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周刊/獵殺計畫啟動! 餓狼式查稅讓台商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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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今周刊
「2016是東莞台商腥風血雨的一年⋯⋯」深吸一口氣,一位大型、極具指標性的台商企業的財務長緩緩說出。
去年底,NIKE運動鞋主要代工廠豐泰正式對外公告,因為「遭福建省稅局進行企業所得稅移轉訂價查核」,要補繳人民幣2.22億元,合計台幣超過10億元的稅。豐泰誠實、勇敢地把不敢說的祕密搬上枱面,震驚市場。
「史上最大風暴恐怕才正要颳起,這將是壓倒中國台商的最後一根稻草。」在中國市場超過20年,看過至少四百家以上台商的移轉訂價報告的會計師,一字一字斬釘截鐵地說。
史上最強查稅
戳破台商不能說的秘密
「去年誰補稅最多?」幾乎人人遙手一指,都朝向在東莞數一數二的大台商——母公司是為致伸集團的東聚電子。
東聚為什麼被查?打開致伸的財報,數據已說明一切。東聚占集團的營收比重近八成,稅後淨利卻不到二成;再看營業利益率(營業利益/總營收),照理說,營收比重這麼高的子公司,營益率應至少與母公司相當,但最近三年(2013年到15年),東聚電子的營益率都不到母公司的一半。
「這就是典型的移轉訂價模式」一位任職於國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中國稅務的會計師直言。也就是說,東聚的獲利可能都被灌到位於避稅港的海外子公司,帳面上才會出現那麼大的落差。
過去30年來,幾乎所有在中國的出口商,都利用移轉訂價的模式避稅。即在免稅地區設立境外貿易公司,再將中國獲利透過集團內相關企業交易,移轉到免稅區,以節省所得稅費用,這個俗稱「三角貿易」的獲利模式,在中國已行之有年,但現在將被大力掃蕩。
知情人士指出,中央國稅局手上有一份「千家企業名單」,各省稅局則有「百家企業名單」,追稅對象鎖定大企業為主。企業一旦被盯上,甚至會被一口氣追溯過去十年的稅務和交易資料。
這幾年,反避稅潮流在國際間風起雲湧,中國也持續加強力道,稅務規範也逐步與國際接軌。去年六月,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正式發布《關於完善關聯申報和同期資料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簡稱《42號公告》,要求企業每年報稅時,須詳實揭露集團內關係企業的跨國交易,以及各關係企業的營運狀況,此舉讓集團內每家子公司是否有被「動手腳」都一覽無遺,沒有模糊空間。
同時,中國稅務機關的查核機制與手法也逐漸追上國際水準。他們一方面派種人員到歐美學習製作大數據資料庫;另方面,也組專業團隊,針對移轉訂價主動出擊。稅官們執法之嚴謹、手法之細膩,前所未見,那個可以塞紅包、議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躲不了!賺多少就要繳多少
大型台商全都剉咧等
落實移轉訂價查稅,影響究竟多大?簡單說,未來台商在中國的生產基地賺多少,就該繳多少稅,對在中國以製造業為主的出口台商,全都挫咧等。
「台商過去在中國的獲利都是假的,因為沒有計算稅務成本,財報上一年賺一千萬,繳完稅可能剩七百萬,繳完五險一金(雇主須提列的勞工社會保險成本)後,甚至可能虧損,過去賺的不是公司的競爭力,是中國的社會成本。」一位不願具名的會計師快人快語,一句話掀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過去台灣資本市場中所謂的「中概股」、「中國收成股」,曾經引領市場多少風騷,如今事實證明,有多少的風光都是躲在這殘酷的現實之後,自欺欺人,這是台商最不願面對的真相。


 

最佳女主角?2016的選戰策略分析!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2016台灣的總統應該會由代表兩黨之一的其中一位優秀女性來擔任,這也使得台灣成為國家元首選舉主要候選人都是女性的亞洲甚至世界首例。近來台灣媒體開始出現兩人背景資料的比較,試圖讓選民們對這兩位女性有更一步的認識。本文就用過去選舉中的一些簡單的數據來預測兩位女主角會如何登場演出吧!
作者:菜市場政治學2015-07-20 17:13

翁履中/美國紐約州立大學Cortland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Cortland)政治系助理教授

洪秀柱初選過關,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國民黨將不得不按照遊戲規則來提名。如此一來,2016台灣的總統應該會由代表兩黨之一的其中一位優秀女性來擔任,這也使得台灣成為國家元首選舉主要候選人都是女性的亞洲甚至世界首例。近來台灣媒體開始出現兩人背景資料的比較,試圖讓選民們對這兩位女性有更一步的認識。不過,除了分析基本資料之外,在這一場即將到來的歷史性選舉,選民們在選戰中到底會看到怎樣的發展呢?本文就用過去選舉中的一些簡單的數據來預測兩位女主角會如何登場演出吧!

