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竹內昭太郎《永遠的台灣島》：那一代日本人留下的台灣青春 ｜ 米果 ／ 台北捌玖零 ｜ 獨立評論
讀竹內昭太郎《永遠的台灣島》：那一代日本人留下的台灣青春 ｜ 米果 ／ 台北捌玖零 ｜ 獨立評論
日本最長的一日（日文：にほんのいちばんながいひ）是於1967年上映的日本歷史電影，東寶電影公司創立第35年的紀念電影，原作為作家大宅壯一。
本片獲得日本電影旬報百大經典電影第38名。
劇情概要[編輯]
昭和20年（西元1945年）8月14日，英、美、中三國所發起的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政府召開御前會議，昭和天皇向鈴木貫太郎內閣眾大臣宣告日本要無條件投降的事實；使得許多日本陸軍年輕軍官不滿，想盡辦法奪走天皇錄好的宣告無條件投降的唱片（玉音放送）。當天下午12時，陸軍部爆發宮城事件、以及海軍航空隊小園安名大佐在厚木基地的叛亂事件，造成一系列的騷動。
所謂「最長的一日」就是在天皇宣稱將要無條件投降的那一時間起、到宮城事件叛軍被鎮壓之後的24小時的時候。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因為無法繼續戰鬥，又發生此次事件，切腹自殺；許多年輕軍官也憤而自殺。
最後，天皇終於在8月15日向人民宣稱要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才平息此次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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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書名：《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作者：半藤一利
譯者：楊慶慶、吳小萍、吳小敏
出版社：八旗文化
時間：2015年8月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書影（作者提供）
1945年8月15日迫近正午，陽光如赤焰紋身，但幾乎全體日本國民都聚集於收音機前，耐心等候決定日本命運的「玉音放送」。十一點五十九分，播音員和田信賢劃破靜寂：「從現在開始，進行重要廣播，請全國的聽眾起立」。其後由情報局總裁下村宏宣布：「誠惶誠恐蒙天皇陛下對全國國民宣佈詔書。接下來，請謹聽玉音」。接著《君之代》樂音奏起，樂音甫落，便傳來：「朕深鑒於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殘局，茲告爾忠良之臣民……」
上述「玉音放送」那一幕早已成為戲劇、小說用以宣示日本投降的必備影像；然而絕大多數人可能不知，前此廿四小時，日本陸軍一些少壯派佐（校）級軍官企圖政變，不但殺了近衛師團長森赳，且偽造命令調遣近衛師團的部分兵力進占皇居，是為「宮城事件」。但因陸軍省的首腦們及戍守關東地區防務的東部軍不願協同叛變，加上政變軍官始終找不到天皇錄製《終戰詔書》的玉音盤，於是，「玉音放送」如期宣示，而叛變的軍官其後自殺（畑中健二、椎崎二郎、古賀秀正、上原重太郎等），然而有幾個陰謀策畫者（竹下正彥、井田正孝、窪田兼三）活了下來。
日本陸軍青年將校導演的「宮城事件」，布幕、人物、情節似曾相識。事發之初，近衛文麿公爵立即聯想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二二六事件」係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最大的軍隊叛亂，青年尉級軍官襲擊六重臣，致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身亡，侍從長鈴木貫太郎重傷，首相岡田啟介、前內大臣牧野伸顯僥倖脫逃。最後，因為天皇裕仁態度強硬，陸軍首腦不敢附和叛軍要求，以及海軍的強力反制（被襲殺的重臣多為海軍元老），事情很快落幕，然而此事件反倒讓法西斯更形猖獗，軍方勢力已難遏止，日本就此走向戰爭敗亡之路。
參與「二二六事件」的青年尉級軍官（圖片來自於維基百科）
而從「二二六事件」到「宮城事件」有三個重疊的重量級身影必須一提：一是日皇裕仁。「二二六事件」初起，儘管有陸軍首腦們的延宕、縱容，由於裕仁意欲敉平叛亂的意志強烈，所以統帥權之用發揮到極致，戰後他曾回憶：「經歷與田中（義一）內閣之間的不愉快經驗後，我決定在決策前一定要等候顧問群提出意見，不要逆其建議而行。我只有兩次積極地執行自己的主意，一次是這件事（二二六事件），一次是終止戰爭。」若非在最後關頭，裕仁以「聖斷」接受《波茨坦宣言》，否則陸軍部門還想進行「戰到一兵一卒」的玉碎行動。但也因為統帥權的實質存在，致有關裕仁的戰爭角色、戰爭罪行終其一生都爭嚷不休。
