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和2年1月20日 第二百一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 令和2年 | 総理の演説・記者会見など | ニュース | 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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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施政演說提到台灣 蔡英文回應了
蔡英文總統透過推特回應,「台灣」這個名字可以在日本國會引起廣大的掌聲,真的非常開心。 (記者王藝菘攝)
蔡英文總統透過推特回應,「台灣」這個名字可以在日本國會引起廣大的掌聲,真的非常開心。 (記者王藝菘攝)
2020-01-20 23:17:08
〔記者蘇永耀/台北報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今天下午的國會施政方針演說中,特別提到311地震重災區的岩手縣野田村將在今年的東奧帕奧期間擔任「台灣」的接待城,以表達感謝之意。議場內也響起了一片掌聲,時間長達七、八秒。蔡英文總統稍晚也透過推特回應,「台灣」這個名字可以在日本國會引起廣大的掌聲,真的非常開心。
蔡總統在推特上還回應說:「我聽說有20個以上的地方縣市希望可以擔任台灣的招待城市,我們也很期待在日本進行訓練以及參加競技活動。加油!東京帕奧!」。
日本配合奧運舉辦,特別針對311地震重災區東北3縣的岩手、宮城、福島3縣實施「復興謝謝招待城」制度,目前這些城鎮也有岩手縣大槌町與野田村、福島縣南相馬市與北鹽原村等地準備接待台灣隊。台灣也是日本地方城鎮最搶手的接待國家,已有24個日本自治體登記搶著接待台灣選手團,排名第一。
安倍在今日的施政演說的一開始就提到,今年的東京奧運帕運是「復興奧運」,一定要成功舉辦,以向全世界宣傳日本從東北大地震中重建。安倍表示,東北大地震之後日本接受163個國家和地區的援助,我們有困難的時候,他們伸出溫暖的援手,安倍說,他藉此機會再度向全世界的人們表示感謝之意。安倍施政演說提到台灣 蔡英文回應了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bit.ly/2THsh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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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國會演說提「台灣」 全場議員掌聲熱烈
安倍國會演說提「台灣」 全場議員掌聲熱烈 | 國際焦點 | 全球 | 聯合新聞網 http://bit.ly/37j5i0Z
2020-01-20 18:20中央社 東京20日專電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天在國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 路透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天在國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提及311東日本大地震災區重建有成,岩手縣野田村市登記2020東京奧運台灣接待城時,全場揚起熱烈掌聲。
日本第201通常國會今天召開,安倍進行施政方針演說,一開始談到東京在1964年首度舉辦奧運,如今再度舉辦奧運,日本舉國齊心合作要辦一場帶給全世界感動的最精彩奧運,他呼籲全體民眾共同迎向新時代。
日本政府把今年東奧定位為「復興奧運」,要為2011年311大地震災區民眾加油打氣,也要讓世人看到災後重建情形。
安倍演說時表示,9年前一名澳洲橄欖球員在岩手縣釜石市經歷311大地震後,留在當地協助搬運物資、協助老人與病人等災區救援。
釜石市為表達感謝,東奧期間擔任澳洲接待城。岩手縣野田村是台灣接待城、福島縣二本松市是科威特接待城等,29個災區自治體將加強對馳援人士交流。
安倍大聲講出「台灣」後稍微停頓,國會全場揚起掌聲,日本放送協會(NHK)將鏡頭轉到議員熱烈鼓掌的畫面。
安倍說,收到許多溫馨馳援,災區復興力道極強,希望大家能看到並來體驗重建情況。他還說:「311東日本大震災後,獲得來自163國與地區馳援,對於困難時伸出溫暖之手的世界各地人們,我再度在此地表達感謝之意。」
日本為迎接2020東奧,全國各地多個城市登記為奧運選手接待城,目前已有478個自治體登記,其中台灣接待城有24個,居各國之冠。
311重災區的岩手、宮城、福島3縣提出「復興謝謝招待城」制,岩手縣大槌町與野田村、福島縣南相馬市與北鹽原村等地準備接待來自台灣的隊伍。
日本內閣官房東京奧運暨帕運推動本部事務局官員大平貴之對中央社記者表示,1月31日至2月4日台北國際動漫節舉辦時,將安排上述招待城在日本館設攤,3縣的「復興謝謝招待城」大使寶可夢中,代表岩手縣的小拳石、福島縣的吉利蛋將現身。
安倍晉三提及311東日本大地震災區重建有成,岩手縣野田村市登記2020東京奧運台...
安倍晉三提及311東日本大地震災區重建有成,岩手縣野田村市登記2020東京奧運台灣接待城時,全場揚起熱烈掌聲。 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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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常國家化」與日中關係走向

2015-08-22 17:00

蔡明彥/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近期日本安倍首相積極推動新安保法案,並且發表終戰70週年談話,希望確立日本的「正常國家」地位。相關舉動不僅引發日本國內辯論,也牽動日本對外關係包括日中關係的變化。幾項值得關注的發展包括:

一、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法律基礎即將完成

安倍上台後,提出「積極和平主義」,主張日本面對全球局勢變動,應對世界和平做出更積極的貢獻,而非緊抱非軍事路線,逃避維護國際安全的責任。為此,安倍政府推出新的安保法案,主要內容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武力攻擊事態法》、《周邊事態法》、《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等10部法律修正案所組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第二部分則是提出新的《國際和平支援法案》。

近期日本安倍首相積極推動新安保法案,並且發表終戰70週年談話,希望確立日本的「正常國家」地位。(Bloomberg)
 
透過前述11項法案,安倍希望日本提升三種有關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能力。

1. 強化美日同盟聯合運作機制,確保日本自身安全。

2. 當與日本友好的第三國遭受攻擊、並危及日本生存和人民權利時,在經過國會同意後,日本自衛隊可對作戰中的他國軍隊進行後方支援及彈藥補給。

3. 授權日本自衛隊參與聯合國人道救援行動。

新的安保法案已在今(2015)年7月16日經眾院表決通過,目前正交由參院審理。
由於執政聯盟在參、眾兩院擁有多數席次,完成立法程序應不成問題。只是安倍原先希望透過新安保法案,帶動對日本安全政策的全面檢討,重新思考如何因應新型態國際安全威脅;但媒體和民眾的關注焦點還是在於相關法案有無違反憲法,以及日本是否會捲入海外戰爭。因此,即便通過新安保法案,未來日本如要做出海外派兵決策,如何說服民眾相信相關行動是基於捍衛日本安全的務實考量,而非軍事冒進主義,將是執政菁英必須持續面對的課題。

安倍希望透過新安保法案,帶動對日本安全政策的全面檢討,重新思考如何因應新型態國際安全威脅;但媒體和民眾的關注焦點在於有無違反憲法,以及日本是否會捲入海外戰爭。(AFP)

二、安倍終戰談話呈現多重政治意涵

日本希望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就必須面對造成「不正常」的原因,亦即戰爭責任及歷史認識問題。有鑑於此,安倍在8月14日發表終戰70週年談話,重新評價日本的戰爭責任及戰後角色:

首先,安倍重申終戰50年「村山談話」和終戰60年「小泉談話」的內容,承認日本曾發動侵略戰爭及殖民統治,並且表明「今後的內閣將會繼續反省和道歉」。安倍在談話中使用殖民統治、侵略、道歉、後悔等詞彙,應是為了緩和中國和南韓要求日本正視歷史問題的外交壓力。

其次,安倍提出「不再戰爭」的誓言,強調未來不應使用任何武力做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第三、安倍拒絕讓日本下一代一再道歉,認為「不能讓和戰爭沒有關聯的孩子們,持續背負謝罪的宿命」。

第四、安倍重申「積極和平主義」的概念,主張未來日本應為世界和平做出更積極的貢獻。

基本上,安倍發表終戰談話的用意相當清楚,目的在走出長期困擾日本的戰爭責任陰影,重塑日本在國際上的自信和責任,藉以減少邁向「正常國家」道路的阻力。

安倍重申終戰50年「村山談話」和終戰60年「小泉談話」的內容,承認日本曾發動侵略戰爭及殖民統治,並且表明「今後的內閣將會繼續反省和道歉」。(AP)

三、中日尋求恢復高層對話、建立風險控管機制

中國一直相當關注安倍推動的「正常國家」舉措,擔心中國的區域地位受到影響。北京決定在今年9月3日舉行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不僅在於凸顯日本背負著發動戰爭的歷史責任,也希望向外界展現中國對重建國際秩序做過的貢獻以及重新崛起的國力。

但另一方面,日本全力追求「正常國家」地位、並獲得美國背書的政治現實,也讓北京開始體認到防止中、日發生衝突的重要性。今年4月,習近平在亞非峰會會見安倍,提出「中日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說法,顯示中方有意恢復和日本的正常互動。針對安倍發表的終戰談話,中國外交部僅呼籲日本「切實汲取歷史教訓,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在軍事安全領域慎重行事,避免重蹈覆轍」,用語頗為溫和。

日本全力追求「正常國家」地位、並獲得美國背書的政治現實,也讓北京開始體認到防止中、日發生衝突的重要性。圖為美國國務卿凱瑞(左)與日本外長岸田文雄(右)。(AFP)
 

事實上,從今年開始,中日高層對話機制便已逐步恢復。3月19日,中、日副外長召開四年來首次的安全對話,討論空中及海上預警機制;3月21日,中、日、韓三國外長舉行自2012年4月以來首度三邊外長會議,同意「在三方方便的條件下儘早促成三國領導人會晤」。

隨著日本積極推動國防改革和美日安保不斷深化,未來中、日之間的戰略角力將趨於「常態化」;在此同時,如何恢復雙方高層對話和建立風險控管機制也變得日益重要。畢竟,在日本展現成為「正常國家」的意志與能力後,中國基於現實考量,終究還是需要找到一個和日本互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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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戰後70年談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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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稿時間:2015/08/15 00:03 最新更新:2015/08/15 08:30
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開臨時內閣會議。圖為經濟再生
相甘利明(左起)、首相安倍晉三和財務相麻生太郎。
(共同社)
中央社 104年8月14日
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開臨時內閣會議。圖為經濟再生 相甘利明(左起)、首相安倍晉三和財務相麻生太郎。 (共同社) 中央社 104年8月14日
(中央社東京14日綜合外電報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天發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談話,日本內閣晚間發布安倍談話中文全文內容。全文如後:

內閣總理大臣談話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內閣會議決定

正值戰爭結束七十周年之際,我們認為,必須平靜地回顧走向那場戰爭的道路、戰後的進程、二十世紀那一時代,並從歷史的教訓中學習面向未來的智慧。

一百多年前,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各國的廣大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十九世紀,以技術的絕對優勢為背景,殖民統治亦波及到亞洲。毫無疑問,其帶來的危機感變成日本實現近代化的動力。日本首次在亞洲實現立憲政治,守住了國家獨立。俄戰爭鼓舞了許多處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亞洲和非洲的人們

經過席捲全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民族自決運動的擴大阻止了此前的殖民地化。那場戰爭造成了一千多萬死難者,是一場悲慘的戰爭。人們渴望和平,創立國際聯盟,創造出不戰條約,誕生出使戰爭本身違法化的新的國際社會潮流。

當初,日本也統一了步調。但是,在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歐美各國以捲入殖民地經濟來推動區域經濟集團化,從而日本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此間,日本的孤立感加深,試圖依靠實力解決外交和經濟上的困境。對此,國內政治機制也未能予以阻止。其結果,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

滿洲事變以及退出國際聯盟——日本逐漸變成國際社會經過巨大災難而建立起來的新的國際秩序的挑戰者,該走的方向有錯誤,而走上了戰爭的道路。

其結果,七十年前,日本戰敗了。

正當戰後七十周年之際,我在國內外所有死遇者面前,深深地鞠躬,並表示痛惜,表達永久的哀悼之意。

由於那場戰爭失去了三百多萬同胞的生命。有不少人在掛念祖國的未來、祈願家人的幸福之中捐軀。戰爭結束後,也有不少人在嚴寒或炎熱的遙遠異國他鄉苦於饑餓或疾病之中去世。廣島和長崎遭受的原子彈轟炸、東京以及各城市遭受的轟炸、沖繩發生的地面戰鬥等等,這些導致了許許多多的老百姓悲慘遇難。

同樣,在與日本兵戎相見的國家中,不計其數的年輕人失去了原本有著未來的生命。在中國、東南亞、太平洋島嶼等成為戰場的地區,不僅由於戰鬥,還由於糧食不足等原因,許多無辜的平民受苦和遇難。我們也不能忘記,在戰場背後被嚴重傷害名譽與尊嚴的女性們的存在。

我國給無辜的人們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害和痛苦。歷史真是無法取消的、殘酷的。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人生、夢想、所愛的家人。我在沉思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時,至今我仍然無法言語,不禁斷腸。

在如此重大損失之上,才有現在的和平。這就是戰後日本的出發點。

再也不要重演戰禍。

事變、侵略、戰爭。我們再也不應該用任何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應該永遠跟殖民統治告別,要實現尊重所有民族自決權利的世界。

我國帶著對那場戰爭的深刻悔悟,作出了如此發誓。在此基礎上,我國建設自由民主的國家,重視法治,一直堅持不戰誓言。我們對七十年以來所走過的和平國家道路默默地感到自豪,並且今後也將繼續貫徹這一堅定的方針。

我國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為了以實際行動表明這種心情,我們將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以及台灣、韓國、中國等亞洲鄰居人民走過的苦難歷史銘刻在心,戰後一直致力於這些國家的和平與繁榮。

這些歷代內閣的立場今後也將是堅定不移的。

不過,即使我們付出多麼大的努力,失去家人的悲哀和在戰禍中飽受塗炭之苦的記憶也絕不會消失。

因此,我們要將下述事實銘刻在心。

超過六百萬人的戰後回國者從亞洲太平洋的各地總算平安回國,成為重建日本的原動力。在中國被殘留的接近三千人的日本兒童得以成長,再次踏上祖國土地。美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等國家的被俘的人們,長期以來訪問日本,祭奠雙方的戰死者。

飽嘗戰爭痛苦的中國人、以及曾經被俘並遭受日軍施加難以忍受痛苦的人做得如此寬容,他們內心的糾葛究竟多麼大,付出的努力又是多麼大?

我們必須將此事掛在心上。

戰後,如此寬容的胸懷使得日本重返國際社會。值此戰後七十年之際,我國向致力於和解的所有國家、所有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謝。

現在我國國內戰後出生的一代已超過了總人口的80%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儘管如此,我們日本人要超越世代,正面面對過去的歷史。我們有責任以謙虛的態度繼承過去,將它交給未來。

我們的父母一代以及祖父母一代在戰後廢墟和貧困深淵中維繫了生命。他們帶來的未來是可以讓我們一代繼承,且交給我們下一代。這不僅是前輩們不懈努力的結果,也是曾經作為敵國激烈交火的美國、澳大利亞、歐洲各國以及許多國家超越恩仇提供善意和支援的結果。

我們必須將此事告訴未來的一代。將歷史的教訓深深地銘刻在心,開拓更加美好的未來,為亞洲及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而盡力。我們擔負著這一重大責任。

我們繼續將謀求以實力打開僵局的過去銘刻在心。正因為如此,我國繼續奉行的是,任何爭端都應該尊重法治,不是行使實力而是以和平與外交方式加以解決的原則。這是我國今後也將堅持並向世界各國推廣的原則。我國作為經歷過原子彈轟炸的唯一國家,追求實現核不擴散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在國際社會上履行自己的責任。

我們繼續將在二十世紀的戰爭期間眾多女性的尊嚴與名譽遭受嚴重傷害的過去銘刻在心。正因為如此,我國希望成為一個國家要時刻體貼女性的心。我國將在世界領先努力將二十一世紀成為不讓女性人權遭受侵害的世紀。

我們繼續將區域經濟集團化促發糾紛萌芽的過去銘刻在心。正因為如此,我國努力發展不受任何國家恣意影響的自由、公正、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支援,牽引走向更加繁榮的世界。繁榮才是和平的基礎。應對暴力溫床的貧困,為全世界所有人享受醫療和教育以及自立的機會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我們繼續將我國曾經當過國際秩序挑戰者的過去銘刻在心。正因為如此,我國堅定不移地堅持自由、民主主義、人權這些基本價值,與共用該價值的國家攜手並進,高舉「積極和平主義」的旗幟,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較之以前更大的貢獻。

我們有決心,面向戰後八十年、九十年以及一百年,與我國國民各位共同努力建設如上所述的日本。104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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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明/對歷史錯誤的反省

推文到plurk
2015-08-24 06:00
黃瑞明/律師
日本首相安倍發表戰後七十週年談話,各國反應不一,但一般咸認日本對二戰的反省程度不如德國。德國反省的表徵,包括一九七○年總理布蘭德的華沙之跪,以及一九八五年德國德總統魏茨澤克在波昂國會發表終戰四十週年演講。
德國反省二戰的啟示
然而,衡量反省的深刻,絕非只看言詞或懺悔的舉動,而是要觀察一系列行動以及背後的理念,就此筆者認為,世人肯認德國人反省深刻,至少有如下層面:
一、檢討國民性中脆弱與不光彩的層面:
投機、懦弱、盲目崇拜、欺負弱小等人性弱點,各民族都有,但戰後德國四七社作家們深入檢討德國人民追隨納粹瘋狂舉動下的人性因素,由文化與民族性徹底檢討二戰罪行之成因。不把責任推給少數領導者,反而認為全民皆應負責。每個人都有卑微與高尚的人性面,升斗小民十足投機地汲汲營生,甚至對納粹迫害弱勢及猶太人時還主動參與,均應負共同責任
二、放棄收復失土,防止民族主義再起
領土爭議往往是狂熱的民族主義源頭,二戰之後,德國在東、西境均喪失了許多領土,數百萬世居當地數代的德裔人士被迫移居西德。
戰後基督聯盟政權不承認領土變遷,一直沒有放棄恢復失地的想法,令人擔心民族主義再起。作家葛拉斯於一九六五年助選演說時,首先倡議放棄領土以追求和平,遭群眾以雞蛋攻擊。但如此之想法卻漸為年輕選民接受,成為社會民主黨之政見,而於一九六九年政黨輪替,布蘭德主政後,重要的成就是推動承認戰後的領土變遷,並與蘇俄及波蘭分別簽訂合約。
三、放下民族大義,尊重現實,承認東德政權︰
布蘭德認為東、西德分裂已是個存在二十多年的事實,因此推動承認東德,兩國以平等立場正常交流,同時進入聯合國。如此之善意,為日後兩德統一奠立民心的基礎。
四、檢討尚武美學,深植反戰理念
任何國家之文化因素與歷史傳統都有英雄崇拜與尚武因素,葛拉斯之作品徹底批判尚武精神所崇拜之暴力美學,認為愛國情操無法掩飾戰爭是獸性與人性沉淪的本質,唯有以人道觀點唾棄戰爭,才能真正反戰。
五、避免陷入「受害者心理」︰
若一再強調自己受害的創傷,將淪為冤冤相報之循環。
德國人對二戰之反省亦經過漫長之追尋。戰後二十年西德埋首於經濟發展,雖然對受害者採取補償措施,但認為紐倫堡審判是戰勝國的審判,並未心悅誠服,談不上真心的懺悔。這種情形,鄰國人看在眼裏,心裏依舊充滿疑懼。而德國年輕人更是認為,當時的政府根本是納粹政權的延續,沒有徹底反省,引起學生抗爭運動。
當時在野的社會民主黨在布蘭德領導下,與葛拉斯等四七社之學者及作家相濡以來,汲取施政理念,而終獲執政。
布蘭德放棄領土、避免民族主義再起,並承認政治事實的做法,其實就是對於二戰罪行根源做最深沉之檢討的結果。但檢討與反省之路充滿艱辛,布蘭德的東進政策招致國內激烈辯論,反對黨甚至稱他為「賣國總理」,彈劾案差點通過。然而葛拉斯讚譽布蘭德之施政,「使得德國重返文明國家之列」。
日本社會亦有反戰、放棄領土以追求和平之聲音存在,日本諾貝爾獎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與葛拉斯舉行學術研討會,兩人均批判自己國家的種族主義。大江健三郎曾於二○一二年主張日本應放棄鈞魚台之領土,其聲明亦指出領土問題不論對任何國家的民族主義而言,都有發展成具有無法控制武力衝突的危險性。可惜大江之主張未能成為政治界之主流。日本文化中具有菊花與劍的傳統,如果反戰與尊重生命的觀點未能調和武士文化,日本重新走向右翼,亦有其文化上之根源。
應該由德國的經驗記取教訓者,並不限於日本,亞洲許多國家,包括台灣,對於歷史錯誤之反省,都還有很多不足之處。在嚴厲指責別人之前,應該用相同的標準看看自己,以免再次走向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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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70年】安倍談話的德國觀點──蔡慶樺:一次改變了德國的演講

