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原住民族礦產權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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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政府或私人在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以及學術研究，並不是要「諮商」而已，而是必須取得族人的「同意」。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日前在審查《礦業法》修正案之際，經濟部常務次長王美花說：「國際上沒有一個國家採礦，要經過原住民同意的！」果真如此？
我們可以將原住民族礦產權的來源分為實質權、以及程序權（見圖），前者包含由主權而來的財產權╱土地權╱資源權、以及文化權，後者則由自決權而來，包含參與決策、資訊自由、以及補償。
（圖／施正鋒提供，民報合成）
《世界人權宣言》、《美洲人權公約》、及《非洲人權憲章》都明文保障財產權，除非是為了公共利益；後者更在規定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處理自己的天然資源，國家不得加以剝奪；萬一天然資源被破壞，國家應該加以恢復、並且予以充分的補償。另外，《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特別提及人人享有「獨自或是共有財產的權利」，與《世界人權宣言》幾近於雷同。
儘管《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未見著墨財產權，卻提醒各國不可藉口履行其他條款，而侵犯到民族的資源權。還好，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提醒簽署國：必須承認並保護原住民族擁有、發展、控制、使用其共有的土地、領域、與資源；此外，如果這些未經自由知情的同意而被剝奪，必須想辦法歸還；要是事實上有歸還的困難，必須採取公平、合理、而適時的補償。
國際勞工組織《原住暨部落民族條約》具體規範原住民族土地權的保障，尤其是要求簽署國，承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並設法保護其使用，同時要採取必要的措施，找出這些土地、並有效保障其所有權，而且要設立充分的法律程序，來解決土地的聲索；並要求政府保障原住民族的土地資源權，包含使用、管理、以及保育；即使國家保有礦產、或其他地下資源的所有權，政府也應該建立諮商的程序，在從事或是同意開採或開發之前，確認他們的利益是否會受損，並且儘可能讓他們分享利益、同時補償可能帶來的損害。
聯合國大會在1962年通過決議，宣布所有的民族，擁有其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規範原住民族與土地、領域、及資源的關係：原住民族除了擁有土地資源權，還有使用、發展、及掌控的權利，國家應該予以承認；經過原住民族的自由知情同意，才可以徵用，而且必須有合理的補償或賠償；保育的權利；以及除非自由知情同意及公平的補償，否則不可強迫遷村。
《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強調少數族群的文化權不可被剝奪，而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文化的表現有多種形式，包括與土地資源使用相關的特別生活方式，尤其是對於原住民族而言。由於原住民族有權保有其文化，而土地資源，則是維繫其獨特文化所必須的物質基礎。換句話說，原住民族的土地資源權，也可以由文化權衍生而來。
《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都揭櫫民族自決權，也就是所有民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並且自由追求本身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發展，而且可以自由處理自己的天然資源，國家不可以被剝奪其維生的工具。國際勞工組織在《原住暨部落民族條約》宣示原住民族擁有的一般性諮商權、以及參與權（規劃、執行、及評估）；特別針對原住民族參與自然資源的「使用、管理、以及保育」，特別是礦產、或是其他地表下的資源。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揭示「原住民族都享有自決權」、以及「可以自由處理其天然財富及資源」，又規範各種程序權，譬如：決策權、以及諮詢及合作；特別是宣示原住民族有權決定其土地、領域、其資源的使用及發展的優先順序，要求國家在核准於他們的土地上從事礦產、水、及其他資源開發、利用、或是開採之前，應該誠心誠意地諮詢原住民族、並尋求合作，以便取得自由及知情的同意，特別針對開發或開採可能造成的負面環境、經濟、社會、文化、或是心靈影響，國家應該提供有效的機制，以便從事公平、及合理的補償。