另一個樞紐人物是海軍元老鈴木貫太郎。「二二六事件」身負重傷的他，奇蹟似的活了下來，到了1945年4月受命組閣，他即決心排除萬難結束戰爭。他力擋阿南惟幾、梅津美治郎、豐田副武三大鷹派代表，讓日皇裕仁以「聖斷」接受《波茨坦宣言》。待八一五之後，鈴木立即宣布內閣總辭，祇因歷史任務已然達成。倘使「二二六事件」當時，率叛兵襲殺他的安藤輝三再補上一刀，那終戰該如何畫上句點恐又是一番波折了。也許早在「二二六事件」時就擺好命運棋譜，而彼時撿回一條命的鈴木就已參透禪機了吧！
第三位則是海軍將領米內光政。一般而言，日本海軍將領遠較陸軍頭頭深明大義、較諳世界趨勢，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三人被目為海軍反戰鐵三角，「二二六事件」初起，米內、井上就迅速讓軍艦駛離軍港，並封鎖東京灣，隱約陸海軍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由於米內親英美反軸心集團的色彩鮮明，所以陸軍向來仇視他，戰爭末期他擔任海軍大臣協助鈴木貫太郎力求停戰，沒有米內，鈴木將難以施展。
相較於海軍將領的「開明」（這是比較級，畢竟日本海軍在其帝國主義海外拓殖中扮演的角色和負擔的罪責，絕不少於陸軍部門），陸軍則顯得作繭自縛。「二二六事件」中血氣方剛的青年軍官，「宮城事件」裡的叛變主角，都不認為自己是逆賊，他們始終以「尊皇討奸」為己任；弔詭的是，「二二六事件」的「討逆」主軸是要讓天皇親政，裕仁卻直接打臉，並將他們打成逆賊，致使他們至死都覺含冤莫名；至於「宮城事件」的青年軍官，根本上就是要違逆皇恩，卻又說不清楚，以致演了一齣荒謬劇。這一切可讓人聯想到馬克思的名言：「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二二六事件」當然是悲劇，但「宮城事件」的鬧劇可能不會止。
尼采所言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其實是日本武士永遠の咒。這種怨咒寄生於《葉隱閒書》、佐藤信淵等的思想體系裡萌芽再生，更明確的回歸指涉就是《忠臣藏》。這一事件發生於十八世紀初，赤穗四十七浪士（以大石內藏助為頭人）為主君淺野長矩復仇，忍辱負重最後集體行動襲殺了吉良義央，事後四十七人被命令切腹自殺。事件半世紀後，先以人形淨瑠璃演出，廿世紀後以小說、電影、電視、動漫形式出現者早就難以計數。
1962年版的《忠臣藏》海報（作者提供）
評論家加藤周一指出，《忠臣藏》復仇集團的目標在行動伊始就已固定，集團本身的知性僅用於如何保持集團的團結，和如何朝著最初設定的目標進行，根本不曾用來修正最初的目標。這和日本人即使在經歷毀滅性的二戰後，不少人依舊不會去批判戰爭的目的，祇會在枝節、語彙裡打轉，這就是「忠臣藏症候群」。思想家鶴見俊輔更把這症候群和鎖國性連結來談。
看看以武士精神傳人自居的舊日本陸軍，就是不斷複製《忠臣藏》的戲碼，才讓自己陷入悲切惡境，更造成世人無盡的苦厄。日本將校和中國軍人不同，他們之中才智聰明者（如昭和三大參謀的石原莞爾、辻政信、瀨島龍三，中國軍人根本難以望其項背）不絕如縷，但由於死抱著忠君愛國的封建意識，仇視現代的國民國家，以致養成不負責任的下剋上惡習。可惜，青年將校雖然以《忠臣藏》為懸念，但領導者大石內藏助卻是個虛擬個體。
「二二六事件」青年將校想擁立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但此二人及其他「皇道派」將領都彼此觀望，最後在裕仁堅決鎮壓叛亂後，個個不敢妄動，以致「二二六事件」是齣沒有大石內藏助的悲劇；至於「宮城事件」，青年將校強行要陸軍大臣阿南惟幾扮演大石一角，阿南既阻擋不了青年將校的盲動，又無法違背「聖斷」，終究祇有自殺一途。更反諷者，兩次《忠臣藏》的Cosplay，本意是為主君（天皇）擴權保位，結果反遭主君定罪論死。尤其，「宮城事件」是齣除了極少數青年軍官在鬧事，全民都無餘力想看這一爛戲。倘使鎖國性未解，今日依然衷情於《忠臣藏》而無悔者，大概永難理解近代的四十七浪士究竟錯在何方了！
同名改編的電影《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早於1967年就上映過（東寶，三船敏郎擔綱主演），而今適逢二戰終結七十周年，重新再製的另部同名電影刻在日本上映（松竹，役所廣司領銜）。有意者若以各式版本的《忠臣藏》、《二二六》（五社英雄執導）摻入對比，或會有恍如隔世之感吧！
從世界看台灣-1 韓國與日本泯恩仇的啟示
