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亨廷頓出版了《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系統地提出了他的“ 文明衝突論 ”。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 非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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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衝突論（英語：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是1993年夏季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的文章中的觀點。1996年，此文章又被拓展為一本專書，取名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代文明與候選文明（彼此可能衝突的文明）
現代文明
世界主要文明圈 (Huntington, 1996[1])
印度文明
伊斯蘭教文明
東正教文明
中華文明（Sinic Civilization）
日本文明（Japanese Civilization）
西方文明
候選文明
非洲文明
拉丁美洲文明
佛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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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科比較不容易彰顯實用價值，很難用物質衡量，「但一個思想觀念可能影響一個人一輩子，或是影響社會或世代。
亨廷頓對世界文明進行了肆意性分類
作者：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報本網發佈時間：2009-3-10 10:05:00
劍橋大學教授查爾斯·瓊斯
亨廷頓對世界文明進行了肆意性分類
2009年2月25日，劍橋大學查爾斯·瓊斯教授作了一場以“美洲的解體”為主題的演講。在演講中，查爾斯對“文明衝突論”提出者薩繆爾·亨廷頓的傳統論點提出質疑，認為他對世界文明進行了肆意性分類，並指出孕育和承載文明的場地是城市而不是邊界。另外，查爾斯認為，西半球南北方之間的關係如同以英語為母語的美國與西歐的關係一樣也是存在許多共同點的。如果把世界文明分開來看的話，那麼可以說美洲文明與西歐文明一樣都具有重大意義或者毫無意義。從這點出發，查爾斯提出美國新政府修好與委內瑞拉、古巴、玻利維亞及其他鄰國的關係其實要比想像中容易。
查爾斯的這次演講是基於他所負責的研究課題“共同的半球”而舉行的，他從文明之間的聯繫性來考察美國與美洲各國的共同性，對奧巴馬政府實施新的外交政策，修復和加強與美洲各國的緊密聯繫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
劍橋大學拉美中心成立於1966年，是從事拉美研究與教學的專設機構。該中心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涉及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經濟學、文學和視覺藝術等多個領域。該中心十分重視加強與拉丁美洲學術團體的聯繫，經常邀請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大學教授前來參加研討會。除此之外，拉美中心還提供相關的碩士學位課程，贊助啟動了諸多研究項目，並且時常舉辦相關的演講或報告，以促進學術交流。
查爾斯·瓊斯是劍橋大學拉美研究中心前主任，主要研究現當代拉美各國的國際經濟關係，著有《南北對話簡史》、《愛德華·霍列特·卡爾與國際關係》、《美洲文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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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繆爾·亨廷頓的歷史遺產
黃安年文黃安年的博客/2008年12月28日發布
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專家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Samuel PhillipsHuntington，1927.4.18－2008.12.24），留給我們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這份引發極大爭議的遺產提出瞭如何處理文明和宗教差異的重大理論和政治問題。
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當前,世界上存在著八種文明：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亨廷頓，塞繆爾：（《文明的衝突》,《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號）
我們且不論對於當代世界這種文明的分類是否妥當，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和發展大潮中，如果排除冷戰思維，那麼作為一個歷史和社會及民族發展的演進過程，所有現存文明從根本上說具有互補性,並不存在你死我或,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們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對抗。某些文化現像從歷史上曾經一度相對抗、相排斥、相封閉走向了在當代各類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和相互吸收的發展趨勢。
20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顯示，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非基於文明的對抗和衝突。當代日本的經濟騰飛和政治大國的崛起得益於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優勢互補。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興起受惠於西方文明和東亞國家和地區民族精神的結合。多元性和兼容性成為實際上已經世界各類文化發展的主潮流。
世界各類文明在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共同發展的機遇，又都在精神文化方面面臨新的挑戰和危機。現代化發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設能否相互協調已經成了各國共同關注的大問題。被奉為世界各國文明“典範”美國早在60年代由於“反傳統文化”的興起已經面臨著“美國精神”的危機；90年代以來隨著種族危機的加深，美利堅的盎格魯－撒克遜清教白人主體文化(WASP)面臨新的挑戰,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相對削弱，“美國精神”又面臨又一次危機。在這方面以一批未來學家和文化思想史家為先導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隨即一些政治家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在這個越來越多樣統一的世界裡,人們應當重視的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與各種文明的差異與合作的問題。文明或文化的差異、價值觀念的不同、民族情緒和宗教信仰的區別不應影響包括不同社會制度在內的國家間文化或文明間相互尊重、理解、共處和合作。
在這個全球化和多樣化共存的20世紀下半葉以來，把全球化、國際化解釋或理解為西方化、資本化甚至美國化是一種誤導。在全球性問題上把歷史上特別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方殖民主義造成了文化發展水平上的差別，以'文明'、'民主'、'現代性'等口號為幌子要求按美國和西方的價值尺度和價值觀行事，這就在實質上推行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事實上，在一個多極化和多樣化的世界裡，以一種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西方如此，東方也不例外。
正是在傳統“美國精神”面臨危機和挑戰，美國霸權地位面臨嚴重挑戰，世界多極化趨勢明顯強化的大背景下，亨廷頓在他的1993年夏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明的衝突》一文中提出了文明衝突將取代意識形態和其他形式的衝突,成為未來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衝突的論點,甚至鼓吹冷戰結束後儒教國家同伊斯蘭國家的結合,將是西方面臨的頭號威脅的謬論。亨廷頓的立論顯然違背客觀歷史事實，遭到世界輿論的抨擊。有評論稱“這篇文章在三年內所引起的爭論，超過他們自40年代以來所發表任何一篇文章。” （亨廷頓，塞繆爾：《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前言,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
1993 年《外交》季刊11/12月號亨廷頓又發表文章稱“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麼----冷戰後世界的範式”。從此評論更多。僅由王緝思主編的《文明與國際政治》所收錄的中國學者的評論文章就有26篇。這裡提出了人們應當重視的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與各種文明的差異與合作的問題。文明或文化的差異、價值觀念的不同、民族情緒和宗教信仰的區別不應影響包括不同社會制度在內的國家間文化或文明間相互尊重、理解、共處和合作。連亨廷頓本人也不得不承認：“西方文明並非適用於全球”。（亨廷頓，塞繆爾：《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適用的》,《外交》雜誌1996年第11-12月號）
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的中文版序言(1997年12月寫,1998年3月新華出版社版)中寫道:“為什麼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麼大的興趣並刺激了這麼多的討論，為什麼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譯稱22種不同的文字，並具有相應的影響？我認為，答案是，人門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冷戰期間，人們很容易地把全球政治理解為包含了美國及其盟國、蘇聯及其盟國，以及在其中發生了大量冷戰鬥爭的不結盟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這些集團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發展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這一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長期以來曾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所忽視；同時在全世界，人們正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他認為：“在未來的歲月裡，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它們的領導國家或是核心國家----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將來可能還有巴西和南非，或許再加上某個伊斯蘭國家，將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動者。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
