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1960年12月14日，在眾多帝國主義者的環伺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反殖民主義宣言》，宣示殖民主義統治「妨礙了附屬國人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是不道德的，「必須結束殖民主義和與之相關的一切隔離與歧視的措施」。
相對於數百年來普世囂張的殖民主義史，《反殖民主義宣言》只是遲到的正義。就像普世的帝國主義一樣，由於思想、言論的相對寬鬆，日本也有少數反帝或人道主義者，同情台灣人的處境，主張「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說台灣人應當像日本人一樣，受到日本國憲法的保護。但是，這樣的聲音極其微弱而且也毫無效果。

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5月，高野孟矩受命擔任台灣高等法院院長，就任伊始就高唱台灣司法獨立論，因為檢舉總督府文官貪污事件（中央三起、地方二起）而與總督乃木希典發生衝突。乃木認為台灣情況特殊，檢舉日人貪污有損威信，不利於日本人統治台灣，高野不能迴護日本貪官、不適任現職而將高野停職；高野認為只有司法獨立才有利於日本對台灣統治而與之對抗，雖然兩個人都因而去職（乃木希典在任僅一年四個月），台灣司法是行政權的附庸不具獨立性格也因而確立。

▲板垣伯爵的助手中西牛郎所著的《同化論》《尹章義蒐藏》

板垣退助伯爵是明治維新的大功臣，曾經是七參議（相當於閣僚）之一。1881年 （明治十四年）組織自由黨自任黨魁，展開自由民權運動，1892年任大藏大臣，1898年和大隈重信共同組閣。曾經倡導「華族一代論」，主張榮爵及身而止不得世襲。對於台灣的歧視政策和高壓統治了解甚深。 1914年（大正三年，民國三年）來台倡導「同化會」，反對殖民地高壓愚民政策，主張「同化主義」－ 台灣人應當和日本人同等待遇。對於同化會的宗旨，多數台灣人心懷疑懼，在台日人更視之為讎寇，百般打擊，次年正月，佐久間總督即以「妨害公安」為由命令同化會解散，板垣則被驅逐回日本。從此以後，台灣人知道苟且偷生的「同化」也無望了。

1928年（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自由派學者矢內原忠雄到台灣來從事調查研究，撰成《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一書，明白宣告「日本的資本乃是在台灣豐富的天然資源、低廉的勞動力及強固的總督府保護下積蓄而成」。他認為日本的財閥都以台灣為根據地崛起，台灣一般庶民則走向無產化，縱使是台灣人大資本家，相對於日本人仍是卑躬屈膝的被支配者，台灣人的參政權等於零。因而台灣人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都帶有民族運動的特質。矢內原希望台灣總督府的政策能有「進化發展」，至少比照印度、朝鮮，改善台灣人的待遇。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漢譯本封面《尹章義蒐藏》

台灣人的待遇並沒有因為矢內原忠雄的呼籲而改善，反而是矢內原本人受到軍部的壓制，直到二次大戰之後，才有機會重現江湖出長東京大學。

1940年代末期，以「皇民文學家」著稱的日本人在台第二代西川滿第一次坐船回到日本，看見碼頭上許多擔任苦力的日本人而大感驚訝，他說：「在台灣，內地人（指日本人）非官吏即商人，勞動者、農人是前所未見的。極為慚愧，身為公子哥的我，竟以為從事肉體勞動的僅止於本島人（指台灣人）」。西川滿的慚愧，並沒有改變他的支配者意識和行為，也不曾為改善台灣人的境遇而努力。

在戰爭體制下和皇民化運動的肅殺氣氛中，固然有「殖民地肯定論者」西川滿，卻地出現冒著被捕的危險，致力於保存漢文化創辦《民俗台灣》月刊（1941.7~1945.1，發行43期）的池田敏雄。池田眼看漢文化和民俗、宗教面臨禁絕的危機，身著長袍馬掛，說閩南語住在艋舺青山宮，成天和台灣人在一起，研究台灣人的生活習俗，編輯《民俗台灣》雜誌。雖然被總督府查禁、刪除了許多篇章，《民俗台灣》仍然是研究台灣民俗、宗教、地方史等不可或缺的資料。有人稱池田為「艋舺學派」，在我們看來，池田代表了殖民地在戰爭體制下，日本知識分子的良心。（池田娶艋舺才女黃鳳姿為妻）

