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記者進立院 要開放也要自律 - http://goo.gl/8iyM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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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調記者通聯，胡元輝：破壞民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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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被監察院查到有政風人員調閱記者通聯，法務部並因此遭監察院糾正；對此，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胡元輝表示，這行為已影響媒體與消息來源關係，破壞民主運作；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李清貴也回應，政風人員不能以行政手段侵犯記者新聞自由，更不該調閱記者通聯紀錄。
台北市政府傳出政風人員實施測謊、調閱記者通聯等調查手段，逾越權限且侵害人民權益，甚至傷害新聞自由，今(13)日監察院糾正法務部，要求確實檢討改善。
胡元輝表示，不論是檢調或政風人員，在沒合法授權下，不能隨意調閱記者通聯。記者需要保護消息來源，調閱記者通聯已影響媒體與消息來源間關係，傷害記者採訪新聞自由權益，破壞民主運作。
記協:政風人員不能以行政手段侵犯記者採訪自由
李清貴也表示，政風人員基本上只有行政調查權，不能以行政手段侵犯記者採訪的新聞自由，更不該調閱記者通聯紀錄。他更提到，記者有新聞採訪自由，也須保護消息來源，若政風人員逾權，要求記者配合調查，記者「可當下直接拒絕」；若是牽涉更高層面嚴重性，也可循法律途徑解決。最後李清貴也提到，這次監察院糾正法務部有保護到記者權益，「不讓政風人員倒退回戒嚴時期的做法」。
根據《中央社》報導，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管中祥表示，記者若沒涉及犯罪行為，是屬於獨立運作的工作者，調閱通聯已影響記者新聞自由權益；監察院糾正法務部是提醒法務部，同時他也擔憂如果動輒調閱記者通聯，未來可能引發「寒蟬效應」；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陳光毅也對此回應，政風人員無權要求記者提供新聞採訪通聯，他更批「法務部以為自己是錦衣衛嗎？」應尊重媒體新聞自由；監察院的調查，他給予正面評價
「誰有辦法認定誰是記者？」 公民記者採訪立院受限 公聽會砲聲隆隆
民進黨總統當選人蔡英文23日啟動產業參訪之旅，首站 到台北市南港軟體園區與生技醫藥產業座談，她表示， 「代表我們（新政府）要發展生技產業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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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小港國中2年8班日前因有5名學生確診為流感病例停課，教育局25日會同衛生局與市立小港醫院前往學校進行衛教宣導。（圖/ 高雄市教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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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記者不需要經過證照檢定，但過去立法院採用的採訪換證制度，長期以具有公司商業執照的大媒體為主，造成雜誌以及獨立媒體無法入內採訪，限縮新聞自由，2016政黨輪替後，民進黨釋出善意，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於25日召開公聽會，邀請大小媒體，以及各個獨立記者包括朱淑娟、李惠仁等人一同研議未來該如何開放讓更多媒體可以進入立院採訪。
過去，立法院對媒體訂有《立法院採訪證件發放要點》，其中第4點規定，「本院發放國內媒體採訪證對象，須以完成公司（商業）登記有案，且每日發布新聞內容中，全國性政治、文教、財經、社福等新聞需達60%以上份量之新聞媒體常駐立法院專任採訪記者為限」，規定排除掉了獨立媒體與公民記者，無疑限縮了新聞自由，更等同於讓立院具備了審查什麼記者得以採訪的權力，一直以來受到不少學者專家的批評。