他接著寫道：“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沒有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那樣至關重要。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麼中國將有能力重建1842年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的'文明的對話'。（亨廷頓，塞繆爾：《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
亨廷頓在該書前言中說：“此書便旨在對該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提供一個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詳盡論證的解答。我在此書裡試圖詳細闡述、提煉、補充、偶爾也界定該文章中提出的論題，並提出和涉及許多在該篇文章中沒有論及或只是一筆帶過的思想和主題。它們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問題；權力和文明之間的關係；文明之間的均勢的轉移；非西方社會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結構；西方普世主義、穆斯林好戰性和中國對自身文化的伸張所導致的衝突；對中國權力增長所作出的反應----是均勢還是搭車;段層線上戰爭的原因和動力;西方的未來和由各種文明構成的世界的未來。”
（亨廷頓，塞繆爾：《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
然而,在亨廷頓新近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中,和1993年及1996年的觀點相比,他相當坦率地表達了西方文明衰落論的悲哀。在第12章：西方、各種文明和全球文明中，它首先分析西方的衰落？他說：“凡是認為歷史已經終結的社會，通常是歷史即將衰微的社會。”（亨廷頓，塞繆爾：《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第348頁,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現了許多被奎格利確認為一個成熟文明瀕於衰敗的特徵。在經濟方面，西方遠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經濟增長率、儲蓄率和投資率很低，特別是與東亞社會相比較。自西方個人和集體消費有優先於未來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建設。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特別是與伊斯蘭國家相比。但是這些問題並不會不可避免地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在西方，比經濟和人口遠為重要的問題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絕和政治分裂。經常被提及的道德衰敗邊線包括:
1.反社會行為的增長,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為;
2.家庭的衰敗,包括離婚、私生、未成年人懷孕和單親家庭的增加；
3.至少是在美國出現了“社會資本”的下降，即社會誌願組織成員的減少，以及與此相關的人與人之間信任程度的下降；
4.“職業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縱現象的增加;
5. 對知識和學術活動投入的減少,在美國表現為學術水平的降低。
西方未來健康及其他社會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能否成功地應付上述趨勢。當然這一趨勢增強了穆斯林和亞洲人對其道德力量的優越性。”
“西方文化受到了來自西方社會內部集團的挑戰。其中一種挑戰來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們拒絕融入西方社會，繼續堅持和宣揚它們原來社會的價值觀、習俗和文化。者一現像在歐洲的穆斯林中最為顯著，不過他們人數不多。它在美國為數眾多的拉美裔少數民族中也很顯著，儘管程度較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歸於失敗，美國便會成為一個分裂的國家，並存在內部衝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潛在可能。在歐洲，西方文明也會由於期主要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壞。”“美國面臨著一個更為直接和危險的挑戰。 ”“多元文化主義者常常是堅持種族中心的分類主義者。”“擯棄美國信條和西方文明，就意味著我們所認識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終結。實際上者也意味著西方文明的終結。”“多元文化主義者與西方文明和美國信條維護者之間的衝突，是西方文明美國部分之中的'一場真正的衝突'。”（同上,,第350－354頁,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
亨廷頓在書中強調西方文明並無普世性，現代化不等於西化，這是十分重要的變化，它等於承認的多元化。
事實上，在一個多極化和多樣化的世界裡，以一種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在這個經濟現代化、全球化的時代,政治民主化、國際政治多極化趨勢，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的命題，世界各族人民有智慧來謀求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多元種族之間的求同存異、優勢互補、共存共榮,同舟共進，如果處理不好這樣的問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沒有保障的。
附兩份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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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逝世曾發表文明衝突論
2008 年12月28日11:21
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12月28日電据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發表“文明衝突論”的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逝世，享年81歲。
亨廷頓在哈佛大學任教58年，他於1993年發表文章，講述後冷戰時期的暴力衝突，並非出於各國在意識型態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文化及宗教差異所造成，引起廣泛關注
亨廷頓之後將有關理論，輯錄成影響深遠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書籍被翻譯成39種語言。
亨廷頓曾在1977至1978年卡特政府任內，協助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協調政策。
( 責任編輯：黃芳)
http://news.sohu.com/20081228/n2614607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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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衝突”作者亨廷頓辭世享年81歲
日期：[2008-12-28]
新華社今日上午專電美國哈佛大學網站27日發表聲明說，國際政治名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作者塞繆爾·亨廷頓24日辭世。
聲明說，亨廷頓24日在馬薩諸塞州馬莎溫亞德辭世，享年81歲。
亨廷頓18歲畢業於耶魯大學，1949年即23歲時開始在哈佛大學執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的研究和教學領域包括美國政府、軍事政治、戰略、軍民關係、比較政治和政治發展。
他參與編寫過17本圖書，撰寫超過90篇學術論文，其中1996年問世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被翻譯成39種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此外，《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等專著均有較大影響。
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亨利·羅索夫斯基說：“薩姆（·亨廷頓）是那種令哈佛大學成為一所偉大學校的學者。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爭論他的觀點。我認為他顯然是過去50年裡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科學家之一。”（完）
http://www.nddaily.com/nandoubobao/200812/t20081228_949626.shtml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207402.html 轉載請註明來自科學網博客，並請註明作者姓名。
黃安年：亨廷頓的歷史遺產
日期： 2009年01月19日
來源：浙江在線－浙江日報
作者：黃安年
編輯：黃樂曼
2008年12月24日，國際政治名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作者塞繆爾·亨廷頓辭世。亨廷頓18歲畢業於耶魯大學，1949年即23歲時開始在哈佛大學執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的研究和教學領域包括美國政府、軍事、政治、戰略、軍民關係、比較政治和政治發展。他參與編寫過17本圖書，撰寫超過90篇學術論文，其中1996年問世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被翻譯成39種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此外，《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等專著均有較大影響。
亨廷頓確實留給了我們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這份引發極大爭議的遺產提出瞭如何處理文明和宗教差異的重大理論和政治問題。
亨廷頓認為當前世界上存在著八種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且不論亨廷頓對於當代世界文明的分類是否妥當，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與發展大潮中，如果排除冷戰思維，作為一個歷史和社會及民族發展的演進過程，所有現存文明從根本上說具有互補性，並不存在你死我活、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們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對抗。某些文化在歷史上曾經互相對抗、排斥、封閉，在當代出現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和相互吸收的發展趨勢。
20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顯示，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非基於文明的對抗和衝突。當代日本的經濟騰飛和政治崛起得益於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優勢互補。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興起受惠於西方文明與東亞國家和地區民族精神的結合。多元性和兼容性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各類文化發展的主潮流。世界各類文明在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共同發展的機遇，又都在精神文化方面面臨新的挑戰和危機。現代化發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設能否相互協調已經成了各國共同關注的大問題。在這個越來越多樣統一的世界裡，人們應當重視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與各種文明的差異與合作的問題。文明或文化的差異、價值觀念的不同、民族情緒和宗教信仰的區別，不應影響包括不同社會制度在內的國家間文化或文明的尊重、理解、共處和合作。
