是補償舊政府時其的政治受害者」（Elster 2004）。因此，轉型正義主要包含了三項任務：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與歷史記憶的保存，其目的在於使受壓迫而分裂的社會得到和解，並確保過去侵犯人權的事件不再發生（黃長玲 2015）。

然而，轉型正義是個極為複雜的概念，其複雜性主要是由於各國民主轉型，有各自不同的過程與問題。Stacey（2004）將民主轉型的種類分為「輕易轉型」（easy transition）、以及「困難轉型」（hard transition）。前者是指下台的威權政權統治者失去權力，新政府可以將其以一般罪犯處理，此時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較為簡單；後者則是指當下台者仍保有相當的權力，尤其是軍事力量，轉型正義的進行就會相當困難。

基本上，台灣的現況較類似於後者。另一方面，轉型正義的問題也相當容易在新興民主國家淪為政治口號以及被認為是形成政治對立的原因，例如在台灣就時而見到反對的聲音認為轉型正義是仇恨動員與撕裂社會的論述。

二、三種看待轉型正義的不同視角

根據學者Rigby（2001）的看法，在面對前朝不義時大致上可分為「遺忘」、「和解」及「起訴與懲罰加害者」三種途徑。以下將分別探討幾種由Rigby所指出的轉型正義的機制，以釐清當前實踐轉型正義的論述光譜所呈現的樣態 [1]。

（一）遺忘

所謂遺忘，是轉型政權沒有意願、或沒有能力起訴加害者的情況下，實質上、或是法理上免除加害者的罪行，尤其是透過特赦的方式。特別是在舊勢力主導民主化的情況下，主政者不可能會承認錯誤，並逃避必須被追究的責任，諸如台灣當前便陷入了此種模式的陰影中，但此種做法是對受害者的出賣。諸如西班牙在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後，不論是社會輿論或反對勢力都低調採取選擇性遺忘的態度，可謂「有轉型而無正義」[2]。

（二）起訴及懲罰加害者

而懲罰加害者，顧名思義乃是針對加害者的個人罪行，以司法程序來加以處罰，包括軍事法庭、一般法庭、特別法庭或是國際法庭，以免出現民間採行私刑的方式來加以報復。或是透過司法、或是行政途徑，進行洗滌式查證，對於集體共犯採取褫奪公權的處分，甚至於將其以不當方式取得的財產加以充公。這是東歐共產國家在民主化以後，普遍採用的轉型正義模式，包括捷克、東德。此種作法雖然有助於受害者的彌補，但懲罰加害者卻可能造成破壞社會和諧、造成衝突遽增等後果。

此種轉型正義的模式主要是報復性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的型態，藉由懲罰過往造成傷害的加害者，希望能夠對受害者所受的傷害有所平復－亦即面向過去所發生的不義，但卻可能忽略未來社會的和諧可能。

（三）和解

當然，和解作為轉型正義實踐機制中較為中庸的作法，其前提乃是必須建構於「真相」的取得之上。透過調查的方式，特別是由國人、國際人士組成的真相委員會，找出受害者、加害者以及共犯，同時，讓到底有哪些罪行發生、如何計畫、執行以及受害者及其家庭所承受的傷痛得以揭露。通常，如果政治人物發現起訴加害者是行不通的話，至少要對受害者有所交代社會，將揭露真相視為和解的起碼要求。

當前被視為轉型正義典範的南非真相及調查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所採取的便是以和解作為實踐轉型正義的方式。而此種方式可謂是一種「回復性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藉由真相的取得來換取受害者的原諒，同時使社會在未來仍有和諧共存（co-existence）的可能性。

三、轉型正義在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

而為什麼二二八紀念日時，就要談到轉型正義呢？二戰之後，國民黨在台灣所建立的黨國體制與威權統治對人權的長期侵害，主要是由系統性的國家暴力所組成。二二八正是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威權統治的開端，同時二二八事件與之後的白色恐怖也是戰後台灣社會中所面臨的最主要兩大國家暴力事件，前者為軍事鎮壓與大規模屠殺，後者則包括了非法逮捕、拘禁與處決等（吳叡人 2008）。

1990年代台灣加入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展開民主轉型的進程。但由於台灣的民主化是由原本威權時代的統治政權所主導，屬於漸進式的改革，因此轉型過程大致平和。雖然和平的民主化過程令它國稱羨，但由於過程是國民黨政權為了可以保全自身或繼續執政，而選擇接受了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選項，但台灣社會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後續的轉型正義推動屢遭挫折。

因此，民主化後的台灣繼續由國民黨執政，由於舊有威權與保守勢力過大，導致李登輝無力處理轉型正義，因此只選擇賠償受害者，而忽略加害者的存在，結果出現大量的受害者，卻沒有任何一個加害者的情況；另一方面，李登輝決定保留國民黨黨產，讓黨產問題可以說是就地合法化，成為台灣民主選舉公平性的阻礙，也可以看見此時期的轉型正義的保守與妥協性格 [3]。

接著，陳水扁剛上任時面對國民黨仍居多數的國會，無力也無法積極處理轉型正義，反而在連任後貪瀆案爆發，失去政權正當性與社會支持時才開始推動，導致結果失敗、被汙名化。而後，國民黨又重新取得政權，於是可以看見馬英九在面對轉型正義時當然更是消極。

由此可知，轉型正義的推動與結果，很大一部份與該國民主化過程、方式，以及國內政治勢力的競逐有關（吳叡人 2015）。國民黨作為民主化前的長期統治政權，累積了許許多多的政治資源，包括龐大的黨產、在教育與傳媒系統的控制，以及對台灣人的規訓與收編等。所以，在民進黨作為反對黨出現及民主化的進程推動後，當要處理轉型正義問題時，便容易受阻於國民黨長期累積的政治資源，並且被視為只是政治鬥爭與口號，而經常難為社會大眾所重視，最終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吳乃德 2006）。

根據幾年前台灣推行兩公約的國際專家審查時，國際專家針對台灣的轉型正義問題提出以下的看法：「解嚴之前的壓迫與大規模的人權侵犯事件對中華民國（臺灣）社會留下巨大傷痕。政府為了撫平歷史傷口及賠償受害者而採取了某些措施，包括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以及興建二二八事件紀念碑。然而，轉型時期尚未結束，需要政府更多作為來促成中華民國（臺灣）社會的和解。賠償權應包括被害人在社會與心理層面的復原，也應同時賦予追求真相與正義的權利。」

以及「專家建議政府應採取措施揭露白色恐怖年代大規模人權侵犯事件的完整真相。此外，為賠償正義之所需，政府亦應確認被害人所經歷的折磨與苦難。對此，政府應保證被害人與研究人員能夠有效取用相關的國家檔案。」[4] 而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都在二二八的這天要求真相、要求正義的原因。

四、台灣經驗的省思

然而，台灣社會又是如何看待轉型正義問題呢？去（2015）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時，當時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受訪時說：「台灣要走向和平，不管過去曾經產生多少的歷史，都已經經過半個世紀，希望大家用和平紀念日的精神來面對228、一起面對未來。」

而柯文哲同日在致詞時則說了：「我們改變的現在是下一代的未來。有真相，才有原諒。有原諒，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不讓歷史的悲劇再發生在我們的子孫身上，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政府有公義，社會才有和諧，國家才有將來。親愛的朋友們，紀念二二八是為了面對歷史、還原真相，讓台灣社會重新站起、繼續前進。」

台灣當前面對轉型正義的問題，不外乎是這兩種理解的方式：面向未來社會和諧的可能，以及面向過去的不義。基於這兩種理解所衍生出的轉型正義論述，前者幾乎是加害者國民黨的藉口：忘掉過去才能使未來的社會更加和諧，所以我們必須選擇性遺忘過往所發生的事情，而且國民黨也在執政期間對二二八受害者進行賠償與紀念，高達兩千多億的黨產也交付信託。這種「轉型正義」，一味的把「面向未來」當作首要之務，卻忘了「沒有真相，如何原諒？」。

