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真 莫拋莫拋 觀音相救
鑑真和尚六度渡海東瀛弘法 https://bit.ly/32twwB0
觀世音菩薩傳 - 善書緣 https://bit.ly/2G3dN7K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https://bit.ly/2D3o2rz
鑑真 莫拋莫拋 觀音相救
十月十六日晨朝，大和上云：「昨夜，夢見三官人，一著緋，二著緑，於岸上拜別，知是國神相別也，疑是度必得渡海也。」
少時，風起，指頂岸山發。東南見山，至日中，其山滅，知是蜃氣也。去岸漸遠，風急波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濤再至，似入深谷。人皆荒醉，［但］唱觀音。舟人告曰︰「舟今欲沒，有何所惜！」卽牽棧香籠欲拋，空中有聲，言︰「莫拋！莫拋！」卽止。
中夜時，舟人言：「莫怖！有四神王，著甲把杖，二在舟頭，二在檣舳邊。」衆人聞之，心裏稍安。
三日過虵海。其虵長者一丈餘，小者五尺餘，色皆斑斑，滿泛海上。
唐大和上東征傳 - 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 https://bit.ly/2YEijQG
觀世音菩薩傳 - 善書緣 https://bit.ly/2G3dN7K
『唐大和上東征伝』 https://bit.ly/2EwrWtx
------------------------------
〈延命十句觀音經〉
此經係《高王觀音經》的精簡本，同出於古人的夢中傳授。《高王觀音經》早在東魏時代即已傳出，《延命十句觀音經》則出於劉宋元嘉二十七年（西元四五○年）。據趙宋時代四明志磐於西元一二六九年撰成的《佛祖統紀》卷三十六所載：「元嘉二十七年，王玄謨北征失利，蕭斌欲誅之，沈慶之諌曰：『佛貍（魏世祖小子）威震天下，豈玄謨所能當，殺戰將，徒自弱耳。』乃止。」不僅未遭刑戮，後來官至開府，年八十二，壽終正寢。王玄謨如何得此際遇？乃由於受誅之前，夜夢異人，告以若誦《觀音經》千遍，可免死難，並口授經文十句：
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念不離心。（《大正藏》卷四九．三四五頁中～下）
這部《觀音經》，雖出於古人的夢中感得，並非傳譯自印度，以其僅僅十句，已具足三寶及觀音的持名念法，故迄趙宋乃至清初，仍受到佛教界的普方傳誦。特別是相當於中國清初的日本江戶時代的白隠禪師（西元一六八五～一七六八年），為了弘揚此經，蒐羅資料，編寫了一部《延命十句觀音靈驗記》。近代的日本著名禪匠原田祖岳，也寫了一部《延命十句觀音經講話》。而在我國，竟又很少有人知道此一法門，所以樂為介紹，普勸誦持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https://bit.ly/3hyivbt
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
zh.m.wikipedia.org查看原始檔
唐招提寺
所在地 奈良縣奈良市五條町13-46
宗派 律宗
本尊 盧舍那佛（國寶）
創建年份 天平寶字3年（759年）
開基者 鑒眞
文化財 金堂、乾漆鑑真和上坐像等（國寶）
禮堂、絹本著色十六羅漢像等（重要文化財）
世界遺産
唐招提寺，是日本律宗的總本山。位於奈良縣奈良市五條町。是中國唐代高僧鑒真和尚親手興建的盛唐建築風格寺院，所以被稱為中日友誼的寺院。已被列入日本國寶，並於1998年作為「古都奈良的文化財」的組成部分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鑒真（688年—763年）在754年東渡日本，到平城京受到歡迎以後，759年開始建造此寺，大約於770年竣工。寺院的金堂和講堂系8世紀建立的古建築物，都是日本國寶。其他國寶包括鼓樓、經藏、寶藏、乾漆盧舍那佛坐像（8世紀）和乾漆鑒眞和尚坐像（8世紀）等等。
鑑真紀念堂
鑑真紀念堂
揚州大明寺——鑑真東渡前傳經授戒地2011年11月04日09:15
來源：鳳凰網華人佛教綜合 字號: T | T3人參與1條評論打印轉發
古城揚州北郊，蜀岡如臥龍般蜿蜒綿亙。名揚四海的千年古剎大明寺，就雄踞在蜀岡中峰之上。唐天寶元年（742年），名僧鑑真東渡日本前，即在此傳經授戒，該寺因此名聞天下。
大明寺及其附屬建築，因其集佛教廟宇、文物古蹟和園林風光於一體而歷代享有盛名，是一處歷史文化內涵十分豐富的民族文化寶藏。
大明寺（圖片來源：資料圖）
大明寺因初建於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年間（457—464年）而得名。1500餘年來，寺名多有變化，如隋代稱“棲靈寺”、“西寺”，唐末稱“秤平”等。清代，因諱“大明”二字，一度沿稱“棲靈寺”，乾隆三十年皇帝親筆題書“敕題法淨寺”。1980年，大明寺恢復原名。
