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玉牒/皇家族譜/玉牒/又稱玉譜，是中國、越南歷代皇家族譜。清代玉牒即愛新覺羅宗譜/中國唯一完整系統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譜，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家譜/一部完整的家譜就是一部宗族、家族史或宗族、家族百科全書。通過這部家譜，我們可以了解到該家族的歷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變遷，居地變遷，婚姻狀況，該家放成員在科第、官職等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事蹟，該有族的經濟情況和喪葬、禮典、家規、家法等典章制度等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6hvz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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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政府的官員選拔制度，用於代替始於漢武帝時期的察舉制。東漢延康元年（220年）曹魏建立前夕，由吏部尚書陳群提出。該制度在隋煬帝時期由科舉制度取代。《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最早漢代推行察舉制，再由中央加以一番考試。其先是對策，只是徵詢意見。直到東漢後期，始正式有考試，其時只為考試制度之一部份。[1]漢末天下大亂，察舉制無從推行。[1]朝廷用人缺乏客觀標準，武人在行伍濫用人員，不依制度。[1]長久以來為門閥把持，乃至賄選之風極盛。曹魏時，以陳群之議，始創設九品中正制以選拔人才。[1]此制大體，在中央任職，「賢有識見」者，由各州郡分別公推大「中正」[2]，中正必須是二品現任中央官。由中正以簿世（譜牒家世）、行狀（才幹、道德）、鄉品（中正鑑定）為標準查訪評定州郡人士，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各地大小中正，就其所知，分別品第。[1]並加評語。給鄉品前先列某一層次，即所謂「輩目」，由小中正（郡）列入記錄，襄助大中正（州）核定後[1]，最後轉呈司徒，作為吏部授官依據，分別黜陟。曹魏時對人才的提升和使用有重要作用，如中正王嘉狀吉茂為「德優能少」。西晉時，中正王濟狀孫楚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大中正亦可推薦小中正，但無權任免。陶侃亦曾任中正。咸熙二年（264年）以六條作舉薦標準：
忠恪匪躬
孝敬盡禮
友於兄弟
潔身勞謙
信義可復
學以為己
中正制每隔三年清理調整一次，有所上下，言行有修者則升之，如由五升四，道義有虧者則下之，如自五退六。
兩晉時期，司馬氏標榜以孝治天下，崇尚孝道尤其受到重視，因此之故，其時也往往把有悖孝道和簡忽喪紀者作為清議的主要對象。進入南朝以後，清議的範圍明顯擴大了，當時除了不遵孝道和有違喪紀者仍要受到清議處罰外，被列入清議的還有以下多種名目[3]：
贓污淫盜：自劉宋以後，士人犯盜贓罪者也皆由中正記注清議之目，禁錮終身。
婚姻失類：南朝士族為了維護門第族望的純潔性，把婚姻關係嚴格限制在士族範圍之內，不與寒門通婚。士族如果不嚴守這種限制，便被視為婚姻失類，要受到清議處罰。
感恩乘錯：在涉及冠婚喪祭等重要禮制的往復書札中，若是「筆跡過鄙，無法度」，則被視為「穢書」，「合朝恥辱」。
內亂：晉代對破壞家庭倫常的行為也加以清議處罰，但概念較為籠統。陳時則將與祖父和父妾通姦者定為「內亂」，列入清議之目，終身禁錮。
影響
九品中正制是要改進漢末察舉之頹風，漢末人口流徙，戶籍紊亂，鄉論不能行，於是以出身該地的賢能京官，評論當地之人士優劣，以代鄉論；強化中央集權，全國人才集中到中央。[4]又能一定地調和地方勢力。但地方無才，混淆考課銓敘與選舉。[4]到西晉中期，實際上官員都從世家大族中選定，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八王之亂後，這種不公平現象曾經受到遏止，但到東晉後期又再度浮現，促成孫恩之亂。從南朝開始，面對寒人庶族逐漸越過九品中正治制的障礙，進入或混入士族行列，原本世家大族為防止庶族進一步假冒士族，便編寫譜牒，譜牒學成為一門學問。
中正制多重家世，少看賢愚，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都以此制選官，遇到戰亂還能選出優秀人才；和平過久則造成社會風氣浮靡，世族弟子終日清談，不問國事。世族為維持門第血統，婚姻必擇門當戶對。到了隋代，隨著門閥制度的衰落和科舉制實現，此制終被廢除。
中國社會史 - 梁庚堯 編著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xXEt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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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之九品中正制

魏晉南北朝之九品中正制
東漢末年，政局動盪，察舉徵辟制度不能切實執行，代之而起的是九品中正制。九品虯正制施行的背景如下:

東漢末年，政局混亂，人口流散，地方薦舉又為權貴把持，被薦者多名實不符，察舉流弊日多，須另立新制。
東漢社會倡清議，重氣節，喜以等級評比人物；曹魏政權因應時勢與風氣，訂立九品為評定人材標準。
在此政治環境下，魏文帝採納尚書陳群之建議，實行九品中正制，作為銓用人才之方法。

魏晉南北朝時施行九品中正制之內容:
公元220年，曹丕採納尚書陳群的建議，推行九品中正制，內容大略如下:

在州郡設中正官由地方才德兼備人士出任，察訪人材，評為九等，作為政府用人授官準則。
中正官品題人物，按例三年重新審核及品評一次，以供吏部作升降之依據。
魏晉南北朝時施行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之影響
魏晉南北朝施行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造成下列影響:

中正官多由世族出任，徇私舞弊，只問門第，不論才德，世家大族子弟藉此仕進，造成門閥政治。
九品中正制助長社會階級觀念之形成，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門第社會日漸形成。
九品中正制推行至後期，高門子弟壟斷官位，多只注重清談玄學，不理政事，導致政治敗壞，人材凋零。
總言之，魏晉九品中正制本意在選拔人才為國家效力，惟推行既久，流弊叢生。隋唐以後，終為科舉制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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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制之內容：