朱淑娟：人人都應享有採訪權
對此，自2009年開始成為獨立記者的朱淑娟認為，過去舊國會拒絕發放採訪證給獨立記者及公民記者，不只是違反民主精神的落伍做法，而且於法無據，因為台灣政府並沒有媒體認定制度，任何人只要基於「採訪報導」為目的，都應享有採訪權，而不是看該記者有沒有公司的「工作證」。她舉行政院為例，老早就開放給獨立記者採訪，甚至還會主動供稿，「任何一個部會沒有人會質疑妳在幹嘛」。
20160225-立法院開放公民記者採訪公聽會，朱淑娟。（陳明仁攝）© 由 風傳媒 提供 20160225-立法院開放公民記者採訪公聽會，朱淑娟。（陳明仁攝）
獨立記者的朱淑娟認為，任何人只要基於「採訪報導」為目的，都應享有採訪權。（陳明仁攝）
紀錄片導演李惠仁更是砲火連連，他劈頭直喊「全面開放」，而非分主流或公民記者，他批評「誰有辦法認定誰是記者？」，他舉一個例子，曾經就有一個議員批評公民記者是用小相機與爛機器的記者，讓他覺得很火大，至於是哪個議員，他說現在已經落選了大家也不用問，引起全場大笑。
李惠仁：至少公民記者不會做「白手套」
李惠仁表示，曾有「某部會」的記者聯誼會反對公民記者採訪的原因，竟然是怕「他們會問不專業的問題」，他說，公民記者也許會報導你覺得奇怪的新聞，「但我從來沒看到公民記者去做白手套」，反諷某些主流記者甘於做美化特定人物的報導；但此言論卻被立法院記者聯誼會會長蕭照平駁斥，絕對尊重各位記者的採訪權，但「不要用白手套來挑撥記者間的矛盾」。
新興媒體：不該以技術問題限縮新聞自由
對於每日需發布60%以上的全國性新聞才有資格進入立院採訪，不少新興媒體都有意見，去年底才上線的報導者記者陳彥廷表示，若以這個標準來看，「公視或是原民台都應不符合資格」，他也提到，雖然立院採訪空間不足，但不該以技術問題限縮新聞自由，如此會有違新國會開放透明的基本精神。
獨立媒體眉角的記者黃驛淵說，現行新聞採訪證有兩種，分為固定證與臨時證，臨時採訪證應該開放所有採訪需求的記者，但不合理的地方是限議場以外，他批「進來採訪還要限制區域，是常態證比較高級嗎？」
黃驛淵指出，既然不分機構公民都有採訪權，採訪證也是應該是一樣道理，臨時證跟常態證應該是時間點的差異，「而且由媒體機構認定」，既然常態證已經備查了，就不用怕有心人士刻意搞破壞，不該太擔心身分問題 。
20160225-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主持《立法院開放公民記者採訪座談會》（陳明仁攝）© 由 風傳媒 提供 20160225-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主持《立法院開放公民記者採訪座談會》（陳明仁攝）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主持立法院開放公民記者採訪公聽會，聆聽大家的意見。（陳明仁攝）
「Google、臉書均可用來認定記者身分」
談到該如何認定公民記者，朱淑娟說，可以出示名片，讓立院櫃台阿姨google該記者的報導文章，若真的不放心，也可以用身分證抵押，但不能因而要求記者照冊列管，她向蔡其昌呼籲，立法院必須即日起開放換證採訪以及申請入院證，若蔡其昌做得到，「歷史上會留名 」。
負責直播公共議題的公民實況轉播主劉凱也同聲附和，他說不一定要用篇數來認定，也可以用網路粉絲專頁來評判。但他也提到，不管營利不營利，大家都是記者，為何要界定公民記者或「記者」？這就好像時代力量正在推動反歧視法中是否也要制定何謂記者一樣，他要求立院只要能掌握記者的身分就好，「立法院也不是沒警力」。
前新頭殼總編莊豐嘉則是主張解放整個審核制度，讓立法院「公園化」，不要有門禁，立法院如果能夠開放讓公民隨時接近，同時維持固定警力維護，這樣反而會有一種有機性的制衡，他也不怕有心人進入搞破壞，有這麼多媒體鏡頭在，「就算黑道派小弟來採訪也不敢動手」。
苗博雅：採訪證核發交由專業記者團體把關
代表社會民主黨出席的苗博雅則有不同看法，她指出空間大小是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個大的新聞採訪，勢必也不希望能讓寫出好報導的記者只因為抽籤沒抽到而拒於門外」，她指出，英國法國仍有記者證，並由媒體專業的協會核發記者證，她建議核發工作可以交由記者團體來「審查」把關，若還是擔心議場秩序，可以列出負面表列，若發生如議場咆哮、人身攻擊，可以被剝奪採訪證。
顧立雄質疑：若採訪人數爆滿 是否「先到先贏」？