大明寺古剎名僧輩出，其中唐代律學大師鑑真最為著名。鑑真東渡日本前，曾為大明寺住持。
鑑真所處的時代，正是我國盛唐時期，中外文化交流頻繁，特別是一衣帶水的日本，不斷派遣使節、留學生到當時的長安學習，吸取唐代的文化。其中日本赴唐留學僧人榮睿、普照等，根據日本政府的意願和日本佛教界的委託，在唐留學期間，注意物色與聘請高僧去日本傳戒授律。他們聞及鑑真是當時的律學大師，於唐天寶元年(742)，由中國僧人陪同南下揚州，聘請鑒真赴日傳法。鑑真抱著“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的獻身精神毅然發願赴日。從唐天寶元年（742年）起，先後十餘年，歷盡艱險，至第六次東渡成功，將我國佛學、醫學、語言文學、建築、雕塑、書法、印刷等介紹到日本，為發展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鑑真在日本生活了10年，於唐廣德元年(763年)病故於日本奈良，終年76歲。
他在日本的10年中，為日本建立了律宗，並對日本的《大藏經》進行了校正。他還將中國的建築和雕塑藝術介紹給日本。在他親自設計和主持下，在日本奈良建造了“唐招提寺”。此外，他還治愈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眼疾，又親自以嗅覺鑑定藥物，向日本人民介紹了醫學知識，交流了我國的佛學、語言、文學、建築、雕塑、書法、印刷術等科學技術，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被日本人民譽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在日本唐招提寺內供奉著鑑真坐像。1980年坐像曾回到中國的北京、揚州展出，歷時近一個月。
鑑真紀念堂（圖片來源：資料圖）
大明寺最有特色的建築是鑑真紀念堂，是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為紀念鑑真法師圓寂1200週年而建造的。
1963年鑑真圓寂1200週年，中日雙方商定，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我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和日本佛教首領大谷瑩潤分別代表兩國鑑真紀念委員會，商定在此建造紀念堂，1973年動工， 1974年竣工。
它仿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模式，由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設計，共包括碑亭、長廊和紀念堂三部分組成，總面積達七百平方米。碑亭內聳立著漢白玉須彌座橫碑，正面為郭沫若所書“唐鑑真大和尚紀念碑”，背面為趙樸初撰書紀念鑑真圓寂1200週年的碑文和頌辭。院中立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森本孝順長老所贈石燈籠。正堂仿鑑真在日本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金堂，紀念堂正中供奉著鑑真法師坐像，這尊坐像是仿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鑑真像，用楠木雕刻乾漆夾紵而成。坐像前有一隻銅香爐，為日本天皇所贈。紀念堂門廳對面原為晴空閣，現為鑑真生平事蹟文物史料陳列室。
大明寺的文化底蘊十分豐厚，歷朝歷代不乏麗辭華章。山門外東偏壁上，面南嵌著一方石刻，上有擘窠書“淮東第一觀”五字。此碑石立於清雍正年間，由揚州知府高士鑰提議，用宋代著名詩人秦少游讚頌大明寺景觀的句意書刻，字由金壇書法家蔣衡書字。
北宋時，揚州屬淮南東路轄區，著名文學家蘇轍（子由）與秦觀（少游）暢遊大明寺，作詩唱和。秦少游詩末句為：“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觀。”自此，大明寺景區為“淮東第一觀”而名聞天下。
清代，雍正帝曾為大明寺題聯：“萬松月共衣珠朗，五夜風隨禪錫鳴。”乾隆題聯：“淮海奇觀別開清淨地，江山靜對遠契妙明心。”
大明寺東側晴空閣北院東廊壁上，嵌有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的篆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碑刻，乃國內罕見的篆書之寶。書寫這部心經時，61歲的鄧石如住在山寺月餘，每日薰沐素食，躬親監刻，以示脫俗。此碑書刻精湛，章法雄渾，是鄧石如的第一傑作。在大雄寶殿的東廊南壁上，還嵌有鄧石如的篆書石刻一方：“豈有文章驚海內，更攜書劍客天涯。”亦為鄧氏石刻珍品。
山川異域，
日月同天；
寄諸佛子，
共結來緣。
──唐．鑑真