台灣如果要標榜民主、人權立國，不能對於國際人權的規範「視而不見」，官員更不可以公然在國會「信口開河」。
（我們早已知道）資本主義的終結：多樣經濟的實踐
廖昱凱（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
資本主義是當代社會無法迴避去討論的一大主題（圖片來源：Flickr，wallstalking.org）
柴契爾夫人曾說：「There is no alternative.」相較於其他經濟制度，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是當代社會最好且唯一的發展方式。此外，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告訴我們，自由是奠定在私有財產權的保障，如果經濟上不自由，受制於計畫經濟與國家的指導，人們便不能獲得自由。相對於計畫經濟，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在1970年新自由主義的崛起，以及蘇聯瓦解與冷戰結束，資本主義似乎獲得全面的勝利，每個人要為自己負責，各自努力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然而，2007年金融海嘯的發生，以及臺灣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少子化－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指出資本主義的內部危機1，以及日趨嚴重的社會階級極化。
Claire Berlinski於2008年出版柴契爾夫人的自傳，以她的名言There Is No Alternative作為標題（圖片來源：Wiki）
資本主義真的是人類社會最好的經濟發展模式嗎？如果我們早已知道資本主義造成嚴重的貧富不均、勞動、性別與環境問題，那麼我們又有沒有另一種可能？社會學家Wright的《真實烏托邦》提供了七條可能改變的改革藍圖2，而經濟地理學者J. K. Gibson-Graham則提供一個社區/社群經濟的行動原則，她們透過行動研究，提供社區居民不同於資本主義的觀點，開啟多樣經濟的想像，並逐步建立社區/社群經濟。
多樣經濟
J.K. Gibson-Graham這個名稱是兩位女性主義經濟地理學者Julie Graham 和 Katherine Gibson的名字結合的筆名 。Gibson-Graham身為經濟地理學者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很久，且長期投入女性主義的運動與研究。她們發現女性主義本身具有很大的實踐能量，運動與學思的同步發展，但相較之下馬克思主義卻在後福特時期，顯得毫無生氣，所以她們決定透過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活化馬克思主義。
J. K. Gibson-Graham（圖片來源：Community Economies）
她們在1996年出版的《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我們早就知道的資本主義終結），要挑戰的不只是資本主義本身，還要攻擊既有的馬派學者，並提出修正。她們認為右派的資本主義跟左派的馬克思主義對於經濟的觀點根本是在同一個陣線，都是唯經濟論，而且都不斷再製資本主義的權威。如同柴契爾夫人與海耶克的話，我們一直認為資本主義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是所有經濟活動演化到最成熟的狀態，尤其是自蘇聯瓦解後，幾乎意味著共產與社會主義的瓦解，以及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Gibson-Graham在2006年出版的《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後資本主義政治）中提出更多資料來協助我們破除這個迷思，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冰山一角圖。如果我們只透過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經濟，我們只會看到冰山一角，就是在資本主義公司為市場生產的勞動，但如果我們轉換一個觀點，我們其實會發現冰山下有很大塊沉在海面底下的非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像是女性的家務勞動、禮物、志工服務等等非雇傭、非貨幣交易的經濟活動。
