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畝 http://goo.gl/UJuXVb

「辛德勒的名單」 http://goo.gl/EzXIVA

「中國的辛德勒」何鳳山 - http://goo.gl/8xy2Z1

英國辛德勒- http://goo.gl/Knd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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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臨時的親猶政策，以及杉原千畝的努力，使大約24,000名猶太人被援救出來[3]，逃離了幾乎必死無疑的歐洲。這個數量大約只有原來估算的五萬人的一半[4]。1985年，以色列政府授予杉原千畝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榮譽

杉原千畝（1900年1月1日－1986年7月31日），日本岐阜縣出身，日本外交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日本駐立陶宛代領事，期間大量發出過境簽證給猶太人，拯救了逾6,000名猶太人，有「日本的辛德勒」之稱。

1900年，他出生於岐阜縣加茂郡八百津町一個稅務官的家。他在愛知縣上學，然後轉移到日治時期的朝鮮。1918年，他考上了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師範部預科，但翌年離開了學校。1919年，他考上了滿洲國的學校。1920年，他在朝鮮參加了大日本帝國陸軍。1924年，他加入了外務省，曾於日本外務省和滿州國外交部工作，並派駐於滿洲里、哈爾濱、莫斯科、赫爾辛基等地。1939年，他被調派到立陶宛考那斯。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顧外務省訓令，擅發日本過境簽証予猶太人。他總共發出了近2,150張簽証，拯救了逾6,000名猶太人（占當時立陶宛全國1/3猶太人）。
1945年日本投降後，杉原千畝成為戰俘，與家人在收容所待了一年，於1947年自歐洲返回日本，定居於神奈川縣藤澤市。由於被外務省誤解與猶太人有金錢交易而被免職。自此過著困苦生活，其么子亦在回國後不久去世。
1968年，以色列駐日本大使館通報尋求杉原千畝，並且與曾經接受他幫助的猶太人見面。1985年，以色列政府頒發國際義人予杉原千畝，以表揚他的行為，使他的污名獲得平反。當時以色列政府邀請他前往以色列領獎，但杉原千畝因病重無法遠行，遂由其妻與子代為前往以色列受獎。
1985年, 也是蘇聯入侵立陶宛的45年後，有些人詢問當年杉原千畝將簽證發給猶太人的原因。杉原千畝表示是因為那些難民也是人，而他們需要幫助。
[引言]你希望知道我的動機，是嗎?其實那是一種任何人在與難民面對面，看著他們眼淚盈眶地哀求時會產生的情操。你會忍不住同情他們。那些難民當中不乏長者和婦女，他們是那麼的絕望，他們甚至絕望地想要親吻他的鞋子懇求。是的，我確實親眼目睹這樣的畫面。同時在當下我感覺到，日本政府在東京並沒有一致的意見，有些日軍領導是畏懼於納粹給予的壓力，然而內務省內部卻是矛盾的。 東京的人民沒有團結在一起，而我覺得為此和他們打交道顯得十分愚蠢，因此我決定不要等候國內的回應。我確信將來會有人抱怨我的行為，但我認為這是正確且應該做的事，救人命不會是件錯事……在人性、仁慈博愛、善鄰友好的精神下，我冒險做了這件事，面對這些最艱難的狀況－－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帶著雙倍的勇氣往前
受到突然竄進她腦海的耶利米哀歌的啟發，杉原千畝的夫人杉原幸子鼓勵丈夫發簽證以拯救猶太難民的性命，當摩西祖匹克問他為何願意賭上他的工作去拯救他人的性命時，杉原千畝輕描淡寫地說道﹕"我這麼做只是因為我憐憫他們。他們想要離開，我就給他們需要的簽證。"
於次年1986年7月31日，杉原千畝因心臟病在鎌倉的醫院逝世，享年86歲。雖然他在以色列及國外都享有公開稱譽，他在日本國內卻始終保持低調。直到包括以色列駐日大使等來自世界各地，人數眾多的猶太人代表團出現在他的喪禮上，他的鄰居才知道他當年的事蹟。
紀念
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和第二大城考那斯的「杉原街」與小行星25893以杉原為名。
2000年10月，日本外務省於外交資料館設立紀念碑，稱讚杉原為「具有勇氣做出人道行為的外交官」。杉原的故鄉岐阜縣加茂郡八百津町設立了杉原千畝紀念館。
2005年10月，日本電視台播出電視劇《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畝的故事：來自日本的救命簽證》（日本のシンドラー杉原千畝物語・六千人の命のビザ），由反町隆史飾演杉原千畝。
2015年，東寶製作的《杉原千畝 スギハラチウネ》電影，由唐澤壽明飾演杉原千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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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原千畝の 六千條人命的簽證
「杉原千畝，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有個人站在鐵軌上向著遠走的列車揮手喊道。這位一直到火車開動仍提筆振書核發簽證的外交官是杉原千畝，他於1939年7月至1940年8月擔任日本駐立陶宛考納斯的副領事。

這是終戰六十年，由讀賣電視拍攝的紀念影集「日本のシンドラ-杉原千畝‧六千人の命のビザ」中，還原歷史真相，顯露人性光輝最令人動容的一幕。全劇是由杉原千畝之妻杉原幸子所著『六千人の命のビザ』（大正出版刊）一書改編劇本，反町隆史飾演杉原千畝，飯島直子飾演杉原幸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後，波蘭猶太人很多逃到立陶宛，立陶宛當地也有猶太人。1940年7月，那些成功逃到立陶宛的波蘭猶太人幾乎走進絕境。因為希特勒的軍隊正快速西移，若要逃離立陶宛只有一個途徑，穿越西伯利亞流亡第三國。然而沒有第三國的入境準許，蘇聯不會讓他們過境。

駐立陶宛的其他國家的領事館不是敵視猶太人，就是已經關閉，只有兩位領事還在堅守崗位，他們是荷蘭代理領事Jan Zwartendijk和日本大使杉原千畝（Chiune Sugihara）。荷蘭代理領事Zwartendijk給波蘭猶太人發放前往庫拉索島（Curacao）和荷屬圭那亞（Dutch Guiana，現在被稱為蘇里南）的簽證。預備逃離立陶宛的猶太人並不是真的需要這些簽證，只是需要理由向日本領事館申請過境簽證，這份過境簽證是獲得蘇聯出境簽證的條件之一。

杉原千畝成了他們生存下來的最後希望。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湧入日本領事館，杉原很想幫助他們，但是不敢擅自行動，於是請示外務省，沒想到得到的回電是：「不准向無指定目的地的人簽發過境簽證。」杉原千畝同情這群上萬的猶太人處境危急，向東京外務省再連發了二次電報，請求發簽證給猶太難民。所得的回覆仍然都是「不准」。杉原千畝接到外務省的「禁令」，在房間裡踱來踱去，太太幸子陪他徹夜不眠。

杉原千畝在中國東北哈爾濱留學時，信了耶穌基督，基於他的信仰及良知，讓他決心違抗政府的命令，發簽證給猶太人。從1940年7月31日到8月28日，杉原千畝和他的妻子每天發放300個簽證，這是以前一個月所發放的簽證總數。由於人數太多，杉原日夜簽署，漸漸的體力開始不支。有天晚上他疲乏地對妻子說：「我不知現在該不該停止。」幸子溫柔的回答，「我們盡量多救些人吧。」

一個月後，蘇聯要求關閉日本領事館，東京指示杉原遷往柏林。猶太人仍然絡繹來到，杉原於心不忍對猶太人宣佈：「我們將在旅館過夜，離開以前，我能發多少張就發多少張。」第二天，人群繼續跟到火車站，杉原在車上拼命揮筆。火車開動時，他仍在把簽了名的紙一張張遞出車窗。在與他的家人乘火車離開立陶宛之際，他把簽證的官印交給了一位猶太難民。

戰後，由於擅自簽證問題杉原千畝被政府免職，他改名為杉原先方，在一家與蘇聯做生意的日本公司找到一份口譯和筆譯的工作，養家糊口，過起了平靜的日子。杉原千畝一生中很少提及這些事跡，直到近30年後一位他當年救助的倖存者找到他，其他的倖存者紛紛前去致謝，這段往事才逐漸被世人了解。

在以色列和美國的壓力下，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了杉原千畝的正義事跡。2000年10月10日，日本首次為「日本辛德勒」舉辦了紀念活動，同時也為他百年誕辰紀念碑揭幕。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出訪歐洲時，還特意來到立陶宛的考納斯，瞻仰杉原千畝的紀念碑。對杉原千畝的肯定和表彰整整遲到了半個多世紀。

