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欽稱烏克蘭自古屬俄羅斯 前蒙古總統拿「這地圖」嗆爆他
普欽稱烏克蘭自古屬俄羅斯 前蒙古總統拿「這地圖」嗆爆他 https://bit.ly/3HWRKwh
劉哲琪2024年2月13日 週二 下午1:59
蒙古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右）拿地圖嗆普欽。（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俄羅斯總統普欽日前接受美國知名主播訪問時，強調「烏克蘭自古就是俄羅斯的領土」，將入侵烏克蘭的行為正當化，引發關注。對此，蒙古國前總統在社群媒體展示「蒙古帝國時期」的地圖，暗示俄羅斯曾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
綜合外媒報導，普欽接受美國《福斯新聞》前知名主播卡爾森（Tucker Carlson）訪問的影片於8日公開，引發熱烈討論。這是俄羅斯於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後，普欽首度接受美國記者訪問。他在訪談中指出，烏克蘭自古就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因為雙方關係良好，1991年蘇聯解體時，俄羅斯才認同烏克蘭獨立。
蒙古國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Tsakhia Elbegdorj）12日在X（前推特）發文並分享4張地圖。從圖中可看出，現在的俄羅斯曾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額勒貝格道爾吉在文中指出，聽到普欽的發言後，他找出了蒙古歷史地圖。他同時暗諷「別擔心，蒙古是個和平自由的國家」
額勒貝格道爾吉發文後，立刻受到烏克蘭媒體報導，指出「蒙古前總統幫普欽上了一堂歷史課」、「如果按照普欽的主張，現在該由誰掌控俄羅斯？普欽稱烏克蘭自古屬俄羅斯 前蒙古總統拿「這地圖」嗆爆他 https://bit.ly/3HWRKwh
元日戰爭是元朝皇帝忽必烈與屬國高麗在1274年和1281年兩次派軍攻打日本而引發的戰爭[1]；這兩次侵略在日本合稱「元寇」或「蒙古襲来」，或依當時的日本年號稱抵禦元軍第一次進攻的戰事為「文永之役」，第二次為「弘安之役」。鎌倉、室町時代呼稱（蒙古襲來、異賊襲來、蒙古合戰、異國合戰）亦有用兇徒稱呼之，江戶時代大日本史稱為元寇。這兩次入侵也以北九州為主要戰場。當時元朝艦隊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艦隊[2]。
1259年（正元元年・高麗憲宗9年）、高麗抵抗蒙古勢力武人政權倒台，1260年（文應元年、中統元年）忽必烈上台，對高麗方針由武力征服變更為懷柔政策。高麗成為後來元朝侵略日本的協力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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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國消滅金朝以後，負責漠南漢地事務的忽必烈於1260年在中原即位稱帝。同年，高麗元宗向其稱臣，高麗成為其東藩，而且蒙古帝國又與高麗結盟。1271年忽必烈以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並於兩年之後要求高麗派使者奔赴日本，希望與日本「通好」。[4][5]後世陳舜臣認為，該國書傲慢無禮。
外交
1265年高麗人趙彝建議元廷出使日本，1266年（文永3年・至元3年）農曆八月蒙古兵部侍郎黑的持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持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出使日本。他們率使節團準備到日本遞交國書《大蒙古國皇帝奉書》[6]，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丑）使節團抵達高麗，二十八日（丙辰）高麗元宗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贊等陪黑的等往日本[7]。高麗害怕蒙古索要軍費，次年正月，宋君斐、金贊與蒙古使團到至巨濟島松邊浦，宣揚風濤之險，高麗元宗讓宋君斐隨黑的回蒙古，宣揚『大洋萬里風濤蹴天』、『彼俗頑獷無禮義』，不要去的好。但是忽必烈要求必須去。最終高麗派遣起居舎人潘阜到日本，居住六個月，但未取得任何收穫。
1268年，忽必烈又要求高麗派遣第二批使者，正月，高麗使節團到大宰府，同樣是空手而回。使節團參見了鎮西奉行少弐資能，使節團代表潘阜向其遞交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側呼稱：蒙古國牒狀）與高麗國王書狀，由其傳達鎌倉幕府的征夷大將軍及在京都的天皇。三月，北條時宗上台[8]。當時主管外交的是日本朝廷，因此幕府要將這一事件報告朝廷[9]。朝廷與幕府的中介、任職關東申次的西園寺實氏接受了國書，命名為「異國書」，轉交院政後嵯峨上皇。隨後朝廷連日開會討論[10]。幕府認為蒙古人有凶心，派遣牒使是蒙古軍襲來的前奏，傳達御家人做好準備[11]。鎌倉的建長寺，來了位南宋禪僧，僧侶告訴日本人，在大陸蒙古帝國種種暴行。潘阜因得不到答覆，率團回國報告[12]。五月，忽必烈命令高麗造可載米三四千石的戰艦一千艘，備戰[13]。高麗崔東秀向蒙古報告高麗備兵一萬，造船一千隻，十月庚寅（十三日）蒙古派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朶兒、武徳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十四人到高麗，整閲軍隊、視察舟艦，表示隨時進攻南宋、日本。並視察黑山島赴日本道路。高麗官員陪同。
1269年2月，蒙古正使・黑的、副使・殷弘率使節團在高麗起居舎人潘阜等人陪同下，共計75名在日本對馬島上陸[14][15]，因日本抗拒外交，蒙古人抓走日本平民塔二郎、彌二郎[16][17]。塔二郎、彌二郎到大都，忽必烈以為他們是日本使節，接見了他們。認為日本忠節可嘉、厚賜匹帛，又說：「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讓塔二郎、彌二郎觀覽宮殿，塔二郎、彌二郎表示這是天堂佛剎，忽必烈大喜，又讓塔二郎、彌二郎瀏覽燕京萬壽山玉殿與諸城闕[18]。九月，被捕的對馬島人塔二郎與彌二郎從大都回國，同行的是高麗人金有成・高柔率領的使節團，使節團有蒙古帝國官人三人，同從人五人、高麗人六十七名，乘坐四艘船到對馬嶋豐岐浦登陸，到大宰府守護所[19]。使節攜帶忽必烈本人的國書、大蒙古國中央機關中書省的國書與高麗國書[20]。
此後，忽必烈或通過高麗，或自遣使者，又繼續發送了一系列的信件，並以戰爭相威脅。幕府時值鎌倉時代中期，幕府將軍惟康親王並無實權，實權掌握在權臣北條氏手中。當時的「執權」北條時宗認為書狀無禮決定不投降，並立刻著手加強日本最靠近高麗的領土，因此也是最有可能被首先侵略的地方——九州的防禦。首先，幕府命令分封在九州的大名回到自己的駐地，並將在九州的軍隊西移，以進一步增固可能的登陸點的防禦。另外，幕府還組織了大規模的宗教祈禱活動，以心理戰來應對這場危機，其他大多數公家活動亦被推遲。
忽必烈早在1268年就想發動戰爭，但卻發現朝鮮半島當時沒有足夠的財力提供充足的兵力；1273年他派了一支部隊去高麗做為先鋒，結果這支部隊卻無法在高麗的國土上自給自足，最終被迫返回中國以資補給。因為元軍騎兵所需的馬匹，以及所需的養馬草場，都嚴重限制了部隊的運動，以致於元軍無法在幾乎寸草不生的地方活動。
第一次戰爭經過
