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古寧頭戰役日本指揮官-根本博/二戰結束後「帝國最後的軍人」，因為他參加了1949年古寧頭戰役/1949年，秘密渡航至臺灣，被蔣介石任命，在金門協助指揮古寧頭戰役，順利擊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古寧頭戰役參戰的日本人以及協助，其歷史意義，甚至是否確有其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不為臺灣人所知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JiEKfP

  

國民黨絕對不教的「抗戰勝利2.0」

推文到plurk
2015-08-13 06:00
◎ 雲程
每到終戰紀念國民黨便大吹法螺，但所謂的「抗戰勝利」與課綱實不值識者一笑。
盟軍以〈總命令第一號〉授權「蔣介石元帥」受降後，蔣不僅以如〈軍字第卅一號〉禁止日軍向非其所指定者投降，更利用日軍負責各地治安，甚至以如〈中字第十六號〉要已繳械的日軍代為抵禦蘇聯軍南下。國民黨何曾面對過此「勝利」真相？
負責山西受降的閻錫山出身於日本士官學校，在蒙古軍司令兼北支那軍總司令根本博認可下，以安全遣返數萬日本軍民為條件，命令日本第一軍司令澄田睞四郎徵求其部下，以自願軍名義組成「合謀社」（後改為特務團）訓練閻錫山部隊，並替國府打了三年半的國共內戰。國民黨的課綱能包容這史實？
蔣介石原本抗拒日軍參與內戰，但戰後敵友立場瞬息萬變。國民黨節節敗退，蔣不但呼應前陸軍大臣宇垣一成為重建日本軍所設想的「東亞聯盟軍」而高唱「國際反共同盟軍」，還招募岡村寧次等日本將校幫其訓練軍隊、駐守台灣而成為白團。主導擴大中日戰爭的服部卓四郎還來台擔任白團教官。郝柏村本是白團富田直亮訓練出來的黨版皇軍，現在大罵別人皇民，豈非忘恩負義？
宇垣一成雖被公職追放直到一九五二年才解除，但宇垣與盟軍總部（GHQ）負責情報安全的G-2與Charles A. Willoughby少將之軍事合作則未曾中斷。GHQ透過宇垣機關，統整河邊機關（治安）、有末機關（情報）、服部機關（軍事）與KATO機關，靈活運用日本軍的反共能量，活動預算也由G-2提供。宇垣、根本博、岡村寧次等人未被軍事法庭判刑其理在此。課綱真敢處理小中華與大日本的水乳交融？
歷史絕無標準答案，簡化的教科書只能教出幼稚盲動的群眾，而非現代公民。要年輕人在網路時代的激烈競爭中屹立不搖，唯一可行的歷史教學就是花亦芬教授所言：專注歷史轉折處，允許多元觀點存在、開放討論；藉此培養學生綜理全局、邏輯推導的能力。
歷史不可如硬碟般背誦教條，更不該為憲法或政治服務。但黨國權貴的三代榮華，本建立在愚民教科書的基礎上。他們強推復古課綱，真相不就大白了！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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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團 國民黨軍隱形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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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守住金門的「倭寇」－根本博（管仁健／著）

　　2004年8月在北京舉行的中日亞洲盃足球賽，我看到一幅「愛國」人士的標語，上面寫這「驅逐倭寇」。

　　這句話其實頗有語病，運動是一種競爭，而非戰爭；況且日本隊是地主國以貴賓身分邀來的，因此既非「寇」，也沒有「驅」的道理。

　　至於將1931年起的「918事變」，到1945年向盟軍宣佈「無條件投降」，這段期間的日本侵華史實，用「驅逐倭寇」來形容，字面上是通，但又不足以形容日本昭和時期，軍國主義以國家為動員力量，侵略鄰國的惡質行徑。這是「國與國關係」，絕對要追究「戰犯」、依法「追償」，被侵略國當政者不應以此市恩牟利。

　　至於到底什麼是「倭寇」？從字面看來，「倭」者，日本人也；「寇」者，強盜也。倭寇就是「日本強盜」，西方文件說是「日本海盜」。

　　狹義的「倭寇」是指十六世紀，日本當時處於分裂的戰國時期，在中國沿海諸省騷擾的日本強盜，他們大多是一些失去藩主的武士，還有一些浪人；廣義的「倭寇」則包括整個明朝各時期零星騷擾的日本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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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朝鮮史籍及明朝史籍的記載:倭寇始於朝鮮半島，自1550年起，侵擾整個朝鮮長達七、八十年。史家稱之為「前期倭寇」。元未明初中國沿海各地，因改朝換代引起社會動蕩，導致倭寇問題蔓延到整個中國沿海各省。

　　尤其明朝自成祖之後，不重視海洋發展，又缺乏一貫的海防政策，只以祖訓「禁海令」，即「寸板不得入海」禁止人民向海洋發展，如此自然失去了海洋控制權。到了嘉靖年間(1522至1566)，「倭寇」更是不客氣的成了中國沿海的主控者。

　　但「倭寇」其實不是「海盜」，他們不像西方「海盜」在海上劫掠商船，他們甚至根本不懂如何在海上作戰，只會登陸之後包圍城市，官軍追剿時就退回海上。而明朝不顧現實的鎖國，讓民間的走私猖獗，官員與地方士紳也涉身其中，又沒有公正的「海事法庭」，於是一些以日本流亡武士做武力基礎的仲裁者，成了沿海各地的「實際執政者」。

　　所以，「倭寇」既非西方「海事法」上所說的的「海盜」，頭目也不是日本人。而成員中八成是漢人，只有二成是日本人；但他們因受過正式的軍事訓練，無論戰略戰術、攻城圍敵，甚至傷患送醫、糧食補給，都比官軍更「先進」。因此「倭寇」集團中的日本流亡武士，成了集團中的核心力量。

　　「倭寇」活動的地區，北從日本海、朝鮮、黃海、琉球、東海、平湖(澎湖)、呂宋、柬埔寨。一直南下到爪哇島的巴達維亞(雅加達)，在當時全部是與大明帝國有冊封朝貢關係的「屬國」。嘉靖年間的「倭寇」，大體可分為兩派：

　　一派是海商兼海盜，以金老子、李光頭、許梀、王直等為代表。根據地先在浙江雙嶼島，後因雙嶼被朱紈搗毀而轉到日本平戶。他們一貫要求通商互市，不得通商才轉為盜，這一派倭寇主要危害濱海各縣。

　　另一派是純粹的海盜集團，以徐海、陳東等為代表。根據地主要在奉賢柘林一帶，這派倭寇海盜專事騷擾掠奪，危害地區遍及江浙內陸各地。

　　當時「倭寇」不但公開的在沿海各縣上陸「補給」，還開庭審案，庭上發出「傳票」，傳訊村民做證，不「依法出庭」還要嚴懲。而審案品質與效率，顯然比朝廷還高了許多，很得人民信任。明朝政府最後還是依賴戚繼光訓練的「戚家軍」，才勉強剿滅了「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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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世紀末，中國成了西方列強將要瓜分的物件，「倭寇」在華的活動也又興起。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党，與日本浪人甚至政府與軍方的關係，連國民黨自己都不否認，因為那些都是鐵證如山的。

　　一直跟在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就是直接由日本外務省派遣，所以革命黨的經費與活動，他必須定期向日本政要彙報，當時日本利用反清勢力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負責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後出任日本首相）。

　　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或說指導更恰當），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

　　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同盟會都有日本浪人參加。尤其孫中山創立的「興中會」，最早出現在名單上的129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參加。而實際參與者遠不止這些。

　　據萱野長知的回報，跟著孫中山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三百人。著名的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人，其中山田良政還當場戰死。

　　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都是些對中國深懷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大陸浪人」，他們由山縣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黨和軍方的操縱。即使日後的土肥原賢二之流的「對華活動家」，也都一脈相承。

　　1945年8月，二次大戰結束得太突然，國共二黨都還沒有準備好如何接收「淪陷區」，在華的日軍立刻成了兩黨都「爭相逢迎」的物件。至於「戰犯」的追究，顯然就成了「次要矛盾」。

　　國共雙方都有不遣返也不法辦在華日軍，而先用來打內戰的紀錄。共軍如何利用戰後的流亡「倭寇」打內戰，以及國軍中最著名由前駐華司令岡村寧次組成的「白團」，因為網上檢索很容易，我就先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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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4月共軍渡江後，剛被遣送回國的北支派遣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Nemoto Hiroshi），家中來了一位台灣青年訪客，他自稱叫「李鉎源」，交給他一封中華民國已下野總統蔣介石的親筆函，蔣以國民黨主席的名義，請他來華協助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

　　根本與蔣是北伐時期的舊識，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時，蘇軍南下攻打駐蒙日軍，共軍也趁國軍來到前要接收日軍，第一軍元泉馨少將乾脆率軍先投了閻錫山，這批日軍日後先助閻守太原，太原城破後，殘部又幫共軍南下「解放」，但這些詳情日後另外再發主題。

　　總之，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根本博得到老蔣的協助，順利將35萬部隊與45萬日僑遣送回國，自己也免於「戰犯」追訴。據根本博回憶錄說，戰後老蔣在書房裡召見他時，侍衛長商震上將、戰區司令官孫連仲上將都站著，老蔣卻拉著他的手請他坐下，沒有一絲戰勝國的驕傲，讓他感激在心。因此一接到蔣的「密令」，立刻召集舊屬，準備赴華「報恩」。

　　根本博在五月初化名「林保源」，率化名「周志澈」的吉川源三中佐（陸士41期，陸大44期）、化名「宋義哲」的淺田哲大尉（陸軍航校教官）、化名「陳萬全」的岡本秀俊少尉（幹部候補生）、化名「劉台源」的中尾一行曹長（下士）、化名「林良材」的吉村虎雄與化名「劉德全」的照屋林蔚（浪人），一行七人準備偷渡到上海。

　　但船還沒出發，湯恩伯就準備棄守上海，根本博於是轉赴台灣，但在日本九州時，竟被美國憲兵逮捕，然而經過一番「表白」，美軍不但放行，還派一日裔美軍隨行保護。根本博就搭乘90噸重的機帆船「捷真丸號」南下，不料又遇颱風，「捷真丸號」在琉球海域沈沒時，被美國軍艦救起，經過一番詳查，美軍竟在6月10日將他們7個日本浪人，用軍艦送到基隆。

　　根本博到台灣後，老蔣又驚又喜，原來老蔣根本沒發什麼「密令」，這「密令」是投共之前的北平傅作義將軍發的。據根本博回憶錄說，他們七人到基隆後，台灣當局不聽美國海軍的解釋，以致他們被扣押了一個月。尤其晉見老蔣之前，通知他們理髮沐浴更衣時，他們都以為會被槍斃了。結果老蔣召見後，令曹士征在日本致送他們七人家屬補助金，並請他們立刻赴金門協助湯恩伯。

　　根本博一行人的行動，被港日媒體大幅報導，連美國「芝加哥論壇報」也轉述。最誇張的有「蔣在日本招募十萬義勇軍協防台灣」、「蔣在日本招募義勇航空隊協防台灣」，當時日本軍人回國後，不但生活無著落，美軍也不准他們從事公職，社會也瞧不起這些戰敗的軍人。根本博的新聞一出，日本回國軍人（尤其是飛行員），一大堆人擠到駐日代表團要報名，震動了盟軍總部。

　　結果根本博一行人的新聞，讓盟軍加強安檢，原本老蔣與岡村寧次的佈局也被牽連，「義勇軍」胎死腹中，縮水成了由化名「白鴻亮」的富田直亮少將組成「顧問團」，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白團」。

　　金門古寧頭戰役國軍大獲全勝後，根本博又協助湯恩伯防守舟山群島。雖然根本博比起其他軍事顧問不同，他是直接參戰、功勞很大，而且官階輩分都比富田直亮高，但「白團」成員一起抵制他，更嚴重的是為了防守舟山群島，他赴日本以「漁撈」為名，買了33艘機帆船，卻因一位前海軍中將在口角時殺了一個流氓，引起日本海上保安隊的追捕。

　　根本博的行動不夠保密，以致連累岡村寧次也被盟總麥克阿瑟約談，而中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也收到盟總的警告，招募「義勇隊」計劃胎死腹中，讓老蔣非常不滿，於是先遣送其他六人回日本。而化名「周志澈」的吉川源三中佐，又侵吞了其他幾人的安家費，在日本成了重大新聞。老蔣擔心連「白團」也沒有優秀的日本軍人來參加，終於一怒之下，將根本博也遣送回去。

　　根本博回日本後，鬱鬱寡歡、終日酗酒，1966年病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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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時，我在金門服役，在洋宅那裡，看到原本富麗堂皇的西式別墅，被戰火摧殘的只剩斷垣殘壁。當地耆老說這是二十年前，八二三、六一七與六一九三次炮戰後的結果。

　　1958年8月23日18時30分起，共軍集中各型火炮342門，向金門作地毯式濫射，頓時彈如雨下，塵土飛揚，兩個小時內連續發射了57,500發炮彈。

　　接下來的44天，大陸又狂炸了479,554發純鋼炮彈，金門地區平均每一平方公里落彈3,160發。接下來1960年，中共因美國艾森豪總統訪台，共軍又發動「六一七」、「六一九」炮戰，爾後采「單打雙不打」方式陸續炮擊，直到1978年1月1日，才正式宣告炮戰時代結束。

　　金門除了除了花崗石外，「鋼」也成了豐富的礦產。聰明的金門人將這些鋼炮廢物利用，打造成鋒利又實用的菜刀，並且闖出和金門高梁酒一樣的名號，成了觀光客「朝聖」必買的當地特產之一。但這是多少金門人的死傷，所換來的「特產」。

　　洋宅耆老告訴我，當地都是早期金門人下南洋討生活，賺錢後返鄉所蓋的西式別墅，是單純的村落與文化據點，國軍在此根本沒有任何軍事設施，但「匪軍」卻連這樣的地方也濫射不顧。

　　老先生最氣憤的是，金廈之間僅一水之隔，清朝與國民政府時，大家來往通婚，絡繹不絕；他們半個台灣人也不認識。美國總統艾森豪是誰，台灣到底在哪里，他們一概不知。

　　至於「匪軍」為何這麼殘忍，要轟擊他們這樣一個單純的村落，他不懂，我也不懂，只記得他堅持稱對岸叫「匪軍」，當時我們軍中政治課都已改稱「共軍」了，但老人家堅持這樣說，我也就姑且這樣記下。

　　訪問「洋宅古戰場」後，我悵然若失，於是又前往30多年前的古寧頭戰場，拜訪當地耆老，請他們告訴我當年共軍上岸時的戰情。

　　1949年10月，一路告捷的共軍，剛佔領廈門，又直撲金門。當時島上只有湯恩伯的福建綏靖部隊（曹福林與劉汝明各兩個編裝不實的師），共軍一上岸，他們就被打退了。24日起，佔優勢的共軍準備全數登陸，老蔣也從台灣調來一個新編師，汕頭調來兩個嫡系的步兵師，原本打算在古寧頭將登陸的共軍「阻敵於海上」，但被根本博制止了。

　　根本博將國軍撤退，讓共軍全數上岸，再用優勢的空軍將共軍所有艦艇炸沈。上岸的共軍被增援而來的國軍殲滅了大部分，共軍殘部於是佔領古寧頭的民宅做困獸之鬥，國軍也準備用「火海」圍攻。但耆老告訴我，那位日本將軍反對國軍的戰術，結果國軍打開包圍的一角，讓共軍到北海岸集結等待對岸支援，古寧頭村民因此逃過一劫。

　　在北海岸集結完成的共軍，遭到國軍海陸空三面夾擊，在沒有掩蔽，也沒有人質的情況下，全數被殲滅與被俘，連一個逃回去的都沒有，造成了共軍建軍至今最「慘敗」的一次戰役。金門當地人將根本博尊稱為「戰神」，中共也懸賞五萬美金要取他的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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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兵之前，我不懂明朝時沿海的子民，為何不接受天朝派來的命官，簞食壺漿迎送來剿寇的官軍，反而與倭寇有這些不明不白的關係。

　　當兵之前，我不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是共產黨在抗戰前最動聽的口號，然而823時的「只打蔣船，不打美船」，617與619的狂炸金門，分別迎送美國艾森豪總統訪台，而且是毫無目標的濫射（或說是很有目標的示威）。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唉！我不敢奢望。只盼當政者能學學「倭寇」根本博，一定要死人，就先死軍人。雖然會影響戰鬥力，但能少死一個老百姓，就少死一個。這種軍人的「武德」，甚至說是倭寇的「寇德」，到哪一天才能在我們的軍隊中落實呢？

　　統一其實不難，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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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與台灣共存亡的白團團長──富田直亮

　　富田直亮(Naosuke Tomita，1899～1979)，日本熊本縣人。日本陸軍大學校第三十九期畢業，中日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官階為陸軍少將；戰後返回日本。在前侵華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號召下，1949年9月，富田直亮在內的多位舊日軍軍官接受中華民國政府聘用，組成一軍事顧問團，成員均有中文化名作為掩護，例如團長富田直亮就取名為「白鴻亮」，因此這個顧問團被稱為「白團」。白團深受蔣中正總統的信任與重用，在台二十年間協助國軍將領與部隊的訓練工作，並建立常備兵役動員業務與制度，有助於台灣軍事的現代化

【在台經歷與相關事件】
1949.11 / 率首批白團成員秘密抵台

1952.04 / 《中日和約》在台北簽訂

1958.08 / 「八二三砲戰」發生

1969.02 / 白團在東京正式解散

1971.10 /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1972.09 / 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

1979.03 / 離台 翌月病逝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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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與臺灣共存亡的白團團長－富田直亮》－ 國史館紀錄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

國史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3樓多媒體簡報室（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號，總統府正後方）

內容
一、活動介紹：
國史館曾於2010年拍製《勢與台灣共存亡的白團團長‧富田直亮》紀錄片，現擬藉〈國史影音饗宴〉系列活動，將本片推廣給一般民眾。希望能透過這場影像與歷史的對話，幫助民眾了解臺灣軍事史的發展軌跡。