當年杉原千畝被問及為何要違抗政府的命令時，他回答道：「我也許不應該違抗我的政府，但如果不這樣做，我就等於是在違抗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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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杉原千畝「嚴酷的半輩子」拍成的電影2015年冬上映
時值戰後70週年，描述前外交官杉原千畝（1900～1986年）嚴酷的前半生的電影《杉原千畝　スギハラチウネ》將於2015年冬公開上映，杉原在立陶宛救助了6,000名猶太難民。杉原由演員唐澤壽明扮演，執導此片的則是在日本出生長大的美國導演葛拉克（Cellin Gluck）。
鈴木宗男
杉原在海外以救助猶太難民的「日本的辛德勒（Oskar Schindler）」之名廣為人知。1985年1月，以色列政府授予杉原「外國國民正義之士」的稱號，這一稱號專門授予那些曾救助過猶太人的人。此外，還給他頒授了「外國國民正義獎」。自然，日本人中僅杉原一位而已。
但是，無視外務省訓令擅自持續發放日本簽證的杉原千畝，戰後1947年被迫從外務省辭職。實際上直到44年之後的1991年，才恢復其作為外交官的名譽。
時任外務省政務次官鈴木宗男邀請杉原千畝的遺孀幸子夫人會面，高度讚揚了杉原人道而勇敢的決斷，並向杉原一家表示謝罪，為杉原恢復了名譽。那之後25年過去了，我們採訪了對恢復杉原名譽做出貢獻的新黨大地代表鈴木宗男，聽他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無視外相松岡洋右的訓令擅自發放簽證
——鈴木宗男先生對恢復杉原的名譽做出了貢獻，事情經過是怎樣的呢？
鈴木宗男　1991年，我是外務省政務次官。那一年發生了波斯灣戰爭爆發、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遭綁架等重大事件。結果，1991年蘇聯解體了。當年10月，為了與再次獨立的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在時隔51年之後重建外交關係，我代表日本政府，作為政府特使前往上述三國。
說起立陶宛我馬上想到了杉原千畝先生。他不顧時任外相松岡洋右下達的不能讓猶太人出境的命令，為猶太人出境提供了方便。現在全世界都盛讚這一行為。
——杉原是因為違反外務省訓令而在戰後被迫辭職的嗎？
鈴木　杉原先生自己認為，是由於違反了外務省訓令而被免職的。而且，聽說他還斷絕了和外務省的一切連絡。於是，因為我要去立陶宛，就想著要為杉原先生恢復名譽。
外務省一直不願恢復名譽
鈴木　問題在外務省。我向時任外務省官房長佐藤嘉恭說起為杉原先生恢復名譽的事，他答道「沒有恢復名譽的必要」。其說法是，當時日本戰敗了，外務省職員有3分之1都離職了，杉原先生就是在這一過程中辭職的。他說，因為「杉原先生並不是因為責任問題而被免職的」，所以最好還是就這樣不再提起為妙。
一般情況下那就閉嘴不多說了，但我說請等一下，「杉原因擅發簽證一事而被外務事務次官說請你辭職吧，其本人是基於這一認識離開外務省的」。杉原本人雖已去世，但我從他的家屬那裏聽說「他自認是被免職的」。現在，國際社會都在稱讚杉原先生，「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好好地善待前輩呢」？我繼續堅持。即便如此，外務省還是認為外務省並沒有處分過杉原。
——杉原先生是1947年6月離開外務省的吧？
鈴木　是的。他回國之後提交辭呈辭職了。但是，他很清楚地記得當時的外務事務次官跟他說的話。因此，我堅持認為就此有必要明確地為杉原先生恢復名譽。佐藤官房長比較能聽從別人的意見，所以最後我的堅持有了效果。到了第3天，佐藤官房長說，「一切交由鈴木政務次官處理」

為幸子夫人的著作《六千人的生命簽證》而感動
——起因是杉原幸子夫人所寫的書籍《六千人的生命簽證》嗎？
鈴木　我讀過幸子夫人（已故）的書之後，非常感動。因為是發生在1940年（昭和15年）的事情，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蘇戰爭開始之前。從歷史進程來看，1939年8月份簽訂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9月德國即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拉開戰幕。
杉原在第2年即1940年就任立陶宛考那斯（Kaunas）市的副領事。同年9月，波羅的海三國被蘇聯吞併。在此前的7月，立陶宛舉行了大選。感受到有人身危險的猶太難民，立即蜂擁到日本領事館要求發給簽證。這一情形一直持續到8月底。當領事館關閉之後，杉原還在入住的飯店為他們簽發簽證。

杉原千畝手寫的簽證

所以，我向佐藤官房長詳細說明了杉原先生是如何開展人道主義工作的。這是我作為政治家做的事情，能為其恢復名譽我認為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恢復名譽的具體時間是在1991年10月3日。
鈴木　我邀請幸子夫人和杉原先生的長子夫婦到飯倉公館會面，對迄今為止的不敬行為表示道歉。當時，評論家竹村健一先生在富士電視臺的早晨節目裏表揚了我，「這件事情是官僚政治家二世們做不到的。正因為鈴木宗男先生的不懈努力，為杉原先生恢復了名譽」。
被杉原救助過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終身榮譽主席
——在那之後，杉原千畝便在國內外廣為人知了。
鈴木　1999年4月，小淵惠三首相訪美時去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交易所終身榮譽主席梅拉梅德（Leo Melamed）先生，是世界猶太人成功人士中的佼佼者。他本來應該陪同在小淵首相身邊的，但卻一直陪著我這個官房副長官。當時不明白是何原因，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是因杉原先生發放的簽證才倖存下來的。梅拉梅德先生之後給我寄來他的著作，上面題寫了感謝的話。
——杉原千畝從外務省離職後，從1960年起作為貿易公司的職員在俄羅斯一直待了15年。但直到最後，他都沒有再提起過發放簽證的事。鈴木先生為其澄清事實恢復了名譽，這在國際上、外交上都有重要意義。
鈴木　杉原先生最了不起的是，作為一名外交官，他首先是「一個人」。聚集到考納斯領事館前的猶太人，有很多無辜的婦女兒童。他向日本外務省發電報稱「應該給他們發簽證」，但沒有收到任何回應。由於日德義三國同盟，再加上當時德國的進攻正勢如破竹，此時給猶太人發簽證是不妥的，這是時任外相松岡洋右的考慮。即便如此，杉原還是第2次、第3次向國內發電報要求批准，但3次都被拒絕了。

鈴木　於是，杉原作出決斷——「做作為一個人理應做的事情」。他的想法是，「如果我不給他們簽發簽證，這些人必定會遭遇不幸甚至喪失生命。他們都是一些和戰爭毫無關係的婦女和兒童。我要做作為一個人理應做的事情」。
因此他開始簽發簽證，但竭盡全力1天也只能簽發200份。可這些簽證最終拯救了6,000條生命。我認為「外交實力」就是「人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杉原先生因為做了「理應做的事情」而心安理得。
不過，他並沒有向社會宣揚這件事情就去世了。如今在世界上鼎鼎大名的杉原千畝，是代表日本的了不起的外交官。希望外務省也牢記這一點，從國家利益的觀點出發開展外交。
比真正的辛德勒更高貴、更有價值的行為
——「日本的辛德勒」很偉大啊。
鈴木　杉原千畝經常被稱作「日本的辛德勒」。但辛德勒是把猶太人用在自己的生意上。我覺得這裏面有辛德勒的精明算計。在純粹出於真心救助難民的意義上，杉原先生的行為更高尚。
而且，外相已經再三明確禁止向猶太人發放簽證，他還是決定做了作為一個人理應做的事情。我覺得這和辛德勒是有區別的，杉原先生的行為更高貴、更有價值。
立陶宛為表示感謝將街道命名為「杉原街」
——您作為政府代表前往立陶宛的時候，還去了杉原先生曾經待過的考納斯市日本領事館遺址？
鈴木　我是去了。在和時任立陶宛最高會議議長蘭茲貝爾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談判恢復邦交之時，我說，「要是貴方能為杉原先生做些什麼紀念就感激不盡了」。於是，蘭茲貝爾吉斯議長當即表示，「就把考納斯市以前日本領事館所在的那條大街命名為『杉原街』吧」。現在那裏還叫「杉原街」。