自這個全球化和多樣化共存的20世紀下半葉以來，把全球化、國際化解釋或理解為西方化、資本化甚至美國化是一種誤導。在全球性問題上，把歷史上形成的文化發展水平上的差別，以“文明”、“民主”、“現代性”等為號召，要求其按美國和西方的價值尺度和價值觀行事，這就在實質上推行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事實上，在一個多極化和多樣化的世界裡，以一種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西方如此，東方也不例外。
正是在傳統“美國精神”面臨危機和挑戰、美國霸權地位面臨嚴重挑戰、世界多極化趨勢明顯強化的大背景下，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一文中提出的文明衝突將取代意識形態和其他形式的衝突，成為未來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衝突的論點，並引發激烈爭論。人們提出了應當重視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與各種文明的差異與合作的問題。連亨廷頓本人也不得不承認：“西方文明並非適用於全球。”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文版序言中寫道：“為什麼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麼大的興趣並刺激了這麼多的討論……我認為，答案是，人們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發展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他認為，未來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亨廷頓寫道： “我所期望的是，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的'文明的對話'。”他在本書中還相當坦率地表達了西方文明衰落論的問題。同時，亨廷頓在書中強調西方文明並無普世性，現代化不等於西化，這是十分重要的變化，它等於承認了多元化。
事實上，在一個多極化和多樣化的世界裡，以一種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在這個經濟現代化、全球化的時代，政治民主化、國際政治多極化趨勢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的命題，世界各國人民有智慧來謀求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多元種族之間的求同存異、優勢互補、共存共榮、同舟共濟。如果處理不好這樣的問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沒有保障的。
亨廷頓的歷史遺產（《世界知識》版、《浙江日報》版）
黃安年文世界知識/2009年第2期；黃安年的博客/2009年2月5日發布
作者按: 《世界知識》2009年第2期第33-34頁(總1501期,2009年1月16日出版)的《亨廷頓的歷史遺產》一文,我是知道的,該文是依據我發表在科學網上黃安年的博客《塞繆爾·亨廷頓的歷史遺產》（2008年12月28日）一文,編輯壓縮而成的。題名《亨廷頓的歷史遺產》其中第一段有關亨廷頓的學術介紹是編輯根據我文中提供的資料加上但未著名來源的。
《浙江日報》2009年1月19日第15版“理論視野”欄目的《亨廷頓的歷史遺產》同名文章，發表時我根本不知道，從時間看判斷在《世界知識》版之後,只是2009年2月4日我到歷史學院信箱取報刊,看到寄來的報紙才知道該報在沒有徵得我同意並註明文章來源的情況下,發表了我的署名文章，這是我要說明的。
兩個版本雖然署名是我,但是內容取捨還是稍有區別,事實形成了署名題目完全相同的兩個不同版本，這是我不願意看到的。在我看來, 《浙江日報》本應事前知會我本人並在文中註明文章來源的。現將《世界知識》版、《浙江日報》版的掃描本附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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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頓的歷史遺產（《世界知識》版）
亨廷頓18歲畢業於耶魯大學，1949年即23歲時開始在哈佛大學執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的研究和教學領域包括美國政府、軍事政治、戰略、軍民關係、比較政治和政治發展。他參與編寫過17本圖書，撰寫超過90篇學術論文，其中1996年問世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被翻譯成39種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此外，《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等專著均有較大影響。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亨利·羅索夫斯基認為，他顯然是過去50年裡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科學家之一。
亨廷頓確實留給了我們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這份印發極大爭議的遺產提出瞭如何處理文明和宗教差異的重大理論和政治問題。
亨廷頓認為當前,世界上存在著八種文明：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文明的衝突》）且不論對於當代世界這種文明的分類是否妥當，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和發展大潮中，如果排除冷戰思維，作為一個歷史和社會及民族發展的演進過程，所有現存文明從根本上說具有互補性,並不存在你死我活、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們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對抗。某些文化在歷史上曾經相對抗、排斥、封閉，在當代出現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和相互吸收的發展趨勢。
20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顯示，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非基於文明的對抗和衝突，當代日本的經濟騰飛和政治大國的崛起得益於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優勢互補。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興起受惠於西方文明和東亞國家和地區民族精神的結合。多元性和兼容性成為實際上已經世界各類文化發展的主潮流。世界各類文明在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共同發展的機遇，又都在精神文化方面面臨新的挑戰和危機。現代化發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設能否相互協調已經成了各國共同關注的大問題。在美國，“美國精神”在上個世紀60年和90年代兩次面臨危機。在這個越來越多樣統一的世界裡,人們應當重視的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與各種文明的差異與合作的問題。文明或文化的差異、價值觀念的不同、民族情緒和宗教信仰的區別，不應影響包括不同社會制度在內的國家間文化或文明間相互尊重、理解、共處和合作。
自這個全球化和多樣化共存的20世紀下半葉，把全球化、國際化解釋或理解為西方化、資本化甚至美國化是一種誤導。在全球性問題上把歷史上形成的(特別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方殖民主義造成的)文化發展水平上的差別，以“文明”、“民主”、“現代性”等為號召,要求按美國和西方的價值尺度和價值觀行事，這就在實質上推行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事實上，在一個多極化和多樣化的世界裡，以一種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西方如此，東方也不例外。
正是在傳統“美國精神”面臨危機和挑戰、美國霸權地位面臨嚴重挑戰、世界多極化趨勢明顯強化的大背景下，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一文中提出了文明衝突將取代意識形態和其他形式的衝突,成為未來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衝突的論點,並引發激烈爭論。他又在1993年發表文章“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麼----冷戰後世界的範式”。從此評論更多。單是王緝思教授主編的《文明與國際政治》所收錄的中國學者的評論文章就有26篇。這裡提出了人們應當重視的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與各種文明的差異與合作的問題。連亨廷頓本人也不得不承認：“西方文明並非適用於全球”（《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適用的》）。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次年他在該書中文版序言中寫道:“為什麼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麼大的興趣並刺激了這麼多的討論，……我認為，答案是，人門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發展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他認為：未來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
亨廷頓寫道：“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沒有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那樣至關重要。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麼中國將有能力重建1842年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的'文明的對話'。
亨廷頓在該書前言中說：此書旨在對該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提供一個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詳盡論證的解答。它們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問題；權力和文明之間的關係；文明之間的均勢的轉移；非西方社會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結構；西方普世主義、穆斯林好戰性和中國對自身文化的伸張所導致的衝突；對中國權力增長所作出的反應----是均勢還是搭車;段層線上戰爭的原因和動力;西方的未來和由各種文明構成的世界的未來。然而,和前幾年的觀點相比,他在本書相當坦率地表達了西方文明衰落論的問題。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現了許多被認為一個成熟文明瀕於衰敗的特徵。其中比低經濟和低人口增長率遠為重要的問題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絕和政治分裂。“西方文化受到了來自西方社會內部集團的挑戰。其中一種挑戰來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們拒絕融入西方社會，繼續堅持和宣揚它們原來社會的價值觀、習俗和文化。”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歸於失敗，美國（有為數眾多的拉美裔少數民族）便會成為一個分裂的國家，並存在內部衝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潛在可能。在歐洲（有許多穆斯林），西方文明也會由於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壞。“擯棄美國信條和西方文明，就意味著我們所認識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終結。實際上者也意味著西方文明的終結。”“多元文化主義者與西方文明和美國信條維護者之間的衝突，是西方文明美國部分之中的'一場真正的衝突'。”同時,亨廷頓在書中強調西方文明並無普世性，現代化不等於西化，這是十分重要的變化，它等於承認的多元化。
