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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永三郎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東京教育大學教授,曾經為他編寫的《新日本史》教科書被文部省修改打了長達35年的官司。2002年11月29日病逝。次日,家永三郎的葬禮在只有其家人在場的情況下悄無聲息地舉行,一個為堅持歷史真相而同日本政府鬥爭了40載的史學家平靜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中文名家永三郎

國 籍日本

出生地日本名古屋

出生日期1913年9月3日

逝世日期2002年11月29

畢業院校東京大學

代表作品《國家的歷史進程》《歷史與責任》

家永三郎自傳

歷史學家家永三郎1913年生於愛知縣名古屋市的軍人家庭,父親家永直太郎,母親家永千代。從他的名字可看到,他是家中的三子。出生之際,父親直太郎隻身到九州赴任熊本八代連隊區司令,家永三郎三個月大的時候便舉家遷到父親任職地八代。家永雖然出生在軍官的家庭,但大正初年日本軍人的俸祿並不豐厚,而父親性格剛直,雖然為軍校高材生畢業,但在官場並不如意,最後升至少將後便提早退休了。三郎自幼體弱多病,而母親千代及兄姊都經常進出醫院,家庭的開很大,但入息少,百上加斤,生活並不富裕。家永三郎並不善擅長運動,卻自小酷愛閱讀,並寄情寫作,因對自己所寫的文章能刊在校刊及報章等讀物而感高興,曾立志要成為作家。後來進入了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日本史學,對日本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做作家不成了,卻成了歷史學家。

1937年從東京大學國史專業畢業後不久當了一名中學教師。他沒有參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侵略戰爭,儘管如此,他還是為作為一名教師,卻沒有能反對當時的軍國主義教育而感到羞愧。1944年他進入東京教育大學前身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工作,在這裡,他成為研究日本思想與文化史的專家,獲得了無數的榮譽,1948年因研究《上代倭繪全史》成果卓著而獲得日本學士院恩賜獎。還曾給皇太子明仁講授日本史翌年。1977年至1984年在日本中央大學執教,退休後一直擔任東京教育大學名譽教授。家永三郎在日本史方面研究範圍很廣,成果卓著,留下了《革命思想的先驅》、《太平洋戰爭》等多部史學著作。1948年《古代倭繪年表》及《古代倭繪全史》二書得到日本學士院獎。1970年獲日本新聞工作者會議授予JCJ特別獎。

2 國家訴訟

屢訴屢敗卻屢敗屢訴

真正使家永三郎贏得外界尊重的不僅僅是他在史學方面的貢獻,還有他為了揭露歷史真相,敢於堅持正義的觀點,並為此與日本政府打了35年官司。

審定不合格日本史

審定不合格日本史

1945年受文部省囑託,編撰歷史教科書《國家歷程》。1952年獨自編寫高中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據說以一人之力編寫教科書在日本空前絕後,足見其學識賅博,又極有自信。這部教科書原稿被文部省審定得“遍體鱗傷”,修改之後第二年合格。被日本高中廣泛採用。此後十餘年間,修訂版經常不合格,批語是“把戰爭寫得太陰暗,要寫國民拼命支持戰爭的光輝形象”,“對民族愛得不夠”,把“'侵略'這種用語換成不含有價值判斷的'武力進出'”,“七三一部隊的事寫進教科書為時尚早,全文刪掉”,等等。1965年,家永忍無可忍,狀告政府“審定違反了保障學術和表現自由的憲法”,造成他巨大的精神痛苦,要求賠償損失。這場官司後來發展為左翼運動,為他始料所不及;而不改初衷,耗費半生,恐怕就惟有他那樣的執拗才做得到。物理學家、隨筆家寺田寅彥等文化人恣意譏諷“怕審定就不要寫嘛”,家永則明言:“之所以訴諸法律,勝敗是次要的,我想讓國民知道如此可怕的權力統制正通過審定在施行,對簿公堂最有效。另外,也有益於讓多數人覺悟權力不可以踏進精神價值的世界。1974年,他決然把書稿公之於世,書名就叫做《審定不合格日本史》[1] 。

在政府牽頭美化和歪曲侵略史實的日本社會,家永三郎是孤獨的。以民告官,在日本鮮有勝訴的例子。這場教科書官司,家永三郎屢訴屢敗卻屢敗屢訴

日本右翼勢力

日本右翼勢力

,自1962年至1997年的35年間,家永三郎先後3次以日本政府為被告提出教科書訴訟。第一次和第二次訴訟在日本政府的操縱下都以完全敗訴而告終。其間,家永三郎本人也多次受到來自日本右翼勢力的威脅和反動史學家的攻擊,說“戰後的歷史教育被否定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觀和東京審判史觀所控制,必須克服這種自虐史觀”。但是,家永三郎從來沒有動搖過,他曾經多次表示,任何迫害也不能改變他的想法。自從第一次訴訟以來,家永三郎35年間幾乎從不缺席每一次開庭,隨時以證人身份出庭。他的舉動贏得日本許多民眾的支持,每次在他出庭作證前,都會有許多支持他的民眾自發地聚集到法庭門前,列隊歡迎他走進法庭。

家永三郎提出的教科書訴訟,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日本輿論也認為,這一訴訟給當局敲響了警鐘。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對此案作出了終審判決。認定文部省做出的“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等4處的審定意見為違法。責令國家賠償40萬日元。經過3次提訴,10次判決,前後歷時長達35年的“家永教科書訴訟”最終以家永三郎取得部分勝利而劃上了句號。

對這一判決,家永三郎是不滿意的。當有人問他是否還會提出第四次訴訟時,已經80多歲的家永三郎不無遺憾地表示:“以我的年齡來論是不做此想了,在我有生之年還會繼續戰鬥下去,但是已經沒有力氣再寫教科書了。”

訴訟拖垮了他的身體

在無數人為他的逝世而感到悲傷的時候,也有不少人

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

在暗自慶幸,這個麻煩的人物終於離去了。

據悉,家永三郎的晚年生活是清寒寂寞的,而且長年為病痛所困。多年的訴訟生涯意味著多年的奔波勞碌和顛沛流離,家永三郎因此患上了嚴重的胃病等7種疾病。儘管如此,他還是不斷地參加各種講演集會,為闡述自己的觀點、批駁日本政府的荒謬而奔走。本來就十分消瘦的老人,在離世前更是驚人的瘦弱。作家張承誌曾描述了與家永三郎見面的情景,他說,老人驚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著衣服覺不出他身上還有肉。83歲時的家永三郎體重只有38公斤

35年的漫長訴訟,拖垮了他的身體,卻沒有拖垮他的精神,一位作家說:“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國家的宣戰,偉大之處不在他的勇氣而在他堅持的正義。” [2] 

1997年8月- “教科書審判”告一段落

2000年- 《家永三郎自傳》【中譯本】出版

2002年11月29日晚- 在東京的家中吃晚飯時心髒病突發,送院後不久逝世,享年89歲。次日,家永三郎的葬禮在只有家人的情況下低調地舉行。審定歷史教科書案

家永所編的高中教材《新日本史》,多次被日本文部省審定為“不合格”,要求他修改多處,特別是關於二戰期間日軍暴行的描述。終於,1965年,家永開始控告日本政府和文部省,訴訟長達32年,家永多次取得“部分勝訴”。

5 人物評價

教科書訴訟是一場把歷史的真實告訴下一代的思想運動。家永三郎研究日本思想史、文化史的方法取實證主義,說到日本歷史,至今仍有人拿荒誕神話作為日本歷史出發點,而家永早年編寫《國家歷程》就已從石器時代寫起,給歷史以客觀的真實。歷史不是故事,也不能用各自的感情來記憶。記得有一位中國小說家為國人寫“日本留言”,說“家永三郎取道清潔,也毅然辭去了大學教授之職”,就純然是小說筆法。事實是家永三郎在東京教育大學(今筑波大學)執教20餘年,於1977年退休,獲名譽教授稱號,,當了一輩子國家公務員。他夫子自道,畢生為史實而戰,為人是不通人情世故的“木石漢”。恐怕誰給他個人的歷史編故事他也不會買賬,即便送上一盆萬年青。

永三郎是戰鬥的自由主義者。他說:歷史曲曲折折地發展過來,在於總是有吶喊正義的少數意見。他以當少數派為榮,任何迫害也不能改變他的學說。大阪朋友對先生的謙遜敬佩不已,說他時常為自己不懂外文而抱憾,對一個用不好日語助詞的中國人晚輩也表示羨慕。我想:偉大人物一定很清楚自己的偉大之處,只是他並不拿了那偉大去攀比凡庸,而是比較別人的偉大,就比出了謙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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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搜狐读书-挖掘更好看的阅读-搜狐 - http://goo.gl/p3kdDc

家永三郎
歷史學家
20世紀
性別 男
出生 1913年9月3日
日本名古屋
逝世 2002年11月29
日本東京
國籍 日本
配偶 新朋美夜子
親屬 父 永直太郎
母 家永千代
學歷
東京帝國大學日本史系
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經歷
特約研究員
教科書編纂委員
多所大學兼任講師
東京教育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
創立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院教授會
一橋大學研究生院講師
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
代表作
《國家的歷史進程》《歷史與責任》...等
殊榮
日本學士院獎
JCJ特別獎
閱 論 編
家永三郎(いえなが さぶろう Ienaga Saburo) (1913年9月3日-2002年11月29日),日本歷史學家及教育家,曾任東京教育大學(後來的筑波大學)教授及為日本皇太子講授日本史,因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而被廣為人知。家永三郎於個人立場上反對軍國主義,也是日本少數堅持日軍於二戰時期的南京大屠殺及其他戰爭暴行為史實的學者。因此他就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內容編寫上,多次在法庭與立場上否認日軍二戰暴行的文部省對抗。