圖片來源：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接著，我們進一步檢視美國1990年各生產部門的勞動時數，會發現商品生產只佔了一半，另外一半的勞動時數則是由家戶與政府生產所佔據，但若我們進一步細分商品生產內的子分類，會發現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又只佔了四分之一右多一點，剩餘的部分又有合作社的商品生產、（非法）奴隸關係的商品生產。簡言之，經濟活動內部其實是有很多種運作方式。
美國1990年各生產部門的勞動時數，商品生產為最多、家戶生產次之，最後是政府生產（圖片來源：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美國1990年各生產部門的勞動時數，細分商品生產的子項目（圖片來源：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Gibson-Graham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有一個工人平日在工廠上班，但下班之餘經營自己的小生意，我們那該如何界定他的階級位置？或者是當一個企業國有化後，那工人的勞動現場與剩餘價值的分配有變得比較民主跟更符合工人的需求嗎？換句話說，一個工人可能會同時兼具多個身分認同，白天既會去工廠上班，晚上會經營小事業，周末可能會經營打獵活動。女性勞動者，可能白天要出去上班，還要當家庭主婦，有時候還會去當志工，而這些都是多樣經濟的一部分，因此階級位置都會有很多種，不是只有特定幾種，而且也非事先預設。對Gibson-Graham而言，階級的定義應該是看剩餘勞動生產、挪用與分配，亦即多樣經濟的運作要不同於資本主義的關鍵在於需求（necessity）、剩餘（surplus）、消費（consumption）與公有財（commons）的討論。
國際化的合作社：西班牙蒙德拉貢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on）
蒙德拉貢公司是一間國際化的合作社，總收入達125億歐元、257個合作社、7萬多個就業人口、15個技術中心，這個規模龐大的跨國公司其實是起源於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一個合作社。因為二戰後造成巴斯克地區的破敗與孤立，加上過去法西斯主義刻意壓抑巴斯克語言與文化，而使得當地的社區居民團結。在天主教神父Arizmendiarrieta的引導下，當地居民先成立一間技校，接著成立一個合作社，並投入家庭用耐久財的生產。
蒙德拉貢公司是西班牙其中一家大公司，在多達41個國家有辦公處，150個國家有銷售點（圖片來源：http://www.mondragon-corporation.com/eng/）
蒙德拉貢的合作社原則包括：
．民主組織：合作社裡的每一個工人都是平等的，並且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來決定企業代表大會的成員。．勞動主權：合作社裡的工人，無論是直接生產的工人，或是非生產的工人（像是管理階層，或是販售商品的行銷員），都是平等關係來決定公司的剩餘價值該如何使用與分配。．薪資鞏固：合作社裡的工人與非勞動生產的工人的薪資是依據合作社原則，比較合作社內，集團內部合作社之間的薪資比例來設定。．教育：合作社會提供社員及其子女教育與訓練，以及說明合作社的運作原則。
1922年費邊主義的Beatrice and Sidney Webb曾提出為何工人的民主會在組織生產中失敗。當中提及下列疑慮：
．薪資分配：合作社內部的職務分工會產生利益衝突，部分工人可能勞動的時數較少或工作較輕鬆，但卻領取較多薪資。．合作社生產通常會為了穩定生產，而不投入創新的生產。．基於生產的職務的分工，組織內部必然會產生排除效應，因為各部門生產的產品是為了交換，而工人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會選擇增加自己的勞動效率，而是刻意將產量減少，而使得供不應求，導致產品的價格飆漲。
蒙德拉貢的案例中，薪資分配是由合作社成員共同討論決定，成員會共同投票決定合作社代表，由代表大會來決定有多少利潤要作為工資，而剩餘的部分則歸屬於合作社的利潤。工資的分配必須達到該區域的基本生活水平，而基層工人與上層管理者其薪資比例為1：3 （其比例是可以一直調整的）。至於技術教育與創新一直以來都是蒙德拉貢的基石，合作社會投入大量的經費到技術創新部門，以維持合作社的競爭力，並引入節省勞力的生產設備，當工人的勞動被機械取代時，工人可能會留在既有的部門，或是轉移至其他合作社，並給予他們穩定的收入。
是鴨，還是兔？
Gibson-Graham認為蒙德拉貢公司之所以能夠維持這麼久，且擴展到如此規模，是因為其當時二戰後福特主義耐久財的大量需求等背景使然，她們認為要完全複製蒙德拉貢的發展模式是不可能的，但他們的經驗能夠提供我們許多啟發。同時，Gibson-Graham也承認蒙德拉貢確實有一些問題（該公司也自己承認），像是當該公司向海外擴展工廠時，有部分工廠傳出血汗壓榨的問題，並沒有獲得如同合作社成員的相同待遇。
我們如何動手做經濟？