二、人物介紹：
富田直亮（Naosuke Tomita，1899～1979），日本熊本縣人。日本陸軍大學校第三十九期畢業，中日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官階為陸軍少將；戰後返回日本。1949年，富田直亮在內的多位舊日軍軍官接受中華民國政府聘用，組成一軍事顧問團，成員均有中文化名作為掩護，例如團長富田直亮就化名為「白鴻亮」，故此顧問團被稱為「白團」。白團深受蔣中正總統的信任與重用，在臺二十年間協助國軍將領與部隊的訓練工作，並建立常備兵役動員業務與制度，有助於臺灣軍事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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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直亮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富田直亮
假名 とみた なおすけ
平文式羅馬字 Tomita Naosuke
富田 直亮（1899年7月27日－1979年4月26日），生於日本熊本縣，日本軍人，曾任大日本帝國陸軍少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朝鮮軍參謀、第23軍參謀長等職。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化名白鴻亮，至台灣擔任擔任中華民國政府軍事顧問團「白團」團長。
新北市樹林區海明禪寺(海明寺)
陸軍士官學校32期、陸軍大學校39期。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化名為白鴻亮來到台灣擔任中華民國政府軍事顧問團「白團」的團長。白團一名就來自他化名的姓氏。
1979年富田直亮返回日本休假，在東京猝逝，享年80歲。臨終前他要求妻子將自己的骨灰分為兩半，一半置於日本，另一半則放在台灣臺北縣樹林鎮（今新北市樹林區）的海明禪寺。[1]
年譜
1899年（明治32年）7月27日 出生
1920年（大正9年）5月26日 陸軍士官學校畢業
1920年（大正9年）12月26日 陸軍步兵少尉
1923年（大正12年）12月 陸軍步兵中尉
1924年（大正13年）12月26日 陸軍大學校入校
1927年（昭和2年）12月6日 陸軍大學校畢業
1930年（昭和5年）3月 陸軍歩兵大尉
1930年（昭和5年）4月 東京外國語學校入校
1931年（昭和6年）4月 美國留學
1931年（昭和6年）12月 參謀本部部員
1933年（昭和8年）12月 朝鮮軍參謀
1935年（昭和10年）8月 陸軍步兵少佐
1940年（昭和15年）8月1日 陸軍步兵大佐
1940年（昭和15年）10月10日 日本陸軍大學校教官
1944年（昭和19年）8月1日 陸軍少將
1944年（昭和19年）12月18日 第23軍參謀副長
1945年（昭和20年）4月15日 第23軍參謀長
1946年（昭和21年）5月 復員
1950年（昭和25年）2月 中華民國政府軍事顧問團（白團）團長
1979年（昭和54年）4月26日 於東京去世
傳言
2010年12月13日的《中國時報》刊載唐邦嘉的報導《日本少將密訓國軍 骨灰一半留台》，文中稱富田「他在台廿年，協助訓練國軍，策畫反攻大陸計劃，也因貢獻卓著，獲擢升為同陸軍上將，成為我國第一人」、「民國六十一年中日斷交，白鴻亮仍繼續替台灣獻策，蔣介石感謝他數十年來的功績，特別拔擢為同陸軍上將，為我國首位獲得此榮銜的外籍人士」，但並未提供任何可供查考的資料來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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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坑道密佈，日本軍事顧問「白團」與根本博，功不可沒 --閱讀人次 : 5764

 

　日前，旅台日本旅遊作家片倉佳史蒞馬採訪，回台後，在臉書上張貼了一張東引安東坑道照片，我隨後留言：「金馬外島的地下坑道，得力於日本軍事顧問"白鴻亮軍事顧問團"的指導。硫磺島的保衛戰，地下坑道讓美軍損失慘重。」片倉佳史回應：「劉先生、你好。我也白団的事情非常有興趣。白鴻亮（富田直亮）的霊骨現在放在新北市樹林區海明禅寺。我以前寫『台湾に生きている日本』（日本祥伝社）裡面介紹白団的事情。」(臉書全文)

　在臉書中，從安東坑道一張照片，我與素未謀面的片倉佳史，展開了一段有關「白團」的對談。



　據維基百科記載，駐防硫磺島的日軍，充分利用當地的火山灰和水泥混合成為混凝土，建成許多堅固的地下工事，為了防止人員被圍困，每個工事都有許多出口，四通八達，通風良好，大的暗堡甚至可以容下300到400人。美軍登陸前，已經完成了18,000公尺地下通道。

　結果美軍登陸，血戰一個多月，才佔領硫磺島，最終美軍共6,821人死亡、21,865人受傷。日軍傷亡23,388人，1,083人被俘。這也是太平洋戰爭中唯一一場美國海軍陸戰隊傷亡高於日軍的戰役。以上這段歷史，在二戰結束後，很快與馬祖的防務，尤其是「地下化工事」發生了關係。

　民國38年，前日本在華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募集了舊日軍軍官富田直亮等17­人，在東京組團，其中首領富田直亮化名為「白鴻亮」，1949年11月抵達台北，其他成員隨後也陸續抵達。也因領袖為「白鴻亮」，故稱「白鴻亮軍事顧問團」，簡稱白團。



　同時期，前日軍華北戰區司令根本博也應蔣介石的邀請，率六名軍官化名偷渡來台。根本博等人向蔣介石提議，金門駐軍必須強化工事，構築類似日本在硫磺島般的地下化防禦結構，以防止共軍突發的攻擊。

　當時金防部司令官胡璉開始進行地下化工事，得到白團的協助，設計補充更加完善，日後在共軍發起震驚國際的八二三砲戰，金門守軍多數進入掩體避彈，大幅減少傷亡。

　然而，由於美國的干涉，白團和根本博在台灣的軍事顧問行動，都須化明為暗，也使得金馬防務地下化工程，幾乎沒有留下白團與根本博協助設計和督導的記載。

　如今，金門和馬祖地下坑道密佈，開放觀光後，成為兩地重要觀光資源。對於來自日本的旅遊作家片倉佳史，我們除了樂於給予協助外，也要說聲，今日馬祖鬼斧神功的北海坑道、安東坑道等地下工事，貴國軍事顧問「白團」與根本博，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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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坑道密佈，日本軍事顧問「白團」與根本博，功不可沒 - http://goo.gl/BbGhAo

 

淨空法師是日本人富田直亮(“白鶴亮”或“白鴻亮)的鬼話！ 網路上前不久有個基督徒在此轉貼文章，指控淨空法師是日本人富田直亮(“白鶴亮”或“白鴻亮)的扮裝，也即賣國賊(見文章貼在最後) 但前天富田直亮的兒子，今年77歲的富田重亮再度訪問台灣，出席日人成立的“白團顯彰會”，參訪當年白團成員在台足跡，並前往樹林海明禪寺為其父遺靈焚香祈福。 新聞如下，對照看看也知淨空法師與富田直亮根本是不同的二人，這些無恥基督徒利用網路來傳散不實消息，以達到污衊著名的佛教法師為目的，真是不知恥為何物 = ============

日本“白團”團長富田直亮（白鴻亮）之子富田重亮，在北投溫泉路參訪當年“白團”日籍軍官在台祕密駐地。（王銘義攝）

白團最後的主要幹部與蔣介石（中）合影。前排右二為化名白鴻亮的富田直亮。 在日本“白團”團長富田直亮（中文化名白鴻亮）逝世35週年前夕，白鴻亮之子，今年77歲的富田重亮再度訪台，出席日人成立的“白團顯彰會”，參訪當年白團成員在台足跡，並前往樹林海明禪寺為其父遺靈焚香祈福。 富田重亮與廿餘位專程來台紀念白團的日本人，日前參訪位於“北投溫泉路144號”的老舊日式宅院，這裡曾是白團成員的祕密駐地。對曾在台灣留學，台大經濟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的富田重亮來說，舊地重遊，心情備感複雜。 “我父親從1949年祕密赴台，1979年回到日本，很長時間都是住在這裡。”富田重亮說，其實，白團的祕密工作在1968年底結束，其他日籍教官都回日本後，他父親曾要求一起回日本，但蔣介石還是希望他繼續留在台灣。 站在白團“舊居”前，富田重亮回憶說，蔣介石於1976年4月逝世後，他父親曾當面詢問蔣經國，是否讓他結束工作返回日本，“蔣經國很嚴肅地告訴我父親：富田先生，這是我父親（蔣介石）的決定，請你繼續留下來吧。” “白團”解散後，擔任團長的“白鴻亮”是唯一繼續留在台灣的日籍軍事顧問，當時，台灣方面改聘“白鴻亮”擔任陸軍總顧問，繼續徵詢他對軍隊建設與部隊訓練等方面的建議，直到1979年4月26日返回東京休假病逝為止。 富田重亮回憶說，由於當年軍政形勢複雜，他父親和多位日本將校都是以盟軍總部假情報員身分先搭機前往香港，再輾轉搭船偷渡前往台灣。1949年他父親祕密赴台時，他只有12歲，母親騙他們說，父親是前往日本九州工作。 當年負責執行“白團”籌組任務的曹士徵將軍，曾在東京密會富田直亮，當時即決定中文化名為“白鴻亮”，“白團”之名隨即確立。“白團”的祕密也成為二戰之後，兩岸與美日之間，機密等級最高的軍事機密之一。 儘管蔣介石與岡村寧次祕密成立“白團，牽涉國軍與侵華日軍在戰後祕密開展軍事合作，對抗中共解放軍等敏感政治情勢，並曾引起盟軍相關疑慮，但富田重亮說，歷史歸歷史，“白團”歷史應值得紀念並還原歷史真相。 ============= 淨空邪師真實身份考 從淨空組織內部的網絡宣傳上可知他本人提供的簡歷材料，釋淨空，俗姓徐，名業鴻，1927年2月15日生於安徽省廬江縣，幼居福建建甌。抗戰時求學於貴州國立第三中學，勝利後就讀於南京市立第一中學。一九四九年隨國民黨部隊來台灣，到台灣後，長期服務於一個名叫“實踐社”的機構組織中，任組織部幹部。 實踐社對外以普通的民間社團組織出現，實質上是一個頗為神秘的機構，它既不是民間的也不是官方的、即不是文化的也不是商業，而是日本的軍事政治技術合作所。 什麼合作所這麼值得青年淨空為之“服務”呢？又為什麼不直說是“合作所”，卻用上了混淆視聽的類似民間單組織的註冊名呢？原來，上世紀40年代未，日本已是美軍的戰敗國，中國內戰中敗逃台灣的蔣軍與美軍是盟友關係，日本卻背著美國與蔣軍的代表團私下秘密簽署了一個重要文件。這個文件是以《打倒赤魔同盟》為題的秘密軍事合作協議，日方主持簽字的是後來成為實踐社精神導師的侵華日軍總司令崗村寧次。此份《打倒赤魔同盟》主要內容涉及日本軍方須盡快派遣一支詳細到具體人數的、有著侵華經歷的高級軍官入台島，協助蔣軍在對抗大陸軍事過程中，用軍事技能、軍事情報和政戰企劃上的全面合作指導。 由於日本是戰敗國，被國際社會限制了國內兵權，如此態勢下搞國際間軍事合作的陰謀是一個十分冒險的舉動，所以這個秘密合作計劃分成了幾個談判會議進行了深化，主會場設在東京。決定由日軍的侵華陸軍南支第23軍少將參謀長富田直亮親自領隊，並擔任總教官，在日本舊軍隊從華返日的軍官中挑選近八十名軍官開辦高級培訓基地協助蔣軍反共。為了在國際上掩人耳目，所有日軍軍官都著便裝分散入台，採用漢語交流、每位日軍軍官都有漢語姓名的化名，富田直亮化名為“白鶴 亮”或“白鴻亮”。 由於實踐社實質是一個標準化的國際軍事顧問團，所以蔣軍內部對它敬以領隊富田直亮的化名漢姓來稱謂，叫做“白團”。說起實踐社一名，不一定人人知曉，但在台灣一說“白團”，老輩人知道的不少。因為從五十年代初開始，蔣軍內部的低階軍官要升遷至團以上官銜，都必須經過白團的強化軍政培訓。在白團進行國民黨軍隊高級軍政培訓的十多年時間裡，儼然是台島蔣軍的“黃埔軍校”。而實踐社之名，不過是用來向外界做些生活交道的偽裝。 白團協助蔣軍建立了圓山軍校，後又轉向石牌地區建立石牌分校，專門針對蔣軍官兵進行軍事政治技能的指導，一直到美國發現後白團的被強行解散為止，他們共進行了十多年的教育合作，期間兩所軍校機構的核心部門教員和官員純是日本舊軍人。 白鶴亮在白團被美軍強制解散 ​​之前的二年中就出家為僧了，這是富田直亮演了一出白鴻亮變徐鴻業，又變淨空的把戲。其過程是：白鴻亮1979年回東京詐死，其夫人捧他的骨灰來台灣海明寺，在寺中設立亡靈碑，宣布富田直亮“巳死”，用詐死手段開始了所謂的“出家”生涯，白鴻亮變成徐鴻業。從七十年代未，台灣開始出現名為“淨空”的僧人，反共政治活動中以僧人身份注目，淨空自此開始，一直以原籍中國安徽省瀘江縣人徐鴻業的身份，在外界活動。 有沒有人來證明淨空是某所寺院的沙彌，沒有一個佛教寺院認可他是出家於自己寺院，也沒有什麼僧眾證明他曾是寺中師兄弟的一分子。用佛教界內部的話說：淨空本來就是一個“馬騮賊”！一個混進佛教吃佛飯的騙子。 他的簡歷中只記載著他跟隨幾位居士學佛法的經歷卻並不敢提自已是什麼寺院的沙彌，一位是東方美，一位是李炳南。這兩位總不是某寺院裡的教師吧？所以淨空不是寺院生活中過的沙彌期，而是躲在世俗社會的某角落裡在向外謊稱自己有了出家過程，然而他在宣稱已出家後的 幾十年公開活動中，其言論邏輯的確不是正統僧門的內佛法，而處處露出與正統佛教相違背的外行言行。 七八十年代，淨空的反華反共在台灣和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間是聲調最高的，因此被中國政府對外文件反复點過名成為頭號海外反動分子，由於淨空是以佛教僧人身份在與大陸對立，所以中國佛教協會等宗教組織對他有過嚴正的教內交涉。隨之，又因淨空在港台對佛教教理教義和戒律的曲解宣傳，遇到了來自台灣佛教界的廣泛批評和指責，淨空被迫離開台灣轉道新加坡，在新加坡幾年裡又因反复拉攏早已無意反共的原白團人員，遭到了新加坡馬來西來華人的強烈反感，九十年代後不得不轉向澳洲入藉意似放棄亞洲。 九十年代，淨空因向中國政府承諾不再反華反共後，得以准許返鄉望母的人道要求。他拿出的家屬單子上是安徽省一個地主婆的家，說是母親還在。有趣的是，當地的鄰里從不知道這老太還有個兒子，都在四下背後傳說：莫不是在鬧白日見鬼了！ 正是因為他的活動目的在海外被眾華人看穿的被動處境，他想到了以不再反華為交換條件入大陸活動的圖謀。當時，中央裡有人不知是誰放他進入大陸來，從此淨空的魔爪伸入了大陸。先是四處向民間捐錢，然後是廣收大陸弟子，最後四處開花發展出了各地以淨空為精神領袖的分部組織。有關組織的結構和規避政府管理的方針，都在淨空從海外向大陸親自做出文章下發公佈。這樣，一個類似日本公民黨精神核心“創價學會”的黨派結構——“淨宗學會”在世界各地發展起來了，也是***創價學會在日本國內發展的鬥爭路線一樣，淨宗學會在淨空海外總部的指導下，在各地設點大量投發宣傳品，其中更包括了淨空廣說世界未日來到了的可笑蠱惑。 九十年代淨空從入境'省親'開始，真正著手在大陸各地佈點設立了《淨宗學會》總部在境內的分支機構，他先用海外資金捐贈打開了中國政府的警戒，數年內這些資金又轉成建立分支機構的基金，並強調進入 分支機構的成員要變賣捐出全數家財來入會，構成了淨空學會國內分支機構非法集資的普遍方式，不少被騙信徒返悔卻欲退不能。 據有關對淨空調研巳有證據指控淨空是純種日本人，不是僧人而是軍事特工。 八十年代開始，淨空成為海外華人世界反華反共活躍份子而被大陸政府幾次點名。 九十年代淨空從政治活動轉向類宗教活動，因其教義與傳統佛教背離而被驅逐出台灣。 由於淨空反僧團舉動和舉示自己是天然閹人的錄音，佛教界廣泛懷疑他是假僧身。 淨空簡歷中的“實踐學社”是《反共血盟》日本軍事機構，淨空指導了金門海戰。 白團總教頭淨空直接參與了金門砲戰台軍的指揮，獲台軍上將軍銜。 淨空凶悍善戰通謀略，曾在華南戰場指揮日軍攻城略地燒殺擄掠，無惡不作。 1944年秋，他指揮飛機坦克攻占桂林，在七星岩洞喪心病狂地放毒氣殺死華軍千餘人。 日降後，淨空在廣州被關押，蔣介石在上海把他和侵華日暮途窮軍總司令救上美國輪船放跑。 侵華日軍總司令崗村寧次是“實踐社”的精神導師，淨空是實踐社的總教官。 1964年淨空組建駐台日軍五人'實踐小組'，身份為台灣陸軍總司令顧問。 頭號戰犯崗村寧次在東京開辦“哲學研究社”，淨空是他的忠實學生。 淨空的宗教手段來源於東京《富士學會》哲學研究社的宗教強化班，而非佛門！

富田直亮- 人物簡介
富田直亮，1899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熊本縣，是一名日本陸軍軍人。
富田直亮後來化名未白鴻亮，出身日本陸軍，他在台20年，協助訓練國民黨軍，謀劃反攻大陸計劃，曾獲擢升為同陸軍上將。
1979年富田直亮返回日本休假，在東京猝逝，享年80歲。臨終前他要求妻子將自己的骨灰分為兩半，一半置於日本，另一半則放在台灣台北縣樹林鎮（今新北市樹林區）的海明禪寺。
富田直亮- 人物經歷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化名為白鴻亮來到台灣擔任中華民國政府軍事顧問團「白團」的團長。白團一名就來自他化名的姓氏。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導，白鴻亮官拜日本陸軍少將，二戰期間原是駐朝鮮、香港的日軍參謀長。戰後國民黨當局希望藉重舊日軍力量重建部隊，蔣介石下令秘密成立“日本軍事顧問團”，由白鴻亮擔任團長，顧問團簡稱“白團”。　　由於顧慮到在“台美軍顧問團”，以及日本戰敗國的地位，“白團”只能在檯面下運行，以“圓山軍官訓練團”、“石牌實踐學社”等名義登場。日本教官最多時達到83人，教授中高級軍官戰略、戰術、戰史及實兵訓練等，有“地下國防大學”之稱。　　據報導，“白團”的軍事思想影響台軍很深，曾參與設計台灣防衛計劃，並建立至今仍在實施的後備動員體係等；台軍歷年受過白團訓練的軍官總數達兩萬人以上，包括胡璉、郝柏村、蔣緯國、黎玉璽等知名將領在內。　　“八二三砲戰”美軍直接介入台灣防禦，“白團”功能性重複且遭到美軍反對，隔年在完成階段性任務後解散，成員陸續返日，只有白鴻亮一人留下。1972年日本與台當局“斷交”，白鴻亮仍繼續替台灣獻策，蔣介石因此特別拔擢為同陸軍上將，為台灣首位獲得此榮銜的外國人。

富田直亮（1899年7月27日－1979年4月26日），日本陸軍軍人，出身於熊本縣，陸軍士官學校 32期、陸軍大學校39期。最高軍銜為陸軍少將（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朝鮮軍參謀、第23軍參謀長等職。1972年升為同中華民國陸軍上將，為中華民國首位獲得此榮銜的外籍人士。1979年富田直亮返回日本時猝逝。

