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上映中國慰安婦紀錄片　美媒：觀看人數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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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渴望陽光》在日本上映。

美媒稱，旅日華人班忠義用20年時間拍攝8名前中國慰安婦自白的紀錄片《渴望陽光》8月在日本上映。這部兩小時50分的影片，是至今唯一詳盡披露婦女二戰期間遭日軍官兵輪姦並被迫成為慰安婦的紀錄，也反映了中日政府和社會對慰安婦問題的態度。

參考消息網據美國之音電台網站報導，《渴望陽光》8月在日本各地上映以來，正開始受到日本社會關注。班忠義說：『我們都沒做廣告，不料一場比一場人多，每場一放完，就有人來申請放映權。』一名74歲的日本男士觀後說：『因為前中國慰安婦很低調，缺乏記錄，所以來看電影，沒想到這個紀錄片比預計中有價值，很真實，是貴重的歷史證言，讓人第一次知道前中國慰安婦的受害狀況。』

這部紀錄片分上、下兩輯，共兩小時50分，紀錄了1995年班忠義首次到大陸尋找前慰安婦，到山西為主的窮鄉僻壤照料和追蹤她們存亡的紀實過程。影片一開始就是山西前慰安婦萬愛花在東京一個控訴日軍的公開場合，聲淚俱下地訴說中暈倒的場面。班忠義說，他就是在東京見到萬愛花，才首次理解中國慰安婦問題，3年後開始到大陸展開調查。

隨著鏡頭推向山西黃土高原，山西萬愛花、尹林香、尹玉林、劉面換、陳林桃、高銀娥、郭喜翠和湖北袁竹林等前中國慰安婦陸續在一個個破陋的土房或窯洞裡露面，所有人都是身心俱創，病痛交加。

關懷孕育勇氣

初期她們的敘述較含糊，隨著與班忠義熟悉並習慣了鏡頭，她們的遭遇曝光了。劉面換15歲被輪姦，然後囚禁在窯洞裡充當日軍慰安婦，晝夜只有上廁所才能休息，『跪爬著到廁所，扶著牆慢慢站起，挪到窗口看太陽』的苦難成為片名。劉面換的父親40天後贖回她治病，但她左臂已被打殘，村裡人因知道她的經歷，令她終身沒找到滿意婚姻。

8名前慰安婦中，也有被捉當慰安婦前已婚，但被贖回後，因喪失生殖能力而遭丈夫拋棄的遭遇。鏡頭前大部分前慰安婦都是丈夫已故，孤苦伶仃，貧窮潦倒，沒錢治病。鮮有兒子、養女的，家人也都稱母親沒一天快樂。

班忠義1995年起，年均3次替日本民間人組成的前慰安婦支持會把年均約200萬日元（現折約50萬新台幣）捐款送去分派、探望，並把重病的前慰安婦們送醫診治。班忠義說，醫療費是另外支出，比較龐大，難以統計總額，當時拍錄影本來是為了記錄支出。

在日本的際遇

20多年來，萬愛花等前中國慰安婦到過日本打官司，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也參加過在東京舉辦的國際聲援會，一些曾在中國戰場的前日本兵也出席作証當年日軍的暴行。但最終日本法庭都以起訴期已過、暴行是士兵個人行為、中國政府放棄賠償等理由，判決她們敗訴。

1993年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曾發表對慰安婦問題道歉和反省的《河野談話》，1995年日本成立政府授權民間組織的『亞洲婦女和平國民基金』，向菲律賓、荷蘭等前日軍慰安婦每人發放300萬日元（現約75萬新台幣）慰問金和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的道歉信，但前中國慰安婦們拒絕接受，堅持要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

近年日韓圍繞前南韓慰安婦的問題爭執到國際社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還曾表示過修改《河野談話》的意向。

中國慰安婦的歷史問題因缺乏廣泛和明確記載，基本不在爭議範圍，但慰安婦問題引起日本內外注目，促使班忠義去編輯20年來他記錄的前中國慰安婦的活生生證言。班忠義和幫助他編輯的紀錄片影舍『人間手』用兩年時間整理400小時的錄影帶和配字幕等製作，最後還經過了不眠不休加班，才趕在8月9日首映前完成。班忠義說，這部影片前後共花費了約1000萬日元（約250萬新台幣），自從他計劃編導這部紀錄片以來，前慰安婦支持會的捐款人又增加了，有近600人贊助拍攝，從名單上看，大部分是日本婦女。