圖為兩岸政策協會於6月18日公布「洪秀柱、蔡英文首次民調大PK」民調結果。(記者王敏為攝)

決定選舉結果的關鍵是什麼?

從1996年台灣第一次的總統直接民選以來,台灣政治學界對於選民的投票行為就展開了一系列的調查和研究。從歷年研究的結果顯示,經過多次的總統選舉之後,影響台灣選民投票決定的關鍵因素,已經逐漸從早期僅僅基於政黨和統獨意識形態的投票方式,轉而注重候選人的形象以及施政能力。近期的研究中更有學者進一步的主張,在歐美民主國家中經過多次驗證的「共識政治」(Valence Politics)投票模型對台灣的總統選舉結果有著比用政黨投票和統獨投票分析更好的解釋力。在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共識政治投票模型並不是要推翻舊有的投票理論,而是找到一個更全面的分析方式來找出影響投票的關鍵因素。再進一步解釋,共識政治投票理論的主張是,由於選民都是理性的動物,所以投票行為應該不論選舉的規模,背景,甚至國家,應該有一種類似的行為模式。在實際的運作上來說,結合了過去的投票理論,共識政治模型強調三項投票行為的決定因素是:一,政黨支持(動態);二,候選人的形象(動態);三,共識議題(誰能處理的比較好?)。前面兩項因素乃是基於過去的研究,所以大家比較熟悉,也很容易了解,至於共識議題(Valence Issue)是指什麼呢?剛剛說到,共識政治的概念是希望找到一種模型能解釋各種選舉,而共識政治模型之所以能超越時間,空間的差異,關鍵就在找到「共識議題」。

按照共識政治學者們的主張,共識議題必須是絕大部份選民都認為重要,並且有著共同立場的議題。舉例來說,大家都覺得失業率問題很重要,而沒人想要看到失業率升高。所以如果在某次選舉中,失業率被大部份選民(過半數以上)認為重要,加上絕大部份的人都想看到失業率下降,那麼「失業率」議題就可以被視為該次選舉中的「共識議題」。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如果有一個國家面對敵國的威脅,在選舉中很可能大部份選民會認為國家安全很重要,而絕大部份的民眾對國家安全這個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是希望能避免戰爭,那這一個「國安」問題就就可以被視為是該次選舉中的「共識議題」,而選民投票也因此會基於哪一位候選人在這一個問題上表現出較佳的能力來做決定。不過,如果民眾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分歧的,也就是說有些人反戰,有些人認為應該不惜一戰換取長久安全,在選民立場不同的情況下,國安問題就不是共識議題,而是具有對立意見的議題。

大家都熟悉的兩岸議題就是一個台灣選民心中的共識議題,圖為馬英九總統5月14日出席陸委會舉辦的「兩岸關係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記者羅沛德攝)

那麼,在台灣的選舉中究竟有沒有所謂的共識議題呢?其實大家都熟悉的兩岸議題就是一個台灣選民心中的共識議題,不過,不是從統一和獨立的對立觀點來看,而是從「維持現狀」這一個普遍可接受的立場來解釋。根據民調,台灣有超過八成的民眾或多或少認為「維持現狀」是目前對台灣最有利的兩岸立場。不論是回答「維持現狀,希望未來統一」,「維持現狀,希望未來獨立」,或是「永遠維持現狀」,台灣當前民意的最大公約數就是「維持現狀」。從共識政治投票的概念來看,民眾認為兩岸議題重要,而「維持現狀」又是普遍被大眾同意的單一立場,因此,「維持現狀」可以被視為台灣選舉中的共識議題。

下圖便是針對2004年到2012年台灣總統選舉的結果所進行的分析,在比較各種用來解釋投票行為的分析模型之後 ,從圖中可見,如果僅用政黨或是單一的統獨議題來分析選舉結果,其解釋力遜於所謂的共識型投票分析。簡單來說,要解釋現今台灣的總統選舉,不僅要考慮政黨,統獨,更要將候選人對關鍵議題的「處理能力和表現」加以考量,而這三項因素也就是學者所主張,選民投票抉擇反映出的是當下社會上的「共識」。

圖一、表中數值為Pseudo R-squared (作者自行分析)