位於立陶宛首都（當時）考納斯的原日本領事館，杉原1939年就任副領事

杉原千畝肖像的立陶宛郵票
進而，蘭茲貝爾吉斯議長說「我帶您去看以前的日本領事館」，安排了警車和禮賓機車隨行。過去的領事館現已成為公寓。由於我們去的時候車隊拉著警笛，又掛著白色旗幟和太陽旗，公寓裏的居民以為「日本前來接收了」，誰也不願意出來。當我們說明來意並非如此之後，居民陸續出來。於是我們說這裏有這麼一段故事，大家都很佩服，氣氛非常好。實際上，和蘭茲貝爾吉斯議長會談時的翻譯就是佐藤優（作家）。真是緣分啊。
——佐藤優先生和曾是情報官員的杉原先生很像呢。
鈴木　因為杉原先生和佐藤先生都是情報人員。所以，佐藤先生也很推崇杉原先生。

雖然恢復了名譽，但之後的事情好像也不是那麼簡單呢。
鈴木　恢復名譽之後，宮澤內閣時期渡邊美智雄擔任外相。但可惜的是，渡邊先生也受官僚牽制，只能說「做了事務性處理而已」。繼任的是河野洋平外相，當時我覺得「必須有形式上的東西留下來才行」，於是我讓外交史料館（東京赤坂）製作了「表彰銘牌」。那時是杉原誕辰100週年。外務省不知為什麼對非儲備幹部職員總是很冷淡。外務省應當以有這樣的前輩而自豪，向世界介紹宣傳。

在杉原誕辰100週年的2000年，在日本與立陶宛恢復邦交紀念日的10月10日，「杉原千畝表彰銘牌揭牌儀式」在外交史料館舉行。這裏成為1947年6月杉原離職50多年之後，外務省為其「恢復名譽」的場所。（左）外交史料館大廳的展示牌

已故的堤清二（實業家、作家），曾以杉原的事蹟為題材寫了一部歌劇。堤先生來找我說，「是鈴木先生為他恢復了名譽啊。我對您看走眼了」。在橫濱公演的時候，我應邀前去觀賞。我很期待今年冬天東寶公司創作的電影。
杉原紀念館的名譽館長，不知何時被免掉了
——名譽恢復之後，杉原的家鄉岐阜縣加茂郡八百津町建立了杉原千畝紀念館。鈴木先生馬上成為了首任名譽館長。
鈴木　是啊是啊。因為町長跟我說請您擔任名譽館長，我說可以啊就接受了而已。但當2002年「打壓鈴木」開始後，他們也沒和我連絡，我就被免掉了名譽館長。在電視上看到寫有「名譽館長鈴木宗男」的匾額被丟進倉庫的畫面。但毫無疑問，是我為杉原先生恢復了名譽。作為政治家我覺得我做了正確的事情。
標題圖片：（左）扮演杉原千畝的唐澤壽明（c）2015《杉原千畝》製作委員會；（右）杉原千畝（c）NPO杉原千畝生命簽證
（2015年4月7日於東京）
採訪人：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代表理事　原野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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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外交官二戰期間從立陶宛救出數千猶太人
北京新浪網 (2007-08-21 12:17)
http://news.sina.com.tw/global/sinacn/cn/2007-08-21/12173498959.shtml

本報特約撰稿朔風
　　5月底，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對歐洲進行了訪問，立陶宛是其中的一站。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立陶宛都是一個歐洲小國。歐洲有那麼多國家，日本天皇為何偏偏選擇了訪問立陶宛？

　　原來，這是一次『補償之旅』──日本天皇要到杉原千畝的紀念碑前哀悼，給這位被日本政府冷落了半個多世紀的『日本辛德勒』、當年的外交官杉原千畝一個說法。

　　猶太難民最後的希望

　　對於天皇的這次歐洲之行，日本各大媒體均進行了大規模報導。有意思的是，在報導天皇到杉原千畝的紀念碑前拜祭時，這些媒體不得不先對杉原千畝的身世詳細介紹一番，因為，絕大多數日本人甚至沒有聽說過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日本外交官的大名。

　　在日本，似乎沒有多少人知道杉原千畝的故事。即使聽說過，也不太相信──杉原千畝是『日本辛德勒』，在二戰期間，這位地地道道的日本外交官，從納粹屠刀下救出了6000多名猶太人──這確實太離奇了！

　　對於德國商人奧斯卡‧辛德勒勇救猶太人的故事，人們早已耳熟能詳。從一開始，辛德勒的骨子里便是反對納粹的，所以，他利用計謀，成功地幫助1100名猶太人擺脫被屠殺的命運。但是，杉原千畝和奧斯卡‧辛德勒不一樣。杉原千畝是一位日本外交官，替日本政府當差，與日本的盟國德國的關係相當密切。這樣一位在法西斯戰壕里摸爬滾打的日本人，怎麼會去救助面臨滅頂之災的猶太人呢？

　　這個故事還要從1940年說起。當時，性格溫和的杉原千畝在立陶宛的日本領事館任副領事。儘管德國軍隊的攻勢逼人，生活vb立陶宛的猶太人卻不願意相信從波蘭傳來的可怕消息。然而，當他們面對不斷惡化的事態，終於決定逃跑時，為時已晚。

　　1940年7月27日，杉原千畝被領事館外鼎沸的人聲吵醒了。這位40歲的副領事看到窗u~站著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們是猶太難民，』佣人告訴杉原千畝，『他們要你救命。』

　　不怕丟飯碗抗命發簽證

　　自從納粹德國侵入波蘭後，有關德國人殘害猶太人的傳聞越傳越廣。一名駐立陶宛的日本小小外交官，又能有什麼辦法改變猶太人的命運？

　　杉原千畝要求跟這些猶太人的代表談談。律師左拉克‧瓦哈夫提希向杉原千畝說明了猶太人的困境。他告訴杉原，許多猶太人的全家都被納粹殺害，一些猶太難民設法逃到了立陶宛，可戰火早晚會蔓延到這裡，他們只有一條逃亡路線──從陸路穿越蘇聯。然而，如果他們沒有另一個國家准許入境的証件，蘇聯不會讓他們過境。駐立陶宛的其他國家的領事館，不是不同情猶太人，就是已經關閉，杉原千畝成了猶太難民生存下去的最後希望。

　　『我想幫助你們，』杉原千畝說，『可我必須請示東京。』

　　聽到這裡，律師瓦哈夫提希犯了愁。在那個年代，沒有幾個國家願意幫助無家可歸的猶太人，而且，日本正準備和德國結盟。杉原千畝發電報到日本外務省，請求給猶太人發放簽證。兩天后，杉原收到了回電：『不准向無指定目的地的人簽發過境簽證。』

　　收到東京回電的當夜，杉原千畝在房間z蝙漼蚇漭h，直到天明。『我必須另外想個辦法。』他對妻子由紀子說。

　　『是的，我們必須這樣做。』由紀子回答。猶太難民們絕望的眼神，令這位有3個孩子的年輕母親很難過。

　　此後，杉原又兩次發電報給東京。儘管他反覆強調了猶太人危急的處境，並保証所有猶太人只在日本逗留30天，但他得到的答覆依舊是『不』。

　　很明顯，杉原必須抉擇：服從政府的命令，或是根據自己的良心行事。

　　杉原決定走他應該走的路。『我可能要違抗政府的命令了，』他對妻子說，『我的事業也許就此斷送。然而，如果不這麼做，我就背叛了良心。』

　　珍藏了28年的簽證

　　杉原千畝決心幫助這些可憐的猶太人，盡他所能發放簽證。儘管他知道，自己違抗日本政府的命令，很可能丟官，甚至會連累家人。

　　從1940年7月31日開始，杉原千畝一直忙著簽發過境簽證。當年8月下旬，杉原接到電報，日本政府命令他立即停止發放簽證，因為大批猶太難民抵達日本橫濱、神戶這兩個港口，情況很混亂。

　　但是，杉原千畝沒有理會這一命令。1940年9月1日，杉原千畝和妻子登上了開往柏林的火車。就在他們準備乘火車撤離立陶宛時，還在不停地簽發簽證，並把這些簽證扔向等候在列車窗u~的猶太人。

　　杉原千畝夫婦成功拯救了大約6000名猶太人，其中包括幾百名兒童。據說，杉原離開立陶宛時的最後一個舉動是，將他掌管的日本領事館印章交給了一位猶太難民，讓他繼續發放簽證。

