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歷史有什麼用？
經常會有人問我：「讀歷史有什麼用？」在一般情況下，我會直截了當地回答：「沒有用。」因為大部分人這樣問的言下之意是：讀歷史不能賺錢，不能填飽肚子，所以讀歷史沒有用。如此看來，不但讀歷史沒有用，讀任何人文學科都沒有用，只有職業導向的學科才有用。當然，讀歷史可以說是無用之用，實乃大用。有不少人認為，歷史是一種既繁復又冗長的東西，除了記載諸多人名地名，朝代更替外，別無其他意義。其實，這是對歷史的誤解，是大錯特錯的。
如果讀歷史只是記誦一些人名地名，朝代先後等資料，那確實沒有什麼用，如今科技發達，只要在網上查一下，這些資料唾手可得。如果死背這些資料，那是死讀書，如果讀完歷史反而令人越讀越守舊，那是讀書不得其法，叫食古不化。話又說回來，網上資料固然唾手可得，但在人人都可以發布資訊的時代，網上充斥著大量虛假失實，似是而非的資訊。若對歷史缺乏基礎知識，確實容易受到錯誤資訊的誤導。更何況，掌握真實的資料只是認識歷史的起點，只有對零碎的資料加以綜合分析，通過現象看本質，才能洞悉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形成較有系統的歷史觀。
其實，時代在變，環境在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但古往今來人性幾乎沒有多少變化，人類既有團結互助，捨己為人的高貴品質，也有好逸惡勞，趨利避害的自私基因。人性的善與惡，美與醜都是人類社會的永恒課題。人對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是怎樣形成的？毫無疑問，是從社會實踐中得來的。人類從不斷實踐中獲得經驗，繼而從經驗中吸取教訓，完成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形成理論，從而指導更偉大的實踐。歷史是甚麼?歷史就是人類實踐的紀錄，是人類行為的總和。它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在一個崇尚物質享受的商業社會里，人們往往會容易變得急功近利，對於人文精神的價值認識不足。
《禮記•學記》說︰「雖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人們之所以不喜歡讀歷史，是因為不明白歷史的功能，自然不會意識到學習歷史對他們有何好處，與他們的生活有何關系。其實，讀懂歷史，也就讀懂人性，讀懂人性，那辦起事來，就事半功倍了。中國人很早就意識到歷史的價值。中國的史籍之多，誠如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所說「二十四史，兩通鑑，九通，五紀事本末，乃至其他別史，雜史等，都計不下數萬卷，幼童習焉，白首而不能殫」，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由此可見中國人對修史是何等重視了。孔子作《春秋》，是為了褒善貶惡；司馬遷作《史記》，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過去，皇帝非常重視讀史，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花了19年時間，不辭辛勞，苦心孤詣撰寫《資治通鑑》，就是希望此書能讓皇帝「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即借鑑前朝的興盛和衰落，考察當代政治的得失，嘉獎善事，懲處惡行，堅持真理，捨棄錯誤，如此就足以發揚古代的盛德，達到前所未有的治理水平，令四海的百姓都能享受幸福。宋神宗以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鑑》。可惜哲宗、徽宗和欽宗都未能做到以史為鑑，結果在《資治通鑑》面世42年之後，金兵南下，攻佔開封，徽、欽二帝淪為俘虜，北宋滅亡，「四海群生」不但未能享福，反而遭受深重的苦難。但《資治通鑑》並未因北宋滅亡而喪失其價值，反而越來越為後世執政者所重視。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在其名著《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中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過去的歷史並未死去，過去就活在現在裏面，歷史與生活息息相關。歷史是由一連串前因後果不斷積累所構成的，它是連續發展的有機體，要認識現實，就不能割斷歷史。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在《歷史是甚麼》（《What is history？》）一書中說：「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My first answer therefore to the question,What is history？,It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istorian and his facts,an unending dialogue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讀歷史能夠幫助人們透視過去，認識現在，展望未來，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即使在沒有皇帝的時代，中國旳政治領袖都在日理萬機之餘讀史。孫中山如此，蔣介石如此，毛澤東更是如此。毛不但通讀《二十四史》，而且讀了17次《資治通鑑》，可見讀歷史是很實用旳。因此，問「讀歷史有什麼用？」就如同問「獲得智慧有什麼用？」當我遇到類似的問題時，除了回答沒有用之外，也很難讓提問者明白智慧有什麼用，這叫夏蟲不可語冰。