富田直亮，1899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熊本縣，是一名日本陸軍軍人。
富田直亮後來化名未白鴻亮，出身日本陸軍，他在台20年，協助訓練國民黨軍，謀劃反攻大陸計劃，曾獲擢升為同陸軍上將。[1]
1979年富田直亮返回日本休假，在東京猝逝，享年80歲。臨終前他要求妻子將自己的骨灰分為兩半，一半置於日本，另一半則放在台灣台北縣樹林鎮（今新北市樹林區）的海明禪寺。
2 人物經歷
編輯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化名為白鴻亮來到台灣擔任中華民國政府軍事顧問團「白團」的團長。白團一名就來自他化名的姓氏。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導，白鴻亮官拜日本陸軍少將，二戰期間原是駐朝鮮、香港的日軍參謀長。戰後國民黨當局希望藉重舊日軍力量重建部隊，蔣介石下令秘密成立“日本軍事顧問團”，由白鴻亮擔任團長，顧問團簡稱“白團”。　　由於顧慮到在“台美軍顧問團”，以及日本戰敗國的地位，“白團”只能在檯面下運行，以“圓山軍官訓練團 ”、“石牌實踐學社”等名義登場。日本教官最多時達到83人，教授中高級軍官戰略、戰術、戰史及實兵訓練等，有“地下國防大學”之稱。　　據報導，“ 白團 ”的軍事思想影響台軍很深，曾參與設計台灣防衛計劃，並建立至今仍在實施的後備動員體係等；台軍歷年受過白團訓練的軍官總數達兩萬人以上，包括胡璉、郝柏村、蔣緯國、黎玉璽等知名將領在內。　　“八二三砲戰”美軍直接介入台灣防禦，“白團”功能性重複且遭到美軍反對，隔年在完成階段性任務後解散，成員陸續返日，只有白鴻亮一人留下。1972年日本與台當局“斷交”，白鴻亮仍繼續替台灣獻策，蔣介石因此特別拔擢為同陸軍上將，為台灣首位獲得此榮銜的外國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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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垣一成
宇垣 一成
Kazushige Ugaki with signature.jpg
出生 1868年8月9日
日本 岡山縣
去世 1956年4月30日（87歲）
效命 日本 大日本帝國
軍種 War flag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vg 大日本帝國陸軍
服役年份 1891 - 1931
軍銜 陸軍大將
統率 陸軍大臣
第10師團長
參與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
獲得勳章 勛一等・功四級

岡山縣護國神社中的宇垣塑像
宇垣一成（慶應4年陰曆6月21日（1868年8月9日） - 昭和31年（1956年）4月30日）、日本的陸軍軍人、政治家。
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長州出身的陸軍實權派「宇垣閥」首腦。三次任陸軍大臣之職，1931年因為三月事件被迫辭職，6月17日編入預備役。曾被天皇下令組閣，但因陸軍反對而受挫。後外放任朝鮮總督，在第一屆近衛內閣中任外務大臣兼拓務大臣，此後引退，戰後以85高齡當選為參議院議員，1956年4月30日去世。

慶應4年（1868年）出生於備前國磐梨郡潟瀬村大內（現・岡山縣岡山市東區瀬戸町大內）一個叫宇垣杢右衛門的農民家裡，兄弟5人，他是幼子。幼名杢次。後被後同鄉的宇垣纏海軍大將認為同宗親戚。在京都成城學校畢業後進入陸軍，並以軍曹職務入讀陸軍士官學校，明治23年（1890年）7月26日陸軍士官學校（1期）畢業，排名150人中第11位，明治24年（1891年）3月24日授予陸軍步兵少尉官銜。明治29年（1896年）改名宇垣一成。明治33年（1900年）陸軍大學（14期）畢業，排名39人中第3位，恩賜軍刀。
明治35年（1902年）至明治37年（1904年）留學德國，期間妻子鎮惠去世。明治39年（1906年）再度前往德國留學。明治40年（1907年）與小原貞子再婚。明治43年（1910年）晉升陸軍大佐。
大正4年（1915年）晉升陸軍少將，大正5年（1916年）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大正8年（1919年）晉升陸軍中將，大正10年（1921年）3月11日任第10師團長，大正12年（1923年）就任陸軍部次官。
陸軍大臣
大正13年（1924年）宇垣一成擔任清浦奎吾內閣的陸軍大臣，在加藤高明內閣中留任陸軍大臣。大正14年（1925年）加藤內閣期間他完成了宇垣裁軍計劃，21個師團中的高田第13師團、豊橋第15師團、岡山第17師團、久留米第18師團4個師団、16個聯隊區司令部、5所陸軍病院、2所陸軍幼年學校被裁撤。
此後他在第一次若槻禮次郎內閣繼續留任陸軍大臣，1925年8月1日晉升陸軍大將。昭和2年（1927年）臨時代理朝鮮總督。昭和4年（1929年）在濱口雄幸內閣中再次擔任陸軍大臣，1931年因為三月事件被迫辭職[1]。
昭和6年（1931年）編入預備役，昭和11年（1936年）再次擔任朝鮮總督，倡導「內鮮融和」和推行皇民化政策。
組閣流産
昭和12年（1937年）廣田弘毅內閣總辭職。重臣會議上宇垣被天皇指名組閣，但因宇垣裁軍和三月事件，代表陸軍的陸相持反對態度，宇垣組閣流産。[2]
昭和13年（1938年），宇垣在第一次近衛內閣中任外務大臣兼拓務大臣，在對中國發表近衛聲明後，開始日中和平交渉，與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秘密接觸，策劃謀求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的中日和談。同年9月辭職引退，昭和19年（1944年）擔任拓殖大學代學長。昭和20年（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後，被開除公職。在東京審判中，宇垣與米內光政、若槻禮次郎、岡田啓介被美軍免除審判。
昭和28年（1953年）4月宇垣以51萬3765票的高支持率當選為參議院議員[3]。昭和31年（1956年）在靜岡縣伊豆長岡町（現在的伊豆的國市長岡）的松籟荘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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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垣一成

農民宇垣杢右衛門第五子，原名宇垣杢次。曾就讀於東京私立成城學校（現東京成城高等學校）。1890年7月26日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期步兵科，翌年3月26日授予步兵少尉軍銜。歷任步兵第10聯隊附，近衛步兵第2聯隊附，甲午中日戰爭任大本營附（衛兵長），陸士生徒隊區隊長。
1900年12月20日畢業於陸軍大學校第14期（優等）。步兵第33聯隊中隊長，參謀本部出仕，參謀本部部員，赴德國留學。日俄戰爭歷任元山後備諸隊指揮官，後備第1師團參謀，韓國駐紮軍參謀，第1軍參謀。參謀本部部員，參謀本部總務部員，教育總監部課員，教育總監部第1課長，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長，步兵第6聯隊長，1915年8月10日晉陞陸軍少將。陸軍步兵學校長，參謀本部第1部長兼參謀本部總務部長，陸大校長，第10師團長，教育總監本部長，1923年繼白川義則成為陸軍次官，同年被任命為清浦奎吾內閣陸軍大臣，取代準備去混政界的田中義一、加藤高明內閣、第一次若槻禮次郎內閣留任，1925年8月1日晉陞陸軍大將。在1925年加藤高明任期間完成了宇垣裁軍計劃。朝鮮總督臨時代理兼軍事參議官，濱口雄幸內閣陸軍大臣，1931年因為三月事件被迫辭職，6月17日編入預備役。外放第7任朝鮮總督，內閣參議，第一次近衛內閣外務大臣兼拓務大臣，1936年8月5日授予勛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1938年策劃謀求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的中日和談。1953年4月當選為參議院議員。
1956年4月30日去世。曾獲四級金鵄勳章。侄子陸軍少將宇垣松四郎（陸士31期，陸大44期），女婿陸軍少佐三橋泰夫（陸士44期）。

宇垣一成有個外號叫「政界的惑星」。他年輕時就挺聰明，和鈴木庄六一樣，宇垣從小學畢業后就在母校當代課老師，十四歲就通過了教員資格考試成為了正式教員，十六歲居然當上了小學校長，1894年的小學校長，怎麼著也比半野雞大學校長要酷的多吧，況且只有16歲。但是不久,為了實現自己成為軍人的夢想到了東京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不過他上陸大卻比白川義則和鈴木晚了兩期。是1900年陸大第十四期畢業的，是所謂「軍刀組」之一。陸軍大學校畢業生的前六名由天皇賜予軍刀一把，因此這部分人被稱作「軍刀組」，飛黃騰達的特別快。在薩長兩藩斗的你死我活的時代，他巧妙利用兩派的勢力青雲直上，成為了大正末年昭和初年陸軍的中心人物。他那個「宇垣派閥」就是日後的統制派前身，裡面有一大票牛人：金谷范三，南次郎，畑英太郎，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小磯國昭，杉山元，畑俊六。宇垣派閥脫胎於長州閥卻又沒有長州閥那樣嚴格的出身限制，因此也被稱為「准長派」。
九一八事變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進入法西斯時代的轉折點。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台表演的是關東軍和軍部的中堅幕僚，在後台導演的則應該說是宇垣一成及其同夥。昭和初年，宇垣就表示「要有大的策劃」以實現他的「多年的抱負」。他還在《中國時局對策》中具體寫道：「帝國必須以不成文的國策為基準，傾注全力，獨裁邁往」以「使帝國再中國的權益得到比今天更大的發展，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在滿蒙的特殊地位絕不允許有絲毫的損害，必要的話，當機立斷。」顯然，宇垣的最終希望就是侵略中國，向外擴張。
田中內閣是最積極侵華的內閣之一，東方會議決定對中國採取武力，並三次出兵山東，還炸死了日本複製起來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但宇垣卻仍感不足，批評田中內閣的滿蒙政策給人以膽小怕事之感，沒有觸及到問題的要害，他批評森格外務次官對滿蒙的工作，同出兵山東一樣，都是一些如同笨拙的外科醫生的瑣碎動作，並催促道「要想樹立帝國再滿蒙和沿海的地位，就得顯示出不惜以實力來維繫東三省安全的堅強決心。」十天後，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喂，向北滿躍進！前進！」。炸死張作霖事件發生后，元老西園寺主張查明真相，嚴懲兇手，田中首相則動搖不定，但宇垣卻堅決反對，主張隱瞞真相，不予追究，並向陸相白川說：「公布真相，是卑劣的舉動，要強調鬥爭，決不讓步。」支持和保護軍部在國外的陰謀冒險活動。
宇垣在1928年9月寫成《關於對華問題管件剛要》合盤托出了他要吞併中國東北的野心。他寫道，日本隊滿蒙的基點有四，1、和併到帝國領土之內，2、使其獨立、成為帝國的保護國。3、進一步圖經濟之發展和權益之伸張。4、維護現有權益。究竟以那個基點為發展，要視立足點之堅實情況和施展外交手段取得英美各國的諒解程度而定，只要做到這些，對付3中國，達到預定目的，就像一舉手一投足那樣容易，
日本軍部根據宇垣的《剛要》擬定了《昭和六年度形式判斷》，這個判斷以滿蒙問題為中心，他要求軍部下決心解決滿蒙問題，並規定了解決滿蒙問題的三個步驟，第一步，建立在中國中央政府下的親日政權第二步，成了脫離中國的獨立國；第三步，由日本領有，成為日本國土的一部分。宇垣還在1931年4月初召開的師團長會議上強調「日本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單位，非解決滿蒙，滿蒙問題不可。」
1931年4月，濱口內閣被若規內閣取代，宇垣也隨之離開內閣，所以九一八事變后，宇垣已不任陸相了了，但是，當時的軍部卻被宇垣所推薦提拔起來的人所控制。南次郎是宇垣作為自己的代理人，經過再三推薦才進入若硅內閣任陸相的。金谷范三也是宇垣與各方面多次商談，於1930年2月經過天皇任命為參謀總長的。杉山元和二宮治重是宇垣任陸相時，被任命的陸軍次官和參謀次長，軍務局長小磯國昭、軍事課長永田鐵山等陰謀策劃九一八事變的活躍分子，都是1930年8月的定期調動中擔任了被視為陸軍省內最有影響的職務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和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也是宇垣的事先安排，才一可能擔任這些職務的。至於具體策劃九一八事變過程中的起關鍵作用的建川美次，則被成為宇垣四天王之一（其餘三人是杉山元、二宮治重、小磯國昭）。
正因為如此，所以九一八事變一發生，宇垣便異常興奮，認為「這回的滿洲事件將成為關係到帝國興衰的重大問題···這回事件的結果如何，深感負有重大責任，倘若以失敗而告終，也可以說我用人失當的結果······」九一八事變期間，宇垣和本庄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本庄於1931年9月23日致書宇垣，希望從側面協助，一舉從根本上解決滿蒙問題。宇垣也於26日、29日回信，滿口答應，並督促本庄儘快成立脫離中國的保護國。宇垣為此向首相等進言忠告、要求在東北建立從中國本土分離的新政權。他還特意於10月29日從韓城動身前往東京，會見了首相若槻，元老西園寺，陸相南，外相幣原，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等要人。活動長達一個多月，催促日本政府、軍部乘機一舉武裝佔領中國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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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界的惑星
宇垣本來在陸軍實力雄厚，但因為兩件事得罪了娘家人陸軍，一次是裁軍，一次是三月事變。20世紀 20年代空前的經濟危機席捲了世界，日本也進入了所謂「昭和恐慌」。東北部各縣餓死不少人，賣兒賣女隨處可見。這時候日本只能走「裁軍」這一條路了。也是准長派的山梨半造搞了一次裁軍。 1925年加藤高明內閣時，宇垣一成進行了所謂「宇垣裁軍」。其主要內容是裁減1/5的陸軍軍力，也就是4個師團，關閉5所陸軍醫院、兩所陸軍幼年學校。宇垣裁軍的主要思想是「以質量換數量」，並不是為國家預算省錢。節省下來的經費擴充了一個坦克聯隊、一個高炮聯隊、兩個航空聯隊和一個台灣山炮聯隊；開設了陸軍汽車學校、通信學校，為陸軍部隊配備了飛機、坦克、輕機槍、汽車牽引炮和野戰重炮。但宇垣裁軍遭到了強烈的抵抗。首先，裁下來的4個師團的軍官們沒處安置，後來就把他們弄到學校里去當軍訓教官。您說有哪個老師或學生會喜歡一個軍官在學校里成天溜達的?於是糾紛不斷，整個社會上就形成了一種「軍人是吃閑飯的」看法。軍人受得了這個嗎?這不剛剛打完仗，前幾天大家還在喊萬歲，怎麼爬起炕來就不認人岡山県護國神社の宇垣の像
岡山県護國神社の宇垣の像
啦?到哪兒都看白眼，嫌哥兒們吃閑飯?哥兒們自己去找飯吃!總比在這兒當孩子王強。軍縮的結果遭到了反對派的大肆抨擊，和他的前輩一樣退出了現役。1930年橋本欣五郎、長勇、田中清幾個佐級軍官和大川周明還想要搞了個失敗的「三月事件」想要推宇垣上台當首相，建立軍事獨裁政權。 根據建川的回憶，這一計劃是四天王於1931年2月21日的紀元節宴會上共同策劃的，他們在宇垣的同意下，計劃讓小磯國昭通過大川周明動員右翼力量，製造騷亂，然後再以鎮壓騷亂為名出動軍隊。後來由於宇垣自己態度的搖擺不定而使計劃流產。
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他不同意皇族的閑院宮載仁親王和海軍的伏見宮博恭王在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掌握實權，他的意見是，如果皇族出任這些要職，就沒人敢批評他們了，這就招致了一心想掌握軍權的昭和天皇的嫉恨。
所以1937年廣田弘毅內閣總辭職以後受命組閣，但這時娘家人出來搗亂了。石原莞爾串通陸軍又鬧了一次罷工，不出人當陸軍大臣，於是宇垣只能灰溜溜歇菜。以後在日本帝國的幾個關鍵時刻，七七事變近衛內閣倒台後（后阿部信行組閣），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東條英機組閣），東條內閣倒台後（后小磯國昭組閣）。宇垣都曾被人推薦當首相，可就是始終沒有登上過這個寶座。
宇垣似乎對政治有一種無法割捨的情結，戰後的1953年他以85歲高齡當選參議員，有過幾次要出任首相的風聲，但就是沒當上。日本人一提起宇垣一成，就會想到幾十年在首相寶座邊上轉，就是坐不上去的滑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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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部卓四郎

參與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
服部卓四郎（日語：はっとり たくしろう，1901年1月2日—1960年4月30日）是日本帝國陸軍的軍官，最高軍銜為大佐，著有《大東亞戰爭全史》。
生平
服部於1901年出生，後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就讀，為第34期畢業生，同期生包括了秩父宮雍仁親王、西浦進、堀場一雄、赤松貞雄、西田稅、三好達治等人，服部與西浦和堀場因外表俊秀而被併稱作「三十四期的三羽烏」。服部後又進入陸軍大學就讀，為42期畢業生，後被派至參謀本部服務。1934年至1935年期間於法國留學，1936年時遠赴海外觀察義大利-衣索比亞戰爭。
歸國後不久，1939年5月爆發了「諾門罕事變」，服部此時也為關東軍作戰參謀主任，與參謀官辻政信共同力主將戰事擴大化，卻反遭蘇軍反擊，日軍受到重大損失。在戰事停止後，關東軍總司令植田謙吉與其參謀長磯谷廉介被迫退出現役，但主張將戰事擴大的服部卻從輕發落，甚至在1940年10月還獲得晉升，成了參謀本部作戰課作戰班長。1941年7月，服部就任該職。另一方面，諾門罕另一位主事者——辻政信也被調往了參謀本部服務，任作戰課兵站班長。此時服部的上司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田中新一，他與服部將後者的前任、反對召回辻的土居明夫降職。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陸軍的作戰多經由田中、服部與辻三人共同策劃。
1942年8月，瓜達康納爾戰役開始，服部在視察當地時曾報告「補給線正確實建立著，沒有問題」，但與事實有極大出入，陸軍投入了超過三萬人的軍隊，最終要撤退時卻僅存一萬人，死亡原因大多為病死、餓死。
同年12月起，服部任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的秘書之職，但在隔年10月又回歸任作戰課長，主導了中國大陸上的「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作戰」，中方稱之「豫湘桂會戰」）。
戰後，由於參謀時期的經驗與知識，服部被派到復員廳戰史編撰室室長美軍少將查爾斯·威洛比（曾任麥克阿瑟的情報主管）下進行寫作。不久後因為韓戰爆發，美國在駐日兵力不足的情況下，面臨了是否要重新武裝日本的問題，服部一度成為日本的新武裝部隊——警察預備隊指揮官的人選之一[1]，但卻因為首相吉田茂和盟軍司令部民政局局長考特尼·惠特尼准將的反對而流產，最後在吉田和盟軍司令官麥克阿瑟的拍板下，預備隊指揮官的職位由宮內廳次長林敬三擔任。根據1952年10月31日的美國中情局文件，服部曾打算聯合被吉田的自由黨政府從公職中驅逐的國粹主義份子發動政變、刺殺吉田[2]、擁立鳩山一郎任首相，但此計畫被辻所勸退。
作家保阪正康曾評價服部是「就立場上來說應最有責任，卻最沒有責任」的人，並將他同辻併為「昭和時代的愚蠢將領中的第一名」。不過，威洛比倒對服部的作戰制定能力有所好評。

 

