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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的公羊三世說

　　《春秋公羊傳》把春秋時代劃為三世：孔子“所見之世”，“所聞之世”，“所傳聞之世”。何休注《公羊傳》，把“所傳聞世”稱為“衰亂世”，“所聞世”為“昇平世”，“所見世”為“太平世”。《禮記·禮運》把上古時代的社會稱為“大同”，把以後的社會稱為“小康”。

春秋戰國時期的公羊三世說

　　康有為把《公羊傳》和《禮運》的這些說法湊起來，提出社會歷史進化的三階段：由“據亂世”（衰亂世）到“昇平世”（小康），再到“太平世” （大同）。他特別發揮“三世”中的“太平世”，著《大同書》，宣傳以大同社會為改造中國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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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思想家: 胡適, 梁潄溟, 錢穆. (24)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ggSQZS

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slvd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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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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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是西漢末及新朝時由王莽推行的托古改制。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嬰禪讓後稱帝，改國號為新，改長安為常安，是為始建國元年（9年）。王莽開創了中國歷史上通過篡位登基的先河。王莽是儒家學派巨子，有其政治理念，並且開始進行了一系統驚天動地的全面性社會改革。

王莽仿照《周禮》的制度推行新政，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廢止奴隸制，建立五均賒貸（貸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權力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刑罰、禮儀及田宅車服等儀式不停回復到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

由於政策多迂通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而且朝廷朝令夕改，使到百姓官吏不知所從，不斷引起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天鳳四年（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四起，各地農民紛起，形成赤眉及綠林大規模的反抗，導致新朝急劇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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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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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名片

公羊學派，是儒家經學中專門研究和傳承《春秋公羊傳》的一個學派，它屬於今文經學內部最重要的一個分支學派。西漢景帝時期，立治《春秋》“公羊學”的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當時的博士還不是專經的博士）。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其中的《春秋》博士就是公羊學派，而傳授系統就是胡毋生和董仲舒兩條線索。

內容簡介
《公羊傳》別稱
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訖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著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

名字由來
據舊時經學家的一般觀點，公羊學派始自戰國時的齊人公羊高，以後又長期在公羊家族中傳承，故得名。公羊學派從戰國至西漢初的傳授系統，據唐代徐彥在《公羊傳疏》中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從這則材料來看可知兩點。其一，公羊學派自孔子弟子夏傳經後開始形成的，其戰國初至漢初的傳承系統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胡毋子都（生）；其二，公羊學派對《春秋》的研究，開始僅口說流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與弟子胡毋子生（子都）“著於竹幣”才使《公羊傳》成書。地這一傳統的說法，近人崔適表示懷疑，他在《春秋復始》中指出：“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則子夏生於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餘年。自子夏至公羊壽，甫及五傳，則公羊世世相去六十餘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崔適的懷疑是頗有見地的。根據《公羊傳》的內容來看，其中明文有引“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魯子”、“高子”等六人遺說，可證明“公羊學”的早期傳授決非限於公羊氏家族內部。一般說來，古代的經傳，不是積累而成，就是經過後人的增刪，“公羊學”同樣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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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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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學派又稱公羊學派，清代常州人莊存與創立，其學主攻今文經學。

常州學派始於乾隆、嘉慶年間，以莊存與、莊述祖、莊綬甲、劉逢祿為代表人物，多為常州人，故稱之。常州學派其學主要為研究《春秋公羊傳》，闡發公羊家的微言大義。莊存與早年師宗顏李學派，晚年深研今文經學典籍《春秋公羊傳》，深覺顏李多荒誕不實，遂揚棄顏李學派，自成一說，成為常州學派的開山宗師。

傳統公羊學皆環繞在胡母生、何休的義例。劉逢祿為常州學派發揚光大者，他首先將《公羊》的微言運用於《論語》之中[1]，著有《公羊何氏解詁箋》、《公羊何氏釋例》、《發墨守評》、《箴膏肓評》等，頗多發明。龔自珍本人也是常州學派佼佼者，與宋翔鳳、莊綬甲等過從甚密，好議論時政[2]。凌曙將公羊義例引入禮學之中，凌曙傳於陳立，陳立著有《公羊義疏》，成為《公羊春秋》之集大成者。此後研究公羊者聞風而起，披靡天下，宋翔鳳的《論語說義》、《論語發微》，凌曙的《公羊禮疏》、《公羊禮說》、《四書典故覈》都是公羊學的大作。康有為也是常州學派之一員，他用今文「托古改制」，成為戊戌變法的理論依據。錢基博《古籍舉要》認為「言《公羊》，得之廖平。惟廖平以《公羊》言禮制，由《白虎通》以通〈王制〉，為湘學王闓運之嗣法；而康氏以《公羊》稱大同，由〈禮運〉以明《春秋》」。