2 審定歷史教科書案(家永教科書裁判)
個人簡歷
出身
家永三郎出生在一個名古屋的軍人家庭,父親家永直太郎,母親家永千代。從他的名字可看到,他是家中的三子。出生之際,父親直太郎隻身到九州赴任熊本八代連隊區司令,家永三郎三個月大的時候便舉家遷到父親任職地八代。家永雖然出生在軍官的家庭,但大正初年日本軍人的俸祿並不豐厚,而父親性格剛直,雖然為軍校高材生畢業,但在官場並不如意,最後昇至少將後便提早退休了。三郎自幼體弱多病,而母親千代及兄姊都經常進出醫院,家庭的開銷很大,但入息少,百上加斤,生活並不富裕。家永三郎並不善擅長運動,卻自小酷愛閱讀,並寄情寫作,因對自己所寫的文章能刊在校刊及報章等讀物而感高興,曾立志要成為作家。後來進入了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日本史學,對日本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做作家不成了,卻成了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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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請看所附連結。家永三郎,一個在日本的歷史學家,卻提起了長達三十二年之久的「家永教科書訴訟」。主要是針對日本文部省(相當於我們的教育部),對於其教科書審定時,違背戰後憲法反戰精神的不合理審核,提出司法訴訟。這個事件無論在東亞鄰國,都因二次大戰的受害者呼應,而引起很大的迴響。家永三郎教授的案件,更是每個學習憲法判例的人,都耳熟能詳的鮮明事證。可是家永三郎何許人也?他的成長與學習背景是什麼?又是如何發起提起教科書訴訟的宏願?皆為本自傳要告訴我們的故事。

若提到日本學術自由,就不能忘記京都大學的瀧川幸辰事件,還有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事件。而後者的名著「憲法撮要」,則是家永三郎先生的高中讀物,從相關學說,認為天皇並非全然神性的存在,僅為國家機關的一環,如此前進且真實的論點,深深打動少年時代的家永教授。但當時日本還是法西斯政體當道,哪有說真話的空間?未幾,這學說也就徹底被封殺,相關著作亦隨之查封。此為民主開明思潮的一大挫敗。

戰時的歲月,正是家永三郎先生到東京大學日本史學系就讀。頂尖的史學教授,碩彥聚集於一堂,想必對於學子是一大福音。同時卻有極度守舊封建派的教師,上法國大革命的課程,竟在課堂中大加撻伐?將人類追尋自由、平等、博愛的最高峰,斥為犯上的大逆之罪?如是光怪陸離的授業方式,也是家永教授所深不以為然的。

由於體弱多病,家永教授被判為丙等體位,躲過了徵兵的命運。同儕好友卻未必如此幸運,雖說未有一人戰死沙場,但戰爭留下來的身心創傷,卻永遠難以平復。隨日本戰敗投降,新的體制與時代開啟,家永教授又將面臨什麼樣的變局?

日本戰後的言論、出版與思想自由,資訊爆炸的時分,人們也為往日的真相、或未曾觸碰到的領域而驚訝、悲嘆與喜悅。而對於歷史的教育工作者而言,最值得慶幸的是「民間教科書」的編定,換言之,高中以下的教科書,不再是以往國家一條鞭式的版本,而是由民間各團體百家爭鳴,來從中選取適合版本使用。家永教授也願意貢獻其所學,大材小用地編出一套適合日本莘莘學子的歷史教材,其結果又是如何的呢?

未料、文部省百般刁難,除了幾個筆誤的部份更正,尚無過多的爭議。但有關反戰、批判日本軍閥的篇章與字句,一概被似是而非的理由刪去,即便做出修改,最終還是將家永教授的教材評定為不合格。於是,家永教授因為下面兩個因素,而提起了訴訟:第一、訴訟有公開審理與判決,可以引起輿論的迴響,又不會如社會請願活動,不是過於激情就是草草結束沒有下文。第二、訴訟的過程,相較其他方法,更為簡單明快,也很合乎家永先生的個性。由是幾個理由,家永教授就開始長達三十二年的「教科書訴訟」。

在審理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司法當局的閃爍其詞,不是推諉、就是更換法官造成訴訟延滯,在判決書中,也對於「憲法層面」的「教育與思想自由」的核心部份,不敢觸及與深論。體制外的,竟有右翼團體到家永教授家中恐嚇,企圖撲滅這思想的火種。值得稱慶,家永教授唐吉柯德式的熱情,引起日本學界與社會的廣泛支持,從最初的聲援,到之後的學術活動,直至一九九零年代,配合「七三一部隊」與「慰安婦」諸多慘案的披露,更讓些活動加大教科書事件的影響層面。終究在排山倒海的民意要求下,家永先生獲得最終的勝利!

當然,我們想了解家永教授對於「教科書」為何如此執著?他認為許多父母認為色情與暴力等等的「壞書」,最該深惡痛絕,從世界上鏟除殆盡;卻沒想到,若教科書所灌輸的價值與是非觀念有所偏差,將使「全體公民精神」集體墮落,其禍害更甚所謂的「壞書」。換言之,教科書並非只圖升學考試,而實乃塑造高尚靈魂的基石!

更進一步講,日本現行憲法套一句一次大戰德國人對威瑪共和憲法的批判:「這是外國軍隊用卡車運來的,是猶太人所制定的法典。」日本的憲法,更是麥克阿瑟元帥「專程空運」,外來政權的產物。日本民眾有一百種理由可以抵制、嘲笑、反抗這樣的舶來品憲法。但占領軍撤去,日本民眾呼吸過民主憲政下的自由空氣,就起而反抗企圖復辟的軍國思想,起身捍衛這部「反戰憲法」,對的事情,就該堅持,又有誰能給他們扣上「不愛日本」的大帽子?家永先生的堅持,與其說是個案,不若說是日本有識之士的精神象徵。

面對台灣一綱多本的教科書爭議,向來在枝節問題上打轉。有關當局說獨裁國家才採用一個版本,聽似言之成理,但售價總和過高,品質參差不齊錯誤百出,圖利廠商的疑雲重重,又怎能昭大信於家長及學子?觸及箝制思想的教科書審定個案,希望也永遠別在台灣發生!
出處: 好書解讀:家永三郎自傳,日本歷史學者的思想軌跡 - 中國星火論壇 - udn城市 http://city.udn.com/53732/2049901#ixzz3eEfIuKWn

課綱爭議想起家永三郎(吳景欽)

2014年02月12日     更多專欄文章

教育部針對高中社會課程綱要的所謂「微調」,卻引來程序不正義,甚至是政治意識形態之爭。而關於此等爭議,卻又讓人想到日本著名的家永三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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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意識引發論辯

日本針對中小學教科書之編撰,與我國類似,乃採取所謂的審定或檢定制度,即由日本文部省(相當於我國教育部)公布課程綱要,而由民間根據此綱要,編輯教科書並為送審。而文部省為此審查時,必須徵詢檢定審議委員會之意見,如認定不合格,就應在事前通知聲請者,以讓其有提出答辯之機會,一旦其提出答辯書,檢定審議會即須再為審議。至於審定的基準,最主要仍是以課程綱要為基礎,並力求教科書內容保持中立、公正與客觀性。而通過檢定的著作,即可由各學校選擇為教科書,至於未通過者,並非不能選為教材,而是由教師自由選擇為補充內容。而如此的檢定程序,於自然學科的問題並不大,但於社會科學,往往因帶有主觀性,而常引起爭議。 

以東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家永三郎,於1950年代所編撰的《新日本史》來說,其書寫此高中教材的動機,即是為改變戰前,以天皇為中心、反民主及反科學的教育方式,而思以民主、人權以及科學的方式來寫歷史。這看似理所當然的想法,卻遭文部省以缺乏愛國教育思想,而屢遭不合格或要求修改之決定,迫使其於1965年向法院提起訴訟。 

至於家永三郎於此訴訟的主張,重心並非擺在決定過程之瑕疵,即只給書面答辯與缺乏正當程序之保障,而是直接挑戰檢定制度本身的違憲性。因其認為,關於教科書的檢定,尤其是人文與社會學科,本就難有客觀性,則由文部省所制訂,並據以為審查標準的課程綱要,不過就是一種主觀的選擇,致等同由國家來決定教育內容。此不僅有違日本《憲法》第21條第2項,禁止行政機關利用檢閱制度來為思想檢查之原則,亦與日本《憲法》第26條的教育權保障不相符合。 