用共識型投票的概念來看2016

一般來說,選戰中的主要候選人會用什麼樣的競選策略,外人實在難以了解,因此也難以預測究竟會演出什麼樣的選戰戲碼。不過,因為蔡英文的再度上陣,使得上一次的選舉資料對於2016的選舉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價值。基於前面所提到共識型投票的假設,我們有理由相信三大共識投票的因素:政黨,形象,與共識議題的處理能力將仍會是決定台灣下一任總統的重要指標。先從政黨的支持與投票決定來看,在2012年選舉中,代表國民黨參選的馬英九在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39.8%的情況下獲得了51.6%的得票,而蔡英文則是在民進黨支持度28.3%的劣勢中獲得45.63%的票數(見圖二)。如果用最簡單的概念來推論,假設政黨的支持者大都會投給同黨的候選人1,那麼馬英九在選戰過程中為自己爭取到11.8%的非國民黨支持者,也就是所謂的中間選民,而蔡英文爭取到17.33%非民進黨支持者的青睞。

圖二、資料來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作者自行整理

再從共識議題這一項影響選民投票的因素來看,根據過去台灣選舉的經驗,在兩岸議題上支持統一和支持維持現狀但傾向未來走向統一的民眾絕大多數會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而支持獨立和傾向未來獨立的民眾則多半是民進黨支持者。如果依據這樣的假設,在2012年的選舉,馬英九的「統一」鐵票是12.7%,而小英則應該能掌握22.7%的「獨立」票源(見圖三)。希望維持現狀的選民佔了58.9%,而他們正是雙方要爭取的選民。與選舉結果相比較,如果認為僅依靠統獨議題的立場就可以解釋投票行為,那我們應該推論比雙方可掌握的鐵票多出的部分就是來自希望維持現狀(58.9%)的選民。也就是說,馬英九在兩岸議題上為自己爭取到比鐵票多了38.9%的選民支持,而小英則只在希望維持現狀的選民中多取得22.93%。

圖三、資料來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作者自行整理

至於候選人的形象和能力部分,我們同樣可以在2012年的選舉中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現象。首先,從下圖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台灣民眾普遍給馬英九較高的領導人形象分數,不過,蔡英文在2012年未能取得較高的領導人印象分數,或許與當時她尚未有重要的領導職務歷練有關。值得一提的是,以一位沒有擔任過主要領導職務的政治人物對上現任總統,在領導人形象上差距能在10%以內,也算是相當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了。

此外,在共識投票的理論假設中,另一個相當關鍵的決定因素就是對候選人在處理共識議題能力的評價了 。從2012年的資料來看,選民認為在面對許多議題的處理能力上,兩位候選人大致來說是不相上下,唯一有明顯差異的就是兩人處理兩岸議題的能力。不論馬英九總統目前在台灣民眾心中的能力有多麼不理想,但在2012年的選舉時,他在兩岸議題的處理能力上獲得了68.5%台灣民眾的正面評價,而蔡英文卻只得到了33.8%的信任。從選舉的結果來看,這一個關鍵能力的差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圖四、資料來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作者自行整理

圖五、資料來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作者自行整理

最後,如果把共識型投票的概念化為實際的幾項指標,透過下圖的比較,可以清楚的看出,2012年的選舉結果與蔡英文在兩岸問題的處理能力無法獲得信任有高度的相關性。

圖六、資料來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作者自行整理

2016選戰會演出哪一齣?

重新分析2012年的選舉目的是再次點出台灣選舉中的關鍵因素,也就是政黨,候選人在選民心中的形象,和兩岸議題(誰能維持現狀?)。其中,選民對政黨的支持和對兩岸未來所抱持的統獨立場都不是候選人能夠運用短期的選戰策略就可以改變的。換句話說,兩位女主角接下來的選戰戲碼都會著重於如何塑造形象和處理關鍵議題的能力,尤其是如何處理兩岸議題!

再說更清楚一點,兩位候選人的首要任務不是拿出多麼了不起的兩岸論述,而是思考如何“表演”得讓選民相信自己是比另一位候選人更有能力處理兩岸問題的人。 從2012年的選舉資料中可以看出,普遍被認為傾向統一的馬英九,有31.3%的台灣民眾認為他的兩岸立場是永遠維持現狀或是維持現狀未來再決定。蔡英文的立場一般認為是較趨向支持台灣獨立,而台灣民眾也的確普遍有這樣的印象,因此,只有20.8的民眾認為她會支持維持現狀的主張。目前台灣有高達近八成的選民希望未來兩岸仍能維持現狀,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斷選民們更希望看到候選人能表現出維持現狀的意願和能力。所以,不難想像,民進黨和蔡英文必然會對民眾對她在兩岸立場的印象上多做努力。相較於蔡英文,洪秀柱目前在台灣選民心中的印象雖然還沒有確定的資料可以佐證,但從過去的發言來看,她傾向統一的形象與馬英九相比只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兩岸議題的立場上,對她有利的策略應該是努力地讓民眾相信她是最有能力保持兩岸當前現狀的候選人。不過,目前看起來她似乎正在挑戰台灣民眾所希望的“維持現狀”。