2015/08/16
作者:
蔡慶樺
關鍵字: 二戰七十週年 安倍晉三 道歉 德國 希特勒 年輕世代

photo credit: wikipedia@BArchBot, CC BY-SA 3.0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日本也以原爆受害者身份,哀悼戰爭之殘酷。安倍晉三於8月14日,在各國矚目、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關注下發表了演講。他在演講中為了日本引發的戰爭的恐怖曾造成無數無辜者—包括台灣—的巨大苦痛而道歉,但沒有直接承認日本對慰安婦的責任。他同時強調,日本未來一代不應該不停謝罪,但是日本仍應該記取歷史教訓,以確保區域和平穩定。

這個聲明,可以說試圖在國內民族主義勢力與鄰國期待間取得平衡,既維持道歉立場,但又未全面承擔戰爭與政治責任,並且盼望一切戰爭罪責的討論,在這一代告一段落,毋須再延續下去。每一個政治勢力都能在這個聲明發現令人滿意以及不滿意處。但是,持平地說,以安倍面對的國內外複雜政治立場,他能表達反省,及維持以往內閣對侵略及殖民歷史的道歉立場,確實已可肯定。

只是可惜的是,終戰70周年是一個很好的歷史契機,安倍可以好好把握,全面反省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而確立他在世界史中的定位。然而他失去了機會,在慰安婦問題、戰爭罪責問題上未能確實清楚呈現日本的政治倫理角色,南韓總統已公開批評安倍的間接態度令人不滿。在歷史中,有些時刻的聲明、演講、決斷,能夠區分出好的政治家以及偉大的政治家,而安倍所錯過的,正是這樣的歷史時刻。

相對於德國,在二戰結束40年時,曾有一個這樣的時刻,一個總統,針對一個國家的侵略者角色、政治倫理、和平責任,發表了一篇演說,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

1985年5月8日,德國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踏上了當時還在波昂的聯邦國會大廳,對着國會議員、全德國、歐洲以及全世界發表紀念終戰40週年演講。1945年的5月8日,德國投降,結束了二戰的歐洲戰場,許多人認為這是德國的戰敗日,但魏茨澤克拒絕這種說法,而稱5月8日是德國從「納粹暴力統治的殘害人性體系」中脫離的解放日,德國的戰敗對於德國自身的福祉、對於歐洲的安全甚至對於全人類的人性尊嚴都有利,因為那是真正意義的解放。他說:

5月8日對我們來說,首先是一個記憶之日,必須記住人類曾受那些苦痛。這同時也是一個紀念我們的歷史的日子。我們對這一天愈誠實以對,我們就愈能面對我們造成的那些結果,並負起責任。

5月8日是記憶之日。記憶,就是對於一件歷史誠實而純粹地紀念,讓這件歷史成為你內在的一部分,這要求我們的絕對誠實。我們今日哀悼所有戰爭及暴力中的亡者。我們悼念600萬在集中營中被殺害的猶太人,悼念所有因戰爭受苦的民族,尤其是蘇聯波蘭被捲入戰場而犧牲的性命,悼念德國犧牲者......悼念被納粹迫害及殺害的吉普賽人、同性戀者、身心障礙者、不同宗教及政治信念者,悼念犧牲的共產黨人及工會人士、我們悼念死亡的人質,我們悼念那些在德國入侵國家反抗納粹的志士們......

魏茨澤克以總統之姿,對因為二戰而犧牲的各種受難者道歉,並毫不保留地籲請德國人民必須記住德國人曾經犯下的罪行,他說,記憶,才是唯一通向和解的道路。當然他知道,下一代的德國人未參與戰爭,厭倦了承擔父輩祖輩的罪行,他也認為以「集體罪責」(Kollektivschuld)加在全體德國人身上,並不恰當,但是,所有德國人確實都承受了先人所留下來的「沉重的遺產」,這是不可能擺脫的,所有德國人都必須接受德國的陰暗面,直面並處理這一段歷史。他在演講結尾呼籲:

我們的年輕世代在政治責任中成長。對於當年發生的一切,青年人們雖不必負責,但是他們必須對那段歷史產出的後果而負責。我們這一代所虧欠他們的,不是滿足他們的夢想,而是給予他們正直。我們必須協助青年人去理解,為什麼記憶這麼重要;我們必須幫助他們,清晰地看到歷史真相,沒有任何偏頗,不訴諸烏托邦的教條,也不訴諸道德優越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歷史中學到了,人類的能力何在,我們不自滿,我們找回了人類的身份,因而變得不同、變得更好。我們永遠無法達成最完滿的道德狀態,也沒有任何人或任何國家可以達成!我們以人類的身份學會了,作為人類,我們在危境中,但是我們永遠有再次克服危境的力量。希特勒一直致力於煽起偏見、敵意及仇恨,而我所盼望年輕人的:

請不要被煽起敵意及仇恨而去反對其他人類、反對俄國人或美國人、反對猶太人或土耳其人、反對另類的或保守的、反對黑人或白人

請您學會彼此共存,而非彼此爭鬥。

讓我們這些被選出的政治人物也牢牢記住這些,

讓我們能作個好榜樣。 讓我們珍惜自由,為和平而努力。讓我們堅守法治,讓我們堅守內在的正義尺度。

在5月8日的今天,我們都盡己所能地,直視歷史的真相。

魏茨澤克這次演講談論了德國戰後的世代責任、德國的國際角色、戰爭對德國人以及對全人類的歷史意義,首次在官方場合明確定義了5月8日是解放日,以總統的高度讓對於德國仍有疑慮的國際社會了解,德國將如何努力確保那場戰爭未來不會再發生。他的毫無保留的真誠,打動了在場的所有人,以及同時聆聽着的他國。

在魏茨澤克登台演講的前幾天,發生了「比特堡事件」(Bitburg-Kontroverse)。美國總統雷根來訪,當時的德國總理科爾(Helmut Kohl)安排在5月5日帶着他去參訪位於比特堡的軍人公墓,引發極大爭議。因為那個公墓除了埋葬因戰爭而犧牲的軍人,也有43個納粹黨衛軍的墳墓。科爾盼望安排美德和解的儀式,以讓德國重回戰後國際秩序,因此雖然倍受爭議,他仍然堅持在比特堡紀念戰爭的犧牲者—包括美國軍人、德國軍人,以及納粹黨衛軍。

這可以說是德國版本的「參拜神社」事件,只是更為複雜的是,牽涉到他國元首。《時代》雜誌即以「比特堡的慘敗」(The Bitburg Fiasco)為題評論美國總統不宜參訪德國軍人公墓,國會亦以壓倒性多數建議雷根取消此行程。哲學家哈伯瑪斯撰文「對過去的清除」(Die Entsorgung der Vergangenheit),嚴詞批評科爾只想清除歷史,而非面對歷史。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魏茨澤克的演講有着特別政治與歷史意義。他在國內外批評聲音中,介入了德國的歷史政策,將德國帶回到一條正確的歷史道路。

這是一次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演講,大約45分鐘,卻改變了一個世代。當時以色列駐德國大使表示,這個演講,「是德國戰後歷史的閃耀時刻」。這個演講,也促成了以色列在該年10月安排魏茨澤克訪問,這是德國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出訪以色列,為兩國關係作出了不可估計的貢獻。當年,這個演講被翻譯為全世界二十幾種語言,德文演講全文被編輯成小冊,發行量超出兩百萬。他演講的錄音、影像,在全德播放。總統府接到超出六萬封德國民眾來函,表達其感動。魏茨澤克從1984年起擔任了十年總統,任內完成了德國統一,而最為人記得的,就是這次對於德國責任的動人而且清楚的演說。

1984年,在他就任時,表示要成為「全民總統」("Präsident aller Bürger"),並引用腓特烈二世的名言「統治者是國家的首位公僕」(Der Herrscher ist der erste Diener des Staates),自許能夠為全德國人民的福祉尊嚴以及全歐洲的和平未來服務,他也確實做到了。德國總統並無實權,而是對外代表國家,魏茨澤克可能是在德國歷史上最讓德國人驕傲的總統,因為他代表了一個勇於承擔、面對歷史的道德形象。他在德國歷史以及世界史上都確立了自身不可動搖的地位,媒體稱之為「共和國的國王」。

今年1月31日,他以94歲高齡逝世。德國政府為他辦了國葬。在葬禮上,現任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發表悼詞,稱魏茨澤克是「國父」(Pater Patriae),因為「他以那個演講,貢獻了他的祖國。」甚至「治癒」了祖國。

外交部長史泰因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讚許魏茨澤克是德國歷史上無比傑出的政治家,並在媒體發表專文道:

德國哀悼魏茨澤克的逝去,哀悼一個人、一個政治人物、以及一個政治家,他為德國在世界上的形象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他的1985年終戰40周年的國會演講,是德國歷史上的里程碑。演講中的核心概念,德國在1945年的5月8日並非被擊敗,而是被解放,這為兩個德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帶來了真正的自由。

對於德國人自己來說,當時德國總統的這個演講,也為他們帶來了解放。他們得以從『那場戰爭是為了對抗敵人以爭取生存機會』的終生謊言中解放出來。他們知道了,德國只能藉由這場軍事潰敗求得生存。而魏茨澤克之前的政治人物,並無勇氣說出這個事實。

史泰因麥爾也呼應了高克的「治癒」說,回憶當時他還是學生,他們那一代的年輕人聽着總統的演講,覺得自己被接受了,也被認真看待了。前國會副議長芙爾梅(Antje Vollmer)也說她們那個戰後一代,在這個演講後,才感覺這個德國不再是異國,才能「再次移居回祖國」。

那個拯救了一個共和國的演講已經過去三十年了,德國在處理轉型正義及與被害者和解的議題上所展現的誠意與高度,深受國際社會肯定國際社會並不認為這個世代仍然帶着罪過,或者必須不斷道歉,因為這個世代的德國人,確實記着魏茨澤克的話,繼承了那「沉重的遺產」,學着「彼此共存,而非彼此爭鬥」

安倍強調日本未來一代不應該不停謝罪,國際社會當然也不須要求日本未來世世代代都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表示歉意。但是,這個時代的人們能夠做些什麼,或不該做些什麼,以承擔起世界和平及穩定的責任?日本什麼時候才能真正解放?這才是安倍必須以真誠態度自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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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受美國政府委託,為解決盟軍是否應該占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的問題,根據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對即將戰敗的日本進行研究所得出的綜合報告,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分析了日本國民的性格。1946年該報告被作者整理成書出版,遂成本書。

用「菊花」與「劍」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劍」是武士道文化象徵,也象徵日本人的本質,以及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自大又有禮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對於天皇、倫理、情義(與恩惠不同)、社區、宗教、習俗等文化現象,也有精闢的觀察及看法。文本從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開始,在生動的敘述中進行有力論析,語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讀之既啟人深思,又引人入勝,可直接、準確地把握日本人的「根性」,是了解日本民族的經典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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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與劍》是美國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生平最著名的兩本著作之一,其寫作期間正值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政府當局為了更了解敵方──日本,因此藉用人類學家從事其民族性的研究。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對於日本相關的研究常令人看得摸不著頭緒,充斥著一堆看似相衝突的概念,如:「他們禮尚往來,不過也是傲慢蠻橫的」、「這個民族是忠貞慷慨的,不過他們也有變節及陰險的時候」。Ruth Benedict因此從觀看日本編製的電影、戲劇,和居住在美國的日本人接觸,閱讀文獻資料等方式深入觀察,究竟這些衝突從何而來。
在讀這本書前,我對於日本人的認識是很淺薄的,還停留在電影「末代武士」中的壯烈、小說「藝妓回憶錄」中的燈紅酒綠,和歷史課本中神風特攻隊不可思議的犧牲。一般人大多認為日本人就是這樣一個充滿悲壯情懷、沉重社會壓力和具有高度群體意識的民族,然而他們,真的只是如此嗎?

從這本書的寫作背景──二戰,我們其實就能一窺日本人的特性。他們好戰嗎?如果是的話,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後,為何早晨時還緊握著步槍的兵士,下午已經將槍拋到一邊,四處閒逛呢?其答案就在於天對日本人來說是個神聖無比的象徵,其話語具有絕對的服從性。

雖然日本和中國都有「皇」的概念,但是中國的朝代交替頻仍,每到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時,就有人打著「天命」的旗號爭取民眾支持,換言之,中國皇帝的權威雖來自於「天」,但上天選擇哪個家族來做為人間的統治者,不到局勢明朗時是不可知的。相較於日本的天皇,由於皇家萬世一系,較中國的王朝更具有恆常性和神聖性。天皇如「生活在雲端的人」,因不受世俗事物干擾,因此也不干預世俗政治。每個日本人都能在心目中描繪出天皇的「心像」。戰時西方人無法理解的現象之一便是:無論是反戰或是主戰的日人,都將其動機、行動歸因於天皇。天皇不僅是國家的精神領袖,他扮演的更是「善良之父」的角色。

大家對日本人的一般印象是守禮節、重誠信的民族。在讀了《菊花與劍》後,我才知道他們的道德系統處於多麼複雜又割散的狀態。「恩」有分為無法償盡和能夠償清、具時限性者。無法償清的恩有「皇恩」、「親恩」等,所衍生出來的報恩責任為「義務」,例如:「忠」、「孝」。而能夠償清的恩所衍生出來的報恩責任則屬於「義理」的範疇。

之所以會產生「這個民族是忠貞慷慨的,不過他們也有變節及陰險的時候」的矛盾現象,就出於日本人這種獨特的,由「恩」、「義務」、「義理」所構築的道德系統。例如:一個武士有對於其領主的「忠」,但是當他被主君侮辱時,他必須轉而完成對自己名譽的「義理」,而對主君展開報復行為。因此,無論他先前對主君如何忠心奉獻、赴湯蹈火,也不能忽視自己的名譽受玷汙的事實,於是變節、反叛主君。

許多日本電影也以「義理」和「義務」間的衝突為主題,此時西方人士和日本觀眾常對電影的意涵有大相逕庭的解釋。以下是一部日本電影的情節:「一對父母想將女兒賣入娼館,女兒的老師向村民募到一筆錢,想替她贖身。這筆錢卻被老師的母親偷走,老師雖然知道,但身為兒子,他卻必須自己承擔責任。後來老師的妻子發現真相,寫下一封遺書,把遺失款項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然後投河自盡。這件事終於傳出去,但那位母親和這場悲劇的關係卻從未被懷疑。」

當《菊花與劍》的作者和其他日本人討論時,她認為應該為整件事負責的是那位偷錢的母親。但日本友人卻提出抗辯:「孝行常常跟其他德性發生衝突,如果主角再聰明一點的話,他可能找到調和這種衝突又不喪失自尊心的方法,但他如果譴責母親,那就完全沒有維持自尊心的餘地了。」這就是一樁「義務」和「義理」相衝突所引發的悲劇。不屬於大和民族的人,或許很難理解日本人要如何在這樣詭異的道德系統中生活下去,但日本,仍無疑是個具高度法治、秩序的國家。

就像是英國人認為手背向外比YA的勝利手勢是罵人的意思,不同民族對同一個字的理解也發展出各自的解釋,日本人對於「誠」、「仁」、「自重」的概念便和身為漢民族的我們迥然不同。我們認為「誠」,是指順著「本心」而行動,日本人卻覺得「誠」是對於所應遵守道德原則和義務的貫徹、狂熱和信仰。對於中國人,「仁」是忠孝的先決條件,一切行為皆須出自於「仁」的心念,否則即使結果是良善的,也不是完全的,理想的,這點有濃厚的罪感民族色彩;但是日本人卻將「仁」剔除於正式的道德體系之外,例如捐款,雖仍是值得讚揚的行為,但是它並非個人應盡的義務,充其量只是守本分者的錦上添花。「自重」也不是指表現出高尚、合乎禮儀的行為,而是「衡量跟事態相關的所有因素,做出會引起最少批評的正確行動」。此見解與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美國人認為,「自重」是要一個人堅持自己的見解、良心而行──不管其行為是否為團體所諒解。

Ruth Benedict用「恥感」 (shame)一詞來描述日本文化的規範力量,並與基督教世界的「罪感」 (sin) 文化相對照。罪感取向民族常視恥感文化為道德的淪喪,他們認為恥感取向民族只是礙於面子而遵守規範,一旦四下無人便會做出罪惡之事而不覺得羞恥。但是仔細思考這番對恥感文化的貶斥評斷,或許我們必須重新定義何為「罪惡」。在日本人的觀點,那些不能在公眾面前表現的行為由於違反了對於世人的「義理」,才需要私下進行,但在他們的觀念裡,只要不違反義務和義理的準則,並沒有什麼事情是罪惡的。因此西方國家常評論日本人為「不正視罪惡問題的民族」。

關於罪惡,另一個相關的議題是「性」。當戰後美軍剛接管日本時,他們驚異於日本的藝妓文化。為何妻子明知道丈夫晚上要到茶室飲酒作樂,卻仍心甘情願的為丈夫打理出門的服裝?在日本人的觀念裡,追求吃喝唱跳的世俗享樂並非罪惡,因此欣賞藝妓的表演、甚至買娼享受肉體的快樂,都合於義理。一個更精確的名詞是「人情」,即滿足人性需求的一切快樂。因此,直到受西方文化影響,使「妓」文化式微,日本人始終都視「性」為公開且毫無羞恥的正當享樂。這能夠解釋為何日本的AV女優和色情事業能夠蓬勃發展,且管理得井井有條。

但在面臨緊要時刻,使情況不再能容許日本人享受「人情」時,他們也能將其擺一邊。「人情」並不罪惡,也並非不重要,只是當還有更高的成就要追求時,「人情」就暫時讓位了。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日本人把洗熱水澡當做一天辛勞工作後的重要樂趣,但也能輕易放棄它,實行清晨冷浴的修練。

但是日本人自己如何看待這些被批評為繁文縟節,甚至虛假的規範呢?正如一個日本人所言:「在日本表層的漆飾是珍貴的製作品,是手工業的補助手段。表層的漆飾不是虛假的東西,不是掩蓋瑕疵的塗飾。它至少與它所美化的木模具有相等的價值。」我們不應落入我族中心主義的圈套,武斷地認定日本人的民族性是「緊繃壓抑」、「自我犧牲」、「禮儀繁瑣」的,對日本人而言,遵循這些規範是高貴的象徵,代表一個人真正的成為心智堅強的人。「自重」、「義理」會使人必須放棄一些願望和幸福,但是除非一個人能夠自制,否則要如何控制住充滿欲望和衝動的危險自我呢?