▲池田敏雄編輯的【民俗台灣】雜誌《尹章義蒐藏》

法治主義者、人道主義者日本都有，只是改變不了日本政府為了掠奪台灣資源和在台日人為了維護己身利益而堅持的殖民主義。

日本帝國在台灣實施的仍是不受日本憲法規範的「台灣特殊化」政策－台灣人是三等國民（比朝鮮人更次一等）、殖民地的屬民，受台灣總督所頒布的律令管束。

▲最後一份台灣總督府的《職員錄》昭和19年次，20年出版《尹章義蒐藏》

就像所有的帝國主義一樣，日本人為了便於統治，他們在台灣投資交通建設，卻吝於投資教育；縱使投資於教育，目的也止於工蟻的養成－服從性高的生產工具和納稅義務人；而不是知識份子、行政幹部，更不是保家衛國的軍人。

台灣人的初等教育是三元結構：日本人唸小學校，台灣人唸公學校，先住民唸蕃童教育所，不但師資、設備、教材各異，連修業年限都不同，使得升學銜接產生困難，皇民化時代一律改稱國民學校，其實換湯不換藥。中等教育更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的錄取率平均是台灣人的四～六倍，1936年（昭和十一年，民國二十五年）以前日本人在校生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在台日人的人口只佔全台人口百分之五左右。皇民化時期（1941-45），中學由十所猛增為廿二所，日人在校生仍佔百分之五十左右。

1924年（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日本在朝鮮設置京城帝國大學，1928年（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才在台灣設置台北帝國大學，學生名額卻由全日本及屬地（含朝鮮）瓜分，理論上是全日本各縣各屬地的公平競爭，實際上則是嚴重的教育歧視。首屆入學六十人，台灣人只有六個。1943牢台大在學生454人，台灣人只有69個（百分之十五），其中醫學部64人、文政學部3人，農、理學部各1人。

前述的教育狀況，顯然不願意訓練台灣人成為中、高級人才，這種現象更尖銳地反映在總督府官僚體系中。絕大多數台灣人只能擔任基層公務員、教員和候補警察。根據1945年出版的（昭和二十年，民國三十四年）最後一冊《職員錄》，161個敕任（相當於簡任）職位，只有一個擔任台大教授的杜聰明是台灣人（百分之0.6），2,120個奏任（相當於薦任）職位，只有29個台灣人（百分之0.7），地位最高的是任職於台灣銀行科長的林益謙，其他的都是專業人員或技術員。21.198個判任（相當於委任）職位中，只有3,726個台灣人（百分之17），大多數是公學校教員、街庄役場（鄉鎮公所）低階公務員、後補警察。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台灣人只出現了兩個科長、三個郡守、三個法官、九個中學教員和兩個大、專教授。整個台灣上中層管理階級中沒有一個台灣人，因此，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結束對台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台灣的整個官僚體系，立即陷入「空洞化」的窘境。奉命接收的首任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不得不從大陸延攬人才並留用7,139（含家屬27,227）個日本人，以維持官僚體系的運作，雖然是無可奈何的措施，但是對於無從進入總督府官僚體系歷鍊的台灣精英而言，不啻是再度打擊。

年度 人口　 儲蓄額
1941 台灣人5,832,682 64,356,324
　 日本人365,082 99,137,378
1942 台灣人5,989,888 78,147,204
　 日本人384,847 118,016,851

奠定日本治台策略的是後藤新平。後藤到德國習醫，日人攻台之役（1895），適任軍醫局長而曾經到過台灣。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光緒二十四年）3月，隨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到台灣，擔任八年八個月民政長官（1906年11月去職），對於治台之術他有所謂「生物學原則」和以此原則衍生的「治台之策」：一、台灣人怕死、要用高壓手段威嚇，二、台灣人貪財，可誘之以小利，三、台灣人愛面子，可以虛名籠絡。日人初入台灣由於反抗激烈，軍費支出過鉅曾經出現「台灣賣卻論」，準備把台灣賣給美、法等國。後藤治台之後，在「飴糖與鞭子」「誘殺與猛攻」政策下，治安很快就穩定下來。清丈土地、操控物資、獨占對外貿易之後，台灣稅收已有餘裕可上繳中央。加上鴉片（1898）樟腦（1898）食鹽 （1899）煙草（1905）酒（1922）陸續實施「專賣制度」，專賣制的收入在1905年以後，佔總督府經常歲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百分之五十。因此，每年將歲出的百分之20~26「財政剩餘金」上繳東京。1937年（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以後，台灣人陸陸續續還要負擔「北支事件特別稅」「支那事件特別稅」、1942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更增加「大東亞戰爭特別稅」。1938和39年更發動「貴金屬收回運動」和「鋼鐵收回運動」，台灣人像苦命的牛，不僅服苦役，還要剝掉幾層皮。