綜觀上述，多半記者還是將審核的工作丟回給立法院，民進黨新科立委顧立雄對此表示，他贊成完全開放，也不要分記者不記者，但具體的問題是，「倘若哪天真的有重大新聞讓會議室都爆滿了，該怎麼辦？」是否按照先來先坐，後到的抱歉？若空間限制造成議事人員必須做合宜比例的手段讓有人可能進不來，這點大家要有共識才能讓議事處好辦事。
20160225-立法院開放公民記者採訪公聽會，顧立雄。（陳明仁攝）© 由 風傳媒 提供 20160225-立法院開放公民記者採訪公聽會，顧立雄。（陳明仁攝）
立院是否開放公民記者進入採訪，民進黨立委顧立雄表示，贊成完全開放，但會議室爆滿時該如何處理，大家應有共識。（陳明仁攝）
對此，蔡其昌也同意顧立雄的看法，如果人數滿是否就決定先來先到的原則？也希望大家能提出具體方案，現場媒體也是意見分歧，從完全不用管理到媒體高度自律的答案都有。不過，他也表示記者證的問題可以直接由蘇嘉全院長來決定，他們的共識就是一定會百分百比現在更開放，讓國會的新聞給更多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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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中正總統當年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於民國56年7月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就是今天的「中華文化總會」，當時我是聯合報的記者，曾採訪和報導了這條新聞。想不到在48年後的今天，意外的得到了由文化總會主辦的總統文化獎。在個人的生命過程中，是一項很特殊的際遇。
文化究竟是什麼？而我們為什麼需要文化？解釋和討論這些問題的文章和書籍，汗牛充棟，且眾說紛紜。美國知名學者、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曾經舉過一個例子，恰巧能明確而簡要的解答了這兩個問題。
公元兩千年，西方學者合寫了一本書，書名是《為什麼文化很重要？》杭廷頓替這本書寫序，開頭就說：
「1990年代初期，我看到迦納與南韓1960年代的一些經濟資料，令我十分震驚。當時迦納與南韓的經濟狀況非常相似，國民所得差不多，幾乎都是以原料出口為主。這兩個國家也都接受相同程度的經濟援助。30年後，南韓成為工業大國，是全世界第十四大經濟體，擁有跨國性企業，是汽車、電子設備與其他製造業產品的主要出口國家，國民平均所得接近希臘。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日益鞏固。迦納卻還是一樣，現在的國民所得只有南韓的1／15。這種懸殊的差異當然有許多原因，不過我認為文化是很重要的因素。南韓重視節儉、投資、教育、組織、紀律，並且願意努力工作；而迦納的價值觀卻不一樣。換句話說，是文化的影響，使兩個國家變得不同。」
杭廷頓的這段話，既回答了文化的重要性，而且也解釋了文化的範圍。文化不是只侷限於音樂、美術和戲劇這些精緻文化，而且包括提倡節儉、重視教育、努力工作，以及組織和紀律等等這些形而上的重要元素。
大陸作家朱來常先生1991年寫了一本書，書名叫《文化是明天的經濟》。當時大陸正致力「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這樣的書名，自然有它的時空背景。但事實上，文化推動和豐富了人類各方面的生活，文化不僅是明天的經濟，也是明天的政治，也是明天的社會。正像杭廷頓所舉的例子那樣，文化決定了國家的前途。
中華民國朝野，幾十年來致力文化建設，且成果顯著。在具體的「民生」上，我們是亞洲四小龍之一，豐衣足食；在高層次的「民主」上，我們是舉世公認的民主國家。我們生活在台灣的每一個人，都是中華文化的受益者，所以要愛惜它，保護它，讓我們的子孫，在未來的歲月裡，也能同蒙文化的福祉。
我國政府和民間在文化建設上，都在意和強調文化的多元性，以總統文化獎來說，不僅有各個項目，這回更把新聞寫作也納入「文藝」範圍，頭一次把「文藝獎」頒給一名記者。就在我們總統文化獎得獎名單公布不久，諾貝爾文學獎也宣布，把今年的文學獎贈給白俄羅斯的女記者亞歷塞維奇，也是第一次頒授給一位記者。可見我們文化獎對文藝的理念，是和國際潮流相一致的。
文化總會公布我個人的得獎理由，最後有幾句話：「新聞媒體為當代社會很重要的一環，此獎不僅是頒給張作錦先生，更希望樹立一種典範，給有為有守的新聞人與評論工作者。」個人是一名普通記者，得獎已覺受之有愧，更何敢言「典範」二字？但是，總統文化獎對新聞報導的肯定，必將使媒體工作者未來在善盡社會責任上，受到更多鼓舞。
不管有無記者證 公民記者當然有採訪自由
◎ 吳景欽