設中正宮－在州設大中正，郡設小中正，負責訪察人才。

評比人才－中正官搜集州郡士人（已出仕或未仕）資料，紀錄在案：

家世：士人居住地及其及母身傷；
狀：對士人的評語；
品：按「家世」、「狀」將士人分為九品。
重審－中正官每三年要將上述各項資料重新審核及品評一次；

錄用－吏部根據中正官品評的優劣，按等錄用，予以授官、升職或貶官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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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述九品中正制產生之原因、內容及影響 。
魏晉南北朝政局混亂,戰事頻仍,無法依照漢代舊制選才,遂出現九品中正制 。這是適時的選士方法 ,現分析其施行原因如下:

第一,魏晉時由因士人之流徙,故漢代察舉制下的鄉舉里選不行,故要以九品代之 。鄉舉里選基於事實,孝子須有孝行,廉吏須有廉蹟,是事實形成個人在鄉里的聲望,稱為鄉論、鄉評,如同現在的社會輿論,是優是劣,難以假藉。鄉評是地方公意,必須受評者久居斯土,無形中養成,在社會安定時才可做到。反之,可受推舉者,若居所不定,鄉人未見其事蹟,鄉論則難以下論。而漢末大亂,人口流徙,戶籍紊亂,鄉論不能建立,鄉舉里選也不能實行了。於是以該地之賢能有識者,出而評論當地之人少優劣,以代鄉論於是有九品中正制之產生。

第二,行九品制是要改進漢末察舉之頹風 。因後漢察舉流弊叢生,選舉為郡國官吏把持,至曹操秉政,唯才是用,不求德性,社會風氣敗壞,鄉舉里選己不可行。

第三,行九品制是要抑制後漢浮華標榜之風氣 。東漢時士人為急功求名,不務實學,競浮虛名,自難發掘真正人才。再者漢未用人,只重才能,忽視品德,曹操總攬大權,用人惟才,只要有才能,不論有任何污點惡蹟,均可獲得任用。這種措施,更使以德行為主的鄉舉里選,摧毀無遺。故不得不以新制度來選士,遂有九品中正制之產生。

最後,魏時行九品是要鞏固曹魏權 。後漢的選舉制度,長官對察舉與辟召負很大的責任,但長官與皇帝的關係和長官與門生、故吏的關係構成二重的君臣觀念。 但曹氏父子掌握政權後,對於皇帝的統制大下內涵著長官與門生故吏的結合關係,自然不能容忍。中正設立於地方,但中央有司徒和尚書吏部主任免之事,中央收回地方官之用人權。
九品中正的內容是在地方設中正 。政府選擇賢而有能的朝官,兼任其原籍的中正官,負責察訪本地的士人,郡為小中正,州稱大中正。中正以現任官員充任,不拘年齡大小,有時辭官之人,亦可任中正,例如陶侃便是一例。大中正由司徒或吏部尚書任免,大中正可以荐舉及監督小中正。中正只能品評人才,無權任免 。中正把品級評定後送有關機構決定,無權任免。任免之權則在尚書,尚書據中正所之品級,量人授職。

中正把人材分九品,評的方法是,先由小中正把本郡的人材分成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登記成冊呈報大中正。大中正核實後,轉呈吏部選用,以便依品授官。人品有升降,三年一清之 。人材分品後,凡言行有修著則升進之,如五升四、以六升五;倘道義虧缺則降下之,如自五退六、自六退七。每隔三年清理調整一次。

品材三標準,由中正申報品評人材的標準有三,包括簿世(家世出身)、行狀(個人才德)和鄉品(中正鑑定)。中正負責提供此三項材料,先由小中正列入記錄,再報大中正轉呈司徒,銓敘之權則在吏部尚書。中正鑑人才,不限白衣平民,現職人員也在內。
值得一提的是,九品中正的品,是人品,論人才的高低,自一品至九品。而官階亦分九品,但並不相等於人品。一品人才,並不一定能任一品大官。如溫嶠,他被評為二品人才,但卻只被委任為七品官階的東閣祭酒一職,又如有廉吏仇勃和尚書令史郭貞二人,雖各被評定為四品人才,但只能任七品官階的縣令。依此推論,不管人品是何等級,大概只能充任六七品的官。至於人品中的一品,只有貴門閥可以被推。
九品法原為權宜之法,但竟一直施行四百年之久,期間產生的影響著實不少 。首先,九品法鞏固曹魏政權 。中正制度建立後,把漢末大族名士操縱的評議變為官家的品第,遂使士大夫的清議被政府有效的控制。曹魏時代便是用此制度,鞏固其統治基礎;而且初行此制度時,亦扭轉了漢末漫無標準,各自援用私人的流弊,得以澄清吏治。曹家得天下,與此制度實有密切的關係。

此外,九品法導致門閥政治的出現 。中正制只重家世,不問賢愚,造成高門士族有世及之榮,庶姓寒門無寸進之路。魏晉南北朝的門閥政治由是形成,高門大族長期壟斷政治,以致出現世族政治的局面。門閥政治使人材不振社會風氣浮靡 。高門子弟在政治及社會上享有特權,然彼輩盡多互相標榜浮誇虛飾之士。除少數傑出之士在佛教及文學方面較有貢獻外,就治國人才而論,兩晉南北朝可謂是一個人才凋零的時代。世族以其優越地位,無須建功立業,多以文雅自況而不尚習武事,體嬴氣弱,終日崇尚清談,縱情聲色,生活腐化助長了社會浮靡風氣。

又九品法使士庶天隔,界限森嚴 。世家豪族在社會上有特殊地位,於是士庶對立。不相坐語,不通婚姻。世族為維持門第血統固定性,婚姻必擇門當戶對之家。而寒門欲高攀門第,往往以財賄賂求婚，士族士庶之嚴分,形成社會上的矛盾鬥爭。