另一方面，面向過去的不義，在台灣卻因政治情勢被迫變成「半清算」及「半和解」的模式，前者如同民進黨所聲稱的要追討國民黨的黨產，後者則如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提倡，認為要先知道真相，我們才能往下一步邁進。

但也如同Teitel（2003）所言：「轉型正義的概念乃是試圖在理想的法治理念與政治現實中取得平衡。亦即轉型正義乃是為了自由民主的考量而經過妥協、非理想的正義型態。」

然而，台灣要如何找出適用於台灣情境下的轉型正義實踐模式呢？在找尋答案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轉型正義的這兩張面孔——亦即主張面向未來社會的和諧，而呼籲我們毋須過度在意轉型正義；或是面向過去的不義，要求轉型正義的落實——是如何轉換於台灣的社會中、又如何能在兩者中取得平衡與妥協，方能進一步思索台灣究竟如何能實踐轉型正義的答案。唯有身處台灣的公民能真正共同面對過去並思索未來，才有找到解答的可能。

五、結語

但是，當這些當年的受害者日漸凋零，文件、檔案也因未妥善保存而散失亡佚時，轉型正義的第一步，也就是真相的發掘不但會越來越困難，而且很有可能就這樣隨著時間的飛逝而逐漸而被掩埋。雖然，對於正義的追求永遠不嫌晚，但轉型正義的工程在執行面上卻可以說是在跟時間賽跑，這就是為什麼這幾年在台灣社會不斷在焦慮與擔憂轉型正義無法徹底獲得落實的原因之一。

台灣的轉型正義初步結果看似令人氣餒，且社會對此的態度又相當的不一致。幸好，近幾年台灣公民社會的轉變與成熟，使得越來越多人開始注意到轉型正義的重要性。雖然官方未積極支持或給予資源，但諸如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於2015年出版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或是青年紀念二二八「共生音樂節」活動的舉辦，以及學者呼籲公布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相關官方檔案報告等，都可以看見民間社會在促成轉型正義推動上的努力。

轉型正義乍看之下好像僅是處理過去，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國家如何面對未來的關鍵。所以，當我們在處理了轉型正義的問題之後，也需要為社會共存打造一個全新的開始－就如同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在《政治的承諾》（2010）中所描述的寬恕，作為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是嘗試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解除已經造成的結果，並且在似乎不再可能開創新局的地方，成功地打造一個新的開始。」

須注意的是，在轉型正義實際的執行過程上，往往可能是多種途徑混合使用，因此此處主要是提供我們在進行分析的模型。
2007年，西班牙國會通過《歷史記憶法》，開始採積極態度來處理轉型正義議題。中文文獻可參考：柳嘉信，2014，〈西班牙的轉型正義－從「選擇遺忘」到「歷史記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0卷第2期，頁83-105。
關於國民黨黨產如何影響台灣民主選舉的公平性，請參考：王奕婷，2014，「超有錢的政黨哪裏不好？」，菜市場政治學。
「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2013 年3月1日於臺北。
參考資料
吳乃德，2006，〈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第2期，頁1-34。
吳叡人，2008，〈國家建構、內部殖民與冷戰：戰後臺灣國家暴力的歷史脈絡〉，收入李禎祥等編，《人權之路2008新版：臺灣民主人權回顧》，頁168-173。臺北：陳文成基金會。
吳叡人（與談人），2015，〈作為政治的轉型正義〉，《台灣人權學刊》，第三卷第一期，頁93-102。
黃長玲，2015，〈真相與和解的可能〉，《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一）清理威權遺緒》，莊瑞琳（編），新北市：衛城出版，頁5-12。
Hannah Arendt，蔡佩君（譯），2010年，《政治的承諾》，台北：左岸出版。
Elster Jon, 2004. Closing the Books: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gby Andrew, 2001.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After the Violence.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Stacey, Simon, 2004. “A Lockean Approach to Transitional Justice.” Review of Politics 66(1):55-81.
Teitel, Ruti G., 2000. Transitional Justice.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經菜市場政治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原標題：淺談轉型正義在台灣：實踐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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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超智特展」必看的理由

推文到plurk
2016-03-21 06:00

◎ 陳儀深
葛超智（George H. Kerr, 1911-92）的名著《被出賣的台灣》在一九六五年公開出版，正好是美國的台灣留學生數量遽增的時代，筆者所出版之《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即有不少受訪者坦承當年因該書而大開眼界、思想轉向。其實在該書出版以前，五○年代葛超智就在Far Eastern Survey發表〈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與經過〉、〈三月屠殺〉等論文，一九五六年成立3F的盧主義前輩說這兩篇對他影響最大，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歷史學家不帶任何感情、只做事實分析的文章，…頓時眼界全開。」
多年前一位朱姓研究員撰文以美國間諜、煽動台獨等事醜化在台期間乃至後來的葛超智，「證據」之一是葛超智敘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那天中午，長官公署開槍事件發生不久，新公園的放送局插播新聞之後「電台就爆炸了」，乃悖離事實。
筆者查對原文Then the station went off the air，應該譯為「電台就斷訊了」。此事提醒我們，當年在海外分工合作翻譯此書的青年留學生，限於專業領域不同等因素，必有其他錯誤，所以二○一○年我擔任台教會會長任內就請人完成重譯，然後在張炎憲接任會長之後繼續找一群歷史學者重新校註，才有今天由台教會出版的新版本。
作為葛超智「出賣敘事」重點之一的段落，是三月十三日他看到四個被綁的台灣年輕人被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國兵以刺刀頂著前行，舊版的翻譯是「當他們看到我吉普車上所掛的美國國旗時，向我致了一個他所能想像的最漂亮的禮。最簡單的說，這就是出賣…」雙手被綑綁的青年怎可能舉手敬禮？查對原文可知，是那個中國兵向葛超智敬禮。
筆者不是要批評舊譯本或是推銷我們的重譯校註版本有多好，而是要提醒台灣社會，對於大家耳熟能詳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以及葛超智本人，有起碼正確的認識嗎？對於攸關台灣民族主義的經典和人物，多麼需要大家虛心學習。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用一生關注台灣的美國人–葛超智特展」，目前正在台北市府二樓展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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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恒煒專欄〉今天的爆炸物，早在1947準備好了！

二二八 韓國受難者

推文到plurk
2016-03-11 06:00

◎ 天江喜久
六十九年前（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十一日早上，為了慶祝隔天即將滿一歲的兒子生日，住在基隆的朴順宗決定出門到漁港買魚，沒想到這卻是朴家最後一次見到父親的身影。一直到晚上朴順宗都沒回到家，就這樣突然消失了。家屬與朋友尋找時，聽到有人說，看到朴順宗跟一批台灣人被國軍帶走，家屬向官方人員尋訊，可是一直沒得到回應。朴順宗似乎在前往漁港的途中遇到軍人檢查，被發現在褲子口袋裡，帶著坐船漁夫都會攜帶的小刀，因此惹上麻煩。再加上朴順宗不會講北京話，而無法為自己辯護。當時的他僅三十四歲。
受難者朴順宗是朝鮮人／韓僑，以做漁船船員為生。一九一三年出生於現在大韓民國全羅南道麗水市的離島─巨文島的他，結婚後因工作而遷至日本居住，於一九四二年與家人一起搬到基隆，家中孩子有三男一女。在二戰結束、韓國獨立後，朴家原本有計畫回國。可是，在等待回國的船過程中，發生了此意外事件，家屬不得不放棄回韓國的願望。
父親失蹤後，遺屬的日子過得十分艱苦。當時朴順宗的妻子正懷著身孕，先生失蹤後陷入情緒不穩，她難過到無法照顧自己的身體，以致後來生下來的嬰兒，在二十天後便夭折了。事件發生後，她牽著女兒的手，沿著基隆的海邊走，尋找先生的遺體，當時才七歲的女兒迄今依然記得在基隆海裡看到的許多浮屍之情景。父親失蹤後，長子代替父親在船上的工作。當時的他僅十四歲，家裡的生計壓力頓時落到這位年輕男人身上，生活變得相當辛苦（詳細看拙著〈朴順宗：二二八事件中朝鮮人／韓僑的受難者〉，《台灣風物》64(3): 55-66頁）。
今年二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青山惠先之子青山惠昭勝訴，二二八基金會須賠償新台幣六百萬元。經過青山先生的多年奮鬥，台灣人漸漸了解二二八事件中外籍受難者的面貌。除了一批沖繩人之外，政府檔案指示至少三名韓國人也不幸喪命於此。寶貴的生命沒有國籍區分，讓歷史真相吐露，才能讓受害者得到一份安慰，遲延的正義來臨，使台灣邁進人權大國！（作者為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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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橋下說書的變身「恐怖箱」簽封人（管仁健）
新頭殼newtalk 文/管仁健
發布 2016.03.12 | 12:38 PM | 更新 2016.03.12 | 02:15 PM