圖七、資料來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作者自行整理

小結:兩位女主角將有不同的演出

根據以上的分析,不妨預測一下接下來會看到的戲碼吧!民進黨可能會將選戰焦點擺在近年來備受年輕選民注目的社會正義和財富分配上。非到必要,盡可能不正面說明對兩岸交流的立場,用蔡英文獨有的學者形象強調未來對各項社會議題的關懷。包括多元成家,降低投票年齡,廢核,和財富重分配等等議題都將會是小英的強項。而洪秀柱陣營則必然將議題持續鎖定在兩岸議題並且強化自己直言敢講的特色,不僅會努力呈現與國民黨現有政治人物不同的形象,也非常可能朝向柯文哲式的選戰走向。不過,與柯文哲不同的是,由於洪秀柱並非以鮮明的個人形象加上睿智又白目的說話風格成名,她那訓導主任式的辯才無礙,聽在軍公教背景為主的藍軍支持者耳中或許感覺像是敢言直諫的真知灼見,但要打動年輕世代和中間選民,少一點八股的說教風格可能會更討喜。換言之,如果國民黨認為持續複製柯文哲的經驗就可以成功,恐怕太過樂觀,而其主要的效果也可能僅限於團結起泛藍選民而已。

包括多元成家,降低投票年齡,廢核,和財富重分配等等議題都將會是蔡英文的強項。(記者廖振輝攝)

最後,到底2016誰會當家?如同本文所分析,關鍵的三個因素中,政黨支持度和民眾的統獨立場都是經過時間累積的,只剩下「表演」的分數選民還沒做出決定。蔡英文的確在前兩項中獲得暫時的領先,但是選民對洪秀柱的相對新鮮感卻也提供了她在表演上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尤其是當政壇因為柯文哲颳起的一股「透明政治」的風氣,對於被視為B咖的洪秀柱來說,如果真的抱持著自己沒有什麼好損失的心態,選戰中不按牌理出牌的策略可能真會讓蔡英文措手不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選民的投票行為不必然是為了要讓社會變得更好。往往選民投票不是想著要在「善」與「惡」中做選擇,而是在「利」與「不利」之間取捨。大部份的情況下,選民考慮的是自己的生活會不會變得更好,考慮的是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例如在2012年選舉,很多人選馬英九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馬英九會讓財富分配更平均,讓治安變好,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馬英九可以保障兩岸有更多生意可以做。換句話說,當時的馬英九選了大部份人想看的戲碼(共識議題)來演出並且掌握了它。

洪秀柱陣營則必然將議題持續鎖定在兩岸議題並且強化自己直言敢講的特色,不僅會努力呈現與國民黨現有政治人物不同的形象,也非常可能朝向柯文哲式的選戰走向。(記者張嘉明攝)

到目前為止, 這場第一女主角的戰爭看起來是小英稍具優勢,但是,不到結果揭曉誰也不知道最後結果,甚至有可能還有其他參選人會加入競爭。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場秀正準備開始,而上述的戲碼也將要陸續登場,台灣選民心中的最佳女主角會是誰?肯定是把這場秀演得最好的那一位!

註解》

1. 此一簡單的推論僅是為了凸顯用政黨立場來分析投票,會產生對選舉結果解釋力不足的疑慮。事實上,學者在分析政黨投票時有更完整詳盡的分析,通常並非僅僅考慮政黨立場單一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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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商大撤退到蔡英文拐點