| 第一次元日戰爭 （文永之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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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元水軍海戰， 竹崎季長繪《蒙古襲來繪詞》（129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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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 元朝 高麗 |
日本鎌倉幕府 | ||||||
| 指揮官和領導者 | |||||||
| 元朝： 忻都 洪茶丘 劉復亨 昭勇大將軍阿剌帖木兒 高麗： 金方慶 金侁 金文庇[21] |
少貳資能[22] 少弐景資 菊池武房 大友賴康 藤原經資 竹崎季長 島津久經 平景隆（平經高）† 宗資國† 佐志房†佐志直†佐志留†佐志勇（松浦黨） 山代階（松浦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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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 |||||||
| 15,000名蒙古及女真士兵 5,600名高麗兵士, 6,700名高麗水手 |
100,000名[23][24] | ||||||
| 傷亡與損失 | |||||||
| 13,500名未歸返[25] | 不明 對馬守護代宗資國等戰死 壱岐守護代平景隆等自殺 松浦黨佐志房、佐志直、佐志留、佐志勇等戰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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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寫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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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原文 | 文永の役 |
| 假名 | ぶんえいの えき |
| 平文式羅馬字 | Bunei no Eki |
1274年（日本後宇多天皇文永十一年，元至元十一年）農曆六月，忽必烈委託高麗造大小艦900艘[26]。；八月，任命忻都為征東都元帥、洪茶丘為右副帥（統志願軍3,000人）[來源請求]、劉復亨為左副帥，統帥蒙古人及女真士兵15,000人[27]（元代所謂漢人即指金朝轄下契丹、女真、及北方漢人，惟軍人以遼金為主），高麗將軍金方慶統高麗軍5,600人。[28] ，加上高麗水手6,700人，組成共計超過3萬人的大軍[29]，遠征日本。
同年農曆十月三日，元軍從高麗合浦（今大韓民國鎮海灣馬山浦附近）出發，六日成功登陸對馬島，全殲島上日守軍。十四日傍晚，元軍400餘人登陸壹岐島，守護代宗助國父子率領八十騎攔阻，被全殲，元軍立赤旗為標記。守軍左衛門尉平經高（平內左衛門景隆）率百餘騎與元軍激戰。元軍採用密集戰術，與「鐵砲」（石火矢）等武器，日軍不敵，退守城內。次日城破，平景隆自殺。元軍在逼近肥前國沿海島嶼時，遭到肥前守護松浦一族（松浦黨）的強烈抗擊，雙方有一番激戰，松浦黨死傷慘重。
11月19日，元軍在筑前國的博多港（位於今福岡縣福岡市），進逼今津，次日即發生了博多港之戰。雖然元軍在兵器和戰術上占優，但他們的人數遠遠少於準備了很久的日本武士，而且這些武士在得知對馬、壹岐失陷後得到了增援。此外，元軍登陸地點地形不利於大部隊展開，且距當時的九州首府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於是在堅持了一整天之後，元軍於當晚撤回船上，準備次日清晨重新登陸發動進攻。
二十日晨（11月26日），元軍分二路在博多登陸。幕府聚集了由少貳景資、大友賴泰、菊池武房、島津久經、竹崎季長等統率的九州諸國部隊總數約十萬迎戰。元軍西路軍在百道原登陸，藤原經資率500騎前來迎戰元軍，元軍東路軍在博多灣東部的博多箱崎郡成功登陸，擊敗守軍，佔領岸邊松林，從背後突襲在百道原同元軍作戰的日軍。日軍腹背受敵，死傷慘重，餘部向太宰府水城（日本於白江口之役戰敗後修築的一座水壩兼防禦工事）方向撤退。此時天色已晚，副帥劉復亨中箭受傷，元軍停止進攻。當晚，元軍召開軍議，由於後援不足，多數將領主張撤退（金方慶反對）。於是忻都下令撤退，撤退當晚竟遭到颱風侵襲，「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二十一日晨海面上只剩下一些破碎的木片，元軍損失1.3萬餘人，大多死於這場風暴。最後輾轉回到中國的只剩下1萬3千500人。而忻都（忽敦）則虜了兩百名日本人，獻給高麗王。[30]
文永之役後，鎌倉幕府為防元軍再犯，沿博多灣海岸西從今津東至香椎，修造了約20公里的石壘，以阻止元軍登陸，即所謂元寇防壘。
第二次戰爭經過
| 第二次元日戰爭 （弘安之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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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多的防禦牆， 竹崎季長繪《蒙古襲來繪詞》（129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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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 元朝 高麗 |
日本鎌倉幕府 | ||||||
| 指揮官和領導者 | |||||||
| 阿剌罕 阿塔海 東征都元帥忻都 東征都元帥洪茶丘 征日本都元帥金方慶（高麗軍） 東征左副都元帥阿剌帖木兒 管高麗國征日本軍萬戸朴球 管高麗國征日本軍萬戸金周鼎 管軍萬戸也速䚟兒 管軍上百戶張成 郎將康彥 郎將康師子 日本行省右丞范文虎（江南軍） 日本行省左丞李庭（江南軍） 都元帥張禧 都元帥哈剌䚟 管軍萬戸葛剌歹 管軍萬戸厲徳彪 管軍総管楚鼎 招討使王國佐 水手総管陸文政 等 |
鎮西（異國征伐）大將軍北條時宗 草野七郎 少貳資能†[22] 少貳經資 少貳景資 菊池武房 安達盛宗 大友賴康 宇都宮貞綱 竹崎季長 河野通有[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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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 |||||||
| 江南軍100,000名以上 東路軍40,000名(蒙金軍19000人，高麗軍10000，水手17000） |
大宰府守備軍25,000名 長門國守備軍15,000名 據江戶時代編纂之《歴代鎮西要略》，倭軍共計約250,00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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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亡與損失 | |||||||
| 東路八、九成沒有回國，江南軍損失六七成以上[32][33][34][35][36] 高麗軍7592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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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 | ||||||
| 日語寫法 | |
|---|---|
| 日語原文 | 弘安の役 |
| 假名 | こうあんの えき |
| 平文式羅馬字 | Kōan no Eki |