注釋

^ 孫春在於《清末的公羊思想》中認為：「公羊學到劉逢祿另一轉折，就是用公羊傳何注的精神去重新詮釋《論語》一書」「劉逢祿另一個關鍵性的影響，就是以公羊春秋的思維去詮釋五經，因而造成了由公羊擴及於今文經學的全面研究」（臺灣商務，七十四年，頁36）。
^ 《清代學術概論》：「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魏。龔、魏之時，清政既漸陵夷衰微矣，舉國方沈酣太平，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考證之學，本非其所好也，而因眾所共習，則亦能之；能之而頗欲用以別闢國土，故雖言經學，而其精神與正統派之為經學而治經學者則既有以異。……故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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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改制
托古改制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為了實現他的改良主張而提出的一個辦法。他為了否定封建經典，否定封建正統思想，宣傳自己改制立法的變法主張，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變法”的祖師爺，目的是藉“古聖”來論證變法維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中文名：托古改制

人物：康有為

目的：論證變法維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核心內容：王田制

王莽的托古改制
背景
西漢末年，政治日趨黑暗，土地兼併更加嚴重，農民大量破產，或四處流亡，或淪為奴婢。在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王朝統治搖搖欲墜之時，一些儒生開始對漢家國運產生懷疑，提出“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的說法，“ 易姓改命”論為更多的地主官僚所接受，這為以後王莽托古改制奠定了基礎。

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因其父早死，故能生活節儉，勤奮博學，在貴族、官僚中頗有聲譽，


官至大將軍、大司馬，臨朝輔政。他屢次捐錢獻地，籠絡民心；又奏請增加大臣俸祿，擴充京師太學，因此聲望日隆，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於途。公元8年，王莽自認是舜的後裔，應受漢禪，借助“ 易姓改命”的思潮代漢自立。公元8年，王莽逼迫小皇帝劉嬰禪位於他，在眾人的擁戴下，建立新朝。揭開了托古改制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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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改制”與“三世進化”——康有為公羊學思想研究》以考察康有為公羊學的核心範疇為線索，採用概念分析、文本細讀等方法，依次就康氏公羊學學術規模、"托古改制"​​、"三世進化"及其公羊學視域下的解經學等議題進行梳理、詮釋，並註重結合經學史研究視角，彰顯康氏公羊學的學術價值，以彌補前人研究對康氏經學之系統性關注不夠和相關概念討論不足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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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經學再興和康有為的托古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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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經學再興和康有為的托古改制

　　清中後期，公羊學復起。莊存與（和戴震同時）立常州之學，主張宋學漢學結合。他治春秋公羊學，“獨得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味經齋遺書》卷首），開創清代今文經學派。繼承莊存與的常州學派代表人物有劉逢祿、宋翔鳳。後來，龔自珍、魏源推重莊存與為大師，宣傳常州學派，今文經學開始與社會改革聯繫，壓倒乾嘉漢學而影響於晚清學術思想的發展趨向。近代康有為集其大成，借公羊學為變法維新製造理論根據。

　　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把古文經宣佈為“偽經”，認為全是劉歆偽造。漢學宋學也未得孔子真傳，只是“偽學”。他又作《孔子改制考》，提出“托古改制”論，認定六經為孔子所作，尊孔子為教主，說孔子作六經是假託古聖賢宣傳自己的改制思想，以求政治上變法改革。《春秋》的“微言大義”，是孔子學說的精華。實際上，康有為是藉孔子之名，宣傳自己變法維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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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改制：公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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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改制

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為了實現他的改良主張而提出的一個辦法。他為了否定封建經典，否定封建正統思想，宣傳自己改制立法的變法主張，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變法」的祖師爺，目的是借「古聖」來論證變法維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王莽的托古改制背景 西漢末年，政治日趨黑暗，土地兼併更加嚴重，農民大量破產，或四處流亡，或淪為奴婢。在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王朝統治搖搖欲墜之時，一些儒生開始對漢家國運產生懷疑，提出「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的說法，「易姓改命」論為更多的地主官僚所接受，這為以後王莽托古改制奠定了基礎。