「日本良心」抱憾亡

此案在經過32年纏訟之後,於1997年判決確定,惟日本最高法院並未認為檢定制度違憲,而是認定文部省的檢定處分違反正當程序之保障,家永三郎只能算是部分勝訴。會有如此見解,乃在於中小學生的身心尚處於發展階段,則其受教內容就得由第三者來代為決定與幫助,此成為檢定制度存在的合憲性基礎。只是這個第三者是否該專屬於國家,並藉由課程綱要與檢定制度來保護受教權,卻肯定是個千古難題;日本如此,台灣亦然。而家永三郎,這位被世人稱為「日本良心」的歷史學者,也於2002年抱憾而終。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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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德
性別男
出生1924年1月30日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日治臺灣臺南州
逝世1985年9月9日(61歲)
王育德(1924年1月30日-1985年9月9日),國際台灣語研究的權威、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亦為日本「台灣青年社」及其機關刊物《台灣青年》的創辦者。為台灣清治時期太子太師王得祿著名後代。
王育德是應二二八事件而生的戰後第一代台獨運動人士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他是知識份子、作家,同時也是專業的語言學家。他之所以投入政治,和當時許多台灣人之所以投入政治的原因都相當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算是歷史的偶然。
王育德是台南市人,出身富庶家庭。王育德有一位在法律界知名的哥哥王育霖,於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任內將新竹市長郭紹宗以貪污罪名起訴,後被迫辭職。如果說王育霖或者是廖文毅是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的話,王育德則是和他們兩個截然不同。他毫無政治野心,他之所以投入台獨運動,乃是對國民黨這個新政權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的多方壓迫深感不滿,而終於想奮力抵抗。王育德對台獨運動的參與,對戰後這一代之台獨思想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
早年事蹟
在台灣完成基礎學業以後,王育德也循當時一般富家子弟的腳步,遠赴日本進入東京大學攻讀中國哲學的博士學位。他的求學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中斷,但是,他仍然擁有詩詞、語言研究方面的才華,詩、戲劇及語言學,才是他主要興趣的所在。戰後國民黨政權初期,王育德受廖繼春邀請,任教於台南一中,推行台語話劇,並自行以台語撰寫劇本演出,他的第一個劇本是「新生之朝」。
二二八事件後,其兄王育霖無故被殺,王育德先是逃到香港去,並於1949年再由香港轉往日本,並重回東京大學繼續其未完成的博士學位。
他先是加入廖文毅所主導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但兩個人的個性完全不同,對台灣之歷史、獨立運動、以及台灣獨立本身,也各有不同的意見,看法南轅北轍,難以合作超過兩年以上。特別是他們對二二八的見解有相當的差異,王育德並不同意廖文毅將二二八事件視為是一種「革命」的看法。基本上,他對廖文毅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持保留態度,雖然認同在當時那種背景下,廖文毅仍然有值得讚揚的「貢獻」,他本人卻寧可以學術界為其利器,口誅筆伐,從事各色各樣的台灣研究工作。
開始發行《台灣青年》
1960年2月,時任明治大學講師的王育德與東京大學留學生黃昭堂、廖建龍等六人,共同成立另外一個鼓吹台灣獨立的團體——「台灣青年社」(Taiwan Chinglian Associates),同時也開始創辦日文版的《台灣青年》(The Taiwan Youth)雙月刊。
創刊於同年4月10日的第1期《台灣青年》,在其發刊辭上對《台灣青年》的由來做了歷史上的溯源,說明這本刊物是繼承林呈祿、謝春木、劉明朝、黃呈聰等諸位先輩於1920年所創刊的同名雜誌,同時也延續其追求台灣人自由和幸福的精神。不久,許世楷、張國興等台灣留日學生也相繼加入這份刊物的編輯工作。
當時的《台灣青年》並不贊成廖文毅等人急於成立「臨時政府」的做法,他們希望先激發海外台灣人或留學生的台灣意識,爭取台灣人的支持。這份原本以日文發行的刊物,其所使用的文字曾經數度更換過,先是在1966年10月改為完全以中文發行,然後在1970年2月又改為隔月輪流發行日文版和中文版,最後又於1973年4月再度改回日文版。
由於《台灣青年》及相關台獨運動事務的耽誤,王育德一直到1969年才以鶴佬語的研究取得東京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歷任明治大學的講師、副教授、以及教授
相關著作
王育德著作較多,大致上涵蓋的領域包括台灣的語言、歷史、和文學。不過,他最為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卻是《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東京:弘文堂 1964年)這本書,一本關於台灣歷史的通俗性著作。這本書的中譯版一直到1979年才出現,即《台灣:苦悶的歷史》(東京:台灣青年社 1979年)這本書。
有趣的是,這本書同時被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和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視為「數典忘祖」,而同遭雙方查禁。很多台獨運動的支持者也都宣稱曾經受到這本書的影響。 台灣的前衛出版社從1999年開始,以三年的時間翻譯、編輯完成達十五冊之多的《王育德全集》。被收入的重要著作除了《台灣:苦悶的歷史》(1999)一書以外,還包括《台灣海峽》(1999)、《台灣話研究卷》(2002)、《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2002)、《台灣獨立的歷史波動》(2002)、以及《王育德自傳:出世至二二八後脫出台灣》(2002)等書。
客死他鄉
王育德於1969年以臺語系統的研究獲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1975年王育德任「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2年任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委員。王育德於1985年因心肌梗塞去世,終其一生沒有重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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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人來說,歷史真相經常是曖昧難辨的,因為大部份出自殖民統治者或和歌德派觀點的台灣史都充滿著神話、謊話和廢話。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之後的台灣黑暗時代,天不清、月不明,神不寧、氣不爽,「苦悶」正是台灣良心知識份子的典型寫照。
 
  就在那個白色恐怖的禁忌時期,流亡日本的王育德先生以生命為賭注,奮力完成了這部石破天驚的台灣史名著。本書是頭一次站在台灣人立場,以完全的台灣史觀濃縮概述台灣千年來的脈絡軌跡,深入分析各時代的特色和真實,不僅依循歷史視野追溯台灣的特殊性,並且也為台灣獨立提出了有力的論證。
 
  本書於1964年先以日文版在東京問世(弘文堂出版),立即成為日本台灣研究界鳳毛麟角的參考工具書之一,十五年間賣了四萬本以上。漢譯本於70年代同樣先問世於日本,再流傳美、加各地的台灣僑界,無數台灣熱血青年是「一面哭一面讀」,有些是初識台灣母親的「真史」,有些則是澈悟原來他們所知的台灣史竟是被歪曲乖張的歷史。因其震撼力超強,大大撞擊了中國統派和鷹派「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思維邏輯中國共產黨痛罵它是「品質惡劣的壞書」,國民黨更乾脆把它列為禁書。
 
作者簡介
 
王育德
  1924年出生於台南世家,1943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避空襲返台,任嘉義市役所庶務課職員。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兼事台灣新戲劇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遇害。1949年,他深感危機四伏,乃經香港輾轉逃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1953年考上東京大學研究所,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明治大學兼任講師,1960年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7年獲聘明治大學專任講師。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多所大學兼課,專事語言教學。1975年出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9月9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王育德博士本身多才多藝,他不僅是享譽國際的台語語言學家,也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是大名鼎鼎的台灣獨立運動教父。他對台灣的疼惜,一生一世,堅定無悔,他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用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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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德,1924年出生於台南世家,1943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避空襲返台,任嘉義市役所庶務課職員。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兼事台灣新戲劇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遇害。1949年,他深感危機四伏,乃經香港輾轉逃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1953年考上東京大學研究所,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明治大學兼任講師,1960年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7年獲聘明治大學專任講師。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多所大學兼課,專事語言教學。1975年出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9月9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王育德博士本身多才多藝,他不僅是享譽國際的台語語言學家,也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是大名鼎鼎的台灣獨立運動教父。他對台灣的疼惜,一生一世,堅定無悔,他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用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著者介紹",《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
 
譯者譯序
本書的中文翻譯是譯者在1970年代留日期完成的。當時台灣尚未民主化,處於戒嚴狀態,翻譯出版這樣的一本書是絕對的禁忌。基於對王育德先生的景仰以及身為台灣人的使命感,本人義不容辭接下翻譯的工作。1979年8月,中譯本在日本東京由台灣青年社正式出版,由於各種因素的考量,並未登出譯者姓名,曾引來不少讀者的質疑,給王育德先生造成困擾。這次前衛在台灣重印本書,決定將譯者姓名及當時所寫的譯序刊出,讓本書回歸應有的面貎,或可稍慰王育德先生在天之靈。-1998年11月,黃國彥。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譯序",《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0。
 
當時的1963,台灣只有14萬人,著者自序有段話。
 
也許令人難以相信,台灣人對台灣的歷史關心的很少,進而研究的更是寥寥無幾。
 
統治者唯恐台灣人關心自己的歷史,常施加有形或無形的壓力。禁忌並不限於歷史方面,有助於鼓舞台灣人自覺的事物完全不准思考,禁止發表。其間的空白補之以統治者事先預備好的一套思想體系。反對者不是死就是整肅。
 
台灣屬於台灣人;只有台灣人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翁;合理解決台灣問題才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我所講的只是極為單純的事實。但是這些話統治者並不中聽。統治者為了自己的方便而歪曲歷史,利用權力與財力向全世界誇大宣傳被歪曲的歷史。因此,在不知不覺之中相信這種誇大宣傳的人們很有可能反而攻撃我所說的是歪曲歷史。
 
台灣人在日據時代以前幾乎都處於文盲的狀態,並未留下什麼可觀的文獻和記錄。因此工作一開始就必須面對困難-從有限的資料中描繪出台灣人不見面貌的面貌,辨聞出台灣人不聞呼聲的呼聲。所幸從許多師長那裡獲得懇切的指導和建議,自己也覺得總算大致正確地-雖不中不遠矣-摸索出台灣人的足跡。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日文版序",《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3-14。
 
開羅宣言,證實是一種沒有國際法,承認的新聞公報。
 
蔣介石在十八年前口吐「以德報怨」這句名言,將留在大陸的日本敗兵殘卒平安遣送回國,因此在部分日本人之間還受到歡迎,但是大多數人似乎對中共的「解放台灣」更覺得有吸引力。
 
不論「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都是以「一個中國」為前提,所以台灣的命運歸根結蒂還是掌握在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手中,最後還是會當做「中國的內政問題」解決-這個想法已成為一般的常識。
 
這個常識又以規定「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中華民國」的開羅宣言(1943年11月27日)以及對此加以追認的波次坦宣言(1945年7月26日)為法理上的根據。
 
開羅宣言的決定事先未與台灣人磋商,因此台灣人不受其拘束-這是台灣人的主張。很有趣的是後來各國的學者、政治家相繼對開羅宣言表示懷疑,好不容易找到的法理上根據也發生了動搖。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風雲詭譎的台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0-11。
 
建立台灣國,絕對是終極的目標。
 
換言之,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化為烏有,建立台灣人的台灣共和國取而代之,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讓台灣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捨此已無解決一切的方法,而且將來自然會走上這個解決途徑。
台灣人究竟是什麼?他們有無要求獨立的資格?
一定有很多人抱這個疑問。以往人們的腦子裏並無要求獨立的台灣人的心象。最大的原因歸根結底在於台灣人的自我主張太薄弱。何以薄弱?乃因台灣人的言論自由被剝奪。
 
但設法陳訴心迹的台灣人並非完全沒有。僑居海外的台灣人迄已發行了內容雖然貧乏但數量很多的宣傳品,而島內的台灣人也一有機會就向外籍旅客呼訴。
 
例如美國的「哈潑斯雜誌」(Harpar’s Magazine)在1963年9月號刊載了記者艾伯特‧阿克塞爾班克(Albert Axelbank)的報導,標題為「蔣介石的沈默的敵人」,其中有這麼一段:「在台灣所謂『獨立』或『自治』都是忌諱的字眼。但不論屬於國民黨或反對黨派,台籍的領導人士都向我表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希望和中共以及國民政府斷絕關係,建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1960年代,我們目睹亞洲超人的獨裁者一個接著一個没落-1960年4月李承晚;1963年11月吳廷琰;1965年9月蘇卡諾;1970年3月西哈努克。超人的獨裁者喊出的口號因人而異,例如「反共」「納沙貢」(NASAKOM)「中立」等等,實際上所作所為如出一轍,高居於民眾頭上專制獨裁,私底下圖謀一族的榮華富貴,使國家民族瀕於危殆。
 
但是無法忍受壓迫的民眾一旦揭竿而起,獨裁者就很出人意料之外不堪一撃走向没落。
 
其中只有蔣介石一個人還生存於台灣。各種口號當中像蔣介石所喊的「正統中國」「反攻大陸」等口號那樣把人當傻瓜看待的無出其右。然而卻只有他還能活命。然而卻只有他還能活命,原因何在?
 