第一次攻打日本失敗後，高麗國王多次與元朝談判，反對進一步的侵略日本計劃。而元朝也派遣使者至日本，但日本兩次下令將元朝欽差杜世忠等人斬首；忽必烈非常惱火，開始積極籌劃第二次進攻。
1279年，元軍征服南宋之後，忽必烈於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春發動了對日本的第二次侵略。元軍的這次侵略規模大於第一次，東路軍由忻都、洪茶丘率領蒙古人及女真、契丹（金朝降軍見漢人 (元)）士兵19,000人，金方慶統高麗軍10,000人，乘戰艦900艘，加上高麗水手17,000人，攜軍糧10萬石，由高麗出發；另由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領的蠻軍（指南宋降軍）十萬人[38] ，乘戰船三千五百艘，從慶元、定海（今浙江省寧波市）出發[39]；兩軍約定於6月會合，東路軍負責作戰，江南軍則在佔領區屯田，生產米糧，以為長久之計。
自1275年起，幕府就開始積極為可能的元軍第二次侵略做了準備，除了改進弓箭，使與蒙古強弓不相上下，同時更完備地組織起九州的武士外，幕府還在很多元軍可能登陸的地點修建堡壘和其它防禦工事；北條時宗下令在日本沿岸所有重要地區都建起了「元寇防壘」，這時起了重大防衛作用——元軍的戰艦在到達日本近海時，竟找不到登陸的地點，只得以泊於博多灣中的艦船為陣地長達一個月。這段期間，元軍發動幾次強行登陸作戰均告失敗，並且一直遭到河野通直（河野黨）等人的襲擾（也受海賊草野黨偷襲），直到七月初，南北兩軍在九州外海會合。元軍會師後再度發動登陸作戰，這次遠征軍遇到了更頑強更有效的抵抗，日軍以石牆為掩護，不斷擊退元軍的進攻，許多蒙古軍將領相繼陣亡，戰鬥又持續了一個多月，元軍的損失慘重，依然不能突破石牆。
元軍艦隊因供應和人員登載問題而推遲了起航。高麗軍先行進發，在對馬島慘遭失敗而返。同年夏，元軍聯合朝鮮軍隊奪取了壹岐島，向九州進發，並在不同地點登陸。在經歷一些獨立的小戰鬥後，元軍被趕回了船上。此時一場持續兩天的颱風襲擊了元軍艦隊，並摧毀了大部分的船隻。
八月一日（7月30日），元軍再次遭到颱風的襲擊，風暴持續四天，軍艦大部分沉沒，范文虎落水被張禧救起；范文虎乃擅自決定班師。平戶島尚有被救起的士卒四千餘人無船可乘，張禧將船上的七十五匹戰馬棄於島上，載四千士卒回國。
被遺棄在日本九龍山的海灘上的元軍尚有三萬餘人，日本發動反攻，將殘存的元軍驅趕至一處名為八角島的狹窄地區；這些元軍大部分戰死，其餘數萬士兵被俘[來源請求]。
總計元朝第二次攻打日本的軍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生還。有3名士兵拼湊小船回中國；通過這3名士兵，忽必烈知道真相後大怒，將范文虎革職。
決定戰爭結果的因素
一般認為颱風是造成元軍失敗的最大原因。有一種說法認為元軍艦隊之所以被颱風摧毀，是因為使用了錯誤的船型。日本水下考古學家林田憲三的研究團隊研究元朝艦隊的沉船後，認為他們使用的是在運河航行的平底船，採用了當時較為流行的水密隔艙設置，而不是在海洋上航行的海船。[40]
戰爭目的
馬可·波羅書中寫道，蒙古人認為，日本到處是黃金和美食，引起忽必烈的貪慾[41]。鄭思肖認為，『元賊聞其豊庶、怒倭主不來臣、竭此土民力、弁舟艦、往攻焉』[42]。
影響
兩次出師失利，並未使忽必烈放棄征服日本的計劃。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軍，建造船隻，蒐集糧草，準備第三次征日。此舉引起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迫使其暫緩造船事宜；同時，元帝國在南方對越南陳朝發動的進攻受挫，造成國力匱乏，三度攻日之議因而作罷。直到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逝世，都未再攻打日本。
兩次擊退「元寇」後，幕府繼續加強九州的防務，那裡的許多軍事設施很多年後還有效；然而，為了應對「元寇」而進行的全國範圍動員，使得日本的經濟和軍事都處於重壓之下，資源使用已經到了極限，幕府也無法充分賞賜抗元將士，加劇了國內武士集團間的矛盾，埋下了鎌倉幕府統治體系於14世紀前半葉瓦解的背景。
註腳
- ^ 元日戰爭（蒙古征服了全世界，除了日本）
- ^ 村井章介『北條時宗と蒙古襲來-時代・世界・個人を読む』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2001年 126頁
- ^ 『日本歴史大系2 中世』山川出版社、1985年,269頁。
- ^ 忽必烈寫給日本國書：「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籓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至元三年八月日」（元史卷二百八列傳第九十五外夷一日本國）
- ^ 高麗王書「右啓、季秋向闌、伏惟大王殿下、起居萬福、瞻企瞻企、我國臣事蒙古大朝、稟正朔有年於茲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為一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徳化。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海東諸國、日本與高麓為近隣、典章政理、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険阻為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己、遣朝散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潘阜等、奉皇帝書前去。且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但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報音、則必厚待之、其実興否、既通而後當可知矣、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惟貴國商酌焉。」
- ^ 元史 巻二百八 列傳第九十五 外夷一 日本國
- ^ 高麗史 巻二十六 世家二十六 元宗二
- ^ 將軍執権之次第「文永五年、時宗。三月五日、始爲執權雲々、正月廿九日、辭左馬權頭、」（山田安栄編『伏敵篇』1891年 巻之一22頁）
- ^ 『五代帝王物語』「（文永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又舞御覧あり、一院御幸なる、麗しき御賀の儀、いか計りの事にてかあらんずらむとおぼえしに、蒙古國とかやより牒狀を奉る、高麗の牒を相副たり、宰府より先づ関東へ告て、関東より二月六日牒狀を參らせたり、是によりて御賀止めらる、公私本意なき御事也、蒙古國、もとは契丹の所屬韃靼國也、年比契丹國以下の近辺の諸國を打とる、太宋國も、三百餘州のうち、大略みな討とられて、僅に六十餘州殘れり、高麗も同せめ落されて、臣として蒙古の朝につかふるよし、牒狀にも載たり、牒使には趙良弼と雲者渡れり、高麗の使を副たり、牒狀二通あり、一通は高麗の牒也、蒙古狀は、文永三年九月の狀也、至元三年と載たり、高麗國、同彼年號をうけて至元となせり、去年八月の牒也、數多の方物を相副て、正月一日大宰府に著たり、是によりて、官外記以下の勘文を召されて、仗儀を行る、又仙洞の評定あり、」（『群書類従』第貳輯 帝王部 440～441頁）
- ^ 近衛基平『深心院関白記』文永五年二月條「（二月）七日戊子（中略）晴 東使今日向相國禪門北山亭雲々、異國間事也、 八日己丑（中略）天晴 早旦以敕書有召、仍參院、今日異國事可有評定雲々、牒狀高麗被進蒙古國牒也、仍其牒二通也、講和親之儀、委見牒狀、此事國家珍事大事也、萬人驚歟之外無也、前博陸兩人參間、其座無骨、仍餘參內、入夜又歸參院也、（中略）十日辛卯（中略）晴（中略）依時召參院、異國返牒有否有沙汰、前博陸兩人參、然而餘對座居也、如此重事不參此條不可然之故也、子細不盡翰墨也、」（『陽明叢書 記録文書篇 第二輯 岡屋関白記・深心院関白記・後知足院関白記』思文閣出版 1984年）