雖然現代的日本人已較將近半世紀前──《菊花與劍》的寫作年代,要來得西化許多,但無疑地,日本人承載自社會的壓力仍較我們沉重,自殺率也較高。自由是西方世界所崇奉的,而自律則是日本人所讚揚的,兩者並無優劣。畢竟每種文化都具有黑暗面和光明面,兩面皆不可抹煞。民族性帶給了一個國家其獨特的歷史命運:為了使亞洲各國「各守本位」,日本以指導者之姿欲建立「東亞共榮圈」,展開侵略;為了挽救二戰失敗所喪失的名譽,他們即刻放下武器,友善歡迎戰勝的美國進駐。

我們能觀察但不評議,我們能知曉彼此間的差異但不分別。每個民族或多或少都像是帶著有色眼鏡一般,有我族文化較優的成見,而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是為全人類拔除這個眼鏡,換上澄澈、望見真實的透明洞見。大和民族,正如其他千千百百的民族一樣,具有其值得欣賞之處。他們如菊花與劍,壯烈高潔的節操中含著風花雪月的閒情;如精緻的盆景,在侷限的空間裡發揮出生命之美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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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敬佩的日本與無法完美的殘缺人性
作者 何撒娜 2011.03.27

一周前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所帶給世人的,不僅是再次面對世紀大災難時的恐慌與無言,更讓世人上了一堂「文化震撼教育」。日本民眾在這次大災難時表現出自制、理性、耐性與相互扶持的精神,即使在這麼混亂失序的緊急狀態之下,也依然盡量地維持著秩序與守禮的態度,著實讓人不得不打從心裡敬佩。

韓國朋友們在閒聊時感嘆地說,如果這地震是發生在韓國,肯定會因為人為因素而變得更嚴重,龍山區(首爾有名的家電商區,就像是台北的光華商場或是東京的秋葉原)的店裡面,一定有一堆人趕快去趁火打劫抱走最新型的液晶電視、或是剛上市的iPad2。

我心裡也在想,如果是發生在台灣,大概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應該是一堆名嘴在電視上口沫橫飛罵政府、老百姓在街頭呼天搶地搶東西自力救濟、電視記者在現場連線報導時慷慨激昂不知所云地煽動情緒。從媒體的報導中,我們也看到當災區的災民井然有序地排隊領一天中唯一的一個飯糰時,海峽對岸的人們卻為了搶碘鹽亂成一團。

在這種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比較之下,日本國民所表現出來的冷靜態度、以及那些自願留守在福島核電廠裡的電廠員工們勇敢的行為,不但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贏得世人的讚嘆、更激發了許多的疑問。大家紛紛在問:為什麼遭遇了世紀大地震與海嘯之後,日本人可以表現地這麼沉著自制、這麼以大局為重?為什麼那些福島核電廠的自願者們這麼勇敢?

菊花與劍

這些問題,其實早在二次大戰時,就一直困擾著美軍及聯軍:日本這麼一個國土規模不算大的國家,竟然一頭挑起這麼大的戰爭,對抗其他國家;日本官兵們勇往向前、奮戰到底,甚至還有神風特攻隊式的自殺攻擊…。西方人(特別是珍珠港事件之後被捲入戰爭的美國人)突然發現,他們一點都不了解他們所面對的、是怎麼樣的一個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美國政府特別委託人類學者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針對日本文化進行研究,想知道應採取什麼樣的戰略來終結與日本的戰爭、盟軍是否應該佔領日本、以及戰後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等問題。當時正是鋒火遍地之際,露絲‧潘乃德無法前往日本做實地的調查,因此她利用日本電影、戲劇、小說與史籍等資料,並對日本戰俘及日裔美人進行訪談,從這些材料中,理出對日本文化的詮釋。

露絲‧潘乃德以其「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理論著名,認為每個文化本身其實如同個人,可以分成許多不同的類型、產生不同的差異,因而塑造出民族集體的性格,也就是一般人常提到的所謂的「國民性」與「民族性」。在1946年時,潘乃德將這些分析日本國民性格的報告整理成書出版,成了研究日本的經典作品《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這本書不僅影響了當時美國政府對於日本的戰略與戰後管理的政策決定,也掀起了日本研究的風潮,包含了日本人研究自己文化的「日本人論」熱潮。

菊花(十六花瓣八重表菊紋)是日本天皇的家徽,其原形是幕府時期薩摩藩的菊紋家徽,所以日本的皇室也被稱為「菊花王朝」。潘乃德認為日本民族最大的特色是其雙面性格,好戰而祥和、黷武而美好、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在潘乃德眼中,文化具有高度的統合傾向,每個文化由一個支配性的主題貫串成為有意義的整體;而貫穿日本人倫理體系的是「忠」、「孝」、「義務」、「義理」、「人情」等倫理原則,規範著日本人每天的日常生活行為。

「民族性」的這種研究取向後來受到許多批判。我們認識到,社會並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在每個社會裡,存在著許多不一樣的價值觀、每個人有著不同的性格,因此,很難說每個民族的「民族性」是甚麼;而且,這樣的研究好像把人看作沒有自由意志的個體,只是被文化所支配的生物。我個人的看法是,的確,社會並不是同質的群體,每個社會裡都有多元的聲音,不過,每個社會裡的確也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價值觀,是那個社會裡多數的人們非常重視的文化原則,因此在人們做出生命中種種抉擇之時影響很大。

自然共存的日本文化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本文化,也許可以更理解為什麼當日本人面對自然災害時,會表現地那麼沉著與自制。

自然共存,是日本文化裡很重要的元素。

日本「俳句」(はいく)是一種有特定格式的詩歌。俳句的創作必須遵循兩個基本規則:首先,俳句由五、七、五三行共十七個日文字母組成;其次,俳句中必定要有一個「季語」。所謂季語是指用以表示春、夏、秋、冬及新年的季節用語,也包含了像是「秋風」、「雪」等表現氣候的用語,以及像「櫻花」、「蟬」等動、植物名稱。以「俳聖」松尾芭蕉過世前不久最後一個俳句創作為例:

「秋深き 隣は何を する人ぞ」(あきふかき となりはなにを するひとぞ)

意思是:「當深秋之際,隔壁的鄰居,不知道在做些甚麼。」芭蕉晚年的感受,應該就像是深秋之際、風捲殘葉般的蕭瑟落寞;因為周遭一切實在太寂靜了,連隔壁鄰居不知道在做些甚麼的聲音都依稀聽得見。這種對於季節與自然變化非常敏感、卻又帶著一點寂靜與落寞的心境,是日本文化裡常見到的表現。

再以日本傳統的料理「懷石料理」(かいせきりょうり)為例。懷石料理原為在日本茶道中,主人請客人品嘗的飯菜。現已不限於茶道,而成為代表日本文化的高檔菜色。「懷石」指的是佛教僧人坐禪時,在肚子上放上暖石以對抗飢餓的感覺;這樣一種克制食慾以求修煉的精神,被引申延用到懷石料理之中。懷石料理的形式為「一汁三菜」(也有一汁二菜),極端講求精緻,餐具和食物的擺放都很講究,食物的重質不重量,可想而知一定也要價不菲。懷石料理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季節感。除了開胃用的小菜及一些必備的煮物之外,其他都是以季節性為主題的菜色,像是季節性的生魚片、魚類燒烤、及醃製蔬菜等,擺設上一定也表現出季節的特性,秋季就擺上幾片楓葉、春天就加上幾朵櫻花。

櫻花與生命的本質

賞櫻「花見」(はなみ)是日本人春季一定會進行的重要活動。每年四月左右,當日本全國各地櫻花紛紛盛開之際,大家就會攜老扶幼,相偕來去賞櫻。櫻花盛開是一種很戲劇化的自然現象,在一瞬間,嘩地一聲、所有的花全部同時盛開;炫麗地像燃燒著的火一樣的櫻花,當風吹來時飛舞天空成為「櫻吹雪」,然而,在短短二周的燦爛之後,全都凋謝。這樣的情景,讓日本人體會到生命的本質,套句泰戈爾的詩「生如櫻花之燦爛,死如秋葉之寂靜」;生與死是一體的兩面,是自然中的規律。當櫻花盛開之時,生命是如此美麗,要把握短暫時機,好好地在櫻花樹下狂歡,然後接受生命的逝去,因為這是自然界的法則。這與武士道的精神也是吻合的,生命並不足惜,重要的是如何在活著的時候,活得精彩、有尊嚴。

令人讚嘆的背後:文化的一體兩面

這樣一種與自然共存、精緻、簡樸、近乎潔癖的文化,其實背後有其醜陋的一面。日本人無法面對自己社會中「不純」、「不潔」的部分。日本人認為自己是血統純淨、單一民族的大和民族,對於其他民族相當排斥。但是,在日本境內其實有很多人,並不屬於這種血統純淨的大和民族範圍,例如少數民族愛奴人、琉球人、在日朝鮮人以及在日中國人等,另外,就是同屬大和民族的「部落民」。部落民分為非人與穢多,是過去封建時期賤民階級的後代,主要從事「不潔」的工作,如殯儀業者、劊子手或皮革工人等,居住於對外隔絕的村莊或貧民區。這些少數民族與部落民,因為其「不潔」的身分,直到今日,在日本社會中依然受到許多非人的差別待遇與歧視。另外,因為日本人不願面對自己文化中醜陋的部分,直到今日,都還無法面對醜陋的現實、為二戰期間發起戰爭、殺害無辜百姓、傷害許多老弱婦孺而道歉。

無法完美的殘缺人性

身為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在生活過許多不同的文化與社會之後,我真的深深體會到人性的殘缺與無能為力。每個社會與文化都有其值得尊重的價值、以及令人讚嘆的地方。但就像俗話說的「有一好、沒二好」,所有的美好之處,都有其陰暗的反面;所有的社會制度,都一定會有其無法解決的、深深的殘缺與遺憾。