事實上，在一個多極化和多樣化的世界裡，以一種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在這個經濟現代化、全球化的時代,政治民主化、國際政治多極化趨勢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的命題，世界各族人民有智慧來謀求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多元種族之間的求同存異、優勢互補、共存共榮,同舟共進。如果處理不好這樣的問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沒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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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頓的歷史遺產（《浙江日報》版）
2009 年01月19日08:06:29 來源：浙江日報
2008 年12月24日，國際政治名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作者塞繆爾·亨廷頓辭世。亨廷頓18歲畢業於耶魯大學，1949年即23歲時開始在哈佛大學執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的研究和教學領域包括美國政府、軍事、政治、戰略、軍民關係、比較政治和政治發展。他參與編寫過17本圖書，撰寫超過90篇學術論文，其中1996年問世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被翻譯成39種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此外，《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等專著均有較大影響。
亨廷頓確實留給了我們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這份引發極大爭議的遺產提出瞭如何處理文明和宗教差異的重大理論和政治問題。
亨廷頓認為當前世界上存在著八種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且不論亨廷頓對於當代世界文明的分類是否妥當，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與發展大潮中，如果排除冷戰思維，作為一個歷史和社會及民族發展的演進過程，所有現存文明從根本上說具有互補性，並不存在你死我活、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們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對抗。某些文化在歷史上曾經互相對抗、排斥、封閉，在當代出現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和相互吸收的發展趨勢。
20 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顯示，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非基於文明的對抗和衝突。當代日本的經濟騰飛和政治崛起得益於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優勢互補。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興起受惠於西方文明與東亞國家和地區民族精神的結合。多元性和兼容性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各類文化發展的主潮流。世界各類文明在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共同發展的機遇，又都在精神文化方面面臨新的挑戰和危機。現代化發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設能否相互協調已經成了各國共同關注的大問題。在這個越來越多樣統一的世界裡，人們應當重視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與各種文明的差異與合作的問題。文明或文化的差異、價值觀念的不同、民族情緒和宗教信仰的區別，不應影響包括不同社會制度在內的國家間文化或文明的尊重、理解、共處和合作。
自這個全球化和多樣化共存的20世紀下半葉以來，把全球化、國際化解釋或理解為西方化、資本化甚至美國化是一種誤導。在全球性問題上，把歷史上形成的文化發展水平上的差別，以“文明”、“民主”、“現代性”等為號召，要求其按美國和西方的價值尺度和價值觀行事，這就在實質上推行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事實上，在一個多極化和多樣化的世界裡，以一種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西方如此，東方也不例外。
正是在傳統“美國精神”面臨危機和挑戰、美國霸權地位面臨嚴重挑戰、世界多極化趨勢明顯強化的大背景下，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一文中提出的文明衝突將取代意識形態和其他形式的衝突，成為未來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衝突的論點，並引發激烈爭論。人們提出了應當重視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與各種文明的差異與合作的問題。連亨廷頓本人也不得不承認：“西方文明並非適用於全球。”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文版序言中寫道：“為什麼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麼大的興趣並刺激了這麼多的討論……我認為，答案是，人們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發展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他認為，未來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亨廷頓寫道：“我所期望的是，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的'文明的對話'。”他在本書中還相當坦率地表達了西方文明衰落論的問題。同時，亨廷頓在書中強調西方文明並無普世性，現代化不等於西化，這是十分重要的變化，它等於承認了多元化。
事實上，在一個多極化和多樣化的世界裡，以一種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在這個經濟現代化、全球化的時代，政治民主化、國際政治多極化趨勢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的命題，世界各國人民有智慧來謀求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多元種族之間的求同存異、優勢互補、共存共榮、同舟共濟。如果處理不好這樣的問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沒有保障的。(黃安年)
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09/01/19/015191864.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01/19/content_106801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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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頓的歷史遺産
2009年01月19日 08:06:29 來源：浙江日報
2008年12月24日，國際政治名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作者塞繆爾亨廷頓辭世。亨廷頓18歲畢業于耶魯大學，1949年即23歲時開始在哈佛大學執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的研究和教學領域包括美國政府、軍事、政治、戰略、軍民關係、比較政治和政治發展。他參與編寫過17本圖書，撰寫超過90篇學術論文，其中19
96年問世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被翻譯成39種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此外，《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等專著均有較大影響。
亨廷頓確實留給了我們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産。這份引發極大爭議的遺産提出了如何處理文明和宗教差異的重大理論和政治問題。
亨廷頓認為當前世界上存在著八種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且不論亨廷頓對于當代世界文明的分類是否妥當，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與發展大潮中，如果排除冷戰思維，作為一個歷史和社會及民族發展的演進過程，所有現存文明從根本上説具有互補性，並不存在你死我活、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們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對抗。某些文化在歷史上曾經互相對抗、排斥、封閉，在當代出現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和相互吸收的發展趨勢。
20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顯示，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非基于文明的對抗和衝突。當代日本的經濟騰飛和政治崛起得益于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優勢互補。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興起受惠于西方文明與東亞國家和地區民族精神的結合。多元性和兼容性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各類文化發展的主潮流。世界各類文明在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共同發展的機遇，又都在精神文化方面面臨新的挑戰和危機。現代化發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設能否相互協調已經成了各國共同關注的大問題。在這個越來越多樣統一的世界裏，人們應當重視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與各種文明的差異與合作的問題。文明或文化的差異、價值觀念的不同、民族情緒和宗教信仰的區別，不應影響包括不同社會制度在內的國家間文化或文明的尊重、理解、共處和合作。
自這個全球化和多樣化共存的20世紀下半葉以來，把全球化、國際化解釋或理解為西方化、資本化甚至美國化是一種誤導。在全球性問題上，把歷史上形成的文化發展水平上的差別，以“文明”、“民主”、“現代性”等為號召，要求其按美國和西方的價值尺度和價值觀行事，這就在實質上推行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事實上，在一個多極化和多樣化的世界裏，以一種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西方如此，東方也不例外。