起碼對我來說，讀歷史令我頭腦比較冷靜和清醒，不會人云亦云，不會將複雜的人和事簡化為非黑即白。在一個崇尚即食麵文化的時代，人們沒有耐性靜下心來多讀書，尤其多讀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書，往往習慣跳過用自己旳頭腦分析和思考的過程，直接得到答案。讀歷史的好處就是讓我們懂得換位思考，不會只從自己的角度觀察事物，從而使我們更有同里心，養成開放的胸禕禕襟與包容的精神。例如秦始皇是不是暴君？如果是暴君，那他的政策一定是糟糕透頂，乏善足陳的。但研究歷史的人就會想得全面一些。因為壞人也會做好事，即使他的動機是自私的，但其行事的結果可以是對大眾有益旳。如秦始皇廢封建，行郡縣，其目的是為了強化君主集權專制，純為一姓之私，但郡縣制比封建制進步得多。地方官由中央量才委派，總比諸侯世襲的質素有保證，而且分封制容易造成諸侯割據，戰亂不休，生靈塗炭。因此，對老百姓來說，郡縣制比封建制好得多，誠如王夫之《讀通鑑論》所言：「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為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六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為郡，分之為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為而非天下之公乎？」「若夫國祚之不長，為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因此，若將統治者的施政得失純粹歸於其個人品質，即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不是歷史學家的思維方式。我們處在一個訊息爆炸，風雲變幻，生活節奏急速的時代，讀歷史至少可以讓我們靜觀時局，處變不驚。誠如王家範教授所言：「假如說哲學使人聰明，文學催人產生激情，那麼史學則教人冷峻。什麼叫「歷史感」？歷史感就是一種大時間感。胸中有了大時間格局，就能像斯賓諾沙說的：「不笑，不悲，也不怨，只是為了理解。」歷史的時間單元不同於生理時間，它往往以百年、千年為一單元。且看世界上較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成就今天令人羨慕的績效，至少也花費了四五百年。一百年，只相當於一個百歲老人的生命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只算得上一小段。有了這種宏觀的大時間觀，盡可以坦蕩蕩地看待過去百年的跌宕起伏，一局大戲才演了一半，好戲正在後頭。社會變革是一種不隨意認同於主觀設計的自然創造物，它有它自己的軌道，重要的是不要中斷，更不能倒退。(1) Facebook https://bit.ly/3ef5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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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藏印：傳經堂圖書記（白）
署年：明早期刊本
黃麻紙線裝
說明：此書曾經湖南大藏書家方功惠傳經堂收藏。
27.5×1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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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
1頁紙本
景鄭
提要：作為宋刻通鑑此頁頗為罕見，行款為十三行二十四字，遍查名家書目，未見此本著錄。書口下端鐫刻“文”，考此刻工曾參與南宋鄂州复龍爪本刊刻，然行款亦不相同，應為另一種罕見版本，極具參考、文獻之用。著名版本學家潘景鄭先生題識，書眉有墨筆批點。
20.5×15.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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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八年（1730）至十年（1732）刻本
20冊紙本
提要：是書以朱子《通鑑綱目》為本，闡發其旨意。提綱挈要，利於師學，深受歷代推崇。順治間，伊氏十八世孫伊之斌主持重刻此書。至雍正間，版散缺失，又由眾後學捐資重加刻印。此本卷帙齊整，墨色厚重，當為初印之本。