根據《台灣經濟年報》的報告，在台日人和台灣人的儲蓄金額如下：

根據前表，台灣人是日本人的十六倍，日本人的儲蓄額反而是台灣人的廿四倍，日本人是資本家、商人、高階公務員，縱使擔任同樣職務，日本人的待遇也比台灣人高很多。

矢內原忠雄到台灣考察的時候，「台灣人的參政權等於零」，直到1935年（昭和十年，民國二十四年），在台灣民權運動的要求下，實施所謂「地方自治」，各地方行政區選出「協議員」，不僅排除女性，還有最低繳稅額的限制，選民投票只能選出半數，另外一半則由官方指派。

既然繳稅給中央，在日本的議會中，就應該有台灣人的代表，其實不然。1934年 （昭和九年，民國二十三年）為了便於宣揚「大東亞共榮圈」和「日中和睦」，第一次任命了台灣第一號御用紳士辜顯榮為毫無實權的貴族院的議員，1942年再增許丙、簡朗山、林獻堂等三人（林未就任）以為粉飾之用。直到盟軍轟炸東京之後的1945年3月17日，日本眾議院才通過法三十四號「殖民地政治待遇案」，給朝鮮二十三席、台灣五席眾議員。平均日本人十五萬六十人一席，朝鮮人八十萬人一席，台灣人則一百二十萬人才有一席，再度凸顯了台灣人是比朝鮮人更次等約三等國民。縱使如此，「殖民地政治待遇案」還沒有施行日本就戰敗投降了。

在民族歧視、差別待遇以及飴糖與鞭子兼施的政策下，殖民主義最大的罪惡是人性的扭曲。

▲參加祖國抗戰的台灣義勇隊附設台灣醫院《尹章義蒐藏》

除了在台的民族主義者和到大陸參與建國後台工作者外，一般而言，台灣人對日本人的高壓、歧視是逆來順受，對日本人的教化則是消極抗拒。根據台灣總督府的統計，治台四十年（1935），日語普及率只有百分之廿一．三七，會說日本話的不到三分之一。皇民化運動之後，統計數字直線上升（1940年，51％；1944年，71％），實情卻不然，日人徵召軍屬、軍伕，在軍中還得設置日語＼閩南語或日語＼客語的翻譯官；和日本皇民文學運動家西川滿合組「台灣文藝作家協會」的黃得時估計：「日本對台灣人極力推行日文，但台灣人能夠用日文撰寫夠水準的小說，不出十個人」（加入協會約台灣人有十八個）。

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利害的糾葛常常教人意識混亂、行為乖張。

有人認為改朝換代是「奇貨可居」，甘為日本人的馬前卒，引日本兵攻進台北城和台南城，殺戮台灣人；有人為鴉片、食鹽、煙草等專賣小利而甘為御用紳商；有人為了榮耀己身而斥責台灣人不樂於做日本人、缺乏國民精袖；有人組織「公益會」，召開「有力者大會」，宣稱台灣人不像民族運動者所說的反對總督專制，台灣人不要爭取設置台灣議會也不要爭民權；有人自恃為日本屬民的身份，到大陸各地作威作福，開賭場鴉片館、走私、綁票、姦殺、搶掠、出賣軍事機密，汕頭、廈門、福州等地的台灣流氓，成為治安的毒瘤、人民的眼中 釘。1938年德國發動歐洲戰爭之後，山東逐漸轉為日本的勢力範圍，連青島約兩千多家鴉片館老板，也幾乎都是台灣人。