寬容對象不同

紀錄片下半輯也記錄了日本社會對包括慰安婦問題在內的二戰歷史爭議的場面，包括街頭民眾對峙、靖國神社門外浴血的負傷者等。

紀錄片下半輯紀錄了一群中年日本人到萬愛花病榻前道歉的場面，一名說著生硬漢語的日本婦女不斷重覆『對不起，我們的祖先讓你們受苦了，我們來道歉晚了』、一名男士握著萬愛花的手哭得說不出話。萬愛花也不斷說『對不起，我起不了身』、『那也不是你們的錯』。

紀錄片中在東京一個國際聲援會上，一名前日本兵當面向訪日的劉面換道歉，劉面換也溫和地說『好了，知錯就好了』，顯示了這些一生在黃土高原的前中國慰安婦們十分寬容。但身為共產黨員的萬愛花彌留期間嘴裡念叨的仍是：『我做了鬼，也要糾纏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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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7 13:39

東京—
旅日華人班忠義用20年時間拍攝8名前中國慰安婦自白的紀錄片《渴望陽光》8月在日本上映。這部兩小時50分的影片，是至今唯一詳盡披露中國婦女二戰期間遭日軍官兵輪姦並被迫成為慰安婦的紀錄，也反映了中日政府和社會對慰安婦問題的態度。

《渴望陽光》8月在日本各地上映以來，正開始受到日本社會關注。班忠義說：“我們都沒做廣告，不料一場比一場人多，每場一放完，就有人來申請放映權。”一名74歲的日本男士觀後說：“因為前中國慰安婦很低調，缺乏紀錄，所以來看電影，沒想到這個紀錄片比預計中有價值，很真實，是貴重的歷史證言，讓人第一次知道前中國慰安婦的受害狀況。”

這部紀錄片分上、下兩輯，共兩小時50分，紀錄了1995年班忠義首次到中國尋找前慰安婦，到山西為主的窮鄉僻壤照料和追踪她們存亡的紀實過程。影片一開始就是山西前慰安婦萬愛花在東京一個控訴日軍的公開場合，聲淚俱下地訴說中暈倒的場面。班忠義說，他就是在東京見到萬愛花，才首次理解中國慰安婦問題，3年後開始到中國展開調查。

隨著鏡頭推向山西黃土高原，山西萬愛花、尹林香、尹玉林、劉面換、陳林桃、高銀娥、郭喜翠和湖北袁竹林等前中國慰安婦陸續在一個個破陋的土房或窯洞裡露面，所有人都是身心俱創，病痛交加。

關懷孕育勇氣

初期她們的敘述較含糊，隨著與班忠義熟悉並習慣了鏡頭，她們的遭遇曝光了。劉面換15歲被漢奸輪姦，然後囚禁在窯洞裡充當日軍慰安婦，晝夜只有上廁所才能休息，“跪爬著到廁所，扶著牆慢慢站起，挪到窗口看太陽”的苦難成為片名。劉面換的父親40天后贖回她治病，但她左臂已被打殘，村里人因知道她的經歷，令她終身沒找到滿意婚姻。

8名前慰安婦中，也有被捉當慰安婦前已婚，但被贖回後，因喪失生殖能力而遭丈夫拋棄的遭遇。鏡頭前大部分前慰安婦都是丈夫已故，孤苦伶仃，貧窮潦倒，沒錢治病。鮮有兒子、養女的，家人也都稱母親沒一天快樂。

班忠義1995年起，年均3次替日本民間人組成的前慰安婦支援會把年均約200萬日元（現折約10萬人民幣）捐款送去分派、探望，並把重病的前慰安婦們送醫診治。班忠義說，醫療費是另外支出，比較龐大，難以統計總額，當時拍錄像本來是為了記錄支出。

在日本的際遇

20多年來，萬愛花等前中國慰安婦到過日本打官司，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也參加過在東京舉辦的國際聲援會，一些曾在中國戰場的前日本兵也出席作證當年日軍的暴行。但最終日本法庭都以起訴期已過、暴行是士兵個人行為、中國政府放棄賠償等理由，判決她們敗訴。

1993年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曾發表對慰安婦問題道歉和反省的《河野談話》，1995年日本成立政府授權民間組織的“亞洲婦女和平國民基金”，向菲律賓、荷蘭等前日軍慰安婦每人發放300萬日元（現約15萬人民幣）慰問金和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的道歉信，但前中國慰安婦們拒絕接受，堅持要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