十一月七日凌晨，有公民記者以手機直播抗議馬總統赴馬習會之動作，卻遭警察以假記者身分逮捕。如此的作法，實是對新聞採訪自由的嚴重戕害。
在大法官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裡，肯認了記者跟追行為屬採訪自由的一部分，並以不侵害他人隱私或自由權為界限。更值關注的是，大法官對於新聞自由保障的對象，不僅是在新聞機構服務的記者，更包含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新聞採訪之行為，即所謂公民記者。甚而在此號解釋裡，更將觸角延伸至一般人。
也就是說，在一個新聞事件現場，只要有人基於公益理由，拿起手機拍攝且直播於網路之上，即便未有記者證，亦未有採訪經驗，只要不具有對他人隱私權的侵害，亦屬於新聞自由所保障的範圍。也因此，警察若以假記者來限制抗議現場的採訪行為，顯已有違大法官解釋之意旨。
就算撇開採訪自由不談，並將公民記者當成是抗議的參與者，但警察的逮捕行為，也須以成立犯罪為前提。雖然依據集會遊行法第二十九條，對於未經許可的集會遊行，經命令解散而不解散，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惟針對緊急性、偶發性的室外集會遊行，依據大法官釋字第七一八號解釋，必須排除於事前須為申請許可之範疇。而雖然立法院並未遵從此號解釋，在今年一月一日前完成修法，但如此的立法懈怠，卻無妨礙此等集會遊行無須事前申請許可的現實效力。
也因此，針對馬總統欲前往新加坡參加馬習會的抗議行為，自無得警察機關允准之必要。故除非抗議者有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權，而為所謂現行犯，否則，警察限制公民記者行動之自由，反可能涉及刑法的私行拘禁或強制罪。
再進一步言，就算抗議群眾的行為，已有達於刑事不法之程度，但公民記者既無犯意聯絡、亦無行為分擔，更無任何法律要求人民有立即逮捕人犯之義務下，從旁採訪的行為，也不會有任何觸法之虞。則警察若加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而沒入相關設備之舉措，或許展現了對領導者的效忠與貼心，卻暴露出欠缺法治與人權保障的一面。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法律系及研究所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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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新聞」成了公民「公關」？
發佈於 2014年9月21日 。 774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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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管中祥
雖然批評台灣媒體的聲音從未間斷，力道從未減少，雖有不少媒體工作者試圖改變媒體亂象，但對許多人來說，媒體崩壞的速度卻遠比重建還快，特別是主流媒體的內容越趨瑣碎，公共議題越來越趨邊緣，特別是新聞主流媒體公共事務無能的情形越來越嚴重，對民主政治是嚴重傷害。
新聞媒體的問題當然很多，原因也很複雜，無法一一盡訴，難以全面解決。例如，許多人關切的「置入性行銷」就引起不少爭議。
簡單說，「置入性行銷」就是把廣告隱藏在新聞或戲劇之中，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讓我們在看戲劇或新聞的時候，不知不覺接觸到廣告資訊，進而支持某個政府政策或購買某項商品。
「置入性行銷」的策略究竟能為業者帶來多少效益與利益，並沒有太多精確的研究，但卻引來不少批評，特別是新聞的置入性行銷，根本就是利用我們對新聞的信任來販售商品。因為我們相信新聞是「事實」，也因此容易相信新聞對某項產品的正面「報導」也會是真的。
雖然新聞媒體的問題很多，在新聞中置入政策、商品的作法也經常可見。還好，這幾年公民記者興起，抱著「媒體不報，我們來報」的想法，自己當公民記者，自己的新聞自己報，公眾的新聞大家報，讓新聞有機會回到單純的本質。
一般來說，「公民新聞」和主流媒體比起來「質樸」許多，一方面報導方式不像主流媒體那樣花俏，內容的陳述也相對簡單，並且大多是公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日常生活經驗。因為這樣的「質樸」，不僅容易讓人親近，產生共鳴，也回到新聞原有的真實與質樸感，容易讓人認同與信任。