個中固然有其原因,不過獨裁者終究避免不了滅亡的命運。歷史以及進步的國際輿論不會讓獨裁者一直生存下去。民眾的忍耐也有限度。
 
因此,人們期望台灣在最近的將來會發生變化固然不錯,這是很有幫助的。什麼地方不同?
 
這裡進行的是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民族鬪爭。
 
它是一種殖民地解放運動。
 
它是四百年台灣史的衝刺目標。
 
它是使中國問題一擧解決的國際貢獻。
 
根據何在?這本書就是答覆。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風雲詭譎的台灣",2000,《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2-14。
 
Tai-an  Tai-oan 或是Taiuan ,是平埔西拉雅族的稱呼。
 
從使用種種假借字的事實可以知道Tai-oan原非漢語,追溯其來源實係盤踞於台江(往昔安平和台南兩地,海水深入內陸形成海灣叫做台江)西岸亦即台南附近的平埔蕃西拉雅族對外來者的稱呼-他們稱呼外來者Tai-an或Tayan。移民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於西拉雅族之前無法知曉,但可以想像是在「東蕃記」有「台員」之記載以前。
 
移民聽到這個稱呼,他們就這樣自以為這個地方叫做Tai-oan。正確地說就是〔taiuan〕,副元音相當強,所以荷蘭人才拼成Taioan。不曉得移民是否知道這是對自己的稱呼,他們就這樣自以為這個地方叫做Tai-oan。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7。
 
Formosa,則是葡萄牙對青翠美麗島的通稱。
 
把台灣命名為福爾摩沙的是葡萄牙人,這是無人不曉的。葡萄牙人航行海上,從船上看到青翠欲滴的台灣島,高呼“Ilha Formosa!”(ilha 相當於英語的island)。不過葡萄牙人每次發現令人驚歎的島嶼,都有歡呼“Ilha Formosa!”的習慣。如果知道這樣被命名為福爾摩沙的島嶼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有12個之多,難免覺得有些掃興。雖然如此,其中以台灣最有名,所以用福爾摩沙做台灣的註冊商標並無不妥。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8。
 
1500年代,台灣處於海盜與外來貿易商的交流處。
 
當時台灣還有屬於倭寇後代的日本人和在東方貿易舞台新露面孔的荷蘭人,三者在初期保持奇妙的關係,一面合作一面競爭。
 
顏思齊在翌年秋天前往諸羅(嘉義)一帶捕鹿,滿載而歸,大擺慶宴,但不久就患瘧疾而死。
 
繼顏思齊之後被推為首領是鄭芝龍(1604~1661年),當時他是九個城堡中的一個城堡的頭目,出生於福建南安,幼時曾在澳門受洗。
 
天啟三年(1623年)夏天,鄭芝龍護送舅父黃程的船貨赴日,對田川氏十七歲的閨女一見傾心,娶為妻室。翌年舊曆七月十四日生男兒福松,即後來的鄭成功(據江日昇「台灣外記」所載)。鄭芝龍旋即隨顏思齊乘船前往台灣。
 
他很開朗,對部下發出禁令:一、不可強暴婦女;二、不可殺傷普通良民;三、不可隨便放火;四、不可偷割稻穀。這些禁令暗示當時台灣已有攜帶眷屬的一般移民,並已進行農耕。
 
鄭芝龍的目標在於建立台灣海峽的制海權,博取通商貿易的鉅利。他利用和田川氏姻親關係與日本通好,並與前來台灣的荷蘭人締結通商協定,也接受明朝的招撫。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9-20。
 
1603年,25,000名華僑為西班牙人殺戮,有誰知? 
 
華僑向南洋發展從宋代開始。歷代的政府都認為華僑是「不安守本分之徒」。這也是儒家的中華思想造成的結果。中國是世界上最優越的國家,外國都是夷狄之邦。中國人生於中國,能在王道樂土工作,應該感謝,卻棄之移居外國,簡直不知好歹。正因如此,中國政府未曾認真考慮過保護華僑。
 
例如1603年(萬曆31年),呂宋島發生兩萬五千名華僑慘遭西班牙人殺戮的事件,福建巡撫奉政府之命向呂宋總督致送抗議書,其中略謂:流寓國外的中國人都是抛棄鄉里貪財圖利的賤民,沒有保護的必要。歐洲各國有一傳教士被殺害就不惜訴諸武力,相形之下在態度上有霄壤之別。那麼致送抗議書目的何在?只是為了維持中國的體面。(據1941年8月初版,成田節男著「增補華僑史」第十一章「支那的華僑政策」)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24-25。
 