販賣白色恐怖檔案的網拍公司「再生.com」胡先生因不堪紛擾，日前將整箱史料交給《正晶限時批》代為處理，最後暫時由同是228受難家屬的王世堅保管，擔任節目來賓的筆者也成為見證人之一。 圖：翻攝自《正晶限時批》主持人彭文正臉書
「小管，你這大舌頭比小董還嚴重，寫得比說得好聽的鍵盤小五郎，也敢冒充名嘴來騙錢，不怕你這鬼樣子會見光死嗎？聽學姊的話，乖乖回鍵盤去吧！」

多年不見的學姊，在《正晶限時批》裡看到我，特地來我臉書密道裡留言，幾句話道破我的困境。唉！我本酸民，躬耕於鍵盤，苟全文字於網路，不求聞達於電視。無奈米珠柴桂，職業：學生的我，難以長期抗拒車馬費的誘惑啊！

但大家也請放心，無論新聞炒到多熱，輪我上節目時，代表這話題快結束了。簡單說，我就是那個專門破解魔術手法的烏鴉，魔術表演這單元在綜藝節目裡還有人看時，你一定看不到我；但輪到要播「魔術師之終極解碼」那一集，換我上場了。

3月5日PTT女版上魏姓「民人」（現在也真的是名人了）之女爆料，原本賣普洱茶的父親，客串網購了白色恐怖時期3份文件後上網再轉賣，竟遭憲兵誘至蘆洲捷運站面交，強押他回家濫搜，再押去台北憲兵隊偵訊後飭回，數日後又企圖發封口費遭拒，經媒體轉載追蹤而引起軒然大波，也讓魏姓民人的上手賣家，網拍公司「再生.com」胡大仙，因白色恐怖而驚恐到幾夜難眠。

3月10日下午4點，胡大仙從內湖另一家電視台錄完影，帶著自稱有近千份相關文件的紙箱，在壹電視《正晶限時批》錄影前，突然提到這幾天來他已不堪壓力，為了自己，也為了公司其他同仁的安危，決定「民不與官鬥」，因此這是他上的最後一個節目；錄影結束後，「恐怖箱」就留在現場，交給主持人彭文正，這樣他今晚也許能安睡幾小時。

PTT上有些專在「不疑處有疑」的好奇鄉民，竟妄斷這是胡大仙與節目單位事先套好的。其實名嘴都很忙，偏偏所有新聞談話性節目都在下午錄影，一個通告卡著一個通告，主持人與製作單位根本不敢拖延收工。

但胡大仙錄影前忽然提出這要求，主持人與其他來賓都輪流力勸他不必如此，但他還是堅持原意，搞到連開錄時間也耽誤了。鄉民請看當天後半場來賓比前半場少了很多，幾位來賓都先走了，就知事發突然，絕非先有劇本套好招的。

為了讓胡大仙在白色恐怖的壓力下稍獲喘息，主持人彭文正與李晶玉只好在徐國勇律師見證下，再加上王世堅議員、林俊憲委員與我，一起將資料打包到「恐怖箱」後彌封簽名，暫交也是228受難家屬的王世堅保管。希望近日內達到胡大仙的想法，以全民可信賴的方式公開後，再呈交新總統蔡英文，存放在指定的專業研究單位。

「恐怖箱」暫存於鬼娃恰吉手上，就如彭文正所說：「想打這箱文件歪主意的人，除非Over his dead body.」我在現場目擊胡大仙把自稱花了30多萬元買來的「待拍賣品」，死纏硬賴著無償交給始終不想「公親變事主」的彭文正，離開時總算鬆了一口氣的表情，真不知該笑還是該哭？

其實上個月特務與憲兵傾巢而出，所抓的魏姓民人根本只是個搵豆油的文史資料商下線，上游胡大仙2008年初就到處叫賣了一批自稱從「吳姓特務手裡買來的」保密局台灣站內部文件，但因開價高達千萬，民間收藏轉賣者根本無人買得起，所以他在228書展時找上了中研院台史所的許雪姬老師。但文史界窮到從科技部申請到的經費不到他叫價的1折，許老師動用中研院與其他管道集資，最後討價還價到應該是2到3折成交。

2015年8月4日，《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第一冊出版，新書發表會時總統馬英九也來了，軍方若覺得那是機密，去年就該直接找出胡大仙口中的吳姓特務，為何包庇「自己人」，不抓上游抓下游？

道理很簡單，別說魏姓民人要賣的那3件（彩色影本當天已被周玉蔻下節目後帶去上網公布了）史料CP值不高，就算是《正晶限時批》所封存的這箱資料，CP值依然有限，否則當時就一起賣給許老師了。

既然沒史料CP值，軍方何以要在改朝換代前，大張旗鼓地找下線的小咖來抓人抄家？說穿了就是戒嚴時代軍中特務的陋規—辦私案。有人懷疑上游吳姓特務（或他的後人），手上仍握有當年特務機關狗咬狗的內部檔案，檢舉人與被檢舉人涉及其長輩或長官，所以透過輾轉相託辦私案。抓搜下線魏姓民人只是「示警」，目的是要中游與上游乖乖交出或賣出他要的檔案。但也不見得就在這箱，因為胡大仙未必會乖乖就範，甚至根本不在他手上。他是最上游嗎？

白色恐怖從未結束，至今仍有眾多受難家屬找不到父祖，我們也還持續努力在拼湊真相，因此我向來反對轉手買賣文史資料，尤其是內含受害者與家屬血淚的白色恐怖文件，這些應交給有公信力的台灣史學術團體；但單純買賣地契家譜甚至器物字畫的骨董商，不在我的鄙視譴責之列。

可是話說回來，解嚴29年了，這些沒有學術光環護體，只是想在轉售間賺點小錢的卑微商人，如今捅到了一個超級馬蜂窩，怕被自願簽名搜索、怕被自願配合辦案、怕房子財產被自燃，怕自己或家人被自殺，害怕的對象竟然與半世紀前一樣，仍然是特務及憲兵，因此我還是感謝軍方與古董商相繼脫稿演出的這場鬧劇。

二戰後老蔣在內地（那4年他的內地還不在南投），最多時擁有600萬大軍，但1949年連同眷屬撤來台灣的不到60萬。可是特務卻幾乎全都來了，因為基層軍人投降老共還收，但特務除非高階或有CP值，老共抓了必殺。加上有密電管道，前線潰敗或撤退前特務總能提早知道，所以永遠比其他軍人「打輸跑贏」，難怪1949年全中國的特務都「擠」到台灣來了。

另外，老蔣來台後頒布的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14條：「沒收匪諜之財產，得提30%作告密檢舉人之獎金，35%作承辦出力人員之獎金及破案費用，其餘解繳國庫。無財產沒收之匪諜案件，得由該管治安機關報請行政院酌給獎金，或其他方法獎勵之。」