推文到plurk
2015-06-25 06:00
◎ 李進德
看了週三經濟日報「台商遇四面埋伏 全線大撤退」專題報導,只能用「怵目驚心」來形容。
報導中提到:中華徵信所調查, 二○一三、二○一四年已持續兩年中大型企業登陸投資是零獲利或虧損占比達六十%以上,加上小微企業,換言之,有近八成的台商實際是處於虧損狀態。一名紡織成衣業台商說:「我賣一件人民幣九十元,陸廠殺低價競爭只賣九元」,還說跟他一樣想關廠的台商比比皆是,家具、成衣、製鞋、傳統電子等產業都將「連根式」出逃;他估計,製造業台商關廠潮兩年內將湧現高峰。而因第二代不願接手,台商把公司結算、返回台灣養老的現象非常普遍。難怪台企聯總會長郭山輝會在台商端午節座談中說,今年是台商在大陸發展最嚴峻的一年。
個人認為,中國台商的危機,極可能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轉機。這些返鄉的企業經營者與高幹,不只見證了中國經營環境的惡化,社保、工安、環保的風險與成本快速飆漲,也見證了生產過剩引發的惡性競爭,甚至見證了「紅色供應鏈」的排外與威脅。合理推測,他們應該不會再被國民黨、統派媒體所戮力宣揚的「投資中國」所迷惑,這批人應可平心靜氣聆聽、認識民進黨「扎根本土、面向全球」的經建思考,從而凝聚台灣發展的新動力!
英國金融時報曾報導「當中國遭遇『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向世人警示,當一度取之不竭的農村廉價勞動力快速枯竭,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轉為「人口赤字」!然而,對中國失望、返台的台商大軍,卻可能是台灣經濟發展重整、再出發的重要力量。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迫切需要的,是一個懂得經濟的國家領導人,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治國、無能到獲得國際認證的Bumbler,或是一個根本沒有國際觀、只會潑婦罵街的訓導主任!
企盼蔡英文能戒慎恐懼,廣納建言,規劃前瞻的經建藍圖,提供良好的投資方向與機會,引導回流資金進入生產事業,而不是停滯在房市、股市鼓動泡沫,摧毀年輕人對未來的願景。若能如此,將台灣從「鎖進中國」的經濟依賴中釋放出來,或許四年後、八年後,依賴理論將出現「蔡英文拐點」這個新名詞,與「劉易斯拐點」相互輝映!
(作者現任教職,桃園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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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遭遇“劉易斯拐點” - 頭版 - FT中文網 - http://goo.gl/la9q6y

2015年05月14日 06:51 AM

當中國遭遇“劉易斯拐點”



 
 

【編者按】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的日益枯竭,中國正面臨經濟學家所說的“劉易斯拐點”。當“人口紅利”轉為“人口赤字”,中國經濟的格局將發生深遠改變:持續30多年的“中國奇跡”或將變換步調;而當下經濟結構中的種種扭曲,卻有望重新實現再平衡。FT中文網從今日起推出“‘中國奇跡’終結?”專題,探討“拐點”時代,中國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當1919年鄧小平離開家鄉廣安去巴黎留學的時候,廣安還是四川省一個極度貧困的農業社區,那裡的生活水平在200多年裡幾乎沒有上升。

60年後,鄧小平發起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經濟改革釋放了一股農民工洪流,推動中國轉型為一個工業強國。在此過程中,他的廣安鄉親們積極投入進城務工的潮流。

在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被取代,農業產出大幅飆升。鄧小平允許農民保留一部分自己的產出,從而讓他們有動力提高產量。但是地處山區的廣安不適合機械化農業,影響了改革帶來的益處。

77歲的沈孝診在回憶廣安在鄧小平1978年啟動改革之後的生活狀況時說道:“土地貧瘠。你可以一整天在地里勞作,但沒什麽用。那時人們常常為了一點化肥而爭吵。去外面一天掙的錢比這里一個星期掙得都多。人們寄回來的錢對我們這里的生活非常重要。”

英國《金融時報》對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發現,就人口比例而言,廣安對中國“農民工奇跡”(勞動力以空前規模從鄉村遷移至城市,支撐了持續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在廣安的470萬戶籍居民中,近三分之一不再住在當地

然而,現在經濟學家們表示,中國城鎮化最具活力的階段已經完成。來自廣安這樣的貧窮農村地區一度用之不竭的勞動力正在快速枯竭。

村富餘勞動力枯竭——經濟學家們將這個重要的里程碑稱為“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對中國經濟具有深遠影響。隨著進入中國工廠的低薪農民工數量減少,工人們要求提高工資(事實上這一現象已經明顯存在了好幾年)。這要麽導致低端製造商破產,要麽迫使它們提高價格,從而減緩幾十年來推動中國經濟的出口增長。

高盛(Goldman Sachs)香港私人財富管理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銘表示:“勞動力和資本將變得越來越有限,越來越昂貴。隨著工業品價格上升導致出口放緩,中國經濟將會進入再平衡。投資將不得不放緩。這正是我們在房地產和製造業看到的情況。”

增長動力

中國經濟在過去10年的諸多特徵——快速增長、不平等程度不斷上升、儲蓄和投資偏高以及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至從鄉鎮和鄉村涌向工廠和建築工地的農民工洪流。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NBS)估計,去年外出打工6個月以上的人數達到2.78億。如果這些人是一個國家,那將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國家。

官方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ur Economics)所長蔡昉表示,2016年至2020年期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預計將從1995年至2009年的9.8%放緩至6.1%。勞動力人口不斷縮減是主要因素。