▲光復時的基隆仁三路《尹章義蒐藏》

雖然日本人不願意給予台灣人真正的日本國民身份，不在台灣實施徵兵制（血稅），在軍中也歧視被徵召的台灣軍屬和軍伕，可是，在戰場上，有人比兇殘的日本兵更日本兵；有人忘了自己的屬性，隨著日軍侵略中國的進展而懸燈結綵，在嚴禁漢文出版品的戰時，也出版漢文《愛國詩集》為日本人「膺懲暴支」（處罰暴虐的中國），而歡欣鼓舞；有人經歷了一場皇民化的過程，以為自己真的有個日本爸爸，自己真的成了日本人而驕傲起來，甚至厭惡起台灣人。

有人被任命為貴族院議員就以為自己真的是日本貴族。

▲光復時新竹醫院的殘破情形《尹章義蒐藏》

前述的例子不勝枚舉，設身處地來說，我們若是生長在那個時代，或許比他們的所作所為更甚；若不是殖民統治，同樣的人也許有同樣的作為，但是，殖民主義的摧殘，終究使人性多了一重扭曲，也使得人的真面目益發難以辨識。

1960年聯合國的《反殖民主義宣言》雖然嚴厲地指責殖民主義的不道德，「妨礙了附屬國人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但是，顯然也疏忽了附屬國人民在精神上的創傷和人性上的嚴重扭曲。帝國主義者雖然離去，毒瘤卻根深柢固地留在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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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退助(Itagaki Taisuke, 1837-1919)在明治維新時對日本頗有貢獻，因而被封為一等伯爵。他也在遊歷歐美時接受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回國後大力推行。故成為日本民權運動的領導者。他在日本政界是十分有名望的人士，但並不掌權。他在一九一三年由東京每日新聞副社長寺師平一的介紹，認識了台灣大地主林獻堂。
林獻堂是前清武官林文察的後裔，他是台中霧峰的大地主，也是當時台灣青年人的前進份子，他曾在北京與梁啟超會談，接受了梁氏的保守派改良主義。在一九一三年五月他向板垣退助細道台灣在日人的統治下的種種不平等之事件。板垣退助以自由主義的精神向林獻堂說出他的主張是「亞細亞主義」，並認為台灣人應在亞細亞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要肩負起中國與日本和平的橋樑。如此的談話使林獻堂非常感動，認為在日本找到了一位政界知音。所以次年三月，林獻堂邀請板垣退助才與寺師平一來台灣。
板垣退助來台後歡迎會的演講會上說：「美國有排日論，謂須驅逐劣等人種於國外…須知世界為人類之共有物。人口過多之處，應移於稀薄之此自然法則也。日本人是亞細亞人，當與支那人相提攜來對抗白種人。台灣最為靠近支那，適合於親善融合，故在台的內地人（日本人）應尊重人種，充分保護台灣人的生命與財產。我此次旅行台灣，廣視治績，並細察土人（台灣人）與內地人（日本人）的相處關係，深感應以廣舉同化之實為目標。切望諸君共同努力於發展南方，以資建設良好的殖民地。…」。他雖然是日本人同時也站在殖民統治者的立場，但言辭之中對台灣人有起碼的尊重，當時一致認為是較為開明的言論，獲得在演講會場上的高度喝采。
板垣退助，在台僅十餘日當他回到東京後，不久發表了他旅台的意見「台灣之急務」，日本擁有台灣，雖得其土，未得其民，終非國家之福，為此主張應以「同化主義」來修正目前的缺陷，且在同年(一九一四年)七月提倡設立「台灣同化會」。台灣同化會設立的中心人物有中西牛郎、佐藤源平等人皆曾任總督府的官吏，企圖以同化主義來改善統治狀況，並發起林本源家族之林熊徵的男爵授與的奏請活動。以林熊徵的捐款來推動同化運動。
板垣退助大力提倡同化會，並運用了他特殊的身份，就收集了當時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貴眾二院（日本國會）的議長德川家達及奧繁三郎、海軍元帥東鄉平八郎及川村景明等日本政軍界要人的贊助文，編纂為「台灣同化會意見書」。又偕同林獻堂訪問日本朝野名士，針對台灣的政治問題在各種日本媒體上暴光。於同年(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板垣退助又把其「台灣同化會設立創辦趣意書(計劃書)」寄發給台灣全島各地方的區長、保正及名士。
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板垣退助再次訪台，在台北鐵路飯店舉行台灣同化會創立典禮。典禮中大家公推板垣退助為台灣同化會之總裁。資金的來源除了從會員所繳的會費外，尚有總督府以府令第六號批准在案的可在今後的五年間募捐一百五十萬圓的事業費，又廳長可就任評議員。同時在台中、台南，二地由板垣退助主持二支部的成立典禮，林獻堂等三千一百七十八人的會員參加，台灣醫學校的學生蔣渭水深受感動，以積極的態度鼓勵同學一百七十餘人加入同化會（當時的台灣醫學生總數還不到二百人）盛況一時。台人對台灣同化會寄以無限的厚望，尤其是總督府核准的可募捐一百五十萬圓，是証明日人今後將以平等對待台灣人。因而板垣退助被稱為「自由之神」。台灣大眾也因此受到啟發。