正是在傳統“美國精神”面臨危機和挑戰、美國霸權地位面臨嚴重挑戰、世界多極化趨勢明顯強化的大背景下，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一文中提出的文明衝突將取代意識形態和其他形式的衝突，成為未來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衝突的論點，並引發激烈爭論。人們提出了應當重視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與各種文明的差異與合作的問題。連亨廷頓本人也不得不承認：“西方文明並非適用于全球。”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文版序言中寫道：“為什麼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麼大的興趣並刺激了這麼多的討論……我認為，答案是，人們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于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發展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他認為，未來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亨廷頓寫道： “我所期望的是，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于促進整個世界上的‘文明的對話’。”他在本書中還相當坦率地表達了西方文明衰落論的問題。同時，亨廷頓在書中強調西方文明並無普世性，現代化不等于西化，這是十分重要的變化，它等于承認了多元化。
事實上，在一個多極化和多樣化的世界裏，以一種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在這個經濟現代化、全球化的時代，政治民主化、國際政治多極化趨勢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的命題，世界各國人民有智慧來謀求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多元種族之間的求同存異、優勢互補、共存共榮、同舟共濟。如果處理不好這樣的問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沒有保障的。(黃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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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衝突論"的創始人，乃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冷戰剛結束、蘇聯解體不久，亨廷頓就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後來一直在許多國家的政界和學術界爭論不休的"文明衝突"理論（ClashofCivilization）。這些觀點集中在《不是文明，又是什麼？》，《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以及專著《文明衝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亨廷頓還就文明衝突問題，在不少國家、大學、學術機構作過專題演說，但主體觀點仍未突破他在上述學術 文獻中表達的思想。
文明衝突論- 簡介
1993年夏季號《外交》（ForeignAffairs）季刊發表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塞繆爾· 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ofCivilization？》一文，並引起學術界廣泛而激烈的競說爭鳴；亨廷頓本人隨後也不斷發表文章和出版專著，進一步為自己的觀點進行申辯和解釋，其中包含了作者對自己個別觀點的修改。
文明衝突論- 賽繆爾亨廷頓
基本介紹
塞繆爾·亨廷頓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出生於1927年8月18日。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國際政治理論家。十六歲考入耶魯大學兩年半後旋即因“成績特優”畢業，後赴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1951年年僅二十三歲的亨廷頓在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並先後在美國政府許多部門擔任過公職或充當顧問。現任哈佛大學阿爾伯特·魏斯 赫德三世學院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約翰·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國家安全計劃顧問，《外交政策》雜誌 發言人與主編之一，美國政治學會會長。亨廷頓在國際政治方面著述頗豐，一般被認為是持保守觀點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論家。《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是其理論的奠基之作，該書從第三世界各國存在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第三世界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強政府理論”，其要義是，第三世界國家在進行現代化變革的過程中，要根除國內政治的動盪和衰朽，就必須建立起強大的政府，捨此無他路可走。所謂強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製衡政府參與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頓在這本書中卓越的理論貢獻使得該書成為研究現代化理論的經典之作。1991年，亨廷頓出版了《第三波：20世紀末民主化浪潮》，探討了在他看來是20世紀後期的一項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發展的狀況，即發生在1974——1990年期間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頓指出，從1974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開始，大約30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製過渡到民主政治體制，相繼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急速成長，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壯觀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他認為，在第三波之後20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條件遠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國家的各國政府在促進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為。共產國際已經壽終正寢，現在該是建立民主國際的時候了。1996年，亨廷頓出版了《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系統地提出了他的“ 文明衝突論 ”。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 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頓的主要著作還有《難以抉擇》、《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國政治》、《現代社會中的權威政治》、《民主的危機》等。
2008年12月24日，亨廷頓在馬薩諸塞州逝世，享年81歲。
亨廷頓與文明衝突論
隨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流行和之後9·11的發生，亨廷頓幾乎和“文明的衝突”一詞畫等號。
政治學家並不是政治家，他們通常很少有機會出現在公眾的視野內。但塞繆爾·亨廷頓卻是個例外，他創造出的詞彙例如“第三波”和“文明的衝突”，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他對世界局勢的看法也總是令人無法忽視。他已經不僅僅被視為一位政治學家了，而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影響之大，使得他日前的辭世也變成了一個公眾事件。
矛盾的亨廷頓
很不幸地，他身後的名聲主要與“文明衝突論”聯繫在一起——在被談及時，他已被簡化為“提出文明衝突論的那個亨廷頓”。政治思想家亨廷頓
亨廷頓圖冊
的名字往往會與他提出的最為人所知的概念聯繫在一起，例如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福山的“歷史的終結”，這種簡化的努力在便於記憶上也許是必要的，但卻掩蓋了他們更為複雜深刻的思想。而“文明衝突論”自1993年提出後，給他帶來的與其說是學術聲譽，倒不如說更多的是爭議甚至責難。
亨廷頓經常是一個政治立場受爭議的人物。在美國這個政治重心偏右的國度裡，他是一個具有濃重保守傾向的自由主義者：雖然是相對靠左的民主黨終身黨員，但他卻常被視為一個右翼思想家。他既推崇自由主義，矢志研究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浪潮，同時卻又反對美國主動干預和加快這些民主進程，在其1968年發表的名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中，他警告說“國家之間政治上最重要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形式，而在於政府的水平”——在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認：對處於現代化過渡階段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重要的不是民主與否，要緊的倒是建立能保證社會穩定的政治組織；換言之，關鍵不在限制權威，倒是建立權威。當然在他本人看來，這兩者並不矛盾，因為它們都統一於一顆固守現實政治的大腦之中。“不祥的預言”：“9·11”事件與文明衝突論亨廷頓本人非常低調，甚至以“靦腆”、“學究氣”著稱，但在論戰中他總是言辭犀利，鋒芒直指，雖然觀點經常刺激大眾的神經，他的立場卻從不退縮。1993年提出“文明衝突論”時他的觀點已頗受爭議，三年後他非但不後撤，反而以洋洋灑灑四百頁的篇幅更系統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即著名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此書的問世可說是一顆重磅炸彈，很快譯成39種文字，引發一種“榴蓮效應”——喜歡者很讚賞，而厭惡者對其抨擊反對之多，幾乎可以用“圍剿”來形容。在冷戰後洋洋得意的太平氣氛中，他發出了一個不受歡迎的預言：今後國際間的衝突將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間展開，這種異質文明的集團之間的社會暴力衝突（他稱之為“ 斷層線戰爭 ”）不但持久而且難以調和。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立刻就有人將之與文明衝突論聯繫起來，並將之視為一個不祥的預言。
在政治領域作出預言是一件艱難的事，因為其中經常存在相互矛盾的趨向。1830年以來，國際政治中延續最久的兩種的政治理論就基於兩種彼此對立的觀點，一種強調合作，另一種則強調競爭。客觀地說，反對“文明衝突論”的人大多數並非反 駁其論點本身，而是覺得亨廷頓的立場不夠“政治正確”——在一個提倡國際合作的樂觀前景中，這個危險人物竟公然潑冷水。這種爭論凸顯了兩種不同的思潮：亨廷頓堅持文化（及隨之而來的身份認同）的特殊性，繼承自西歐的歷史主義思潮；而他的反對者則願意相信文化的普世性。這兩種思潮已交鋒二百年之久，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會平息。