這一首偈語，是揚州鑑真和尚所作的詩偈。
唐朝時期，日本派了不少遣唐使到中國來，他們聽聞鑑真大和尚的佛學素養高深，便邀請他前往日本弘法。鑑真和尚一諾千金，為了履行諾言，歷經十二年的努力，六次的失敗，甚至幾乎危及生命，最後還雙目失明。有人勸他放棄東行，他慨然說：「為大事也，何惜生命！」意思是，為了弘揚佛法，為了將中華文化傳播到日本，怎麼能吝惜自己的生命！因此，歷經種種的磨難挫折，他依然不灰心，終於在六十五歲時抵達了日本。
那時候，鑑真和尚帶了四百多人東渡到日本，這當中有農業家、藝術家、建築家……，因此現今日本的建築、服裝、文字、繪畫、醫藥等，無不深受當時唐朝的影響，所以鑑真和尚被尊為日本文化之父。
他到了日本之後，不但創立了戒壇制度，傳授戒法，日本的聖武天皇、光明皇后，也都依止鑑真大和尚皈依、受戒，並協助鑑真和尚的弘法活動。鑑真和尚可說影響了日本佛教一千多年來的發展，除了把中國文化傳播到日本外，還影響了鄰近的韓國文化。
日漸衰老的鑑真和尚，在七十多歲的暮年，自知歸鄉無望，寫下了這首遺偈。前二句「山川異域，日月同天」，意思是他的故鄉在中國，而今越過重洋來到日本，雖人在異鄉，但是太陽和月亮仍然同在一個天地裡。不管中國也好，日本也好，他還是同在一個天下裡弘傳佛法。
「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希望所有的佛弟子們，彼此不要對立，要互相幫助；不要糾紛，要互相和諧；不要傲慢，要尊重包容。大家和平互助，共同在一個佛陀的信仰之下，再結來生的緣分，繼續將菩提種子播灑於世間。
--------------------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編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楊曾文
迄今為止，我到過日本六次，雖然每次逗留時間長短不同，但幾乎每次都有機會參觀當地的名勝古蹟。像中國一樣，日本的名勝當中佛教寺院佔有很大的比例。日本的寺院到底有多少？如果把佛教系統各個宗派的一切寺廟、活動場所全部計算在內，大概有80000 多所。在一些名山大川，幾乎都有歷史悠久、雄偉壯觀的著名寺院。走進這些寺廟參觀，看得入神時甚至會忘記自己是置身日本。因為寺廟中的佛像、殿堂建築等與中國寺廟幾乎沒有差別，匾額楹聯也用漢文書寫。是啊，日本佛教源於中國，是中國佛教的移植和發展。當然，日本還有神社80000 多所，但如果追溯神道的歷史，也會了解它在發展中是深受中國佛教和儒家、陰陽家學說的影響的。
早在1200 多年以前，日本在佛教傳播中碰到一個重大問題難以解決，即隨著佛教的發展，也需要更多的僧尼，但日本卻沒有符合佛教戒律規定能夠主持授戒的僧人。於是，由天皇下詔派榮睿、普照兩位僧人到中國邀請佛教律師到日本傳律授戒。當他們到達揚州請高僧鑑真東渡時，鑑真提起當年日本長屋王派人攜帶千領袈裟入唐施給佛僧的事。在這些袈裟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十六個字。鑑真懷著到異域傳法的情熱，冒著喪身千里波濤的危險，經過六次東渡，終於到達日本，為日本佛教的傳播和推進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光昭千古的貢獻。
日本在古代曾長期落後於中國，而在日本從中國引進先進的文化思想的過程中，佛教曾發揮過重要的橋樑和紐帶和作用。從日本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關頭的〞大化革新〞，到奠定日本民族文化基礎的鎌倉新文化、室町時期的〞五山文學〞，無不深受佛教的影響。直到17 世紀以後江戶時代，儒家從佛教中獨立出來之前，佛教在日本意識形態領域佔有牢固不拔的優先地位。
當初我接受編寫《宗教卷》的時候，正是我在日本撰寫《日本佛教史》的時候。基於我對日本佛教和其它宗教的了解，感到任務不輕。寫中日古代佛教文化和其它宗教的交流需要涉及十分廣大的領域，擺在面前的第一個重要任務是能否找到合適的人選。當我與日方主編源了圓教授見面商談之後，感到有了信心。據我們估計，我們所推薦的各章執筆的兩國學者是會樂意分擔任務的。從日本的學者來看，他們在學術界的知名度確實很高，在研究兩國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果。雖然在此後的編寫進展方面稍有推遲，不盡如意，但最後畢竟是按預期計劃那樣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本書所寫的內容上下近兩千年，以考察中國、日本的佛教以及神道、早期基督教等主要宗教的交流、相互關係為中心，並且廣泛涉及兩國的文化思想、政治、民俗等領域，而側重揭示中國宗教文化思想對古代日本社會和文化的影響，這種交流在當時和歷史上的深遠意義。確實，中日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但在古代，應當說中國主要是向日本輸出文化，日本主要是吸收和接受中國文化。