台灣人接受台灣同化會宗旨的，是「享受與日本人同樣之權利待遇」，而在台的日本人則採取同化會另一宗旨：「化育台灣人使其與日本人同化」。這是兩者之間基本上便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台人與日人，對於台灣同化會可以說是同床異夢。 所以同樣是日本人但是居住在台灣享受到特權眷顧，是大大的反對同化會。尤其第五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民政長官內田嘉吉等身居要津享受到日本國內所沒有的特權，雖然對平等無即刻的困擾，但馬上得失去優越特權等，所以群起反對。又如後藤新平一派官僚及與台灣事業有淵源的政友會籍代議士認為會影響到產業政策而加以反對。 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攝於板垣退助的政治威望，不敢正面反對，但卻在暗中給同化會各種搔擾。授命由三好德三郎的日本人在台名人，以台北日人律師公會向板垣退助提出抗議書。過了幾天，板垣退助離台返日後，總督府為首的台日本人，全力羅織罪狀，對同化會橫加以打擊及陷害。總督府即以同化會的理事寺師平一、佐藤源平、山木實彥等人以向林本源家族的林熊徵騙取活動費五萬圓以便獲得敕封男爵為由，大舉拘捕寺師等同化會的有關人員。更進一步又以政府的力量正式達命令如就任同化會評議員的政府官員得立即辭去在同化會的職務，並須脫離該會。台灣人方面的會員則受到更大的壓力，林獻堂、蔡惠如（台中清水人一八八一年生，曾任台中區長，請參閱p101）、甘得中（彰化人）等積極份子均被監視，蔡培火(字峰山，一八八九年生於北港，一九○九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曾擔任板垣退助的翻譯員，被免去台南第二公學校教員之職等(後由林獻堂支助至東京就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總督府並不以此為滿足，在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再進一步的取消原來總督府所允諾的募捐許可(一百五十萬圓)，三天後然後再以「妨害治安」為藉口，下令解散同化會。在如此打壓下成立僅有一個多月的「台灣同化會」，被迫在強權之下宣告終結。但是卻將散居在台灣各地關心政治的台灣人同志結合起來，對以後的台灣人政治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
台灣總督府對板垣退助一味反對，其實板垣也是佔在日本人的立場欲伸張日本國力及侵略鄰國的野心，但不明究理，一意施展壓迫。同時台灣總督府藉當時西來庵事件完全以敉平叛亂的方式來處理，加上媒體大量抄作，向板垣證實台灣的民情完全不同，以小題大作，大肆殺戮，殺雞警猴，使一般台灣人人人自危。對同化會的問題，大家都噤若寒蟬。
但同化會的主張帶來了一種鼓勵，並引起了一部份地主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起來高倡解放台灣。尤其是青年知識份子所受影響最大。台灣同化會雖然終結，但是卻已播下了後期抗日的種子。不久台灣青年人在東京逕自進行反對「六三法」等解放運動，使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運動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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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如何佈局同化中國的？
逍遙津死士 2015/7/18 22:56:39 收藏分享 >15 2070
日本是如何佈局同化中國的？

文|王銳濤編輯|胡馨以監製|張鷺

在東北方言裡，有這樣一些詞語——“挖弄”、“無可無可”、“摟耙”……它們流傳已久，不探究詞源，很難發現他們其實是由日語演變而來的。

與此同時，在今天的長春市內，仍然能看到很多日本偽滿洲國時期遺留的建築，其建設內涵同樣旁證了日本文化上佔領中國的意圖。

如果把這些當下的痕跡放到更長的歷史脈絡裡，可以發現，它們其實只是日本“同化”中國的小部分而已。

早在戊戌變法之時，“同化”中國便已提上議程，到抗日戰爭日本投降為止，總結歸納，可以將日本的計劃與安排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日本用了長達30年的時間培養中國留學精英的“親日”感情；第二階段，利用“親日派”對中國政局的掌控，增強日本“同化”中國的能力；最後在全面侵華戰爭中，利用消滅漢語、美化侵略等手段，妄圖全方位給中國民眾“洗腦”，以達到第三階段的最後目的——讓中國人“熔化”為日本人。