如果說我們無法直接複製蒙德拉貢的發展模式，我們又該如何創造多樣經濟？Gibson-Graham認為多樣經濟的發展來自於我們轉移焦點，盤點我們身邊所擁有的資源，並且轉移焦點，開始想像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
妳／你會怎麼描述這張圖？半滿的玻璃杯，還是半空的玻璃杯？
Gibson-Graham來到澳洲東南部的Latrobe Valley礦業社區推動他們的社區經濟計劃。Latrobe Valley擁有許多棕煤礦，並在1908年評估為重要的煤礦開採地區，以提供鄰近的維多利亞火力發電廠。當時的煤礦產業是由國家所有，因此當地的工人及其家人都有許多國營企業的福利，但在1990年澳洲政府在理性經濟的考量下，將礦業公司私有化，工人的薪資與福利並不如以往，部分工人被裁員失業。Gibson-Graham與她們的研究團隊進入社區與工人接觸時，他們多提及過去美好的日子，並且對於政府與企業不諒解，言談之中都是失望的情緒。接著研究團隊邀請當地居民透過拍照來訴說他們的社區，失業的年輕人與薪水減少的工人拍攝的是社區裡被遺棄的公車亭、遺棄的採礦機器。然而，在工作坊的活動中，社區女性訴說了社區的另一個樣貌，在一位單親媽媽的照片中指出社區內有各式各樣的人在社區裡生活著，開啟社區經濟的多元想像。
一位失業的青年人看Latrobe Valley（圖片來源：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一位單親媽媽眼中的Latrobe Valley（圖片來源：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接著研究團隊引進資產導向的社區發展模式（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CD），並在社區裡調查每個人擁有的一技之長，一些非支薪或非市場的經濟活動，例如：禮物與志工等方式。接著並在社區夥伴計畫中發展出許多社區經濟活動：
．在1999年10月將三公頃的社區公園轉換為環境友善的社區農園．1999年10月前煤礦工人將閒置的幼稚園改造再利用，經營一間聖誕工作坊，讓人們可以製作自己的聖誕節裝飾品．2000年時，社區將廢棄的肉販店重新改造為木工工作坊
轉移觀點：臺灣的多樣經濟
奠定在Gibson-Graham的觀點下，臺灣其實早已存在許多社區／社群經濟。司馬庫斯的共同經營的發展模式，從原先各家自己栽培菇類作物，到轉向共同經營的觀光經濟發展，逐步落實部落共享的概念，參與者必須提供勞動力與兩百萬的資金，資本不夠者先向共同經濟借，再按照未來的獲利逐步攤還，讓大家共同維護部落的觀光資源。以Gibson-Graham的話來說，共同經營的概念就是建立起社區的公有財，觀光發展的獲利是一部分按照每個人的勞動時數平等分配薪資，而另一部分則存下來做為公共資金。在這之中貨幣的可分割性扮演重要角色，讓剩餘價值的分配可以計算與切割3。
成大研究團隊在2014年進入台南東山區嶺南里的行動研究，則提供我們正在進行的社區經濟案例。研究團隊認為嶺南社區曾歷經十年的環境運動抗爭，抵抗外來開發案，社區內應該形成較為團結的社會連帶。當團隊嘗試向農民引進公基金制度至社區裡時，發現農民仍較關注農產品的銷售價格與獲利。後來研究團隊與一位阿伯聊天後，發現除了經濟獲利之外，他更期待青年返鄉，而這也是整個社區的期待。後來研究團隊提議與當地居民一起做一個麵包窯，並且自己做自己吃的桂圓麵包，也逐步開啟居民對於公基金制度、青年回流的可能方案。
批評與回應：延伸多樣經濟的網絡
對於多樣經濟的批判多聚焦在勞動剝削的問題，因為Gibson-Graham並不否認奴隸關係、非法／非正式經濟的存在，這些勞動情境可能比市場經濟來得更為剝削，但多樣經濟卻一直告訴我們要看見多樣的經濟關係，但卻未處理上述剝削關係，而是告訴我們即使這個經濟關係是剝削的，被剝削後的剩餘價值分配卻還是有其正面效益。此外，還包括多樣經濟其實只是主流資本主義經濟的另一個選擇，亦即資本主義本身並沒有被挑戰，而只是一個提供人們選擇的另一個選擇，或者是社會底層居民因為無法進入主流的資本主義經濟，而被迫選擇的另類生存方式。
針對第一個問題，Gibson-Graham曾以澳洲礦業社區的女性勞動為例。澳洲煤礦多位於荒郊野外，澳洲煤礦公司因此必須要興建給工人居住的社區，社區的房型分兩種，一種是單人宿舍，另一種是家庭宿舍，要住家庭宿舍的工人必須要已婚，如果離婚，就必須要馬上搬到單人宿舍，所以煤礦社區裡有菲律賓新娘的仲介廣告。當工人決定要去煤礦場工作時，妻子就被迫離開西海岸人口密集的地方，到人煙稀少的煤礦社區居住，這也連帶造成女性外出就業的機會減少，因為煤礦社區沒有太多需要女性的工作，再加上陽剛的煤礦工人也多希望妻子在家做家事，照顧小孩。妻子之所以能夠住在煤礦社區，就是因為夫妻關係，妻子是因為先生在這裡工作，再加上妻子是先生的財產，才得以居住在此。若以Gibson-Graham的觀點來看，煤礦公司與煤礦工人的關係是資本主義的勞動剝削關係，而煤礦工人與其太太的關係，則是另一組非資本主義的封建關係，煤礦工人的再生產是由太太的家務勞動所提供，但這個勞動過程太常被資本主義所忽略。那麼我們該說太太跟先生是剝削關係嗎？其實這部分必須視情況而定，像是先生會把存款都交給太太管，而太太會自認為她們是家庭支出與事物安排的管理者，但這並不意味著煤礦工人都會把錢乖乖交給太太，有些太太表示，先生會偷存一筆錢去買車，而太太對此感到不受尊重。不過太太有時候反而有更多權力來分配剩餘。