近年日韓圍繞前韓國慰安婦的問題爭執到國際社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還曾表示過修改《河野談話》的意向。

中國慰安婦的歷史問題因缺乏廣泛和明確記載，基本不在爭議範圍，但慰安婦問題引起日本內外注目，促使班忠義去​​編輯20年來他記錄的前中國慰安婦的活生生證言。班忠義和幫助他編輯的紀錄片影舍“人間手”用兩年時間整理400小時的錄像帶和配字幕等製作，最後還經過了不眠不休加班，才趕在8月9日首映前完成。班忠義說，這部影片前後共花費了約1000萬日元（約50萬人民幣），自從他計劃編導這部紀錄片以來，前慰安婦支援會的捐款人又增加了，有近600人讚助拍攝，從名單上看，大部分是日本婦女。

社會空間不同

紀錄片下半輯也記錄了日本社會對包括慰安婦問題在內的二戰歷史爭議的場面，包括街頭民眾對峙、靖國神社門外浴血的負傷者等。

紀錄片也播放了中日建交場面和萬愛花在國內訴說遭遇時，中國警察闖入驅趕的狀況等。除了政府，中國社會整體缺乏同情。湖北的袁竹林說，她鼓起勇氣自白後，“鄰居的罵聲讓我幾個月沒法做飯”。後來袁竹林因此而患心髒病，班忠義說，她最終因心髒病去世。

班忠義在放映會後對觀眾演講中說：“前韓國慰安婦們都希望長壽，以等到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但前中國慰安婦們個個都希望早死，這是韓國的民主社會給了前慰安婦們訴求和生存空間，而中國前慰安婦則處在相反環境。”班忠義呼籲觀眾“不僅要援助金錢，也要援助中國民主化”。

班忠義接受采訪時補充說，即使在​​中國國內，各地區也有區別：“在當年國民黨地盤的山西前慰安婦們，都積極協助我揭露慰安婦問題，但在海南、湖北這些當年共產黨的地盤，前慰安婦們就不是這樣了。”紀錄片裡除了袁竹林，也沒有山西以外的其他前中國慰安婦記錄，但班忠義至今每年去海南等地照料幾名前慰安婦。

寬容對像不同

紀錄片下半輯紀錄了一群中年日本人到萬愛花病榻前道歉的場面，一名說著生硬漢語的日本婦女不斷重複“對不起，我們的祖先讓你們受苦了，我們來道歉晚了”、一名男士握著萬愛花的手哭得說不出話。萬愛花也不斷說“對不起，我起不了身”、“那也不是你們的錯”。

紀錄片中在東京一個國際聲援會上，一名前日本兵當面向訪日的劉面換道歉，劉面換也溫和地說“好了，知錯就好了”，顯示了這些一生在黃土高原的前中國慰安婦們十分寬容。但身為共產黨員的萬愛花彌留期間嘴裡念叨的仍是：“我做了鬼，也要糾纏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不能期待中國政府”。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上週發表的《安倍談話》中對慰安婦歷史說：“我們也不能忘記，在戰場背後被嚴重傷害名譽與尊嚴的女性們的存在。”班忠義說：“絕不能接受，這不是道歉、是強詞奪理。”他說，他相信已去世的前中國慰安婦們絕對不接受這種道歉。當記者問“其實前中國慰安婦們究竟最希望得到道歉還是賠償”時，班忠義不假思索地說：“道歉。她們已經老了，現在給她們送錢都只是塞在她們枕頭下，但她們嘴裡念叨的是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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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執著跨國救援“慰安婦”的班忠義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2月26日02:53 南方周末
　　個人簡歷：班忠義，1958年生於遼寧撫順，1978年考入黑龍江大學外語係日語專業，1987年到日本留學，先在上智大學攻讀新聞碩士，後到東京大學主修宗教。從1992年開始，班忠義走遍大半個中國，尋訪戰後殘留在中國的日本婦女、當年被日軍強迫淪為“慰安婦”的中國和韓國婦女，救助她們，並用他的所見所聞把這些不幸老人的淒涼晚景在日本通過各種媒體廣為傳播，號召民眾捐資。班忠義用這些善款和自己的收入救助了戰後殘留中國的日本婦女10多人、中國和韓國慰安婦近60人，並使其中10餘人回到祖國定居或探親。