服部卓四郎（はっとりたくしろう、1901年（明治34年）1月2日- 1960年（昭和35年）4月30日）日本陸軍大佐，兩次出任參謀本部作戰科長。以其《大東亞戰爭史》而聞名。
2 生平
在同期裡有秩父宮雍仁親王，西浦進，堀場一雄，赤松貞雄，西田稅，三好達治等。服部與同期的西浦、堀場一起被稱陸士34期的三羽鳥。1930年畢業陸軍大學42期軍刀組。進參謀本部，法國留學，埃塞俄比亞戰爭觀戰。1939年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和參謀辻政信一唱一和擴大對蘇戰爭，曾經在乘坐偵察機低空偵察蘇軍陣地的時候，被高射機槍擊中被迫降落在兩陣中央，眼看蘇聯坦克群就要殺到，日本砲兵拼命的釋放掩護火力，才讓他脫離險境。諾門坎事件後關東軍的司令部的植田謙吉司令官，磯谷廉介參謀長因為戰敗而退出了現役。而他們兩個參謀則只受到輕微處分。服部被發配到陸軍步兵學校任校付，辻政信被發配到11軍司令部任部付。他的情商很高，和板垣徵四郎和東條英機的關係都不錯，過了一年居然重回參謀本部，而且還擔任了最重要的作戰班長職務，和稻田正純並列的作戰課有史以來軍銜最低的課長（中佐），而且他還比稻葉正純年輕兩歲（40歲）。他還串通作戰部長田中新一把他那個落難的搭檔辻政信任命為參謀本部作戰課兵站班長。為此還把不同意提拔辻政信的土居明夫大佐給趕出中央。辻政信後來在馬來亞戰役中能獲得作戰之神的稱呼就是因為他的鼎立支持。1942年全面指導瓜達爾卡納爾爭奪戰，12月因瓜島戰敗和田中新一作戰部長一起被更迭，1943年1月轉任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的秘書，10月真田穰一郎（士官31期）少將升任作戰部長後他又重新回到戰科長的職位上。指導了所羅門群島和以後的一系列戰役。把第九師團從沖繩調到台灣這個主意就是他出的。1945年2月被趕出參謀本部，後任的作戰科長是宮崎週一第一部長(士候28)的心腹天野正一少將(士候32，陸大43首席) 。他被下放到中國湖南的衡陽，任第13師團步兵第65聯隊最後一任聯隊長，日本從長江以南收縮的時候他是殿後的部隊，據說表現不錯。1945年8月戰敗後焚燒聯隊旗，46年回國後被盟國占領軍任命為第一複員局史實調查部長。他和美軍佔領軍參謀部情報部長查爾斯·安德魯·韋洛比打得火熱，都想讓他當重建的日本軍隊的陸軍參謀長，這個想法因為吉田茂首相的軍事顧問辰巳榮一中將反對而流產，惱羞成怒的他還想發動政變，暗殺吉田茂，建立以鳩山一郎為首相的政府，但是被辻政信勸止了。1953年，他完成了關於日本戰爭史的經典巨著《大東亞戰爭史》。在這部150萬字的書裡，史料倒是很詳實，但立場、觀點有嚴重的問題。南京屠殺隻字未提，侵華戰爭僅僅叫做“中國事變”，英美則被斥為“國民黨的看門狗”，而太平洋戰爭完全是美國的責任，更刺激中國人的是，書中竟然明言“滿洲從歷史看未必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3 年譜
1920年(大正9年)3月陸軍中央幼年學校畢業。
1922年(大正11年)7月陸軍軍官學校畢業。10月步兵少尉。步兵第37聯隊分配。
1925年(大正14年)10月陸軍中尉。
1930年(昭和5年)11月陸軍大學畢業。
1931年(昭和6年)8月陸軍大尉。步兵第37聯隊中隊長。11月參謀本部工作(編制課)。
1932年(昭和7年)8月參謀本部成員。
1934年(昭和9年)6月法國駐在。
1935年(昭和10年)10月埃塞俄比亞戰爭觀戰。
1936年(昭和11年)11月參謀本部成員(編制課)。
1937年(昭和12年)8月陸軍少校。
1939年(昭和14年)3月陸軍中佐。關東軍作戰參謀。5月諾門檻事件。9月步兵學校研究成員兼教官。
1940年(昭和15年)6月教育總監部總務部員兼陸軍大學教官。10月參謀本部成員(作戰班長)。
1941年(昭和16年)7月參謀本部作戰科長。8月陸軍大佐。
1942年(昭和17年)12月陸軍大臣秘書。
1943年(昭和18年)10月參謀本部作戰科長(重任)。
1945年(昭和20年)2月步兵第65聯隊長。8月15日戰爭結束。
1946年(昭和21年)5月從中國單獨復員。(GHQ的指令)5月第一複員事務官，12月史實調查部長。
1947年(昭和22年)5月兼GHQ歷史課。(昭和27年8月)
1948年(昭和23年)5月引揚援護庁復員局資料處理部長。
1952年(昭和27年)5月同局資料處理科長。
1953年(昭和28年)4月史實研究所開始辦公，同所長。
1960年(昭和35年)4月30日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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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村寧次（1884年5月15日－1966年9月2日），日本帝國時代陸軍大將，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在日軍投降前中國戰區最高負責人。 二戰後以白團在日本的總負責人身分持續協助國民政府對抗中共。
1884年5月15日，出生於東京四名坂町的一個沒落的武士家庭，1890年3月入坂町小學，8年後畢業。1897年，考進了東京專門學校（1902年更名為早稻田大學）的附設中學部。
1898年，轉入東京陸軍幼年學校，後升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1899年，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04年作為第16期學生畢業，同期畢業的還有日後的三位大將：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和安藤利吉。[1]:167－168同期的岡村寧次、永田鐵山和小畑敏四郎被教官們公認為第16期最優異的「三羽鳥」（即「三傑」）。
1905年4月，岡村寧次在步兵第四十九聯隊，作為新編第十三師團的一個小隊長參加日俄戰爭樺太島（即庫頁島）戰役。其後駐紮在日本侵占的朝鮮。
1907年至1910年的3年間，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清國留學生隊中尉區隊長，帶過3期156名中國留學生，其中不少人日後成為中國著名的軍事人物，如閻錫山、孫傳芳、李烈鈞、何應欽。
1910年12月，岡村寧次被推薦進入日本陸軍大學。27歲娶星野理枝。次年10月得子岡村忠正。1913年11月，以第25期第8名的成績畢業。
經歷
1914年8月，調任參謀本部外國戰史處。1915年2月，被日軍參謀本部派到青島搜集日德作戰史資料（日本1914年占領德國在山東殖民勢力範圍）。
1921年6月，被陸軍省選派與土肥原賢二等人赴歐美考察，在英國、法國、瑞士、德國停留，會見當年的學友東條英機、山下奉文等年輕軍官，暢談刷新日本陸軍人事、改革軍制、陸軍現代化及確立國家總動員體制擁立、早期解決滿蒙問題，締結了「巴登巴登盟約」，結成了日後在軍界政壇的盟友集團。到了昭和時代，這些人正式成立了「二葉會」，而後與木曜會會員共同成立「一夕會」。
1920年代，在受孫傳芳聘請任孫軍事顧問的時候，竊取到了江浙一帶1:20000的軍用地圖、華中中部地區1∶50000軍用地圖等。日後，日軍在武漢作戰所用地圖大部分就是岡村寧次此次竊取的。
1927年，任日本陸軍步兵第三師團第六聯隊聯隊長，在山東濟南慘案時奉命率部支援暫駐青島，後回國調任參謀本部國內戰史課課長。
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之後調任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駐滿洲國武官等職。
1933年春，長城戰役爆發，在「華北危急、平津危急局面下」，他代表日方與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簽訂了《塘沽協定》。
1934年起，歷任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第二師團師團長、第十一軍司令官、軍事參議官等職。
指揮侵華戰爭
1938年下半年，指揮了武漢會戰。1940年，在進攻漢口之後，與張自忠在漢水東岸之戰相對峙下來。[2]後來戰事爆發，張自忠揮兵渡河，進入日方陣地，惟遇日方因戰略關係向前進擊，張自忠衝至日軍後面而戰死。[3]
1941年，晉升為大將，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1941年8月7日岡村寧次與共軍代表簽訂密約：１八路軍願與日軍攜手共同打擊中央軍；２日方贈予八路軍十座小兵工廠；３共軍願把中央作戰計劃與日方分享[4]。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代表潘漢年也與日本情報部門締結合作，願將中國國軍抗日計畫分享給侵華日軍[5]:96-113，隨後潘漢年進一步與侵華日軍取得互不侵犯的基本共識[5]:161。
1944年，先後任日軍第6方面軍司令和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
投降
1945年9月9日，南京舉行受降典禮[6]:166－167，岡村寧次代表日本政府簽署降書[7]，岡村寧次的佩刀由何應欽將軍接收[8]，目前收藏在中華民國國軍歷史文物館。此刀材質為手工鍛造鋼，刀柄刀身共刻有5頭獅子[9][10]。
使岡村寧次不能忘懷的是，本來預先定他們進場時應向全體敬禮，何應欽等不必還禮：可是最後他在投降文件上蓋章而由小林參謀總長呈獻何應欽時，何應欽卻站起來給他回禮。[11]
此外解放軍聲稱在南京總統府裡發現岡村寧次的佩刀，現藏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抗日戰爭館[12][13]。
按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指示，日本部隊除中國東北外，中國大陸及台灣、北緯16度北越南境所有日軍，必須立即向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及其代表投降。對此，岡村寧次表示絕對服從，中共則以中國解放區名義致牒英、美、蘇駐華大使，強調國民政府無法代表中國接受日、偽軍受降，唯有延安總部才有權代表參加受降工作。接著，朱德致電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中共將領投降，但最終遭到日軍拒絕，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除熱河、察哈爾之張家口、山海關等6都市由蘇聯軍所佔據轉交給中共外，其餘重要都市多未進入和平狀態。中共要求日、偽軍受降未果，便開始包圍襲擊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日軍及其技術人員；日方依上級指示，在完成向國民政府受降接防前堅守各防區，被迫反擊。日本投降後岡村寧次拒絕遵從中共的指示，導致中共部隊搶奪戰略位置時造成死傷，被中共視為重要戰犯之一[14]:848[15]:218-222。
1945年9月10日清晨，何應欽召岡村寧次去見他。[16]岡村寧次不敢怠慢，立刻前去，袛帶一名參謀，當場被任命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官[17]。中國政府派令岡村寧次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官，把日本全軍及僑民的遣返事務委任岡村寧次來辦理。[18]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聯絡班長」岡村寧次被中國政府軟禁在南京。1947年4月30日，新聞局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局長董顯光在回答記者時稱：「岡村寧次係日軍投降及遣送事宜之聯絡班班長，其工作尚未完畢；至於本身戰罪部分，尚待將來決定。」[19]:83441948年3月底被解往上海候審。同年8月中旬被正式送進上海戰犯監獄，但不久以「保外就醫」名義在上海黃渡路秘密住所被監視居住。
回國及去世
1949年1月26日，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無罪」，並被釋放回國。岡村寧次判決文，節錄如下：
岡村寧次判決文（節錄）：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三十七年度戰審字第二十八號

岡村寧次，男，年六十六，日本東京人，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日本陸軍大將，被告於三十三年（194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殺，均係發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且當時盟軍已在歐洲諾曼第及太平洋塞班島先後登陸，軸心既形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閱時及各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准執行有案，此項散處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負共犯之責。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依法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二十六日
軍事法庭採合議制，五位法官中三位在判決書上簽字，庭長石美瑜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20]。後來國府代總統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最終岡村寧次還是被國府釋放回日本。
返國初期，一直避免公開發表一切有關國際政治或某一個人談話。[21]:2041955年，擔任日本軍人組織「戰友聯盟」副會長，後任「鄉友聯盟」會長、名譽會長。1966年死於東京。
白團
中華民國方面稱岡村寧次在1949年招募日軍軍官成立白團，1950年白團成員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後來改稱「實踐學社」)擔任教官。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則聲稱，岡村寧次1950年被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軍事實踐研究院」高級教官[22][23]。
未被判死刑的相關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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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共官方說法中立性有爭議。內容、語調可能帶有明顯的個人觀點或地方色彩。（201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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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認為他在日軍投降後的合作態度與抗日戰爭期間對華北共產黨的清剿成果，使得蔣介石對其身為中國戰區最高負責人的戰爭責任並未加以追究[24][25][26][27][28]。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日本本部指示岡村寧次將所轄地武器裝備盡數交付中共八路軍，以期攪亂中國政局，可讓日本減輕部分壓力。同期蔣介石亦有指示：維持所轄地秩序，等待國軍接收占領區。岡村寧次權衡利弊決定聽從蔣介石指示，並與蔣達成交接防區後讓參戰部隊儘快回國的條件，期間大部分犯有屠殺暴行的中下級軍官及士兵均未得到應有的審判。傳聞他在日軍投降後的合作態度與抗日戰爭期間對華北共產黨的清剿成果[29]，使得蔣介石對其身為中國戰區最高負責人的戰爭責任並未加以追究。[30]:171

 

朱總司令命令岡村寧次投降
《朱總司令命令岡村寧次投降》是1945年8月15日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向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發布的投降命令。該命令發表在1945年8月16日的《解放日報》上。中共中央認為中國國民黨消極抗日，無權代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唯有中共才有此權利。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同日15時，朱德自稱「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致電岡村寧次，飭其命令所屬向中國共產黨投降。[1]中國共產黨發布《朱總司令命令岡村寧次投降》，要求侵華日軍領導向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投降。其意圖在於挫敗此前國民政府當局發布命令阻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受降的企圖。中國共產黨方面同日還向美國、英國、蘇聯發出說帖，希望得到三大國的支持，並著眼於戰後中國國內政治局勢，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
內容
朱總司令命令岡村寧次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2]
南京岡村寧次將軍：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條款宣布投降。
二、你應下令你所指揮下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
三、關於投降事宜：在華北的日軍，應由你命令下村定[3]將軍派出代表至八路軍阜平地區，接受聶榮臻將軍的命令；在華東的日軍，應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天長地區，接受陳毅將軍的命令；在鄂豫兩省的日軍，應由你命令在武漢的代表至新四軍第五師大悟山地區，接受李先念將軍的命令；在廣東的日軍，應由你指定在廣州的代表至華南抗日縱隊東莞地區，接受曾生將軍的命令。
四、所有在華北、華東、華中、及華南之日軍（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的日軍在外），應暫時保存一切武器、資材，靜候我軍受降，不得接受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以外之命令。
五、所有華北、華東之飛機、艦船，應即停留原地；但沿黃海、渤海之中國海岸的艦船，應分別集中於連雲港、青島、威海衛、天津。
六、一切物資設備，不得破壞。
七、你及你所指揮的在華北、華東、華中、及華南的日軍指揮官，對執行上述命令應負絕對的責任。
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
朱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十五時
同日發出的《中國解放區抗日軍朱總司令致美英蘇三國說帖》稱：
中國解放區抗日軍朱總司令致美英蘇三國說帖顯示▼
後續
此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了《一般命令第一號》，經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945年8月17日核准，授權美國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在1945年9月2日受降儀式上對戰敗國日本發布。該命令要求「在中國（滿洲除外），台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之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日本高級將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將軍投降。」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南京舉行，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接受了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無條件投降。
此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各自領導的軍隊，在受降問題上發生激烈爭奪，爆發1945年國共衝突。由於《一般命令第一號》規定滿洲（即中國東北）在蔣介石受降範圍以外，由蘇聯受降，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部隊於1945年進入中國東北，此後國共雙方在東北地區迅速爆發內戰。

蔣介石為何無罪開釋日本戰犯岡村寧次？
華夏經緯網 2009-02-16 08:36:46
字號:小 大

岡村寧次

　　上個世紀50年代，在台北陽明山的國民黨高幹訓練班——“革命實踐研究院”裏，有一位特級軍事教官，國民黨高級幹部見了他得恭敬地稱他“老師　”，要向他敬禮。這個人是黃面孔，乍看上去頗像中國人，還有一個中國的名字，可是他壓根兒就不是中國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侵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

　　蔣介石“準其以勞績贖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終戰詔書》，宣佈向盟國無條件投降。當時，蔣介石妄圖在美國武力援助下，壟斷接受日本投降的權利，但他的軍隊主力遠在西南大後方，短時間內難以遠奔至華北、華東、華中、華南淪陷區接受日本投降，而八路軍、新四軍又拒絕他“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於是蔣介石遂企圖利用岡村寧次手下的百萬日軍，“保持現有態勢”——拒中共武裝部隊于敵佔區之外，將日軍所有的武器裝備及淪陷區的一切，悉數為他的軍隊所接受。

　　岡村寧次十分明白蔣介石的良苦用心，立即復電，表示謹遵命令，“與國民政府緊密結成一體，斷然對付中共”，將“武器彈藥、軍需品等”，完全交付中國政府軍，“為充實中央政權武力做出貢獻”、“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為，則斷然處罰之”。

　　1945年8月27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冷欣奉蔣介石、何應欽之命，飛赴南京建立“前進指揮所”，為受降做準備。當冷欣跟岡村寧次接洽時，岡村寧次露骨地建議，願以128萬在華日軍的戰鬥部隊幫助蔣介石打共產黨。據白崇禧透露，岡村寧次的建議深獲蔣心，給予“嘉許”。後來因美國人反對以及其他種種考慮，蔣介石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運用投降的百萬日軍去“勘亂”、“剿匪”。8月31日，隨冷欣一道赴南京的侍從室參議邵毓麟約見岡村寧次，轉達蔣介石對岡村寧次的承諾，即“準其以其勞績贖罪，免以戰犯懲處”。何為勞績？即“必須完整無缺地向國民政府移交佔領地盤、武器彈藥、軍需物品及各種設施，凡不法擾亂治安者，不視為蔣委員的部隊，應斷然採取武力自衛，毋庸躊躇。”岡村寧次連聲允諾：“我將全力遵守蔣委員長訓令，不負蔣委員長期望。”

　　果然，以後當八路軍、新四軍在敦促日軍繳械投降時，日軍非但拒不執行，還以武力相對抗。華北、蘇北的八路軍、新四軍不得不通過激烈戰鬥才收復為日軍所盤踞的一些城鎮。

　　受降儀式何以不交日本軍刀？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侵華日軍向中國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岡村寧次不但幸逢蔣介石的“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且代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投降的主官，竟是他的“中國好友之一”的何應欽。何應欽跟岡村寧次曾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校友，而且私交頗深。曾代表蔣介石與日軍妥協，簽署《何梅協定》，成為人所共知的親日派。誠如岡村寧次後來在回憶南京簽降時所說的“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將軍投降，頗有安全感、輕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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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村寧次在接受審判

　　按理，在神聖的受降儀式上，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最典型的動作應是雙手托起曾經指揮官兵屠殺中國人民的軍刀，面向受降的中國將領鞠躬，然後拱手將軍刀上交，這也是投降的標誌。然而，在南京受降儀式上，岡村寧次卻沒有交出軍刀，成為令目睹受降大典的中國人和盟邦友人的最大遺憾。

　　原來，9月8日，何應欽飛抵南京，當晚便派他的參謀王武秘密到岡村寧次住處告訴岡村寧次，參加投降儀式時可以佩帶指揮刀，但必須在抵達禮堂、進入投降席之前將指揮刀私下呈繳何應欽，否則就不要帶軍刀。帶與不帶，可由岡村寧次自己選擇。岡村當然不願成為當眾呈繳指揮刀的敗將，而寧肯當“不帶軍刀的將軍”。

　　按盟軍統帥部規定，投降一方向受降一方行三次禮，受降一方均不回禮。然而，當日方的小林參謀總長向何應欽呈交降書敬禮時，一向對日軍奉若神明也自甘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何應欽，居然起身答禮，引起一片譁然。

　　受降後，在與岡村寧次的會見中，何應欽就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向岡村寧次袒露真言，發表了一段“高論”：“我曾說過，中日相戰兩敗俱傷，結果將使共產黨勢力做大。此事不幸為我言中。我任軍政部長以來，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國內情況未能如願以償；而日本軍部內，也有不諒解蔣委員長和我等真實意圖，因此，遂啟戰端，誠不勝遺憾之至。”

　　蔣介石親自撫慰

　　侵華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比起日本前首相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土肥原賢二、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松井石根、夢想當中國皇帝的板垣徵四郎等人來說，運氣要好得多了。這些人作為日本甲級戰犯，于9月11日，就被進駐日本的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下令逮捕歸案。而岡村寧次卻得到蔣介石的格外“關照”。