有這麼高密度的特務，配合這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高額檢舉與辦案獎金制度，這些無恥之徒為了獎金，別說是擴大誅連無辜；關起門來狗咬狗內鬥時，更是招招奪命、精采萬分。

天橋下說書的我，誤入叢林成了「恐怖箱」的簽封見證人，為了不被約去喝普洱茶，說書的也要用起保命絕招：本文中集與下集已複製多份，分藏海外多種管道，隨時可上網公告。自此刻起恕不面交普洱茶，但有意者仍歡迎函購。

作者：管仁健（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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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真的民主了嗎？只因為擁有一本書，那年他在睡夢中被調查局逮捕

任誰也想像不到，2016年看似民主的台灣，還有人會因為持有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文獻，被憲兵隊闖入家中。在距今20多年前，剛解嚴的那個年代，也曾有人以為可以自由說話了，卻因為擁有一本書，被說是叛亂犯、差點被判死刑……

「你不知道在那裡會發生什麼事，通常你一出來，筆錄一做完，你的罪就定了。」憶起那年同學廖偉程被抓到調查局的場景，王時思依然害怕無比。

只不過是讀了本教科書以外的歷史書籍，就犯了死罪，這國家真的有可能民主嗎？那是他們當時共同的疑問。那時台灣才剛解嚴，人民以為終於可以自由說話了，「叛亂罪」這沉重的鐵牢，卻又讓人民憶起那個稍微講錯一句話就會「被消失」的年代。

如果因為害怕而退縮，就永遠不可能自由說話，於是學生們拒絕沉默，走上街頭聲援廖偉程，他們在恐懼中展現的堅定，都被記錄在電影《末代叛亂犯》裡。

了解台灣歷史，是死罪
「調查局竟然闖入我唸了四年的大學，進入宿舍逮捕一位唸歷史系的學長，要是沒人出來，他們可能早就被槍斃了……喝咖啡聊是非，聊一聊就要被帶走，是有這麼嚴重？」——《末代叛亂犯》導演廖偉程

90年代的台灣，一位20餘歲的清大歷史所學生廖偉程，本著對台灣史濃厚的興趣，與同學成立讀書會，一同鑽研戒嚴時期被管制、被封殺的台灣歷史。為了學術研究，赴日拜訪當時正流亡海外的史明，禁書《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作者，怎知回國後，就被調查局帶走了。（延伸閱讀：在日本搞台獨賣餃子，竟年收千萬！他的一生是台灣驕傲，為何你還不認識史明？）

那時解嚴已滿4年，動員戡亂條款也被廢除，人民即將有權直選總統，台灣人以為要民主了，卻沒料到高喊「台灣獨立」竟是最高可求處死刑的叛亂罪。被帶去調查局的還包括文史工作者陳正然、社運人士王秀惠、傳教士Masao及安正光，他們被控受到「偏激台獨份子」史明指使加入獨立台灣會、意圖叛亂，這就是台灣最後一起「叛亂案」，獨台會案。

<div class="dnd-legend-wrapper"><div class="meta">末代叛亂犯紀錄片。（圖/取自末代叛亂犯@Facebook）</div></div>© 由 Storm Media Group 提供
末代叛亂犯紀錄片。（圖/取自末代叛亂犯@Facebook）

「一個20幾歲的年輕人竟踩我下體，還邊打邊笑…」
「只不過讀課本以外的書，竟然就成了叛國罪犯！」過了數十年，年輕導演廖建華得知這段歷史時，依然震撼不已，更不用說親身經歷那些事件的學生們了。

為了保護同學的性命，也為了捍衛自己說話的權利，那一年清大、交大的學生開始自主罷課，在街頭、校園大草坪上民主課程，要求釋放他們——只是那時的社會運動，比起熱血與激昂，更多的情緒是恐懼。

時為清大社人所學生陳俊麟學生想起當時，大家白天義憤填膺大喊政治迫害，晚上卻不敢單獨回宿舍休息，只敢在研究室聚在一起過夜，深怕自己也會無緣無故的被調查局抓走。

在抗爭的過程中，儘管獲得社會各界的支持，但是無情政權卻仍然對手無寸鐵的百姓施暴。在一場中正紀念堂的靜坐抗爭中，警方五度強制驅趕群眾，時為台大經濟系教授陳師孟，被５個警察推坐警備車的階梯上圍毆，他至今依然憤怒：「一個20幾歲的年輕人竟踩我下體，我都可以當他爸爸了，他還邊打邊笑！」

<div class="dnd-legend-wrapper"><div class="meta">為了捍衛自己說話的權利，學生們自主罷課絕食（圖/取自廖建華＠Youtube）</div></div>© 由 Storm Media Group 提供
為了捍衛自己說話的權利，學生們自主罷課絕食（圖/取自廖建華＠Youtube）

台灣，真的民主了嗎？
最後在社會輿論壓力下，立法院火速在案發九天之後三讀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廖偉程、陳正然等人獲得交保釋放，刑法一百條也終於在1992年5月15日三讀通過修正案，將陰謀叛亂罪處罰刪去。

台灣或許不會再有叛亂犯了，但社會真的已經民主了嗎？今日我們能自由讀書、自由說話，是前人流血累積來的成果，但民主果實並非理所當然，或許稍有妥協，又會倒退回那段最黑暗的日子……

<div class="dnd-legend-wrapper"><div class="meta">我們能自由讀書、自由說話，是前人流血累積來的成果（圖/取自廖建華＠Youtube）</div></div>© 由 Storm Media Group 提供
我們能自由讀書、自由說話，是前人流血累積來的成果（圖/取自廖建華＠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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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屠殺事件告訴我們的事(1) – 要努力讓命運可以被自己掌握
2016 年 03 月 02 日 00:50:13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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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1947年的228屠殺事件，時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盟軍接管臺灣一年多。我們看這起事件必須從國府接管起，一直到事件引爆之間的種種作為、動亂發生、後續武力鎮壓屠殺、清鄉，才是一個完整的過程。
單純的臺灣人二戰後滿心歡喜迎接「祖國」，以為自己終於可以當中國人恢復自己想像中的地位，更可以取代日本離臺後留下的空缺。沒想到這個「祖國」並不如想像中的把臺灣人當自己人看待，由種種記錄來看，受盟軍委託代管臺灣的中華民國並不將心思放在經營，反而是積極的以各種名目強取豪奪，更以相當比例的「自己人」佔日人留下的遺缺。我們必須了解在那個當下，沒有人知道兩年後國民黨會在中國輸到什麼都不剩選擇逃來臺灣，臺灣對其來說只不過是個「皇民餘孽群聚的鬼島」(一直到今日也還依然有人是這樣看待臺灣)，會用什麼心態來面對這塊土地與人民，可想而知。對照臺灣人樂觀與天真的期待，可以說諷刺至極。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臺灣人夢逐漸醒了。
圖為1946年5月5日，國府接管臺灣約半年，臺灣省參議會會議內容報導節錄(出自1946/5/6民報)。林日高質詢民政處長周一鶚，「臺灣是自家人呢？或是殖民地呢？」(林日高後來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決了)。
臺灣人把希望寄託在「祖國」，最終換來的，卻是血腥大屠殺。

不管再怎麼辛苦，都要建立自己的國家，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否則被別人空襲、被出賣、被掠奪、被殖民、被屠殺，恐怕只會一再不斷的重演，只是週期長短的差別罷了。
這是前人用鮮血與生命為我們上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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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柯轉型正義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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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7 06:00