半框：22.4×15.2cm
開本：28×1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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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_互動百科 - http://goo.gl/5yxi8i
《資治通鑑》[1]，簡稱「通鑑」，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三百萬字，耗時19年。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三家分晉（戰國時代）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包括秦、漢、晉、隋、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魏蜀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其他政權，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中國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司馬光
《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將穎邸舊書2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並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藏書。
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2]，「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治理」。「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以史為鏡）[3]。宋神宗親自作了一篇序，賜給司馬光。這篇序後來保護《通鑑》免遭毀版的災難[4]。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5]，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6]，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清人袁枚稱：「李鄴侯北伐之謀，保儲之諫，辨建寧之寃，保李晟、馬燧之功，新、舊兩《書》俱不載入……微溫公《通鑑》取李繁《家傳》大為闡揚，則鄴侯一代偉人，幾乎黯然無色。」[7]。南宋洪邁更進一步考證：
“ 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鋒、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8] ”
《資治通鑑》述龐勳時，除用鄭樵《彭門紀亂》，亦引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賈緯《唐年補錄》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錄》專記「太和末擒越盜裘甫、平剡縣」之事，溫公雖用《平剡錄》，卻不提詐降及計誘，又兼存《玉泉子見聞錄》之論。《資治通鑑》大量描述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而別於官修新舊唐書之中央史觀。
《通鑑》卷一九五貞觀十三年末尾傅奕臨終前描述：
“ 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咒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甦。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 ”
其近乎神話色彩的史料來源則是唐人李亢《獨異志》、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和宋朝王讜的《唐語林》。
《資治通鑑》為宋神宗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以夏曆為主，作為全書的骨幹，若同年有二年號以上，則以後來者為定。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9]，各人先修「長編」[10]，編寫「長編」時常在每一事中間空一行以備剪貼，務求其詳盡，「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接下來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同異，刪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紀〉成書六百餘卷，經司馬光剪裁、編定為八十一卷[11]。