至於第二個問題則牽涉到我們對於另類經濟的規模與影響力的定義。這部分則可以引援 Caliskan 和 Callon 對於經濟化（economization）與市場化（marketization）的討論，為何我們會覺得資本主義是主流，而多樣經濟只是另類的選擇，其實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物質與基礎建設的網絡拓展的夠遠，讓我們覺得他們無孔不入。但若我們把多樣經濟也想像成節點與網絡的樣貌，我們只要將多樣經濟的物質基礎與實作方式往外擴散，也能夠與資本主義抗衡，因此問題就是物質基礎與多樣經濟的實作是否能夠一直委派擴散出去。如同當前以公民農業為基礎的都市農園也正在大台北地區逐漸擴散出去，從台北好好看的社區農園、臺大社會社工系屋頂農園、紹興社區農園等等都是多樣經濟可能發展出來的節點與網絡串聯。
Gibson-Graham對於多樣經濟的討論並不是空想，而是透過行動研究，動手做經濟，縮短理論與實踐的距離，開啟新的可能。
註解》
1. 關於資本主義的危機可以參考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相關批判著作2. 另可參閱苦勞網的書評，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25003. Gibson-Graham不認為要完全推翻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仍然有其正面效應，像是女性投入就業市場，反而可以脫離父權家庭的壓迫，某種程度上獲得自由，而勞動賺取的薪資則可以自主分配。同樣的，資本主義的貨幣雖然常被馬克思主義認為是純粹的交換價值，而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但在這邊其交換價值成為以社區為基礎的剩餘價值的分配媒介。
參考資料》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isty of Minnesota Press.
．Gibson-Graham, J. K. （2006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2nd ed., Minneapolis: Univeristy of Minnesota Press.
．洪廣冀、林俊強 （2004） 觀光地景、部落與家：從觀光地景、部落與家--從新竹司馬庫斯部落的觀光發展探討文化與共享資源的管理，地理學報，37:51-97。
．陳東升 （2014） 台灣人文及社會創新工作的可能方向，人社東華創刊號，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9。[2015. 07. 05]
．蕭玉欣 （未發表） 當「我們」在一起：都市合作農耕之社會技術配置，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怡婷 （2014） 以社會實踐為職志的研究之舞，新作坊，研究手札，http://www.hisp.ntu.edu.tw/publication/notes/9。[2015. 0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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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全：大戶條款和IPO 重傷台灣經濟
udn.com查看原始檔
2015-07-30 10:27:04 經濟日報 記者楊美玲╱即時報導
圖為林全接受周玉寇訪問情形。 記者陳易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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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境界基金會執行長、前財政部長林全表示，證所稅課徵有兩大問題，包括大戶條款和和IPO（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乃是造成台灣經濟和股市不振之原因，並重傷台灣產業研發，使得產業競爭力不足，台灣經濟不佳，股市當然也不會好。
林全今日上午參加電台「蔻蔻早餐」節目，並接受主持人周玉蔻訪談，他表示，現在證所稅大戶條款和IPO都有問題，而且對台灣經濟都是不良的，因為台灣長期以來無開徵證所稅，大家對如何申報有很多疑慮，實務執行申報時，很多實務問題也未解釋，馬政府一步到位推動課徵證所稅，使得大戶在不知如何申報，又擔心申報時身份曝光等問題之下，政府未面對解決問題，大戶當然就跑掉，雖現在延後三年到2018年才開徵，但法條還在仍須實施，馬政府只是把問題推給下任執政者，並未解決問題，但3年後大戶都不一定存在了。