(未完待續,撰於200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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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無法克制的心情,我寫了這本書。提筆的念頭是為了探討:我一千萬同胞背負著什麼樣的過去?現在處於什麼樣的境地?將來應該朝哪個地方找尋活路。
  今天台灣已經成為東西冷戰最熾熱的接觸點之一,我期盼這本書能進一步幫助讀者加深對台灣現況的認識,瞭解問題的來龍去脈,摸索正確的解決途徑。
  本書的特色在於頭一次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概觀台灣四百年的歷史,並非在於探討零碎的史實,更談不上包羅無遺;然而本書如能成為促使我同胞產生自覺的一個轉機,加深全世人們對台灣問題的認識,我將感到莫大的喜悅。--王育德序
   作者簡介
  王育德,1924年出生於台南世家,1943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避空襲返台,任嘉義市役所庶務課職員。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兼事台灣新戲劇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遇害。1949年,他深感危機四伏,乃經香港輾轉逃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1953年考上東京大學研究所,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明治大學兼任講師,1960年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7年獲聘明治大學專任講師。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多所大學兼課,專事語言教學。1975年出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9月9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王育德博士本身多才多藝,他不僅是享譽國際的台語語言學家,也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是大名鼎鼎的台灣獨立運動教父。他對台灣的疼惜,一生一世,堅定無悔,他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用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出版真言
  王育德博士是世界語言學界所公認的台灣語學權威,也是無數台灣熱血青年的思想啟蒙者,他自1949年逃亡日本,迄1985年逝世為止,一直都是國府頭痛的黑名單人物,不僅本身無法再回到他心愛的故鄉台灣,連他在日本出版的全部著書,在台灣也都屬「禁書」之列,台灣人大都無緣讀到。
  王先生的著作涵蓋面很廣,除學術性的台灣話、福建話研究之外,也包含專門性的歷史學、政治、社會、文學評論,及創作性的小說、隨筆、劇本等,在各該領域都屬出類拔萃的佼佼者,尤其筆下懷帶台灣意識和感情,素為日本學界及台灣人社會所敬重。
  身為台語研究學者兼台獨運動理論大師,王先生的著述是台灣人學識的智慧結晶,也是台灣良知的總體表露,即使放之世界,亦能閃耀金字塔般的光芒。前衛出版社忝為專業台灣本土出版機構,企劃出版【王育德全集】是多年來的宏願、使命和責任。由於王先生的著作全部都以日文寫成,前衛社特別成立編輯委員會加以彙整漢譯,共編為十五卷。王先生有言,他寫書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寫給台灣人閱讀,今【王育德全集】能完整地在他朝思暮想的台灣故鄉出版發行,是歷史公道,也是淑世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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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5日 星期一 台灣.苦悶的歷史-我見我得(8)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03-25 (photo source: 台灣游藝)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說實話的人會被關起來,現在阿九到處講謊,有誰能抓他? 至今全面打殺台派的阿扁,波及其相關前朝官員,是否雷震案再現? 在1957年8月1日的「自由中國」(半月刋)雜誌上,雷震已經大膽發表所謂「反攻大陸無望論」,冷靜地加以分析,指出「反攻大陸」不過畫餅充飢。這篇論文的大意是這樣的: 「反攻大陸是公算很小。第一是國際形勢。構成國際形勢基本因素有三:一、世界人民普遍的心理趨向;二、武器的發展;三、國際第三勢力的成長。這些都是朝著阻止反攻大陸的方向變化。第二是現代戰爭的條件,包括一、人口;二、資源;三、科學水準。任何一項拿來比較都不是中共的對手。 即使說是中國內戰,不受外國干涉,如無美國援助,連軍隊都無法運輸。直截了當地說,反攻大陸的時期是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假想。 有人虛張聲勢說精神勝過物質,但現代戰爭和三十年前的北伐根本不同。而且也找不到任何證據說我們的精神勝過中共。」 國民政府首腦大發雷霆,一方面對雷震和「自由中國」加以手段毒辣的迫害,一方面反而加強「反攻大陸」的宣傳。此擧目的,在於對外主張國民政府的正統性,對內製造「非常時期」,以此為擋箭牌,強行獨裁專制。於是憲法被視若無睹,有如屋上架屋的中央政府各機關繼續存在,特務跳梁,人權受到蹂躪。 更可怕的是,最近即將「反攻大陸」這個宣傳,使中國難民心神無法安定,瀰漫著凡事只求敷衍一時,即使政府的作風不合理也得暫忍耐的心理,引起社會風氣的頹廢。 1962年春天的「反攻大陸」的宣傳,可以發現已有微妙的變化,重點在於強調消極的意義,而非強調積極的意義。國民政府最怕的是,中國難民對「反攻大陸」感到絕望,各行其是,甚至於追究國民政府首腦的責任,發生暴動。因此向他們警告眼前有共同的敵人──台灣人,同時表示:「台灣不是久居之地,我們無論如何要回大陸」,並呼籲:「只有蔣總統才是能夠實現大家希望,唯一全知全能的領袖。應該團結在蔣總統的領導下!」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73-174。 榮民地位大於農民,台灣人命苦。 為了「反攻大陸」,國民政府養六十萬大軍。和北朝鮮對峙的韓國才六十萬,和越共作殊死鬪的南越也只有五十萬。 不過當中能實際作戰的部隊約為四十萬,剩下的二十萬是帶軍籍的下級公務員,這才是真相。軍隊的佈署是金門十萬左右,馬祖二萬五千,其餘都在島內 蔣介石帶到台灣的軍隊,是軍官遠多於士兵的畸形雜牌軍,而且幾乎都已經成為四、五十歲的老兵。因為這樣根本打不了仗,加上美國也提出要求,就淘汰老弱殘廢,以年輕的台灣兵補充。現在台灣兵在四十萬實際戰部隊中,佔半數以上。但他們很難升為校級軍官。 根據報告,金門、馬祖前線高級指揮官沈湎於酒池肉林,極盡奢侈之能事,跟香港搞走私,中飽私囊,相反地,士兵住在名為「克難之家」的簡陋小棚,三餐以青菜豆腐下飯(1963年7月發行,「台灣青年」第三十二期所載,皇甫修:「馬祖見聞錄」)。 由此觀之,六十萬大軍的組織,與其說是為了打仗,不如說它的存在意義是作為一種失業救濟機關兼集中營。反過來想像廢除乃至於裁減軍隊的場合,即不難理解。 這些姑且不談。為維持這個大軍,每年支出的軍費佔中央預算百分之八十。詳細的用途只有一部分人知道。中央預算總共應該將近一百億元。佔其中百分之八十的龐大款項,只由一小部分人操緃。四大門閥的「生財之道」現在仍然存在。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76-177。 台灣人的忍耐度世界第一,KMT在台灣的殺戮,到現在全都忘光光,真是大慈大悲的台灣奴隸。 國民政府對台灣人的剝削和壓迫,照普通的常識來說,的確已經超過容許和忍耐的限度,但二二八大叛亂以後,看不到台灣人有形的抵抗,理由到底何在? 警察、特務的嚴重監視,使小暴動也不可能發生,這是符合常識的見解,事實亦是如此,但也必須指出,國民政府體制對台灣人所做的精神上的閹割,多少得到成功。國民政府不斷強調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偉大的文化,企圖激發台灣人即將喪失的中華思想。進一步煽動說,台灣人不要小裡小氣,腦子裏只有狹窄的台灣,應該有海闊天空到廣濶的大陸闖天下的氣魄,這種煽動對純真的青少年特別有效。 兩百萬屬於統治階級的中國難民造成很可怕的風氣,假公濟私,貪污瀆職,講人事關係,對工作不負責任。這種風氣也影響到台灣人的社會。從感覺到挫折進而失去衝勁時,這個影響就像惡魔的誘惑一樣發生作用,使許多台灣人模倣中國人的惡習,進一步產生「食爸倚爸,食母倚母」(胳膊扭不過大腿)這種畏縮、聽天命的心理。 於是要追求自由和獨立的台灣人,在和國民政府鬪爭之前,必須先和台灣人的精神上閹割進行鬪爭。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79-180。 外省人當中有guts的英雄,於白色恐怖時代,大多成為民主的犧牲者。 前面常常提到的雷震,可以說是中國難民第二個集團內部產生的矛盾。 雷震(1896年生,浙江人)在二十歲時加入國民黨,獻身黨政,大陸時已經是無可否認的黨國功臣之一。到台灣之後,只要他願意的話,有足夠的資格加入第一個集團。 但他是熱烈的反共主義者,同時也是熱烈的憲政主義者。他認為,如果在「反攻大陸」這個空洞的口號下進行蹂躪憲法的獨裁政治,不用說國民黨,連中華民國都會滅亡,由衷地感到憂慮,為了挽狂瀾於既倒,挺身而出。因此在1954年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後來就一直受到公開或暗中的迫害。 雷震所用的武器「自由中國」,1949年在台灣創刋,最初的發行人是胡適(1891~1962年,安徽人)。不久胡適逃到美國,1953年1月起由雷震主持。以往「自由中國」是以分析國際局勢和批判中共為主,1956年10月利用出版所謂「祝壽專號」(慶祝蔣介石七十歲生日)的機會,開始對國民政府展開猛烈無比的批判。他悲壯的志氣,和胡適被國民政府用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地位收買(1957年11月),而且對蔣介石漠視憲法三度出任總統投票贊成的行徑,形成強烈的對比。 國民政府對雷震的人望和「自由中國」在國內外的權威焦思苦慮,不敢輕易下手。雷震也知道靠筆桿鬪爭的限度,終於決意組織反對黨,展開政治運動。 國民政府知道威脅和離間無法收效,就在9月4日揑造雷震窩藏共黨分子的罪名,加以逮捕,判處十年有期徒刑。雷震被當作犠牲,是因為國民政府認為他是新黨的領袖,斷送他的政治生命,同時可以把「自由中國」搞垮,而且能避免台灣人的反感。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83-185。 台獨運動不斷被矮化,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阿九執政更挾阿共來威嚇。 1950年,廖文毅領導的台灣民主獨立黨開始進行獨立運動,環境可以說和島內一樣惡劣,雖然內容有些不同。他們被駡是瘋子,被當作騙子瞧不起,聲勢根本壯大不起來。 1960年春天出現台灣青年社,給獨立運動帶來了新氣息。台灣青年社是由王育德和一些留學生計議組織的獨立運動團體。該社擬訂以留學生為基礎吸收旅日台灣人的方針,想彌補「臨時政府」不足之處。對外國人則進行有關國民政府統治本質,符合科學而且縝密的分析和批判,研究並發表謀求獨立的理論,就常受冷眼看待的獨立運動進行啟蒙宣傳。機關雜誌日文版「台灣青年」(1960年4月創刋,原為雙月刋,1961年11月改為月刋)、英文版Formosan Quarterly(1962年7月創刋)已經贏得台灣問題權威雜誌的地位。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86-188。 ROC 靠美國苟存於台灣,1971阿石被逐出UN,阿九到現在更由反共變成親共。 1954年12月2日,美國和國民政府締結美華協防條約,使對台政策面臨轉機。美國國會強調,這個條約只規定協防台灣澎湖的義務,並非承認國民政府在台灣的主權。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條規定:共黨方面對台灣澎湖的攻擊,不論來自外部或內部,都可以共同或單獨加以防禦。 正如1959年11月發表的「康隆報告」(Conlon Report)所示,不過是走向「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過程之一。 「一個台灣」,在前副國務卿徹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se)的「中台國」構想(An Independent Sino-Formosan Nation)中,已經說明得很清楚: 「台灣人大半說福建方言,但受日本的現代教育。台灣就是因為這個結果才繁榮,所以對東京比中國大陸有親切感。但受到國民黨十五年統治的結果,又發生很大的變化。時間和愛情和教育,使中國人融合於台灣社會,就這樣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民族。那就是具體表現中國文化的台灣人。……台灣在非共產主義的亞洲所發揮的作用,不可以由美國在背後操縱。即使是出於善意。而且也不可以由從大陸逃出來的國民黨來統治佔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美國應該作為一個真正的朋友與之交往,讓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和來自大陸的中國人以及全世界的人瞭解,美國的目標不在於建立軍事基地反攻大陸,而在於幫助一個新的獨立國家自然形成。」(摘自1960年4月發行,Foreign Affairs所載,The”China Problem”reconsidered) 筆者認為他的發言具有美國健全的開拓精神和良知。很令人同情的是他後來倒台。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89-190。 (未完待續,撰於200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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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微調不但違法也違反程序正義/無法源依據的教科書檢核小組,逾越其只能進行教科書名詞檢核的職權來發動。從草案研擬到審議,都用黑箱不公開的方式進行/微調課綱,不僅偏離歷史事實,更試圖打壓台灣的多元文化,回歸獨尊大中國意識及黨國史觀,走回戒嚴時期的洗腦教育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ctiD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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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家永訴訟拆解課綱微調案法律爭議(上)

在東瀛,過去有位名叫「家永三郎」的史學教授,正因認其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被當時文部省給不當修理了一頓,進而提起一系列訴訟。這個舉動,掀起日本實務與學界,一股檢討「教科書審定制度是否合憲」、「課程綱要是否妥適」、「教育自由及受教權內容」的風潮。
作者:法律白話文2015-07-28 15:46

法律白話文/王鼎棫

根據自由時報幾日前的報導:「不滿教育部長不出來面對(文按:課綱微調爭議),晚間四場座談會只見國教署,20多位中學生23日深夜11點半,帶梯子爬過教育部的合作社,用厚布翻越側門拒馬,闖進教育部前庭,並占領教育部部長室。」究竟是什麼樣的事情,讓莘莘學子(有些人可能會嗤之以鼻,謂之被煽動的屁孩),願意放棄暑假的快活,頂著對峙或與警方拉扯的濕熱,還有受制裁的風險,來做這樣的事?

學生衝進教育部,將延宕多時的課綱「微調」爭議,拉至另一新的緊繃局面。(記者廖振輝攝)

來來來,您來,所謂課綱微調爭議,有二種前情提要供參。
1、非常懶人包請至:【圖解新聞】看完搞懂反課綱吵什麼
2、精要分析請至:我們為何學歷史?── 教育史學格局、地理框架,與課綱的政治
用不精準的活動口號來說,就是「不想被洗腦」。

也許正是秉持「自己課綱自己救」的熱血,一群高中生就這樣殺了進去… (然後被上手銬…這又是另一個刑事問題了…)

固然,因「主權在民」,面對政府施政有任何不滿─不分年紀─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們,當然要正面迎擊,為自己更美好的生活來奮鬥。然而,為達成訴求,在街頭衝撞之餘,是不是還有其他途徑,可加利用?

亦即,在現代法治國家裡,為調整國家施政的錯誤,尚有「訴訟制度」可加進攻;尤配合法院判決「一垂定音」的拘束力,在欲令行政機關就範之際,實在無法忽視這類的手段。可惜目前,尚未能從媒體得見,相關教師或學生團體,有計畫針對課綱微調部份,提起訴訟,要求廢棄的消息。訴訟的提起需要醞釀,值得我們開始思考:課綱微調到底涉及哪些法律爭議?