既然他如此看重文化及認同的特殊性，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要寫《我們是誰》了——這本2004年出版的新著再次挑戰美國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文化多元主義，稱這實際上是“一種反西方的意識形態”，憂慮美國這個熔爐將難以把新移民“合眾為一”，這個“大拼盤”也許最終將葬送美國立國的根本精神。
在這些觀點中，無不可以看到一個基於現實政治原則的保守思維的身影。亨廷頓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時的同班同學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也都是這一類絕對冷靜的現實主義政治家。在他們看來，歷史上理想主義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得多，而現實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只不過是因為偏離了現實政治的原則。雖然很多人批評亨廷頓作出了一個危險的預言，但他聲明自己僅僅是想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危險性的警惕，進而促進文明之間的對話——他寧可要一個建築在悲觀之上的樂觀，也不要一個在他看來忽視潛在差異和危險的盲目樂觀。
亨廷頓專訪
2006年10月，亨廷頓接受了《伊斯蘭》雜誌 專訪。
《伊斯蘭》雜誌 ：您提出文明衝突理論，認為“現代全球的政治，應當基於全世界不同宗教與文明間的深刻衝突來理解”。這一理論在“9·11”之後被人們一再提起。如今，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往往被看成是“西方與伊斯蘭的對抗”，您認為用您的理論來說明西方與伊斯蘭之間的對抗恰當嗎？
亨廷頓：有觀點認為，未來十年國家間關係將更傾向於反省文化責任，他們的文化聯結以及與其他國家間的對抗。我書中對文化衝突的論證是對這種觀點的回應。很明顯，權力還會一如既往地在全球政治中扮演中心角色。但在權力之外，還有其他的東西存在。18世紀，歐洲的君主政體對抗著首先在美國後來在法國出現的共和政體。19世紀，不少民族與人民開始嘗試定義自身的民族主義，以及創立體現他們民族性的國家。20世紀，意識形態佔據主要地位，法西斯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等等，自由民主主義至少在理論上已經被接受。那麼未來十年全球政治關係的焦點會是什麼呢？我認為文化身份差異、文化對抗性和文化關聯性會扮演主要的角色。國家間會加強合作，尤其是當他們分享共同的文化時，這在歐洲會表現最突出。我認為，政治很大程度上會被文化相似性與對抗性所引導。
文明衝突論- 理論分析
核心觀點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核心觀點有以下幾點。
其一，未來世界的國際衝突的根源將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間的（在地緣上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戰線；國際政治的核心部分將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冷戰後的國際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內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衝突的性質分不開的。同一文明類型中是否有核心國家或主導國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間，核心國家間的關係將影響冷戰後國際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來走向。
其二，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戰爭的最可靠的保證。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間，跨越界限（CrossingBoundaries）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間，尊重和承認相互的界限同樣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為界限重新形成，並呈現出多種複雜趨勢：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多極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間的相對力量及其領導或核心國家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文明間力量的對比會受到重大影響；一般來說，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間最可能的是相互疏遠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敵對的關係，而文明之間更可能是競爭性共處（CompetitiveCoexistence）,即冷戰和冷和平；種族衝突會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將人們分開的同時，文化的相似之處將人們帶到了一起，並促進了相互間的信任和合作，這有助於削弱或消除隔閡。
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獨特的而非普遍適用的；文化之間或文明之間的衝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種文明的衝突，而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對西方文明進行威脅或提出挑戰，等等。
在亨氏的言論中，儘管沒有太多地直接談論未來中國在文明衝突中將會如何，但涉及中國的論述應該說不算少，因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衝突論中的最為重要的文明類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觀點更是許多國人而不僅僅是國際問題專家感到驚異和不能接受：文明間的關係是競爭性共處，即冷戰和冷和平；文明的衝突具有或可能具有兩種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種是來自不同文明的地區集團之間的戰爭，最危險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國家之間發生的核心國家戰爭（CoreStateWars）；未來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和戰爭的可能性來自伊斯蘭的複興和 東亞社會尤其是中國的興起；西方和這些挑戰性文明之間的關係可能是極其困難的，其中美中關係可能是最危險的關係，等等。亨氏的這些觀點，可以說為我國政界高層和學界人士廣為熟知，具有極高的"知名度"。
我國學界及政界的評價
我國學術界對亨廷頓的觀點的反應是敏感而及時的，且經歷了並仍在經歷著複雜的論爭，以至於"文明衝突論"在中國學術界的爭論，已大有從一個"敏感"的學術命題，轉變為一個"敏感"的國際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之勢。正因如此，我們打算從亨廷頓的觀點本身和哲學、國際政治學方法論的角度談以下三點。
對亨氏"文明衝突論"之價值評析，我國大多數學者認為，亨廷頓教授的許多觀點，特別是他研究國際政治的方法論，在學術上有其獨到之處，並承認，亨氏所討論的問題，在現實國際關係中，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具有重大潛在影響的問題，但同時強調，亨氏文明衝突論的結論有失偏頗，且有為美國當權者謀劃稱霸世界之嫌。
對亨廷頓的觀點，我們學界乃至政界對其評價是"結論失當"。
如果要在"適當"與"失當"之間做出選擇，給亨氏理論作出一個非此即彼的"說法"，筆者也會說，亨氏的看法失當，是片面的，有失學術的公允、嚴謹，偏頗太大，如此這般。但是，亨氏的觀點，不僅僅是一個"適當"與"失當"的"理論結論"問題，而更是一個是國際政治和國際政治學到底向何處去的問題。理由如此：
其一，任何一種觀點、學說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要求和價值選擇上，因此，亨氏的觀點、學說正是基於對利益與價值作出雙重權衡和選擇後，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而提出。我們在理直氣壯地批判他人的觀點，說他的看法錯誤或"失當"，他的論據不全面、不充分，論點不能成立時，更應當揭示其所代表的利益觀和價值觀，他的理論可能給世界上各國及未來國際社會帶來何種"利益"、"價值"和"秩序"。因此，未來國際中的真實的"利益安排"、"價值標準"和"秩序結構"，也就由亨廷頓的"明確提醒"，特別是由於他從文化大視野這一角度對國際政治學和國際政治本身作出了這一聳人聽聞的"提醒"之後，更應當注意其觀點的實質，表達自己的科學的構想，促進國際政治和國際政治學向著健康文明的方向發展。
其二，前述亨氏的主要觀點和他的文獻所詳盡地表明的他在"文明衝突"方面的全部觀點，都能從歷史、現實和理論中找到"支持"或反對的理由，而筆者更關注的是，亨氏作為著名學者，對我們作了無論正面還是反面的哪些提醒或警示，從而作出相應的反應。在筆者看來，亨氏的"提醒"有六個方面，兩大作用。六個方面是：在冷戰中形成的國際政治諸要素還會在後冷戰時期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國際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的前沿關注著什麼；美國的戰略思想動態和實際戰略選擇將會走向何方；文明這一"軟要素"的國際政治地位和價值到底如何；正在奮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拼搏的中國，別人怎樣認識我們，我們在怎樣、應怎樣認識別人（國）和世界；中國的國際政治理想和抱負（應）是什麼，能實現嗎？兩大作用是：活躍了我們的學術，使國際政治學更具活力，儘管其中產生了一些不諧跡象；激活了我國的實際國際政治抉擇，儘管這些年我國政界仍主要遵循鄧小平同志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定下的方略-頗具特色的中國國際戰略，但亨氏的"文明衝突論"顯然引起了我國高層政界的注意，並潛在地作出了和將會作出政治上的回應。
"文明和諧"的世界
在亨氏的"文明衝突"的主張中，本已包含了少許"文明和諧"的因子，他既聲稱文明衝突是未來國際衝突的根源，又聲稱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最可靠。
"文明和諧論"確實值得關注。因為，人及人類的本質規定性在於"社會性"（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於是社會的動物），而文化或文明是社會性中的精神物質總體。因此，能否有文明的和諧，並最終生長出一個共同的"人類文明"，事關人類整體。
首先，除了文明間所業已存在的衝突之外，文明間過去的歷史是否表明了"和諧存在"？很顯然，文明，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有相互的衝突，更有和諧共存，即使衝突，也往往可能產生更優秀的文化混生物，形成文化在衝擊中的交流、融合和生長。因為，萬事萬物皆有衝突發生，皆有共存共處之狀況，皆有鬥爭中的消滅、新生和發展。哲學原理和客觀事實幾乎都能證明這個簡單真理。
其次，中國本身的文明史就充滿了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生長，的確是一個波瀾壯闊、生生不息的過程。因為文化（文明）的交融， 中國文化才自強不息；因為文化交融，中國目前正經歷著文明變更與文化重振的艱難雙重奏，這個艱難的雙重奏會使中國文化再度涅磐、新生。
為什麼世界中的文化（文明）不會由這樣的"衝突"向著那樣的"和諧"而昇華呢？
中華文化與文明和諧
亨廷頓顯眼地將儒家（中國）文化列為未來文明衝突中最可能"惹麻煩"的文明，聲言中國文明將對世界構成挑戰。這顯然是亨廷頓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文明的別有用意，其觀點的癥結在於西方文明和植根於其上的民族和國家仍以一種"征服"和"敵視"哲學在評判其他文明及其發展。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正在實現復興的中華文明是挑戰性的，它挑戰著自己數千年的歷史，也挑戰其它文明。當我們的文明在歷經幾千年遞變之後實現偉大復興，這當然是對其他文明的挑戰，但不會是破壞性而是建設性的，會極大的促進文明和諧和世界文明，因為我們既在提倡也在踐行著和平共處原則。