最後,九品中正制之出現促成了譜牒學之興起 。九品制最重家世,世族最重視的問題;便為防止家世血統混淆。於是辨別姓族和編寫譜牒的風氣達到顛峰。為防止庶族假冒士族,世家大族便編寫家譜,記載世系源流。而政府亦派人選姓氏譜以為用人的根據。宋齊以後,政府甚至設專人負責掌管士族的家譜,譜牒之學便發展成為一種專門學問。
總結來說,九品中正制原意是抑壓地方大族 。但因魏晉南北朝,中央政府缺乏有力統治,門第成為社會主要力量,九品中正制注重社會輿論的特點,便為門閥大族把持,以致流弊叢生,到隋時,不得不以科舉制取代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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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剛伯，〈論文化蛻變兼述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文化大革新〉，收入《沈剛伯先生文集》。

文化的蛻變，依其性質可分為兩種：

(1)按因果定律，循序漸進，成直線式地向前變，歷史上的因、革、損、益俱是如此形成，學史的人只要能按步就班地去「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便不難「籠天地於形內」、「觀古今於須臾」了。
(2)革新的變，就是以革命的手段和精神，打破傳統的僵局，予固有文化新的活力。
因之，正常的變，只是普通因果律所發生的連鎖作用，而革新的變則原因複雜，發展多方。若分析原委，歸納其異同，大概可得下列特點

(1)文化的功用在於能利用物質環境，安定社會經濟生活，維繫政治組織，並支持已有的禮教，保障民族的安全，一旦世有遽變，文化就須另謀革新不可。
(2)行之已久的舊文化大都已經定型，若因時勢需要而謀改弦更張，就須打倒權威，故思想、言論創造的自由，實是文化革新的顯著現象。
(3)文化的革新往往從文學開始。
(4)思想自由，人們對同一事件產生種種不同的論調，使文教變成多邊的發展。
(5)文化革新，往往孕育於舊文化之中。
(6)文化革新雖自整理古籍入手，卻非對古代文化作全盤的接受。
(7)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本是一種進步的動力，然後一面審時度勢，自固國本，一面卻要虛心學習，擇善而從。
(8)文化衰落時，必有「禮繁文勝」的流弊，革新運動初期遂多主張「率性而行」。
(9)文化革新運動係由社會動盪、政治紊亂而起。
(10)文化革新運動有時曾偏重實用而有利於中產階級的興起。
在中國歷史上，的可找出三次巨大的文化革新運動：

第一期是東漢末至隋唐初(200～600年)。
第二期是宋太宗立崇文書院、編《太平御覽》時起至朱晦庵卒止(1000～1200年)。
第三期是現在(1900～?)。
以下所論者，即屬於第一期文化革新的特色。

在第一期的文化革新運動中，漢朝一般學而優則仕的政治家們，大都以儒家的理論為政治原則，以陰陽家的學說作專政的制衡，用法家的主張為治事的手段，以道家的放任態度撫綏安份守己的農民。這種王霸雜用、寬猛相濟的方式，促成盛漢政治，及至東漢末年黨錮禍起，民生凋敝，兩漢以儒家為教，以法家為本的文化，至此完全崩潰。

新的文化運動開始於曹氏兄弟及鄴中七子所領導的文學改革，緊接文學革新之後的便是思想的解放，六朝盛行的清談，一方面充分表示當代新舊學術之激盪紊亂，而未能融會調和，一方面亦反應當時思想言論之絕對自由。

佛教於東漢三國時代傳入中國，並引起學人研討的興趣，慎思明辨後促使佛學逐漸漢化，且儒道兩家也都吸收了若干佛教精義，因而種下新的哲學種子。佛教傳入中土之際，亦是道教興起之時，道教一方面能領導受壓的貧民以反抗統治階級，一方面亦能代表民族運動抵抗外來的宗教。釋道二教不獨影響到當時的哲學思想與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且大大地促進了中國各項藝術之發展。

兩晉南北朝的學者，一方面善於吸收並融合外來的文教藝術，一方面更動於蒐集整編舊有的典章圖籍，因此，此際的史學特別發達。

科學的研究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再加以武力的擴展，更便利了國際交通，尤以海上為然，這種國際化的商業，代替了兩漢重農抑商的政策，使經濟得到自由的發展與擴大，南北朝戰亂頻仍而國力仍強的主要原因便在此。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府不能維持秩序而國力仍強，人民鮮能安居，而農業的拓殖與工商的發展並未稍停，五胡成了中華民族的新血輪，有系統的哲學亦於此際逐漸形成，且學術著作與文藝作品不朽者反多於兩漢盛世，凡此種種，皆文化大革新所應有的經過。

五、鄭欽仁，〈九品官人法～六朝的選舉制度〉，收入《中國文化新論》〈制度篇〉。

「九品官人法」一般俗稱「九品中正制度」，據日人宮崎市定之研究，「九品官人法」一詞可能比較恰當；蓋魏晉時期，史籍中的記載往往將「九品」與「中正」二詞並稱，例如《三國志》《魏志》〈陳群傳〉:

「及(曹丕)即王位，封(陳)群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志》〈常林傳〉亦云:

「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才行所任」。

此是以「制九品」與「選置中正」並提，以概括整個選舉制度。到了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始稱

「九品官人」:「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鑑識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至於元代，胡三省注通鑑時，則稱之「九品中正」。但仍以「九品官人法」為恰當，其理由有三：

(1)中央政府有司徒府與尚書省兩個系統的職官參與選舉，九品中正的名稱太偏重地方而忽略中央的職掌。
(2)品有「官品」與「鄉品」兩種，中正所能決定者僅是鄉品，「九品中正」的名稱易使人錯覺品只有鄉品一種。
(3)從時間上而言，九品官人法的名稱較為早出現，涵蓋性也較廣，故宜採用。
九品官人法是時代的產物，晉人衛瓘曰:

「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評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為一時選用之本耳。」

李重亦曾上疏曰:

「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

可見九品官人法的成立，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大的有以下幾項:

(一)時代喪亂，地方破壞，舊制鄉舉里選無法施行，所謂「人士流移，考評無地」者是也，必須設立新制。

(二)曹氏欲加強中央之人事權，以改革東漢以來因辟召制度而產生的「二重君臣觀念」，使得重法術的曹氏父子不得不加以改變。

但實際上，九品官人法強化了中央的權力，卻仍舊不能不顧慮到在地方擁有實力的豪族勢力；此固由於東漢以來鄉黨社會結構的轉變，社會階層化越來越明顯，自然不能不顧及他們的利益。

此外，就制度史的角度而言，一個制度的興革，常常不是可以作突然的改變，仍舊多少保存著前代的遺制，使得新制度「猶有鄉論餘風」。

(三)九品官人法與漢魏革命的關係，可說是在曹丕篡位之前，對整個勢力範圍內的親魏派及親漢派之間做最後的調整。

(四)與魏晉革命亦有程度上的關聯，一是司馬氏拉攏上層門閥官僚，二是州設大中正，大致以中央官兼之，藉以淘汰親魏派，且使鄉品的裁定權力集於中央。
http://120.101.70.2/history/history1/newpage8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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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是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九品中正制实行不久，就逐渐脱离了选才任官的原则，基本上没有达到唯才是举的初衷，豪门士族很快霸占了所有的中正官职，控制了选官大权 [1]。随着士家大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也最终被科举制所取代。
　　一、九品中正制产生的原因
　　社会政治和教育的需要，是九品中正制创建的根本原因。中国自秦以来建立了君主集权的官僚帝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与官僚制，是其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官僚帝国时代政治体制的这些基本特征，使选士制度的建立成为直接的社会需要。第一，要确保各级官僚机构正常、有序的运转，必须选拔具有知识的优秀分子到各级官僚机构中充当官吏。而要保证各级官吏的素质和官僚队伍不断地吐故纳新，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以选贤任能。第二，一个王朝建立之后，必须要犒赏有功之臣，但是这很容易形成权贵阶层，直接威胁皇权。因此，如何在维护官僚贵族特权的同时，维护皇权，是历代君主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建立选贤任能的选士制度，从社会下层选拔贤才来担当官僚，无疑是最名正言顺的办法。这样，即可促进社会上下层流动，又可分解功臣世族的权力，使官僚阶层互相牵制，从而使君主专制得到维护和加强。第三，为了确保专制王朝长治久安，就需要统一思想和社会道德规范。选士制度“选贤任能”，可以向全社会昭示做人的标准，引导社会风尚，明确教育的任务和目标，进而达到“广教化，美风俗”的教育目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的。
　　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是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重要原因。曹氏父子作为皇权的代表，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采取了不少抑制、打击世族势力的措施，可是，世家大族势力不断发展的客观形势，使曹氏不得不走回头路，转而和世家大族达成妥协[2]。设置由中央委任的中正官去掌握地方选举，由于中正官由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兼任，这样，私家操纵月旦评议变成了官家主持的品第，而官家的品第又不危害世家大族的私利，政府控制了舆论，世族渗透进选举，皇权和世族势力在选举这个问题上，矛盾有所缓和。
　　察举流弊，是九品中正制创立的直接原因。东汉以来，统治腐败政局混乱，清议之风盛行，以地方基层组织乡、里、亭为单位所进行的“乡举里选”和“乡邑清议”为基础的察举征辟制产生了不少的流弊：一方面，察举制在实施过程中充满了弄虚作假、“选举不实”的现象，各级官吏擅用职权结党营私，士人攀附权贵，沽名钓誉，而且人才选拔基本上被名士所操纵，他们口中的褒贬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致使人才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曹操作为统治者也无法获得自己治国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战乱连绵不断，广大民众流离失所，纷纷避难逃亡，出现了“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所”的现象，士人的出身、道德才能均“详核无所”，因此原来地方上按照儒家伦理道德对人物的评价也无法取得，改革传统的选官制度势在必行。
　　二、九品中正制的运作机制
　　九品中正制的各级制度是逐步完善的，先从最基层郡起设立，后扩大到州。《魏略? 清介传?吉茂传》 云：“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可见当初设立中正时，中正限于郡。设州中正则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时间，大概在曹芳在位时，其出现是地方大族势力扩张的结果。
　　初立中正时，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魏略?清介传?吉茂传》中讲到：“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到了晋代，中正皆由司徒选授，中正由现任官兼任，后来郡中正由州中正荐举。中正不论大小皆有属员，称为“访问”。九品中正制对中正官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第一：选择中正的权力在中央，政府选择中正非常慎重，多数中正都符合贤有识鉴的标准；第二：中正必须认真负责，不负责者要受到弹劾。史书中也曾记载：九品中正制之设“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尤有乡论之风[3]”。中正的主要任务是品评人物，以备政府用人之资。
　　中正品评人物，作为政府选拔人才的依据，所提供的资料有三项，一是家世，二是状，三是品。
　　家世一项，即被推选人的家世，在魏晋时出现了官修和私修的簿阀、簿世，即一种家世的纪录，中正根据纪录答复吏部所询“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晋阳秋》 中写到：“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魏时家世已是选拔的标准之一，但还不是唯一的标准。
　　状，乃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后汉书?宦者?吕强传》“灵帝时强上疏曰：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僚属，咨其行状，度其行能。”汉代的状是举主、府主对所举人道德才能的具体描述，这一做法到晋代有所变化。汉魏之间的道德评价是一种具体的描述，到了晋代则变成了一种简短的概括式描述。
　　品，是就家世、状的最后综合而给予人物的评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五至九品为下品）三类。品分九等由来已久，《孙楚集》中写到：“九品汉代本无，班固著《汉书》，序先往代贤智，以九品条，此盖论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孙楚认为九品乃袭《汉书》古今表人之法。可以看出用品第来分别人物，在两汉已是流行的办法。
　　中正品第人物三年调整一次。《晋书?石季龙载记》云：“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遵用无改”。一品徒有其名，没有人能达到，剩下二到九品，以二品为至品，人人争为二品，而其余则为卑品。中正品评人物，绝非只是一种道德才能褒贬的虚名，而是和入仕升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官位必须与品第相符。中正品第用黄纸写定，藏于司徒府，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
　　三、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做丞相后，为了延揽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曾三次发布求才令，他明确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要起用他们来治理国家，来带兵打仗。这无疑是对当时强调德治和仁孝的儒家思想的一次大冲击，也是对当时用人标准的一次大纠正。指导思想的改变，引来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逐渐改变了东汉以来由世家大族主持乡闾评议和控制选举局面的形势。但是，曹操的这种选拔人才的实践活动，毕竟在当时没有被制度确定下来，而且，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既未以“九品”为序，亦未设置执掌的机构，更没有程序化。
　　至曹丕即魏王位后，吏部尚书陈群提出九品中正制，《通典》说：曹操死，曹丕袭魏王，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方错乱，详核无所。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吏部尚书陈群以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九品中正制才正式确立。
　　在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两晋时期无疑是其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西晋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形成，九品中正制业已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门阀制度确立。东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基本上成了门阀政治的工具，其实施也进入了最黑暗的阶段。这个时期，门阀士族垄断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出身高门成为选举的惟一标准，高门望族仰仗出身“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选举成了门第的攀比和较量，“选贤与能”的原则被丢弃，整个社会因而形成崇尚门第的风气，以出身高门为荣，以出身低贱为耻[4]。西晋时期反对中正制的人很多，但是士族业已控制了选举，这种制度事实上已为门阀所利用，以巩固其既得利益；而司马氏的政权既以士族为中心，自然不能反对这种制度或阻止这种趋势。东晋以后，门阀的形式已经凝固了，士庶以血缘区别的观念业已建立，所以，反对者也越来越少了。
　　在南朝170余年间，门阀士族有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并垄断文化，除此之外，当时的统治者能够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对九品中正制进行调整，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与完善，从而更适应于门阀统治的现实需要，这样门阀士族在寒人势力崛起之后，依然高居于社会的最顶端而历久不衰；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士庶区别和强化门阀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北魏初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