惟台灣民主黨、台灣建國黨及台灣民族同盟等「社團」,已於6月向臺北地院聲請假處分。目前發展,因法官自事件性質以觀,認此應屬行政法院管轄,故將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記者羅沛德攝)

在東瀛,過去有位名叫「家永三郎(1913~2002)」的史學教授,正因認其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被當時文部省(相當我國教育部)給不當修理了一頓,進而提起一系列訴訟:1965年,因其日本史教科書未能通過舊文部省(相當我國教育部)的審定,遂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第一次訴訟)。

1967年,為要求撤銷審定不合格的處分,再度告上法庭(第二次訴訟)。1984年,再以另年度的教科書審定不當,訴請國家賠償(第三次訴訟)。經過一連串的開庭,至1997年8月第三次訴訟的終局確定判決宣判為止,總計耗費32年時光,作成10次的判決。

這個舉動,掀起日本實務與學界,一股檢討「教科書審定制度是否合憲」、「課程綱要是否妥適」、「教育自由及受教權內容」的風潮。這樣為了一個信念,力抗日本政府的過程,後世為以紀念,取其姓氏稱之「家永訴訟」。

新日本史的雛型,當時委託富山房出版,多次整理後乃正式作為教科書由三省堂出版。

猶如前述,這個系列案件的法律攻防,可提供我們拆解課綱法律爭議時,許多的參考方向。(篇幅有限,筆者將擇第二次訴訟下,東京地方法院昭和45年7月17日的判決,按其有相當豐富之論述,而受日本學界推崇;其亦以審判長為名,稱之「杉本判決」。)

以下,筆者將先介紹家永三郎其人,與讀者共同一窺他提起訴訟的內心世界。其次,簡述日本教科書檢定的歷背景,以便掌握全貌。再來,整理家永訴訟之杉本判決的事實、爭點及法律攻防。最後,作一總結。

家永訴訟之三郎其人

家永三郎先生1913年出生於名古屋,卻是在東京成長,可謂名副其實的東京小孩;從他的名字,可知他是家中的三子。1925年就讀國中一年級時,在就讀大學的哥哥書架上,發現日本憲法大師美濃部達吉的「憲法精要(憲法撮要)」,被其論理之清晰所深深吸引,除促成他早熟的性格外,更賦予他透過書中所述之「英國君主立憲制」,進而觀察日本天皇制的視野。事實上,家永先生與當時大部分日本人相同,對於天皇權威,仍深信不疑。

堅持為理念而戰的家永三郎先生。

時至高中(日本舊制),由於身體狀況不佳,且不擅數學,所以棄自然組轉攻社會組;又因考量將來生計問題,所以選擇專攻歷史。1931年,盧溝橋事變(日文稱之滿州事變)發生後,讓他自幼時所吸收懷抱的「國家至上」價值觀,整個翻轉過來。讓他知道,對當時日本人來說,最大的問題出在天皇制身上。為解決此一疑惑,其從朝永三十郎先生的「近代『我』的自覺史」中,獲得許多啟發─諸如應然為與實然之二分,開始一點一滴敲擊長期駕馭御家永先生的正統道德。

秉此精神,1933年他在文學部雜誌投稿一篇名為「國家哲學的根本問題」,點出日本作為國家,其應有姿態與現實之差距─國家行為有其界線,不應介入個人精神面。從此點,正可看出家永先生未來倡議的思想,在青春期業已成形。

影響家永先生甚深的「近代『我』的自覺史」

高中畢業後,家永先生進入東京帝大學文學部國史系,專攻日本思想史。家永先生在自傳中多以謙卑的口吻敘述自己成長過程,可若回顧其發展─30出頭便成為公立學校教授,35歲就獲得學士院恩賜賞(地位相當是我國科技部的最傑出研究人材獎勵),36歲即成為類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其傑出表現,無庸贅言。

後來,家永先生曾自敘撰寫「新日本史」的動機,其謂:

「戰前的歷史教科書是從神代的故事開始書寫,始終是些天皇、貴族、武將、大臣、軍人等偉人列傳。一般人民在社會的角色位置及日常生活的變遷等,身為國民應知曉祖國歷史的重要領域,幾乎沒有觸及。一想到我就是用這樣的教科書接受教育,造成對自身思想形成多大的扭曲。所以我想弄出一本是根據日本國憲法的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的理念,內容是站在科學的研究成果的教科書,藉此來使背負日本將來的年輕世代的人們,在身上能有適當的日本史知識予以活用,這是我開始教科書執筆的根本動機。」

另外,在思想的實踐上,家永一直關心戰後日本司法界的動向,不時為文對司法案件進行批判,並屢次作為證人出庭,多次親身體驗審判過程。透過如此,身為歷史學家的他,看到法學與史學的結合之路,認為應該「將堅持推行反動文教政策的當權者,置於被告席上,反守為攻,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教育訴訟」。

這個念頭,也在家永先生心中埋下了一顆教科書訴訟的種子。

從日本家永訴訟拆解課綱微調案法律爭議(下)

透過發動訴訟,國家必須「屈就」與個人對話,認真看待原告的主張,不似民間街頭運動,大多難以收到期待的效果。此外,家永訴訟之杉本訴訟深刻地從憲法高度論及教育之本質,賦予教師相關自主權,可謂給予該國教師相當自信及勇氣,繼續承擔對次世代的教育,並提供阻止政治權力對於教育體制之不當介入。這些經驗點,足值我國課綱爭議借鏡。
作者:法律白話文2015-07-29 15:23

法律白話文/王鼎棫

續上篇

家永訴訟之背景─教科書審定制度概述

日本對於近代學校及教科書的認知,乃起源於1872年左右;當時,雖有相關概念,惟逢明治維新甫落實,政府無暇處理教科書,所以乃採取「自行發行、自由選擇」的制度。然而,任何專制的政府,對於這教科書的管制都不會放過。因為嗅到「反對專制」的自由民權運動,已逐漸高張的氛圍,所以在1880年開始禁止特定書目作為教科書,並在1886年開始導入「審定制度」。

圖為竹富町爭議教科書。

後來更在1903年,將小學的教科書制度改成「國定制度」;其中,書的內容對於日本係「神之子孫」天皇所統治的「神之國度」,多所強調,對於學童的觀念可謂是反覆沖刷。戰後,不論是否有國內外壓力,政府開始反省廢止「國定制度」,改回「審定制度」。

時光冉冉,受到韓戰爆發及簽訂舊金山合約的影響,右傾而否定戰後民主改革的政治力量逐漸抬頭。首先,在1953年,國會修正學校教育法,將教科書的審定權歸於文部大臣。1956年,雖然強化教科書審定的教科書法案,受到各界的反對而未能通過,文部大臣卻依舊透過行政命令,新設立了「教科書調查官」。

此類職位,除可直接審查送上來的稿件外,更因為作為職員的緣故,得由文部省自自由(恣意?)任命(既視感、既視感、既視感,很重要所以說三次)。考量行政一體的作用,所以不免形成「政府─文部省─調查官」的教科書審查打線,使教科書受到政治影響的程度,愈發強烈。比方說,1957年,教科書的不合格率即高達3分之1(當時的學者有這麼爛嗎?你說呢?)

當追求真理的個性,碰到這樣的學術環境,家永訴訟正是被迫在這樣的情況中產生。

教科書審定至今仍惹出許多爭議,圖為2007年沖繩人抗議教科書審定的畫面。

家永訴訟之攻防整理─以杉本判決為中心

一、基本事實

在提起第一次訴訟的隔年,也就是1966年,家永先生正在為其「教科書第五版」進行審定申請,因未能配合主管機關之要求修改,所以在隔年獲得了不合格處分,理由為:

「在扉頁上插圖所出現的標題「支撐歷史的人」,究竟有何含意,實在曖昧不明。對學生來說,將難以理解。而內文中有關『勞動者在資本主義中,承擔基本任務』的說明,容易誤導學生,資本主義經濟僅由勞動者扮演基本角色。」

「而在『反對再軍備的人們』為題的照片中,可以看見人們呈現鋸齒狀的行進隊形。這樣的行進方式,鑒於已違反道路交通法令或都道府縣的公安條例,若維持原狀至於教科書,有讓學生誤認此種行為當然合法之虞。由於教育應帶來良善的影響,故難認適切。」

面對這樣的評價,家永先生過往曾說:「折斷筆,也要將教科書問世。」、「比起忍辱守住最低限度,毋寧更重要的,是把教科書傳至學生手中。」然對家永先生來說,為了能完整守護苦心完成的作品並傳世,不再如此抑鬱,所以家永先生在1977年6月,決意以處份名義人文部大臣為被告,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撤銷前開處分的訴訟。

東京地方法院現在的模樣,遙想杉本判決…。

二、判決概述

(一)受侵害之基本權為何?

1、受教權

憲法第26條規定有關受教權之內容,尚應從生存權之文化教育保障面進行觀察。父母有教育孩童的義務,國家更有義務建立一套可以完善前開義務的公教育制度。也就是說,教育並非出自國家統制之必需,而是國民自身的受教權。

且當代價值既著重個人尊嚴之維繫,自包含學童,則讓學童能抱持未來可能性,自我學習,通曉事務而充分成長,則屬學童聲來的權利;為保障學童享有這般教育而授予教育,即為全體國民之課題。

2、教育自由

所謂教育的本質,係在滿足孩童充分學習的權利,並完善人格,且藉由教育,讓次世代得以繼承人類至今所建立的文化,開展和平民主的國家。然現代國家的理念,植基於人類價值的多樣化;國家實際上乃中立於各項人類內在價值,不對其進行干涉,給予價值判斷。所以,國家就涉及人類內在價值的教育活動,應站在福利國家之高度,在盡力尊重,避免介入之前提下,對應兒童及學生身心發展階段,提供必要教育,促進教育機會平等,提升教育水準。

憲法第23條規定保障人民教授學問見解的自由,教師出於教育需求,既有讓學童理解學問或研究的成果,藉此讓他們了解世間萬物,並獲得思考力及創造力的需求,即有賦予其學術自由保障的必要。也就是說,教師的教育自由與國民教育義務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對於教師來說,有權為選擇學童選擇適當之教材或方法;相關規定之存在,令國家得單方賦予教師使用教科書的義務,並限制教師對教科書的選擇,難謂適當。

家永三郎先生玉照,圖中間的字樣寫著「打造貫串真實的教育」。

(二)教科書審定制度是否合憲?