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最後方能定稿。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如淖方成「禍水」之語則采及《飛燕外傳》[12]；張彖「冰山」之語則采及《開元天寶遺事》，並小說亦不遺之[13]。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李燾《巽巖集》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14]。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豐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弘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15]。元豐七年十一月司馬光《進通鑑表》自敘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司馬光亦曾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家省思，史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
助手
雖然此書中司馬光自己的意見皆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辟屬官」，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16][17]，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刪改定稿則完全由主編司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頗為一致。劉恕之子劉羲仲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此外，司馬光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通鑒舉要歷》八十卷三書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評註
元初，胡三省著《資治通鑑音注》，被認為是歷代注釋《資治通鑑》最佳者。
體裁
涵蓋年代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18]，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四成，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釋例
帝后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資治通鑑》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鑑》載魏明帝太和五年：「 （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19]
史事評論
《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20]。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21]，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漢紀〉所佔篇幅最多、其次為〈唐紀〉。
陳垣《胡注通鑑表微》曰：「《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鑑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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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如：《資治通鑒》是儒家帝王之學
更新: 2015-11-23 21:56:34 PM 標籤: 資治通鑒 , 帝王之學 , 司馬光
【大紀元2015年11月24日訊】儘管中國人可能都知道《資治通鑒》是北宋著名史學家司馬光歷時19年編著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本編年史巨著，但是很少人真正瞭解司馬光編著這本史書的目的何在，它真正的價值是什麼。它其實就是北宋後中國歷代帝王的必修之課，專門從帝王治國用人的角度，以歷代帝王歷史上碰到的各種問題和事件作為分析評述的內容，給後世帝王以借鑒和學習，獲得經驗教訓，懂得正確的治國用人之道。因此這部史書才被命名為《資治通鑒》，意為幫助治理、博古通今、作為借鑒。
整本書，其實是以儒家之道，教育帝王或者將相，怎樣站在治理者或管理者的角度，借鑒歷朝帝王處理國事的得失與經驗教訓，實踐儒家修身做人之理來管理百官，治理國家，施行德政。