　　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中共曾提出了一份戰犯名單，把岡村寧次列為頭號戰犯。各界一致贊同，紛紛籲請國民黨當局迅予拘捕交法庭公審。蔣介石對此卻置若罔聞，以至於東條英機等戰犯在東京落入法網之後，國民黨政府照樣承認敗軍之將岡村寧次的指揮權，只是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改為“中國戰區日本善後總聯絡官”，其原有的官邸、衛隊、座車，原封不動地被保留享用。

　　蔣介石刻意安排最親日媚日的何應欽去受降，就是要通過何應欽向被打敗的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表示“親近”、“友好”，使其為己所用，結成反共盟友。

　　12月13日，由重慶飛抵南京的蔣介石立即派人通知岡村寧次來陸軍總部會見。上午9時半，岡村寧次按時到達，蔣介石面帶微笑，對這位降將問候有加：

　　蔣介石（下稱蔣）：“你身體健康嗎？生活上如有不便，請勿客氣地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儘量給予方便。”

　　岡村寧次（下稱岡）：“深感厚情，生活蠻好。”

　　蔣：“從何總司令處得悉，接收順利進展，殊堪同慶。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

　　岡：“目前沒有，如發生困難，當即奉告。”

　　蔣：“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志，加強協作，實為至要。”

　　岡：“完全同意。”

　　以上這段話，出自岡村寧次的回憶錄。岡村在回憶錄中還說：“蔣委員長特意安排了這次會見，以好言相慰、和藹近人，深感敬佩。”感激之餘，岡村寧次匠心獨具，專門為蔣介石、何應欽撰寫了一篇《從敵對立場看中國軍隊》的軍事論文，闡述國共軍隊的戰略戰術和作戰特點，建議國民黨軍隊如何利用共產黨軍隊的弱點，採取特別戰術予以應對。

　　設計逃脫國際軍事法庭審判

　　1946年1月19日，駐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宣佈，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岡村寧次被列為戰犯，駐日盟軍總部幾次照會國民黨政府，要求將岡村寧次遣送日本受審。岡村寧次自知罪孽深重，死刑在所難免，終日憂心忡忡。

　　為使岡村寧次免受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蔣介石召集軍政要人商討對策。幾經斟酌，蔣介石最後拍板．藉口遣返工作尚有許多事情未了，仍需岡村寧次留下處理。1946年10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決定：“岡村寧次大將不得歸國，但不得拘留，仍以聯絡班長名義，配屬參謀若干人，于當地生活。”

　　蔣介石肆意包庇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第一號戰犯岡村寧次，激起舉國共憤。中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發表文章，予以無情揭露、鞭撻，其他報紙也同聲響應。1946年12月29日《大公報》發表合眾社延安17日電：“第一號日本戰犯岡村寧次，對中國人民犯下燒殺掠奪等嚴重罪行，而蔣主席卻待如上賓，為此正受到延安的責難。”

　　在輿論壓力之下，蔣介石不得不把岡村寧次交付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但在公審之前，國防部王俊中將奉命透信給岡村寧次：“根據國際情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您和松井太久郎列入戰犯名單，但暫不歸國受審。為了敷衍輿論，也可能移交軍事法庭審理，但審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毋庸挂慮。”

　　其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照會中國政府，要將岡村寧次引渡日本，出庭為受審的甲級戰犯作證。蔣介石指示外交部，以岡村寧次身患疾病推託。1948　年3月29日，岡村寧次經蔣介石特許，轉赴上海療養，被安排住進一所非常幽靜的王宅，對外絕對保密，淞滬警備司部派出便衣軍警，對王宅實行嚴格保護。

　　1948年8月23日，人們期待3年已久的對岡村寧次公審終於開庭。在法庭上，岡村寧次百般推諉狡辯，拒不認罪。最令旁聽者憤慨和不能容忍的是，由國防部戰犯處理委員會為岡村寧次選定的辯護律師江一平竟然以辯護為名，為岡村寧次歌功頌德，建議免罪。岡村寧次對辯護人敢於大膽為其辯護，深表感激。以至於事隔多年後的1961年，岡村寧次赴台北，曾專門拜訪江一平，對其再度表示謝意。不久，岡村寧次申明“有病”，要求保外就醫，很快就得到國防部恩準，由監獄搬出，仍住進王宅。

　　何應欽、湯恩伯力主判處無罪

　　何應欽召集戰犯處理委員會、司法行政部、戰犯軍事法庭諸方官員開會，討論對岡村寧次的最終判決。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主張判岡村寧次無期徒刑，而何應欽跟被岡村寧次稱為另一個“中國好友”——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則主張判其無罪。為此，湯恩伯特地面見蔣介石，力陳岡村寧次在停戰時有功，應判無罪。即使在法律上構成犯罪，鋻於當前國內外形勢，從反共前提出發也宜宣判無罪。蔣介石大致同意何應欽、湯恩伯的意見，但提出：“慮及輿論及國際影響，勿作即時宣判而以待時機。”

　　時間進入1948年12月。遼沈一役，蔣介石丟了東北。共軍緊跟著又發起淮海、平津兩大戰役。焦頭爛額的蔣介石，不得不作退守江南的打算，嚴飭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週密部署江防。

　　12月7日下午，湯恩伯派少將參謀龍佐良驅車王宅，把岡村寧次請到其私宅。待岡村寧次到達時，湯恩伯親自下階迎接，如待上賓。一番熱情寒暄、互致問候之後，湯恩伯則開門見山地表功，告知岡村寧次，他是如何求蔣為其免罪獲准的經過。聽完湯恩伯的敘說，岡村寧次一個勁地點頭感謝。接著話入正題，湯恩伯把岡村寧次領到軍用地圖前，說：“共軍渡江，必在長江下游，請就如何固守長江天險，發表高見。”岡村寧次根據自己長期以來對長江下游軍事要地的研究，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模樣，毫不客氣地操起教鞭，指指點點，滔滔不絕地陳述了有關防守長江的意見。湯恩伯頻頻點頭，他的參謀人員，則一一用筆記下。談話約1個小時。1949年元旦，湯恩伯攜帶禮品前往王宅，向岡村寧次祝賀66歲生日，並再次與之交換了關於江防的戰略戰術。

　　1949年1月21日，內外交困、進退失據的蔣介石在預做人事安排後，宣佈“引退”，讓李宗仁頂起殘局。岡村寧次一時顯得惶恐不安。此時遙控政局的蔣介石已為“公審”定了調子，那就是：從反共大局出發，必須宣判岡村寧次無罪。與此同時，蔣介石甚至不顧“太子”蔣經國和其他幾位親信將領的不滿，下手令給新上任的國防部長徐永昌，令徐永昌行文給最高軍事法庭審判長石美瑜：一定要判岡村寧次無罪。

　　是時，東京審判已告結束。1948年12月23日，東條英機等7名日本首要戰犯被押上13級死亡臺階處以絞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1949年1月26日，蔣介石“下野”後第5天，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上海開庭，于16時由石美瑜庭長宣判。血債纍纍的大戰犯岡村寧次被宣佈無罪，當庭開釋。這一判決結果不僅使旁聽的記者們大出意外，就連岡村寧次本人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法庭上頓時大亂，旁聽席上一片憤怒的噓聲、抗議聲，群起詰責，大呼不公。岡村寧次本要向石美瑜等人鞠躬致謝，見此情景，竟呆立被告席上，不知所措，被一法官趁混亂之機，將其引至後門，讓其走脫。這場最無恥、最醜惡的一幕鬧劇，就這樣定格在中國現代史上。

　　事後，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寫道：“判決我無罪，主要是以何應欽為首的軍方要人，尤其是湯恩伯將軍強硬主張的作用，除對中國政府、蔣總統、國防部各位將軍的一貫好意永志不忘外，並願獻身於日華友好，以酬宿願。”

　　蔣介石授意湯恩伯放人

　　中共中央和共軍總部，從電訊中獲悉岡村寧次被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宣判無罪，當即發表聲明：認為日本戰犯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為日本侵華派遣軍一切戰犯中的主要戰爭罪犯，今被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戰犯軍事法庭宣判無罪，這是不能容忍的。為此，中共中央、共軍總部，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並負責押送至共軍總部。

　　1月22日，以李宗仁為代總統的南京政府，願意在中共所提的八項條件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並正式派邵力子、張治中等5人為和談代表。中共中央莊重聲明，和談條件必須包括懲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

　　李宗仁為爭取和談成功，不得不接受中共要求，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然而，擁兵自重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卻指示淞滬警備司令部將李宗仁的命令扣壓不予執行，而奉蔣介石的秘密旨意，採取緊急措施，迅即將岡村寧次放回國。

　　1月28日傍晚，軍事法庭副官奉命匆匆趕赴王宅通知岡村寧次做好準備，于次日淩晨6點半前去戰犯監獄集合，與獄中其他日本戰犯一起乘美國輪船回國。

　　次日拂曉，岡村寧次提前半小時趕到戰犯監獄，8時半，與259名日本戰犯，分乘湯恩伯所提供的軍用汽車離開監獄至吳淞碼頭，上了美輪“維克斯”　號。這艘美國輪船，是經何應欽聯繫，從日本專程開往上海的。大戰犯岡村寧次就這樣逃避了中國法律制裁而溜之大吉，于2月4日晨抵達日本橫濱。

　　李宗仁得悉岡村寧次已回到日本，便電令中國駐日本代表團團長商震與麥克阿瑟協商，將岡村寧次逮捕押送中國歸案。

　　然而，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考慮到戰後東西方戰略新格局，為遏制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的崛起，美國正欲扶植日本、重新武裝日本，使其成為自己在亞洲反蘇反共的盟國，故而斷然拒絕中國李宗仁政府的要求。岡村寧次得意地說：“我再次倖免于難，不止一次倖免于難，可謂幸運矣！”

　　請教反攻大陸方略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復任”總統。北韓戰爭爆發後，數十萬中共軍隊跨過鴨綠江，赴朝參戰，因為美國第七艦隊已進入台灣海峽，讓正擔心台灣受到共軍進攻的蔣介石大大松了口氣。

　　一天午後，蔣介石在陽明山官邸召見了親信蔡孟堅，指示蔡孟堅去日本，做“日華親善”。並囑他去東京後，一定要注意保密，除“駐日大使”董顯光外，其他人都不得接觸。此外，還要求蔡去日本後務必到東京醫院看望正住院治病的岡村寧次，轉達蔣的問候，並代蔣請教反攻大陸的一應方略。

　　蔡孟堅到了東京後，便去東京國立醫院看望岡村寧次，獻上一束鮮花，轉達蔣介石的問候。岡村寧次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激動，雙眼濕潤，連連感謝。

　　岡村寧次對蔣介石和台灣的處境特別關心，通過蔡孟堅轉告他對蔣介石的建議：眼下反攻大陸的時機還沒有成熟，台灣在經濟上存在困難，軍事上雖擁有海軍艦隊和800架飛機，但可用於登陸作戰的一線和二線部隊不足。嚴格地說，連保衛台灣島和澎湖列島都大成問題。而就他所知：中共集結于閩浙沿海前線的　16個軍中雖已抽出6個軍去東北和北韓戰場，但還有10個軍有炮兵和防空部隊，加上百萬民兵，力量相當可觀。台灣方面如貿然出兵反攻大陸，十之八九全軍覆沒……

　　岡村寧次反覆強調：他這麼說絕不是有意給他最尊敬的總統蔣公潑冷水，而是基於他作為日本國一位職業軍人的良心。最後，岡村寧次建議蔣介石秘密招募一批富有作戰經驗的日本少壯派將佐去台灣，組成一個軍事顧問團，協助訓練國民黨的陸海空三軍官兵，爭取3至5年內大大提高戰鬥力，以期相機反攻大陸，而他則盡可能地為此出些力。當然，他的人身自由現在還受到限制。

　　1951年元月30日，蔣介石在官邸聽取由日返臺的蔡孟堅的彙報。蔣介石早年在日本讀過振武學校（注：士官生預備學校非士官學校），對日本軍隊的嚴格訓練和武士道精神一向欽佩得五體投地。在日本眾多將領中，他最欣賞的正是岡村寧次。現在，岡村寧次關於聘請日本舊軍人來臺訓練軍隊的建議正中蔣介石的下懷，於是蔣介石撥出10萬美金鉅款，讓蔡攜回日本，用作招募日本舊軍人的經費。

　　重金禮聘日本軍事顧問團

　　蔡孟堅在東京獨來獨往，神出鬼沒，得到岡村寧次及其友人在暗中相助，僅一個半月，全日本就有400多名前日軍將校報名，秘密填寫表格，宣誓保密。經岡村寧次幫助遴選，最後錄用98名將校。這批將校大多參加過侵華戰爭，少數參加過太平洋戰爭，都犯下過戰爭罪行。

　　以前日本華南派遣軍參謀長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少將為總領隊，前海軍少將山本親雄（化名帥本源）與前炮兵大佐李鄉健（化名范健）為副領隊。這批人，從蔡孟堅手裏領取了安家費和優厚的津貼，然後分批飛赴台灣。台灣軍方為避人耳目，將這批日本舊軍人安排在台北以西的松林崗軍事基地內。那裏依山臨海，建有一排排日本式房屋和小別墅，樹林茂密、風景秀麗，且有鐵刺網環繞，戒備森嚴。

　　他們這一夥人做夢也未曾想到，作為戰敗國的軍人竟受到台灣國民黨政權如此優待和器重。領隊富田直亮（白鴻亮）兇悍善戰，通謀略，頗受岡村寧次推重。此人曾在華南戰場上指揮日軍攻城掠地、燒殺擄掠、無惡不作。1944年秋，他指揮一個旅團在飛機、坦克的助戰下攻佔桂林，大燒大殺，將中國軍隊千余人堵圍在七星岩溶洞裏，喪心病狂地施放毒氣，全部殺害。日本投降後，這個十惡不赦的戰犯先在廣州關押，不久被轉押至上海，未經任何審訊，便跟岡村寧次一道被送上開往日本的美國輪船。回國後，富田直亮伯鴻亮）出於感激，在住所裏懸挂蔣介石的大幅照片。

　　神秘的“白鴻亮團”

　　白鴻亮顧問團到達台灣後，蔣介石授意親信將領，在各師、團中挑選年輕、有一定文化、體格健壯、“反共意識強”的上士以上士兵8000人，成立一個教導師，作為“白鴻亮團”的基本訓練部隊，實行半封閉式訓練，以期兩年後全軍推廣。

　　儘管台灣當局對“白鴻亮團”絕對保密，但還是瞞不住新聞媒體。1951年4月，香港一家中立報紙首先披露了神秘的“白鴻亮團”在台灣訓練國民黨軍隊的行蹤，認為這是很可恥的行徑，足以證明蔣介石沒有起碼的民族尊嚴感。不久，該報又刊文稱北京方面對此事表示關注，但並不認為一些前日本將校去台灣充當軍事顧問，能夠為蔣介石的原本就不切實際的反攻大陸的計劃做出什麼實質性貢獻。

　　1951年9月下旬，曾擔任過蔣介石私人顧問的歐文．拉摩爾教授，在華盛頓發表演講和撰文，抨擊蔣介石秘密派人去日本招募以白鴻亮為首的一批日本舊軍人去台灣訓練軍隊的行為，批評其做法是“輕率的、非理性的。”

　　對此，蔣介石不能不有所顧忌，一方面指示有關部門進一步加強新聞封鎖，否認有“白鴻亮團”的存在，另一方面派人秘密地將山本親雄等57名前日軍將校迅速送回日本；而白鴻亮等人仍留在台灣，但深居簡出，不再公開出面訓練軍隊，而是著重于軍事戰略戰術研究，為國民黨三軍將領提供諮詢，並編寫各軍種、兵種技術訓練教材、講義，化名出版。富田直亮（白鴻亮）、李鄉健（范健）、木村正夫（化名屠遠航，日本侵華期間為駐臺日軍步兵聯隊長）等人還曾十分隱蔽地不定期地去陸軍學校、裝甲兵學校等軍校授課。

　　岡村寧次因侵華，歸國後被盟軍總部判“追放罪”受到管束，不能從事政治活動。蔣介石讓張群出面，轉致駐日代表團團長董顯光，就此事向盟軍佔領東京總部提出備忘錄，表示對岡村寧次“侵華犯罪不予追究”，使得岡村得以提前解除“追放”。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岡村寧次的關愛，真是無微不至了。岡村寧次獲得自由後，蔣介石便聘請其為台灣“革命實踐研究院”特級教官。