　　村里那位慈祥和藹孤身一人的曾大媽原來是位日本婦女70年代初，班忠義的一個姐姐在撫順市郊區的一個村子裡插隊，少年班忠義經常在星期天去看姐姐。在村頭，他看到一棟小木屋前孤零零地呆坐著一個老太婆。後來村里人告訴他，那個被人叫做曾大媽的老太婆，是個日本人，來中國30多年了，幾次嫁人終未獲得幸福。孤苦的老人引起了班忠義的注意和同情，以後每次來看姐姐他都要到曾大媽的小屋坐坐。後來老人給他講述了她不幸的一生：當年她作為家屬隨日軍開拓團來到東北，抗戰勝利後，丈夫先撤回日本，她卻被遺留在異國他鄉。

　　班忠義在日本留學的日子裡，始終忘不了生活在東北農村的那位時常遙望祖國默默流淚的曾大媽，他也曾替大媽打聽家人的下落，並幫助老人回到了日本探親。然而，當年的丈夫早已結婚生子，新的家庭不能接納她，親友們也不願收留她。曾大媽只好流淚離開日本。看到這一切，班忠義寫下《曾大媽的海》，描述了一個被戰爭和親人拋棄在異國他鄉的不幸女性的人生經歷，而成為首獲日本文學大獎的華人作品。一位株式會社的社長帶著這本書飛到遼寧撫順，經過幾天的尋找終於找到了曾大媽，並帶她回到祖國。後來，在許多善良的熱心人士的幫助下，曾大媽終於葉落歸根，定居大阪。

　　從這以後，結束了學業的班忠義又三次回國，根據線索尋訪了10餘名有著和曾大媽一樣命運的日本婦女，這些老人被班忠義通過日本新聞媒體的介紹後都找到了親人並先後回到咫尺天涯的祖國。為此，日本政府後來專門頒布了接納殘留在中國的日本婦女的婦女法。班忠義的心被慰安婦的血淚控訴​​震撼1992年12月，日本東京。

　　“日本戰後賠償問題國際聽證會”上，來自中國山西的一位老人以她3次被日軍抓去做“慰安婦”的血淚經歷控訴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當老人講到當年她在被日軍滅絕人性的摧殘後並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斷，以致終生殘疾時，老人當場昏倒在聽證台上，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班忠義的心。從那以後，他又開始關注起“慰安婦”的遭遇，並開始了救援她們的行動。

　　強烈的信念促使班忠義踏上了尋訪“慰安婦”的漫漫征程。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曾作過日軍“性奴隸”的老人一個個地走進他的鏡頭或採訪本。

　　1995年冬，班忠義首次將他經過兩年多時間、多次從日本回國，輾轉晉鄂皖等省採訪到的15名中國和韓國“慰安婦”後得到的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其中兩人於班忠義到來前數月去世，只有文字材料而無影像資料)整理撰文在日本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由於日本政府一直不對造成“慰安婦”這一事實承擔責任，很多日本人以往都認為“慰安婦”是自願加入的，是一群在日軍中以賣春為生的女人，是日軍給了她們一條生計。班忠義的文章發表後，這些日本人才真正了解了“慰安婦” 的真相和不幸遭遇。一名叫堤京子的婦人說：“這件事應是日本全民族都應該補償的，這是我們背上的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 我對日本政府對此事的態度感到驚愕和氣憤，雖然我只能捐一點錢，但能表示一點心意，請收下。”

　　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助“慰安婦”的行動中，班忠義辭去了在日本都算得上是收入豐厚的職位。

　　當年和班忠義一道來日本的同學，八九年後大多在東京混得很不錯，都有了自己的洋樓、小車、理想職業和家庭，有的還當上了什麼課長、社長的。在東京，在留學生中，甚至在日本人中，班忠義被稱為“紀實文學作家”。每當同學聚會，就有人說他傻，不好好掙錢，去管什麼“殘留婦女”、“慰安婦”！也有人說：老班，咱們合夥吧，憑你的名氣，干點啥不行呢？班忠義這時總是淡淡一笑，的確，他也大把大把地掙過錢，可轉身又都花在自費回國採訪、幫助那些不幸婦女的身上。

　　為了省錢，也為了淨心，班忠義自從開始救助這些老人起，便一直住在東海寺。這是位於東京都中的一塊淨土，老方丈是他的師長和摯友，他的善舉得到了老方丈的首肯，在這裡他可以免費吃住。他要節省更多的錢去幫助更​​多的老人。