因此，這是中國古代典型的培養帝王的學問。其實，在古代，不僅帝王必讀，將相才子，文人墨客，只要有意科舉、出世為官，都是必學的重要典藉。那麼對於現代社會來說，其價值依舊不變，現代商業社會的公司管理之道，用人之道，就在其中，讀之必將豁然開朗，獲得智慧。說白了，就是帝王將相治國，儘管是國家大事，最終體現的是儒家敬上怜下的做人的道理。不管社會如何變更，管理國家，管理公司，都必然面對的是如何管理人、如何採用人才的問題，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很多外國人研究中國歷史感到驚訝不解：中國古代幾千年，如此龐大的王朝，卻次序井然，社會穩定，即使是末代出現無道昏君時期，整個國家還能維持一段比較穩定的社會自治狀態，那是因為從上古舜帝時期，就已經初步形成以孝治國的傳統，周朝因君主賢明、禮賢下士，禮樂制度完備，使得整個周朝長達800年，堪稱奇跡。自此，歷代王朝君臣有禮，百姓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即使改朝換代，社會的次序、禮儀和道德觀念大致不變，自然的就是體現做人的道理，人人自然遵循，所以幾千年來，非常穩定。這套儒家治國和做人的道理，儘管在當下的紅朝被邪惡的中共歪曲拋棄，卻一直被全世界敬奉為聖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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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禮儀之邦的後代，從新發現它的價值，還原帝王之學的真正面目，領悟帝王將相在治國上體現出的為人處世的道理，我們定能幡然醒悟，什麼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身為炎黃子孫，為何應該感到驕傲。
相信隨著仔細閱讀此書的過程，王者之道必然領悟：治國與治家，本為一理，根本始於修身，不出仁義五常之理，簡單明白。儒學大家司馬光傳授的帝王之學，並不神秘，其智慧必將古為今用，重新惠顧和啟悟今天的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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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校對：luo
宋司馬光主編，劉攽、劉恕、范祖禹等編輯，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與考異各三十卷，有胡三省注。為編年史，上起戰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下終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欲資宋朝皇帝治理國事的借鑑。書中網羅宏富，舉凡國家興衰之跡，生民休戚之事，並寓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之意，文繁義博，體大思精，越十九年而書始成。
司馬光（西元1019～1086）字君實，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人。哲宗初，入朝為相，罷王安石新法，恢復舊制。卒贈溫國公，諡文正，世稱為涑水先生。著有資治通鑑、稽古錄、涑水紀聞等。
卷一 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東周烈王七年（公元前403年～公元前369年）
卷二 東周顯王元年～東周顯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68年～公元前321年）
卷三 東周慎靚王元年～東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98年）
卷四 東周赧王十八年～東周赧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97年～公元前2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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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是一部經典名著，閱讀這部名著，就像閱讀任何經典一樣。我們應該如何閱讀經典作品呢？喬治．史坦納在《勘誤表—審視後的生命》一書中提及我們讀經典時：「經典會問我們：『你了解了嗎？』『你負責任地重新想像了嗎？』『就我提出的種種問題，和蛻變後更豐富的種種潛力，你準備好以此採取行動了嗎？』」（頁22）這也許就是我們閱讀經典的目標和方法，《資治通鑑》的閱讀自然也不例外。本次課程以「兩晉」部分為主要內容。我們選取《通鑑》中的某些片段，或配合正史中的記載，或配合王夫之的《讀通鑑論》，也選一點當今學者的研究，組成閱讀的資料。每一段資料都有標題，資料力求精簡，閱讀力求深入。一個學期所讀《通鑑》可能不多（大概無法達成課程進度所列的內容），但希望養成「熟讀精思」的讀書方法與習慣。
