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不是不要求民主，而是不需要台灣式的民主」，新加坡的民主，比較類似日本式的民主，人民教育與素質較高，知道什麼才是對自己最好，新加坡的執政黨—民主行動黨，跟日本自民黨一樣，幾十年來都掌握著國家機器，但是潔身自愛，沒有重大的貪腐與醜聞，政府的效率、執行力，都是亞洲乃至世界的前幾名。新加坡政府雖然有控制言論自由，但是沒有很過分，「因為人民富足安康，基本也沒什麼怨言」；並直言，新加坡人早就看透民主的真諦，「我自由，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萬事有政府當靠山，奉公守法沒人能傷害得了你。」http://bit.ly/2mD7ezo
陳麒安
新竹客家人，新竹中學畢，成功大學歷史系畢，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長期致力於臺灣獨立建國運動與維護吸菸者權益運動，現為臺灣吸菸者權益促進會、臺灣遺址文明推廣協會理事長。[完整介紹]
中正路是否改名的問題，仍必須回歸到中正路當初是怎麼被命名的過程來思考。由此來檢視轉型正義，究竟該進行所謂的價格戰，也就是衡量將耗費多少社會成本，還是確立轉型正義的「價值」並為此奮鬥到底。（圖為淡水中正路）圖／鍾孟軒
中正路是否改名的問題，仍必須回歸到中正路當初是怎麼被命名的過程來思考。由此來檢視轉型正義，究竟該進行所謂的價格戰，也就是衡量將耗費多少社會成本，還是確立轉型正義的「價值」並為此奮鬥到底。（圖為淡水中正路）圖／鍾孟軒
為了兌現選舉承諾與眾多支持者的期待，延宕多年的轉型正義相關法案《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終於在本月初於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將設置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並將在2年內提出完整的調查報告。
民進黨政府顯然希望在2017年底之前，能繳出一份漂亮的改革成績單，但政府是否已有決心面對複雜又極為龐大的轉型正義工程，會不會再度陷入「先求有再求好」的價格談判模式，有如先前推動的政策措施一例一休等，反而模糊了轉型正義的價值，這是讓所有支持者最擔心的事。
條例通過後，中國國民黨方面立刻提出了所謂「政治追殺、政治清算」與獨裁者「功大於過」等言論作為反制；這倒不足為奇，因為該黨本來就享受著過去獨裁統治留下的種種好處，未來會用盡一切力量，抗拒轉型正義也順理成章。
怪就怪在民進黨政府立刻就有人出面呼應，例如：內政部長葉俊榮便說，中正路是否改名，屬於地方自治的權責，中央不應該介入；地方執政的縣市長也說，由於道路更名涉及民眾權益甚鉅，戶政系統、工商登記等都必須面臨變更，未來中正路是否改名必須審慎並「依法辦理」。
確實，政府的每項施政措施都有成本，但面對台灣民主化近30年來，仍未解決的各種「威權遺蹟」，若只是在討論是否耗費龐大社會資源等成本問題，將陷入「討價還價」的價格戰，而不能突顯轉型正義的真正價值。況且，《促轉條例》的高度官僚集中的特質，委員會未來能決定什麼項目要「轉」，以及要怎麼「轉」？如照葉部長所說，中正路是否改名，屬於地方自治權責，似乎曲解了《促轉條例》的本質。
中正路是否改名的問題，仍必須回歸到中正路當初是怎麼被命名的過程來思考。由此來檢視轉型正義，究竟該進行所謂的價格戰，也就是衡量將耗費多少社會成本，還是確立轉型正義的「價值」並為此奮鬥到底。對於未來將要進行的各項轉型正義工程，才不致再度陷入無謂的紛爭中。
中正路命名的由來，一般人以為是因為國共內戰失利而「播遷」來台的國民政府所為。但實際上，早在二戰後初期，台灣於日治時期使用的街道路名，便已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主導下，大量變更，中正路的命名應為此時期開始的產物，而非於1949年之後。
依據1945年11月17日頒布的《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第1條：「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本公署）為破除日本統治觀念起見，特訂定本辦法，以為改正街道名稱之依據」。由上所述，原本台灣在日治時代，已使用半世紀之久的街道名稱，因為二次大戰的結束，日本戰敗，來台接收的新統治者為了要「破除日本統治觀念」，而要更改街道名稱，其政策的目的性十分清楚。
至於有哪些是具有「日本統治觀念」者必須改正，以及新的街道名稱要如何訂定？依據該辦法第2條的甲、乙、丙3項規範：凡具有紀念日本人物、伸揚日本國威、顯明為日本名稱之街道名稱，均應由當地縣市政府成立後，2個月內改正。
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1945年10月25日正式運作，11月17日即公佈這項街道名稱的改正辦法，短短不到1個月裡，便要求新的縣市政府，必須在2個月內改正之，可以看出這項政策的雷厲風行。它既不考量最重要的住民意願，也不管舊有的使用習慣，更不管改名之後所牽涉的路牌、門牌、戶籍登記、工商登記、名片等等均全部要更改的「社會成本」。辨明此點，對於目前中央及各縣市政府，對中正路是否改名的意見，頗有參考價值。
辦法的第3條規範改正後的新街道名稱，應如何訂定，在這裡「中正路」等路名終於出現了。該條分甲、乙、丙、丁四項各縣市政府應遵行的新街道名稱規範，分述如下：
甲、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如中華路、信義路、和平路等是。
乙、宣傳三民主義者︰如三民路、民權路、民族路、民生路等是。
丙、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如中山路、中正路等是。
丁、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
由此可知，現行台灣各地的街道路名，是戰後初期來到台灣的國民政府以「新統治者」的姿態，不惜成本地迅速清除日本統治時期，所遺留下的各種痕跡，而有的政策措施。由於街道路名與庶民生活息息相關，可以在潛移默化裡傳遞統治者的思維，當然也就成了新統治者，重要且必要的統治手段。