這從本《大系》以及本書所論述的主要內容是可以得到充分證明的。在進入近代以後，特別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應當說包括宗教在內的兩國文化交流仍是存在的，例如中國大量的留學生到日本求學，從日本接受舊民主主義思想和近代科技文化，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是處於被日本壓制和侵略的情況下，正常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受到破壞，而日本在中國的某些文化、宗教活動就不能看作是文化交流，例如出於對中國擴張侵略目的的文化、宗教滲透和在日本侵略佔領區的文化教育、宗教活動。因此，在我們寫近代以後兩國宗教文化交流時，對於所取題材內容是持相當嚴格的態度的。
從全書的篇幅來看，佛教所佔的比重最大。這是因為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佛教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日本引進中國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的過程中，佛教僧人曾發揮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日本古代的統治者曾把佛教看作是中國先進文化的一種重要的載體乃至複合體，甚至把佛教置於施政、施教的指導地位。佛教雖然在政治上從屬於以儒家倫理為指導的政治體制之下，然而它在對社會生活和思想的實際影響方面，是超越於儒學之上的。在進入近代以前的江戶時期（1603－1867），佛教曾獲得相當於〞國教〞的地位。
在對中日宗教的論述方法上採取縱橫交錯，對照比較的方式。在依傍中日文化史的基本發展線索的前提下，既重視考察兩國宗教文化橫向的交流和會通、融合，同時又注重中日兩國宗教各自的縱向的發展史的介紹，比較它們的異同，闡明因受各自社會背景的製約而最後所形成的不同民族特色。
中日宗教文化交流歷史的覆蓋面極其廣博，即使其中所包含的重大問題，本書也不可能全部涉及到。兩國學者僅僅選擇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部分重要問題進行論述。各篇文章的取材角度、內容的多寡和寫作方法不盡相同。有的涉及的範圍很廣，有的僅僅論述一個或幾個問題，有的側重介紹有關結論，也有的著重強調研究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史所應注意的問題和方法…。這對兩國學者今後繼續開展研究無疑是有啟發和借鑒的意義的。
世界文明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創造的。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國各個民族的發展水平和速度是不平衡的。各國之間，特別是互相毗鄰的國家之間，總是進行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這對促進各國文化的發展，共同推進世界歷史的進步是十分有利的。在古代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日本曾把中國作為學習和效仿的榜樣，積極從中國汲取先進的文化，兩國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文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通過《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和本書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古代中日兩國之間雖然文化發展不平衡，但因為雙方在政治上是處於平等的地位，所以兩國的文化交流給雙方都帶來好處，在兩國人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好感情；進入近代以後，儘管在兩國民間也仍然存在著文化交流，但由於日本依仗其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軍事實力，對中國推行強權政治和侵略擴張政策，兩國正常的文化交流受到干擾和破壞，其結果不僅對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苦難；二戰後，特別是兩國復交，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兩國文化交流又出現勃勃生機，已經並正在對兩國的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極大推進的作用。