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因其父早死，故能生活節儉，勤奮博學，在貴族、官僚中頗有聲譽， 托古改制的王莽

官至大將軍、大司馬，臨朝輔政。他屢次捐錢獻地，籠絡民心；又奏請增加大臣俸祿，擴充京師太學，因此聲望日隆，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於途。公元8年，王莽自認是舜的後裔，應受漢禪，借助「易姓改命」的思潮代漢自立。公元8年，王莽逼迫小皇帝劉嬰禪位於他，在眾人的擁戴下，建立新朝。揭開了托古改制的大幕。

王莽的目的與其他篡位者不同，他不是單純地為了當帝王號令天下，滿足私慾，而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用獲得的權力把儒家學說的一套進行實踐，夢想締造一個理想的世界。

王莽登基伊始，即附會《周禮》，設想了一整套對社會進行「復古」改革的藍圖，試圖緩解自西漢中葉以來形成的種種社會危機，並謂之曰「新政」。

核心內容「托古改制」的核心內容如下：

一、王田制：土地歸國家所有，禁止自由買賣。

二、奴婢制：改奴婢為「私屬」，亦不得買賣。

三、實行「五均六莞」，即在國都長安及「五都」（洛陽、邯鄲、宛城、臨淄、成都）設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賒貸及物價，徵收商稅，經營鹽、鐵、酒、鑄錢和徵收山澤稅。

四、改革幣制。

五、改革中央機構，調整郡、縣劃分，改易官名、地名。

六、改變少數民族族名和首領的封號。

結果王莽托古改制，不僅沒有成功，反而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國家將鹽鐵等收歸國有，不準買賣土地和奴隸，控制市場等措施嚴重危害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惡化；而廣大農民並未因王莽改制而獲得利益，反而受到更加殘酷的剝削，因而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王莽不再採用西漢的懷柔和羈縻政策，而是以古代儒家「蒞中國而撫四夷」的態度對待匈奴、西域、西南夷諸族，激起民族矛盾，邊疆兵燹不斷。再加上當時天災連年，黃河決口，終於在公元17年爆發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王莽軍隊幾路作戰，終於在昆陽大戰中被農民軍擊潰。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綠林等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滅亡，王莽也在綠林軍攻入長安時被殺。

王莽托古改制僅僅是王莽在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個人空想，根本無法實現，它帶來的是繼秦末農民戰爭后中華大地又又一場災難。

2康有為的托古改制背景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又一次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嚴重的危機。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等志士仁人意識到必須進行維新變法，否則中國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

在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的思想還沒有在中國普及的情況下，為克服這種困境，康有為採取了借屍還魂的謀略，具體來說就是托古改制。 他為了否定封建經典，否定封建正統思想，宣傳自己改制立法的變法主張，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變法」的祖師爺，目的是借「古聖」來論證變法維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書影

在康有為看來，制度變革的前提是思想觀念的變革，所以他要在孔學的舊瓶中，裝入民主平等的新酒。他一方面想讓儒家成為社會變革中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也想借「儒教」來抗衡當時影響越來越大的基督教。於是他把孔子立為儒教的教主，想借此復活一種中國式的宗教。[1]

康有為先後撰寫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而《大同書》則是他托古改制思想的集大成者。這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主要是在青年儒生中），為後來的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

核心內容集各家之大成，維新變法，君主立憲。

（1）打破夷夏之分，實現世界大同。

（2）「三世」之說，就是社會形態向高層次的進化。

（3）社會進化分三階段：「封建專制（衰亂世）——君主立憲（小康世，昇平世）——民主共和（大同世，太平世）。」康有為作《大同書》，他知道還有民主共和，可是當時的清朝應當實行君主立憲，這才符合中國的國情。

康有為認為：《春秋》是孔子為「改制」而作的書，只不過其中「托古改制」的「微言大義」長期被古文經學派所淹沒。[2]

結果康有為的托古改制策略並沒有引起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同情，反而徐桐、文悌等頑固派大臣紛紛抨擊和彈劾他的托古改制思想。戊戌變法只持續了103天便失敗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再也無人問津。

 