林全表示，證所稅實施須要有效方法，不能一步到位，要逐步去落實，但現在的做法就是一步到位，所以證所稅一定會失敗，這也是馬政府做半天做不到的原因；以IPO課徵證所稅來看，一上櫃就課稅，當然不合理，對台灣產業研發造成很大傷害，企業都不想要上櫃或就到海外去，對台股也都是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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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出口大滯銷
By 撰文者王毓雯、林俊劭、吳中傑, www.businessweekly.com.tw查看原始檔七月 29日, 2015
七月二十七日，行政院終於公布由國發會邀集各部會所提出的「救出口」振興方案，但這個政策即將面臨政府內閣改朝換代的總統大選，幾乎看不到長期執行下去的曙光。 更令人擔憂的是，國發會公布六月的景氣對策信號燈轉為象徵「景氣衰退」的藍燈，是今年第二個月出現藍燈。這數字的可怕在於，大環境已沒有金融海嘯的外部干擾因素，台灣的六月出口產值卻創下五年來最低的數字⋯⋯。
沒了台積電，誰能撐場半導體業？台積電一家公司的營收，就占台灣晶圓代工產值83％，但也反映出許多中小型公司的成長危機。（圖●台積電提供）
台灣的出口，真的回不去了嗎？台灣今年來每月出口產值數字連五衰，創下金融海嘯以來的最慘紀錄，逼得總統馬英九要求行政院長毛治國，要兩週內提出「救出口」的振興方案。
5年內不轉型的骨牌效應是：年薪少10％，台股市值再少20％，房價還會再跌。台灣經濟最倚賴的出口產值，究竟出了什麼大問題？
台積電光芒遮住「殭屍企業」真相
如果說台灣上市櫃1500家公司，可說是競爭力最好的企業代表，是台灣長期競爭力的縮影，去年上市櫃公司整體獲利創下新高約1.8兆，看似競爭力一片大好。
但，這卻是被台積電、聯發科、鴻海、大立光這四個大太陽，耀眼的陽光，遮住了台灣製造業出問題的黑暗面。
台灣上市櫃約1500家公司（扣除銀行、證券、TDR與F股）中，連續三年、營業利益率低於一年期定存利率1.4％的公司，有317家！這意味著，台灣每五家上市櫃企業中，就有一家公司即便投入了大量的勞工、機器設備、管理知識，也用掉了水、電、土地等等社會資源，但最終的營運效益卻還比不上一年期的定存利率。也就是說，當初投入的資金，還不如直接拿去銀行放定存。
不僅如此，近3年營收連續衰退的公司也有173家，而近3年平均虧損的公司更有364家！有越來越多的製造業上市櫃公司，慢慢成為賺不了錢的「殭屍企業」。
而電子業最大問題，就是大太陽台積電，讓大家忽略台灣科技業全球競爭力越來越弱的事實。晶片設計業也是如此。一家聯發科營收占其他250家總產值37％，掩蓋了昔日股王威盛電子、矽統科技等老牌IC設計大廠疲弱的問題。
一個殘酷的事實浮現：原來台灣的出口，早已不像過去是由一個個精美扎實中小企業群策群力貢獻而成，而是依靠少數幾家大型龍頭企業撐起半邊天。
台灣沒有即時培養下一個明星產業，等於把經濟成長的重擔全數交付在電子業老闆們的手上，於是央行必須壓抑新台幣匯率並維持平穩，好讓出口導向的企業保有國際競爭力，最終成為台灣「低薪化」的幫凶之一。
還以為iPhone救得了台灣？
手機訂單接越多，台廠就越窮
2010年到2011年是台灣出口高峰，當時宏達電登千元股王，手機出口數字創歷史新高，但那之後就一路走跌，讓台灣出口數字再也回不去昔日榮光，反映台灣科技業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這個現象，看在一位資歷19年的日系貿易公司採購主管眼中感觸尤其深刻。他主要的業務，是幫台灣的面板、觸控模組等零組件廠向日本採購原物料與半成品。儘管台灣的電子產品出口數字去年還創下歷史新高，但過去3年來，他旗下客戶的採購金額卻是逐年大幅下降，衰退幅度超過7成，今年更是一路冰冷到谷底。
這背後，反映的是台灣企業的低附加價值與高取代性。「台灣科技業遭紅色供應鏈與全球品牌廠夾擊，既有硬體製造優勢在網路時代不復存在，」Google策略分析師Andy Yee一篇報告中提到。
於是，當你滑著手機使用Google服務、刷臉書、聽iTunes下載的音樂時，大筆利潤正進入這些平台與內容業者的口袋，而台灣卻只能繼續跟對岸拚低價、拚便宜。影響所及，就是整體出口不斷衰減，獲利越來越差，工資越來越低，消費越來越弱，你的皮夾也越來越薄。
所有的證據都在在顯示，台灣的出口競爭力，已不只是單一產業問題，而是整體結構失衡，現在得從根本改變起，不要讓「救出口」成為我們下一代的噩夢。
▲星、韓出口也衰退 為何台灣最慘？
▲出口惡性循環 這樣讓你的荷包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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