◎ 岳日明
去年，三月廿三日，一夜之間，台南市長賴清德將轄區內各中、小學的蔣介石銅像，全部拆除，運往桃園大溪安置。今年，二二八前後全台各地頻傳蔣銅像遭潑漆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唯獨台南市風平浪靜，因為校園內的威權銅像已經拆得精光（國立大學非市長管轄， 除外）。
相較之下，台北市各中小學校園內，恐怕有高達數百座的蔣銅像，每天與莘莘學子們「長相左右」。這種與教育宗旨、教學現場極不和諧的洗腦、造神運動，摧殘民族幼苗，莫此為甚。然而柯市長執政已經一年多了，拆了幾尊校園蔣銅像？還在考慮選票得失嗎？有考慮到政治銅像對教育的傷害嗎？
由賴的拆除銅像觀之，這就是他的魄力、執行力、轉型正義力道的展現。賴市長的台灣心本土情，在在展現在他的施政理念上，他認為對的，不計毀譽，不考慮選票，就義無反顧的去做。環視國內政壇，有誰能夠？
反觀柯文哲市長，光會往掌聲多的地方走，連最具指標性的二二八紀念大會，柯市長今年竟然選擇缺席，而是進行鎂光燈多、容易吸引媒體關注的「挑戰南北雙塔」，也果然成功達到聲光效果。
如果二○一八市長大選，賴柯來個初選比民調，勝出者代表本土政黨選台北市長，請問柯市長你願意嗎？敢嗎？這些轉型正義工程，恐怕還是等賴入主台北市才會有解。
（作者為國際行銷講師，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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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應全面退出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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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69年前的今天，高雄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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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6 06:00

六十九年前的今天，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在高雄進行了一場屠殺！許多只會讀國民黨教科書的順民，永遠只記得有「南京大屠殺」，卻從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高雄大屠殺」。
高雄大屠殺的元凶，是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被民間稱為「高雄屠夫」、「西子灣屠夫」的彭孟緝。
二二八事件引爆後，高雄在三月三日也開始有青年及民眾武裝反抗，軍隊出來鎮壓。武裝反抗引來軍隊鎮壓，可以理解，但是彭孟緝派出的巡邏隊，在市區一見民眾數人聚合，便隨意開槍射殺，引起市民恐慌。
三月六日，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市府禮堂開會，推派代表上山與要塞司令彭孟緝交涉，希望他禁止軍隊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希望在處委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軍隊暫留營內。當時前往的代表有市長黃仲圖、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彭明敏的父親）、林界、涂光明、曾鳳鳴等人。不料代表一行上山後，彭孟緝將彭清靠、林界、涂光明、曾鳳鳴四人綁押起來，除彭清靠後來放行之外﹐其餘三人遭槍決！接著，彭孟緝下令軍隊開下山，包圍正在市府禮堂開會的處委會。部隊將市府大門封閉，以機槍向手無寸鐵的開會人士及民眾掃射。頓時哀嚎慘叫聲四起！楊金虎在回憶錄中提到：「…市會議員有王石定、黃賜、許秋粽、陳金能…，其他市民代表者亦有數十名，或死在市府禮堂，或來不及逃跑，死在辦公室，及市府前後空地，死狀至慘，…」不僅如此，許多中彈倒地未死的人，軍人又以刺刀補上！一場殺戮後，軍隊仍封鎖現場，不許民眾及家屬進行援救或善後事宜。
這場殺戮，即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回台調查所提出的〈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中所敘述的：「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
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中也提到高雄屠殺情形：「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險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有關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至今一直爭論不休。習慣為強權立言的藍色學者企圖將死亡人數縮少。但是最讓我訝異的是，最近一位我素所敬佩的學者，竟然引林獻堂的日記說死亡只有一千人。今逢高雄大屠殺紀念日，想起光是這天高雄就死亡近千人（再根據台灣旅滬六團體的調查報告，高雄地區自八日至十六日死亡人數約三千人）。而三月六日的高雄屠殺，才只是序幕而已，兩天後整編廿一師的登陸，殺戒才將開始！（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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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3.8 基隆大屠殺紀念日
2016 年 03 月 08 日 06:22:00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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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28事件爆發一週後，3月8日，中華民國國軍21師由基隆上岸，由此開始展開全臺大屠殺。
「臺灣是自家人呢？或是殖民地呢？」事發半年前省議員林日高質詢中提出的疑問，他們用子彈給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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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 基隆大屠殺紀念日。

黑白原圖引用自Life 1950(距事發約三年)基隆港影像。據聞「當時血流成河，整個基隆港邊都是屍臭味，紅色血水蔓延到基隆港邊田寮河第三座橋附近，而市民也因畏懼，不敢出門認屍」。

延伸閱讀：
二二八事件是不是一場屠殺？ – 李筱峰教授
引述內文：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此時，第一號劊子手柯遠芬已先行指揮台北軍憲特務，將數百名維持治安的學生逮捕槍殺，又殺入處委會，將數十名辦事人員處死，並誣指他們是『共黨暴徒攻擊東門警備總部、圓山海軍辦事處、樺山町警務處，企圖強迫政府之武裝部隊繳械』。以此為藉口，九日上午六時發布戒嚴令，『以搜緝奸匪暴徒，弭平叛亂』。

「……街巷布滿了殺氣騰騰的哨兵，看到台灣裝束或不懂普通話者，不問情由，一律射殺；一批一批滿載做立射預備或瞄準姿態的士兵、四面張著槍孔的巡邏車，直撞橫衝吼叫而過，在三十萬人口的台北如入無人之境。『台灣人』不僅變成了可以『格殺勿論』的罪人，而且變作了被征服的奴隸，可以任意殺害以為快。在戒嚴令頒布同時，警備總部便慷慨地把短槍發給普通文職人員，授權他們為『自衛』而殺人；而經過煽惑的國民黨軍隊，奉了上司命令要『為被害同胞報仇』，要把這些『叛國造反』的人殺光或殺服！少數持槍的征服者，甚至為了向同伴誇耀射技，就以台灣人民為獵物！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
http://www.jimlee.org.tw/politics_detail.php?articleSN=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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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228受難者的大願：讓我這條當時沒死成的肉體 獻給台灣
記者王志偉／花蓮報導 2016-03-05 08:50

一位228受難者的大願：讓我這條當時沒死成的肉體 獻給台灣
二二八受難者鄭招生生前擔任慈濟志工，鄭招生與妻子一同出遊，鄭老太太今年八十六歲，其子鄭慶成說感謝母親生體仍硬朗，還可擔任日文教學志工。（記者王志偉翻攝）
「台灣已歷經第三次政黨輪替，現在應該徹底完成轉型正義，可惜阿扁總統做得不夠徹底，錯失了機會…」二二八受難者鄭招生的長子鄭慶成接受《民報》訪問時表示，父親生前掛在口中的「人在做、天在看、富不過三代」的哲理，其實就是指國民黨與蔣家，父親也告訴他，仇恨可以化解，但是歷史真相要查明，所以請新政府讓二二八真相全都撥雲見日，讓台灣成為世界第一等的自由民主國家。

二二八受難者鄭招生去年九月安詳辭世，生前允諾捐贈大體給慈濟大學成為無語良師，慈濟大學４日舉辦三月模擬手術啟用典禮，鄭招生家屬到現場紀念父親，也表示父親生前曾說過：「台灣是個好所在，大家要好好疼惜」，希望好好教育下一代避免濫權悲劇，父親將自己奉獻給醫學教育，希望為台灣教育出更好的醫生。

鄭招生生前接受訪問時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才二十六歲，家族在花蓮經營林班生意，也在花蓮港口造一艘120噸的貨輪，經營汕頭、福州、上海等地區生意，因為戰爭及二二八事件，全臺灣遭封鎖，家族所有事業，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鄭招生表示，因家族在花蓮是望族，所以父親、二哥及他受到重大影響與牽連，家族的生命也因此由彩色變成黑白，當時他是花蓮地區指定槍殺的黑名單，為此逃亡到太魯閣山區，感謝上蒼、祖先的庇佑及貴人的相助，才能存活到今天，他很感恩過去有心的勇士，為臺灣這塊美麗寶島的付出。

鄭老先生代表受難家屬致詞 對著馬英九總統說:人在做 天在看

前年二二八花蓮舉辦紀念儀式，馬英九總統當時也到場致意。當時已高齡九十三歲的鄭招生代表致詞，我們應該感恩知足，古諺有云：「人在做，天在看」，因此要好好教育後代，讓子孫知道臺灣是個好地方，應該要好好珍惜，以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在天之靈。