持續30年的親日感情滲透

執中國抗戰時期執政壇牛耳的是哪家黨派？答曰：“當然是國民黨。”再問，國民黨的前身是什麼？答曰：“是同盟會。”三問，同盟會和哪國關係最為密切？答曰：“日本。”由此三答，反映出一個問題，影響中國近代政局的政壇大佬基本都和日本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中國近代政壇呼風喚雨的人物如孫中山、蔣介石等人都曾在日本留學，而日本面對這種中國向日本學習的風潮，做了一項對同化中國很有作用的長期投資——在這群留日學生中培育親日感情，而這便是同化中國的第一步。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體制、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整個國家“躍躍欲試，光徹大新”，成為亞洲國家發展的典範。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洋務運動破產，中國的青年們看到日本近代改革的成果，於是積極向日本學習。再加上日本進入資產階級社會，社會文化較為開明，不少西方的書籍都是先翻譯作日文後再轉譯中文的，所以一大批知識分子前往日本留學。

日本在對中國知識分子感情投資上的不遺餘力，早在戊戌變法時就體現出來了。“百日維新”失敗，變法黨的首領康有為和梁啟超正是在日本的幫助下逃過了慈禧太后的追捕，前往日本避難講學。在當時的日本，除了君主立憲派的康梁一夥，還有主張革命的孫中山、黃興、汪精衛等人也在日本學習、宣傳、鼓動革命。

環境對人的影響不言而喻，尤其是對於在日留學的血氣方剛的革命青年們，在日留學學到的不僅是革命思想，日本的文化、日本的價值體係也深入影響到他們的內心。
日本是如何佈局同化中國的？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自發的也好、日本政府刻意地培育也罷，一直存在著非常複雜的親日感情，對日本的文化有著特殊的感情，像鑑湖女俠秋瑾，她非常出名的一張照片，就是著和服，手握武士刀拍的。更有甚者，奉日本為圭臬，後來成為國民黨元老的胡漢民在其自傳中就曾寫道：“（留日學生）有迷信日本一切以為中國未來之正鵠者。”

這種長達半個世紀的親日感情的滲透培育，效果非常明顯，像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叛國投敵當漢奸，建立汪偽政權，這件事不是偶然，而是其長期深受親日感情影響，日本同化中國政策的結果。

日本政府深知這群留日學生想要革命的需求，於是投其所好，不僅在思想文化上大力支持，而且主動提供地盤給革命黨，像同盟會就是在日本東京成立的。在經濟方面更是慷慨解囊，儼然一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模樣。

不得不說，這種手段有著強烈的欺騙性。在留日干革命期間，汪精衛寫了《革命決不致召瓜分說》一文，其中對日本進步黨首領大隈重信對滿清政府的批判頗為推崇，但是他只看到了日本對所謂革命偽善的支持，而對大隈重信站在日本的立場上謀取滿洲的偽善一面視而不見。

這種親日感情培育下，受到蠱惑的也不僅是汪精衛一人，即使是所謂民國國父的孫中山也難以避免。黑龍會是當時日本民間的法西斯主義組織，不過雖說是民間，但是其能力足以撼動軍政兩界。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不假，關鍵一點是，其具體地點是在日本東京黑龍會總部。
日本是如何佈局同化中國的？

黑龍會相當於是日本政府對同盟會的代言人，其首領內田良平與孫中山交好，多次保護支持孫中山。內田良平在其所著書《皇國史談日本之亞細亞》（1932年版）中披露——孫中山與其曾就革命達成約定“吾人之目的原在滅滿興漢，革命成就之曉，滿蒙及西伯利亞將舉以付與日本”。

所謂國父者尚有此親日情結，可以說國民黨黨內、中國當時的親日派不在少數，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會提出“大東亞共榮”的概念。這個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而是日本看出了當時中國為數不少的精英都具有復雜的親日感情，同化中國存在可能。
日本是如何佈局同化中國的？