常有這樣的感覺,所有的社會體制,都只是在一堆不好的制度之中,挑出比較沒那麼壞的出來而已;想要靠著人類所創造出來的制度來解決問題,其實都只是治標、無法治本,真的不需要過度去美化、或甚至神化。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其他文化之中,得到一些借鏡;也許這些學習,可以讓我們以不一樣的姿態來面對生命。日本人與自然共存,災害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苦難是生命中無法避免的部分一樣。因此,平日就應該為面臨苦難而做好準備;而當苦難來臨時,就可以用一種較為平靜的心態來面對,即使驚慌、卻不致於失措。而當生活風平浪靜之際,不要忘了櫻花盛開的燦爛時光極為短暫,生命稍縱即逝,因此,好好地把握每一天,將我們每一天的生活過得淋漓盡致,才不愧上帝所創造並存留的、我們短暫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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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談話」踩踏習近平的底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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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8月14日在東京的媒體招待會上發表講話。
攝像者: Toru Hanai/Reuters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戰後70周年談話之後已過一段時間,但是相關爭論尚未消散。8月14日下午,「安倍談話」是在各種各樣的猜測不斷發生,又是國際社會密切關注的相對緊張氛圍之下面世的。即使發表之後,盟國、中韓、以及日本國內等對該談話的反應絕不單一,而陷入相對意義上的混亂。

「戰後70周年談話,安倍首相講什麼,恐怕直到最後一刻,連我們都無法知道。他只會跟身邊的、可信任的人商量具體的內容與措辭。」

7月下旬,東京,日本首相官邸的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負責人在離官邸不遠的一家餐廳對我這樣說。至於「安倍談話」會不會提及「侵略、殖民統治、歉意」這三個關鍵詞,這位負責人也表示「無法知道」。

「如果這樣,你們提前對美國、中國、韓國等展開外交工作,以及談話發表之後使得英文版、中文版、韓文版跟進公布也很費勁吧?」我問。

這位負責人回應說,「是的,談話發表之前,我們也只能推測,準備幾個方案,發表之後,迅速翻譯。」果然,8月14日,日本駐華使館在自己的官網公布的、經過當天下午的內閣會議通過後立即發表的「安倍談話」中文版是「暫譯」。

實際上,圍繞安倍談話內容、措辭的預測,事前傳來傳去的信息是相當混亂的。

8月7日,安倍首相向執政黨高層提交談話「大綱」之後,日本主流媒體加速了有關安倍談話內容與措辭的報道。當日,NHK電視台播出「(安倍談話)將明確提及繼承歷代內閣的立場」;8日,《日本經濟新聞》報道「70年談話,不涉及『道歉』」;9日,《朝日新聞》在報道中提出「在談話的提綱里沒有『道歉』」;11日,《讀賣新聞》報道「談話將明確提及『道歉』」;12日,《產經新聞》報道「談話將言及『道歉』」,等。

一直到14日之前,有傳言說安倍首相有可能以「個人」的名義發表談話,但最後還是通過了內閣會議(日文稱「閣議決定」),內閣則是政府,這意味着,安倍談話是經過政府審議後的產物,即代表政府的談話。

安倍談話長達約3400字,比戰後50年時的村山談話(約1300字)和戰後60年時的小泉談話(約1100字)長很多。在我看來,這一長度本身說明,安倍談話是經過吸取國內外各種各樣的意見折騰出來的產物。除了如何認識並反省那場戰爭,他也談到了西方各國的殖民統治、戰前的日本孤立、經濟危機、以及戰後日本是如何作為和平國家發展下來的。顯而易見,安倍首相是想多一點面向未來,少一些以史為鑒。安倍首相表態繼承歷代內閣的歷史認識,也提到了道歉,但並未表示自己如何看待,而且,強調年輕一代沒必要繼續道歉,承擔歷史的包袱。

從「結果」來看,安倍談話明確提及了「侵略」、「殖民統治」、「歉意」的三個關鍵詞。我之前預測,中國政府一定「要求」安倍首相提及三個關鍵詞,但倘若不提,把「底線」設定為「村山談話」四個字,即要安倍首相明確提到這四個字,並表示繼承它。1995年的「村山談話」內容包括如下:「我國在不久的過去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了戰爭的道路,使國民陷入存亡的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有錯誤,我就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安倍首相是以如下的文脈提及關鍵詞:

- 「事變、侵略、戰爭。我們再也不應該用任何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應該永遠跟殖民統治告別,要實現尊重所有民族自決權利的世界。」

- 「我國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這些歷代內閣的立場今後也將是堅定不移的。」

- 「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我們有責任以謙虛的態度繼承過去,將它交給未來。

圍繞安倍提及了三個關鍵詞這一事實的背後隱藏着的「真實」,在國際社會、中國國內、以及日本國內引發了比較激烈的討論,甚至爭論。

談話發表的當日,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發言人內德·普賴斯的名義對「安倍首相深刻反省二戰期間日本所帶來的痛苦以及繼承歷代內閣的立場」表示歡迎。澳大利亞政府則以總理托尼·阿博特的名義對安倍談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強調日澳關係的發展與友誼。

再看看中國政府是怎麼回應安倍談話的。

談話發表的當天,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招待會上以回答記者提問的形式表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在國際社會共同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的今天,日本理應對那場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性質和戰爭責任作出清晰明確的交代,向受害國人民作出誠摯道歉,乾淨徹底地與軍國主義侵略歷史切割,而不應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作任何遮掩。」

這段話比較清晰地表達了一個事實,即中國政府對安倍談話是不滿意的。理由應該是安倍首相沒有用自己的語言表示歉意,說到「侵略」時,其主語和賓語也比較模糊,令人覺得安倍首相把提及關鍵詞本身目的化了,過於技術性地處理了敏感措辭,其語言和態度缺乏誠意,遮遮掩掩。同日,新華社刊發了一篇標題為「『安倍談話』遮遮掩掩缺乏誠意」的時評,寫道「很顯然,『安倍談話』非但沒有超越20年前『村山談話』的高度,反而試圖以此給戰後日本政府以反省、道歉為主線的歷史認識畫上句號。」

坦率說,我之前的預測有些不足,原以為,「提到三個關鍵詞」等同於「繼承村山談話」,那麼,只要提到關鍵詞,中方是一定接受,甚至滿意的。然而,從結果來看,中方是覺得,提到了關鍵詞,卻沒有繼承村山談話的「精神」。

談話發表後,我向一名要求「不要提我說的」的中國省部級幹部打聽了感想。對方只用兩個字回答,「不夠」。

中方對安倍談話產生的不足感似乎加劇了它對第二天的8月15日日本部分內閣成員(大臣)參拜了靖國神社表示的「強烈不滿」,雖然新華社正面地報道了「日本明仁天皇當天在致辭中首次提到『對先前戰爭的深刻反省』」。可見,中國官方在日本的「終戰紀念日」前後所發生的一系列的、與該國的歷史認識相關的事情尋找平衡。

謀平衡的動機從何來?

我認為,關鍵還是在於華春瑩在8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評論安倍談話時開口闡述的一段話:「中方注意到日本領導人有關談話。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已向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表明中方嚴正立場。」

這段話與2013年12月26日,中國政府對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事的評論形成比較鮮明的對比。當時,新華社以快訊的方式做了兩行的報道。「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26日下午召見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代表中國政府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

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毫無疑問地踩踏中方的底線,因此,由部長王毅來「召見」日本駐華大使,並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與強烈抗議」。而對於安倍戰後70年談話,是由副部長張業遂向日本駐華大使表明了「嚴正的立場」。

從這一對比,我個人判斷,安倍談話應該是沒有踩踏中方的底線,雖然中國政府圍繞如何回應安倍談話應該是經過了一定程度的折騰與困擾的,畢竟,它沒有繼承村山談話的精神嘛。但無論如何,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安倍首相通過權衡國內外各方面的聲音與壓力,最後選擇了提及三個關鍵詞。

對此,中國政府最後似乎選擇了勉強接受,即使是不滿意的。而在「勉強接受」的背後,不容忽略的因素是日中政治關係的整體改善。自從去年11月以來,習近平與安倍晉三已經見了兩次面,今年5月,日本約3000人代表團訪華,習近平為日中友好交流會獻給了致辭,《人民日報》在內的中國媒體則配合該活動,做了封面報道,大力宣傳「中日友好」。

「不滿意「的不僅是中方,日本國內更是如此。《朝日新聞》在8月15日的社論中寫道「這是為了什麼,為誰做的談話?安倍首相的談話內容作為戰後70年的歷史總結是極為不充分的」。戰後50年之際村山談話的發表者村山富市前首相本人在8月14日下午在家鄉九州大分縣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對安倍談話也表示不滿,「聽不懂他要說什麼,我不覺得他繼承了村山談話」。

一名參與了安倍談話對外傳播的、不願透露姓名的外務省官員事後對我表示感慨說,「說要批評,其實怎麼批評都可以,但我個人認為是一次好的談話,尤其是前半部分,詳細回顧了國際形勢的變化,並總結了日本錯了什麼。我覺得『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的部分是多餘的,沒必要那樣說。還有,首相也應該明確解釋日本是通過發動『滿洲事變』走向了侵略戰爭這一歷史的過程,而不是簡單地擺出那些語言。」

安倍談話對接下來日中關係的走向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我的看法是:沒啥影響。

東亞依然處於史無前例的「兩強」時代,無論是政治、經濟、商業、人文、科技、軍事,還是國際影響力,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綜合國力比歷史上任何時候接近,在這一可稱為戰略過渡的情勢下,日中關係是好不到哪去的。無論是歷史認識還是領土爭端,往往因一件事情而緊張起來的外交關係背後始終存在的是結構性矛盾,不可能容易化解。近年以來,兩國的民族主義常常爆發,呈現互動,自傲心與自卑心並存,對兩國的政府和百姓來說,客觀定位自己的位置與靈魂,並符合實際地改革自己,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兩國社會還有相對長的路要走,才能理性地看待對方,善待自己。