- ^ 『○新式目』関東御教書「一 蒙古國事 蒙古人挿凶心、可伺本朝之由、近日所進牒使也、早可用心之旨、可被相觸讃岐國御家人等狀、依仰執達如件、文永五年二月廿七日 駿河守殿（北條有時？） 相模守（北條時宗）左京権大夫（北條政村）」（竹內理三編『鎌倉遺文』古文書編 第十三巻 東京堂出版 九八八三號）
- ^ 『高麗史』巻二十六 世家二十六 元宗二 元宗九年秋七月丁卯（十八日）の條「秋七月丁卯、起居舍人潘阜、還自日本、遣閣門使孫世貞郎將呉惟碩等、如蒙古賀節日、又遣潘阜偕行、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幷齎臣書及國贐、以前年九月二十三日、發船而往、至今年七月十八日、回來雲、自到彼境、便不納王都、留置西偏大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授以詔旨、而無報章、又贈國贐、多方告諭、竟不聽、逼而送之、以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實深、輒玆差充陪臣潘阜等、以奏。」
- ^ 『高麗史』巻一百二 列伝十五 李蔵用
- ^ 『高麗史』巻二十六 世家二十六 元宗二 元宗九年（十二月）庚辰（四日）「庚辰、知門下省事申思佺侍郎陳子厚起居舍人潘阜、偕黑的殷弘如日本。」
- ^ 『蒙古來使記録』＜○賜蘆文庫古文書所収稱名寺文書>「文永六-二-十六-蒙古高麗使等渡海事＜蒙古人官人三人＜同從人五人、＞高麗人六十七人船四艘著對馬嶋豐岐浦雲々＞ 同二-廿二日馳申了、同三-十三-評定了、同二-廿四日、逃歸本審事（畢カ）云云、文永六年-十-十七-、蒙古牒一通、高麗牒一通持之、牒使二人、令著對馬嶋之由申之雲々、彼至元六-六-日、而如院宣者、通好之義、准唐漢之例、不可及子細、但彼國與我國、自昔無宿意、用兵之條、甚以不義之旨、可被遣返牒也、且草者可長成卿之由、諸卿評 定之由雲々、而關東評定了、先度牒使來朝之時、不可返牒之由、」（竹內理三編『鎌倉遺文』古文書編 第十四巻 東京堂出版 一〇三八〇號）
- ^ 『元史』巻二百八 列傳第九十五 外夷一 日本國「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
- ^ 『五代帝王物語』「（文永）同六年、蒙古使、高麗の舟にのりて又對馬國に著く、去年の返牒なきによりて、左右きかんため也、不慮の喧嘩いできて、歸國の間、對馬の二人とられて高麗へ渡る。高麗より蒙古へつかはしたれば、王宮へ召入て見て、種々の祿をたらせて、本朝へ返送、是に付て又牒狀有、」（『群書類従』第貳輯 帝王部 441～442頁）
- ^ 『高麗史』巻二十六 世家二十六 元宗二 元宗十年（七月）甲子（二十一日）條「甲子、蒙古使於婁大於定等六人、偕倭人來、昌出迎於郊、初申思佺與倭人謁帝、帝大喜曰、爾國王祗稟朕命、使爾等往日本、爾等不以險阻爲辭、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厚賜匹帛、以至從卒、又謂倭人曰、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賚予甚稠、勑令觀覽宮殿、既而倭人奏雲、臣等聞有天堂佛剎、正謂是也、帝悅、又使徧觀燕京萬壽山玉殿與諸城闕。」
- ^ 『関東評定衆伝』文永六年條「九月、蒙古高麗重牒狀到來。牒使金有成、高柔二人也。還對馬嶋人答二郎、彌二郎。高柔依靈夢。獻所持毛冠於安樂寺。即敘其由呈詩。」（『群書類従』第四輯 補任部巻第四十九 続群書類従完成會 1960年 318頁）
- ^ 『太政官返牒』＜○本朝文集六十七＞「贈蒙古國中書省牒 菅原長成 日本國太政官牒 蒙古國中書省 附高麗國使人牒送、牒、得大宰府去年九月二十四日解狀、去十七日申時、異國船一隻、來著對馬嶋伊奈浦、依例令存問來由之處、高麗國使人參來也、仍相副彼國幷蒙古國牒、言上如件者、就解狀案事情、蒙古之號、於今未聞、尺素無脛初來、寸丹非面僅察、原漢唐以降之蹤、觀使介往還之道、緬依內外典籍之通義、雖成風俗融化之好禮、外交中絶、驪遷翰轉、粵傳郷信、忽請隣睦、當斯節次、不得根究、然而呈上之命、縁底不容、音問縱雲霧萬里之西巡、心夐忘胡越一體之前言、抑貴國曽無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惡之便、不顧由緒、欲用兇器、和風再報、疑冰猶厚、聖人之書、釋氏之教、以濟生爲素懷、以奪命爲黒業、何稱帝徳仁義之境、還開民庶殺傷之源乎、凡自天照皇大神耀天統、至日本今皇帝（亀山天皇）受日嗣、聖明所覃、莫不屬左廟右稷之靈、得一無貳之盟、百王之鎭護孔昭、四夷之脩靖無紊、故以皇土永號神國、非可以智競、非可以力爭、難以一二、乞也思量、左大臣（藤原家経）宣、奉敕、彼到著之使、定留於對馬嶋、此丹青之信、宣傳自高麗國者、今以狀、牒到准狀、故牒、 文永七年正月 日」（竹內理三編『鎌倉遺文』古文書編 第十四巻 東京堂出版 一〇五七一號）
- ^ 《高麗史》·卷二十八·世家二十八·忠烈王一：「（元宗十五年）冬十月乙巳，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為副使，金侁為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為副使，金文庇為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為副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征日本。」
- ^ 22.0 22.1 長崎縣史編集委員會編《長崎縣史》中世編，1980年，266頁
- ^ 《元史》卷一百五十二列傳第三十九劉通「十年（十一年）、遷征東左副都元帥、統軍四萬、戰船九百、征日本、與倭兵十萬遇、戰敗之、」
- ^ 外山幹夫「肥前松浦一族」新人物往來社 (2008）65頁。 「九國ニ馳集ル軍兵ハ誰々ソ、少弐・大友・菊池・原田・紀伊一類・臼杵・戶次・松浦黨・児玉以下、神社・仏寺之司及モ我モ々々ト打立ケル、大將軍一萬二千餘騎、都合其勢十萬騎ト雲ヘ共、數ヲ不知」。
- ^ 《高麗史》卷二十八世家二十八忠烈王一「（元宗十五年、冬十一月）己亥、東征師還合浦。遣同樞密院事張鎰勞之。軍不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餘人。」
- ^ 《元史》卷二百八 列傳第九十五外夷一日本國「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 ^ 《元史》卷八本紀第八世祖五至元十一年三月庚寅の條「庚寅、敕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総管洪茶丘等將屯田軍及女直軍、並水軍、合萬五千人、戰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
- ^ 《元史》卷二百八列傳第九十五外夷一高麗國「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詔使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 ^ 高麗史 巻一百四 列傳十七 金方慶「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高麗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留合浦、以待女眞軍、女眞後期、乃發船。
- ^ 《高麗史》卷二十八世家二十八忠烈王一「侍中金方慶等還師忽敦以所俘童男女二百人獻王及公女」
- ^ 《大日本史》、《日本外史》
- ^ 《元史》卷十一本紀第十一世祖八至元十八年八月甲子朔の條「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慶諸軍、船為風濤所激、大失利、余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
- ^ 《元史》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四十九 李庭「十八年、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下收余衆、由高麗還京師。士卒存者十一二。」
- ^ 《元史》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十六 阿塔海「二十年、遷征東行省丞相、征日本、遇風、舟壞、喪師十七、八。」