教科書審定是政府基於福利國家,為對應兒童及學生身心發展階段,提供必要教育,促進教育機會平等,發提升教育水準之責任展現,在此前提下,即使教科書寫作及出版的自由受到限制,亦屬出於公共利益之合理限制難謂違憲。

(三)教科書內容之具體審定是否違法?

然而,教科書審定應限定於教科書誤植等客觀明確的錯誤,或教科書內容是否符合課程綱要的範圍,不應超出前開限度,而對技術內容是否有當,進行評斷。基此,系爭不合格處分,應認違法。

家永訴訟之於題示爭議的啟示

家永訴訟的發動,不僅讓教科書審定的問題撼動該國內外,緩和教科書審定制度一味朝國家統制的方向惡化發展,開始讓日本政府逐漸放寬對於戰爭加害事實的描述,對於兒童學習理論的發展也能有效促進。此外,也因為活動本身強調守護憲法之故,無形中也激起日本國民對於憲法意識的深化。

更全面的思考如同美國學者Constantine N. Vaporis 所述,若僅把「家永訴訟」視為個人司法救濟事件來理解,則視野將過於狹隘。換句話說,家永先生是在社會各界的資助下,提起三次訴訟,所以家永訴訟不僅是戰後日本歷史學的兩派之爭,也是日本社會對於教育權的鬥爭運動。何況尚牽扯日本對於戰爭責任與國家歷史意識的複雜問題。此問題不只在國內產生紛爭,也擴展至鄰諸國關係─特別是韓國、中國;其間歷史認識,多成雙邊磨擦的癥結所在。

圖為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等多個學生團體發動7月22日包圍教育部活動,現場堆起教科書堆,代表黑箱課綱造成的教育債築高台。(記者陳志曲攝)

暫且回歸法律爭議主題,家永先生認為,透過發動訴訟,國家必須「屈就」與個人對話,認真看待原告的主張,不似民間街頭運動,大多難以收到期待的效果。此外,家永訴訟之杉本訴訟深刻地從憲法高度論及教育之本質,賦予教師相關自主權,可謂給予該國教師相當自信及勇氣,繼續承擔對次世代的教育,並提供阻止政治權力對於教育體制之不當介入。

這些經驗點,足值我國課綱爭議借鏡。申言之,除街頭抗爭外,另一步即應由教育權及學習權受到侵害的教師及學生,提起行政訴訟,在訴訟中討論教科書審定制度的合憲性(促成法官聲請釋憲或合憲性解釋),還有課綱調整內容的實體合法性;藉以強迫教育部正視課綱內容,並凝聚校園成員及社會整體之關注意識。

1981年,當家永先生歷經數十年,進行到「第三次訴訟」的最高審級時,曾有人問他這個問題:「您能竭盡精力於訴訟的根源何在?」,家永先生語重心長的回覆:「在過去的太平洋戰爭中,我與我同世代的人多半都已去世,而我因為身體虛弱而殘活至今。對於同世代的死者來說,我有道義上的責任。即使耗盡了莫大的犧牲,也要守住憲法的原點。所以,對太平洋戰爭的敘述若過於隱晦,實令人難以忍受。」

若課綱真的洗腦,是否亦破壞我們守護的法治價值?我們應該繼續忍受嗎?是否有街頭抗爭以外的手段得併進?

「This is how we remember our past. This is how we safeguard our future」

語畢想起電影飢餓遊戲裡的史諾總統,這麼說著。

課綱只是給高中生「為賦新詩強說愁」的戰鬥?

參考資料》

中文部分

許育銘,站列法庭的歷史學:家永三郎與日本教科書審定之研究,東華人文學報,第9期,2006年7月。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389126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50724/654099/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20/article/978

日文部分

山田隆司,「教科書檢定」と家永訴訟,法学セミナー,第712期,2014年5月

大島佳代子,教科書検定(1)――第2次家永教科書事件1審,憲法判例百選Ⅰ,別冊ジュリスト186 ,2007年0月

成鳩隆,家永訴訟の判決論奌と評価,法学セミナー,第518期,1992年2月

小中陽太郎,新‧権利のための鬥爭─家永教科書裁判「右傾化」の中の教科書裁判,法学セミナー,第317期,1981年8月

永井憲一,教科書裁判と教師の教育自由─第一審判決の內容紹介を中心として,季刊労働法,1970年秋季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法律白話文PLM:從日本家永訴訟拆解課綱微調案法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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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自由時報幾日前的報導:「不滿教育部長不出來面對(文按:課綱微調爭議),晚間四場座談會只見國教署,20多位中學生23日深夜11點半,帶梯子爬過教育部的合作社,用厚布翻越側門拒馬,闖進教育部前庭,並占領教育部部長室。」究竟是什麼樣的事情,讓莘莘學子(有些人可能會嗤之以鼻,謂之被煽動的屁孩),願意放棄暑假的快活,頂著對峙或與警方拉扯的濕熱,還有受制裁的風險,來做這樣的事?

600_phpKYpfHB學生昨晚衝進教育部,將延宕多時的課綱「微調」爭議,拉至另一新的緊繃局面。

來來來,您來,所謂課綱微調爭議,有二種前情提要供參。
1、非常懶人包請至:【圖解新聞】看完搞懂反課綱吵什麼
2、精要分析請至:我們為何學歷史?── 教育史學格局、地理框架,與課綱的政治
用不精準的活動口號來說,就是「不想被洗腦」。

也許正是秉持「自己課綱自己救」的熱血,一群高中生就這樣殺了進去… (然後被上手銬…這又是另一個刑事問題了…)

固然,因「主權在民」,面對政府施政有任何不滿─不分年紀─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們,當然要正面迎擊,為自己更美好的生活來奮鬥。然而,為達成訴求,在街頭衝撞之餘,是不是還有其他途徑,可加利用?

亦即,在現代法治國家裡,為調整國家施政的錯誤,尚有「訴訟制度」可加進攻;尤配合法院判決「一垂定音」的拘束力,在欲令行政機關就範之際,實在無法忽視這類的手段。可惜目前,尚未能從媒體得見,相關教師或學生團體,有計畫針對課綱微調部份,提起訴訟,要求廢棄的消息。訴訟的提起需要醞釀,值得我們開始思考:課綱微調到底涉及哪些法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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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台灣民主黨、台灣建國黨及台灣民族同盟等「社團」,已於6月向臺北地院聲請假處分。目前發展,因法官自事件性質以觀,認此應屬行政法院管轄,故將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點此新聞連結。)

在東瀛,過去有位名叫「家永三郎(1913~2002)」的史學教授,正因認其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被當時文部省(相當我國教育部)給不當修理了一頓,進而提起一系列訴訟:1965年,因其日本史教科書未能通過舊文部省(相當我國教育部)的審定,遂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第一次訴訟)。

1967年,為要求撤銷審定不合格的處分,再度告上法庭(第二次訴訟)。1984 年,再以另年度的教科書審定不當,訴請國家賠償(第三次訴訟)。經過一連串的開庭,至1997 年8 月第三次訴訟的終局確定判決宣判為止,總計耗費32年時光,作成10次的判決。

這個舉動,掀起日本實務與學界,一股檢討「教科書審定制度是否合憲」、「課程綱要是否妥適」、「教育自由及受教權內容」的風潮。這樣為了一個信念,力抗日本政府的過程,後世為以紀念,取其姓氏稱之「家永訴訟」。
wisemanrock20-img433x600-1365809540o2kuge38477新日本史的雛型,當時委託富山房出版,多次整理後乃正式作為教科書由三省堂出版。

猶如前述,這個系列案件的法律攻防,可提供我們拆解課綱法律爭議時,許多的參考方向。(篇幅有限,筆者將擇第二次訴訟下,東京地方法院昭和45年7月17日的判決,按其有相當豐富之論述,而受日本學界推崇;其亦以審判長為名,稱之「杉本判決」。)

以下,筆者將先介紹家永三郎其人,與讀者共同一窺他提起訴訟的內心世界。其次,簡述日本教科書檢定的歷背景,以便掌握全貌。再來,整理家永訴訟之杉本判決的事實、爭點及法律攻防。最後,作一總結。

家永三郎先生1913年出生於名古屋,卻是在東京成長,可謂名副其實的東京小孩;從他的名字,可知他是家中的三子。1925年就讀國中一年級時,在就讀大學的哥哥書架上,發現日本憲法大師美濃部達吉的「憲法精要(憲法撮要)」,被其論理之清晰所深深吸引,除促成他早熟的性格外,更賦予他透過書中所述之「英國君主立憲制」,進而觀察日本天皇制的視野。事實上,家永先生與當時大部分日本人相同,對於天皇權威,仍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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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為理念而戰的家永三郎先生。

時至高中(日本舊制),由於身體狀況不佳,且不擅數學,所以棄自然組轉攻社會組;又因考量將來生計問題,所以選擇專攻歷史。1931年,盧溝橋事變(日文稱之滿州事變)發生後,讓他自幼時所吸收懷抱的「國家至上」價值觀,整個翻轉過來。讓他知道,對當時日本人來說,最大的問題出在天皇制身上。為解決此一疑惑,其從朝永三十郎先生的「近代『我』的自覺史」中,獲得許多啟發─諸如應然為與實然之二分,開始一點一滴敲擊長期駕馭御家永先生的正統道德。

秉此精神,1933年他在文學部雜誌投稿一篇名為「國家哲學的根本問題」,點出日本作為國家,其應有姿態與現實之差距─國家行為有其界線,不應介入個人精神面。從此點,正可看出家永先生未來倡議的思想,在青春期業已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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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家永先生甚深的「近代『我』的自覺史」