既然在我看來安倍談話沒有踩踏中方的底線,那麼,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基本政策不會因為該談話而改變,如前所述,一些批評或牽制是中國官方不得不迎合國內民族主義或抗日情緒的維穩需要,即以謀求平衡穩定局面的手段而已。

我始終認為,中國從三大角度希望維持健康穩定的對日關係:第一,穩定管理輿論(過度的反日情緒給中共的統治帶來敏感,會綁架政策彈性);第二,促進國內經濟(超過2萬家、僱用千萬人以上中國員工的在華日本企業的商業活動和投資態勢對中國經濟依然重要);第三,妥當處理對美關係(日本畢竟是美國的盟國,過多惡化對日關係,美國也不甘心)。

而從9月3日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活動」到9月下旬的習近平訪美,中共的這一基本對日立場將是不變的。當然,能夠按照這一思路來處理對日關係,與習近平在國內政治上不斷鞏固的權力基礎密不可分。至少從對日外交政策來看,它是利大於弊的。

接下來拭目以待的恐怕是有「傳言」已久的安倍訪華。不過,8月24日上午,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招待會上明確表示,安倍首相將不會出席9月3日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也不會在9月3日前後訪問中國。他說明,之前日本政府從中國政府收到過安倍首相出席紀念活動的邀請函,但經過兩國之間的協商,也考慮到日本政府正在面臨、緊要處理的安保相關法案等國內議程,最後做出了如此判斷。「不過,我們將繼續利用國際會議等場合重視,並發展跟中國的關係」,菅義偉說。

安倍何時訪華,仍然是未知數。

不過,在我看來,有一點是肯定的,既然經過安倍談話之後中國對日政策的基本方略不變,安倍訪華應該是時間問題,甚至是技術性問題。9月的不訪華並不是因為習近平不接受安倍晉三,或安倍晉三不敢面對習近平。

反正,現在來看,已發生的安倍談話與安倍未來訪華之間的關聯不大。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後」日本作家,曾在中國學習、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現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三國+1」是加藤嘉一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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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結束七十周年《安倍談話》的意涵

安倍的戰後70年談話之所以採取緩和的基調,主要是眾議院通過安保改革法案的目的已經達成,而付出的代價是安倍的內閣支持率暴跌至接近30%的警戒線,希望以外交成果提昇內閣支持率。
作者:新台灣國策智庫2015-08-30 10:00

李明峻/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

8月15日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周年紀念日,相關國家都舉行各種紀念儀式,其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的《安倍談話》備受關注。由於安倍首相幾年前提出「侵略戰爭未定義論」,被視為是日本右傾的鷹派,而目前中韓與日本關係並不和睦,因此對東亞整體的國際局勢而言,《安倍談話》的內容可說是舉足輕重。

《安倍談話》備受關注。由於安倍幾年前提出「侵略戰爭未定義論」,被視為是日本右傾的鷹派,對東亞整體的國際局勢而言,《安倍談話》的內容可說是舉足輕重。(REUTERS)

安倍再次釋出善意

基本上,日本歷代內閣已多次承認二次大戰時期的侵略與殖民行為,並對鄰國人民所遭受的傷害表達歉意。如前日相村山富市(1995年、戰後50年談話),前日相小泉純一郎(2005年、戰後60年談話),前官房長官河野洋平(1993年)、宮澤喜一(1982年)等,分別對二次大戰侵略、慰安婦、日本歷史教科書的編寫等問題,表達日本政府的反省立場。此次《安倍談話》更是包含過去《村山談話》和《小泉談話》內反省歷史的包括侵略、殖民統治、深刻反省和道歉(謝罪)等所有關鍵詞,可說是釋出最大的善意與誠心。

對於這樣的內容,日本左翼當然持續批評的立場,日本右翼也對《安倍談話》表示失望,譴責安倍最終選擇向中韓投降,但《產經新聞》則讚揚《安倍談話》選擇向世界貢獻的道路。台灣的馬政府表示,期盼日本政府今後持續正視歷史事實,並能深切反省、記取教訓,以前瞻性思維及負責任態度,與周邊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共同努力增進區域和平與繁榮。台灣民進黨則肯定安倍對維持和平的承諾,認為安倍願面對歷史,有助於區域的和平穩定,民進黨期待台日雙方能更緊密的合作,為這個地區和世界的和平、民主、繁榮做出貢獻。

對於《安倍談話》的內容,日本左翼持續批評的立場,日本右翼也表示失望,譴責安倍最終選擇向中韓投降。(Bloomberg)

同時,美國、澳洲、印尼、菲律賓先後表明讚揚《安倍談話》的立場,但北韓則強烈譴責日本愚弄國際,並沒向殖民統治朝鮮半島道歉。最受日本關注的中韓兩國的反應,南韓表示他們要聽其言、觀其行,但主要政黨與民間社團都不滿安倍談話,認為缺乏誠意。中國則由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召見日本駐中國大使木寺昌人,表明中方對《安倍談話》的嚴正立場,指出「日本理當向被害國國民由衷道歉,中國不容任何欺騙歷史的言行」。顯見《安倍談話》雖然難以獲得各方滿意,但某程度可以感受到已被接納。

《安倍談話》的兩項特點

此次《安倍談話》有兩項特點:首先,安倍改變此次談話的「私人」性質,而是於前一天(14日)下午5時召開內閣臨時會議,對其內容做最後的討論與確認,最後以「內閣決議」的形式發表。此點使得《安倍談話》不只是安倍個人的看法,更是日本政府的立場,並強調「此一歷屆內閣立場今後不會動搖」。其次,安倍在談話中直接表明,如今日本戰後出生的人已經超過總人口的八成,對於和那場戰爭沒有任何關係的我們的子孫,不應該讓他們背負一直謝罪的宿命,日本不應該一代接一代持續謝罪。安倍希望在「為歷史錯誤道歉」問題徹底畫上一個句號,將道歉終結在這一代人,斷絕連鎖性地「謝罪外交」。

安倍希望在「為歷史錯誤道歉」問題徹底畫上一個句號,將道歉終結在這一代人,斷絕連鎖性地「謝罪外交」。(REUTERS)

安倍的戰後70年談話之所以採取緩和的基調,主要是眾議院通過安保改革法案的目的已經達成,而付出的代價是安倍的內閣支持率暴跌至接近30%的警戒線,希望以外交成果提昇內閣支持率,因此今年秋實現中日高峰會談極為重要。其次,安倍拒絕接受「日本衰落論」,而日本要再做一流強國,實現「強國日本回來了(Japan is back)」,必須推動改革日本的大業,並重振日本經濟,而這需要東亞各國和諧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中日兩國的友好合作。

(原文刊載於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8月號)