1王莽的托古改制背景 西漢末年，政治日趨黑暗，土地兼併更加嚴重，農民大量破產，或四處流亡，或淪為奴婢。在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王朝統治搖搖欲墜之時，一些儒生開始對漢家國運產生懷疑，提出「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的說法，「易姓改命」論為更多的地主官僚所接受，這為以後王莽托古改制奠定了基礎。

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因其父早死，故能生活節儉，勤奮博學，在貴族、官僚中頗有聲譽， 托古改制的王莽

官至大將軍、大司馬，臨朝輔政。他屢次捐錢獻地，籠絡民心；又奏請增加大臣俸祿，擴充京師太學，因此聲望日隆，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於途。公元8年，王莽自認是舜的後裔，應受漢禪，借助「易姓改命」的思潮代漢自立。公元8年，王莽逼迫小皇帝劉嬰禪位於他，在眾人的擁戴下，建立新朝。揭開了托古改制的大幕。

王莽的目的與其他篡位者不同，他不是單純地為了當帝王號令天下，滿足私慾，而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用獲得的權力把儒家學說的一套進行實踐，夢想締造一個理想的世界。

王莽登基伊始，即附會《周禮》，設想了一整套對社會進行「復古」改革的藍圖，試圖緩解自西漢中葉以來形成的種種社會危機，並謂之曰「新政」。

核心內容「托古改制」的核心內容如下：

一、王田制：土地歸國家所有，禁止自由買賣。

二、奴婢制：改奴婢為「私屬」，亦不得買賣。

三、實行「五均六莞」，即在國都長安及「五都」（洛陽、邯鄲、宛城、臨淄、成都）設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賒貸及物價，徵收商稅，經營鹽、鐵、酒、鑄錢和徵收山澤稅。

四、改革幣制。

五、改革中央機構，調整郡、縣劃分，改易官名、地名。

六、改變少數民族族名和首領的封號。

結果王莽托古改制，不僅沒有成功，反而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國家將鹽鐵等收歸國有，不準買賣土地和奴隸，控制市場等措施嚴重危害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惡化；而廣大農民並未因王莽改制而獲得利益，反而受到更加殘酷的剝削，因而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王莽不再採用西漢的懷柔和羈縻政策，而是以古代儒家「蒞中國而撫四夷」的態度對待匈奴、西域、西南夷諸族，激起民族矛盾，邊疆兵燹不斷。再加上當時天災連年，黃河決口，終於在公元17年爆發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王莽軍隊幾路作戰，終於在昆陽大戰中被農民軍擊潰。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綠林等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滅亡，王莽也在綠林軍攻入長安時被殺。

王莽托古改制僅僅是王莽在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個人空想，根本無法實現，它帶來的是繼秦末農民戰爭后中華大地又又一場災難。

2康有為的托古改制背景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又一次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嚴重的危機。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等志士仁人意識到必須進行維新變法，否則中國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

在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的思想還沒有在中國普及的情況下，為克服這種困境，康有為採取了借屍還魂的謀略，具體來說就是托古改制。 他為了否定封建經典，否定封建正統思想，宣傳自己改制立法的變法主張，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變法」的祖師爺，目的是借「古聖」來論證變法維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書影

在康有為看來，制度變革的前提是思想觀念的變革，所以他要在孔學的舊瓶中，裝入民主平等的新酒。他一方面想讓儒家成為社會變革中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也想借「儒教」來抗衡當時影響越來越大的基督教。於是他把孔子立為儒教的教主，想借此復活一種中國式的宗教。[1]

康有為先後撰寫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而《大同書》則是他托古改制思想的集大成者。這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主要是在青年儒生中），為後來的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

核心內容集各家之大成，維新變法，君主立憲。

（1）打破夷夏之分，實現世界大同。

（2）「三世」之說，就是社會形態向高層次的進化。

（3）社會進化分三階段：「封建專制（衰亂世）——君主立憲（小康世，昇平世）——民主共和（大同世，太平世）。」康有為作《大同書》，他知道還有民主共和，可是當時的清朝應當實行君主立憲，這才符合中國的國情。

康有為認為：《春秋》是孔子為「改制」而作的書，只不過其中「托古改制」的「微言大義」長期被古文經學派所淹沒。[2]

結果康有為的托古改制策略並沒有引起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同情，反而徐桐、文悌等頑固派大臣紛紛抨擊和彈劾他的托古改制思想。戊戌變法只持續了103天便失敗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再也無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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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思想家: 胡適, 梁潄溟, 錢穆. (24)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ggSQ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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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托古改制”或是畫蛇添足
■ 葉匡政