我衷心希望讀者能夠喜歡我們這套書，喜歡我們這冊《宗教卷》。我相信讀者拿到我們的書，開卷一定是有益的。兩國學者共同努力把這套書完成，是新時期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大盛事。激情之餘，套用前邊引用的當年日本長屋王的偈頒，提筆寫下如下幾句：
山河異域，風月同天，
兩國學子，共結勝緣。
真誠祝愿中日兩國學者的合作結出豐碩成果，祝愿兩國文化持久地深入地發展下去，兩國人民之間世世代代友好相處。
1997 年2 月8 日
簡體版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編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楊曾文
迄今爲止，我到過日本六次，雖然每次逗留時間長短不同，但幾乎每次都有機會參觀當地的名勝古蹟。像中國一樣，日本的名勝當中佛教寺院佔有很大的比例。日本的寺院到底有多少？如果把佛教系統各個宗派的一切寺廟、活動場所全部計算在內，大概有80000 多所。在一些名山大川，幾乎都有歷史悠久、雄偉壯觀的著名寺院。走進這些寺廟參觀，看得入神時甚至會忘記自己是置身日本。因爲寺廟中的佛像、殿堂建築等與中國寺廟幾乎沒有差別，匾額楹聯也用漢文書寫。是啊，日本佛教源於中國，是中國佛教的移植和發展。當然，日本還有神社80000 多所，但如果追溯神道的歷史，也會瞭解它在發展中是深受中國佛教和儒家、陰陽家學說的影響的。
早在1200 多年以前，日本在佛教傳播中碰到一個重大問題難以解決，即隨著佛教的發展，也需要更多的僧尼，但日本卻沒有符合佛教戒律規定能夠主持授戒的僧人。於是，由天皇下詔派榮睿、普照兩位僧人到中國邀請佛教律師到日本傳律授戒。當他們到達揚州請高僧鑒真東渡時，鑒真提起當年日本長屋王派人攜帶千領袈裟入唐施給佛僧的事。在這些袈裟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十六個字。鑒真懷著到異域傳法的情熱，冒著喪身千里波濤的危險，經過六次東渡，終於到達日本，爲日本佛教的傳播和推進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光昭千古的貢獻。
日本在古代曾長期落後於中國，而在日本從中國引進先進的文化思想的過程中，佛教曾發揮過重要的橋樑和紐帶和作用。從日本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關頭的〞大化革新〞，到奠定日本民族文化基礎的鐮倉新文化、室町時期的〞五山文學〞，無不深受佛教的影響。直到17 世紀以後江戶時代，儒家從佛教中獨立出來之前，佛教在日本意識形態領域佔有牢固不拔的優先地位。
當初我接受編寫《宗教卷》的時候，正是我在日本撰寫《日本佛教史》的時候。基於我對日本佛教和其他宗教的瞭解，感到任務不輕。寫中日古代佛教文化和其他宗教的交流需要涉及十分廣大的領域，擺在面前的第一個重要任務是能否找到合適的人選。當我與日方主編源了圓教授見面商談之後，感到有了信心。據我們估計，我們所推薦的各章執筆的兩國學者是會樂意分擔任務的。從日本的學者來看，他們在學術界的知名度確實很高，在研究兩國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果。雖然在此後的編寫進展方面稍有推遲，不盡如意，但最後畢竟是按預期計劃那樣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本書所寫的內容上下近兩千年，以考察中國、日本的佛教以及神道、早期基督教等主要宗教的交流、相互關係爲中心，並且廣泛涉及兩國的文化思想、政治、民俗等領域，而側重揭示中國宗教文化思想對古代日本社會和文化的影響，這種交流在當時和歷史上的深遠意義。確實，中日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但在古代，應當說中國主要是向日本輸出文化，日本主要是吸收和接受中國文化。這從本《大系》以及本書所論述的主要內容是可以得到充分證明的。在進入近代以後，特別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應當說包括宗教在內的兩國文化交流仍是存在的，例如中國大量的留學生到日本求學，從日本接受舊民主主義思想和近代科技文化，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是處於被日本壓制和侵略的情況下，正常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受到破壞，而日本在中國的某些文化、宗教活動就不能看作是文化交流，例如出於對中國擴張侵略目的的文化、宗教滲透和在日本侵略佔領區的文化教育、宗教活動。因此，在我們寫近代以後兩國宗教文化交流時，對於所取題材內容是持相當嚴格的態度的。