鄭招生擁有三男三女，現年六十五歲大兒子鄭慶成今天表示，他們家在花蓮是個大家族，但歷經二二八以及後來國民黨政府有形無形迫害打壓，讓二二八當事人及家屬至今仍心有恐懼，「一直等待著真相大白以及所有檔案『解密』的一天，但二二八事件似乎仍無法完全公開透明，殊為可惜，家屬一直追求的就是『真相』…」

鄭慶成表示，台灣即將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現在大家應該用力推動轉型正義，尤其國民黨更不應該死守不義之財，黨產該是還財於民的時候了，談到轉型正義，其實阿扁執政時期已經錯過一次，所以希望民進黨政府不要讓人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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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大老都那麼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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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4 06:00

◎ 黃如輝
「轉型正義」的討論議題紛紛，其實以二二八事件為例，陳儀雖然最後遭槍決於台北馬場町，但其終究因涉及通匪而非二二八事件，而其身後以「陳公退素之墓」葬於五股山區，歷經解嚴與政黨輪替仍安靜的躺在五股山區，也未見台灣民眾有人開棺掘墳，就可知道台灣民眾內心自有一把道德的尺，陳儀雖然是事件中在台灣最該負責的官員，但在那種白色恐怖的戒嚴時代，其不過也是主政者手下的犧牲品。
另外，白先勇先生陸續整理出其先父白崇禧文物，其中白崇禧與葉公超南下打獵，沿途皆有情治人員跟監，白崇禧密函上書蔣介石表達自己忠黨與領袖，為何領袖對其仍不放心？在省府主席吳國楨回憶錄中，其因為警總抓人與救國團補助等事，與蔣經國衝突不斷，代班司機拆掉輪胎螺帽。上述白崇禧與吳國楨當時都堪稱黨國大老，其個人回憶至今也無檔案可供刊信，身為黨國大老都落得如此下場，更遑論一般百姓面對家人遭政府以不正當手段威逼、加害甚至死亡，家人後代內心傷痛驚恐與求助無門之苦可見一斑。
（作者為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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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教官 ─ 校園正常化 轉型正義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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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7 06:00

◎ 謝國榮
在228紀念日的前夕，政大學生社團在校園內張貼228事件受難者人物海報，卻遭到政大主任教官的阻擋並將海報撕除，更對學生大聲咆哮，造成衝突。1989年政大一群學生給蔣公銅像戴高帽子，教官要懲處學生，如今台灣解嚴已快30年了，政大依然沒變。如果台大的校長胡適與傅斯年還在世的話，看到現今的大學如此地自我沉淪，豈止長嘆。
過去長期戒嚴的時代，國民黨政府在校園借軍訓教官及人二系統，在各級學校中活躍的運作與發展，可以說是國民黨在各級學校掌控思想教育及政治正確的機器。如今的台灣社會早已全面民主化了，軍訓教官仍繼續存在於高中與大學的校園裡，實在對台灣的民主與自由是一大的諷刺。
2004年10月，爆發國安局「補助」軍訓處前處長宋文，作為軍訓教官校園情蒐的經費；2006年6月，張昇亮少校軍訓教官性侵國一女學生事件；2010年3月，為了抗議教官嚴格管理服裝，台南女中近二千名學生，集體「脫褲抗議」等校園事件，層出不窮。甚至在高中校園裡，看見教官對學生的咆嘯與指責，在全校集會當中，叫男女學生起立罰站者，屢見不鮮。
台灣解嚴之後，人二系統退出校園並改成公務機關的政風室，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國民黨正式退出軍隊，台灣真正邁向民主政治的指標只剩最後一項，高中與大學校園裡的4千多位的軍訓教官。台灣校園的軍訓教官制度是戒嚴時期的歷史畸形產物，不應合理化讓其繼續存在於校園。
民九十一年頒布的〔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的第四條規定：「現役：以在營任軍官服之，至依法停役、退伍、解除召集、禁役或除役時為止。」請問高中與大學是軍事營區嗎？「服役條例」總計49條，沒有任何一條有規定，服常備軍官可以調至一般民間學校但任軍訓教官。民八十三年新頒布的〔大學法〕雖然賦予「軍訓室」的法定地位，但是現役軍官在學校裏服役與工作，包含生活管理與輔導或校園安全等，明顯牴觸〔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及憲法的第138條的軍隊國家化及軍人超然的基本精神。
國防部設立三軍軍校，培養三軍軍官，從軍校畢業到領導軍官，需要15至20年之久，每一位軍官平均需要千萬台幣以上的投資訓練成本，都是台灣納稅人的錢。所以職業軍官，本務是練兵打戰，保家衛國，卻在高中與大學校園裡當教官，管理學生。學生是老百姓，不是軍人，軍人平時怎麼可以去管理老百姓呢？
軍訓教官在學校所做的工作，其實都是各級學校的學務處、訓導處、總務處及導師的工作範圍，各級學校如果管理與服務學生人手不足，應多聘一些教職員來服務學生，這才是根本解決問題之道，而不是找現役軍人來管理學生。軍人進駐校園管理學生，恐怕讓校園軍事化或高壓統治化。台灣校園裡許多的衝突事件，難道不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反民主的警訊嗎？
在高中與大學開設國防通識教育課程，難道男同學在當兵期間，還不能上完這些國防課程嗎？培養年輕人國防的知識與觀念，在服役的時間應綽綽有餘，所以軍訓教官在高中與大學一定要上軍事課程的理由不應存在，況且國軍已在推動募兵制了。
軍訓教官身分是現役軍人，教官受到軍人法規的規範，不是所謂民間學校的教育人員或訓導人員。學校不能因為「管理學生的需要」或「校園安全工作」，就讓教官們在校園裡無所不管或恣意妄為。號稱已民主化與現代化的台灣，還要等多久，才能讓教育的歸教育，軍事的歸軍事？
（作者曾任小金門營長，企管博士，現為高苑科大行銷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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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巴黎「先賢祠」談中正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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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6 06:00

◎ 范姜提昂
學者陳儀深主張「中正紀念堂」可以改為「歷任總統文物館」，結果，台獨建國聯盟認為「中華民國本身就不應該在台灣存在」，國史館認為「檔案與文物宜合併，不應拆散」都表示不同意見。
其實，這麼大的指標性建築不管改成甚麼，必惹爭議，直接指涉政治尤其很難從特定立場抽身！何不擺脫「政治領袖」思維，用更大角度觀照？
首先，相信沒有人會對兩旁的「國家戲劇院」與「國家音樂廳」動甚麼主意，這就穩穩的定下整個基調：是音樂、戲劇、藝術，而進一步概念化，就是文化的！而廣義的文化，教育部辭典說：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總成果，包括宗教、道德、藝術、科學等各方面。
類似這種「廣角思考」而聲名顯赫的建築莫過於巴黎的「先賢祠」（Panthéon），而且無獨有偶，這個建築的用途也經歷過天大改變！原本，是國王路易十五重病康復，為了兌現先前對「巴黎守護聖女」的承諾而修建的「神廟」；巧的是，經過二十多年施工，落成的時候正好就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第二年，一七九○年，革命議會當局決定改變用途，用來入祀對法國做出「非凡貢獻」的法國人。
巴黎先賢祠，沒有拿破崙，沒有國王，沒有總統！目前為止，最後一位入祀的是二○○二年入祀的大仲馬（基度山恩仇記），法國「總統令」這樣說：「大仲馬，應該安眠在他的老友雨果身旁。」
雨果（悲慘世界、鐘樓怪人），一八八五年去世，法國為作家舉行國葬，從凱旋門到先賢祠，超過兩百萬人為他送行，如此場面，對奉行儒家思想的「東亞筷子文化社群」而言，作家擁有如此尊榮，恐怕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巴黎先賢祠總共七十二位法蘭西先賢，包括思想家伏爾泰、盧梭，科學家居禮夫婦等，政治人物十一位，只占一成五；我們連鈔票銅板，流通最久、最權威的識別圖像，不是孫中山，就是蔣中正！何不趁轉型正義，趁著重新命名定義中正堂，調整一下價值觀？也讓全民一起來回顧我們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特別說明：先賢祠按西方教堂傳統，是安葬；而依我國傳統，只要用「牌位」的概念便可。
（作者為資深電子媒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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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論政〉從波蘭到慈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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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6 06:00