「親日臺灣」是理所當然的嗎?若林正丈看臺灣的兩個「戰後七十年」
2015-09-24
作者:若林正丈(早稻田大學政治経済学術院教授)
本文原文刊載在日本外務省發行的《外交》雜誌第 32 號,2015 年 7 月發行,標題為〈異なる歴史観が混在する「親日」台湾の諸相〉(有著迥異史觀的「親日」台灣)。本文的中文版刊載與翻譯已徵得原文作者若林正丈老師、與《外交》雜誌總編輯中村起一郎先生的同意。譯者為臺大政治所碩士生林彥瑜。日文版原稿請參考 https://goo.gl/FZ0nHl,本文亦刊登於想想論壇。
「抗日戰爭勝利 70 週年」與「臺北大空襲70週年」
2015 年的臺灣,進行著兩種「70 週年」的紀念活動。
一種是由政府(現在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盛大進行的一連串「抗日戰爭勝利 70 週年」活動,密集舉辦了軍力展示、發行紀念郵票、攝影展、大規模國際研討會等等活動。7 月 4 日在新竹軍事基地所舉辦的軍力展示演習中,可以看見參加抗日戰爭的老兵穿著當年軍服的樣子,也展示了抗日戰爭期間,有著勇猛名字的「飛虎隊」圖案被彩繪在空軍 F16 戰機上,等等的表演
原本,在戰鬥機上面也畫了被擊落的日本軍戰鬥機數量的日本國旗,但因為日本政府對此表達關切,而被擦掉了。[1]同時,國民黨內定的總統候選人(7月19日於國民黨黨代表大會決定)洪秀柱的激進中國政策發言受到極大關注,所以對於此事(戰鬥機彩繪)民間的反應並沒有非常大。
另一種是由民間團體「台灣教授協會」主辦的「台北大空襲資料特別展」(會場為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以及系列座談會活動。這是為了喚起 1945 年 5 月 31 日被美軍轟炸的臺北空襲[2]記憶,也是該協會從去年就開始舉辦的「太平洋戰爭 in 台灣 終戰七十週年紀念」的系列活動之一。展示資料是以臺灣學者從美國國家檔案局入手的、一千張左右的照片為主。關於美軍的臺灣空襲,去年(2014)10 月也舉辦了「岡山大空襲紀念祭」活動。[3]這個活動不能說是被盛大舉辦,在媒體上的能見度也很低。但是,因為台灣教授協會是臺灣民族主義者系統裡有力的意見團體之一,在社群網站上有獲得一定的注意。
「抗戰」和「終戰」這兩個「70週年」的紀念活動背後,有著兩種迥異的對待日本的戰爭態度、迥異的日本經驗、以及奠基在該日本經驗之上的日本觀,這些紀念活動的舉行,顯示出在現代臺灣,存在著這兩種日本觀既共存、又相互競爭與對抗的狀況。在理解臺灣的「日本觀」與「歷史問題」的時候,這又顯現出日臺關係具有著怎樣的結構?雖然筆者準備不足、學界的積累也稱不上豐富,仍試圖藉由本文,處理這個問題。
回顧七十年前,被日本殖民統治半世紀到 1945 年的臺灣社會,被對日戰勝國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戰後臺灣,就是從這樣的結構開始的。臺灣社會的大多數是,在日本統治下被稱呼為「本島人」的漢人居民、與被稱為「高砂族」的山地原住民族,並依據中華民國戶籍法給予這些人臺灣省籍,被稱為「本省人」(人口約 600 萬)。
另一方面,與中國共產黨的內戰導致 1949 年前後有一百萬餘人的「外省人」來到臺灣,從中國國民黨的重要人物開始,新的統治菁英階級有一大半都是這些大陸出身者。若就與日本的關係而言,這樣的結構乃是: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具有被日本殖民經驗的大多數人,被剛與敵國日本戰鬥結束、具有被日本侵略經驗的外省人菁英階級所統治
兩種日本經驗以及因此而生的日本觀,並非對等的存在。以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鎮壓以及40年代末期以降的「白色恐怖」為人所知的、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威權體制下,後者的日本觀具有霸權地位,前者則被禁止在公共場合發言。依據臺灣的人類學者黃智慧的調查,到 1980 年代為止,在臺灣的著作、雜誌報導等刊登的日本論,多為外省人文化菁英所寫。[4]另一方面,在戰後出生的本省人子女,被擴大中的學校教育體系、以及媒體力量灌輸了以中國國民黨官定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的「中國性」
但是,儘管如此,我們並不能認為,以「被殖民經驗為基礎的本省人日本觀」在「國民黨的『抗戰八年』口號下被正統化的日本觀」裡面有順利地被整合進去(引號與粗體為譯者所加)。為什麼?
臺灣的歷史學者周婉窈指出,可能是因為本省人的「絕對多數的力量(sheer number)」。
戰後 1940、50 年代的臺灣社會中堅份子是「戰中世代」以上(1930 年代初期以前出生)的本省人。這些人多為曾經因為脫離日本統治並「光復」(回歸祖國)而一度歡天喜地,卻面臨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因而對「中華民國」產生違和感。
「正經地說日語是在終戰後(日本語を本気で話す終戦後)」──是這個世代某些臺灣人所創的話語,同樣的,他們被迫具有比較日本殖民統治與戰後中華民國統治的視角,甚至可以擁有一個可能具有霸權地位的、與被侵略者的日本經驗相對的視點。[5]
但是,他們經歷了二二八事件等與政治相關的強烈恐懼感,上述所說的「比較統治者學」的觀點,只能在非中華民國「國語」的母語(福佬話、客家話等等)的各種小親密圈裡私密談論而已,而且他們也會因為考慮這些話萬一被小孩聽到,小孩可能會在學校講出來而招致政治災難,所以即便是在小孩面前,也不敢說這些話。周婉窈敘述,在小學時期,偶然在爸爸和鄰居的對話裡聽到「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時非常震撼。[6]
- 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64113。采用公有领域授权,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一九五零年代在臺灣臺東綠島上的「消滅萬惡共匪」標語 Slogan “Eliminate the Extremely Evil Chinese Communists” on Lyudao (GreenIsland) of Taiwan in 1950s”,作者未知 – 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64113。采用公有领域授权,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但是,與這種國民黨政權官定中國民族主義不同的看法[7],在人口上佔「絕對多數」的本省人家庭中,透過「小孩看著父母的背影而長大」式的溝通,也傳給了受「中國化」教育的子女。依據周婉窈所言,「在小孩之間常常吵到『誰打敗了日本』這個問題。一派認為是美國原子彈造成的,另一派主張是中國八年抗戰的成果」。顯然,前者是周婉窈父親世代的看法,後者是國民黨教育的結果
在這樣的狀況下,即便是在國民黨一黨獨大體制下的臺灣社會裡,也有著可謂相反的日本觀,「一個在檯面上、一個在檯面下,在時光流轉之中相互較量著」。[8] 在親密圈談話中被壓抑的被殖民者日本經驗,可以說是作為本省人的「絕對多數力量」,而把官定的中國民族主義日本觀相對化。
為何「歷史問題」很難在日臺關係中被「檯面化」?
與現今的日中關係與日韓關係相比,日臺關係之中,較少出現被政治化的、過去的殖民地支配以及與戰爭相關的各種問題、也不常登上政治和輿論的舞台,這樣的狀況。也就是說,臺灣存在著「歷史問題」很難被「檯面化(日文原文為「前景化」)」的問題。
這很奇妙。如同前述,因為戰後臺灣是「有被殖民經驗的社會」與「有被侵略經驗的國家」二者的組合,東西冷戰體制的崩解,解除了對日歷史問題的禁忌,若產生許多問題,其實也不奇怪。但是,後來的發展並非如此。雖然日臺之間並非不存在「歷史問題」、也不是因為日本方面沒有應對上的問題,[9] 卻不像日中和日韓那樣的「檯面化」。為什麼呢?
大致可以歸納出三個原因:
第一,是安保因素。
對在 1970 年代退出聯合國並與大國斷交、成為「非承認國」之一的臺灣安全保障來說,最大的外部依靠就是美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所訂的安保承諾,以及日美安保體制中對中國的牽制力。在這樣的狀況下,對臺灣而言,只要不指望放棄事實上的獨立,對日關係的過度惡化,是對自己而言也好、對美國的顧慮也好,都必須避免的選項。
第二,是臺灣民族主義的性格。
台灣政治的意識形態構造中,日本問題是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對抗下,次要的對立結構。這樣的對抗結構中,如同前節所述,就算是國民黨一黨獨裁時代,被殖民與被侵略的日本觀的相互較量也默默存在著。在建構民族主義團體的認同時,與「他者」的對峙是對該團體而言很重要的。對殖民時期的本島人民族主義來說,「日本」毫無疑問的是這樣的重要「他者」。
但是,對現在的臺灣民族主義而言,重要的「他者」無疑是「中國」。在戰後史之中,這個「中國」首先是「中華民國」,然後在近年漸漸轉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10]
對臺灣民族主義而言,臺灣政治上存在著的一個脈絡是,新「他者」的登場,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壓抑了「被侵略」日本觀的進一步激烈化。而且,日本這個已經從「他者」這個位置離開的國家,作為一個面臨著發達經濟中各種課題的「課題先進國」,日本也成為了面臨同樣問題的臺灣社會在反思自身時的一個參考標準。
第三個因素是選舉──尤其是總統選舉。
“Taiwan320ProtestRichy02”,作者Original uploader was Richy at zh.wikipedia – Transferred from zh.wikipedia; transferred to Commons by User:Pbdragonwang using CommonsHelper.。採用CC BY-SA 3.0授權,來自維基共享資源。
「台灣民族主義 vs 中國民族主義」這樣的、兩種民族主義的對立/對抗,當然具有分裂政治共同體的力量,但是臺灣的「中華民國」保持實質獨立作為一個最底限的共識,這兩種民族主義雖然競爭著、也共存著。總統選舉為全國單一選區,兩種民族主義的對抗很容易把「中國政策」檯面化成一個光譜(日文原文為「軸」)的對立。
但是,因為中間選民很多,如果不把中間選民的選票向光譜兩側延伸,當選就有危險。現任總統馬英九就是呈現出這樣想法的候選人。雖然馬英九被認為是國民黨教育下的優等生外省人,過去的發言也是「八年抗戰」式的典型日本觀持有者,但是在 2008 年的選舉中,被認為是「反日」的東西被理解成不利於選舉,發言(或表演)稱許了在過去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建設的嘉南大圳設計者、在南部農村被尊敬的日本人技師八田與一,表示自己也是「知日派」、「友日派」。[11]
「親日臺灣」是理所當然的嗎?
常有人說「臺灣親日」。的確有民調數字顯示日臺國民相互抱有好感,[12] 在災害時的互相援助的密度(1999 年台灣中部大地震、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2015 年台灣新北市大量燒傷事件等)上也看得出來。
但是,「親日臺灣」的印象和「反日中國」「反日韓國」並列,這樣的言論在日本被流傳、消費,這個面向也難以忽視。可以說是在近年的日臺關係之中,由於「歷史問題」沒有被檯面化,也助長了這樣的言論。
可是,如同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關於日臺之間的「歷史問題」很難被檯面化這件事,從臺灣所處的國際政治地理位置所導致的臺灣的「脆弱」、及臺灣內部的政治意識型態的相互牽制狀況來看,也存在著日本正在「間接受益」的事實。
但是,此種狀況的條件也可能變化。中國在近年利用對臺灣經濟界與執政黨的滲透,不只領土問題,在「歷史問題」也希望臺灣與中國同調,這樣的動向日益強化,依據 2016 年的總統競選活動的進行方式,可能增加對日本的嚴厲言論,並不排除依場合擴大與中國同調的勢力這樣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日本,「臺灣是親日的」這樣的言論,常與過去日本殖民地統治肯定論連結在一起,在此狀況下很容易有著「日本在過去做了好事,所以現在的臺灣親日是理所當然的」的含意。即便是在日臺關係的「歷史問題」檯面化一事上態度消極、甚至反對的臺灣民族主義者,也不見得和這樣的看法持相同論調。
事實上,在前述的「台灣教授協會」之中,也有認為日本教科書中關於臺灣殖民統治的敘述必須更豐富才對的意見。[13]另外,今年是臺灣南部玉井發生居民反抗、對此日本政府過度鎮壓的事件(「噍吧哖事件」)的一百週年,在八月臺南市也預計舉行紀念活動。[14] 過去的殖民地統治與戰爭連帶發生的國家暴行,在「親日的」臺灣,也並不會自動被遺忘的。
即使是在個人的朋友關係裡,若把朋友對自己的好意當作理所當然,朋友早晚都會離開的吧。在日臺關係之中,政治上也好、日常交流也好,都不應該把臺灣對日本的好感當作理所當然。朋友關係要長久,就得謹慎守護、培養之。現在良好的日臺關係,亦是如此。
「親日臺灣」是理所當然的嗎?若林正丈看臺灣的兩個「戰後七十年」 | 故事 StoryStudio https://storystudio.tw/?p=8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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