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在1954年提出了拐點理論,用以解釋在經歷快速工業化的農業經濟體中,工資是如何保持低位的。自那以來,該理論被普遍用來解釋日本、韓國和台灣等“亞洲小虎”的發展軌跡。

據劉易斯解釋,工業化啟動之初,勞動力從生產率低下的農村向城市工業部門的重新分配有助於推動快速增長。但這種發展的成果超出比例地流向企業所有者,因為農村過剩勞動力的“深潭”確保了薪資保持低位。

這種格局解釋了中國經濟的特徵:儲蓄率和投資率高得異常。知道自己可以輕易找到新工人的工廠老闆和房地產開發商,大膽地擴張業務。不斷增長的利潤助推進一步投資,形成一個正向反饋循環。廉價勞動力和高儲蓄率導致了貿易順差、巨額外匯儲備和貨幣升值。資產泡沫也可能出現,就像中國房地產市場那樣。

然而,最終農村的工資開始趨近工業部門。在那個環節就會出現勞動力短缺,城市雇主必須提供更高的工資,才能吸引工人離開農村的家鄉。企業利潤、出口競爭力和資產價格下降。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黃益平表示:“當我在2004年撰寫一篇題為《中國勞動力短缺》的評論文章時,朋友們都嘲笑我。現在大家都知道中國勞動力出現了短缺。”

如今,廣安的鄉鎮大街和村子里幾乎看不到勞動年齡的人。留守當地的大多數是孩子和老人。

城鎮化

64歲的退休小學老師程德全表示,他的鄉村學校(從鄰水縣中心走兩個小時泥濘的上坡山路才能到達)已經沒有多少學生了。

他說:“學校還在那裡,但只有兩個年級和10來個學生。他們不可能一直上下去。父母們全都去城裡打工了。”程德全所在的村子以前有500口人,現在只有30人。

盡管廣安的許多村民去了遙遠的城市,但程德全搬到了附近“縣城”一套舒適的公寓里。10年前僅有幾幢政府大樓的縣城現在熙熙攘攘,非常熱鬧。盡管它在行政區劃上仍屬於農村政區,但實際上已經城鎮化了。

在鄰水縣城的一家露天餐館,農民子弟們吃著重慶火鍋,喝著啤酒,高聲談論著。簡易木桌上的火鍋熱氣騰騰,豬腦、牛肚和鴨腰花在麻辣的湯料中翻滾著。對程德全來說,家鄉的變化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回憶起上世紀70年代末妻子和年幼的子女晚餐分享一個紅薯的情形。

要理解中國不斷變化的人口結構,縣城是一個關鍵概念。按照官方統計數據,中國的14億人口中有48%仍住在農村,這個數字似乎說明農村還有大量可能進城務工的勞動力。

然而,另一項按行業分類的就業數據顯示,只有大約30%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社科院的蔡昉表示,在修正各種統計偏差之後,從事農業生產的實際勞動力人口比例只有20%。

蔡昉表示:“如果你去到農村,我敢肯定乾農活的沒有30歲以下的。他們根本不在那裡。”

如今,始於廣東省等出口中心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也蔓延到了勞動力供應一度最為充足的廣安。這給鄰水縣合流鎮鎮長甘智勇等官員帶來了麻煩。

“人們的印象是外面的工資更高,但情況正在變化。如今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很高,”甘智勇在簡樸的辦公室里說道。他的辦公室里沒有電腦,靠裡面有一間卧室。官方數據顯示,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已從2005年的每月861元人民幣(合139美元)上漲到如今的每月2864元人民幣。

即便鄉鎮的工資水平仍低於城市,但如今兩者差距已經收窄,以至於一部分潛在的進城務工者選擇留在離家更近的地方,以求得到更高的生活質量。“外出的人比以前少了。人們想呆在這里,對自己的孩子有個照應,”甘智勇說。

農民工數量減少是中國勞動力人口縮小的一個方面。但在城鎮化放緩的同時,中國出現了人口快速老齡化,這是放大劉易斯拐點效應的另一項關鍵轉變。

獨生子女政策在大約1980年至2014年期間為中國經濟帶來了一種“人口結構紅利”。現在這種紅利開始變成赤字。蔡昉指出,中國15歲至64歲的人口數量已在2013年見頂。兒童和老年人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人口撫養比——自2011年開始上升。中國在1979年出台獨生子女政策,但出生率上升趨勢持續至1980年代。1987年,中國新出生人口達到2500萬,此後逐年減少,到1997年減至每年約2000萬,去年減至1600萬。

“兩、三年後,我們將開始看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勞動力再次出現陡峭、大幅的下降,”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上海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的中國人口問題專家王豐表示。