讓親日派掌握政權

日本不會白白地砸錢培育中國人的親日感情，培育出親日派。培育親日派的目的在於希望這群熱血的革命人士回國能掌握政權。親日派操縱下的政權，在未來很大程度上是偏向日本的，有了中國政壇高層的支持，日本侵略同化中國的困難就會大大減少。這便是日本入侵並同化中國的第二步。

中國近代史上，留日學生同留學歐美的學生相比，有著人數更多，政治軍事性強等特點。他們在留日期間深受親日因素的影響，他們中不少人在國民黨的南京政府中擔任要職，可以說，中國近代對日關係是由一群留日親日派在把控著。

日本大力支持同盟會推翻清政府，支持國民黨“清黨”“反共”，其目的無外乎就是要讓親日派坐穩中國的江山，這樣才能給日本侵略同化中國創造更好的條件。

國民黨治理中國時採取的是“以黨治國”的方針，因此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就成為國家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關。通過一張對中央執行委員留日情況的統計表格，我們可以直觀發現，親日派在政局控制中起多大作用。
日本是如何佈局同化中國的？

我們可以進一步計算得出，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戰爭期間，留日學生在國民黨最高權力機構中平均佔比達到了1/3。如此高的比率反映出，國民黨的政局是由深受日本影響的留日學生把持的。

有人可能也會提出疑問：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實行的是總裁制，這個權力機關不過是空架子而已。誠然，1938年3月國民黨實行總裁制，蔣介石出任總裁，凌駕於中執委之上。但是不久，因為戰爭，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變為國防最高委員會，蔣介石任委員長。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這個戰時最高的權力機構的成員，還是會發現這個機構是被留日親日派所主導的。

該會11名常委：蔣介石、於右任、居正、孔祥熙、孫科、戴季陶、王寵惠、何應欽、陳果夫、鄒魯、葉楚傖。這裡面除了陳、葉兩人外，剩下的人都曾出洋留學，其中留學日本的就有7人，包括蔣介石。雖然陳果夫算不上正式留日，但也遊歷過日本。如將其算在內，那麼留日背景者就有8人。

最高權力機關如此，對日本的外交也是如此。抗戰期間尤其是七七事變之前，我們總在痛罵國民政府外交軟弱，對於日本的侵略聽之任之。其中原因，除了力量上的權衡，剩下的恐怕和親日派掌握外交實權脫不了乾系。

國民政府時期，對日外交主要由留日歸國生主持。一方面這是日本人的意思，希望親日派主持對日關係。日本在近代中國政壇上從來不缺乏身影，像北洋政府時期，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爆發的“府院之爭”，背後的主使者就有日本。日本扶植親日派掌握實權，本就是其解決侵略並同化中國問題的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正如國民黨元老張群所說，“希望能運用我們這些人的對日關係，直接和日本辦交涉調整中日關係，與日本取得暫時妥協。”
日本是如何佈局同化中國的？

蔣介石的得力外交助手黃郛，是個不折不扣的親日媚日派。他在1928年任外交部長期間，處理“濟南慘案”時，推行媚日外交，不追究日方責任，只主張“既往不咎”。1933年代表簽訂《塘沽協定》，讓華北門戶洞開，1934年變相承認滿洲國……

黃郛此人一生身處中日關係的要衝，那時中國人稱他為“日本通”、“親日派”，而日本人稱他為“能夠理解日本的第一人”。

所以就現有資料來看，親日派在國民政府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能夠左右政局的走勢，這群親日派在日本侵略並同化中國的佈局中扮演了直接幫兇的角色。北大歷史系王奇生教授對此有精道的評價，“留學某國者，往往對某國文化產生認同和親和感。當留學生棄學從政，​​這種認同與親和感也必然反映到政治層面上”，由此看來日本人在同化中國的過程中，是深諳此道的。

讓“親日”滲透進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經過長達半個世紀的準備後，日本終於藉著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實施“同化”中國的最後一步——對占領區的全方位的日式改造，以求能永遠佔領中國。

民族主義理論家菲希特說：“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你發現一種不同的語言，那必定有一個民族。”語言是一個民族的身份特徵和標誌，一個民族可以沒有文字，但是不能沒有自己的語言。日本在全面侵華後，為了讓“親日”的理念滲透進占領區每個中國人的思想裡，徹底消弭同化中國人，首要做法就是妄圖消滅中國話。