　　隋朝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不断加强，人数不断增多，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地位，按门第高低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堵塞了他们进入仕途的道路。加上这种作法容易造成世家大族长期操纵地方甚至中央政权，削弱王权的弊病，因而越来越威胁到封建王朝的统治利益。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地主阶级的政权基础，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隋炀帝设立进士科，开始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
　　唐高祖武德年间，由于门阀势力的影响以及门荫制度的盛行，九品中正制曾一度恢复，但旋于唐太宗贞观初年再次被废。自此以后，九品中正制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九品中正制的历史作用
　　九品中正制巩固、发展了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本来是要按德才品选人物，却演变成由中正根据士人门第高低来决定人才的高下。中正又都是本州郡的世家名门来担任，因而所定为上品者，无非世族名门，导致了“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现象的出现，九品中正制蜕变成为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工具，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很重要。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巩固了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士族制度，保证了士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5]。
　　九品中正制对私学和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影响。两晋南北朝时期，与官学衰微大不相同，私学和家庭教育非常发达。私人授徒讲学的实例举不胜举，而且，门徒多以数百、数千计，涌现出许多“为世所重”、“为世宗仰”的私学大师。家庭教育更是得到了迅猛发展，除写字识字的启蒙教育大有发展外，还有两个鲜明的标志：一是诫子书、家训等家庭教育著作的大量问世，如两晋的王祥有训子孙遗令，南朝的颜延之有庭诰文等。当时，不仅经史之学有家族世代传承的特点，玄学、佛学、道学、文学以及书学、医学和算学等，都有这样的特点。这一时期，私学的昌盛和家庭教育的发展，固然与当时动荡的社会形势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与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亦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九品中正制在施行中，逐渐成为世族把持特权的工具，一些失意的庶族寒俊或高门士子厌倦、厌恶官场争斗，便辞官还家，潜心学术，授徒讲学。还有一些士人，以操守为重，干脆不染流俗隐居山林或民间，著书立说，教授门生。这样，就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私学和家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九品中正制的“贵族化”，使世人普遍地感到保持家门的兴衰或提升家族的声望的重要，因而也使“保家”的教育价值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可见，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中国自古以来就强烈的家族观念、保家观念变得更加现实而迫切，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私学和家庭教育的发展。
　　九品中正制对世风影响很大。九品中正制是国家选拔人才、选拔官吏的重大人事制度，在官僚社会，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因而，九品中正制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无疑是直接而重大的。随着九品中正制种种弊端的产生，特别是在选举实践中标准的扭曲，以“门第”为首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标准情况下，使得天下人异常崇尚门第，而且还助长了门阀世族庸庸碌碌、游手好闲的生活作风。《颜氏家训?勉学》道：士大夫多“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消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就是说，高门世族多依仗门第，不思进取，不经世务，矫情造作。世风每况愈下。
　　总之，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创立不久，就产生了种种弊端，逐渐成为巩固门阀统治的政治支柱，从而导致了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崇尚门第、攀权附贵、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但是，九品中正制也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的发展，并对家庭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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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錄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新撰姓氏録
假名 しんせんしょうじろく
平文式羅馬字 Shinsenshōjiroku
《新撰姓氏錄》乃平安時代初期弘仁6年（815年）日本嵯峨天皇下令模仿中國唐朝《氏族志》所編寫的古代氏族名鑑。
《新撰姓氏錄》是居住在京都及畿內的1,182個氏族根據「皇別」、「神別」、「諸蕃」等出身，來明確分類為哪個祖先、氏（（日文）うじな），記述緣由、分歧的情況等。不過，主要也為了辨別氏族的真假，及改賜姓是否正確。雖說內容記載的氏族被限定了，但針對日本古代史、古代氏族的研究上卻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現存的《新撰姓氏錄》是目錄手抄記（摘錄），而本文已殘缺不齊。雖有殘缺，但也保留若干的逸文。此外，此書的記載對象雖限定為京都（左京、右京）和五畿內的姓氏，但按其序所言，內文範圍裡仍有過半也無登載的姓氏。而書名雖曰「新撰」，並非在此之前曾出現《姓氏錄》一書，而是基於未完成的《氏族志》稱《新撰姓氏錄》。
皇別、神別、諸蕃
本書共記錄了1,182個姓氏，其皆出自於「皇別」、「神別」、「諸蕃」這三個類別。
皇別
第一個從「皇別」出來的姓氏乃自神武天皇以後，從天皇一族開始分支的氏族，共有335個姓氏；較具代表性的有清原氏、橘氏、源氏等。在「皇別」類別的氏族，含有皇親國戚（真人、八色姓等）及其他繁衍之氏族。
神別
被歸類在「神別」的姓氏，是由神武天皇以前的神話時代所產生的氏族，共有404個。主要有天孫降臨之際隨瓊瓊杵尊下凡的神祇子孫，稱作「天神」、自瓊瓊杵尊以降三代所衍生的子孫，稱作「天孫」、天孫尚未降臨前土生土長的氏族等，稱作「地祇」等三種次分類。
在「天神」類的姓氏有藤原氏、大中臣氏等246個，「天孫」類則有尾張氏、出雲氏、物部氏等128個，「地祇」有安曇氏、弓削氏等30個。
諸蕃
所謂「諸蕃」的姓氏是渡來人的氏族，如秦氏、大藏氏等共326個。諸蕃氏族更被細分成五種：「漢」為163個、「百濟」為104個、「高句麗」為41個、「新羅」為9個、「任那」為9個。另外在前述五類以外、沒有歸屬的氏族，共有11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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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志》是唐太宗貞觀年間修成的一部試圖建立新的士族等級的書籍。士族也叫世族、門閥、高門，指世代做高官的家族。作為制度，萌始於東漢，確立於曹魏，到兩晉南北朝發展至鼎盛。其特點是世代擔任官職，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政治局面。唐太宗修《氏族志》的目的，是為了推崇唐朝冠冕，打擊舊門閥。但是，雖然武氏家族屬於唐朝的開國功臣，但究其門第，不過是一個地方富商，因此，在《氏族志》之內，像其他新貴一樣，不注明郡望，即先祖的籍貫，以讓人一看就知道不是舊的士族。故修改此書勢在必然。與《氏族志》相比，《姓氏錄》多100卷，但所列士族少了48姓，1364家。在245姓、287家中，還有不少是新的。《姓氏錄》對南北朝以來的士族打擊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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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志
《氏族志》，是唐太宗時代排定門閥世家地位高低的典籍，貞觀十二年高士廉等修成。
唐太宗執政不久，即下令申國公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等修《氏族志》，排定各姓氏名人的等級高下。高士廉出自渤海高氏，屬於山東郡姓，韋挺出自京兆韋氏逍遙公房，是關中郡姓首族，令狐德棻出自敦煌令狐氏，是河西大族，岑文本出自南陽岑氏，屬僑姓，編寫時將博陵崔氏崔民幹列為第一。
貞觀十二年（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1]。太宗看後不滿意，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2]，要求重修。
《氏族志》是唐代君主為了加強皇權（即關隴集團），打擊山東門閥集團的重要措施，特別是具有傳統地位的崔、盧、李、鄭山東大姓。據《舊唐書·高士廉傳》，「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誇，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張行成即表示「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陋。」[3]《氏族志》收錄的二九三姓，把姓氏定出九個等級，改以皇族宗室為首，外戚次之，崔氏改列第三[4]。
唐高宗時，許敬宗、李義府以《氏族志》中沒有李氏和武氏的世系，奏請改修《氏族志》[5]。高宗命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重新刊定，合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顯慶四年（659年）書成，高宗親自撰寫書序，說明類例，改名為《姓氏錄》，「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余屬不入。」[6]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為士族。為使《姓氏錄》能取代《氏族志》，李義府又奏請將《氏族志》全部收回並焚毀。
唐中宗時，左散騎常侍柳沖認為《氏族志》、《姓氏錄》頒行已近百年．期間士族地位變化漸大，上表請加以改修。至唐玄宗即位，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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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門閥世俗 推行《姓氏錄》