　　在日本，猶太人沒有受到歧視。過境簽證期滿，這些猶太人獲准前往中國上海，在那裡等待戰事結束。

　　然而，因為給猶太難民發放簽證，二戰結束後，杉原千畝被日本政府免了職，社會地位一落千丈，被迫做起了兼職翻譯，後來為一家和蘇聯有貿易往來的日本公司工作。

　　『日本辛德勒』的感人事跡，直到1968年才被揭開面紗。當時，一位不惑之年的猶太人拿著自己珍藏了28年的過境簽證，前往日本尋找他的救命恩人杉原千畝，才讓這個感人的故事被世人所知。回憶起當年那個千鈞一發的時刻，拿著簽證四處尋覓救命恩人的這位猶太老人淚流滿面：『當時，日本領事館周圍每天都人山人海，「救救我們啊！請別眼看著我們的孩子無辜被害呀！」的求救聲不絕于耳。要不是杉原千畝先生，恐怕又有數千名猶太人慘遭納粹的毒手。』

　　遲到的承認

　　1972年，以色列政府向杉原千畝頒發了『以色列建國的恩人』和『全世界最正義的人』勛章。終日為生計奔波而心力交瘁的杉原千畝，于1986年在貧病交加中撒手人寰。出殯之日，大批猶太人到他家去吊喪，鄰居們才知道，杉原千畝是一位英雄。

　　就在這個時候，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掀起了追認『辛德勒』的熱潮，已成為老婦人的杉原千畝的夫人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她的老公杉原千畝也應該被稱為『辛德勒』。

　　杉原千畝的夫人向媒體披露了『日本辛德勒』的故事後，以色列和美國不斷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改變對杉原千畝的態度。在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了杉原千畝的事跡。2000年10月10日，日本首次為『日本辛德勒』杉原千畝舉行了紀念儀式，同時為其百歲誕辰紀念碑揭幕。

　　這標誌著日本政府恢復了杉原千畝及其家庭的名譽。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一肯定遲到了半個多世紀。

　　對於杉原千畝的救人舉動，杉原千畝的夫人給出的惟一解釋是：『猶太人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他們需要幫助。』但一些歷史學家和新聞記者通過杉原千畝的背景資料，找到了這些舉動的一些原因。

　　杉原千畝出生在日本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從東京極負盛名的早稻田大學畢業，曾在『偽滿洲國外交部』身居要職。在目睹了日本軍隊對當地中國人實施的野蠻暴行後，杉原千畝辭了職。有人猜測，一位名叫扎爾克‧詹金斯的猶太難民，對杉原千畝產生了重要影響。詹金斯一家人生活vb立陶宛，杉原千畝在一家商店里遇到了11歲的詹金斯，並給了他一些錢。作為報答，詹金斯邀請杉原到家中做客。杉原曾說，詹金斯一家人的凝聚力讓他非常感動。

　　『日本辛德勒』徒有虛名？

　　對於杉原千畝救助猶太人的行動，坊間還有另一種說法：『日本辛德勒』徒有虛名。

　　首先對杉原千畝的故事提出質疑的是美國波士頓大學著名猶太教授希勒爾‧利文。利文教授認為，杉原千畝拯救猶太人的故事漏洞百出，前後矛盾，杉原千畝生前對自己到底救過多少猶太人說法不一，有時說幾千人，有時說幾萬人，最多的時候甚至說v?0萬人，可最終出來為他作證的猶太人卻寥寥無幾。此外，這些感人的故事大多是杉原千畝妻子的一家之言。

　　於是，利文教授決定把真相弄個水落石出。為此，他埋頭于世界各地的二戰檔案館，翻查當年的原始資料和公開報導，又奔波于立陶宛、俄羅斯、以色列、日本和美國之間，尋找當事人和與杉原千畝相識的人，終於獲得了許多第一手資料，並出版了專著《尋找杉原千畝》。在書中，利文教授認為，杉原千畝確實救了一些猶太人，但絕對不像杉原千畝妻子說的那樣─ ─『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因杉原而得救。日本外務省的檔案資料顯示，在整個二戰期間，最多有2139個猶太人從日本駐立陶宛領事館獲得了簽證，而這些簽證中有多少是杉原千畝親手簽發的，不得而知。

　　此外，利文教授認為，杉原千畝並非不顧日本政府的禁令給猶太人頒發簽證，而是『奉命行事』。日本政府密令杉原千畝向某些『日本用得著的猶太人』發放簽證。所以，向猶太人發放簽證與杉原千畝的良心毫無關係。

　　利文教授的這本著作甚至導致了一場官司。杉原千畝的家人認為書中的很多內容失實。面對指控，利文教授說，他書中的一切材料都是經過認真調查、核對的，他寫書的目的是想說明，杉原千畝是一個平凡但客觀上對猶太人有恩的人，卻不是杉原千畝家人口中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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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與日本同為侵略他國的軍國主義國家，
納粹屠殺猶太人，日本則荼毒了多數亞洲國家，
但並非所有的德國人日本人都是十惡不赦的壞人。
人只有好人與壞人，而非用民族或國家來區隔的。

杉原千畝，立志成為一位優秀的外交官，
以改變世人對日本軍閥惡質的形象，
但當時的日本早已被可怕的侵略野心所包圍，
沒有人拿跋扈的軍閥有辦法，
在他心中，日本只有做好外交並放棄霸道的軍事主義，
才能讓世界各國對日本改觀。

杉原考上了外交官，期待能為日本貢獻己才，
外務省派遣杉原到莫斯科當日本駐蘇聯大使，
無奈由於當初日俄交涉滿州鐵路時杉原砍價讓蘇聯難堪，
蘇聯拒絕發簽證給杉原，就是不想讓他入境，
外務省只好將杉原改派至北歐赫爾辛基。

當時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但納粹希特勒決定攻打波蘭，
使得歐洲戰爭一觸即發，外務省此時將杉原分派至立陶宛，
由於納粹攻打波蘭屠殺猶太人，大量的猶太難民紛紛湧入立陶宛，
為了能獲得第三國家簽證，大量的難民跑到日本大使館門前希望能獲得簽證，
杉原不斷聯絡外務省希望能取得核發證照的許可，卻一直得不到外務省的善意回應，
同時由於立陶宛被蘇聯所合併，蘇聯要求日本大使館必須於期限內關閉，
杉原此時決定違背日本外務省的命令！發給猶太人過境簽證，協助難民逃離！

看到最後杉原要離開前一刻都不願放棄任何一分一秒地不斷簽發，
甚至一直說著：「對不起！如果我早一天下定決心的話，就可以救更多人了！」
連上了火車都還探出頭幫尚未拿到簽證的難民簽發，
有個小朋友不斷地追趕火車希望能拿到簽證，但他追不到......
杉原難過自責地大哭：「對不起！我不能寫了！......」
看到這一幕真的是會讓人大哭特哭啊！
杉原很想救所有的猶太人，但他很自責自己為何不早點下定決心。

最氣人的是那些不管他人死活的外務省，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杉原返國後將他解雇，
還有人在外務省放謠言說杉原一定拿了不少猶太人的好處，
所以他才會這麼「好心」地發簽證給猶太人。
幾年後他的女兒因白血病病逝，而妻子的妹妹也去世了，
這時候心想：「老天爺為什麼這樣對待不顧自己一心只想救人的好人......」

20幾年後，有個當時拿到簽證的猶太人特地到日本找杉原，
他當時對杉原說：「我一定會活下來，而且一定要去日本找你......」
他說：「很多同胞都感謝你當時救了大家，我把這張簽證一直帶在身上，
它真的是「救命簽證」，如果沒有它，大家不會得救......
我現在過的很幸福，千畝你過的幸福嗎？」
杉原看到當初拿到簽證的難民活的幸福，心裡覺得一切都值得了......