從全書的篇幅來看，佛教所佔的比重最大。這是因爲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佛教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日本引進中國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的過程中，佛教僧人曾發揮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日本古代的統治者曾把佛教看作是中國先進文化的一種重要的載體乃至複合體，甚至把佛教置於施政、施教的指導地位。佛教雖然在政治上從屬於以儒家倫理爲指導的政治體制之下，然而它在對社會生活和思想的實際影響方面，是超越於儒學之上的。在進入近代以前的江戶時期（1603－1867），佛教曾獲得相當於〞國教〞的地位。
在對中日宗教的論述方法上採取縱橫交錯，對照比較的方式。在依傍中日文化史的基本發展線索的前提下，既重視考察兩國宗教文化橫向的交流和會通、融合，同時又注重中日兩國宗教各自的縱向的發展史的介紹，比較它們的異同，闡明因受各自社會背景的製約而最後所形成的不同民族特色。
中日宗教文化交流歷史的覆蓋面極其廣博，即使其中所包含的重大問題，本書也不可能全部涉及到。兩國學者僅僅選擇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部分重要問題進行論述。各篇文章的取材角度、內容的多寡和寫作方法不盡相同。有的涉及的範圍很廣，有的僅僅論述一個或幾個問題，有的側重介紹有關結論，也有的著重強調研究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史所應注意的問題和方法…。這對兩國學者今後繼續開展研究無疑是有啓發和借鑒的意義的。
世界文明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創造的。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國各個民族的發展水平和速度是不平衡的。各國之間，特別是互相毗鄰的國家之間，總是進行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這對促進各國文化的發展，共同推進世界歷史的進步是十分有利的。在古代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日本曾把中國作爲學習和效倣的榜樣，積極從中國汲取先進的文化，兩國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文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通過《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和本書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古代中日兩國之間雖然文化發展不平衡，但因爲雙方在政治上是處於平等的地位，所以兩國的文化交流給雙方都帶來好處，在兩國人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好感情；進入近代以後，儘管在兩國民間也仍然存在著文化交流，但由於日本依仗其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軍事實力，對中國推行強權政治和侵略擴張政策，兩國正常的文化交流受到干擾和破壞，其結果不僅對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苦難；二戰後，特別是兩國復交，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兩國文化交流又出現勃勃生機，已經並正在對兩國的經濟、文化的發展産生極大推進的作用。
我衷心希望讀者能夠喜歡我們這套書，喜歡我們這冊《宗教卷》。我相信讀者拿到我們的書，開卷一定是有益的。兩國學者共同努力把這套書完成，是新時期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大盛事。激情之餘，套用前邊引用的當年日本長屋王的偈頒，提筆寫下如下幾句：
山河異域，風月同天，
兩國學子，共結勝緣。
真誠祝願中日兩國學者的合作結出豐碩成果，祝願兩國文化持久地深入地發展下去，兩國人民之間世世代代友好相處。
日本捐贈給中國的防疫物資箱上，印有漢文詩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防疫物資印詩文 日本捐助傳溫情 http://bit.ly/2v6tZA2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