　　門閥觀念，在封建社會中是一條扼殺人才的繩索，是為世族豪門培植私家勢力的重要工具。


它重門第、輕才學，以祖宗的功德大小、門第的高低貴賤作為封官授爵的標准。

　　自從曹丕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以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就一直沒有真正被打破過。出身寒門的人為了能進入上流社會，總是呼吁打破門閥觀念，而他們一旦掌握了政權，就又會把自己的家系封為高貴等級，子孫后代，永享官祿，壓制其他等級。

　　武則天踏上政壇之后，首先進行的一項工作，就是通過唐高宗詔告天下，修訂《姓氏錄》，取消唐太宗時訂立的《氏族志》。這是打破門閥制度、吸納寒門俊杰的一個重要戰略步驟。

　　武則天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她本人就是出身於寒門之家，同時，她念念不忘長孫無忌當年說她出身貧寒的話。於是，武則天組織許敬宗、李義府訂立《姓氏錄》，取代了唐太宗時訂的《氏族志》。《氏族志》雖然也是以唐朝官爵的高低作為等級排序的，但仍十分注重是否士族，舊的士族觀念還很濃厚。新修的《姓氏錄》是以武氏家族為第一等，下邊按官職高低共分九等，凡是官員達五品以上者，皆可進入等級。無論祖上有無功德，門第是高是低，隻要通過科考或軍功升至五品以上的官吏均可升高家族等級。這樣一來，許多出身低微的庶族官吏，都可以憑政績提高自己的地位。而那些舊門閥的子孫，則被廢除了憑祖宗族望躋身於上流社會的特權。為此，他們紛紛起來反抗，強烈反對《姓氏錄》的規定，被列入書中的舊族官僚也恥於敘錄，紛紛要求退出，企圖使《姓氏錄》成為一紙空文。武則天借用皇權，強行沒收焚燒天下的《氏族志》，堅決推行《姓氏錄》。不管武則天是出於怎樣私利的考慮，《姓氏錄》終究代表著一股沖擊舊門閥觀念的新潮流，對沿用了數百年的門閥舊制是一種徹底的否定，並從此結束了以門第定官職的歷史。