2023/07/02 07:45
從世界看台灣-1 韓國與日本泯恩仇的啟示 - 自由財經 https://bit.ly/3rdwzks
韓國尹錫悅總統在確認與日本擁有普世價值觀，繼而為促進全球公民自由及人類繁榮，乃是韓日兩國不可或缺的共同貢獻。圖為2023年3月，韓國尹錫悅總統（右）在日本東京官邸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左）舉行峰會之前，在儀仗隊檢閱中向國旗敬禮。（歐新社）
日韓為國家利益 揚棄過去70年仇恨
去年8月15日，對韓國而言，是日本投降77週年紀念日。韓國自1910年遭到日本併吞，遲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一直統治整個朝鮮半島。接著爆發的韓國內戰，以北緯38度線為界，畫分成北朝鮮與韓國。但日韓歷史長久又嚴峻的歷史爭議，尤其是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以強迫及誘騙方式，韓國人民不僅成為工業奴隸，尤其強迫婦女在戰時妓院，從事日本軍隊的慰安婦工作。韓國逾七十年仇視日本的歷史思緒，一直是韓國政府難以釋懷的舊帳！
英國首相邱吉爾雖有如此智慧的話語：「我們如果糾結於過去與現在，將會發現失去了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 ）人際相處釋懷於過往恩怨，似非難以期待的情事。國際領域或許較難迅速盡釋前嫌，但也不乏美好事例，最為顯著的，就是1957年3月「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的簽署，第二次世界大戰殺戮慘象猶在，但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六個國家，竟能徹底泯除戰爭的深仇大恨，開啟全方位的經濟整合，並且行穩致遠成為涵蓋27個國家的「歐洲聯盟」。
英國首相邱吉爾雖名言：「我們如果糾結於過去與現在，將會發現失去了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 ）人際相處釋懷於過往恩怨，似非難以期待的情事。（歐新社）
邱吉爾：如果糾結於過去與現在，將會發現失去了未來
這個類似的美好事例，出現韓國尹錫悅總統在去年日本投降紀念日的講話。他說：「過去為爭取並悍衛自由，我們需擺脫日本的政治統治，然而如今日本是我們的近鄰，應攜手對抗威脅全球公民自由等的各種挑戰。」他也強調：「當韓國和日本已具有共同的普世價值觀時，也將有助於解決兩國之間的歷史問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時在東京承諾不再發動戰爭，他強調：「我們永遠不會再重蹈戰爭的覆轍，必將繼續履行這項堅定的誓言，在一個衝突仍然有增無減的世界裡，日本是和平的積極倡導者。」
今年3月1日，韓國尹錫悅總統在「三一節」，亦即紀念1919年3月1日發生於韓國各地反抗日本殖民運動的紀念日。尹錫悅總統再度堅定敍稱：「日本已從一個軍國主義的侵略者，轉變成一個與我們擁有相同普世價值，並且在安全、經濟及其他全球議程進行合作的夥伴⋯我們必須與擁有普世價值觀的國家站在一起，為促進全球公民的自由及全人類的繁榮，共同作出貢獻。這種團結與合作的精神，與104年前我們國家呼籲要自由和獨立精神堪稱一致。」
韓國社會逾70年仇視日本的歷史思緒，一直是韓國政府難以釋懷的舊帳。（彭博社）
岸田擺脫日本外交思維 對殖民韓國致歉
今年5月7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爾與尹錫悅總統進行高峰會議，岸田首相特地在會後表示，對日本過去在韓國殖民統治的由衷歉意：「當時嚴峻環境下，給很多人帶來非常痛苦和悲傷的記憶，我自身感到痛心。」韓國總統尹錫悅在這項高峰會議，也做出如此決定：「在嚴峻的國際情勢和全球多重危機，韓日之間的合作共處，不僅符合兩國共同利益，也是維護世界和平及繁榮所不可或缺的。要擺脫對日本外交思維的長期模式，倘只因歷史問題沒能完全解決，就不肯為邁向未來合作而踏出一步，這是不可取的。」