本課程希望修習同學在閱讀資料時思考問題，上課時發表各自的意見，形成討論。本課程以思考傳統史著中的「問題」為主，上課不會作古文的白話語譯，同學多讀之後，古文閱讀能力自然加強。 唐人的詩：「萬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晉英雄」，近人宗白華撰有〈論《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一文，均突顯晉代人物的特色。所以，儘管西晉政局甚亂，東晉內爭不休，仍有其他時代所無的特殊景色，可以「觀看」。閱讀《通鑑》，宛如進入時光的旅程，運用想像力的眼睛，觀看一番。
上課開始的十分鐘，有一「開場白」，介紹一本不是歷史，也不是小說的課外書。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時報出版）一書述及「經典」時，提及經典的閱讀與現代作品的閱讀，應是互為背景。他說：「我們可以說，能夠從閱讀經典中獲得最大利益的人，是有技巧地輪流開讀經典與適當代資料的人。」（頁7），「開場白」的作法，即師其意。我們閱讀此書，雖然只是片段，也可以看到一些精彩的故事與動人的情景，只要用心去體會許許多多記錄者、撰述者一字一句寫下這些文字時，蘊藏心中的關懷與感動，這些故事與情景就會產生撼動的力量，讓我們有所轉化，把我們的情志修養帶向更高的境界，讓我們成為繼承傳統優良文化，形塑明日理想社會的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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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風詠録：（第201回目）『資治通鑑の文章に関しての質問への回答』 - 限りなき知の探訪 - http://goo.gl/UfIZ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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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治通鑑》看儒家學派的歷史觀 - http://goo.gl/Eg9J65
〈資治通鑑〉是我國歷史上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作者司馬光也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和儒家學者。論起我國歷史著作有“前後兩司馬”的說法。作為歷史著作，〈資治通鑑〉作到了史料翔實，文筆生動，但是〈通鑑〉作為司馬光寫給帝王作為治國的借鑒和範本的作品，而又是出於儒家大學者司馬光之手，就不免帶上了嚴重的儒家學派的烙印。下面就〈資治通鑑〉裡面記載的幾件事結合司馬光及其他幾位儒家學者的評論來看看所謂儒家學派是怎麼看待歷史事件，以及具有怎樣的歷史觀的。
一、〈資治通鑑〉以韓趙魏三家分晉為整本書的起點，原因在於司馬光認為韓趙魏本是晉國三大豪門，而當時的周王姬午卻昧於事實，任命三大家族的族長為國君，禮教從此崩潰，故從當年記起（那是公元前403）年。對於這件事，司馬光有一段很長的評論，主要是闡述儒家最為重要的“名實”之間的問題，也就是“正名主義”。可惜儒家的正名主義跟我們一般人的不一樣，一般人的正名主義是“一個人（或者事物）是什麼就是什麼”，儒家的正名主義是“一個人（或者事物）曾經是什麼，那就永遠是什麼”。儒家老祖宗的〈春秋〉就一直厚顏無恥的稱楚國為“楚子”（因為周王分封諸侯的時候楚國國君只是個子爵），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司馬光也有這個毛病，死報著“正名主義”不放。可惜，寫著寫著他自己就覺得不舒服了，於是又開始對自己所提出的正名主義下手，公元前370年，齊威王朝見周王，這裡司馬光是用“王”這個稱呼來稱齊國國君，可是，當時齊國國君田因齊要在36年以後的公元前334年才正式稱王，不知司馬光又做何解釋？整本〈資治通鑑〉這類東西比比皆是，由此可見，儒家如果不放棄所謂的“名實、正名”這一堆東西，寫出來的歷史的確很容易讓人感到困惑。二、儒家學者的心胸氣度有問題。在論荊柯那一段中，司馬遷盛讚荊柯的義舉，認為他們（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柯）等人，無論成功還是失敗，但是他們的立場光明磊落，聲譽永垂後世。可司馬光評荊科是“太子丹飼養的一個強盜死士而已”如果不去刺秦王，而在國內舉賢才，明禮教，國家自然會安穩，結果因為刺殺秦王，使燕國滅亡，荊柯作為直接行動的人，罪不可赦。我不知道司馬光寫這一段的時候處於什麼樣的狀態，是不是在發燒？當時秦王大軍已經展開了滅國行動，橫掃六合之勢已是勢不可檔，有沒有荊柯刺殺那一下，燕國的滅亡已是不可扭轉。就算太子丹能按照司馬光所說的，那要多少時間？退一萬步講，就算有時間選拔賢人，那時秦國已經滅了其他幾國，以傾國之力攻燕國，又有何困難？荊柯明知此去並無生路，仍然報著“士為知己者死”的高尚情懷，易水之畔的一曲“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千古絕唱，寒風之中絕塵而去的一騎孤影，千古之下猶歷歷在目。