◎ 賴彥丞
波蘭政府將全面拆除所有波共時期蘇聯雕像，為前身為共產鐵幕下的東歐之轉型正義立下新的里程碑。反觀台灣，從校園、公園到車站等公共場所，仍佇立著一座座蔣介石銅像，有些甚至離二二八紀念公園僅隔一條路，威權的魔鬼持續嘲笑這片土地。
對此唯一有異見的是俄羅斯，他們認為蘇聯在二戰時打敗納粹德國，解放波蘭，蘇軍犧牲慘重，波蘭當局此舉是意圖將這份「功勞」抹滅。這話聽起來不很耳熟嗎？每當有縣市長宣布要移除轄下公共場所之蔣銅像時，總會有一批非主流人士出來捍衛他們心中的「偉人」，他們說蔣介石也有很多貢獻，不能「以偏概全」，銅像要留以「保存歷史」。或者每到四月五日，也都有一群國民黨人到慈湖謁陵，「緬懷永遠的蔣總裁」─就像馬英九的那句「蔣介石對台灣的貢獻不容否認」一樣。

馬英九總統昨赴慈湖陵寢謁陵。（記者張嘉明攝）
九趴先生美化屠夫的言語，不但令人作噁，有些更是可笑。例如他說「沒有土地改革，就不會有相對平等的成長與富裕的農村」。但事實上是這些土改形成的「經濟發展」，很多都是建立在迫害地主（推行三七五減租時，陳誠恐嚇地主：「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壓榨農民等社會不正義的基礎上，更有許多經濟利益被旗下黨營事業所壟斷。我認識的一位遠鄉長輩在土改當時為農民，每次講到這段他都很氣憤：「『肥料換穀』這種不等價交換根本欺負人！但當時白色恐怖盛行，再多不滿也不敢表達啊！」就算老蔣真的有什麼貢獻，也壓根無法洗清他沾滿鮮血的雙手（二二八大屠殺、白色恐怖），就像一個人捐一百塊錢不能與殺一百個人「功過相抵」一樣。
在德國絕不可能看到希特勒銅像，波蘭也將把蘇聯銅像一一拆除。面對獨裁者，台灣卻還在原地踏步，蔣介石還在竊笑台灣人的愚昧與懦弱，轉型正義之路還不見盡頭。
（作者為二○一八縣市長選舉首投族，曾參與反黑箱課綱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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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和納粹合作沒被清算？台大教授花亦芬打臉藍學者
民報
記者唐詩／台北報導

針對「促進轉型正義7條例」草案立法，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今（12）日上午舉行草案公聽會，對此有國民黨推薦與會的智庫學者列舉德國HUGO、BMW等大企業在戰後未被清算、並指新政府靠轉型正義鞏固新政權，對此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發言時駁斥相關說法，強調德國在2000年成立52歐元的基金會基礎，不中包括BMW等14家大企業出資1/2。

國民黨智庫研究員李鎨澂在會中列出簡報，舉出HUGO BOSS、BMW等德國大廠為納粹服務，但沒做轉型正義，「2011年法新社有個報導，他們認了跟納粹德國合作且使用奴工，但戰後從來沒被清算」。針對清除不義遺址，他也提到，蘇聯共產黨打倒納粹，他也列舉，德國柏林國會大廈之前的紅軍紀念碑還存在，蘇軍攻入柏林的坦克車也還在。

「這些遺跡都放著，德國也沒動它，也沒像有些學者說好像已經完成轉型正義」，他說，到底什麼叫不義、什麼叫清算？李鎨澂說，「好像他們說了，好像大家就相信了」。

他也提到2005年2月，法國有類似「課綱」的法條，介紹法國在北非的積極角色，應承認法殖民的功勞，引發北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等國強烈抗議，因為5月要做歐洲憲法草案，「要討好民粹」反而不得民心，後來到2006才被法國總理用行政手段廢除，法國付出代價非常大，「只有清算殖民，才能獲得國際尊重，不是歌頌殖民」。

對李鎨澂發言，花亦芬發言時駁斥，德國對納粹時期大企業虐待奴工，並非輕輕放下，只是這是屬於歷史記憶灰色地帶，法律採證上「只是說沒有很具體迫害人的性命」。

「但請注意，在西元2000年時，德國成立『德國與猶太人歷史和解及負責被強迫勞役賠償撫卹基金會』，本金是52億歐元，是由德政府出資一半，另外14家德國大企業，包括BMW負責另出資50%，德國並沒有因為沒辦法從具體迫害事實追究轉型正義，就讓大企業繼續完全逍遙法外。

花亦芬說到一半突然地震，現場一片驚呼，持續一陣晃動平息後，接著她說「現在比較好了，我繼續發言」，現場轉為一片笑聲。

她強調，轉型正義非為任何政權服務，它必須讓社會徹底走向反省這條路。

而在法國轉型正義，她也駁斥說，去年12月28日法國才正式把1940-44年維希政權期間和納粹政權相關檔案公佈，「所以法國是現才正式走上轉型正義之路」，因此學者對德、法面對轉型正義看法，這恐怕要修正。

至於柏林的紅軍紀念碑是不是「不義遺址」？花亦芬說，不能只從蘇俄是邪惡政權，而要從德、俄二戰太多的歷史恩仇來看，紅軍固然在柏林或其他地方有過屠殺、強暴婦女，但納粹也大量虐待他們的戰俘，也入侵蘇俄，因此紀念碑留在那，不是表示接受留下不義遺址，而是正在處理（ON GOING PROCESS）。

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12日上午舉行促進轉型條例草案公聽會，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發言時駁斥國民黨學者說法，強調德國在2000年成立52歐元的基金會基礎，不中包括BMW等14家大企業出資1/2。（記者唐詩攝影）20160512© 由 民報 提供 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12日上午舉行促進轉型條例草案公聽會，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發言時駁斥國民黨學者說法，強調德國在2000年成立52歐元的基金會基礎，不中包括BMW等14家大企業出資1/2。（記者唐詩攝影）20160512
她補充說，什麼叫「不義」？有新事證、新研究出來，我們就要處理，這才是轉型正義的正確態度，「歷史的傷害不會因為否認它，它就不存在」，至於是否採取波蘭的「清洗法」，藍營學者質疑不合國情，但這可以討論，波蘭極右派當政，會走到這樣轉型正義徒勞無工，她認為是因為波蘭民主未繼續深化。

「會做轉型正義的社會，是一個生病的社會，所以我們要繼續治療它」，花亦芬說，面對轉型正義應採取PRO-ACTIVE的態度，且應更深化民主。

對新政府是否藉轉型正義鞏固新政權，她也打臉說應修正，新政府政權的合理性來自於老百姓，我們平民年初的選舉，而不在於中國改朝換代的觀念，應用正確觀念來面對，「轉型正義是為了我們的公民社會，而不是為了任何一個政權」。