　　1966年9月，岡村寧次病死於東京，時年82歲。比起那些被綁赴刑場，驗名正身後被槍決、被送上絞刑架的100多名大小戰犯，岡村寧次真算是幸運，比起納粹戰犯，更是幸運得多了。（來源：搜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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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曰本千葉縣，外房地區、夷隅市、岬町江場土，十字路口角上，一塊2公尺高，黑色花崗岩石雕刻成的「以德報怨之碑」。
立碑者：蔣介石總統顯彰會。
立碑時間：昭和60年4月吉日。
我想，以德報怨這4個字，在現今台灣一片去蔣化中，也沒有幾個人會去在乎、研究？它曾經存在的影響和意義了？
什麼叫做「以德報怨」？又為什麼要「以德報怨」？
八年對日抗戰中，日本人殘殺我上千萬的無辜百姓、同胞！戰爭結束後，4個字以德報怨，一筆勾銷？這樣的想法，對於這一代的年輕人來說，他們不會去理解，也不願意去想！
可是對於40、50、60年代的人來說，「對日本寛懷，以德報怨，是先總統蔣公的德政」！
這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宣傳語調，卻不會有人告訴你「為什麼」？
1945年8月15日，蔣總統在重慶發表「以德報怨」的演說：
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侮辱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
則冤冤相報，永無休止，絕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當天，蔣總統對以「中國派遣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為對象，發出「6點投降原則」指示：
1、日本政府已宣布無條件投降。
2、該指揮官（岡村寧次）應即通令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派代表至玉山（江西玉山機場），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之命令。
3、軍事行動停止後，日軍可暫時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持其現有態勢，並維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之命令。
4、所有之飛機及船艦應停留現在地點，但長江內之艦船，應集中宜昌、沙市。
5、不得破壞任何設備及物資。
6、以上各項命令之執行，該指揮官所屬官員均應負個人之責任，並迅速答覆為要！
1945年8月15日，參謀小笠原清，把收聽到蔣介石演說抄成文字稿，送到岡村面前時，岡村當著小笠原的面，默默閲讀好一陣子。然後，喃喃開口說道：「這是對日本的一大開導啊！」。
小笠原可以清楚感受到，岡村在説這句話時，對於蔣介石的度量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強烈感動。
8月16日，根據岡村日記，他曾經做過以下的思考：
「我一直在思考著，關於日華之間的關係，究竟該怎麼發展下去才是最好？
雖然我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不過我可以很肯定的說，若要振興東亞，此時此刻除了寄望中國的強大與繁榮之外，別無他法。對於沒落的日本而言，這時候能給予中國協助的，大概只有技術與經驗了吧！至於接收等各方面的事宜，也都應當基於此原則，誠實無偽地移交方為正軌。」。
從這段日記中可以看出，岡村此時已經提出「技術和經驗的協助」構想，日後將日本軍人的技術與經驗透過白團傳遞给國民政府的想法，起源於此。
岡村全盤接受蔣總統指示，並保證會協助國民黨，他從蔣介石那裡接下了「中國戰區徒手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的任務，擔負起讓200萬日本軍民回歸本土的工作。
位於延安的共產黨總部則發表了2萬名以岡村寧次為首的戰犯名單，共產黨一開始就將岡村指定為戰犯，共產黨對於自始至終一面倒、協助國民黨的岡村相當憤怒，甚至到了憎惡的地步。
1946年6～7月這段期間，政府內部一直在討論「是否應當逮捕岡村，將他以國際法庭戰犯的身分送回日本」的問題。何應欽強烈主張岡村應當無罪；另一方面，在詢問是否逮捕岡村的行政文件上，蔣總統最終批示了「否」！
1948年11月25日，東京大審判決結果，傳到監獄中，岡村在日記上寫著：
我得知了土肥原、板垣等人被處死刑的消息。在我年輕時代的同期畢業生中，和我一樣憧憬大陸、攜手一路走來的同志盟友共有4人，其中的土肥原、板垣被處死刑，磯谷和我則被囚禁在大陸的戰犯監獄裏，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1948年11月28日，一份當時留下，蓋上「極機密」的陸軍檔案：標題是「處理岡村寧次政策意見」，曹士澂分析共產黨不斷散布「岡村以我軍顧問身分指揮徐蚌會戰」的流言，目的有3點：
1、日軍投降時，岡村服從中央（國民黨）命令，對抗共產黨。
2、進行所謂「國民政府利用戰犯」的政治宣傳。
3、升高人民對於國民政府的不滿。
這場會議中，國防部、司法部、外交部、行政院、軍法局各單位都派代表出席，席間認為應判岡村有罪，特別是死刑或無期徒刑的佔絶大多數，接著曹士澂再度起身，強硬主張：
在政治上判處岡村無罪的理由：眾所周知，岡村一向堅守反共立場，若是將他處以死刑，正好稱了中共的意。相反地，將他釋放回到日本，則是相當有利的決定；岡村必定會感於這份恩義，在日本繼續堅持反共的立場，並且很有可能在將來的反共戰爭中，成為支援中國的一股力量。
經過這番陳述，出席者的意見，全部轉變為支持岡村無罪。
1949年1月26日，上海戰犯法庭對於岡村寧次的最終審判開始。
審判長是司法官考試第一名，受眾人矚目的福州才子石美瑜，他對於日軍佔領上海期間的「漢奸」進行徹底而嚴格的審判，因此聲名鵲起，而被拔擢為審判長。
在庭上，檢方具體要求對岡村處以死刑。經過辯護、討論、到中午休庭後將做出結論。
這時，石美瑜將陸超、林健鵬、葉在增、張身坤4位法官，叫到審判長室，取出了已經蓋上國防部長徐永昌大印。寫著「無罪」兩字的判決書。
在室內凝結的空氣中，石美瑜説：
我必須坦白告知各位，這起案件已經由高層決定了。
我對此無能為力，大家現在就在這份判決書上簽字吧。我很清楚大家的心情，也無法勉強各位。
只是，在隔壁房間裏，國防部派來的軍法官已經在那邊待命了。
就算我們不署名，他們也會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結果還是一樣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接下來，我們會被全體帶到警備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
再次開庭後，審判長石美瑜在法庭上宣布最後的判決結果：宣讀主文。被告岡村寧次，無罪。
場內一片譁然，巨大的嘈雜聲淹沒了整個法庭。
1949年1月30日，岡村從上海搭乘美國軍艦「威克斯號」出海，於1949年2月4日抵達橫濱港。5月蔣總統的密使，曹士澂將軍也來到日本在岡村身邊，展開白團的組建工作。
1949年9月10日，在東京的高輪，日本和中華民國政府相關人士，在當地一家小旅館的和室內，簽署一份共同的「盟約書」，開頭署名欄簽名順序如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駐日代表曹士澂
受聘者代表富田直亮（白鴻亮）
保證人岡村寧次
盟約書的附件有一份契約書，契約書中還附有一份「附屬諒解事項」的備忘錄。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8年對日抗戰中，2個對戰國─中華民國和日本，兩位戰場最高指揮官，當時所扮演角色後，遺留的身影，戰後70年，他們都已作古。
我們能以什麼樣的方式？多暸解一些事實的真相？讓後人對這些文明世界的憾事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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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抗日戰爭館，展藏著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投降時向中國呈交的佩刀。這把佩刀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見証，在歷次展出時均為觀眾注目的焦點之一。

　　岡村寧次的佩刀，由刀和鞘兩部分構成，整體呈弧形。長度為1.01米。刀身為鋼質，佔全長3/4。刀身中間起脊，近刀背處有很長的血槽。刀尖為側鋒，基部有護套。刀柄較長，可雙手持握。呈橢圓形，鏤空雕花飾。兩側分別嵌有8枚銅質鍍金日本皇花，整個刀柄交錯綁扎著皮質細條。柄首有套，裝環，上系長帶雙纓。刀鞘為朴木質，外包蛇皮，上有3道箍。鞘兩端均飾箍套。頭部有銘文，一面為“273913番”的字樣，另一面為“實用新案特許”的字樣。另外，此刀還佩有專門用來置放的扁長方體木盒，木盒涂有褐色油漆，內底為紅色襯墊。盒蓋為長向抽拉式，蓋面刻有“日本投降代表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呈繳自佩戰刀一把，謹呈委員長蔣，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中華民國卅四年九月九日於南京”的字樣。由此可以判斷，該木盒系岡村寧次呈交戰刀后由何應欽指令制作的。

　　岡村寧次（1884.5.15～1966.9.2），侵華日軍主要戰爭罪犯，大將軍銜，日本東京人，早年就讀於陸軍士官學校，曾參加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1913年，岡村寧次從陸軍大學畢業后在參謀本部任職﹔1917年至1927年，先后任駐華武官、陸軍參謀本部中國班員、中國北洋軍閥孫傳芳的軍事顧問等﹔1927年任第六聯隊聯隊長，次年率部入侵山東，后任參謀本部戰史課課長﹔1932年2月任上海派遣軍參謀副長，參與一?二八事變，同年4月晉升為少將，8月調任關東軍副參謀長﹔1933年2月兼任駐偽“滿洲國”武官，5月代表日本與中國國民黨政府簽訂《塘沽協定》﹔1935年任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翌年晉升為中將，任第二師團師團長﹔1938年6月任第十一方面軍司令，率部參加武漢會戰﹔1941年晉上將，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推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和“無人區”政策﹔1944年春率部參加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8月任第六方面軍司令，率部攻佔桂林、柳州，11月出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新官上任的岡村寧次本想燒起三把烈火，希望以新的進攻來挽救頹敗的趨勢，但歷史已不可能再讓他能有什麼“作為”！

　　1945年8月15日10時10分，岡村寧次接到了東京發來的關於“天皇陛下已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密電，即無條件投降令。當晚，岡村寧次面對太陽旗和戰刀徹夜難眠。

　　9月2日，岡村寧次向中方提出《有關停戰協定之請示事項》（共五條）。其中第一條第二款要求“請允許指揮官攜帶刀劍返回日本”。中國深明日軍以刀劍為精神和魂魄的象征，所以斷然拒絕此款，其它照准。9月7日，為籌備受降儀式，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派人正式通知日方，受降儀式上日軍代表不准帶刀入場。中方的這一要求在實質上等於是照顧了岡村寧次的顏面。他自然不願在眾人面前去表演繳械投降這一幕！但中方要求，岡村寧次需將佩刀轉交何應欽，以示在華日軍的繳械。

　　1945年9月9日，是值得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永遠紀念的日子。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暨中國戰區中國軍隊受降儀式在南京舉行。儀式地點確定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校大禮堂內。美國、英國、法國、蘇聯等國的軍事代表和駐華武官應邀出席觀摩。中外記者、儀仗隊、警衛和工作人員近千人出席。上午8時51分，何應欽作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特派代表，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陸軍參謀長蕭毅肅、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空軍第一路司令張廷孟步入會場，就座受降席。此時，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作為中國戰區日本投降代表，率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中國派遣軍艦隊司令長官福田良三中將、台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等共7人，早已在外恭候。按要求，他們預先解除武裝，並脫軍帽持於手中。待何應欽等完全落座后，岡村寧次等日軍代表於8時52分由工作人員引導從正門魚貫而入，在投降席就座。9時整，受降儀式開始。何應欽主持了儀式。岡村寧次首先出示了日本政府出具的岡村寧次受權投降的証明書。肖毅肅代表何應欽將日本投降書的中文本兩份，交給岡村寧次。岡村起立，低頭用雙手接受后，由小林研墨，他匆匆翻閱降書，然后沉重地提起毛筆，微顫著手迅速地在兩份降書上寫下自己的名字。簽字后，他手指僵硬地從上衣口袋中掏出圓形水晶圖章，蓋在簽名下方。由於岡村的手一直在顫抖，所蓋印鑒，略微向右傾斜。他的簽名筆跡，頗有幾分怯意。大概小林參謀總長研墨時也心神不寧，墨研得不夠濃，簽下的字跡墨色略顯淺淡。蓋章畢，岡村寧次低頭俯視降書達50秒鐘之久。接著，小林將這兩份降書交呈何應欽，彎腰鞠躬時，何應欽竟起立答禮（按常規何本不該起立答禮，僅單手接過降書即可），令眾人很意外，觀禮席上的盟軍代表們為此交頭接耳。何應欽在日軍投降書上簽名蓋章后，由肖毅肅將其中的一份轉交給岡村。之后，何應欽又將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一號命令及領受証交肖毅肅轉給岡村。岡村在領受証上簽字后，再由小林呈送何應欽。至此，20分鐘的受降儀式結束。岡村寧次一行7人退至規定位置，再一齊向何應欽鞠躬。何又情不自禁地起立還禮。岡村寧次等人退場后，何應欽即席發表了廣播講話。英文翻譯鮑靜安將何的講話用英語復述一遍。全場掌聲雷動，中國抗日戰爭最終以勝利落下了帷幕。

　　儀式結束后，何應欽派副參謀長冷欣中將攜帶日軍的投降書和岡村寧次呈繳的佩刀由南京飛重慶，面呈蔣介石，並報告投降簽字儀式情況。不久，蔣介石“還都”南京，岡村寧次的佩刀也被重新帶至南京，展放在總統府內。

　　日軍投降后，國民黨政府以受降事宜為借口委任岡村寧次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后工作總聯絡部長，既而聘他為軍事顧問，發揮其在抗戰中與八路軍作戰的“經驗”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在國際及國內輿論壓力下，岡村寧次於1948年8月受到一次象征性的“審訊”，1949年1月26日被國民黨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無罪釋放”，並被送回日本。1950年，岡村寧次被蔣介石聘為台灣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高級教官，支持台灣“反攻大陸”。1954年，岡村寧次參與成立“日本櫻星會籌備會”，任理事長，積極復活軍國主義。1966年9月2日，岡村寧次死於日本。

　　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攻佔南京，在總統府裡搜繳了這件岡村寧次的佩刀。以后，該刀經政務院（后稱國務院）轉交國防部。國防部又將該刀交由軍械部兵器陳列室陳列。1959年，在軍博征集軍事文物之際，總后勤部軍械部兵器陳列室將它送交軍事博物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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栄軍團
1945 岡村寧次
70年前反無條件投降的電文

 蔣介石為何無罪釋放日本戰犯岡村寧次？_書味頻道_新浪網-北美 - http://goo.gl/YVdsBP

中日戦争後，日本官方統計日本軍在中國戰場死亡者數字，陸軍有38萬4900人、海軍有7600人(日本當時沒空軍，飛行員屬於陸、海軍航空隊)，終戦後還死亡5萬4000人、總計為44萬6500人。

戰後不論是「這個中國」或「那個中國」大量書籍則記載「殲滅日軍133萬，占日軍二戰總損失195萬的70%」。

戰爭的損失，一般只統計絕對損失數（死亡），中國則把死亡與受傷廢殘人數混雜矇混誇大，竟誇大到3倍，用日軍在中國的死亡數和累計受傷數去和日軍絕對損失總數對比，就達到了70%，謊言說1000遍就是真的，8年抗戰，中國竟成為二戰殺死最多日本人的首功之國。

但事實卻是中國8年抗戰擊斃日軍數只占日軍二戰2,120,000死亡總數不到22%，44萬人其中因非戰鬥因素如環境衛生、水土不服病死的佔大宗。

中國緬甸遠征軍戰死10萬人，擊斃日軍數量也僅約近1萬，但戰場僅局限於緬北的「孫立人神話」卻一直流傳.......

9萬日軍在中國東北被蘇軍擊斃（主要是諾門坎和蘇聯出兵東北兩場戰役），也就是說，約有120萬日軍在太平洋戰場被美軍擊斃，占戰爭中日軍死亡總數的64%。

終戰後中國宣稱中國戰場始終抗擊和牽制了日本陸軍主力這也不是正確的。

日本陸軍二戰中有四大戰略集團，就是在日本本土的「國內軍」（含駐臺灣、朝鮮的日軍）、太平洋戰場的「南方軍」，以及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和關內的「支那派遣軍」。

8年抗戰中國戰場所對付的，實際只有一支「支那派遣軍」。

戰鬥力最強的主力「關東軍」是對抗視為最大威脅蘇聯的，「南方軍」是對抗英荷。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關東軍」73萬人，數量和質量均居第一，「南方軍」40萬人，精銳程度僅次於關東軍，「國內軍」38萬人，「支那派遣軍」雖然有62萬人，論數量居第二位，但因精銳大多抽調給「南方軍」，質量已大為下降。

後來在中國戰場大多是3流部隊升級編成大叔級的「特設師」(編制100號以上者)，戰鬥力極弱（只剩下第3、13師團戰鬥力較強），戰力強的調去對抗美國，老弱的對付中國，沒有所謂「牽制了日本陸軍主力」的問題。

既使如此，中國軍隊還是打不贏日本最弱的軍隊。

1944年日本發動「大陸打通一號作戦」(豫湘桂會戰)，以老弱「特設師」為主力，連奪146城，中國從河南、湖南、廣西、廣東及貴州大片國土被日本占領，7個空軍基地、36機場被毀，短短的8個月中，國民黨軍在戰場上損兵50萬人。

美英等國搖頭嘆息，看破了蔣介石的手腳，決定拉蘇聯對日本宣戰。

日本投降時的兵力分布，投降時日軍總數720萬，其中「支那派遣軍」105萬，不到15%，「關東軍」向蘇軍投降68萬，占9%。

在太平洋戰場向以美軍為首的盟軍投降的「南方軍」和「國內軍」合計約550萬(国民義勇戦闘隊 約2800萬人未列入)，占76%。

日本「國內軍」為準備「一億人特攻」的「本土決戦」(決号作戦)，「特設師」已經編列近400多號，連日本戰國時代的竹槍也列入為武器。

翻遍中國8年抗戰史，確實找不到中國全殲日軍一個步兵聯隊的例子(全殲日軍一個師的謊言卻不少)或從日軍手裡奪回一個比較大的城市 。

所謂「大捷」都是找出無關痛癢的虎頭蛇尾戰鬥出來誇大戰果掩飾更慘痛的戰略失敗，如台兒莊、昆崙關、萬家嶺等。

長沙會戰特別是第3次長沙會戰是國民黨樹起的又一個「抗戰神話」，薛岳宣布殲滅日軍5萬。

實際上此次會戰日軍出動3個師團，10萬人，遭到20萬中國軍攻擊，傷亡不過6000人，其中死亡僅1591人。

據時任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在其1942年2月25日日記中記述，薛岳在軍事會議上報告第3次長沙會戰的戰果時，受到在場諸人笑斥之。

蔣介石查看繳獲日軍槍支，發現竟然有「中正式」步槍，於是大罵薛岳「謊報戰績連臉都不要」。

徐永昌 (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日記也批評薛岳:「謊報(指大捷)看我國軍人無恥，達於極點」。

國民黨眾將罵歸罵，但是讓阿南惟幾白忙一場，還是要大大宣揚為「大捷」。

戰爭的中後期以後，日軍的主力根本不在中國戰場，然後就算是這樣，日軍靠著老弱殘兵在中國戰場發動一號作戰，企圖打通大陸南北交通線時，中國軍隊還能創下「豫湘貴大潰敗」的難堪記錄。

中華民國一級上將張發奎在回憶錄中就說出一句真心話：「我軍抗日戰爭中從沒贏過一仗」

西元1945年(昭和２０年) 8月11日，外電開始報道日本將要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當時日本「支那派遣軍」(栄集団)總司令官 岡村寧次大將由無線電獲悉後，心情非常火大激烈的發了一份電報去日本陸軍中央抗議軍部接受「無條件投降」。

電報內文:

「数百万の陸軍兵力が決戦を交えずして降伏するが如き恥辱は、世界戦史にその類を見ず、派遣軍は満八年連戦連勝‥‥百万の精鋭健在のまま敗残の（蒋介石の）重慶軍に無条件降伏するが如きは、いかなる場合にも絶対に承服し得ざる所なり」

「數百萬陸軍兵力沒有決戰就投降！
竟有如此恥辱之事!
世界戰爭史上前所未見~派遣軍八年來連戰連勝
一百萬精銳健在卻要向....
殘兵敗將(蒋介石的）重慶軍無條件投降!
任何情況之下說什麼也不能絕對地服從。」

終戦時，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兵力有105萬，但其實是裝備差、超過30多歲老兵眾多的部隊， 岡村寧次還自誇是「一百萬精銳」...儘管如此，中國軍隊依然無法擊敗此日本支那派遣軍收復失土。

8月14日， 不服的岡村寧次再度上奏天皇，請求皇室遷入中國繼續徹底抗戦(「徹底抗戦遂行に邁進すべく御聖断」)，翌日，昭和天皇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聖旨下達，岡村寧次只好「承詔必謹」嚴命下屬執行投降事宜。

9月2日，交戰各國在停泊在日本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

消息傳來，9月3日，中國宣布此日為「抗日戰爭勝利日」(1955年，台灣國民黨的國防部為了統一各軍種節日，因此選擇對日抗戰勝利日作為三軍的「軍人節」。)

1949年1月26日，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岡村寧次「無罪」，並被釋放回國。

1949年（昭和24年）以後約20年間，岡村寧次被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軍事實踐研究院」高級教官。

他的日本軍将校軍事顧問團(「白団」)保護了手下敗將蒋介石逃亡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

 

幅高2.2公尺、寬6公尺、題為「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的重大歷史題材油畫，由中共南京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畫家－陳堅－歷時16年「創作」。

描述1945年9月9日9時，侵華日軍在南京正式簽字投降，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右)屈身向挺立的何應欽遞呈降書。

不過史實是 岡村寧次並沒有親自遞呈降書，他簽完名，印章卻蓋歪了，由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陸軍中將小林淺三郎遞交降書。

 

看各角度來看倒像何應欽向日本投降，戰敗方的小林淺三郎腰挺的比戰勝國的何應欽還直。(何應欽是 岡村寧次日本陸官學校的學弟)

2014年在中國南京軍區機關大院內的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舊址，歐式的高大建築至今保存完好，走進大樓，可以看到1945年9月9日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的場景用蠟像「復原」，只是日軍投降時頭低了很多很多，與「事實狀況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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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06 Sun 2009
「古寧頭戰役的無名英雄─根本博中將」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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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古寧頭戰役六十週年，隨著紀念活動的籌備與進行，許多相關的史料也一一出土，原本隱没在時間之流或是深藏在人們記憶深處的過往也漸次浮現。