不知怎麼到了司馬光這個儒家學者面前怎麼就成了“太子丹飼養的一個強盜死士而已”了？司馬光這是在侮辱中國的俠義情懷！不過從儒家的本質來說，不鼓勵有“俠”這種東西出現，因為這會影響統治階級的安穩，所以在〈資治通鑑〉裡根本就不提這些東西。再往下的儒家學者更是不堪，如王夫之之流，思想上更是變成了統治階級的走狗。三、〈資治通鑑〉裡面司馬光等人的言論，充分體現了儒家不思進取，宣揚明哲保身的思想。作為這種思想的代言人，〈資治通鑑〉裡多處的“光曰”已經表露無遺了。這裡只說一兩件事情。一件是關於司馬遷的評價。一件是對漢武大帝劉徹在位期間江充及太子劉據謀反一案的評價。司馬遷一案本來就是一個冤案，我一直懷疑劉徹對司馬遷不怎麼滿意。李陵被俘之後，劉徹心中早有成見，作為一個君王，他何必諮詢一個史官的意見，何況就算司馬遷說的不對，他可以不聽，可以把司馬遷趕出政府，甚至可以殺掉司馬遷，不知道為什麼非要選擇宮刑？西漢政府的法律有359條，其中含死罪409種，就算劉徹愛惜司馬遷的才華（不過這個可能行不大），從死罪減刑一等執行，當時的法律中還有鞭刑、答刑等等，為什麼一定要用宮刑，真是個老變態。這個倒還可以理解，因為劉徹執政後期本來頭腦就不是很清醒了。但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其後幾位儒家歷史學者和官僚對司馬遷的評論。班固首先跳出來指責司馬遷提倡遊俠，擾亂了社會風氣。接著諷刺司馬遷智慧不高，不足以明哲保身，然後得出結論，說〈史記〉不過是宦官自悲自憐的作品而已。這種評論法不但叫人感到莫名其妙，而且顯得有種幸災樂禍的情緒。按照他的推論來看他自己：當時他正依靠外戚竇憲，正是意氣風發洋洋得意的時候，所以在那裡說風涼話，嘲笑別人不知道明哲保身。可惜，隨著竇憲垮台，自己也入獄而死在監獄中，不知道這個時候他明哲保身的功夫哪裡去了？再按照他的推論下來，他所寫的〈漢書〉又該是個啥玩意？相比班固，還有更不是東西的就是王夫之。王夫之說班固指責司馬遷不忠，這個可能是版本問題，反正我讀資治通鑑文言文版本的時候，楞是沒有看出來班固是怎麼指責司馬遷不忠的。然後筆鋒一轉，惡毒的指責李陵帶5000人馬出戰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勇敢，再以後來李陵率三萬騎兵追逐李廣利大軍，轉戰九日的事來驗證李陵不忠。最後再轉回來，硬說司馬遷跟李陵是死黨，因為李陵不忠，所以司馬遷也不忠。這個推理過程叫人迷迷糊糊，不知道他是怎麼推理出來的，要是他生在現代我倒可以推薦他去看〈名偵探柯南〉。作為一個將軍，率軍戰鬥本是天職，如何跟炫耀勇敢扯的上關係？再說後來追逐李廣利的時候，李陵全族已被誅殺，與西漢早已恩斷義絕，這種時候追擊西漢軍隊，李陵心中只會有復仇的快感而已，難道還指望他率軍歡迎仇家不成？司馬遷與李陵本是泛泛之交，只是處於史官的職責和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說了幾句公道話（而李陵戰匈奴時也的確值得稱讚，具體情景可以看〈報任安書〉，其中對於戰鬥情景的描述，千載之下仍能叫人熱血沸騰，恨不能隨大漢李將軍奮勇一戰）而已，卻被叫成了李陵的死黨。照此說法，現代的律師跟自己的委託人可是死黨？這種企圖抹殺正直的人辯護權利的居心何在？還有更下流的王允（就是用自己幹女兒使美人計的那傢伙），自己一腦袋渣滓，激起李催等人兵變的傢伙，居然也開口說司馬遷的〈史記〉是一步謗書！！並以此為藉口乾掉了蔡文姬的老爹。他是個什麼東西？連起碼的智慧和容人之量的人都沒有還去評論司馬遷？然後是西漢廢太子一案。此案在武帝時期牽涉很廣。劉徹逼死自己的兒子之後自己都後悔，專門在宮裡修建了思子台。說明劉徹自己都認識到了錯在自己，只是不好明說而已。可司馬光非要把自己的熱臉去貼劉徹的冷屁股，把責任都扣在劉據頭上。弄得我都不知道〈資治通鑑〉究竟是誰寫的了。就在書上前面不遠的地方司馬光還在拼命的稱讚劉據具有儒家所歌頌的最高美德，轉眼之間就成了因為品德不好而應該有那種結果的人，我暈，也變的太快了吧。不過司馬光還好點，還有個更莫名其妙的班固，說了他母親的半天，最後突然冒一句：此乃天意，非人力也，這不是明擺著在放屁嗎？要全都是天意，咱都還混什麼？全躺著等天意安排好了。還要寫歷史幹嗎？天意是那班酸儒能理解的嗎？四、儒家歷史學者對於史料的選錄問題。每一個歷史學家在編撰歷史的時候，面對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都必然有一個取捨的標準。真實性應該成為第一，其次是讓歷史事件能夠變的完整的資料，最後才是根據自己的觀點出發對某些東西進行取捨的問題。資治通鑑在真實性的問題上做的不算差，基本做到了公正（因為全部是前朝的事，跟司馬光沒有什麼關係，要是本朝，估計他沒有那個膽子，誰要不信邪，可以看司馬遷和崔浩的下場）。以隋末年間王世充與李密之戰為例，《舊唐書》及其他史料記載不一，有人說王勝，有人說李勝，通鑑折中，取其各有勝負。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其後的事態發展來看，應該是比較接近事實的。但《資治通鑑》裡也有記錄的不真實的地方，考慮到全書篇幅太長，司馬光也有看不過來的時候，這裡就不一一表述。