- ^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十五 相威「十八年、右丞范文虎、參政李庭、以兵十萬、航海征倭。七晝夜至竹島、與遼陽省臣兵合。欲先攻太宰府、遲疑不發。八月朔、颶風大作、士卒十喪六七。」
- ^ 《高麗史》卷二十九世家二十九忠烈王二「（忠烈王七年）閏（八）月（中略）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等還元、官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
- ^ 《高麗史》卷二十九世家二十九忠烈王二「（忠烈王七年十一月）壬午、各道按廉使啓、東征軍九千九百六十名、梢工引海水手一萬七千二十九名、其生還者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七名。」
- ^ 《高麗史》卷二十九 世家二十九 忠烈王二忠烈王七年六月丙辰（二十二日）の條「范文虎亦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來」
- ^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一洪福源俊奇君祥萬「十八年、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時右丞范文虎、將兵十萬、由慶元・定海等処渡海、期至日本一岐・平戸等島合兵登岸」，寧波及寧波鎮海區
- ^ 探索頻道，《忽必烈：蒙古艦隊的覆沒》。
- ^ 馬可·波羅 東方見聞録
- ^ 鄭思肖『心史』中興集 元韃攻日本敗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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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十三世紀元帝國兩次入侵日本的慘重失敗，當時從東亞到歐洲的許多史籍都有記載，不過最原始的紀錄來源不外三處：一為元帝國的記載；一為朝鮮的記載；一為日本的記載。這三種記載都有偏頗，相互矛盾處很多，所幸都不是孤證，又有考古發現作旁證，互相比較之後我們不難發現真相。
其中朝鮮人的地位接近局外人，跟戰爭沒有太多利害關係，因此他們的記錄更可信些。蒙古人對日本的進攻起因於日本不肯臣服於蒙古帝國。忽必烈多次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稱臣納貢，高麗國王也致書日本人要求他們向蒙古人屈服，但每次日本人都輕蔑地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面對這樣的冒犯，君臨天下的蒙古大汗當然不能容忍，於是武裝攻日遂不可避免。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次進攻日本時，南宋尚未滅亡，忽必烈僅控制了北方中國，當時元帝國正集結重兵準備南征，用以進攻日本的軍隊並不多，漢人也不是此次侵日的主力。
元日戰爭
元日戰爭
忽必烈執意要控制日本，除了顯示大可汗的權威外，還有許多更實際的考慮。蒙古大汗雖富甲四海，可因為蒙古貴族對奢侈品的旺盛需求，再加上蒙古人拙於理財，蒙古帝國的財政時常捉襟見肘。忽必烈之前的兩位大可汗貴由和蒙哥都以揮霍無度著稱，他們購買奢侈品主要以貴金屬支付，對部分拖欠的債務甚至以未來的戰利品做抵押。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為爭奪汗位激戰四年，這場蒙古人之間的內戰無利可言，自然使蒙古帝國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而日本在過去數百年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銀產地和出口國，這個富裕的島國在急需硬通貨的蒙古貴族眼裡無疑是塊肥肉。
公元1274年，進攻日本的遠征軍由朝鮮揚帆出海，駛往九州島，遠征軍共兩萬五千人，其中蒙古人和高麗人大約各佔一半，還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漢人。遠征軍的統帥為蒙古人忽敦，兩位副統帥為高麗人洪茶丘和漢人劉復亨。元軍航行至博多灣，首先攻占並蹂躪了對馬島和壹歧島，然後分三處在九州登陸攻入內陸。三路入侵軍隊中，一路為主力，兩路為策應，主力部隊的登陸地點大約在長崎附近。
面對第一次“蒙古來襲”，日本鎌倉幕府調集部分正規軍迎戰，九州沿海各藩也緊急組織武士和民兵參戰。慘烈的戰鬥進行了二十多天，日本人戰術較為落後，在開始的戰鬥中蒙受巨大傷亡，但他們仍然成功地阻止了元軍的推進。在相持了幾天后，日本人漸漸適應了蒙古人的戰術，於是開始反擊。主要由武士組成的日本重騎兵隊尤為英勇，他們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冒著箭雨列陣衝擊敵人，與敵軍貼身近戰，使蒙古人的弓箭優勢失效。劉復亨在激戰中陣亡，元軍折損大半後退回海灘依托回回炮防守。至此元軍傷亡慘重，進展無望，他們的敗局已不可避免，由於箭和給養都即將用盡，元軍無力繼續守住陣地，他們只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鮮的路上，元軍的艦隊遭風暴襲擊，遭受了一些損失，不過大部分船隻安全回國。
此次戰役日本史稱“文永之役”，蒙古人在東亞第一次遇到了裝備訓練和勇氣都不遜於自己的對手。高麗人在戰鬥中主要負責近戰，他們因遭受日本人的正面衝擊而損失慘重。故而高麗人對日本軍人的戰鬥力，尤其是日本人的戰刀印象深刻，據說元軍普通士兵的刀劍與日本刀一碰即斷。相對來說，使用弓箭的蒙古人損失小一些，在他們看來，日本人的弓箭雖威力強大，但射程很短，不能跟蒙古角弓相比。
這裡再簡單介紹一下日本的戰刀：當時日本的冶煉和刀具製作技術世界一流，日本戰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亞出產的大馬士革鋼刀可以媲美。古代最優良的鋼按性能排列依次為大馬士革鋼(鑄造花紋鋼)，日本鋼(暗光花紋鋼)，馬來鋼(焊接花紋鋼)。中國最好的鋼(鑌鐵)其實也是一種焊接花紋鋼，不過性能沒有馬來鋼那樣出色，中國最好的刀劍一般由進口的馬來鋼製造。大馬士革鋼為高級合金鋼，冶煉技術複雜，成本高昂，具體製造技術已失傳。在古代，大馬士革鋼刀一般只有貴族才能擁有。最頂級的大馬士革鋼刀為烏茲鋼刀，產於印度，其次為斯切爾彎刀，產於波斯。斯切爾彎刀的做工和裝飾極盡精緻奢華，是蒙古貴族的愛物。相比之下，日本鋼其實並無太大特色，日本戰刀的優良性能主要來自其獨特的後期淬火工藝。大馬士革鋼刀性能固然卓越，但日本刀製造成本低廉，日本的普通民兵都可擁有一把好刀。
平心而論：若論吃苦耐勞，當時的蒙古戰士無人可敵，必要時他們可以靠吃生馬肉，喝馬血維持生命。蒙古人作戰時機動性第一，一般只帶很少的給養，士兵的吃穿問題主要通過掠奪戰爭地區的平民解決。可這次戰爭中蒙古人偏偏無法發揮自己的特長，他們一直未能突入內地居民區，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們掠奪。因此日本人的戰術可謂十分高明，當然這也需要日本軍隊的戰鬥力做後盾。
第一次侵日戰爭結束後，忽必烈認為日本人已領教了蒙古人的威力，遂再次派使者去日本要求臣服，但日本人很乾脆地將蒙古使者斬首。忽必烈自然不會忍氣吞聲，在統一中國之後，他便著手準備第二次海上入侵。軍隊由中國各地，蒙古和高麗招集至沿海地區接受登陸作戰訓練，遠征軍的糧秣補給也源源不斷從全國各地徵集，同時高麗和中國東南沿海的造船廠也晝夜趕工，製造大小戰艦和運兵船。
如此大規模的遠征準備自然無法保密，日本人嚴密偵視元帝國的動向，對即將到來的第二次“蒙古來襲”做了充足的戰爭準備。此時日本政局穩定，北條時宗對鎌倉幕府和日本各藩的控制遠勝以往，因此日本人能夠動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擊入侵。幕府在九州徵用民夫於博多灣一帶敵人最有可能登陸的地區沿海灘構築了一道石牆，用以阻礙蒙古騎兵。當敵人進攻日期臨近時，北條宗盛和北條宗政分別率精銳武士軍開往本州和九州沿海地區布防，北條宗政的鎮西軍後來成為戰鬥的主力。同時九州各藩開始動員民兵，日本其他地區的武士也趕來參戰。