1985年，以色列政府頒發「國際正義者獎」給杉原，表揚他的行為。
1986年，杉原離開人世......而外務省也終於公開表示杉原的行為合乎人道，值得表揚......。
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和第二大城考那斯的「杉原街」與小行星25893以杉原為名。
立陶宛國內也設製杉原千畝紀念碑。

想想如果自己是杉原，有多少人會像他一樣勇敢，
不顧自己與妻小，只為了拯救成千上萬的猶太難民。
多數人還是自私自利，反正不是自己遭殃，別人死是他家的事。

德國人勇於面對屠殺猶太人的歷史錯誤，甚至以這段歷史為恥，
然而多數的人不願意面對自己過去所犯下的錯誤，甚至一錯再錯。
日本的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事件確實讓人憤怒，
但卻也不能因此而將所有的日本人視為殘暴的人。
就如同以色列政府頒發「國際正義者獎」給杉原，是因為他這個人，而非他的民族。

中東阿拉伯國家，長期以來被西方媒體醜化，
因為恐怖攻擊事件使得所有的阿拉伯人背上「暴力」這樣的字眼，
但真的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如此嗎？
中東國家就像美國所說的暴力恐怖危險嗎？
我覺得不是這樣，我只相信「人」絕對都有惻隱之心。

我想，看這部日劇的人，多多少少都會流淚的，
因為，這樣的事會讓人感動，也讓人看到光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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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3年（1901年）出生於歧埠縣。。
大正9年（1920年）早稻田大學中途退學，作為外務省（外交部）留學生，被派往中國哈爾濱學習俄語。

杉原千畝任外交官時，在當時外交工作不受國家重視的年代，對外交的重要性及外交官的生涯都有遠大的夢想，期望在外交官的工作中實現自己的理念。大正13年（1924年）就職於外務省。然而因為曾經在外交談判中惹惱了當時的蘇聯，使得杉原的外交官生涯受阻。先後在日本駐北滿洲、芬蘭、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羅馬尼亞的領事館供職。昭和15年（1940年）夏天起任駐無邦交的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日本領事館代理領事。
當 時的立陶宛湧進了大量來自波蘭的猶太難民。當時杉原千畝結識了一個猶太家庭，在一次聚會中，一位猶太人請求杉原發給他們日本簽證。杉原以他們不符合日本政 府發簽證的標準而婉拒了。而後隨著德國在歐陸勢力的擴大，德軍對猶太人的屠殺也越來越嚴重。隨後立陶宛決定和蘇聯合併，因此日本大使館必須封館，杉原也必 須撤離。在即將封館前，使館前湧入了大量的猶太難民，請求杉原發簽證給他們，好讓他們能夠進入俄國國境，在抵達日本之後，再轉到第三國。
這 是他們僅存的一線生機。杉原數次請示日本政府的結果，都得到「不准發簽證給猶太人」的回應。這讓杉原陷入了掙扎，是該效忠國家，還是該順從自己的理念？幾 經煩惱，最後在妻子的支持下，杉原決定私自發給猶太人簽證。此時距離封館只剩下一個月，杉原開始日以繼夜進行發簽證的工作，持續到封館之後直到被迫離開的 那天。
那天，在火車站的月台上，杉原的手沒有停下來過。最後杉原發出了2139張簽證，救了 6000多人的生命。
但在1947年杉原回到日本之後，卻被誤解是因為收了錢才做這件事。失去了自己許為志業的外交官工作，之後歷經了次子過世等等的打擊，辭離外務省。先後就職於進駐軍MX、美國APONJE商會、尼古拉伊學院教授、NHK國際局、（株）國際交易會。
20年後在以色列大使館的安排下，與當年的生還者再次見面，當年的生還者親口說出了感謝。而直到2000年，日本外交部才重新評價杉原千畝，將之讚為具有勇氣和人道主義精神的外交官。昭和61年（1986年）7月31日去世，享年86歲。日本政府建造「人道之丘公園」，作為追悼的紀念，並正式發行紀念郵票。
當年因為救了這些人，杉原卻失去許多自己重視的東西。他回憶說：「… 我想難免都會有一點不甘心跟後悔。想著如果當年不救這些人，我的人生也許不會失去這麼多。然而看著自己救的人真的努力的活了下來，如今過著安適的生活。我瞭解到自己是真正幫助了他們，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這樣的人生，是幸福的。」
影響杉原千畝的原因 -- Yukiko Sugihara Sachiko 杉原幸子，他摯愛的妻子。她回國後，加入日本基督教『聖名福音』聖耶穌會教團。她做見證說：是神的愛促使她說服丈夫，是上帝的手，牽著杉原簽的，是神的愛簽出『生命的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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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版辛德勒 外交官杉原千畝救6000多猶太人
2015年7月22日 天朝風雲 浏览181次
對於德國商人辛德勒勇敢拯救猶太人的故事，大家應該不陌生，從一開始，辛德勒的骨子便是反對納粹的，所以，他利用計謀，成功地幫助1100名猶太人擺脫被屠殺的命運，但你聽過日本版的辛德勒嗎?甚至在日本，也沒有多少人知道「杉原千畝」的故事。這個「日本版辛德勒」，身為外交官，在二戰期間，從納粹屠刀下救出了6000多名猶太人!

這個故事還要從1940年說起。當時，性格溫和的杉原千畝在立陶宛的日本領事館任副領事，而自從納粹德國侵入波蘭後，有關德國人殘害猶太人的傳聞越傳越廣;有一天，杉原千畝被領事館外鼎沸的人聲吵醒了。領事館外站着成千上萬的猶太難民，因為被納粹追殺，而一路逃到了立陶宛。你知道嗎?納粹屠殺的猶太人總計高達600萬人。 

於是杉原千畝要求跟這些猶太人的代表談談，原來許多猶太人的全家都被納粹殺害，雖然逃到了立陶宛，可戰火早晚會蔓延到這裡，因此他們只有一條逃亡路線，也就是從陸路穿越蘇聯。
在那個年代，沒有幾個國家願意幫助無家可歸的猶太人，而且日本也正準備和德國結盟，更不用提發放簽證讓這些猶太人過境，根本就是違抗納粹的本意，因此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杉原必須抉擇：服從政府的命令，或是根據自己的良心行事。 

日本岐阜縣杉原千畝紀念館的雕像

杉原千畝決心幫助這些可憐的猶太人，盡他所能發放簽證。儘管他知道，自己違抗日本政府的命令，很可能丟官，甚至會連累家人。最後，杉原千畝夫婦成功拯救了大約6000名猶太人，其中包括幾百名兒童。據說，杉原離開立陶宛時的最後一個舉動是，將他掌管的日本領事館印章交給了一位猶太難民，讓他繼續發放簽證。 

當時的簽證
「日本辛德勒」的感人事蹟，直到1968年才被揭開面紗。當時，一位不惑之年的猶太人拿着自己珍藏了28年的過境簽證，前往日本尋找他的救命恩人杉原千畝，才讓這個感人的故事被世人所知。
位於洛杉磯小東京廣場內的杉原雕像，手裡還握著簽證。
真的好偉大啊!據說事發32年後，以色列政府向杉原千畝頒發了「以色列建國的恩人」和「全世界最正義的人」勳章。而一直等到杉原千畝的夫人向媒體披露了「日本辛德勒」的故事後，以色列和美國不斷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改變對杉原千畝的態度。在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日本政府才正式承認了杉原千畝的英勇事蹟，也算是遲來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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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日本派駐立陶宛領事官杉原千畝同情上萬的猶太人處境危急，向東京外務省發了三次電報，請求發簽證給猶太難民。三次的回覆都是「不准」。杉原千畝接到外務省的「禁令」，在房間裡踱來踱去，太太幸子陪他徹夜不眠。
在中國東北哈爾濱留學時信了基督的杉原決心違抗政府的命令，發簽證給猶太人。由於人數太多，杉原日夜簽署，漸漸的體力開始不支。有天晚上他疲乏地對妻子說：「我不知現在該不該停止。」幸子溫柔的回答，「我們盡量多救些人吧。」
一個月後，蘇聯要求關閉日本領事館，東京指示杉原遷往柏林。猶太人仍然絡繹來到，杉原心裡不忍。「我們將在旅館過夜，」杉原宣佈，「離開以前，我能發多少張就發多少張。」
第二天，人群繼續跟到火車站，杉原在車上拼命揮筆。火車開動時，他仍在把簽了名的紙一張張遞出車窗。
「杉原千畝，」有個人站在路軌上喊道，「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
(摘自1999年5/6月校園雜誌 吳鯤生/編者案頭)　　
補充1：杉原千畝總共發出了近2,150張簽証，拯救了逾6,000名猶太人（占當時立陶宛全國1/3猶太人），有「日本的辛德勒」之稱。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補充2：後來杉原千畝被問及為何要違抗政府的命令時，他回答道：「我也許不應該違抗我的政府，但如果不這樣做，我就等於是在違抗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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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計劃
河豚計劃，亦稱豚魚計劃。是指日本在1930年代制定的一份計劃，準備為了日本的利益，將逃避納粹的歐洲猶太難民安置在日本控制的亞洲大陸。1934年，該計劃首次提出，在1938年的五相會議上得到確認，但是到了1941年日本加入三國軸心以後，以及其他許多狀況的影響，這一計劃未能得到充分實施。