事實上，當前的中華文化在所及的地域範圍上，在影 響力所及的民族或人群上，都還相當有限。不過，當前，中國除了向世界傳播自己的先進文化，擴大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之外，更需要把自己文化中的精髓用活：示以弱而不弱，示以柔而存剛，示以小以養其大。
所以，要能和亨氏的理論相匹敵，我們迫切需要的不是"支持"或反對亨氏觀點，而是在亨氏逼人的"文明衝突論"面前，尋找到屬於我們文化的獨特的"至柔至剛"的文化關係及國際政治理論與方略，使我們的歷史的和現實的文化資源能夠促進"和諧的文明關係"及相應的未來世界秩序。
文明衝突論- 主要論點
1.理由
（1）歷史事實
（2）世界變小，文化的接觸會產生摩擦
（3）因為現代化及社會變遷，宗教填補了人從傳統中跳脫後的真空
（4）認為全球化不應該等於西化
（ 5）文化的差異是不易改變的
（6）經濟的地區主義增長（例如：歐盟/歐協，EU）
2.現代文明與候選文明
現代文明
（1）印度教文明
（2）伊斯蘭教文明
（3）日本文明
（4）東正教文明
（5）中華(儒家)文明
（6）西方文明
候選文明
（1）非洲文明
（2） 拉丁美洲文明
3 .推論未來趨勢
（1）西方大國主導時代在終結
（2）新興大國反西方且偏愛自己的文化規範
（3）以內部文化價值做為個人和政治認同日漸重要
反對觀點
1.問題
（1）未解釋為何會有對“文明”的忠誠
（2）討論到大國時，文化成為不重要的因素（反而是政經軍勢力）
（3）文明的核心國和文明並非對等
（4）文明不會做決定，也無法受到控制（文明不具備國家的功能）
（5）今世界上的主要衝突是內部衝突，而非國家間衝突，所以理由（1）不
見得是事實
（6）理由（5）本身只是一種現象觀察，不可說是一種論點
（7）其他理由是由於現代化和全球主義造成的
2.反例
（1）波斯灣戰爭是伊斯蘭文明內部衝突
（2）兩伊戰爭
（3）美國援助波斯尼亞之穆斯林，西方各國支持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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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冷戰時期，區別人類最重要的因素，不再是政治、經濟，而是文化。」哈佛學者杭亭頓對世界新秩序的大膽預測，引起全球熱烈討論，「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為這個理論做了完整的詮釋...…。
二次大戰後，一九四七年，一位美國外交學者喬治．坎南曾以X的化名，在著名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撰文指出，戰後的蘇聯將不斷擴張勢力範圍，美國必須技巧而小心地加以反制。影響深遠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由此而誕生，成為美國甚至西方戰後外交政策的中心主義。
自蘇聯共產集團在一九八九年垮台以來，西方世界苦苦等待下一位Ｘ出現，為後冷戰時代的世界秩序提出解讀的新方向。終於在一九九三年，外交事務刊出了哈佛學者杭亭頓「文明的衝突？」一文，大膽預言全球政治未來最核心也最危險的發展方向，不在於國與國之間的紛爭，而是擁抱不同文明的族群之間，可能爆發各種文明的衝突。
這篇文章據說是外交事務月刊自Ｘ一文以來，引發各界最多回響的文章。三年來，全球針對杭亭頓文明衝突論的熱烈討論未曾稍歇。而在前年八月，由國策中心主辦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國際研討會上，杭亭頓的專題演說也吸引了最多聆聽的耳朵。
新書「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在去年底出版，為杭亭頓的理論作了完整的論述與擴充。
他認為後冷戰時代的政策領導者，有必要徹底了解世界七大主要文明：中國、日本、伊斯蘭、印度、西方、東正教、拉丁美洲與非洲。因為這些文明之間的斷層，將成為新紀元的世界政治中，統一、解體與衝突的最主要根源。發生在波士尼亞、車臣、阿富汗與亞塞拜然等地的戰爭，就是東正教與回教兩大文明衝突的結果。
新文明下的新秩序
文明究竟如何成為改寫世界秩序的新座標？杭亭頓在書中如此演繹：
一、人類有史以來，首次進入了多元、多文明的全球政治時期；現代化並不等於西方化，而現代化的結果，既未造就出任何一種共通的文明，也沒有帶來非西方社會的西方化。
二、各個文明之間的權力平衡產生了轉變：西方的相對影響力正在衰微，亞洲文明逐漸擴張經濟、軍事與政治實力，回教文明則因為人口暴增，而在回教國家和鄰國之間，埋下不穩定的種子。總體來說，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如今都在重新肯定本身文化的價值。
三、一種建立在文明上面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中：共享同一種文化淵源的不同社會彼此合作；試圖改變某一種社會文明的努力徒勞無功；而國家之間逐漸以某種文明的主導國為軸心，各自形成集團。
四、西方向來自以為代表了全球性文明，這種自負逐漸帶來與其他文明之間的衝突，而以西方與回教和中國之間的衝突最嚴重。區域性的文明斷層衝突，多半發生在回教與非回教文明之間，而且引發各自的近親盟國助陣示威、邊境緊張情勢升高，導致雙方文明的軸心國必須出面，弭平戰端。
五、西方的生存契機，在於美國人民必須重新確認他們的西方認同，西方人必須接受本身文明「獨特但並非全球共通」的事實，團結起來為文明注入新血，保護文明不受到非西方社會的挑戰。未來的世界想要避免一場全球文明大戰，端視世界領袖接不接受、願不願意進行合作，以維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色。
杭亭頓的洞見，在於他能直搗核心地指出，後冷戰時代，區別人類最重要的因素不再是意識形態、政治甚至經濟，而是文化。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在問一個人類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是誰？」而大家也都從對自己最有意義的方向上去尋求解答：從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習俗與體制去尋求定位，從部落、宗族、教會或國家等文化團體去尋求認同。而文明正是這一切最廣義的體現。「文明是最終極的人類部落，」他如是說，「而文明的衝突，其實就是部落衝突的全球化。」
洞見之二，是指出現代化不必然等於西方化。西方勢力與流行文化的擴張，也許會吸引回教國家的年輕人穿牛仔褲、喝可口可樂、聽rap音樂，卻不見得會吸引他們改變對西方的基本立場。而從日本、新加坡、台灣、沙烏地阿拉伯，甚至伊朗等社會的經驗中，也可證明，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不一定非要揚棄固有文化、全盤西化才能成功。
西方文明為這些社會帶來了西方化與現代化的可能，但是愈來愈多跡象顯示，這些社會藉著現代化來加強本身文化，降低西方的相對勢力。「這個世界變得愈來愈現代，也愈來愈不西方，」杭亭頓觀察。
是洞見還是危言聳聽？
宏觀精闢的理論與預測，讓「文明的衝突」篤定擠身冷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套用季辛吉的推薦）。然而，杭亭頓近乎聳動的部份預言，也勢必引發強烈爭議。
包括新聞週刊、商業週刊、華盛頓郵報與洛杉磯時報在內，美國主要媒體最近便紛紛向這位哈佛學者，提出質疑或反駁。評論的焦點之一，是杭亭頓所謂西方影響力式微的說法，難以採信。例如新聞週刊資深記者包維爾指出，歐洲勢力也許大不如前，但是美國在軍事、經濟或文化上日益超前各國，卻是不容抹煞的事實。
更大的評論焦點，圍繞在西方團結論上面。杭亭頓從文明的角度出發，主張美國一方面應該與歐洲建立起更密切的聯盟，以保護西方文明免遭其他文明威脅；另方面，應該放棄所謂太平洋世紀的美夢，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不必再向亞洲靠攏。
美國輿論顯然並不認同這種「重歐輕亞」的論調。西岸的洛杉磯時報專欄作家蒲來特以大錯特錯來形容杭氏。他強調，美國未來的政經利益都與蓬勃發展中的亞洲息息相關，東西文明差異再大，也不能讓亞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中，被忽視的一方。華盛頓郵報則質疑，就算是同一種文明的社會之間，又能有多大的凝聚力？西歐與美國的文明臍帶再強大，也無法保證不會有朝一日反目成仇。
冷戰結束後，日裔美籍學者福山著書「歷史的終結」，宣告意識形態的鬥爭已經走到盡頭，民主獲得勝利，全球性衝突將不復出現。如今杭亭頓卻直言，歷史並未終結，衝突可能就在不久的未來，面對這樣大膽詭譎的課題，究竟要如何理解，值得所有的決策者與知識份子深思。(吳怡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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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杭亭頓去世及其文化意義的詮釋
吳瓊恩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杭亭頓的去世因緣
哈佛大學網站去年12月27日宣布，美國極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的作者、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已於24日去世，享年81歲。
杭亭頓在哈佛大學任教58年，2007年退休。他的著作等身，包括自撰、合著與編著共17本書，大部份是有關於美國政府、民主化、軍民關係和政治發展。1990年代初期，冷戰結束後，為建立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與方向，並作為理解世界的依據，杭亭頓1993年在Foreign Affair夏季號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強調冷戰後世界的暴力衝突，將來自於文化和宗教的差異，而非國家間的意識型態衝突。此文後來發展成為1996年的大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並在美國2001年的「911」事件得到初步驗證，後來布希政府入侵伊拉克，收買埃及，壓服約旦，及去年底發生以色列襲擊迦薩走廊，「阿拉伯聯盟」向聯合國提出要求，請以色列停止轟炸行動，而美英兩國竟予否決。
論者或謂美國有猶太裔選民的政治利益團體的壓力，卻很難解釋英國的行動原因，除了美英兩國共同的文化因素發生作用外，似乎沒有更好的理由了。益見杭亭頓所謂盎格魯薩克遜的基督文化對抗伊斯蘭文化的衝突，自十字軍東征以來從未消融彌平。杭亭頓說得對：「我的論點是，文化認同、敵對與聯繫，在國與國關係中不僅扮演角色，而是重要角色」，他2007年在《伊斯蘭雜誌》(Islamica Magazine) 回應中東學者Edward Said有關推銷「西方對抗其他地方」的理念。
其實，杭亭頓並非像一般論者所言，西方要向其他地方搞對抗或採取衝突的謀略，而是基於反省西方文明盛世，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有200多年的霸權主義，先是英國後為美國，資產階級在國內雖然創造了所謂資本主義的文明，但也因此剝削大自然的生態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的嚴重不平等。國內壓榨不足，又以自己宗教信仰所謂的「基督教文化」理念，作為行動的正當性，忽視各國的文化差異，而無警覺地預設自己的文化信念具有普遍性，或自視「真理的化身」，橫掃世界自以為拯救世人，實際上卻欺人太甚，自討苦吃。自英國1840年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經走西方霸權主義，自以為也是在救亞洲人民的日本，兩次侵略中國，直到美國一位任織於一家國際顧問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John Perkins的告白，撰寫《一位經濟殺手的良知》(Conscience of an Economic Hit Man)一書，吾人更明白所謂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其根源不過是「貪得無饜」四字而已。如今這一套制度「吃人夠夠」，走入窮巷，難以為繼，已然失去正當性，杭亭頓不是要西方文明再去對抗其他文明，而是想方設法要如何保衛西方文明，拖延西方文明衰退的時程，這種自保的心態，才是杭亭頓的用心，也是他尚有知識分子的良知，肯面對西方文明逐漸走下坡的事實，只不過他祇提出自保西方文明的外交策略，並未具備反思西方文明的根本預設，自然也是西方文明的本位主義，未能宏觀全人類共生共存之道。
資本主義的危機根源
作者先從Perkins的一段話開始，再引述Huntington對西方文化的自白。Perkins在1982年開始撰寫《一位經濟殺手的良知》時說了如下一段話：(約翰‧柏金斯著，2007，《經濟殺手的告白》，時報出版，前言，第7頁)