公元1281年，元帝國龐大的遠征軍由江浙和朝鮮兩地同時出發。此次出征的軍容十分壯觀，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軍隊約二十萬，其中蒙古人四萬五千，高麗人五萬多，漢人約十萬，其中漢人大半為新附軍(收編的南宋軍)，遠征軍中蒙古人自然是作戰的中堅。北方出海的艦隊於五月底如日本人所料抵達博多灣，在等待南方艦隊期間，蒙古人輕易攻占了博多灣的幾個島嶼，島上的居民全部遭屠殺，島上的建築物也被盡被毀壞焚毀。六月上旬，南方艦隊抵達，兩支龐大艦隊在九州外海會合，之後元軍開始登陸作戰，登陸地點九龍山距上次戰爭主力部隊登陸的地點不遠。這次遠征軍遇到了更頑強更有效的抵抗，日本軍隊以石牆為掩護，不斷擊退元軍的進攻，還伺機組織反沖鋒。日本人最成功的一次反擊擊潰了高麗軍主力，高麗軍統帥洪茶丘被俘殺，幾名蒙古高級指揮官也相繼陣亡。激烈的戰鬥持續了一個多月，遠征軍的損失已超過三分之一，但依然不能突破石牆。到七月下旬，元軍的糧草和箭已基本告罄，此時無論蒙古人還是日本人大概都以為這次戰爭的結局將和上次相同，會以元軍的撤退收場。
八月一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颶風，風暴持續四天，元軍南方艦隊的艦船基本被毀，北方艦隊的艦船也損失大半。北方艦隊剩餘的艦船搭載指揮官以及部分蒙古軍和高麗軍逃離戰場駛返高麗。南方軍的指揮官和部分高級官員眼看回天無術，也只得丟下大部隊，乘南方艦隊殘存的幾艘船逃離。此時九龍山的海灘上尚留有近十萬元軍，這些人失去了補給和退路，又無力突破日軍的防線，現在只得等死。三天后，日本人開始反攻，將殘存的元軍驅趕至一處名為八角島的狹窄地區，然後縱兵攻擊。元軍大部被殺，剩餘的兩萬多人作了俘虜。日本人按照蒙古人的標準把俘虜分四等，前三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麗人和北方漢人全部被處死，四等的唐人(南方漢人)免死後成為部民(賤民)。今天的博多灣還有一座名為“元冠塚”的小山，據說是當年元軍將士的集體墓地
在這次慘敗中，南方軍只有三名士兵逃脫，他們拼湊了一艘小船，幸運地漂回中國。忽必烈透過這三位倖存者終於知道了戰敗的真相，此次戰爭的副統帥範文虎被斬首，其他官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日本史稱第二次蒙古入侵為“弘安之役”，此次戰爭日本人投入的軍隊論質量和數量都遠勝過“文永之役”，蒙古人在戰術上沒有絲毫的優勢。按照日本人的說法，蒙古人的戰鬥力並不像想像的那樣強大，日本武士在各方面都勝過他們，尤其在裝備和戰技方面。日本人裝備的優勢不僅在於戰刀，也在於武士的鐵甲，據說只要距離稍遠，蒙古弓箭就無力穿透武士的盔甲。日本武士完全脫產，自小開始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他們的戰技勝過蒙古人毫不奇怪。蒙古人的記載稱日本人擅長單打獨鬥，這可以和日本人的說法相印證。日本人對元軍中的漢人評價最低，在他們看來，漢軍貪生怕死，士氣低落，是標準的魚腩部隊。不過漢人打仗不行，做奴隸倒合適，因此日本人最後赦免了部分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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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戰爭，指元朝皇帝忽必烈在1274年和1281年兩次派軍東征侵略日本的戰爭。這個事件在日本被稱為「元寇」或「蒙古襲來」。兩次侵略企圖儘管以失敗告終，但其在宏觀歷史上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但使蒙古帝國的持續擴張受挫，也成為日本作為國家概念形成的重要事件。由於兩次侵略過程中元軍的船隻都遭遇風暴，損失四分之三以上的兵力和補給，神風這個詞也由此誕生。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被盟軍佔領以外，這兩起失敗的侵略嘗試應該算是日本一千多年來面臨的最大威脅了。
侵略經過
第一次侵略
主條目：文永之戰
博多的防禦牆。蒙古襲來繪詞，1293年
忽必烈於1260年在中原即位稱帝。同年，高麗元宗向其稱臣，成為其東藩。1264年忽必烈定鼎燕京，以易經「大哉乾元」之意，故號大都（今北京），並於兩年之後要求高麗派使者奔赴日本，希望與日本「通好」。當時趙彝代表高麗及元朝到達日本。在1268年忽必烈派遣了第二批使者，但他們同樣是空手而回。兩批使者都參見了鎮西奉行，由奉行來將要求傳達給鎌倉幕府的幕府將軍及在京都的日本天皇。此後，忽必烈或通過高麗使者，或通過元朝大使，又繼續發送了一系列的信件，並以戰爭相威脅。幕府時值鎌倉時代中期，幕府將軍惟康親王並無實權，而掌握實權的是「執權」北條時宗。幕府決定不投降，並立刻着手加強日本最靠近高麗的領土，因此也是最有可能被首先侵略的地方——九州的防禦。首先日本幕府命令分封在九州的大名回到自己的駐地，並將在九州的軍隊西移，以進一步增固可能的登陸點的防禦。另外，幕府還組織了大規模的宗教祈禱活動，以心理戰術來應對這場危機，其他大多數公家活動亦被推遲。
日本、元朝水軍對戰。蒙古襲來繪詞，1293年
忽必烈早在1268年就想發動戰爭，但卻發現朝鮮半島當時沒有足夠的財力提供充足的陸軍和海軍。1273年他派了一支部隊去朝鮮做為先鋒，結果這支部隊卻無法在朝鮮的國土上自給自足，最終被迫返回中國以資補給。因為元軍騎兵所需的馬匹，以及所需的養馬草場，都嚴重限制了部隊的運動，以致於元軍無法在幾乎寸草不生的地方活動。1274年元軍艦隊終於出發了。其中包括15000名蒙古人和漢人士兵以及8000高麗武士，乘坐300艘大型戰船和400到500艘小型戰船。這支部隊輕易地佔領了對馬島和壹岐島，並於11月19日在位於古老的九州首府太宰府附近的博多港登陸。次日即發生了文永之戰，也就是「博多港之戰」。雖然元軍在兵器和戰術上佔優，但他們的人數遠遠少於準備了很久的日本武士，而且這些武士在得知對馬島和壹岐島失陷後得到了增援。在堅持了一整天之後，一場風暴在夜間颳起，元軍不得不撤兵。
在文永之役後，金方慶虜了兩百名日本人，獻給高麗王作為奴隸[1]。
第二次侵略
主條目：弘安之戰
自1275年起，幕府就開始為他們認為不久將進行的第二次侵略做了準備。除了更完備地組織起九州的武士外，他們還在很多可能登陸點修建堡壘和其它防禦工事，這些登陸點中包括博多港。與此同時，高麗國王多次與元朝談判，反對進一步的侵略日本計劃。而元朝也派遣使者至日本，但日本兩次下令將元朝欽差斬首。忽必烈非常惱火，開始積極籌劃第二次侵略。
1279年元軍征服南宋之後，於1281年春發動了對日本的第二次侵略。元軍的這次侵略規模大於第一次，其中由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領的江南軍就有十餘萬人。元軍艦隊因供應和人員登載問題而推遲了起航。他們的高麗盟軍先行進發，在對馬島慘遭失敗而返。同年夏，元軍聯合朝鮮軍隊奪取了壹岐島，向九州進發，並在不同地點登陸。在經歷一些獨立的小戰鬥，也就是所謂的弘安之戰或「第二次博多港之戰」後，元軍被趕回了船上。此時一場持續兩天的颱風（被日軍尊稱為「神風」），襲擊了元軍艦隊並摧毀了大部分的船隻。
1281年的戰鬥中日本武士登上元軍戰船。蒙古襲來繪詞，1293年
元軍艦隊被摧毀的原因
有一種說法認為元軍艦隊之所以被颱風摧毀，是因為他們使用的是在運河航行的平底船，採用了當時較為流行的水密隔艙設置，而不是在海洋上航行的海船。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由於元朝可汗與蒙古人在中國本土及高麗的殘酷壓迫，導致朝鮮半島、華南沿海兩地，對於戰事的準備與造軍艦很反感，造船的漢人和朝鮮人工匠故意使用錯誤的船型，而蒙古人對航海又一無所知；又或者忽必烈攻日太過倉促，未有充分準備海船，造船工人只得在匆忙間敷衍，以求交差了事。不過具體原因目前尚無定論。
後果
抵禦元軍侵略的防禦工事的遺址，位於今日日本九州福岡縣福岡市博多區筥松。這個遺址本來在海岸邊，但今日已離開海岸很遠。