　　康有為寫過一本書，叫《孔子改制考》。這本書的一些言論，今天讀來仍很有意思。比如他說：“堯舜為民主，為太平世，為人道之至，儒者舉以為極者也。”又說：“孔子撥亂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這兩段話，雖淺如白話，但仍得結合康有為的思想，才能讀明白。康有為把社會分為“三世”：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在他的觀念中，“據亂世”就是君主專制，而“昇平世”則為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的“太平世”。

　　康有為認為，孔子談的堯舜之治，其實是指太平世的民主政治原則；而所說的文王之治，指的是昇平世的君主立憲原則。在康有為看來，堯舜是否真有其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代表的政治理念，是要達到民主政治的“太平世”。春秋時代禮崩樂壞，諸子百家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為上古時已有的制度，來獲得人們的認同。他甚至認為《詩》《書》《禮》《易》等“六經”，都是孔子親自撰寫的，並非來自周公舊典。孔子這麼做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改革當時的社會制度。康有為說：“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就這樣，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把“述而不作”的孔子，一下子變成了“托古改制”的聖人。因為很簡單，只有聖人的思想，才能成為放之四海、歷經百世的真理性價值。

　　一直說康有為“尊孔”，其實他尊的不過是自己所闡釋的孔子思想，他的目的仍然在於“托古改制”。在康有為看來，制度變革的前提是思想觀念的變革，所以他要在孔學的舊瓶中，裝入民主平等的新酒。他一方面想讓儒家成為社會變革中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儒教”來抗衡當時影響越來越大的基督教。於是他把孔子立為儒教的教主，想借此復活一種中國式的宗教。但宗教的形成，顯然不像康有為想的那麼簡單。宗教的神聖性，並非是通過幾部著作就能完成的，它只有在特殊的歷史際遇中才可能誕生。當把宗教當作某種政治工具時，等於已經消解了宗教的神聖性。康有為實用主義的目的，註定了他所倡導的儒教難被世人所接受和理解。他把孔子立為全知全能的聖人，心中想的卻是西方民主社會的模式。可以說，在康有為這裡，宗教、文化、傳統均被他的政治觀所裹挾，他的諸多牽強附會的考據與解釋，其實都是為了建立變法維新的歷史合法性。這種方式，不僅無助於建立孔子的神聖，對孔子的精神形象反而構成了一種傷害。

　　在他的設計中，立孔教也好，托古改制也罷，會給政治變法帶來更多的合理性依據，甚至可以贏得保守知識分子的贊同。但實際情形卻恰恰相反，由於他對儒學的解釋過於隨意，對當時學人認可的很多史實均進行了顛覆，等於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的文化傳統，他的觀點一齣來，反而招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保守派視之為篡改儒學的叛逆，而痛心疾首。而一些進步知識分子，也無法理解他的所言，反而對他產生了疏遠感。近來也有學者研究指出，康有為“托古改制”的思想在當時引來學術思想上的新的分歧，不僅沒有取得團結更多知識分子的作用，反而孤立了康有為自己。因為其學術的不嚴謹，使得更多的人開始懷疑起康有為的變法動機，這等於給維新運動增添了新的阻礙。有人甚至認為，這是當年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總結過：“故康氏之尊孔，並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為所震驚于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者所有，孔子也有之而已。”從康有為“托古改制”所遭遇的歷史處境可看出，構建政治改革的框架，不能通過曲解歷史真相與學術證據來完成。可以在中國傳統中尋找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和文化資源，但千萬不能把學術當作政治的工具，進行肆意歪曲。一旦把傳統當作工具，結果只會顛覆傳統真正的價值。所以有學者認為，康有為“三世說”在政治策略上，其實屬畫蛇添足。（作者係北京文化學者）

來源：深圳特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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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的一部著作，共二十一卷，1897年出版。

康有為認為《六經》是孔子為了「托古改制」的作品，假託於堯、舜之言論，康有為宣稱：「凡六經，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刪述者，誤也。」康有為因此提出變法要求。廖平認為《孔子改制考》是抄襲他的《知聖篇》。