再平衡動作

不過,達到劉易斯拐點也有積極的一面。多年來,經濟學家們警告稱,中國儲蓄和投資比例過高導致國內扭曲,也造成中國與世界貿易關系失衡。

這種高投資引發了建設浪費、資本配置不當和產能過剩。空盪盪的公路和公寓樓無人居住的“鬼城”是中國各地常見的景象。工業部門過於膨脹,鋼廠、船廠和太陽能電池板廠的產量高於國內需求,導致了中國與貿易夥伴國之間關系緊張,後者抱怨中國“傾銷”過剩產出。

劉易斯的理論解釋了勞動力市場的格局變化將如何幫助糾正這些問題,推動政府政策迄今未能實現的那種經濟再平衡。

工資上漲會逐漸侵蝕利潤和投資,所以“再平衡自然而然地發生,”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經濟學家、與黃益平同為有關中國處於劉易斯拐點的論文集的編者郜若素(Ross Garnaut)表示。“這個拐點將迫使再平衡發生。”

任何再平衡都將從根本上重塑中國經濟及其與世界的貿易關系。在拐點前時代,房地產、基礎設施和煙囪工業在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在新時代,醫療保健、媒體、金融服務和旅游等服務行業將蓬勃發展。進口將不再集中於原油和鐵礦石等大宗商品,中國將購買更多的食品和其他消費者產品。

鄧小平的改革在中國開啟的種種變化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存在一系列條件,而這些條件正在快速消失。中國如果要繼續向前邁進,躋身富裕國家行列,就需要借助提高城市生產率實現增長,而不是僅僅依靠把農民從農田轉移到低端的工業崗位。

“不必害怕潛在增長率的放緩,”蔡昉說。“然而,新的發展階段要求中國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轉型,從僅僅依靠資本與勞動力的投入過渡到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延伸閱讀:戶口制度的政策改革難度較大

政府政策(尤其是中國的戶籍登記制度)加劇了應對勞動力減少這一挑戰的復雜性。現行戶口制度不鼓勵潛在的進城務工者離開農村,因為他們在離開戶口所在地以後,在遷入地享受不到醫療、教育和養老等社會福利。對許多人來說,那意味著讓家人留在家鄉,自己到城裡工作。

“如果你不讓人們住上好房子、得到好的醫療服務,不讓他們的孩子就讀質量好的學校,他們就不會呆在城市裡太久,也不會把家人帶到城裡安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郜若素表示,“這意味著,有相當多的農民工到了一定階段就會離開城市,而那時他們往往已經具備了技能,本來能夠真正發揮生產力。”2013年11月,中共領導人批準了一項逐漸廢止戶口制度的方案。但該方案的執行很復雜,尤其是因為負責提供福利的地方政府往往沒有財力向數百萬農民工提供福利。

經濟學家們表示,若沒有全面的財政改革,就不可能完全廢止戶口制度。不過,對年長的農民工而言,戶口制度改革可能來得太晚了;他們離開家鄉大半輩子,卻從未完全融入自己幫助建設的大城市。

尹正全(音譯)當年離開四川廣安到廣東惠州打工。他非常清楚自己將來會在哪裡定居。“最終我當然會回鄰水(廣安下轄的一個縣)。這里是我的家,”他操著離家30年後仍帶四川口音的普通話說。

“多年在外的人們……知道,他們總是可以回去,種點蔬菜,買點大米,度過餘生。”

Ma Nan補充報道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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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愤怒抵制韩国货,乐天集团首当其冲

北京——他通常去那里买霓虹灯橙色的蜂蜜柚子茶、特大包的干海苔,以及似乎永远打折的盒装鸡蛋,15个八块钱。

但这次不同。退休的商店老板李新(音)这次到韩国超市连锁店乐天玛特的一个北京分店是带着话来的。 

周日,中国东北吉林省的一场诉求抵制韩货的抗议。

高个子的李先生穿着破旧的绿色大衣,他站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家乐天玛特商店的入口处大喊,“从中国滚出去!我们不要叛徒!”