　　舊門閥制度被打破之后，大批新成長起來的寒門出身的知識分子蜂擁而來，要求進入官場。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則天，為他們打開了閘門，借此不斷培植擁戴自己的官僚隊伍。據史載，每年吏部接納的選人成千上萬，每年人流數超過1 400人次，比正常需要補充的人數高出幾倍。武則天對如此急劇增加的人數不但不加以控制，而且在公元666年泰山行封禪禮之后，又宣布“文武官員三品以上賜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階”，使一大批官員通過泛階制度成為五品、三品高官。公元675年，武則天又始設“南選”，即在江淮以南，主要是嶺南、黔中一帶選拔人才。

　　武則天推行《姓氏錄》，打破了門閥世俗，使眾多過去沉溺於下層的普通地主、寒門俊杰，登上了封建社會的政治舞台。這些人進入官僚隊伍以后，又成為武則天推行自己政治路線的得力工具。可以說，武則天正是通過這些人登上大周皇帝寶座的。

科舉取士 選拔賢能

　　發展科舉制，是武則天選拔治世賢能的又一種方法。


唐太宗時對科舉制已進行了不少改革，無論在考試的內容、方法上，還是對考生的錄用、授官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規定。但是，唐太宗是個十分精明的君主，他一方面反對以門第取人，主張憑才學任官﹔另一方面，他又不願使更多的寒士僅通過考試便獲取高官。因此，他在把大批知識分子卷進爭奪進士桂冠的激流中去之后，又設置種種關卡，僅使很少一部分人得到官品。唐太宗執政23年，一般每年才取進士幾名至十幾名。

　　武則天執掌朝政之后，大開科舉之門。她對科舉制的發展，一是改變考試內容，二是增加錄用人數。

　　隋朝招考進士科，起初只是策問。唐太宗時又加入讀經史一部，但主要還是策問。而策問大多只是泛泛而論，並不能真正切中時弊。武則天在招考進士時，增加為三個內容：（1）貼經﹔（2）雜文兩篇，成文、詩賦各一篇﹔（3）策問。加試雜文制度，對於全面了解考生的知識、文才，以及對時事的分析等，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唐代文壇空前繁榮，就是這一政策的直接作用。唐玄宗開元盛世年間的名相姚崇、宋璟、張九齡和文壇巨擘陳子昂、劉知幾等，都是這時期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杰出人才。

　　武則天為了加快培植自己的勢力，放開關卡，大量錄用有才學的考生。在她執政的50多年中，取進士達1 000多人，平均每年錄取人數要比唐太宗時增加一倍以上。公元690年，武則天在洛成殿親自主持對貢生的考試，以示皇恩。從此，貢生考試都有了殿試。除此之外，武則天還破格用人，放手給人官做。

　　招官的辦法主要有：

　　（1）自舉———九品以下官吏以及百姓，皆可自我舉薦，請求做官或升官﹔

　　（2）試官———各地舉薦人才，凡是被舉薦者，一律允許做官，稱為試用之官﹔

　　（3）員外官———即編制之外的及第士人，暫無官職，置為員外官，同正官一樣享受俸祿﹔

　　（4）武舉———招收天下有武藝的人。此項內容為武則天在公元702年首次開創。

　　由於武則天放開手腳，廣開仕途，使大量的普通地主和下層貧民涌進了武氏王朝的官僚隊伍。當然，這一制度在沖破官僚貴族把持政局的同時，也出現了用人過濫的問題。

　　如何駕馭如此急劇膨脹的官僚隊伍呢？武則天自然有她的辦法。她雖然放開手腳大量招收官吏，給人官做，但一發現不稱職者，輕的革職，重的誅殺。當時投機為官者很多，武則天法綱嚴峻，大量予以誅殺，使很多本想過官癮的淺薄之徒，沒上任幾天便丟了腦袋。