目錄

  • 敘
  • 卷一 上古茫昧無稽考
  • 卷二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 卷三 諸子創教改制考
  • 卷四 諸子改制托古考
  • 卷五 諸子爭教互攻考
  • 卷六 墨老弟子後學考（表附）
  • 卷七 儒教為孔子所創考
  • 卷八 孔子為製法之王考
  • 卷九 孔子創儒教改制考
  • 卷十 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緯書附）
  • 卷十一 孔子改制托古考
  • 卷十二 孔子改製法堯舜文王考
  • 卷十三 孔子改制弟子時人據舊制問難考
  • 卷十四 諸子攻儒考
  • 卷十五 墨老攻儒尤盛考
  • 卷十六 儒墨爭教交攻考
  • 卷十七 儒攻諸子考
  • 卷十八 儒墨最盛並稱考
  • 卷十九 魯國全從儒教考
  • 卷二十 儒教遍傳天下戰國秦漢時尤盛考
  • 卷二十一 漢武帝後儒教一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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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內容

以下列出該書各卷內的小標題，以備讀者查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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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說
三世說是中國“春秋公羊學 ”的一種社會歷史學說，是公羊學歷史哲學的核心。認為人類社會是沿著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順次進化的過程。
三世說起源於《公羊傳》，由近代康有為系統化，成為社會維新的理論基礎。
三世說淵源於公羊學。
《春秋公羊傳》說，孔子寫《春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發揮了這一學說，認為“《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春秋繁露 ·楚莊王第一》）。東漢何休明確提出“三世”的概念。他認為孔子著《春秋》，是取春秋時期242年“著治法式”，將社會治亂興衰分為三世：衰亂──昇平──太平。這“三世”只是講社會從亂到治的變易，還沒有涉及社會性質轉變的問題。魏晉以後，隨著學術思想的變遷，“公羊”“成為絕學”。清朝嘉慶、道光年間，“公羊”學重新興起，清代經學家劉逢祿 (1776～1829)等人著重闡發“公羊”的“張三世”等微言大義，說“春秋起衰亂，以近昇平，由昇平以極太平”。
龔自珍與前輩有所不同，他開始將“公羊”的“三世”與《禮記 · 禮運》聯繫起來，並認為人類整個歷史“通古今可以為三世”。他的這一觀點含有進化發展的意義。
19世紀末，康有為明確地把“公羊”的“三世”、《禮記·禮運》的“ 小康 ”、“ 大同 ”與近代進化論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統地提出了“三世”說歷史進化論，它的基本思想是：人類社會是變易和進化的；社會歷史進化是沿著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軌道，由君主專製到君主立憲，再到民主共和，一世比一世文明進步，進而達到“太平大同”這一人類最美滿極樂的世界；“三世”進化是和平的、循序漸進的，不能躐等；這種“三世”進化之義，是孔子所規定的。康有為的這一學說打破了“天不變，道亦不變”論，也否定了歷史循環論，在當時的社會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由於它強調社會歷史的和平漸進，反對革命突變，又極力神化孔子，因而帶有神秘主義色彩，後來受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孫中山等人的批判。
起源階段
理論來源

公羊學說，從“微言大義”解釋《春秋經》，在儒學中獨樹一幟。董仲舒適應漢武帝時期的政治需要，對這一主張“改制”的學說大加發揮，使公羊學成為西漢的“顯學”。至東漢末何休為《公羊傳》作注，撰成《春秋公羊解詁》，進一步推演闡釋，形成比較完備的“公羊家法”。
公羊學作為今文學派的中堅，有獨特的理論色彩。主要有三項：（一）、政治性。講“改制”，宣揚“ 大一統 ”，撥亂反正，為後王立法。（二）、變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說”歷史哲學理論體系。《公羊傳》講“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其雛形。董仲舒加以發揮，劃分春秋十二公為“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表明春秋時期二四二年不是鐵板一塊，或凝固不變，而是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階段。
漢代發展

按《公羊》學派的“三世說”：“所傳聞世”是“據亂世”，“內其國外其夏”；“所聞世”是“昇平世”，“內諸夏外夷狄 ”； “所見世”是“太平世”，“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闡發，《春秋》之“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張三世”。即孔子將春秋242年的歷史，劃分成了“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今文 ​​家的這種認識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們所“描述”的歷史運動，並不符合史實但卻符合“理想”。從春秋“本然”的歷史來看，“三世說”的誣妄顯而易見。顧頡剛《< 春秋三傳 >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說殊難稽信也。事實上春秋時愈降則愈不太平，政亂民苦無可告訴，可謂太平乎？ ”
至少從漢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經對於人類歷史運動的規律性進行了富有想像力的探討。根據公羊家的論述，人類歷史的演進，從“據亂世”進入相對平和穩定的“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條“理想”的社會發展軌轍。在這套理論中，蘊涵著“歷史的運動是有規律的”這樣一種可貴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說”在本質的規定性上是循環論的。但在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環範圍內，又存在著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個“進化”的序列。
何休觀點