韩国星州郡,围绕在乐天拥有的高尔夫球场的铁丝网,该处将部署末端高空防御系统。

韩国同意部署一个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之后,反韩情绪开始席卷中国大地,中国说该系统可以用来监视其领土。 

中国新闻媒体在刺耳的社论中敦促抵制韩国产品。学生、退休者和出租车司机都带头发起针对韩国企业的抗议活动。旅游官员已下令大陆的几家旅行社取消去韩国的旅游团。不满的民族主义者发誓不再吃韩国泡菜或韩国烧烤。

这种群情激愤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考验。一方面,北京正试图利用人们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愤怒,官方认为该系统威胁了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希望与韩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在韩国陷入一场导致总统朴槿惠倒台的政治危机的时候,朴槿惠支持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合作。

抵制韩国企业的做法也在中国人中制造了分歧。有些人认为,必须对抗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其他人则对这种民族主义做出警告,认为中国应该找到更友好的方式与韩国建立理解,韩国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关系。

“和平最重要,”北京一家德国制药公司的员工、25岁的刘元元(音)说。“国家之间不应相互威胁。”

对韩国的愤怒大都集中在乐天身上,这家零售集团在中国大陆经营着112家商店,雇有约1.3万名员工。乐天于2008年进入中国,自从公司决定为在韩国部署美国反导系统提供土地之后,它在中国的商店已被抗议和当局的审查压垮。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周四,中国当局已经关闭了乐天大陆商店中的大约一半,理由是它们违反了安全规则。还有一家商店被罚款2万元人民币,因为店内使用的手持无线通话器发射“非法的无线信号”。周三,当局对一家乐天与美国好时公司合资的巧克力工厂进行火灾检查后,下令其暂时关闭一个月。 

本周,美国官员宣布已经开始在韩国安装名为末端高空防御系统(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system,简称“萨德”)的反导技术后,针对乐天商店的抗议活动再次爆发。

在东部省份山东的淄博市,抗议者举着横幅,要求乐天离开中国。“祖国的安全不荣侵犯,”一条10米长的横幅上写道。在中部省份河南的许昌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员工们成排地站在一起,高举着抗议乐天的横幅,唱着中国国歌。

北京也有些不满的声音,包括来自李先生的。 

李先生说,他在微信上第一次听说乐天做的土地交易,微信是一个流行的即时通讯应用,一个称乐天是“中国人民的叛徒和敌人”的请愿书正在该平台上流传。

“我曾对中国和韩国的未来抱有很多希望,”李先生说。“现在我担心韩国变了。” 

在南方城市昆明,云南民族大学的学生在宿舍的门口张贴了一张谴责乐天的标语。 

据该宿舍21岁的学生刘郭梦晨(音)提供的照片,标语上写道,“首尔微不足道,强我中华大国!”

主修环境设计的刘女士说,她将不再购买韩国化妆品和其他商品。 

“这些东西完全不必要,”她说。“中国正在日益强大。韩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认为我们的崛起是一种威胁,所以他们想联合起来削弱我们。”

中国新闻媒体对推动抗议活动起了核心作用。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个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暗示,乐天是破坏中国企图的同谋,它在中国不再受欢迎。上周,《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社论呼吁抵制乐天。

面对新闻媒体上的这些厥词,也有些人敦促克制,他们对挑动人们批评韩国的做法表示质疑。

29岁的张梦洁(音)非常喜欢像BTS这样的韩国男孩乐队,她说,抵制韩国商品和艺术家是不理性的。 

“那些明星们只是为了娱乐,他们不想参与政治,”张女士说。“他们与政治毫无关系。” 

提到抗议乐天的人时,她还说:“我不觉得这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们只不过是随大流,冲动行事,使用极端的语言而已。” 

对在韩国有亲戚朋友的中国公民来说,抵制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忧虑。 

24岁的董明梦(音)是来自东部省份安徽的一名滑雪教练,她打算下个月在韩国庆州与她的韩国未婚夫郑在允(Jung Jaeyoon,音)结婚。但她说,由于局势紧张,她的11名中国亲戚的旅游签证一直办不下来。

“我被爱国主义劫持了,”她说。 

董女士说,她为此流了不少泪,她的母亲不敢询问自己签证申请的状态,因为担心会受到骚扰。 

作为对抗议乐天的回应,一首讽刺政府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词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早上恨美国,

中午恨韩国,

晚上恨日本。 

时间有限,抽空恨台湾、新加坡。 

夜里作梦,再恨越南、菲律宾。

今年是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25周年。但是,在目前两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目前还没有任何庆祝活动的安排。 

分析人士说,抗议可能是短暂的,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希望在韩国即将举行选举之前,煽动太多的仇恨。

“这些行动通常很快就会过去,”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聂保真(Pal Nyiri)教授说,他专门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府一直在采用同样的政策——鼓励民族主义,然后利用之,但也对民族主义失控保持警惕。”

许多中国人已经发现很难继续抵制下去,因为中国商店货架上受欢迎的韩国商品太多了,比如化妆品、口罩、泡菜。

北京的电工张新(音)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到一家乐天商店,买了一袋排骨为妻子做午饭。他说他支持抵制。 

“韩国总是在吓唬中国,他们很傲慢,”49岁的张先生说。“以后,我会在少来这里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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