經濟殺手(EHM)是一群領高薪的專業人士，專門向全球各國詐騙數以兆計的錢財。他們透過世界銀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及其他國際「援助」組織，將錢匯入大企業的金庫，或少數掌握地球天然資源的家族口袋。他們的手段包括不實的經濟報告、操弄選舉、以回扣收買、勒索、性，甚至謀殺。他們玩弄的把戲就和帝國的歷史一樣古老，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這把戲已進入另一種更新、更駭人聽聞的規模。我知道；因為我就是一名經濟殺手。
這種殺人不見血的經濟殺手，比起船堅炮利的軍事侵略和政治壓榨的殖民統治更為可怕，可謂致人於死地，還不知兇手是誰？這是西方文明崛起後四百年來逐步發展，到了今天登峰造極的表現，而有所謂的「金融海嘯」的根本原因。難怪美國新任總統歐巴馬要呼籲美國人結束「怎樣都行」(anything goes)那種不負責任的態度，開啟「負責任的時代」(era of responsibility)。
文明衝突論的精要論點
西方文明四百年來崛起的順序是這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最後是當代的美國。西方的崛起主要是靠科技的力量，其背後自有一股形而上的精神，例如相信上帝創造世界是有規律可以尋找的、人定勝天的務實精神……等等基督新教的精神動力，不過當他們把眼光從天上的上帝轉向地上的物質慾望之追求時，「技術理性」逐漸膨脹取代「目的理性」，自以為是的認定自己的文化信念具有普遍性，要替天行道，於是乎槍炮隨著基督文化的前導，明明是欺侮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硬說成「白種人的負擔」，要解放落後的民族。杭亭頓指出這四百年的西方文明是強勢的、是霸道的。他說了以下各點，均出自《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條列如下：
1)以力服人，非心服也：杭亭頓說：「西方贏得世界並非靠思想或價值或宗教勝人一籌，因為其他文明國家因而歸順者少之又少，而是靠其在運用組織暴力上的優勢。西方人經常忘了這個事實，但非西方人無時或忘。」(p.51)豈止西方人忘了這個事實，杭亭頓也搞錯了一點，那些沒有豐富的歷史意識，窮得只剩下西方社會科學那一點點蒼白的「經驗理論」，只見表面的經驗現象，而無知於深層的歷史流動的軌跡，更對於滋養他們成名的民族血淚，無動於衷，以為西方的概念或理論具有普遍性，而夸夸其談，以之為楷模。西方人的文化潛意識誠如英國史家湯恩比所說，是一種「自我中心幻覺」，以為世界繞著它轉，並有一個「不變的東方」或如金觀濤所謂的「超穩定結構」。這祇表現了西方文明「褊狹傲慢」的「西方史觀」，忽略了「文明的多樣性」，看不見或體會不到其他文明或有其高明價值的所在。
2)西方文明價值的普世論，是一種脫離文化系絡的語言：杭亭頓醒悟到倡談西方價值的普世論，根本就是一種帝國主義，他說：「帝國主義是普世論必然的邏輯結果。」(p.310)又說：「西方所謂的普世論，對其他地方而言是帝國主義。」(p.184)這種空谷足音的良知之言，豈是東方國家淺薄思想家只見民主、人權、法治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價值，卻不見其局限性，自然無法理解東方思想那種高明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的真實普遍性。
3)保衛西方文明的獨特性，而非普遍性：杭亭頓說：「西方文明之所以珍貴，並非因為它很普及，而是因為它很獨特。因此，西方領袖主要的責任不在試圖依西方的意象重塑其他文明，這已經不是其正在沒落的力量所能為，而在保存、保護和重建西方文明獨樹一格的特性。而由於美利堅合眾國是西方最強勢的國家，責任自然大部分落在它的頭上。」(p.311)杭亭頓這一段話對台灣長期以來以美國為師，尊奉杭亭頓為大師之徒，應感慚愧。但是，作為人類最長久，生命力最持久的中國文化，其核心精神是什麼？恐怕不是杭亭頓所能知，更非那些擁有美國博士者所能知，因為這個時代大師已死，新的大師尚未誕生，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4)全球化後文化差異更加重要：杭亭頓認為，中國的內戰，實際上是西方文明價值的戰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仰者，都認為自己所信仰的理念具有普遍的真理性，欲以此強加他人接受，自然紛爭難以止息。事實上，當現代國家的未來理想追求，失去凝聚力的時候，民族傳統的差異性自然突出表象，此所以全球化後，意識型態消失，文化差異反而突顯，民族主義仍有其龐大的吸引力的原因。德國哲學家伽達瑪說得好：「我不信『全球化』這名詞。我認為任何界限消失之後總會有新的界限產生，這是一種無法阻擋的現象，我也希望沒人可阻擋這種現象。事實上，人類只能透過界限來暸解自己，……。」(1999年12月27日《聯合報》記者專訪)這就是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在全球化浪潮中仍然不會消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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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廷頓與文明衝突論
2009/01/06 21:2
杭廷頓表示，冷戰結束以後，世界衝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不同文明之間（或內部）的爭鬥。
享年八十一歲的杭廷頓，於一九九三年在《外交事務》發表轟動一時的〈文明的衝突？〉論文；三年後加以擴充加料成書，書名就叫《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已被譯成三十九種文字，風行全球知識界，也使杭廷頓成為最有影響力和最具爭議性的當代政治學者。
杭廷頓表示，冷戰結束以後，世界衝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不同文明之間（或內部）的爭鬥。杭廷頓強調，由於受到現代化的驅使，全球的政治沿著文明界線進行重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聚合，而擁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分離。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正在變成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地帶。因此，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
絕大多數大陸學者對杭廷頓的理論持批判態度，他們不贊同杭氏把儒家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對立起來，亦不滿杭氏認為儒家文明是對世界秩序的潛在威脅，更氣憤杭氏預言中國的崛起，將會導致世界文明的衝突。
杭廷頓的書是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五年後發生了911事件。在西方媒體、政客和一般人民的心中，911事件，不就是伊斯蘭文明以暴力挑戰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例證嗎？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亦因賓拉登的「傑作」而大出鋒頭。
巴勒斯坦裔的名學者薩依德，眼看杭廷頓視伊斯蘭如寇讎的論學態度，心中大為光火，於是在《國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明的衝突乃是「無知的衝突」。薩依德說，「文明衝突」之說忽略了歷史隱而不顯的部分（如各種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增益與分享），只急於以荒謬可笑、狹隘簡化的方式來凸顯文明的鬥爭。
薩依德以及其他學者對「文明衝突論」最不滿的是，杭廷頓在論述中所展現的西方文明優越感，以及其他文明皆「非我族類」的白人中心論。世人在譴責賓拉登所領導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之餘，很少人會去探討促成賓拉登採取暴力的原因，也很少人去探究美國霸權主義在阿拉伯世界的所作所為。
就如同以色列數十年來和巴勒斯坦的武裝衝突，除了文明、宗教和民族不同，亦含有領土、主權、生存之爭，更有美國因素在裡面。沒有美國的大力撐腰，以色列早就不見了。今年剛好是以色列建國六十年，這是個可敬的猶太小國，但如沒有美國每年花數十億（甚至上百億）「養她」，再加上強大的「以色列遊說團」坐鎮華府，以色列也許已變成一個歷史名詞。
杭廷頓四年前出了一本《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杭氏認為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會危害美國的「核心文化」。所謂美國的核心文化，即指基督教、講英語、歐洲傳過來的文化與哲學，以及美國的政治與法律制度。
薩依德和杭廷頓是思想上的死對頭，如今皆已作古。美國少了兩位學術巨人，不只是美國的損失，全球文化界亦痛失兩個有開創性的學者。【林博文 中國時報2008.12.31 摘要】
李鈞震：
1、文明包含文化與欲望二條主線。文化的衝突，通常只會產生思想上的競爭與交流，結果往往是外在沉默，內心激動。
2、欲望上的衝突，就容易引起暴力式的衝突。而權力與物質上的欲望，不分文明與族群，都存在著。
3、獨裁與民主，是文化上的衝突；政黨競爭，多半是欲望上的衝突。
4、但是，獨裁政體的權貴，通常欲望又遠遠高過任何人，擅長以大欺小，因此，容易出現侵犯人權的暴力行為。
5、弱勢者的抗爭行為，則是生存之戰。是一種「官逼民反」的生存競爭。
6、文明的衝突，包括1知識程度落差間的競爭。2不同知識領域的競爭。3溝通能力不良的衝突。4以大欺小的暴力衝突。5領土、主權與生存的競爭。
7、所有的自由競爭規則，都符合生物學上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則。「以大欺小」的暴力衝突，則必須受到最嚴厲的譴責。「官逼民反」的生存競爭，必須受到尊敬與寬容。
8、真正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儒家思想的文明，是不容易跟別人起衝突的。會起暴力衝突的人，絕大多數都因為是半調子。任何高尚的文明，只要學習不成熟，人就處在野蠻的生物水準，生物的獸性與欲望就容易全部跑出來。
9、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都以孫中山為國父，國民黨發動二二八大屠殺、共產黨發動西藏大屠殺，主因都是表面上尊崇孫中山的思想，實際上看不起孫中山的論文，完全把「四海一家」的精神，當作放屁。國民黨與共產黨，100%都是孫中山的叛徒，誰敢否認！
10、 對不同的文化會有誤解，有二個原因，第一、自己的知識水準太差，沒有辦法解讀別人的文化；第二、對方的知識水準太差，講不清自己文化核心思想。例如，余光中完全搞不清楚，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終身學習」，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民主與科學」，余光中既沒有終身學習的能力，也沒有科學的學術論文。
11、 沒有知識水準的人，彼此的文化交流，都是以吃喝玩樂為主，不是以理性、知識為主，因此交流數十年，也沒有多大的效果，還是不了解彼此文化的核心，因此還是經常發生文明的衝突。台灣有許多不同的族群，仍然處於衝突的危機當中，主因就是權貴沒有知識水準。
12、 美國會與伊斯蘭國家發生衝突的主因：1.美國的總統與權貴信仰不好，他們不太相信耶穌，比較信任「拜金主義」，因此沒有養成「愛人如己」的生活習慣。2.伊斯蘭國家，學習希臘哲學與科學的知識太少，使得整體文化力量的強度輸給美國，產生自卑感，失去民族自信心。3.華語國家，對孔子、科學與伊斯蘭文明，沒有認真學習，因此沒有能力作中間調和的角色，成為全世界文明最落後的族群。
結 語：實用主義思想的超越
根據以上四點，可知杭亭頓的思想，早已警覺到西方文化在逐漸衰退中，也承認西方文明價值並無真正的普遍性。杭亭頓心心念念者仍在如何保衛西方文明價值的獨特性而非普遍性，這對讀者產生了兩點啟示：1)杭亭頓這種自保心態，對美國來說，是一種愛國主義，但對人類來說，仍是一種褊狹傲慢的自我中心，並未從世界公民的一分子思考全球人類共生共存之道；2)杭亭頓的思想充分顯現美國式的實用主義思惟：「打不贏，就入夥」(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這種實用主義或能一時取巧，終非立國建國的康莊大道。中國的歷史文化精神早已說明這一點，美國當前的經濟危機也再度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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