這個計劃相信，猶太人將非常有利於日本，但也非常危險。因此，這一計劃被特意命名為「河豚」，因為河豚如果沒有經過正確、精心的烹飪，會將人毒死。[1]
計劃
河豚計劃的核心是將數千名、甚或數萬名猶太人定居在當時日本的傀儡政權滿洲國，或者日本占領下的上海[2]。這樣不僅可以獲得預想的經濟利益，而且可以取悅美國，特別是美國猶太人，推動他們向日本投資。這個計劃是基於對歐洲反猶太主義神話的天真相信，例如所謂的《猶太人賢士議定書》[1]。
計劃人員最終提出了詳細的方案，包括如何組建居留地，以及如何取得猶太人的支持——包括採取投資和實際定居兩種形式。在1939年6月和7月，這些方案被編成《通過利用在中國有權勢的猶太人使得美國總統緊密圈的遠東外交政策輿論轉變為對日友好的具體措施》和《引入猶太人資本的研究分析》，並得到日本在中國的最高官員批准。
吸引猶太人和美國好感的方法包括，派遣代表團前往美國，向美國的猶太教拉比介紹猶太教與神道教的類似之處，並將這些拉比帶到日本，向日本人介紹他們和他們的宗教。還包括吸引美國新聞業和好萊塢的好感，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即使沒有完全控制、也是強烈地影響這兩個行業。
但是，還是制定了許多建立居留地的詳細計劃，地點包括滿洲的許多地方以及上海附近。這些計劃允許猶太移民的人數從18,000人上升到600,000人，還包括在各種人口規模情況下，居留地土地規模的詳細資料，以及學校、醫院等設施的安排，計劃同意這些猶太人居留地將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實行自治；同時日本人提放給與猶太人過多的自由，他們感到給與一些自由對於維持他們的好感是必須的，以及他們的經濟利益。批准該計劃的官員們強調，居留地表面上實行自治，但同時必須進行幕後的控制，將猶太人置於密切監視與控制之下。他們害怕猶太人將會逐漸進入日本的主流政治與經濟，如同《猶太人賢士議定書》所描述的，像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將會控制日本。
最後，該計劃委託世界猶太人社團資助這個居留地，供應定居者。
歷史
主條目：上海隔都
這個計劃起初只是一小群日本政府和軍事官員的主意。他們認為建設滿洲國需要一批能夠幫助日本在那裡建立工業和基礎設施的人。這個小團體的基本成員包括日本的「猶太專家」犬塚惟重大佐（Inuzuka Koreshige）和安江仙弘大佐，實業家鮎川義介（Yoshisuke Aikawa），以及許多關東軍軍官，稱為滿洲系。
他們決定吸引猶太人到滿洲國，是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擁有大量金錢和政治權勢，而且擁有神奇的能力來獲取這些。他們所認識的一位美國猶太銀行家雅各布·希夫，曾在30年前由於，向日本政府提供天文數字的巨額貸款，幫助日本贏得日俄戰爭。此外，他們和許多日本官員都相信《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的謊言，認為全球猶太人陰謀控制世界經濟和政治。這些信仰使得一些日本權威人士過高地估計了猶太人的經濟和政治權勢，以及他們由於流散世界各地帶來的國際便利。他們相信，從納粹手中援救歐洲猶太人，將會使日本得到美國猶太人堅定和永久的支持。
1922年，兩位被派往西伯利亞幫助幫助白俄抵抗紅軍進攻的日本軍官——安江仙弘和犬塚惟重回到了日本。在西伯利亞，他們第一次聽說了《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立刻對所謂猶太人的權勢極度著迷。在整個1920年代，他們寫了許多關於猶太人的報告，並且到今天的以色列國（當時的英屬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旅行，研究猶太人，並與猶太人領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衛·本-古理安交談。安江仙弘甚至將《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翻譯成日語。安江仙弘和犬塚惟重設法使日本外務省對猶太人產生了興趣，要求每一個日本大使館和領事館密切關注所在國猶太人社團的活動。外務省收到了許多報告，但沒有一個報告能證實確實存在所謂的全球陰謀。
就在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的九一八事變的前夕，兩位所謂的猶太專家加入了軍隊「滿洲系」，許多日本軍官希望日本擴張到滿洲。這個派系的首領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他們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資滿洲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於是被河豚計劃所吸引。但是，河豚計劃在開始執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年，哈爾濱猶太人Simon Kaspe遭到誘拐、拷打和殺害，於是已經在該市定居的大批猶太人，不再信任日本軍隊，大批逃往上海，將這恐怖的故事告訴周圍的人。1937年，安江仙弘與哈爾濱猶太人領袖談話以後，使他們確信日本人已經改邪歸正，於是成立了遠東猶太人大會，隨後數年中舉行了多次會議，討論在哈爾濱市內和郊外建立猶太人居留地的問題。
1938年召開了五相會議：日本的5位最高官員聚集討論「猶太專家」的這個計劃。他們是：首相近衛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和通產大臣池田成彬。大臣們面臨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任何幫助猶太人的做法都會危及這一同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後，猶太人對德國產品的抵制，顯示了猶太人的經濟實力和全球一致，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猶太人的好感，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為許多猶太人逃離歐洲，正在尋找避難的去處。由於日本內閣當時需要一致通過，而不是多數通過，這次會議成為內閣最漫長、最複雜的會議之一。但是最終還是達成了一致意見，政府批准實施河豚計劃，但是任何行動都不得有損與德國的關係。
但是，該計劃從未正式付諸實施。1939年，上海猶太人請求不要 再允許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因為他們的支持能力已經達到極限。當時，美國猶太人社團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Stephen Wise，表達了激烈的主張：任何與日本合作的猶他人都是賣國分子，違反了美國對日本的道義禁運。
1939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使得猶太人從歐洲到日本的交通變得極為困難，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計劃以正式的官方渠道執行變得不切實際。蘇聯吞併了波羅的海國家，進一步切斷了猶太人逃離歐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與德國、義大利成立三國軸心，完全排除了來自東京的對這一計劃進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不過，駐立陶宛考納斯的日本領事杉原千畝，不顧東京的命令，向逃離的猶太人簽發過境簽證，允許他們前往日本，並逗留一段時間，然後前往最終目的地，不需要入境簽證的荷蘭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庫拉索。數千名猶太人得到了他批准的簽證。有些杉原千畝的簽證甚至被抄寫了下來。許多猶太人經過艱難的過程，得到了蘇聯政府的出境簽證，被允許經過西伯利亞鐵路穿越蘇聯，從海參崴上船到敦賀，最終定居在日本神戶。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開始擔心如此眾多的猶太難民住在日本的這個主要城市，而且靠近軍港和商港，於是要求住在神戶的猶太人遷往日本占領下的上海，只有難民抵達前就住在神戶的猶太人才可以留下。德國違反了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宣戰，使得俄國與日本也成為敵人，因此結束了從海參崴到敦賀的航線。幾個月後，就在1941年12月襲擊珍珠港之後，日本奪去了上海租界，占領整個上海，來自美國猶太人的金錢幫助、甚至通訊全部停止了， 富有的巴格達猶太人，其中許多人是英國公民，被作為敵對國公民逮捕。美國財政部準備對資助上海猶太難民網開一面，放鬆管制，但是美國的猶太人組織執意要堅定地表現他們的愛國精神，放棄任何不忠於美國的行動。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廢除了五相會議的決議，正式完全廢除對這個幾乎不存在的河豚計劃的幾乎不存在的支持。德國蓋世太保首領Josef Meisinger，綽號「華沙的屠夫」，到達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當局「清除」猶太難民，或將他們送到鹽礦做苦工；也就是說，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萊的最終解決帶到亞洲。東京政府無法不支持，但是 Meisinger的計劃被削弱為只是成立了上海隔都：上海的猶太人現在被迫住進一個隔離區，禁止離開。
1943年2月18日，日本當局宣布成立「無國籍難民隔離區」，命令上海所有猶太人遷入這個位於虹口區的面積一平方英里的地區，直到戰爭結束，大部分猶太人處於飢餓之中。就在戰爭結束前幾個月，上海隔都遭到轟炸，盟軍飛機試圖摧毀上海市內的一個無線電廣播發射機。
意義
由安江仙弘等人設計的河豚計劃失敗了。那些到達日本以及日本占領下的中國的猶太人，並沒有達到很大的數量，遠遠低於申請簽證的人數。猶太人也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大規模或正式的幫助。讓計劃者失望的是，那些住在神戶和上海的猶太人幾乎沒有人對日本經濟起到了復興和支持的作用。這些來到日本的身無分文的難民並不是安江仙弘聽說過的富有又博愛的美國銀行家，也沒有能力讓日本人得到那些人的好感和資助。不過，由於日本臨時的親猶政策，以及杉原千畝的努力，使大約24,000名猶太人被援救出來[3]，逃離了幾乎必死無疑的歐洲。這個數量大約只有原來估算的五萬人的一半[4]。1985年，以色列政府授予杉原千畝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榮譽。此外，位於波蘭的米爾研道中心，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猶太宗教教育中心之一，亦是當年唯一的能夠在猶太大屠殺之後倖存的歐洲研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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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計畫：日本與猶太人密謀在中國東北建國
2013/09/03 11:18瀏覽449迴響0推薦1引用0