針對促轉條例條文，花亦芬說，主要綱領在前四項，第一個開放政治檔案，第二是清除威權象徵、不義遺址，第三是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促進社會和解，第四是處理不當黨產。她建議把「還原歷史真相、促進社會和解」應調到第一條的後面，應是「開放政治檔案，還原歷史真相，促進社會和解」，若放第三條「只是意味歷史真相只是司法判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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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回首「綠島再叛亂案」：白色恐怖受難者無懼槍決、留下燦笑最後身影
倖存者回首「綠島再叛亂案」：白色恐怖受難者無懼槍決、留下燦笑最後身影／沃草國會無雙 https://bit.ly/2OcylyG
【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媽媽只知道父親被判 12 年，卻在第 6 年槍決，他們到底在監獄裡面做什麼？這是我一直的問號」綠島再叛亂案受難者宋盛淼的兒子宋文博，將近 70 年來的疑惑，等待他的答案卻是令人無語的虛構再叛亂組織。不過這些遭中國國民黨威權政府任意羅織罪名的受難者，在被槍決前一刻，大多仍面露燦笑紀錄最後身影，坦然的態度令人鼻酸。該案的倖存者彭金木語帶敬佩的表示：「他們認為自己的理念是正確的，所以被槍斃也無所謂。」
政治受難者蔡焜霖曾感嘆：「在執行槍決之前拍攝的照片都面露笑容，這對生性膽小懦弱的我，變成永遠無法理解的謎」（製圖：沃草）
倖存者回首「綠島再叛亂案」：白色恐怖受難者無懼槍決、留下燦笑最後身影／沃草國會無雙 https://bit.ly/2OcylyG
1953 年韓戰之際，蔣介石父子政治地位仍不穩固，為加強美國對其擔任國民黨政府領導，並有資格作為「反共」盟友的信心。官方計畫以一系列強迫戰俘、政治犯刺青「反共抗日」、「殺朱拔毛」字樣輸誠，並對外謊稱「自主發起」的運動。藉此對國際宣傳蔣氏父子在臺反共有成。
尤其，在綠島的勞動集中營監獄「新生訓導處」，更被蔣氏父子視為向美方宣傳的「樣板監獄」。駐中華民國大使藍欽、美方官員皆多次來訪。
政治受難者彭金木也回憶，每當高官來訪，他們這些「頑劣份子」就會被趕到燕子洞或其他隱密的地方躲藏，以免破壞感訓有成的表象。他們被吩咐蹲著不准出來，只給少少的食物和水。且洞口都會架設機關槍朝內，若他們一有動靜就等著挨子彈。
假自發真官方的「刺青運動」竟種下未來 14 受難者死因
1953 年，獄方假藉政治犯、前國大代表齊維誠「自發」，提議新生訓導處進行「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以刺青以示忠誠。甚至當時蔣經國也親自前往交通極不方便的綠島喊話，官方操作性質極為濃厚。事後新生訓導處處長姚盛齋回覆軍法處栽贓「再叛亂案」的回函也證明，是官方欲藉此運動考驗感訓成效，甚至將拒絕參加者冠上「阻擾獄中感訓」罪名。
獄方宣布「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後，獄中政治敏感度較高的政治受難者陳華等人私下串聯，呼籲別成為官方宣傳工具。再加上外省政治犯擔憂影響在中國生活的親人安危，刺青運動因響應者少宣告失敗。不過張皆得、方宗英、彭金木等帶頭抵制的受難者，也成為獄方未來報復的頭號對象。
遞紙條、傳抄書籍都成「顛覆國家」
事後，新生訓導處開始蒐集「紙條」、利用人性弱點「以犯制犯」打小報告，藉以羅織的「再判亂案」罪名，將幾批「阻擾感訓」的政治犯送回臺北起訴。情治單位也利用「運用犯」互相監視，蒐集受難者在保安處的言行做為「罪證」。另一方面，許多受難者因不堪刑求，只好被迫自白籌組再叛亂組織。
當時在獄中，官方僅提供審核過後的「洞洞報」。但這仍無法阻撓政治受難者仍私下取得外界或當局禁止的政治思想資訊（攝影／廖昱涵）
當時在獄中，官方僅提供審核過後的「洞洞報」。但這仍無法阻撓政治受難者仍私下取得外界或當局禁止的政治思想資訊（攝影／廖昱涵）
在「新生訓導處」因為以勞動及思想改造為目的，和一般認知的監獄管理有所不同。部分政治受難者得以在公差的機會中抄寫書籍資料、夾帶報紙，得知世界的動向及當局禁止的政治思想資訊。他們並未因為身體遭囚禁，而斷絕思想上繼續吸收外界知識及資訊的機會，成為島上一股「學習熱潮」。尤其當時中國國民黨政權腐敗，讓許多關心國家未來的人、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產生好奇與接觸。
隨著受難者們在綠島及保安處自我充實的「學習資料」、紙條等被獄方搜出，這些傳抄社會主義資料、互相討論的紙張，甚至僅是互相砥礪、鼓勵團結的喊話，卻被官方大大渲染為「顛覆國家政權並著手施行」的惡行惡狀，一整起事件逐漸被羅織成「ABCD 組織獄中再叛亂案」。
這個所謂「ABCD 組織」，其實來自政治受難者吳聲達長期被刑虐後的自白，其中表示 Ａ 代表自己、B 代表張樹旺、C 代表楊俊隆、D 代表宋盛淼。不過，獄方事後比對他人自白，根本兜不攏，甚至他人筆錄也完全未提及此事。而吳聲達被關禁閉一個月後，也再次說明這個計畫僅是腦袋中初步的個人發想，眾人完全沒聽過計劃全貌。
尤其，許多檔案都證實，當時獄方及保安處的訊問，夾帶大量刑求的成分。政治受難者張坤修的雙手被獄方吊起來毒打，導致殘疾。鹿窟案的獄友們常幫他按摩復健，後來開始能勉強寫字，甚至張坤修終於能寫出自己名字的時候，還感動落淚。政治受難者張皆得在被保安處訊問後，則整整昏迷一星期，躺著卻不斷抽搐，獄友們也出動四、五個照料他。許多人在軍事法處開庭時，都向軍法官表明曾被刑求。
獨裁者蔣中正等人一句要求軍法官嚴審，改變了十幾個政治受難者的生死（圖片來源：國家檔案資訊網）
獨裁者蔣中正等人一句要求軍法官嚴審，改變了十幾個政治受難者的生死（圖片來源：國家檔案資訊網）
其實，起初軍法官周咸慶、殷啟文、王明馴也駁回檢方周濟良等人和新生訓導處的認知，不認為拒絕刺青就等於叛亂。也不認為違規抄寫、傳遞學習資料等於再組織叛亂，認為僅有延長感訓的必要。初次判決，軍法官將寫信遞紙條、傳遞學習資料的陳華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且著手實行」判處死刑，其餘輕判。
不需新事證　威權政府說你有罪即有罪
眾人的命運在判決被送入府院後，有了重大轉變。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國防部長俞大維、參軍總長孫立人、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等人，僅依照簡單的案情摘要，就擅自認定需針對多名政治犯須，就莫須有的「ABCD 組織」一事嚴加複審。最終總統蔣中正也大筆一揮，指示罪責過輕需「嚴為複審」。
在上層的交辦下，軍法官王明馴、殷啟文、彭國壎等人，利用一開始不被認為是證據的政治受難者吳聲達口供，即所謂「腦中構想」且未告知眾人的「ABCD組織」計畫，大肆構陷長官欽點應「嚴為複審」的人，都為這個莫須有、受難者自己也不知道的組織成員之一。甚至在沒有新事證下，判決書中逕自寫明：「雖然被告等對於成立核心組織，於審理中堅不承認，但係空言狡卸刑責，不足採信。」
原本 1 人死刑、12 人延長感訓、11 人無罪、5 人不起訴的判決，最終大幅提升為 14 人死刑，年輕的生命紛紛成為威權槍口下的冤魂。
被槍決時，陳華 33 歲、楊慕容 32 歲、吳聲達 29 歲、高木榮 26 歲、楊俊隆 25 歲、游飛 63 歲、傅如芝 22 歲、吳作樞 32 歲、崔乃彬 25 歲、蔡炳宏 24 歲、許學進 24 歲、宋盛淼 31 歲、張樹旺 35 歲、陳南昌 30 歲。倖存者回首「綠島再叛亂案」：白色恐怖受難者無懼槍決、留下燦笑最後身影／沃草國會無雙 https://bit.ly/2Ocyl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