韓國總統尹錫悅的睿智宣示，充分體現上述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名言，為能有效掌握韓國未來的國家重大利益，必須徹底揚棄與日本過去及現在逾70年的歷史舊帳，這是何等值得擊節讚賞的政治智慧！持平而論，韓國民眾祖先在日本三十餘年統治的慘痛歷史，是由當今韓國全體民眾所繼受，而歷經七十餘年日本與韓國治癒療傷的過程，也未盡圓滿落幕。尹錫悅於2022年5月10日，始膺任韓國總統，未及兩年的時間，在面對嚴酷的歷史遺緒，以及韓國人民偏向強悍的性格，能幡然率領全體民眾揮別過去，除顯現寬闊歷史視野的政治智慧，更須具備擇善固執的無比勇氣！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卓越的領袖風範，已展現與美國、歐盟及G-7等重大議題合作的貢獻，如今配合韓國總統尹錫悅締造歷史的絕佳雙重奏，亦嬴得國際社會的一致好評！中國堪稱是唯一芒刺在背的國家，理由無它，催化出韓日兩國密切合作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在東亞暴露地緣政治霸權所致！
與韓國、日本同處於東亞的台灣，台灣人民無時無刻的深刻感受，莫過於中國共產黨徹底否定台灣政府的合法性，抑且毫無止境施加台灣的文攻武嚇！基於對國人民主素養的高度信心，加上毋須「翻牆」即可知悉或查證所有天下事。則韓國與日本泯恩仇的事例，對台灣該有何等啟示？
顏慶章認為，兩岸服貿協議是何等違逆WTO所有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 ）？ 且中共一再揚言要武統台灣，但是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右）和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左）近日相繼表示，當選後將重啟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服貿違逆WTO 總統參選人無知
簡言之，韓國尹錫悅總統在確認與日本擁有普世價值觀，繼而為促進全球公民自由及人類繁榮，乃是韓日兩國不可或缺的共同貢獻。尹錫悅總統言而不宣的決策精義，正是追隨美國、歐盟等自由世界的民主結盟，協同對中國共產黨「脫鈎」（ decoupling ） 至少是「避險」（ de-risk ） 的作為。則台灣人民共同為傲與珍惜的民主制度，理當樂見台灣能排除中國的箝制，躋身於此等民主結盟的陣營。今年6月1日，「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在美國華府的簽署，正彰顯未來台美能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但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不僅表示堅決反對，並發出不知所云的囈語：「所謂倡議不過是美方打著經貿合作的幌子，對台予取予奪、敲骨吸髓的指揮棒，是台民進黨當局為謀獨私利，不惜出賣台灣同胞和企業切身利益、害台賣台的投名狀，是美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的最新例證。」
本人難以理解的是，兩位表態參選下屆總統的參選人，竟宣稱當選後將重啟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本人必須嚴肅請問，亦即會員之間必然完全對等的法則，但兩岸服貿協議並非如此！其中一位並稱：「兩岸同文同種，是一家人」，「維基百科」揭示，中共官方承認的民族多達56種，況且中共一再宣稱不排除武統台灣，甚至有「留島不留人」或「維持現狀等同主張台獨」的論調，則何來產生「同文同種，是一家人」的情愫？而最應加以斥責者，期望獲選台灣總統人士的核心價值，不僅與當今自由民主國家背道而馳，在自由民主陣營戮力籌謀與中共「脫鈎」或「避險」的時刻，這兩位總統參選人竟要將台灣推向與中共密切「掛鈎」！這是本文亟盼帶給全體國人的啟示。從世界看台灣-1 韓國與日本泯恩仇的啟示 - 自由財經 https://bit.ly/3rdwzks
政治的日常》政治小說：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李拓梓
半藤一利的作品《日本最漫長的一天》在終戰七十年的2015年，有了中文版面世。這本書其實不是新書，半藤在1965年，曾經藉編者「大宅壯一」之名出版，因為內容精彩刺激，引起話題，也曾被改拍為電影。最近，又因為有人將之重拍上市，卡司也算是一線明星眾星雲集，引起不少討論。
這「最漫長的一天」，指的是1945年的8月15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投降看似塵埃落定，但其實在宣布投降的前24小時，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流產政變。
日本「昭和史著作第一人」半藤一利（http://yamato-museum.com/info/）