　　武則天善於在實踐中選拔有真才實學之士，任用官吏不是僅憑考試、推薦或自我吹噓，為官者不能枉受國家俸祿，在位者要勝任其職，造成損失者得拿命補償。她在大量的及第考生中，選拔、任用了不少文武大臣，其人數並不比貞觀時少，如她當時任用的主要宰相魏元忠、狄仁杰、姚崇、張柬之等，都為大唐盛世的出現，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也是中國歷史上名揚千古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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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武則天時的官修譜牒。永徽六年(655)高宗廢王皇后﹐改立武昭儀為後。武后逐步干預政事。當時曾經贊成廢王立武的寵臣許敬宗﹐以太宗時所修的《貞觀氏族志》沒有敘明武后的本望﹐李義府也為其家未列入《貞觀氏族志》而有所不滿﹐二人遂建議修改《氏族志》。唐高宗詔禮部侍郎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元道及太常丞呂才等十二人商議編錄﹐於顯慶四年(659)改《氏族志》為《姓氏錄》。高宗為該書親自寫序﹐並規定了類例。《姓氏錄》共收錄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分為九等﹐當時五品以上的官員全部收入﹐皇后四家被列入第一等。由於兵卒以軍功升五品以上官者亦入書限﹐引起縉紳士大夫嘩然﹐多恥被甄敘﹐並號該書為「勛格」。隨後﹐李義府上奏高宗收回全國的《氏族志》加以焚毀。《姓氏錄》貫徹「各以品位為等第」的原則比《氏族志》更加徹底﹐所收的姓和家亦大為減少﹐已將當朝無官職的舊士族全部排除在外﹐說明它對舊族的貶抑超過了《氏族志》。但與《氏族志》相同﹐《姓氏錄》在現實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亦很有限﹐婚姻崇尚門第的風氣以後依然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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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姓氏起源[編輯]
參見：漢姓、姓及氏
中文中的姓氏一詞，最早時其「姓」與「氏」不同。姓產生在前，氏產生於後。「姓」的本意是女人生的子女，在上古時代，人類還處於母系社會，「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子女的姓是隨著母親的姓而改，也可以看出那時上古八大姓中，姓「姬」、「姒」、「媯」、「姚」、「姜」和「嬴」等字的部首，都是從女字部這一特點，隨時間發展到父系社會後，姓則隨父親。隨著同一祖先的子孫繁衍增多，這個家族往往會分成若干支散居各處。各個分支的子孫除了保留姓以外，另外為自己取一個稱號作為標誌，這就是「氏」。也就是說，姓是一個家族所有後代的共同稱號，而氏則是從姓中派生出來的分支。
姓產生後，世代相傳，一般不會更改，比較穩定，而氏則隨著封邑、官職的改變而改變，因此會有一個人的後代有幾個氏或者父子兩代不同氏。另外，不同姓之間可能會以同樣的方式命氏，因此會出現姓不同而氏相同的現象。
在周朝以前，貴族除了有姓之外，還往往以國、官位為氏。
貴族獲得氏的方式有：
以國名為氏
以邑名為氏
以官名為氏
以職業名為氏
以住地之名為氏
以同周王或侯君主血緣關係遠近之稱為氏
以貴族的字為氏
在夏商周三代，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用來區別貴賤，貴族有氏，貧民有名無氏。姓用來區別婚姻。同姓不能通婚，姓同氏不同也不能通婚，而氏同姓不同則可以通婚。後來在中國一直保持了這種傳統，同姓之人通婚被視為禁忌。直到現代，這種傳統才被逐漸打破，但是許多地方民間仍然不贊成同姓通婚。
春秋戰國時期，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發生根本變革。這時姓、氏差異漸漸模糊。戰國以後，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為民眾的通稱。這反映了貴族沒落，平民地位上升。
秦漢以後，姓與氏合一，遂稱「姓氏」。唐宋後中國姓氏學逐步定型，民國前《百家姓考略》、《姓氏考略》等典籍往往把諸姓（即先秦的氏）起源上溯至堯舜、甚至炎黃傳說時期，並不符合今日的科學原則。

從古至今、從少到老，我們都有屬於的名字，自己的稱呼。歷史曾出現過數萬種姓氏，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稱為上古八大姓的姬、姜、姒、嬴、妘、媯、姚、姞，亦被稱為八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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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八大姓的姬、姜、姒、嬴、妘、媯、姚、姞，亦被稱為八大神。（圖／翻攝自百度百科）
隨著母系社會的發展，姓氏便有了嚴格的區分。姓指的是母系，氏指的是父系；進而為了更好區分人與野獸，種族之間的關係，也為了更好的在群落中能有跡可循。作為姓氏創始人的伏羲氏認為，近親之間是不能通婚的，這不僅是道德問題，更是關係著我們的子孫後代，因此到他這個時代，姓氏真正得到落實。
很多傳聞也曾說過，姓氏源於黃帝，是因他在賜予其14子姓名時產生（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在歷史的足跡上，我們能看到的關於黃帝所創的姓氏就是周朝時所慣用的姬姓，它最初來源於黃帝，甚至在後來的姓氏中，他們的名字都是以黃帝所創的14子姓氏為由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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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姓氏源於黃帝，是因他在賜予其14子姓名時產生。（圖／翻攝自百度百科）
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人們學會了文字，能用文字來記載生活的點滴。到周朝以後，姓氏運用得越來越廣泛，在三皇五帝所創姓氏的基礎上人們又使用了新姓氏，甚至用朝代來命名，由此衍生了我們現如今所使用的眾多姓氏，姓氏的歷史可謂時從有人類足跡時便開始存在，是人類歷史的最好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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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貴族血統嗎？這三大姓氏在古代最尊貴 見到都得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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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姓氏數量眾多，見於文獻的姓氏有5662個，其中單姓3484個，複姓2032個，三字姓146個；一般分為常見大姓與稀有姓氏。姓氏學是一門有趣的學問，如今我們看來，姓氏無貴賤之分，大家都一樣，但是在古代，可就不一樣了，有些姓氏很尊貴，見到都得跪，比如這三大姓氏，可是大有來頭。
▲在古代有些姓氏讓人覺得很尊貴。（示意圖／翻攝自百度百科）
1.張姓：
張姓在宋版《百家姓》位列第24位，但為何說張姓在古代最為尊貴呢？眾所周知，玉皇大帝在中國民間的影響極大，民間將其視為天上的皇帝，萬神世界的最高統治者。玉皇大帝俗名叫什麼，說法不一，有說叫張堅，還有說叫張百忍、張友人、張友仁，但是無論叫什麼名字，都姓張；因此，張可是玉帝的姓氏，無論朝代怎樣更替，張姓一直保持著姓氏中最尊貴的地位。
2.當朝國姓：
每一個朝，都有自己的國姓，比如漢朝劉姓、唐朝李姓、宋朝趙姓、明朝朱姓。在封建社會，皇帝的姓氏絕對是最尊貴的；當然，皇帝的國姓比起玉帝的張姓還是要低一些，皇帝姓氏屈居第二位。
▲孔子地位尊貴，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萬世師表。（圖／翻攝自百度百科）
3.孔姓：
提到孔姓，不用說，大家一定會想到孔子！沒錯！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可以說是僅次於皇帝的國姓，但比皇帝更有優勢，朝代會更替滅亡，當朝國姓地位也就不保，但無論皇帝怎麼變，孔子的地位都一直很穩定。孔子在世時就被尊奉為「天縱之聖」，更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聖、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因此，孔姓在古代有著尊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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