“河豚魚計畫”是日本在侵佔中國東北後提出的一項計畫，希望採取扶植、親善猶太人的政策，來鞏固他們在“滿洲國”的統治，並影響英美的對日態度。1934年正式出現了“河豚魚計畫”的說法。日本人把猶太人比作河豚，認為要去其“毒素”後，再食其美味。1938年12月5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就“河豚魚計畫”達成一致意見。此後“河豚魚計畫”的內容更加詳細完善，提出在中國的上海或“滿洲國”，建立一個猶太人居留地的建議。那麼，日本緣何如此青睞猶太人，這其中隱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歷史秘密呢？文史作家何立波撰文《日本推行“河豚魚計畫”始末》，解密這件二戰史中神秘計畫。
覬覦猶太人的財富，是日本推行“河豚魚計畫”的原動力之一
在世界各地的排猶運動中，沙皇俄國也出現了一批激進的反猶主義者。1903年4月6日，在俄國基希涅夫小鎮發生的反猶暴行中，猶太人死45人，致殘86人，輕傷500人，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奪和毀壞，損失約數百萬美元。這件事給猶太人留下很深的記憶。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國金融界猶太巨富，出於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站在了日本的一方。他籌集2000萬美元貸款，主動向日本提供援助，幫助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勝。日本報紙連篇累牘地頌揚雅可布•歇夫，歷史書上作為一章來敍述他。日本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宮邀請歇夫共進午餐。在日本國內，有一批親猶人士，對世界猶太人的經濟實力十分迷信。
日本“河豚魚計畫”最初的實施地點，就是日本統治下的所謂“滿洲國”。日本人選中中國東北，和哈爾濱猶太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哈爾濱曾是近代猶太人在東亞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1894年第一位猶太人定居哈爾濱到二戰期間，大批猶太人遷居至此，最多時達2.5萬人。他們以亞伯拉罕•考夫曼醫生和吉塞廖夫拉比為領袖，在這裏建立了完整的猶太社區，有學校、醫院、銀行、養老院和墓地，以及大規模的猶太會堂。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強佔了中國東北。在日偽統治時期，東北的猶太人受到排擠，猶太商社日益減少。1932年，偽“滿洲國”建立，特別是中東鐵路轉賣給日本後，使一些為鐵路員工服務的猶太零售商失業，許多猶太商店倒閉。自1932年至1936年間，猶太商店倒閉25戶。在日本勢力支持下，哈爾濱的一些白俄組織，進行瘋狂的反猶活動，綁架猶太富商，打碎猶太教堂玻璃，進行反猶宣傳，致使大批猶太人陸續離開哈爾濱，前往天津、上海等地定居。哈爾濱和上海的猶太人社區，就哈爾濱等地猶太人遭迫害一事，向日本外務省次官重光葵提出抗議，但是沒有任何結果。
雖然開始時日本人對哈爾濱猶太人採取了打擊政策，但是中國人民對猶太人非常友好。以色列——中國友好協會會長特迪•考夫曼先生，在評述哈爾濱猶太人歷史時激動地說：“在那難忘的年代，無論是政權的更疊，還是時局的變化，都沒有使在中國居住的猶太人受到任何歧視。當時，我們是在中華民族崇高情誼的呵護下生存、發展的。中國，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再生之地。”
為了實施“河豚魚計畫”，日本開始拉攏哈爾濱猶太人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大了對中國的侵略力度，向關內步步緊逼，引起了英美法蘇等國不滿，它們與日本之間的矛盾加劇。由於英美等國拒絕對“滿洲國”進行投資，致使日本軍隊雖然佔領了中國東北，卻沒有資金開發這塊廣袤而富饒的土地。
日本迫切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看中了以經商而聞名的猶太人。日本的一些所謂的“猶太問題專家”，如安江仙弘、犬塚惟重、鯰川義介、小遷等人，紛紛提出以實行扶植、親善猶太人的政策，來鞏固在“滿洲國”的統治。1934年，鯰川義介在外交刊物上發表題為《一項邀請5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畫》的文章，首次明確了“河豚魚計畫”的說法。
在這些“專家”中，鯰川義介是一位頗具影響、地位較高的人。他是二戰前日本的主要企業家之一、鋼鐵鉅子，和猶太人有過交往。他在訪問中國東北之後，認為在歐洲排猶運動甚囂塵上之際，如果能把歐洲猶太人吸引到“滿洲國”來，那麼不僅能夠開發“滿洲國”，而且還可以讓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猶太人，有興趣來“滿洲國”投資，在幕後操縱美國政府的猶太人，也會停止對日本侵略的攻擊。
為了實施“河豚魚計畫”，需要改變對哈爾濱猶太人的政策，於是日本人開始與哈爾濱猶太人的上層人物交朋友。“猶太問題專家”安江仙弘大佐經常到哈爾濱訪問，與猶太人領袖考夫曼醫生建立了友誼。1937年12月，猶太人在哈爾濱馬迭爾旅館召開了第一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與會代表來自哈爾濱、上海、日本神戶等地。安江仙弘和在日軍軍事機構官居要職的樋口喜一郎將軍參加此會。樋口喜一郎在會上說：“日本人沒有種族偏見，日本人民珍視它同猶太人民的友誼，日本正準備和猶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關係。”
在這次大會上，猶太人通過了一項送給全世界每一個重要的猶太組織的決議：“我們，出席這次民族性的會議的猶太人，在這裏宣佈，我們在國家法律之下享受種族平等和公正，並將與日本和滿洲國合作以建立亞洲新秩序。我們向我們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幫助。”
日本積極推銷“河豚魚計畫”，自有其如意算盤。其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猶太人的資金，開發廣闊的東北平原。其二，借著與猶太人共同建設“亞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國接受既成事實，承認“滿洲國”的合法性。同時，日本政界要人認為，在侵華戰爭中，可以利用世界各地猶太人的資產，來實現“大東亞共榮圈”。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期間，日本政府採納了猶太問題專家提出的一些措施，如允許哈爾濱、上海、神戶等地的猶太人在一起召開遠東猶太人社區會議，鼓勵東北三省的猶太資本家經商辦實業，並通過他們吸引猶太資本“開發滿洲”，對歐洲猶太難民進入上海等地持默許態度，千方百計與美國猶太人組織拉關係，希望通過他們影響美國的對日政策，等等。
這些措施的實施，雖然沒有達到其初衷，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華猶太人的處境。如在上海，日本當局對各個租借區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猶太人採取了不干預政策。日本還先後在上海市建立了三個猶太人難民營，給予三千多名難民多方面的支援。1943年2月之前，猶太人在上海擁有三份報紙，兩所小學，可以從事其宗教娛樂活動，甚至包括猶太複國主義運動。1941年初，一千多名波蘭猶太難民持過期的過境簽證前往日本神戶。日本政府網開一面予以收留。以後，又出於不願得罪盟友德國的政治考慮，同年把這批難民移送上海。
“五相會議”之後，日本政府開始打猶太牌為其戰爭服務
1938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五相會議”，專門討論對猶政策。參加會議的有首相近衛文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大將、大藏兼通商產業大臣池田成彬。