當時，因為太平洋上連續的戰敗，戰爭已經延伸到沖繩，造成大量的平民死亡。美軍也已經多番空襲日本本土，並在廣島、長崎都投下了毀滅性的原子彈，日本其實已經無力再戰。內閣官員衡量情勢，環顧戰場，日本已在中國戰場陷入了泥沼；在滿洲戰場受到蘇聯撕毀協議的攻擊，陷入全面潰敗；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已經打到家門口，正在評估登陸作戰的可行性。日本已經沒有繼續戰爭的條件，幾經考慮，閣揆鈴木貫太郎傾向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
但日本當時的政治體制與現在不同，內閣是一個軍人主導的體制，閣揆的決定必須要有陸相、海相的背書，才算生效。為了保險起見，避免干擾，鈴木貫太郎兩度要求召開御前會議，由天皇親自表達結束戰爭的主張，希望能壓下軍方的反抗。而當時的陸相阿南惟幾，與海相米內光政的態度，成為日本順利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關鍵。
1945年9月2日，在美軍理察·薩瑟蘭將軍的監督下，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在密蘇里號上簽署《降伏文書》（維基共享）
半藤的《日本最漫長的一天》，談的就是御前會議前後，由不願意接受投降的陸軍少壯軍官所發動的一場流產政變。半藤是非常善於說故事的人，在他的筆下，每一位政變的參與者或者反對者，都有著多面的性格。例如，在他的敘事中，拿鎗指著決定接受投降官員的政變軍人，講話的口氣與其說是威脅，更不如說是哀求。又如在他筆下，投降與其說是懦弱，更不如說是責任與堅強意志的展現。
在半藤以小時為單位的寫作裡，故事條理分明，分鏡清楚，讀者很輕易的可以跟著場景東奔西跑。無論是寫作的流暢性，文字的展現與史實的推敲，都彰顯了他作為老牌記者的優越。可以說在《昭和史》完成以前，半藤就已經擁有優越的寫作能力與歷史認知，這些累積，也是他日後寫作大部頭《昭和史》的基礎。
日本民眾聆聽天皇終戰詔書廣播。（“Japanese civilians listening to the surrender broadcast” – Japan’s Longest Day, 1968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age 262.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除了故事之外，這場悲劇的政變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每個角色最後出現的結局，經常是自殺。
以今天的角度看起來，自殺經常是因為膽怯、懦弱，無法面對未來而做的決定。也有許多人這樣詮釋戰爭結束時官員的自殺潮。但是到底切腹是責任還是畏懼，其實必須回到日本的特殊文化背景來解讀。
生與死一直是一門學問，也是日本文化中值得讓人更深一層思考的重要哲學議題。
閱讀李登輝的作品，也可以發現他早年對於生與死的反省與困擾。在李登輝年輕時代，也是戰爭結束的時候，無數的軍人、官員採取自殺，來面對自己的戰爭結局，固然唏噓。但更值得推敲的，是督促他們這樣做的文化脈絡與背景。
鈴木大拙的《禪與日本文化》是英語世界讀者理解日本的重要著作，其中一段提到「禪與武士道」，特別點出了這個生死問題。他認為日本人是一個沒有生命哲學，卻有死亡哲學的民族。在武士道之中，「不怕死」一直是被崇尚的目標，而在死之前拖泥帶水、扭扭捏捏，則是最被看不起的事情。面對死亡必須表現光榮、超脫，因為死其實是一種交代，也是一種「無我」世界觀的展現。
日本武士。（維基共享）
在半藤的書中，所有選擇切腹的人，無論是強烈反對政變的陸軍大臣、發動政變的少壯軍官，或者是鎮壓政變的指揮官。他們所自覺的任務完成後，都選擇了以切腹，來做一生的交代。選擇死亡的同時，他們也認為自己在盡一個責任，就是以我的死，換取同僚活下去的可能，因此死亡的遺囑總是「萬事拜託了」。在這些選擇死亡的官員眼中，生死的距離沒有那麼遙遠，只像是刀的兩面而已。這些情況在現在的世界中，可能真的難以理解想像，但如果回到歷史的脈絡中，也許就有脈絡可循。
其實，八月十五日，不僅是日本漫長的一日，想必也是台灣漫長的一日。
在這一天，戰爭結束，台灣人陷入了不知道自己戰勝還是戰敗的處境，並且困擾了這個島嶼足足七十年，至今未解。歷史的脈絡往往需要理解，如果只是把自己的史觀強加於人身上，就失去了自由多元的立場。也希望未來有人，願意書寫1945年8月15日，面對戰爭結束的十字路口，不知自己到底戰勝，還是戰敗的台灣人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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