何休注《公羊傳》，更糅合了《禮記·禮運》關於大同、小康的描繪，發展成為具有一定係統性的“三世說”歷史哲學，論證歷史是進化的，變易和變革是歷史的普遍法則。
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時的進一步發揮：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 …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祢。（《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經過了所傳聞的衰亂世、所聞的昇平世，和所見的太平世這樣三個階段。而所以會是三個階段者，蓋由於“禮”是尚三的等等。這是何休的歷史進化論，《公羊傳》本身並沒有這麼多意思。自東漢以後，封建社會結構趨於穩定，主張“尊古”的古文經學更適於作為政治指導思想，取代了主張“改制”、“變易”的今文學說的尊崇地位。今文 ​​公羊學說從此消沉一千餘年，迄清中葉方被重新提起。
重新提起
常州學派觀點

清代中葉，以莊存與、劉逢祿為代表的常州學派繼承今文經學“微言大義”的傳統，發揮了自董仲舒所提出的“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這一思想主張，他們從通經的角度出發，議論時事，干預時政，推動了今文經學的發展。但從嚴格意義上講，仍屬於在學術上反東漢古文經學而向西漢今文經學復歸，尚未能把“ 公羊學 ”引向現實政治。把“公羊學”變為批判現實社會弊端、改良社會，使之成為“ 經世致用 ”的思想武器者，是龔自珍和魏源。
龔自珍觀點

龔自珍目睹清朝統治急劇衰落，深感社會矛盾深重、危機四伏，故用公羊學說喚醒世人，倡導變革。他說：“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製作，終乎聞形與天道”。認為五經皆有三世之法，並不是唯獨《春秋》。此說啟發了康有為以《公羊》通群經之說。他對於公羊三世說哲學體系實行革命性改造，論證封建統治的演變規律為“治世——衰世——亂世”，他說：“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也有三等。……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為一等。”大聲疾呼衰世已經到來，“亂亦將不遠矣”。
時代意義

從此，公羊學說同晚清社會的脈搏相合拍，成為鼓吹變革、呼籲救亡圖強的有力的哲學思想武器。龔氏寫有一系列重要政論，有力地論證：“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並且警告統治者，不改革就自取滅亡。他又形像地用“早時”、“午時”、“昏時”來描述三世：日之早時，“照耀人之新沐浴，滄滄涼涼”，“吸引清氣，宜君宜王” ，這時統治集團處於上升階段；日之午時，“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統治集團還能控制局面；到了昏時，“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不聞餘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鶡旦不鳴”，統治集團已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預言“山中之民，將有大音聲起”，大變動就要發生了！跟古文學派一向宣揚三代是太平盛世、統治秩序天經地義、永恆不變的僵死教條相比，龔自珍所闡發的公羊三世哲學觀點，新鮮活潑，容易觸發人們對現實的感受，啟發人們警醒起來投身於改革的事業。
近代演化
維新派“大同”思想

在中國近代史上，《禮記·禮運篇》的“大同”理想成為激勵中國仁人誌士反抗外來侵略和本國衰朽而又暴虐統冶，謀求民族的獨立、自由和解放，探尋社會前進發展道路的精神動力之一。
康有為內依《春秋》公羊學之法、外習近代西方先進文化，通過重新解釋《禮運篇》而提出其著名的“大同”空想社會主義理想主張，這已是學者們耳熟能詳之事。
譚嗣同、梁啟超受康氏影晌，亦提出有關“大同”理想的主
康有為
康有為
張。譚氏謂：“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無國也。……人人能自由，是必為無國之民。無國則畛城化，戰爭息，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且雖有天下，若無天下矣。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千里萬里，一家一人……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殆彷彿《禮運》大同之象焉。”
梁啟超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提出民權代替君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將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同中國古代公羊“三世”說相結合，認為人類社會制度的演變發展有其規律可尋：多君為政世——一君為政世——民為政之世。這三大階段又可分出六個小階段：多君世可分為酋長之世與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世可分為君主之世與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可分為有總統之世與無總統之世。他不僅指出多君世就是據亂世、一君世就是小康昇平世、民政世就是大同太平世，而且還運用歷史事實具體論證了多君——一君——民政是一個由苦向樂、由惡向善、由亂向治、由野蠻向文明的循序漸進的演化過程，而實行民權的民政之世則終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任何力量都阻遏不住的。
理論體系