在當時，日本著名語言學者上田萬年曾赤裸裸地表示： “（對於中國人）只要讓他們使用日語，就可以統一流在他們身體內的精神血液，輸入'忠君愛國'的思想，將他們熔化成日本人。” 鑑於此，語言同化政策被日本殖民當局及其傀儡政府廣泛推行，企圖營造出大同小異的日語語言文化環境。

在蒙疆地區，日本殖民當局規定，蒙、漢、回等族不能相互學習對方的語言，但必須都學日語。在偽滿，偽政府制定了日語等級考試制度，考試及格的特、一、二、三等人員，工作時可拿到日語學習的津貼獎勵。學生必須學習日語，不學日語的不能畢業，並且會定期組織學生觀看日本的“洗腦”影片，像《乃木大將和賣納豆的少年》等等，培育學生的忠君愛國的“皇民”氣質。

在這個過程中親日的偽政權甚至比日方還賣力，偽政權為迎合日軍，小學低年級亦開設日語課，每週二、三課時，有的甚至達到五課時。據相關資料顯示，1939年廈門淪陷後，殖民當局也要求每家店一定要有會說日語的人，偽政府還會派人到店來監視，即使是小販都要會講簡單的日本話。為了讓普通人也能接受日語，日本還開發出一種叫“協和語”的東西。這種“協和語”，不中不日，中國話裡混合日本語法和詞彙，將中國的人名地名用片假名表示。
日本是如何佈局同化中國的？

除了語言攻勢外，日軍也在極力破壞中國傳統的信仰體系。在台灣，日本極力打壓原有的宗教信仰，而把日本的“國教”神道教搬到台灣強制傳授。據相關資料統計，日本佔據台灣50年間，共在台灣建立了68座神社，甚至還將神宮大麻（日本的一種神符）分配到台灣的家庭，強制台灣人在家裡供奉。

日占台灣當局的官方統計顯示，全台約有70%以上的家庭供奉著神功大麻。1943年，日本還在台灣推行所謂以“一街一莊一社”建造神社的運動，下令將中國寺廟改建成日式殿宇，規定所有台灣人每月一日去參拜。無獨有偶，日本佔領東北14年，在東北建立295座大小不一的神社，其範圍遍及東北城鄉，像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公然承認自己祖宗源於日本的“天照大神”。

日本對中國的傳統藝術也採取極端打壓的態勢。音樂上，日本殖民侵略者為推行其文化殖民政策，極力鼓吹西樂的創作和演出，比如台灣，日本大量輸入帶有日本民族殖民文化色彩的日本歌曲，讓台灣傳統戲劇難以為生。繪畫藝術上，日本殖民者大勢宣揚“東洋畫”，並把它樹立於畫壇的主導地位。他們派出日本畫家到各地的佔領區學校教授美術，還讓學生赴日學習“東洋畫”。妄圖通過不斷貶抑中國畫傳統，打擊中國人對自我文化的信心。
日本是如何佈局同化中國的？

除了對傳統的信仰及文化的清洗，日本還利用現代媒介給中國人民“洗腦”，灌輸中日親善、中日一家的思想。說道這裡，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抗戰時期紅極一時的明星李香蘭。李香蘭原本就是日本人，但是日本為了殖民宣傳的需要將其包裝成一個“中國”明星。

當時，李香蘭傳唱出了很多膾炙人口的名曲，如《夜來香》、《恨不相逢未嫁時》、《海燕》等，國人皆以為她是中國明星，十分喜愛她。但是日本利用她拍攝了不少美化侵略的電影，其中內容多是中國女子與日軍或日本人的美好戀情。這種靡靡之音，產生了極壞的影響，日軍妄圖通過這種方式宣傳“中日親善”，同化國人。直到抗戰結束，國民政府要將其以漢奸罪名懲罰時，才發現李香蘭是日本人。

當然日軍的具體手法多樣而全面，這裡不能一一贅述。但是總而言之，日本在同化中國的道路上，做了長期的規劃，從戰前感情上的滲透，到政局的掌控，再到戰爭中對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改造”，三管齊下、多面出擊，試圖讓中國人相信“中日親善”的謊言。

不忘歷史，薪火相傳；讀史鑒今，展望未來。讀一段歷史，頌一首讚歌，軍工血統AX7與你追溯抗戰歷史，傳承英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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