不過，最近「公民新聞」的概念卻逐漸被濫用，許多機構辦的活動媒體不感興趣，或者付不出高額的廣告與置入費用，開始自己培養「公民記者」，自己的活動自己報。
例如，「2014ITF台北國際旅展」就發出公告徵選第九屆公民記者，希望「能運用公民的專長大展身手，一同為我們寫下最豐富生動的旅遊見聞，一起為台灣的觀光加油！」不過，要當旅展的公民記者並不是隨便就可以當的，必須先報名，還得通過徵選，當然，選上後可以有旅展的專屬記者証、名片，可以自由進出採訪，並能使用記者室，還有機會得到旅展門票。
對許多人來說這是個「有吃又有抓」的好機會，不但可以有機會四處玩耍，又可以在網路和大家分享，何樂而不為。
不過，「徵選」其實比較難掌握報導品質，如果能辦個「公民記者培訓」，不但可以訓練寫手，還可以搏得「進步」的美名，實在是一筆好生意。
幾年前就曾經有一家主流媒體邀請我到他們開辦的「公民新聞」課程裡擔任講師，當時我有點訝異，許多主流媒體並不認同公民記者這樣的角色，認為他們沒受過專業訓練，又帶有立場，很難稱得上是「記者」。這回怎麼了？難不成這家媒體開始要走向歐美國家逐漸發展的「協作新聞」，也就是邀請公民記者和他們家的記者一起報導新聞，彼此協力、相互協作？
結果，當然不是如此。
和我聯繫的朋友告訴我，是因為他們媒體旗下的公關公司接了政府的行銷計劃，打算要訓練一批「公民記者」來幫宣傳活動。
這種作法不但濫用、誤用了公民記者的概念，根本就是利用讀者對新聞、對公民報導的信任來販賣商品，滿足政府及廠商的利益，這些單位招募的不是公民「記者」，而是公民「公關」、公民「宣傳」。「公關」、「宣傳」很難完全報導真相，而這些所謂的「記者」也不是站在權力者的對立面，相反的，是要幫企業、政府宣傳。這樣的報導，或許也是人民的一種觀點，但若回到新聞、記者的「本質」來看，似乎差距甚遠。
公民記者包含著「公民」與「記者」兩個重要元素，「公民」意味著有別於官方立場的觀眾，從人民的角度出發報導新聞，評論事件。每一個人都可以是公民，但「記者」角色恐怕得嚴格看待，不過，重點不在於「記者」的能力與技術等「專業」面向，而是能不能發揮記者的應有角色，報導真實，站在權力者對立面。
這些年包括公視「PeoPo公民新聞平台」、社區大學，以及許許多多的非營利組織都在用心、用力推動公民記者的觀念與實踐，無非是希望在日漸敗壞的媒體環境中開出一條新路，為台灣民主與媒體發展新的可能，然而這樣的理念卻日漸到誤用與濫用，這不但不是推動者所樂見，也是讓才剛興起不久的公民新聞面臨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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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統媒口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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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4
◎ 陳頂新
陳德銘來台參訪，與若干台灣媒體主管聚會，這場聚會，說好聽是「邀請」，實際上則是如同上對下的「召見」。陳德銘召見台灣媒體主管聚會，當然不會只是閒話家常，他對台灣媒體主管大談兩岸經貿整合議題，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希望台灣媒體往後能多為服貿議題美言幾句。此舉是否會收成效，當然要看與會的媒體們，後續是否有對服貿議題有特意偏袒或變動立場，這須有賴全民共同監督檢驗。
陳德銘展露了「中央視察地方」的高傲姿態，我國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去中國參訪，也不可能「召見」中國媒體主管。這是否意味著，國民黨執政的這幾年內，兩岸的互動方式已經由「對等的國際關係」劣化為「從屬的國內關係」，若是如此，恐產生對台灣無法回復的損害，令人擔憂。
中國對台灣媒體的影響力日趨強烈，「無疆界記者（ＲＳＦ）」組織今年度公布的全球新聞自由度報告中就指出，台灣與港澳的媒體獨立性正「陷於危險境地」，主因就是中國透過經濟實力箝制台灣與港澳的新聞自由，更因如此，二○一四年，台灣新聞自由倒退到第五十名（扁政府執政的二○○七年是第卅二名）。（作者為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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