說真的，如果不是以下的報導，我還真的不知道古寧頭戰役時有日本人協助，而且還是位將軍，甚至連當時的作戰策略也是出於他的建議。

以下是幾篇相關的報導，收集在這裡，也算是為那段曾經被遺忘的歷史做個紀錄。

 追尋古寧頭戰役真相 日本作家訪金門

（中央社記者倪國炎金門3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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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寧頭戰役即將屆滿60週年，當年日本軍人協助國軍作戰，鮮為人知，日籍作家門田隆將今天到金門，為撰寫有關日本根本博中將傳記蒐集資料，追尋歷史真相。

門田隆將及集英社編集長高田功、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助理教授許光輝，下午到金門縣政府拜會縣長李炷烽，就撰寫「古寧頭戰役的無名英雄」一書，向縣府請益。

門田隆將是為日本集英社撰書，他說，日本戰敗後，前華北派遣軍司令官陸軍中將根本博，在1949年8 月間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台灣，幫助先總統蔣中正對抗中共，被賜名為「林保源」。後來輾轉到金門，於福州綏靖公署代主任湯恩伯將軍麾下擔任軍事顧問，在古寧頭戰役發揮很大的助力，為戰役的無名英雄。

門田隆將表示，根本博感念蔣中正以德報怨精神，抱著感恩心情參與反共作戰，在古寧頭戰役建議以包抄戰術殲滅入侵共軍，獲得湯恩伯採用，在戰役中發揮重要角色，為研究台日關係不可忘卻的人物，其勇氣與熱情是現在日本人應該學習的。

他指出，國軍在古寧頭戰役獲勝，使得台灣獲得確保，連帶也影響日本。因此，日本很重視古寧頭戰役，今年適逢戰役60週年，根本博的後代也希望到金門參加紀念活動，追尋先人足跡。 門田隆將並表示，根本博在金門時，曾有1名國軍校級軍官負責聯絡，及2名士兵照顧生活，希望金門縣政府協助尋人，以利訪問，讓下個月將出版的傳記更生動。

對門田隆將追尋歷史精神，李炷烽表示肯定，也歡迎根本博後人參加古寧頭戰役60週年紀念活動。不過，他指出，當時日本軍人與民間有段距離，而且時間久遠，恐怕要透過國防部，比較能尋到相關人員。

門田隆將除了在台灣訪問前行政院長郝柏村等人，預計在金門停留3、4天，走訪湯恩伯指揮所、古寧頭戰場、及訪問地方耆老。

1949年10月25日爆發的金門古寧頭戰役，中共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佔領廈門後，出動近萬名部隊渡海進犯金門，在古寧頭、嚨口一帶登陸，遭到國軍將士迎頭痛擊，血戰3天2夜，共軍全數非殲即俘，被視為台灣轉危為安的第一仗，今年適逢60週年，國防部和金門縣政府積極籌備相關紀念活動。980903

出處: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903/5/1qew1.html

 古寧頭戰役補遺 日作家來尋人 更新日期:2009/09/04 02:59

中國時報【李金生／金門報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中共發動「古寧頭戰役」，在這場扭轉台海局勢的典型登陸殲滅戰中，共軍傷亡和被俘各七千餘人，國軍傷亡高達三千餘人，慘烈戰況震驚中外。今年適逢「古寧頭戰役」六十周年，日籍作家門田隆將為當年協助國軍作戰的日本中將根本博傳記蒐集資料，追尋歷史真相。

門田隆將說，根本博與蔣介石在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就認識，中日戰後在台灣生活三年，在金門時身邊常有一名國軍校級軍官黃蓮如團長和兩名戰士，推估目前年齡已有八十餘歲，希望金門縣政府能幫忙找尋三人下落。

這本傳記書名暫定為《古寧頭戰役的無名英雄─根本博中將的生涯》，為探索這一段失落的歷史，門田隆將千里迢迢實地走訪金門，期待還原他口中的史實。

在日本集英社編集長高田功陪同下，門田隆透過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助教授許光輝的翻譯，向走過軍管歲月、在兩岸高度對峙下成長的金門縣長李炷烽尋求協助。 門田隆將說，根本博中將在日本戰敗後離開中國戰場，因感念蔣介石以德報怨政策，且未將他列入戰犯審判，毅然再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台灣。他在時任福州綏靖公署代理主任湯恩伯麾下擔任作戰參謀，建議湯恩伯將部隊撤退到舟山群島、一江山、大陳島和金門、馬祖，拉長與共軍的對峙空間。

感念蔣介石 日軍官助打共軍

一九四九年十月，根本博到金門加入湯恩伯的一六六團，「古寧頭戰役」爆發時，國軍原欲以優勢海軍殲敵於海上，但根本博主張讓共軍登陸金門，再利用美援的空軍炸毀共軍船隻，誘敵深入金門內陸進行巷戰，並力主開一缺口讓流竄的共軍直撲金門北海岸，再於灘頭全數殲滅，獲致國軍戰史上著名的「古寧頭大捷」。不僅保住台灣大後方，也讓局勢同樣危急的日本，免於再遭戰爭蹂躪。 求助李炷烽 盼找根本博戰友

他說，湯恩伯將軍去世時，台灣政府打電報邀請根本博撰寫悼念文，根本博在文章中提到兩人在「古寧頭戰役」共事與退敵的經過。

但在這場改變兩岸局勢的戰役中，國民黨軍隊因內部派系傾軋，湯恩伯的戰功遭刻意抹殺，連帶讓麾下幕僚包括做為日本軍事高級參謀的根本博，也隨同湯恩伯埋沒在歷史的大洪流中。

根據國史館國家檔案資料，蔣介石曾命部屬寄送安家費給「日友」根本博，其中有一筆記載金額一千美金，由「蔡孟堅」者在日本撥付，門田隆將認為這都是歷史佐證紀錄之一。

出處: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904/4/1qfh6.html

 根本博幕後獻策 一場勝仗保台日 更新日期:2009/09/04 02:59 　

中國時報【李金生／金門報導】

發生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五日，打了三天的「古寧頭戰役」，今年邁入六十周年，昔日在戰火最前線，協同國軍作戰、獻策殲滅八路軍的日本軍官根本博的事蹟，在他去世四十餘載後，此刻突然躍出史頁，成為從歷史洪流中湧現的傳奇人物。

一八九一年出生於日本福島縣的根本博，曾任日本駐中國南京領事館武官，一九二七年被國民黨北伐軍戰士用刺刀刺傷，從二樓跌落重傷，險些丟掉性命。一九三六年二月廿六日，「皇道派」激進少壯軍官政變，他因前一晚喝醉酒睡過頭，沒有參加政變，幸運逃過被槍斃的命運。

一九四四年，根本博就任日軍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兼駐蒙軍司令官，迄日本戰敗投降為止。在北京故宮太和殿的受降儀式中，他還代表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簽字。

一向唯天皇之命是從的他，戰後無視天皇無條件投降之令，指揮所屬頑強地與蘇蒙紅軍在張家口作戰，並力抗八路軍武力接收，從而確保東北四萬日僑得以安全撤離。

他的這段「抗命」事蹟，日後被日本史家解讀為日本軍人魂的英勇表現。由於在撤離四萬日人的行動中，獲得國軍的協助才得以成功，根本博從而視蔣介石為恩人，亟思有還報機會，種下了日後應邀參戰料羅彎的機緣。

一九四九年，黯然返日定居的根本博應蔣介石之邀，化名「林保源」與同樣化名的幾名日本軍官，組成「七人小組」潛回中國上海，最後轉進台灣到達金門前線，換穿國民黨軍隊制服，一起協助打擊中共解放軍。

當年金門高度軍管，在風雨飄搖的時刻，不但一般軍民不知有「日本人」在島上幫忙打古寧頭，如今六十年過去了，地方文獻也無任何紀錄。

地方民眾甚至只知與唐代率眾到金門開荒闢土的「恩主公」陳淵相提並論的「現代恩主公」胡璉將軍，對他兩任金防部司令官的豐功偉業津津樂道，卻不清楚湯恩伯將軍在「古寧頭戰役」中立下了功績，遑論他麾下的日本籍參謀幕僚。

根據日本學者門田隆將蒐集的資料，一九五二年，根本博返日時，湯恩伯曾送書紀念並寫下：「根本先生，與恩伯朝夕相聚，出入金、廈、舟山各島，危難生死，置之度外，此崇高之義俠精神，實可天地間長久」。中、日兩國高級將領情誼躍然紙上，讀之讓人動容。

這位從日本帶兵打到中國東北，又回頭打到金門小島的日本軍事將領，晚年在鬱鬱寡歡中度過，一九六六年五月廿四日病歿，結束他不平凡卻又罕有人知的傳奇人生。

出處: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904/4/1qfh7.html

 日本二戰侵華將領曾幫國民黨軍隊守金門　

2005-01-06 09:29:02 　 環球時報 作者：劉宏

白鶴亮、帥本源、范健、喬本……一個個典型的中國名字，一般人根本想不到，他們都是日本人，而且是高級別的日本軍人！白鶴亮本名富田直亮，係日本陸軍少將；帥本源本 名山本親雄，日本海軍少將；范健本名本鄉健，日本炮兵上校；喬本本名大橋策郎，日本陸軍中校。這些人有幾個共同點，都是日本軍人，二戰時絕大多數曾在中國戰場活動過，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都曾以“白團”的名義，在20世紀50—60年代直接參加了海峽兩岸的軍事對抗。

日本中將指揮國民黨軍隊守金門

“白團”不算二戰後最早幫助蔣介石的日本舊軍人，此前有根本博。 　

根本博，前日本侵華“華北方面軍”兼駐蒙軍中將司令官，日本投降後，曾無視投降命令，與蘇蒙紅軍在張家口北部地區交戰，並以武力抵抗八路軍的接收。此人與國民黨軍隊的一些高級將領有過交往。在國民黨的庇護下，根本博沒有被視作戰爭罪犯，得以平安回國，由此對國民黨和蔣介石十分感恩。1949年春，根本博的家裏來了一個人，自稱是奉蔣介石之命請他出山，協助國民黨軍隊對抗解放軍。曾深受“禮遇”的根本博當即答應，變賣家產籌措旅費，組織了幾個人以釣魚為名，偷偷乘船出海。他們原本想到大陸，但因人民解放軍迅速向南挺進，他們只好轉去台灣。1949年8月，蔣介石將根本博介紹給在浙江沿海小島指揮作戰的湯恩伯，自此直到1952年3月，根本博一直以“個人顧問”身份，在湯恩伯軍中參與對中國大陸進行騷擾作戰。

根本博最大的“功勞”是古寧頭(金門島的一個地方)之戰幫助國民黨軍隊保住金門。根本博說服湯恩伯把仍在大陸的部隊儘快撤到沿海的一江山島、大陳島、金門、馬祖，增強了國民黨金門守軍的實力。此外，據一名接受過“白團”教育的國民黨軍官稱，當時實際指揮作戰的是根本博。

此後發生了根本博的手下吉川源三私吞經費事件，此事被媒體披露後，根本博的邪惡勾當慢慢曝光。當時日本處在美國佔領下，佔領軍迫於輿論壓力，開始調查此事，日本在野黨也表示要追究吉田內閣的責任。根本博不得不于1952年回國。

出處: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106/12050379.html

 相關文章

為台灣守住金門的「倭寇」－根本博（管仁健／著）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kuan0416/3/1281895811/20051231142944

金門攻防戰的功臣之一 :根本 博中將
http://tw.myblog.yahoo.com/jw!mtzLcR6FFQRqy77RmIY33iOe/article?mid=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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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恩恩怨怨難計較 日降將根本博報恩守住金門保全中華民國命脈
2013.02.07 4:55PM
地區: 臺灣 金門縣
分類: 教育學習 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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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境遇很奇妙，在參與山林書院阿里山課外課的活動中，因為被遊覽車上播放的南韓電視台製作光州事件的電影，，而和一位夥伴結識，他不知怎的提到日本軍人─號稱白團，幫助金門打勝古寧頭戰役，也將相關報導傳給我。

看了報導心裡有很大的慨嘆！當年蔣中正以德報怨，無條件放走日本人，結果得到日降將的感佩，自願到臺灣來幫忙抵抗共產黨。雙方個人這樣的對待，是否英雄惜英雄，知道這一切都是命運的捉弄，與個人無關，是大時代的犧牲者，所以在可能的範圍內，儘量的予以方便？

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參考以下文章有完整報導：

1. 古寧頭戰役的無名英雄─根本博中將 2009-9-6

http://papilio0204.pixnet.net/blog/post/1465686-%E3%80%8C%E5%8F%A4%E5%AF%A7%E9%A0%AD%E6%88%B0%E5%BD%B9%E7%9A%84%E7%84%A1%E5%90%8D%E8%8B%B1%E9%9B%84%E2%94%80%E6%A0%B9%E6%9C%AC%E5%8D%9A%E4%B8%AD%E5%B0%87%E3%80%8D%E7%9B%B8%E9%97%9C

2. 古寧頭大捷 侵華日將根本博來台助戰【聯合報╱記者程嘉文／台北報導】2011-2-14

http://www.wretch.cc/blog/juyacw/16481504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五日凌晨，九千共軍渡海登陸金門古寧頭，卻在三天激戰後悉數被擊斃或俘虜，古寧頭大捷從此被譽為中華民國轉危為安的轉捩點。戰役功臣之一，是當年日軍中將根本博，為報答蔣中正總統「以德報怨」之恩，偷渡來台助戰。

根本博的傳記「為義捐命」中文版將於下月出版，根本博子女擬將當初蔣介石總統送根本博的花瓶，捐給中華民國政府，與陳列在中正紀念堂的另一花瓶重新湊成一對。根本博子女透過傳記作家門田隆將表示，希望馬總統能出面接收。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根本博擔任日本駐華北方面軍司令，在北平向國軍投降。當時華北日軍與日僑有八十萬人，國府一年內遣送回國，大部分日軍官兵未以戰犯論罪，讓根本博對中國以德報怨十分感謝。

一九四九年，國府在內戰中大敗，蔣介石寫了封信給根本博，邀請前來「幫助中國」。由於當時美軍占領日本，實施嚴格的出境管制，根本博與六名部屬偷渡才到台灣，蔣請根本博擔任湯恩伯上將的顧問，並取了個中國名字「林保源」。

古寧頭戰役獲勝，蔣中正大為欣慰，送給根本博一個景德鎮官窯燒製的花瓶。這批花瓶是一九四七年政府為慶賀英國伊莉莎白公主（現在的女王）大婚而訂做，共六個，蔣自己留下一對，將其中之一送根本博。

 

不過此時由岡村寧次（前駐華日軍總司令）號召、擔任國軍顧問的「白團」已經組成，前後有數百位日本教官來台任教，不屬於白團的「個體戶」根本博，只能在一九五二年回到日本。根本博一九六六年病故，當時蔣介石、張群、何應欽等國府軍政高層，都在葬禮上致贈花圈弔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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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好奇寶寶用「根本博 為義捐軀」卻查不到任何資料。不知結果是否有出版？

日文版找到以下資料：

3. 古寧頭戰役日本指揮官-根本博

http://wtfm.exblog.jp/10615078

 

無獨有偶的好奇寶寶也搜尋到負面的報導，也許可以說明為何沒有中文版的發行？

4. 關於「根本博神話」──對於另一個重大精神資產的真相之捍衛

�X�B: 關於「根本博神話」──對於另一個重大精神資產的真相之捍衛 - 泥土 的網誌 - udn部落格 http://blog.udn.com/h1234567am/5282624

部分摘要：

上述的史實，是「根本博神話」中與其相關的蔣介石個人背景：

接著，我們來看看這神話中的主角，根本博──首先，那是個日本在美國盟軍的佔領下對於戰犯大加整肅的時代，他在蔣的愛護下免除了在中國成為戰犯的罪名而返日，但是當時是日本戰敗投降之後，面對已成為廢墟的種種建設，民間對於軍國主義者所帶給國家的災難，深惡痛絕；軍人返鄉是難以維生的‧‧‧那是個會酗酒的、潦倒的根本博，求生狀態下的根本博‧‧‧運氣好地遇到了當年那封建殘餘、已缺乏自信的蔣介石；不過，由蔣送給他的花瓶和由湯所留下的一個感謝的便條裡，論史者就能夠憑著一個酗酒者的自說自畫中，認定湯由於蔣的派任，使他曾經直接指揮那場戰役麼‧‧‧直接決定戰役的成敗麼‧‧‧那是一個酗酒者的自說自話啊‧‧‧

�X�B: 關於「根本博神話」──對於另一個重大精神資產的真相之捍衛 - 泥土 的網誌 - udn部落格 http://blog.udn.com/h1234567am/5282624#ixzz2KCfiWrhH

有趣的是就在好奇寶寶要結束時，又搜尋到另一則報導，寫的非常詳細：

5. 為台灣守住金門的「倭寇」－根本博（管仁健／著）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281895811

部分摘要如下

1949年4月共軍渡江後，剛被遣送回國的北支派遣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Nemoto Hiroshi），家中來了一位台灣青年訪客，他自稱叫「李鉎源」，交給他一封中華民國已下野總統蔣介石的親筆函，蔣以國民黨主席的名義，請他來華協助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

　　根本與蔣是北伐時期的舊識，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時，蘇軍南下攻打駐蒙日軍，共軍也趁國軍來到前要接收日軍，第一軍元泉馨少將乾脆率軍先投了閻錫山，這批日軍日後先助閻守太原，太原城破後，殘部又幫共軍南下「解放」，但這些詳情日後另外再發主題。

　　總之，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根本博得到老蔣的協助，順利將35萬部隊與45萬日僑遣送回國，自己也免於「戰犯」追訴。據根本博回憶錄說，戰後老蔣在書房裡召見他時，侍衛長商震上將、戰區司令官孫連仲上將都站著，老蔣卻拉著他的手請他坐下，沒有一絲戰勝國的驕傲，讓他感激在心。因此一接到蔣的「密令」，立刻召集舊屬，準備赴華「報恩」。

　　根本博在五月初化名「林保源」，率化名「周志澈」的吉川源三中佐（陸士41期，陸大44期）、化名「宋義哲」的淺田哲大尉（陸軍航校教官）、化名「陳萬全」的岡本秀俊少尉（幹部候補生）、化名「劉台源」的中尾一行曹長（下士）、化名「林良材」的吉村虎雄與化名「劉德全」的照屋林蔚（浪人），一行七人準備偷渡到上海。

　　但船還沒出發，湯恩伯就準備棄守上海，根本博於是轉赴台灣，但在日本九州時，竟被美國憲兵逮捕，然而經過一番「表白」，美軍不但放行，還派一日裔美軍隨行保護。根本博就搭乘90噸重的機帆船「捷真丸號」南下，不料又遇颱風，「捷真丸號」在琉球海域沈沒時，被美國軍艦救起，經過一番詳查，美軍竟在6月10日將他們7個日本浪人，用軍艦送到基隆。

　　根本博到台灣後，老蔣又驚又喜，原來老蔣根本沒發什麼「密令」，這「密令」是投共之前的北平傅作義將軍發的。據根本博回憶錄說，他們七人到基隆後，台灣當局不聽美國海軍的解釋，以致他們被扣押了一個月。尤其晉見老蔣之前，通知他們理髮沐浴更衣時，他們都以為會被槍斃了。結果老蔣召見後，令曹士征在日本致送他們七人家屬補助金，並請他們立刻赴金門協助湯恩伯。