在這次會議上，雖然五相之間在對猶政策上存在著分歧，但是都基本認可了猶太問題專家的構想。
“五相會議”召開不久，以安江仙弘等人為核心的“猶太問題專家”，又在對猶政策方面提出了一個更為具體的方案，使“河豚魚計畫”更加翔實。
補充後的“河豚魚計畫”的文本長達90頁，內容龐雜，其要點是：在日本佔領下的中國建立一個“猶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萬名猶太難民，然後逐步擴大；建立這一居留地的費用，由美國猶太財團承擔，先需要1億美元的安置費；大力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宣傳此計畫，請世界各地猶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來訪問；通過建立居留地吸引猶太資本，並改善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關於是在“滿洲國”還是在上海建立“猶太人居留地”這個問題，專家們還存在著爭議，沒有定論。其實，“河豚魚計畫”中的其他內容，也多是紙上談兵，在實踐中沒能實施。
“五相會議”召開後數星期，在日本方面的操縱下，哈爾濱召開了第二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樋口喜一郎和安江仙弘在會上提出同樣的要求，希望和猶太人合作。為了拉攏考夫曼醫生，1939年5月，安江仙弘安排他到東京進行正式訪問。考夫曼在日本逗留了一個月，訪問了內閣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殷勤的招待，他在回哈爾濱之前還被授予“帝國勳章”。
與此同時，大量的歐洲猶太難民湧入上海。這些猶太人沒有住處，沒有工作，需要早先來上海的猶太人的援助。而在19世紀中葉和20世紀初來上海創業的中東猶太人（賽法迪姆人）和歐洲猶太人（阿什肯納茲人），則開始抱怨這些後來者為他們生存許久的城市帶來困難。他們組成代表團正式向犬塚惟重提出：日本能否勸說德國和義大利阻止歐洲猶太難民來上海，或者日本自己能否限制歐洲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因為“我們已經承擔的太多了！讓其餘的人到其他地方去吧！讓其他的人去養活他們吧！”
這個要求使大力鼓勵歐洲猶太人來華的犬塚惟重等“猶太問題專家”感到很尷尬。儘管如此，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日本人決定安撫這些要求遏制難民流入的猶太人。1939年8月9日，犬塚惟重宣佈了限制猶太人從歐洲或“滿洲國”移民來上海的措施：從這以後，來上海的難民需要交400美元的保證金並持有任職合同。犬塚惟重反復聲明：“採取這一措施是應猶太難民委員會自己的請求。”
上海猶太人社區對歐洲難民的態度，使日本“猶太問題專家”很沮喪，於是，他們又把注意力轉向美國猶太人社區。
美國猶太人魏斯並未上日本人的當，致使“河豚魚計畫”難以實施
在美國猶太人社區，起主導作用的人物是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兼美國猶太人大會主席斯蒂芬•魏斯。他與美國兩任總統威爾遜和羅斯福關係都非常密切，對於美國政府的決策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犬塚惟重曾說過：“總統走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就像影子隨著軀體。”魏斯是位思想進步的猶太人，他對日本侵略者沒有好感，在書信、文章及講道中，大力譴責日本的罪惡侵略。1938年，哈爾濱的猶太實業家留•齊克曼寫信給斯蒂芬•魏斯，在信中說了句：“日本人看來對待滿洲的猶太人相當公平。”魏斯在回信中嚴厲批評了留•齊克曼：“我認為猶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種墮落行為，日本如同德國和義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國家。我不希望再討論此事，不論你出於何種理由想從猶太人那裏獲得對日本的支持，我都將深感遺憾。我向你保證，我將全力以赴反對你們的計畫。你正在幹一件對猶太人極其有害的事。”
1939年12月下旬，在日本方面的策劃下，哈爾濱召開了第三次遠東猶太人社區會議。會議通過一項秘密決議：“我們也對日本深表感謝……由於他們給予移民（難民）及猶太居民良好對待，現在猶太難民已如潮水般進入遠東各地，尤其是上海。數千人無處可居，正被收容在學校大樓中及他處。如果通過日本的努力，能為這些難民在遠東提供得以安適生活和居留的地點，則我們猶太人社區將對日本充滿感激之情。如果日本同意（即日本如果提供某地），我們雙方將負責建設居留地，並保證竭盡全力為建設一個新亞洲而合作。”第三次遠東猶太人社區會議將上述決議寄給魏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是魏斯沒有給予回復。
為了實現“河豚魚計畫”，魏斯的態度舉足輕重，倘若他不點頭，美國猶太人社團是不會給這一計畫提供資金的。而且，日本人還希望通過魏斯影響羅斯福總統，所以對魏斯百般拉攏。1940年初，日本派出與魏斯有過交往的實業家田村光三作為代表，前往美國會晤魏斯。
田村光三與魏斯見面後，便喋喋不休地大肆宣揚日本人民對於猶太人民的尊敬和友好關係，並提出了讓歐洲猶太移民到“滿洲國”的“河豚魚計畫”，希望能得到美國的援助。魏斯拒絕了田村光三的建議。當田村光三告辭，走出房間後，魏斯對自己的助手大聲說：“我沒有時間聽這些人胡說八道！”
日本的“猶太問題專家”仍不死心，犬塚惟重又鼓動一位德高望重的上海猶太人愛裏斯•哈伊姆給魏斯寫信，希望魏斯派代表團到上海來，也遭到了魏斯的冷遇。沒有魏斯的支持，“河豚魚計畫”就只能是紙上談兵。
“河豚魚計畫”的最終流產
魏斯的對日態度，讓日本當局惱羞成怒，統治集團中的反猶勢力趁機鼓噪起來。1940年7月，日本與德國、義大利締結了軍事同盟。9月，三國公約簽字。日本政府為了取得希特勒的信任，對猶政策必須發生根本改變。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1月，日本政府最終放棄了“河豚魚計畫”。日本外相東鄉再給駐汪偽政權的“大使”的信中說：“由於大東亞戰爭的爆發，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對猶太人的措施。”
1942年6月，納粹德國蓋世太保駐日本首席代表約瑟夫•梅辛格上校抵達上海，向日本駐華侵略軍當局提出了“最後解決”上海猶太人的秘密計畫，即所謂的“梅辛格計畫”，準備利用上海猶太人在1942年猶曆新年（西曆9月）闔家團聚之際，以突然襲擊方式圍捕所有在滬猶太人，不讓一人漏網，爾後以果斷的措施“解決”這些猶太人。
至於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些猶太人，梅辛格提出了三個供選擇的方案：一是用幾艘舊船將猶太人運至東海，然後讓他們在海上隨波漂流，饑渴而死；二是強迫猶太人去黃浦江上游廢棄的鹽礦做苦工，使他們勞累而死；三是在崇明島上建立集中營，用猶太人做醫學試驗，使他們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由於走漏了風聲，上海猶太社團的領導人海亦姆、斯皮爾曼、托帕斯、比特克、考夫曼和佩立茲等，立即聚會商議對策。他們決定通過各種關係影響日本當局，阻止計畫實施。而日本政府出於種種原因，並沒有亦步亦趨地追隨德國。在日德對猶政策存在很大差異的情況下，“梅辛格計畫”最終無果而終。
雖然“梅辛格計畫”沒有實施，但日本當局還是於1943年2月，採取了一個近似于建立集中營的措施，在上海虹口建立了一個“無國籍難民隔離區”，讓1937年後由歐洲來滬避難至今無國籍者約1.5萬人集中居住。這個隔離區與納粹的集中營有很大的不同，區內的猶太人仍被允許自由從事宗教文化活動，區外也沒有樹立圍牆或路障。

到了1944年，隨著德國和義大利在歐洲和北非的節節敗退，日本的戰局也出現了逆轉，日本高層對猶太人的態度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於是作為“河豚魚計畫”翻版的“新計畫”孕育而生。
首相顧問關口大佐受日本首相東條英機的指示，秘密會晤一位曾經與魏斯有過接觸的居日猶太人卡爾•瓊特曼醫生，指示他去大連與海軍大將中村會面。
中村大將是“新計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向瓊特曼醫生詳細介紹了“新計畫”。他說，德國向日本施加壓力，要求對在上海的兩萬名猶太人採取措施，但是日本在這一點上與德國不同，因為他們“欽佩猶太人的才智”，希望在戰後與猶太人合作。中村希望將上海猶太人遷到“滿洲”的“猶太國”，保證他們得到良好的生活。作為回報，中村希望美國猶太社團能夠說服羅斯福總統與日本和談。
瓊特曼表示同意。他給美國猶太人大會主席魏斯寫信，希望他支持這一計畫。魏斯仍然表示反對，他在給瓊特曼的回信中說：“看到日本人在其他國家所幹的一切，我的心在流血。美國猶太人大會未得國務院認可，不會與日本進行任何談判。”
隨後，日本華北駐屯軍當局又派日高大佐等人找到天津猶太人社團領袖采裏•別洛卡曼，希望在華猶太人能夠對美國猶太人發表廣播講話，說明日本對其統治下的猶太人是友好的，從而影響羅斯福，迅速而適時地結束戰爭。但是別洛卡曼認為，在日本戰事已處於劣勢的情況下，由他們發表這種講話，不會得到日本期待的效果。日高說，倘若我們要求你們發表廣播講話呢？別洛卡曼表示會執行。華北駐屯軍當局隨後把這一消息報告了東京，卻沒有得到回復。
日本一些人還是希望能通過猶太人影響羅斯福總統，以期待與美國達成某種基礎上的協定，而不是無條件投降。他們為此曾數十次與猶太人接洽，都無果而終。翻版的“河豚魚計畫”也化為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