忽必烈於1286年試圖再次侵略日本，但因同時在南方發動的對越南陳朝的進攻受挫，造成國力匱乏而作罷。日本方面，為了對付元軍侵略而進行的全國範圍的改編使得其經濟和軍事都處於重壓之下，並且整個國家的資源使用已經到了極限。元軍侵略也使得日本幕府找到了繼續統治國家的借口，而不將政權交給天皇的公家。他們之後一段時間繼續加強九州的防務，那裡的許多軍事設施很多年後還有效。由於戰後受貨幣經濟影響，幕府無法恩賞抗元的日軍武士，加劇了國內矛盾。
儘管不是得到普遍承認，但現代許多學者仍認為侵略事件雙方的兵力比傳統認為的要少得多。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氣候並非勝負的主因，日軍可以在沒有「神風」（颱風）的幫助下，有效地擊退蒙古帝國侵略者。學者們指出，忽必烈征日極有可能是為了甩掉新附軍（南宋降軍）這個大包袱。南宋降軍對元帝國來說，可能是個隱患，忽必烈以新附軍為主力遠征日本，幾乎全軍覆沒，達到了不殺降而降人自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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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戰爭是元朝皇帝忽必烈與屬國高麗在1274年和1281年兩次派軍攻打日本而引發的戰爭；這兩次侵略在日本合稱“元寇”或“蒙古襲來”，或依當時的日本年號稱抵禦元軍第一次進攻的戰事為“ 文永之役 ”，第二次為“ 弘安之役 ”。鎌倉、室町時代呼稱（蒙古襲來、異賊襲來、蒙古合戰、異國合戰）亦有用兇徒稱呼之，江戶時代大日本史稱為元寇。這兩次入侵也以北九州為主要戰場。這兩次侵略企圖儘管最終失敗，但其在宏觀歷史上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兩次戰爭是日本史上最有名的事件之一，並且由於其在阻止蒙古帝國和元朝擴張上所發揮的作用，使得它們在世界史上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這兩起事件在很多小說中都被提及，並且神風這個詞也是由此而生的。另外，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遭遇，這兩起失敗的入侵嘗試應該算是日本一千多年來面臨的最大的被侵略的威脅了。
名 稱 元日戰爭 地 點博多灣 時 間1274年，1281年 參戰方元朝，日本 結 果 元朝失敗 參戰方兵力 元朝32300人
日本100000人 傷亡情況 元朝13500名未歸返
日本不明 主要指揮官忻都，洪茶丘，劉復亨，少貳資能 影響因素 颶風
戰爭背景
蒙古帝國消滅金朝以後，負責漠南漢地事務的忽必烈於1260年在中原即位稱帝。同年，高麗元宗向其稱臣，
鎌倉幕府八代執權北條時宗
鎌倉幕府八代執權北條時宗
高麗成為其東藩。1264年忽必烈定鼎燕京，以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並於兩年之後要求高麗派使者奔赴日本，希望與日本“通好” （同時忽必烈想消耗南宋新附軍）。
趙彝代表元廷出使日本，但未取得任何收穫；1268年，忽必烈又派遣了第二批使者，同樣是空手而回。兩批使者都參見了鎮西奉行，由其傳達鎌倉幕府的徵夷大將軍及在京都的天皇。此後，忽必烈或通過高麗，或自遣使者，又繼續發送了一系列的信件，並以戰爭相威脅。幕府時值鎌倉時代中期，幕府將軍惟康親王並無實權，實權掌握在權臣北條氏手中。當時的“執權”北條時宗決定不投降，並立刻著手加強日本最靠近高麗的領土，因此也是最有可能被首先侵略的地方——九州的防禦。首先，幕府命令分封在九州的大名回到自己的駐地，並將在九州的軍隊西移，以進一步增固可能的登陸點的防禦。另外，幕府還組織了大規模的宗教祈禱活動，以心理戰來應對這場危機，其他大多數公家活動亦被推遲。
忽必烈早在1268年就想發動戰爭，但卻發現朝鮮半島當時沒有足夠的財力提供充足的兵力；1273年他派了一支部隊去高麗做為先鋒，結果這支部隊卻無法在高麗的國土上自給自足，最終被迫返回中國以資補給。因為元軍騎兵所需的馬匹，以及所需的養馬草場，都嚴重限制了部隊的運動，以致於元軍無法在幾乎寸草不生的地方活動。
忽必烈
戰爭過程
博多的防禦牆。 《蒙古襲來絵詞》，1293年
博多的防禦牆。《蒙古襲來絵詞》，1293年
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文永十一年）和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弘安四年）元世祖忽必烈發動的兩次侵日戰爭。1259年（憲宗九年）征服高麗的忽必烈於1268年（元至元五年）命高麗使者攜國書赴日，書中要求日本效法高麗來朝“通好”，否則將至“用兵”。日本朝廷祈求神佑，但以“書辭無理”，拒絕接受。幕府執權北條時宗令大宰府備戰，加強九州沿海要地的警備。其後忽必烈又兩派使者，均遭日本朝廷拒見。1274年忽必烈發動徵日戰爭。
1274年10月3日，任命征東元帥忻都、右左副帥洪茶丘和劉復亨統率蒙漢軍2萬人、高麗軍5000人、水手6700人．計3.23萬人從高麗合浦出發。1274年10月5日至14日相繼襲擊對馬、壹岐島。16日逼近肥前沿海諸島，使幾百名日本武士喪生。19日元軍兵船駛進博多灣，翌日登陸。守護少貳經資指揮英勇戰鬥，但在元軍步兵集閉戰法和火藥武器震天雷的威力下，日軍處於不利地位。由元世祖授命組成的徵日元軍，是由蒙、漢、高麗三族軍隊組成的聯軍。蒙軍不但在戰鬥力，還有戰術方面都遠遠高於日本。據日蒙古型皮鎧本史書記載：擊鼓鳴鑼，殺聲震天。日軍戰馬驚恐不安，跳躍打轉，當武士撥轉馬頭沖向敵人的時候，已經被敵人射中。蒙古矢短，但矢根塗有毒液，射上既中毒。敵數百人箭射如雨，長柄矛可刺進鎧甲縫隙。元軍排列成隊，有逼近者，中間分開，兩端合圍，予以消滅。元軍甲輕、善騎馬，力大，不惜命，豪勇自如，善於進退。大將據高處指揮，進退擊鼓，按鼓聲行動。在後退時，鐵炮中裝鐵彈，隨著火焰噴出，四面烈火，煙氣瀰漫；其聲淒厲，心碎肝裂，目眩耳聾，不辯東西，被擊斃者極多。激戰至暮，日軍撤至大宰府水城。劉復亨受箭傷，元軍撤至船上。當夜意外颱風刮翻元軍200多艘兵船，忻都連夜乘剩餘船隻撤退回國。
在文永之役後，金方慶伏虜了兩百名日本人，獻給高麗王作為奴隸。
自1275年起， 幕府就開始為他們認為不久將進行的第二次入侵做了準備。除了更好地組織起九州的武士外，
莒崎神宮正殿"敵國降伏”匾額
莒崎神宮正殿"敵國降伏”匾額
他們還在很多可能登陸點修建堡壘和其它防禦設施，這些登陸點中包括博多港。與此同時，高麗國王多次與元朝談判，反對進一步的入侵日本計劃。而元朝也派遣使者至日本，但日本兩次下令將元朝派來的使者斬首。忽必烈非常惱火， 開始積極籌劃第二次入侵。
1279年元軍征服南宋之後，於1281年春發動了對日本的第二次入侵。元軍的這次入侵規模大於第一次，其中由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領的江南軍就有十餘萬人。元軍艦隊因供應和人員登載問題而推遲了起航。他們的高麗盟軍先行進發，在對馬島慘遭失敗而返。同年夏，元軍聯合高麗人奪取了壹岐島，向九州進發，並在不同地點登陸。在經歷一些獨立的小戰鬥，也就是所謂的弘安之戰或“第二次博多港之戰”後，元軍被趕回了船上。此時一場持續兩天的颱風，也就是現在
徵日將領
徵日將領
非常有名的“神風”，襲擊了元軍艦隊並摧毀了大部分的船隻。
關於元軍艦隊被颱風摧毀的原因，有說法認為是因為元軍使用的是在內河航行的平底船，採用了當時較為流行的水密隔艙設置，而不是在海洋上航行的海船。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由於元朝蒙古統治者在中國及高麗的殘酷壓迫，導致兩地（高麗與中國南方沿海）對於造軍船很反感，造船的漢人和高麗人故意使用錯誤的船型，而蒙古人對航海又一無所知；又或者忽必烈攻日太過倉促，未有充分準備海船，造船人只得在匆忙間敷衍了事。不過具體原因尚無定論。
戰爭結果
1281年的戰鬥中日本武士登上元軍戰船。
1281年的戰鬥中日本武士登上元軍戰船。
抵禦元軍入侵的防禦工事的遺址，位於今天日本九州福岡縣福岡市博多區筥松。這個遺址本來在海岸邊，但今日已離開海岸很遠。