高中畢業後,家永先生進入東京帝大學文學部國史系,專攻日本思想史。家永先生在自傳中多以謙卑的口吻敘述自己成長過程,可若回顧其發展─30 出頭便成為公立學校教授,35 歲就獲得學士院恩賜賞(地位相當是我國科技部的最傑出研究人材獎勵),36歲即成為類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其傑出表現,無庸贅言。

後來,家永先生曾自敘撰寫「新日本史」的動機,其謂:

「戰前的歷史教科書是從神代的故事開始書寫,始終是些天皇、貴族、武將、大臣、軍人等偉人列傳。一般人民在社會的角色位置及日常生活的變遷等,身為國民應知曉祖國歷史的重要領域,幾乎沒有觸及。一想到我就是用這樣的教科書接受教育,造成對自身思想形成多大的扭曲。所以我想弄出一本是根據日本國憲法的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的理念,內容是站在科學的研究成果的教科書,藉此來使背負日本將來的年輕世代的人們,在身上能有適當的日本史知識予以活用,這是我開始教科書執筆的根本動機。」
另外,在思想的實踐上,家永一直關心戰後日本司法界的動向,不時為文對司法案件進行批判,並屢次作為證人出庭,多次親身體驗審判過程。透過如此,身為歷史學家的他,看到法學與史學的結合之路,認為應該「將堅持推行反動文教政策的當權者,置於被告席上,反守為攻,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教育訴訟」。

這個念頭,也在家永先生心中埋下了一顆教科書訴訟的種子。

日本對於近代學校及教科書的認知,乃起源於1872年左右;當時,雖有相關概念,惟逢明治維新甫落實,政府無暇處理教科書,所以乃採取「自行發行、自由選擇」的制度。然而,任何專制的政府,對於這教科書的管制都不會放過。因為嗅到「反對專制」的自由民權運動,已逐漸高張的氛圍,所以在1880年開始禁止特定書目作為教科書,並在1886年開始導入「審定制度」。

後來更在1903年,將小學的教科書制度改成「國定制度」;其中,書的內容對於日本係「神之子孫」天皇所統治的「神之國度」,多所強調,對於學童的觀念可謂是反覆沖刷。戰後,不論是否有國內外壓力,政府開始反省廢止「國定制度」,改回「審定制度」。

時光冉冉,受到韓戰爆發及簽訂舊金山合約的影響,右傾而否定戰後民主改革的政治力量逐漸抬頭。首先,在1953年,國會修正學校教育法,將教科書的審定權歸於文部大臣。1956年,雖然強化教科書審定的教科書法案,受到各界的反對而未能通過,文部大臣卻依舊透過行政命令,新設立了「教科書調查官」。

此類職位,除可直接審查送上來的稿件外,更因為作為職員的緣故,得由文部省自自由(恣意?)任命(既視感、既視感、既視感,很重要所以說三次)。考量行政一體的作用,所以不免形成「政府─文部省─調查官」的教科書審查打線,使教科書受到政治影響的程度,愈發強烈。比方說,1957年,教科書的不合格率即高達3分之1(當時的學者有這麼爛嗎?你說呢?)

當追求真理的個性,碰到這樣的學術環境,家永訴訟正是被迫在這樣的情況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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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審定至今仍惹出許多爭議,圖為2007年沖繩人抗議教科書審定的畫面

家永訴訟之攻防整理─以杉本判決為中心

一、基本事實

在提起第一次訴訟的隔年,也就是1966年,家永先生正在為其「教科書第五版」進行審定申請,因未能配合主管機關之要求修改,所以在隔年獲得了不合格處分,理由為:

「在扉頁上插圖所出現的標題「支撐歷史的人」,究竟有何含意,實在曖昧不明。對學生來說,將難以理解。而內文中有關『勞動者在資本主義中,承擔基本任務』的說明,容易誤導學生,資本主義經濟僅由勞動者扮演基本角色。」
「而在『反對再軍備的人們』為題的照片中,可以看見人們呈現鋸齒狀的行進隊形。這樣的行進方式,鑒於已違反道路交通法令或都道府縣的公安條例,若維持原狀至於教科書,有讓學生誤認此種行為當然合法之虞。由於教育應帶來良善的影響,故難認適切。」
面對這樣的評價,家永先生過往曾說:「折斷筆,也要將教科書問世。」、「比起忍辱守住最低限度,毋寧更重要的,是把教科書傳至學生手中。」然對家永先生來說,為了能完整守護苦心完成的作品並傳世,不再如此抑鬱,所以家永先生在1977年6月,決意以處份名義人文部大臣為被告,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撤銷前開處分的訴訟。

(一)受侵害之基本權為何?

1、受教權

憲法第26條規定有關受教權之內容,尚應從生存權之文化教育保障面進行觀察。父母有教育孩童的義務,國家更有義務建立一套可以完善前開義務的公教育制度。也就是說,教育並非出自國家統制之必需,而是國民自身的受教權。

且當代價值既著重個人尊嚴之維繫,自包含學童,則讓學童能抱持未來可能性,自我學習,通曉事務而充分成長,則屬學童聲來的權利;為保障學童享有這般教育而授予教育,即為全體國民之課題。

2、教育自由

所謂教育的本質,係在滿足孩童充分學習的權利,並完善人格,且藉由教育,讓次世代得以繼承人類至今所建立的文化,開展和平民主的國家。然現代國家的理念,植基於人類價值的多樣化;國家實際上乃中立於各項人類內在價值,不對其進行干涉,給予價值判斷。所以,國家就涉及人類內在價值的教育活動,應站在福利國家之高度,在盡力尊重,避免介入之前提下,對應兒童及學生身心發展階段,提供必要教育,促進教育機會平等,提升教育水準。

憲法第23條規定保障人民教授學問見解的自由,教師出於教育需求,既有讓學童理解學問或研究的成果,藉此讓他們了解世間萬物,並獲得思考力及創造力的需求,即有賦予其學術自由保障的必要。也就是說,教師的教育自由與國民教育義務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對於教師來說,有權為選擇學童選擇適當之教材或方法;相關規定之存在,令國家得單方賦予教師使用教科書的義務,並限制教師對教科書的選擇,難謂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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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永三郎先生玉照,圖中間的字樣寫著「打造貫串真實的教育」。

(二)教科書審定制度是否合憲?

教科書審定是政府基於福利國家,為對應兒童及學生身心發展階段,提供必要教育,促進教育機會平等,發提升教育水準之責任展現,在此前提下,即使教科書寫作及出版的自由受到限制,亦屬出於公共利益之合理限制難謂違憲。

(三)教科書內容之具體審定是否違法?

然而,教科書審定應限定於教科書誤植等客觀明確的錯誤,或教科書內容是否符合課程綱要的範圍,不應超出前開限度,而對技術內容是否有當,進行評斷。基此,系爭不合格處分,應認違法。

家永訴訟的發動,不僅讓教科書審定的問題撼動該國內外,緩和教科書審定制度一昧朝國家統制的方向惡化發展,開始讓日本政府逐漸放寬對於戰爭加害事實的描述,對於兒童學習理論的發展也能有效促進。此外,也因為活動本身強調守護憲法之故,無形中也激起日本國民對於憲法意識的深化。

更全面的思考如同美國學者Constantine N. Vaporis 所述,若僅把「家永訴訟」視為個人司法救濟事件來理解,則視野將過於狹隘。換句話說,家永先生是在社會各界的資助下,提起三次訴訟,所以家永訴訟不僅是戰後日本歷史學的兩派之爭,也是日本社會對於教育權的鬥爭運動。何況尚牽扯日本對於戰爭責任與國家歷史意識的複雜問題。此問題不只在國內產生紛爭,也擴展至鄰諸國關係─特別是韓國、中國;其間歷史認識,多成雙邊磨擦的癥結所在。

暫且回歸法律爭議主題,家永先生認為,透過發動訴訟,國家必須「屈就」與個人對話,認真看待原告的主張,不似民間街頭運動,大多難以收到期待的效果。此外,家永訴訟之杉本訴訟深刻地從憲法高度論及教育之本質,賦予教師相關自主權,可謂給予該國教師相當自信及勇氣,繼續承擔對次世代的教育,並提供阻止政治權力對於教育體制之不當介入。

這些經驗點,足值我國課綱爭議借鏡。申言之,除街頭抗爭外,另一步即應由教育權及學習權受到侵害的教師及學生,提起行政訴訟,在訴訟中討論教科書審定制度的合憲性(促成法官聲請釋憲或合憲性解釋),還有課綱調整內容的實體合法性;藉以強迫教育部正視課綱內容,並凝聚校園成員及社會整體之關注意識。

1981年,當家永先生歷經數十年,進行到「第三次訴訟」的最高審級時,曾有人問他這個問題:「您能竭盡精力於訴訟的根源何在?」,家永先生語重心長的回覆:「在過去的太平洋戰爭中,我與我同世代的人多半都已去世,而我因為身體虛弱而殘活至今。對於同世代的死者來說,我有道義上的責任。即使耗盡了莫大的犧牲,也要守住憲法的原點。所以,對太平洋戰爭的敘述若過於隱晦,實令人難以忍受。」

若課綱真的洗腦,是否亦破壞我們守護的法治價值?我們應該繼續忍受嗎?是否有街頭抗爭以外的手段得併進?

「This is how we remember our past. This is how we safeguard our future」
語畢想起電影飢餓遊戲裡的史諾總統,這麼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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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只是給高中生「為賦新詩強說愁」的戰鬥?

參考資料

中文部分

許育銘,站列法庭的歷史學:家永三郎與日本教科書審定之研究,東華人文學報,第9期,2006年7月。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389126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50724/654099/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20/article/978

日文部分

山田隆司,「教科書檢定」と家永訴訟,法学セミナー,第712期,2014年5月

大島佳代子,教科書検定(1)――第2次家永教科書事件1審,憲法判例百選Ⅰ,別冊ジュリスト186 ,2007年2月

成鳩隆,家永訴訟の判決論奌と評価,法学セミナー,第518期,1998年2月

小中陽太郎,新‧権利のための鬥爭─家永教科書裁判「右傾化」の中の教科書裁判,法学セミナー,第317期,1981年7月

永井憲一,教科書裁判と教師の教育自由─第一審判決の內容紹介を中心として,季刊労働法,1970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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