將資產階級歷史進化論與《春秋公羊傳》“三世”說及《禮記·禮運》的“小康”“大同”觀相揉合，闡發政治主張，推展社會理想，這是康有為的一大發明。梁啟超承繼師說而又有所區別。在康有為那裡，與昇平小康、太平大同相對應的是君主專制、君民共主，努力目標是由君主專製而君民共主。但對於梁啟超來說，與昇平小康、太平大同相對應的則是一君世、民政世，努力目標則是由君主專製而民主政體。這樣，雖然梁啟超也把君民共主看作是由君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的變化，但這僅僅是量變，並不能體現出歷史發展階段本質性的變化。這種對“三世”解釋的不同，反映了康、梁師生間思想上的分歧。不僅是資產階級維新派非常關注《禮運篇》，資產階級革命派也通過重新詮釋《禮運篇》，在賦予其新義的同時，闡發著他們自己的“大同”理想。
歷史貢獻
在中國近代社會的歷史進程中，“致用”與“無用”，“改革”與“守舊”，這是學術實踐和政治生活領域內貫穿始終的兩對矛盾。今文 ​​家重“致用”、“更化”，他們強調“改制”、“改革”的必要性；而古文家的音韻訓詁之學，與社會實踐比較地隔膜，因而被視為一種“無用”之學。古文經所信奉的“ 述而不作 ”原則，在政治實踐中也往往表現出一種“恪守祖訓”（“述”，祖述；“不作”，不更改，不變動）或“泥古不化”的保守主義傾向。近代以降，國勢日蹙，內憂外患催逼重重。這時，顢頇守舊、不思進取的政治惰性愈來愈被激進的改革派看作是古文經學遺留給中華民族的一個思想毒瘤。因“變法”、“維新”之亟，今文家不得不對古文經學痛下殺手，今、古文經之爭遂不可免。
從龔自珍、魏源到康有為、梁啟超，在他們的政治實踐中，公羊三世說始終是一柄思想利器。因為這種學說直接參與了政治運動，它已經躍出了“史學理論”的範疇
梁啟超
梁啟超
而成為改革家的“政治信仰”，因此它在這批改革家腦際留下的記印是無比深刻的。中國近代的改革借助於公羊三世說而行，這種歷史觀對於社會和民眾造成的激盪與震撼，其能量也要大大超過僅靠幾個“讀書人”在書本上對之進行的“理論探討”。這樣，當史學的“近代化”作為一種時代命題擺在了中華民族面前時，以梁啟超為代表的那樣一批由“政治實踐家”轉入學術領域的“史學家”便很自然地將公羊三世說糅入了進化論的框架內。這就為“史觀派”在中國的誕生事先奠定了一個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思想基礎。
在歷史學範圍內，當人們越來越認為以“規律性”的認識來看待歷史的運動，這是歷史學“科學化”的表現時，公羊三世說便在中國史學走向“近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作出了相應貢獻。從嚴復（相信公羊三世說）、夏曾佑（今文家、史學家）所描述的“圖騰社會”、“ 宗法社會 ”、“軍國社會”等“社會形態”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五種社會形態論”，這其中貫穿著的那一線發展脈絡是隱約可辨的。
相關資料
公羊傳簡介

《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訖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著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
何休簡介

何休 (129～182)，東漢時期今文經學家。字邵公，任城樊（今山東滋陽）人。何休為人質樸多智，精研《六經》，對“ 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莫不成誦”。口訥，不善講說，門徒有問者，則用書面作答。詔拜郎中，因不合於自己的志願，以病辭去。太傅陳蕃召請他參與政事。黨錮事起，陳蕃被殺害，何休也遭禁錮。他閉門不出，用功十餘年，作《春秋公羊傳解詁》十二卷。又注《孝經》、《論語》等。另作《春秋漢議》13卷，以春秋大義，駁正漢朝政事600多條，“妙得公羊本意”。黨禁解除,被召為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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