忽必烈於1286年試圖再次入侵日本，但因同時在南方發動的對越南陳朝的進攻受挫造成國力匱乏而作罷。日本方面，為了對付元軍入侵而進行的全國范圍的改編使得其經濟和軍事都處於重壓之下，並且整個國家的資源使用已經到了極限。元軍入侵也使得日本幕府找到了繼續統治國家的藉口而不是將權力交給天皇。他們之後一段時間繼續加強九州的防務，那裡的許多軍事設施很多年後還有效。由於戰後受貨幣經濟影響，幕府無法恩賞抗元官兵，加劇了國內矛盾。1333年，鎌倉幕府滅亡。
儘管不是得到普遍承認，但許多學者仍認為侵略事件雙方的兵力比傳統觀點認為的要少得多。還認為日本方面能夠在沒有“神風”的幫助下有效地擊退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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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六丸所著的《忽必烈用兵日本》(以下簡稱《用兵日本》)中所描述的元朝兩次征伐日本之戰，便是一場被遺忘的戰爭。
在中國周邊的國家中，日本可算是最特殊的一個。要說一衣帶水，友好鄰邦，必少不得日本，證據自然是阿倍仲麻呂和鑑真大師。要說世代冤仇怨，日本更是首當其衝，從倭寇之亂、壬辰戰爭、甲午風雲直至十四年抗戰，屍山血海。
從唐朝時的白江口之戰到明朝的壬辰戰爭乃至抗日戰爭，挑起戰爭者，往往都是日本，唯一一次中國政權渡海遠征日本之役，何以還能被忽視乃至遺忘呢？
1 為何被忽略？
首先，中華正統意識無法規避。
中國數千年曆史所產生的文化圈僅覆蓋了周邊的日本、朝鮮和越南。不過，日本的情況又與朝鮮、越南不同，早在瘋狂派遣唐使向唐朝學習的時代，日本的統治者便自稱天皇，形成了以自身為天朝的正統觀。隨著中國大陸上一個又一個非漢族政權的崛起，日本的這一觀念日益強烈，再加上蒙古崛起南下，南宋王朝岌岌可危，大量移民來到日本，華夷之辨更為興盛，日本儼然成為中華載體抵抗“非中華”的蒙古。在《忽必烈用兵日本》一書中，作者對之有較詳細的論述。
其次，這是一場非正義戰爭。
無論日後日本對中國造成了多麼大的傷害，而在當時，元朝征伐日本是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並無正義性可言。且不說對日本九州沿海的破壞，就以當時的中國而言，征討日本進行的打造船隻的差役，就讓老百姓備受荼毒，被徵發的工匠、民夫“離家遠役，辛苦萬狀，凍死、病死不知其幾”，“工匠、牛畜死者相望。”造成江南地區人民此起彼伏的起義。元世祖忽必烈“定官制，立紀綱”，“留意治道，固屬開國英主”，但“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稍變”——征伐日本雖非嗜利所然，卻屬於黷武範疇，乏善可陳。
第三，這是一場徹底的敗仗。
非正義也就罷了，卻偏偏還是個敗仗。忽必烈兩次遠征日本，先後動用十數万大軍，數千艘戰船，攜帶有日本當時根本無法比擬的先進武器(如復合弓、轟天雷等)，以泰山壓頂之勢攻伐地狹民貧的日本，卻全都慘敗而歸，損兵折將。這樣的戰爭，說起來悶氣，何必多提呢？
2 為何會失敗？
雖有這麼多原因造成這場戰爭為人們所遺忘。但如果真能大勝，佔領日本使之臣服，也不失為一次揚威海外的壯舉。但為什麼在人數、科技、物資、戰術等等方面都佔優的情況下，兩次征伐都鎩羽而歸？
通常的說法，是因為“神風”，也就是兩次作戰，都是未待展開，便遭遇了海上颶風，元軍的戰船、兵馬並未損於日本而是損於莫測的天威。這種頗有傳奇色彩的說法，往往易為人所接受。
用兵日本》並未將這“傳說”視為當然，作者很可貴的提出颶風雖然存在，但元軍戰敗之因卻並非颶風，在比對了中、韓、日三國史料的前提下，從士氣、國家關係、日本抗戰的意識和準備等等方面進行了仔細分析，給讀者展現了這場曾被“神風說”蓋棺論定的戰爭更為細節、更為真實的全貌。
因自然力而改變結果的戰爭，在元朝徵日本的前後，都不乏例證。如第二次希波戰爭中的薩拉米斯戰役，希臘聯軍的海軍正是利用海風，擾亂了波斯艦隊的陣型，將之擊潰。而在日後的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戰役中，英軍也是利用加萊海峽的海風施放火船，打亂了無敵艦隊的陣型，從而取勝。後世津津樂道希臘聯軍和英國皇家海軍的英勇無畏，對那些海風，只是作為戰勝者充分利用自然力的例證。而像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勝負全歸結於天意，還真是少見。
而今天的我們應該承認，要不是當時的日本武士為了保衛家園浴血奮戰，颶風恐怕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如果日軍不是不顧傷亡的死纏爛打，而是如元軍徵宋戰爭中的宋軍一般一觸即潰，在第一次元軍徵日時，恐怕就要被長驅直入了，那時候“神風”即使再厲害，又能幫得了日本什麼呢？
當然，作者也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細節，那便是元軍所使用的戰船不適合遠海作戰。元軍遠征日本的艦隊，是由長達30米的大型運輸船即千料船、中型拔都魯戰船以及給水用的汲水小船等組成。這些戰船都屬於當時中國沿海、內河戰船，這樣的戰艦吃水淺，抗風暴能力弱，即使一般的颱風也難以招架，一旦遇到日本海的颶風，自然是滅頂之災。
■ 相關舊聞
元日戰爭是元朝皇帝忽必烈在1274年和1281年兩次派軍攻打日本而引發的戰爭；這兩次侵略在日本合稱“元寇”或“蒙古襲來”，或依當時的日本年號稱抵禦元軍第一次進攻的戰事為“文永之役”，第二次為“弘安之役”。
由於兩次侵略過程中元軍的船隻都遭遇風暴，損失四分之三以上的兵力和補給。
3 對後世有何影響？
元朝徵日本之戰的戰爭規模、持續時間兩項在《用兵日本》中有詳細描寫，而對後世影響深遠，作者雖有提及，卻沒有深究，其實這兩次失敗的征討對歷史的影響既深且遠。
最直接的影響，便是日本鎌倉幕府的倒台。
雖然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但為了打仗，鎌倉幕府幾乎把府庫掏空，各地諸侯為了抵抗元軍也付出了很大代價，還需要幕府賞賜。於是，鎌倉幕府只好放任諸侯們大量侵占公地。這樣一來，原本牢固的幕府經濟體系之外出現了大量不為幕府管轄的土地和莊園，諸侯們對於幕府的經濟依附減弱，幕府想要控制全國已經越來越困難。經濟上出了問題，很快政治結構上也出了問題，眾多武士因為戰爭而破產，而很多“百姓名主”，也就是佔有很多田產的地主倒有相當數量因為發戰爭財而成為武士。這些人不但經濟上和幕府沒有聯繫，在人身上也和幕府沒有主從關係，成為憑空而來的“第三勢力”。他們有錢有武裝，又不服幕府管束，日本的大亂便難以遏制。終於，在元朝徵日本之戰結束五十二年後，鎌倉幕府滅亡。
同時，這場戰爭終結了中日之間長久以來的正常貿易，引發了肆虐中國沿海百年的倭亂。因為戰爭，兩國的官方往來斷絕，元朝雖然大力鼓勵海外貿易，但就是不許和日本做生意。而日本的金屬等物資非常依賴大陸，從此走私貿易頻繁起來。而走私是被元朝嚴禁的，日本走私商們為了避免被逮捕，便招募大量武裝護從。商人一旦有了武裝，便不再安心於辛辛苦苦貿易致富，經常搞些搶劫之類的沒本錢買賣，一些日本的諸侯也派遣私家船隊參與，“倭寇”從此產生。從元朝中期到明朝中期，倭寇肆虐於中國、朝鮮沿海，為禍達兩個世紀之久。
而最遠的影響，便是日本的對外擴張。從唐朝開始，日本雖自稱天皇，但自知實力不濟，並沒有多少對外擴張的野心。而元朝徵日本之役後，因為兩場颶風總是那麼恰到好處的來臨，加之宗教色彩的宣傳，便認定這是“神風”，日本有天神庇佑，永遠不會淪亡，開始自高自大，一發不可收。明朝萬曆年間，剛剛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便出兵朝鮮，發動“壬辰戰爭”，放言要征服中國乃至印度，雖遭失敗，其自大卻並未收斂。在明治維新之後，瘋狂的對外擴張思想登峰造極，最終差點把日本送進萬劫不復。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將自殺式攻擊的飛行部隊稱之為“神風特攻隊”，便是這種影響最直接也是最膚淺的展現。
當年忽必烈出於執念而不惜成本攻伐日本，恐怕不會想到，對那個蠻荒島國宣戰，不但會給自己的征戰生涯添加莫大的恥辱，更會給自己身後的歷史帶來如此之多的事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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