　　他把在日本募到的善款連同他的個人收入及稿費帶回國送給老人們，給她們改善生活、醫治疾病。山西的高大娘腹脹如鼓，曾被一家醫院以不治之症拒絕診治，班忠義帶大娘去治病，縣醫院為老人切除了一大一小共20斤的卵巢瘤。不久高大娘生活又能自理了。

　　八年來，班忠義先後救助過57名中國和殘留在中國的韓國“慰安婦”，這些老人絕大多數早年喪失了生育能力，後來和當地農民結婚又過著貧寒、疾病纏身、晚年思鄉的淒涼生活。班忠義將這些老人的生活狀況用攝像機和筆真實地記錄下來，回日本後通過新聞界在電視和報紙等媒體發表，號召日本人民為這些生活清苦、有病難醫的老人捐資。他抱定一個目的：讓這些日本軍國主義罪行的證人活下去，等到徹底清算這筆歷史血債的那一天！“我只想幫這些老人，真的不圖其它什麼，這麼做才心安”

　　班忠義彷彿注定是為那些不幸婦女而降臨到這個世界上的。

　　當他盤腿坐在老人家中的炕頭上，和她們一起喝用粗鹽、土豆和小米熬成的稀粥時，當他和老人一家擠在一張又髒又窄的土炕上睡得又香又沉時，當他顛簸幾十里山路把重病的老人攙進醫院時，當他在昏暗的燈光下為一個沒有把握的手術而吃不下飯時，當他為闊別祖國50多年的韓國老大娘找到故鄉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得像個孩子時，人們不得不懷疑他是否和這些不幸的老人有著某種特殊的聯繫？一個在國外旅居了13年之久的人，還仍能對這片土地、對這些老人保持著質樸的親情， 並且那麼和諧地融進她們的生活中。

　　班忠義所給予她們的，絕不僅僅是金錢，更多的是一個獨生子般的真情。八年來，他一直在四處打聽這些老人的線索，生怕漏掉一個。1998年，他來到離一位老人幾十里遠的怒江邊時，已是正午時分，背著二十多斤重的行囊，經過近六小時的爬山到老人家裡時，已是傍晚6點多鐘了，一進門，他一下子就癱倒了。每尋訪到一位不幸的老人，他都要在一年中去看望一兩次，每次去，他都要給她們留足生活費，有病的送進城去治病。他走後，老人就心慌，就像盼兒子一樣盼著他回來，下次再來時，老人們都喜極而泣，有的打他，有的伏在他的懷中抽泣，她們都把家裡最好吃的拿出來，把他當親人。有人說，一看到班忠義那張慈目善眉的臉龐，就知道他有一副菩薩心腸，而他自己說：“我只做了一個正常人應該做的事情，這些老人已經被戰爭這架畸形機器給鑄造成悲慘的人生，如果沒有人去管她們，她們最終也會和其他人一樣死去，這個世界也沒有什麼不同，但多一個關心她們的人，她們本來已經麻木、冷卻的內心就會多一絲溫暖，那一顆顆飽經創傷的心靈就會多得到幾許愛撫。”

　　他在一篇文章裡寫道：“並非我這人天生對久遠的、陰森的主題感興趣，寫完了日本'殘留'婦女，又去寫中國慰安婦，因為她們中的部分人還活著，活得很痛苦，在她們有生之年能為她們'鳴冤叫屈'也算得上做件好事。有的'老鬼子'說慰安婦是中國人自願的，為了使那些不幸的中國婦女50年後不再受日本人的污衊，我決定回去，歷盡千難萬險也一定要找到她們本人，錄下她們的證言，攝下她們的傷痕，作為對日本人的控訴材料，恢復歷史的真實與公正……”

　　有人曾直率地問過他，做這些事是否另有目的和企圖，他說：“我去過美國、台灣，看到過物質文明的極致，那都是在貧困和歧視中長大的我夢寐以求的。

　　然而，真的置身其中，又會感到一種不踏實，一種渴望慰藉心靈的願望又會滋生。人也許就是這樣，得到物質的，渴望精神的，有了精神滿足，又渴望物質的。

　　我現在只想幫這些老人，真的不圖其它什麼，只覺得這麼做才心安。”