　　根本博一行人的行動，被港日媒體大幅報導，連美國「芝加哥論壇報」也轉述。最誇張的有「蔣在日本招募十萬義勇軍協防台灣」、「蔣在日本招募義勇航空隊協防台灣」，當時日本軍人回國後，不但生活無著落，美軍也不准他們從事公職，社會也瞧不起這些戰敗的軍人。根本博的新聞一出，日本回國軍人（尤其是飛行員），一大堆人擠到駐日代表團要報名，震動了盟軍總部。

　　結果根本博一行人的新聞，讓盟軍加強安檢，原本老蔣與岡村寧次的佈局也被牽連，「義勇軍」胎死腹中，縮水成了由化名「白鴻亮」的富田直亮少將組成「顧問團」，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白團」。

　　金門古寧頭戰役國軍大獲全勝後，根本博又協助湯恩伯防守舟山群島。雖然根本博比起其他軍事顧問不同，他是直接參戰、功勞很大，而且官階輩分都比富田直亮高，但「白團」成員一起抵制他，更嚴重的是為了防守舟山群島，他赴日本以「漁撈」為名，買了33艘機帆船，卻因一位前海軍中將在口角時殺了一個流氓，引起日本海上保安隊的追捕。

　　根本博的行動不夠保密，以致連累岡村寧次也被盟總麥克阿瑟約談，而中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也收到盟總的警告，招募「義勇隊」計劃胎死腹中，讓老蔣非常不滿，於是先遣送其他六人回日本。而化名「周志澈」的吉川源三中佐，又侵吞了其他幾人的安家費，在日本成了重大新聞。老蔣擔心連「白團」也沒有優秀的日本軍人來參加，終於一怒之下，將根本博也遣送回去。

　　根本博回日本後，鬱鬱寡歡、終日酗酒，1966年病沒。

　　。。。。。。。。。。。。。。。。。。。。

很湊巧，好奇寶寶又蒐集到另一篇負面報導：

6. 功在古寧頭？ 根本博秘議中日義勇軍，子虛烏有，無恥！

http://blog.xuite.net/vmeoeffj/tienchien/42782429

聯合報載，原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於民國卅八年來華助戰。日文版根本博傳記中，過度強調根本博獻策指揮角色，根據檔案資料顯示，根本博當時最主要的工作，是協助湯恩伯建立一支中日義勇軍。（這篇轉載有點像「天方夜談」，杜撰可能性極高，除非國防部有史料證實。版主民國38年來台，軍旅40年，38年在台編訓新軍，南部有孫立人的八十軍，採美式教育訓練，北部有陳誠的第六軍，採日式教育訓練。39年孫立人接任陸軍總司令，則完全統一採用美式，其間從未聽過或看過有日本教官及根本博這號人物。金門古寧頭戰役主力守軍是青年軍201師，隸屬南部八十軍，其他守軍都是久經戰役由大陸轉進金門的部隊，哪容日本人參與的可能？況且，當年國軍戍守外島又非只金門，還有舟山、大陳群島、海南島及現在的馬祖、烏坵等，所謂「助戰」及「新編師計畫」說，不但「子虛烏有」，簡直是「胡說八道」，有如南朝鮮說：「孔子、孫中山都是韓國人」，同樣是無聊、無恥！）

蔣中正、湯恩伯、根本博都接受過日本的軍事訓練與養成教育，瞭解日軍的作戰訓練能力。在根本博的協助下，湯恩伯於民國卅八年八月底完成了一份「中日義勇軍建立計畫書」，當時福州剛剛陷落於共軍，國軍退守廈門、金門，這支中日義勇軍希望先以中日兩國的青年軍人編成一到三個軍，做為反攻的核心力量。

新編師計畫以九千名台灣青年與一千名日本軍人混合在台灣、澎湖編成，並由原日軍人員充任排長以上幹部技術人員，新編師由湯恩伯統率，國軍將領任師長，並協調位於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募集日本兵員。計畫中希望在美國默許下，由日本舊陸軍部秘密運送千名日軍幹部由九州南部到台、澎訓練基地，同時也規定了薪資補助與陣亡的撫卹金，湯恩伯希望這支部隊能夠在半年後成軍投入作戰。

同年九月間，被任命為福建綏靖公署代理主任的湯恩伯向蔣中正報告，業已在廈門開始著手日軍幹部的籌備小組，根本博參與小組的具體工作。但廈門於十月十七日失守，大批部隊未及撤出。正在湯恩伯與胡璉預備交接金門防務之際，共軍由古寧頭登陸鎩羽而歸，考證諸多的官方紀錄與戰場回憶，共軍登陸初始，就遭到國軍陸、海、空的三棲反擊，以及國軍各級指揮官身在前線，團結一致，是本役的致勝主因。

隨著廈門失守與湯恩伯被調回台，中日義勇軍計畫未能執行，無疾而終。根本博在金門戰役中的貢獻並不若日文傳記中那樣活靈活現，但是蔣中正總統的以德報怨政策，確實影響了一代日本人對於中華民國的觀感，在建國百年之際，仍是值得研究咀嚼的重要史實。

2011/02/15 聯合報╱哇新聞 功在古寧頭？ 根本博秘議中日義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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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迴路轉，又有一篇正面報導：

7. 為義捐命－拯救台灣の日本影武者－根本博～我讀我評 （5）2011-08-02

http://moonformosa.blogspot.tw/2011/08/5.html

部分摘要：

聽了這些話之後再仔細一看，才發現在古寧頭戰役中率領青年軍立下汗馬功勞的孫立人，也看不到照片。孫將軍曾在遠征緬甸時讓日本人吃盡苦頭，因此美國人視其為蔣介石麾下的第一員驍將；不料後來因此受到猜忌而打入冷宮，1955年起還遭到軟禁，而且軟禁了33年。

我可以理解戰史館裡不掛孫立人照片的原因，可是這場戰役的主角，時任總司令的湯恩伯無論如何都不應被遺忘。若他的下場也跟孫立人一樣，功績都被人刻意淡化，那麼作為軍事顧問「林保源」的根本博，刻意被人遺忘、消失於歷史的洪流之中，也就不足為怪、理所當然了。
門田隆將，2011，“第11章 歷史真相遭刻意掩蓋＂，《為義捐命－拯救台灣の日本影武者－根本博》，元神館出版社，台北市，pp.230-232。

為義捐命－拯救台灣の日本影武者－根本博（4）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016&Itemid=79

為義捐命－拯救台灣の日本影武者－根本博（3）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998&Itemid=79

為義捐命－拯救台灣の日本影武者－根本博（2）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977&Itemid=1

為義捐命－拯救台灣の日本影武者－根本博（1）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973&Item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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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寶寶沒有看完所有的資料，但是可以斷定的是，每個人都用自己的角度去忖度事情，當他自己沒看到時，就有很多的想像空間，真實的樣貌到底是如何？就像前總統陳水扁在卸任前，電視媒體拍到有人日夜在總統府用碎紙機湮滅公文。。。當沒有證據時，在法律上是不予承認，真相是無法昭然若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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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義捐命－拯救台灣の日本影武者－根本博～我讀我評 （5）

http://moonformosa.blogspot.tw/2011/08/5.html

部分摘錄：

問題是：如果不是為了救國民黨，那李鉎源費盡千辛萬苦、幫助根本博偷渡到台灣的目的是什麼？李女士的回答是：

「我想是為了救台灣。家父是土生土長的台灣 本地人，對國民黨的生死存亡沒有興趣，又不想被毛澤東、共產黨統治，加上之前就有在日本受教育的背景，又知道根本博先生的報恩決心，他認為根本先生的智 慧、人格與能力都足以勝任，認為只有他能救台灣。」她還說，根本博來台是「父親的驕傲」。
門田隆將，2011，“第12章 不容青史盡成灰＂，《為義捐命－拯救台灣の日本影武者－根本博》，元神館出版社，台北市，p.265。

李玉惠女士說，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反對國民黨的李鉎源立刻加入。她母親當初也曾被人勸說加入國民黨，但她沒有同意，因為他們認為台灣是台灣人的，不是國民黨的。請根本博前去幫忙純粹只想「幫助台灣」。李鉎源曾經說，他把台灣看得比自己的命還要重要，之外沒有比這個更強烈的理由了。

李玉惠還提到她父親火葬時所發生的奇特之事：

「火化後，火葬場的人在家父的骨灰中找到『舍利花』，根據他們的說法，只有做過大善事的人才能有此結果；他們問我：『這個人生前是不是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

「當時我也覺得不可思議，因為父親一輩子沒唸過經，信仰也不虔誠，如果真要講的話，大概只有把根本博將軍帶到台灣這件事而已。他生前一直以帶根本博到台灣、守護了台灣與台灣人，為一生最大的光榮，競選時也一直掛在嘴上。我認為只有這件事最了不起。」

她說到這裡，怕我認為迷信、不相信她的話，還很認真地看著我說：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懂，李鉎源這一生都在實踐自己「守護台灣與台灣人」的理想，而他也做到了，既然能完成自己的理想，我想他過世時應該了無遺憾才對；李鉎源的一生就是愛台灣、愛台灣人，實在稱得上是波瀾壯濶。
門田隆將，2011，“第12章 不容青史盡成灰＂，《為義捐命－拯救台灣の日本影武者－根本博》，元神館出版社，台北市，pp.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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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言：到底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
【大紀元2015年08月03日訊】9月3日，中共將在北京舉行盛大閱兵式，高規格紀念抗戰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近期，因知名作家、章伯鈞的二女章詒和微博連發兩組令人大跌眼鏡的數據，與人們從小到大被中共喉舌媒體所灌輸的「中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這一結論大相逕庭，從而一石激起千層浪，在網上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該微博爆料稱：「日本國公佈了二戰在華陣亡人員數據：死於國軍之手為31萬8883人，死於共軍之手為851人。」另一條微博則發佈了詳細數據：「百團大 戰斃敵302人；平型關大捷斃敵167人……加上小戰鬥，合計被共軍殺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齡、家鄉，部隊、死亡地點、被誰所殺詳細紀錄。」

接著，中共黨媒紅旗文稿反駁：「從一則聳人聽聞的謠言說起」。人民日報則發文稱：「中共是抗戰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

那麼，八年抗戰，中共到底消滅了多少日軍？這不僅僅是個數字的問題，而是事關抗戰領導權問題、積極抗戰與消極抗戰問題、抗戰功勞大小問題、以及桃子到底該由誰摘等等問題，最最重要的是涉及中共政權執政合法性的問題。

那麼，共軍殺死851名日軍到底是不是謠言？中共到底是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到底誰才最有資格來紀念抗戰？下面不妨作一番客觀對比分析：

一、抗日戰爭從何時開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史稱十四年抗戰。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七七盧溝橋事變——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宣佈投降。史稱八年抗戰。

普遍觀點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始於九一八事變，全面抗戰始於盧溝橋事變。1941年12月7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美國正式對日宣戰，中國抗戰也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國共兩黨誰領導了抗戰？

如果從九一八事變算起，不管國民黨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也好，還是對日採取「不抵抗」消極政策也罷。當時對外抗戰的是中國國民革命軍，而不是躲在江西企圖分裂中國的中華蘇維埃工農紅軍。

1934年10月，中共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進行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北上抗日長征，純粹是地地道道的謊言。1936年9月1日，即使中共提出所謂「逼蔣抗日」的總方針，其真實目的是為了轉移國民黨進攻的目標，害怕再次被國民黨「圍剿」滅掉。

1936年12月12日，中共策反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在抗戰條件尚不完全成熟的前提下，迫使蔣介石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1937年8月22日，國民政府宣佈：集結於陝西咸陽附近的紅軍（中共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4.6萬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1日改稱第18集團軍）。

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國共合作 正式形成。10月12日，國共兩黨達成協議，將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和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無論是八路軍，還是新四軍，均打國民黨的旗幟、穿國民黨的軍裝、由國民政府發給軍餉。究竟是誰領導抗日戰爭一目瞭然。

三、誰是正面戰場，誰是敵後戰場？

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在中國本土開設了11個戰區，是抗戰的正面戰場；由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主要在日軍後方及日佔區進行遊擊戰，是抗戰的敵後戰場。

而且八路軍歸屬國軍第二戰區領導：主管長官是：閻錫山；新四軍歸屬國軍第三戰區領導：主管長官是：顧祝同。

國民黨指揮並全程參與的正面戰場有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忻口會戰、武漢會戰、徐州會戰、長沙會戰、蘇寧會戰、台兒莊會戰等等22次大型戰役。其中，中共參與的、並一直引以為豪的只有平型關伏擊戰，從屬於國民黨閻錫山部忻口會戰，只是一場中等規模戰役。真正由中共單獨指揮並參與的只有百團大戰。

記得文革中有一篇題為《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懷》的文章，「所謂百團大戰的『勝利』，絕不是黨和毛主席領導的抗戰事業的勝利，而是彭賊對抗戰事業的叛賣。」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一筆是，由於彭德懷擅自發動百團大戰，導致我軍主力大暴露，招來日寇的瘋狂掃蕩，而造成根據地四—、四二年間的大犧牲！」

四、誰是抗日的主力？

首先來看看擊斃日軍將領和抗戰犧牲將領的數量：被國民黨擊斃的日軍將領包括少將、中將和大將至少有40多名，而被八路軍擊斃的將領包括中將和少將只有5名。

除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和1933年的長城抗戰——即榆關、熱河、長城三大戰役外，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八年全面抗戰間，數百萬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日軍進行了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斃傷日軍859,626人。中國陸軍陣亡、負傷、失蹤 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達206位（中國大陸史學界認可115 位）。其中，張自忠為一級上將，是二戰中犧牲的最高級別將領。206位將軍中，有20餘人為彈盡糧絕孤立無援時飲彈自盡，44人為與敵肉搏時犧牲。而八路軍、新四軍陣亡的最高將領除了左權將軍，加上彭雪楓、楊靖宇，也就屈指可數了。

再來看看抗戰前後國共軍事力量對比：1937年3月左右，中華民國政府擁有1,040萬平方公里疆土，擁有4萬萬人民，有陸軍270萬，海軍10萬噸位， 空軍600架戰鬥機。而當時的中共長征到陝北時只不過2萬人馬，1萬3千條槍，3個縣的人民、資源。在1937年8月13日開始的淞滬會戰中，國民黨70 萬軍隊與50萬日軍浴血奮戰，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橫掃中華的夢想。如果說是中共領導了抗戰，那麼遠在陝北的兩萬紅軍如何能領導120萬人的淞滬會戰？

抗戰勝利後，國共力量對比卻發生了質變：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已經擁有近1億人口，地盤也佔了中原三分之一，解放軍人數迅速從2萬人增加到130萬人（其中 100萬人裝備為繳獲日本人的）。而國民黨軍隊只是在原來270萬基礎上增加到430萬人，在統治人口（3億）、武器裝備（部分美式）、城市地盤等方面雖 佔有優勢，但已無絕對優勢。況且要守住全國地盤，兵力一旦分散，力量反而不如中共軍隊。這也就為後面中共發動內戰，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國軍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也就是毛澤東在1937年洛川會議上提出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十分宣傳」的真實寫照。

五、抗戰的勝利果實屬於誰？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稱，「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果然勝利被等來了，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八年來我們和蔣介石調了一個位置：以前我們在山上，他在水邊；抗日時期，我們在敵後，他上了山。現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來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了。」並稱中共「抗擊了大部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的偽軍」。

但是，翻遍海內外所有抗戰的資料，包括中共的自我宣傳，不難發現，中共作為所謂抗戰中流砥柱的理由無外乎就是三條：一是策動西安事變，建立了國共抗日統一戰線，「逼蔣抗日」；二是取得了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和狼牙山五壯士、王二小、小兵張嘎、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等局部反掃蕩的勝利； 三是因中共的敵後根據地和游擊戰牽制了日軍力量。不去說這三條理由有多少造假宣傳，但即使是真的，也根本無法跟國軍抗戰相比，根本無法稱得上中流砥柱。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北京會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及委員黑田壽男時對中共抗日的實質更是不打自招︰「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

墨寫的謊言畢竟抹殺不了血寫的歷史。真正竊取抗戰勝利成果的是，利用抗戰趁機作大的中共，而不是國民黨蔣介石。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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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臺灣空襲紀念日
2016 年 02 月 19 日 01:45:05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再過幾天，一個不能遺忘的日子即將來臨。

左上圖掛著斗大中華民國車輪徽的軍機大肆投彈，大概許多人會覺得畫作內容是「英勇的國軍出擊，敵陷入一片火海」，只不過這個「國軍」是當時我們臺灣的敵軍，而被炸的是臺北松山。
1938年2月23日，以中華民國為名義之蘇聯志願飛行隊(Soviet Volunteer Group)，由中國漢口起飛轟炸日治下的臺北松山，事後中方宣稱擊毀臺灣40架軍機，臺灣方面則稱民宅被毀造成平民死亡，這也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遭敵國空襲的紀錄。

2.23 臺灣空襲紀念日
#歷史不是只有一種觀點
#尊重臺灣真實存在的歷史

了解臺灣真正的歷史，《臺灣大空襲》推薦：gjtaiwan.com/rt/?id=8

圖左上：1938年2月23日臺北松山遭空襲(陈应明繪，引用自http://voennoe-delo.com/nalyot-na-taiwan.htm)
圖左下：1938空襲臺灣之СБ 2М-100型轟炸機，機上漆著斗大的中華民國車輪徽
圖右：大阪每日新聞社對空襲之報導(團友 Kan Chi Hao 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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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紀念 2.23 臺灣空襲紀念日
2016 年 02 月 19 日 23:45:25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1938年2月23日，以中華民國為名義之蘇聯志願飛行隊(Soviet Volunteer Group)，由中國漢口起飛轟炸日治下的臺北松山，事後中方宣稱擊毀臺灣40架軍機，臺灣方面則稱民宅被毀造成平民死亡，這也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遭敵國空襲的紀錄。

「中日雙方交戰，來日治下的臺灣投彈有什麼不對嗎？」
是的，這就是戰爭常態。
「那有什麼問題嗎？」
問題在於，這起當年世界矚目的重大歷史事件，臺灣身為事件主角為什麼長年沒什麼人知道？
為什麼戰後流亡來臺的中華民國可以無視臺灣多數人真實的歷史記憶，長年透過各種資源片面訴求「對日抗戰」、「抗戰勝利」的史觀？
為什麼還是那麼多人以為自己跟著在對岸革命北伐抗戰然後「被日本轟炸」？
為什麼大家有不同的過去，卻無法尊重不一樣的歷史記憶？
日本發動戰爭，不會先來徵詢臺灣的同意。就如同國民黨要逃來臺灣帶來戰禍，用臺灣的土地人力資源續命，也不會先問我們的意見。無情的戰爭，卻是真實威脅著這塊土地，至今無解。
了解歷史，認清自己的處境。我們要像過去一樣任人擺佈？還是該去思考要如何才能捍衛自己的權益？

真實的臺灣，幾乎被外來殖民者從我們記憶中消滅殆盡。如果這些記憶真的都消失了，你還是你，我還是我，臺灣還是臺灣嗎？

2.23 臺灣空襲紀念日
‪#‎歷史不是只有一種觀點‬
‪#‎尊重臺灣真實存在的歷史‬

了解臺灣真正的歷史，《臺灣大空襲》推薦：gjtaiwan.com/rt/?id=8

圖左：西方媒體對臺灣(Formosa)遭中國空襲的報導
圖右：臺灣日日新報對空襲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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