其實儒家歷史學者編寫歷史最叫人受不了的地方是記錄歷史事件不完整（取捨的標準這個倒不用多說，誰拿筆桿子誰就有發言權，這個是通病，倒不只是儒家學者的毛病） 。舉個例子，作為一本指導帝王以歷史為鑑的著作，通鑑中收錄了大量的關於進諫的史實，對於各臣子進諫的言談，書信，奏章倒是歷歷在目、清清楚楚。可惜，對不起我們看歷史的人的地方在於，對於諫言接受方（即帝王一方）的反應就顯得模糊，有點難以啟齒的味道了。書中寫的最多的就是對進諫人的讚嘆、接受、賞賜。不過這些反應都是直接對進諫的人的。那麼，我們所關心的進諫的人所反映的事情結果怎樣了？抱歉，儒家歷史學家對記載這種事情的興趣不濃，所以很多事情只有靠我們猜，而從其後的歷史事件發展來看，往往是你諫你的，我做我的，沒有任何作用。唐朝中葉，陸贄陸文宣公的奏章59篇，篇篇都是治國良策，可謂字字珠璣，李適接受了多少？19篇（還是部分接受）。改正了多少？不知道，找不到相關記載。我推測，儒家歷史學家的興趣只在於說明臣子的責任在於進諫，只關心說了些什麼、怎麼說，至於效果如何，他們不關心，也不敢關心。弄的一個進諫納諫的治國過程好像唱戲，君王在上面唱戲，臣子們在下面吆喝“唱錯了、唱錯了”。好一點的戲子會改正，差一點的根本就不理會，再差一點的立刻叫人把吆喝的趕出觀眾席，停止看戲的資格，難怪中國的的歷史舞台就像戲台，“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還有就是對於某些歷史場景的描寫，比如說呼韓邪單于歸漢這樣的大場面，居然找不到什麼記載。類似情況還有很多，由此可見這樣的史料選擇，只能說明儒家歷史學者在史料的選擇上重心嚴重偏移，忘記了記載歷史的基本任務是還後人一個完整而真實的歷史面貌，而滿足於用史料來宣揚自己的觀念。五、儒家歷史學家的戰爭觀和英雄觀。首先說明一點，先秦儒家從根本上不反對戰爭，前提戰爭必須是仁義之師。可是問題就出在這裡，由於對仁義之師的理解和要求實在太高，儒家自己表述的歷史上也只不過商滅夏、週伐商這幾場戰爭而已，這樣一來，弄的後世儒家被醬死的小腦袋無可適從，只好反對一切戰爭。不但反對開辟疆域的戰爭，也反對反抗侵略的戰爭。開辟疆域的戰爭按照現代的眼光來看是侵略戰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不被看做侵略戰爭，只能看作滿足君王虛榮心，表現自己雄才大略的方式，儒家反對這種戰爭，雖然情感上我們不能接受，但道理上能夠理解）。但儒家反對一切戰爭就有點莫名其妙了。漢武帝對南邊用兵，儒家反對，對北邊用兵，儒家還是反對。我就不明白，抗擊侵略有什麼不好？中國的邊患除吐蕃以外，基本上全部來自北方，在經歷白登之圍的恥辱以後，在經歷文景休生養息之後，在再次面對匈奴鐵騎蹂躪的時候，奮起反擊，有何不妥？當陳湯擲地有聲的說出“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候，一群躲在後方的儒家官僚和後世的在書房裡面耍弄筆稈子的酸儒卻在指責他勞民傷財。這是什麼德性！由此可見儒家對戰爭的態度和對英雄的態度。從中國歷史上英雄的遭遇來看，基本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功臣良將功高震主，君王擔心無法控製而下手，這個在所難免。歷代所謂的開國元勳，能得善終的，不過東漢和宋朝而已。這是政治結構的問題。作為儒家的官員學者，不可能也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可是作為具有言語權的一群人，為什麼不能給他們一個公正的評價？而是附和著君王的需要，往他們身上潑髒水？不追究君王的責任，反而從被害者身上找缺點？我自己分析第一是由儒家的戰爭觀造成的，儒家反對戰爭，也因此反對戰爭中成長起來的英雄。第二，是為了給君王臉上抹粉，這是他們的職責。維護當前統治者的名聲，為尊者諱是他們生存的本錢。第三可能是文武相輕的問題。文人尚且相輕，更何況是武人？第四就有點不好開口了。根據我的看法，每個男人在某一個時間段都會有一種沙場濺血、疆場馳騁的壯志，都會有一種為家為國捨身的鐵血豪情。只是有人付與行動，有的流於空想。當空想者看見別人將行動付諸現實並取得成功之後，高尚者讚揚，平常者視而不見，卑鄙者開始嫉妒。可惜，世上高尚者不多，從班超的遭遇和評價就能看出，對於英雄要想獲得公正的評價有多麼困難。可能最後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本人思想比較陰暗的原因，這裡僅供參考。可儒家不僅是對戰場上的英雄是這樣，對於治國的良才也這樣，就不是我本人陰暗的心理能理解的了。張良，漢初開國三傑，因為好黃老之術，後世史家對此多有微詞。當時還沒有獨尊儒術，加上張良實在太超然，倒也不好怎麼下口。輪到後世就比較慘了，李泌一代賢才，乃真正的白衣卿相，論才，歷代丞相少有能敵，論忠，歷唐三代帝王（儘管那三個是一個不如一個）不生二志，論德，是真正的視功名如糞土的人物，就是這樣的人物，也是因為好黃老之術，被司馬光一干人等輪番轟炸，評價中的“怪誕、無稽”等評語層出不窮。這種言談，這種行為只能解釋為儒家學子缺乏必要的包容心態，對非從他們所認為的正常途徑或者是信仰與他們不完全相同的人，採用黨同伐異的態度，下手毫不留情。我為中國眾多的英雄一哭，為統治我國思想的儒家思想一哭，更為我國歷史由這樣的人來表述一哭。一本《資治通鑑》，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人才疏學淺，管中窺豹之餘，僅能得此愚見，望眾位達人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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