　　為了這些老人，八年來，他常輾轉中日韓三國之間，在別人升官發財時，他留給自己的僅僅是一隻沉甸甸的行囊。八年間，他由老人嘴中稱呼的“小班”變成了“老班”；八年間，有多少姑娘被他善良、俠義的壯舉所打動，並產生過愛慕之情，但最終都因他一無所有、浪跡天涯而離他而去，至今他仍孑然一身；八年間，他每年都很難有時間回老家看望雙親，有時回去了，也呆不上一天半宿，更多的時候只能給家裡打個電話，問候老人，報個平安。他說有更多的老人沒有兒女，需要他去看看。兩位老人倒很開通，他們知道兒子的心還在祖國，還在更多的不幸老人的身上，是在幹正事。1999年5月底，班忠義80多歲的老父親去世，那時他正在湖南農村採訪，兄姐們將父親的喪事辦完後打電話告訴他。

　　老班含著熱淚，抽泣著，只能在遙遠的南國面朝故鄉，向父親表示著深深的哀思。俠士浪跡天涯惟有真情不改筆者結識老班已有四年了，我常常被他的俠義真情所感染，他在救助那些不幸的老人時，不僅把老人當親人，同時也將她們的兒女當成自己的兄弟姐妹，不僅在老人在世的時候，去幫助他們，在一些老人死後，他還在為她們沒有安息的靈魂奔波並關懷著她們的家人。1996年4月，他在湖北孝感看望韓國老人樸必蓮的家人時(老人於年初去世了)，看到老人的孫女因貧窮而失學，他掏出自己的500元塞到孩子手中，讓孩子復學； 1999年秋，湖南的鄭大娘(韓國人)的兒子修新房，資金短缺，他郵來了13000元。

　　鄭大娘在老班​​的幫助下，1997年3月回到韓國不久，於8個月後在漢城去世。回韓前，老人於1996年立下遺囑：有生之年要回祖國看一看，但不論是死是活，都要回到中國，和老伴合葬在一起。老人的兒女也多次要求將母親的骨灰送回中國。但負責辦理回國簽證的韓國有關部門很難理解中國兒女思念母親和老人在中國半個多世紀中結成的骨肉親情，遲遲不將老人的骨灰送回。班忠義得知此事後，又多次輾轉中、日、韓三國之間促成此事。一年後，老人的大女兒患上了肝腹水，生命危在旦夕，她最大的願望就是看到母親的骨灰回來，老班又將此情向韓有關部門通報。經過兩年多的交涉，1999年12 月23日，韓有關部門終於派代表將老人的骨灰護送回中國。這時老班正在廣州，當他聽說老人回家的消息，馬上飛抵長沙， 於29日和老人的兒子一道將老人的遺骨護送到了180公里外的那個小山村---鄭大娘生活了整整50年的家。剛將老人的骨灰安放在靈堂，老人的兒子和老班又趕到數里之外的姐姐的家裡，這時，姐姐躺在床上已奄奄一息了，當弟弟將母親回家的消息告訴姐姐時，這位才50多歲的婦女只能發出“啊、啊”的聲音，表示已經知道了。老班在一旁看到這人間慘烈的一幕，眼圈紅了，悄悄掏出4000元錢放在病人的枕邊。當晚，這位韓國老人的女兒悄然離開了人世。

　　在尋訪慰安婦的過程中，班忠義發現邊遠地區的一些孩子整天呆在家或玩耍或乾些零活，沒去上學。他看在眼裡，心裡又在想，我還應該幫幫這些窮孩子們。1996年夏，他將募到的5萬元人民幣捐給了雲南地震災區的一所學校，自己又幫助58位因災不能上學的孩子，給了他們每人100元。

　　在筆者的採訪機裡仍然保留著老班的這樣一段話：“人生只是一個過程，每個人經歷這個過程的方式不一樣，他只要做些使不幸的人感到幸福的事，那麼這個過程就是有意義的，他自己也就是幸福的。人生不能計較得失，得犧牲點自己，什麼個人失過戀啦，被人拋棄啦，在一時看來可能是痛苦的，但和那些不幸老人的終生苦難相比，這點痛苦又算得了什麼！要把事看得寬，看得遠，個人的事就無所謂了，心地也就變得豁達了……”他還說：“我就像一棵樹，不論長多大，根是不變的，這個根就是勞動者吃苦耐勞的本質，枝、杈是我個人的知識和才華，我要讓它枝繁葉茂，最後葉子落下來，還於這片土地。”

　　一個把自己的青春年華都獻給了一項很少有人知曉的平凡事業的人，一個旅居異國他鄉十幾年卻心系祖國，情灑那些不幸老人的遊子，一個當今文明社會中的現代俠士，還在繼續著他那不變的行程。我只想對人在天涯的班忠義說一聲：老班， 祝你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