想像一下戰後初期的台灣人，當時的識字率（日文）接近95%，其中卻只有極少數人懂得北京語，因此他們必須藉由片假名，才能正確讀出新的街道路名。台灣當時的「光復」，實際上是再一次「被殖民」。現在部分地方的縣市首長，不理解當時國民政府「殖民統治」的本質，才會有所謂民眾已習慣，或是改名將耗費大量社會資源等「改革價格」的說法。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各地關於中山路與中正路的命名，大都挑選日治時代最繁榮的兩條街道直接改名，且這兩條路大都呈交叉狀，中正路通常又會比中山路稍寬闊些，而且中正路不分段。這種巧合，似乎也透露當時中國國民黨人對於其「總理」與「總裁」信仰的差異化。
綜上所述，台灣必須進行一場全面且深化的「街道路名改革」，幾乎已是轉型正義工程裡，不可迴避的一部分。而蔣介石本人的歷史功過，也隨著史料發現與論述研究更多，而有定論。對其獨裁統治，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較之希特勒沒差多少，也已漸成為共識。因此，街道路名改革從「中正路」開始應較無爭議，也能為其他的街道路名改革發揮好的帶頭作用。
為了避免轉型正義陷入以「價格對抗價值」的爭論，未來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必須思考如何擴大參與的問題，執行機關除了在中央設置促轉會外，地方政府也應該在這個工作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甚至許多民間團體的意見也應廣納，建立「由下而上」的轉型正義決策模式，以避免目前官僚集中的弊害。
民進黨政府要讓民眾對於改革有感，就必須堅持轉型正義的價值來進行說服；在通過條例後便沾沾自喜，急著要在明年選舉前向選民邀功，這樣很容易就會被看破手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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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李光耀「獨裁」被囚 新少年絕食送醫
拍片批評前新加坡總理而遭當局關押的16歲少年余澎杉（Amos Yee）傳絕食多天導致血糖過低送院觀察。（Reuters）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因拍影片批評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而遭當局囚禁精神病房的16歲少年余澎杉（Amos Yee），傳出已展開「絕食抗爭」多天導致血糖過低送院。法庭原定今日會作出判刑，但因余澎杉入院，聆訊（判）恐將延期。
根據余澎杉的律師達威爾（Alfred Dodwell）表示，聆訊（判）原定於今日下午2點半舉行，當局將會視余的身體狀況決定是否延期。
聲援余澎杉的組織「Free Amos Yee」（釋放余澎杉）指出，余澎杉被捕時的體重約有45至47公斤，但在2天前跌至43公斤，並有低血壓。余澎杉甚至和來探望他的人說「如何進食？如何睡？像有很多螞蟻爬向你的身體，房間也沒有清洗過，即使瘋的人也不應該被這樣對待」，他也告訴友人「自己沒有食慾」。
逾百人在昨天中午於新加坡芳林公園集會，聲援余澎杉，並拉起「Support Free Speech」（支持言論自由）布條，表示「罵李光耀不是罪」，痛批當局已拘禁余澎杉超過50天，刑罰超過合理範圍，也爭取新加坡人有自由表達的權利。
不一樣的威權？新加坡少以領袖為地名的文化政治
葉韻翠（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用地名來紀念有什麼好討論的？
「紀念地名」指的是為了紀念特定的人、事、物所命名的地名，領袖地名即屬於紀念地名的一種。由於直接以國家領袖之名來命名，是故地名被漆畫上強烈的政治色彩，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地名，命名過程涉及了濃厚的政治論述。
我近年來的研究主要藉由西方的批判地名學方法，進行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的領袖地名議題研究。三個國家曾經或現在處於威權體制的統治氛圍之下，國家領袖透過各種方式對於社會進行高度掌控，是政治的一大特色。而領袖地名是一種很好的媒介，讓我們可以了解政治權力如何干涉常民生活空間，植入領袖崇拜或紀念，以達意識形態灌輸之目的。領袖地名的推展情形，也恰好可以做為三個國家各具特色威權型態的表徵。
2004年8月16日，為了對李光耀長期為國家付出的貢獻表示敬意，並作為李光耀80歲生日的祝賀，總理李顯龍宣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新設立「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圖片來源：Bernard Oh，Flickr）
在台灣，領袖地名可說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地名，普遍出現在各地的中山、中正地名，引導我們對於戒嚴時期政治社會的想像。中山、中正兩類領袖地名大量在公共空間中產生增生效果，從而以非共時性、不均質的方式廣泛滲入常民生活空間。另觀馬來西亞，以國父東姑阿都拉曼為名的地名，自1957年獨立以來陸續地出現在各類型的公共空間中，東姑地名數量雖可說是居馬國領袖地名之冠，但其數量與密度卻遠不如台灣的中山、中正地名。此外，馬來西亞的人物紀念地名牽涉該國族群政治，透露出標榜「維護封建」、「馬來優先」的政治理念。
相對於台灣戒嚴下的絕對威權，與馬來西亞時而溫和、時而極端的威權統治，新加坡的菁英威權，或可說是李光耀建立起的家長式威權型態，在領袖地名的表現上卻顯得「含蓄而保守」。
從「一種新加坡人」談起......
國家認同是新加坡長久以來國安考量中的重要一環，如何透過各種政策將其多元族群整合成具國家意識形態的「One Singaporean」，一直是政府努力的目標。當中，普遍存在於常民生活中的地名亦被挪用作為政治媒介，地名的「抹除」、「更名」或「新命」被視為是形塑新加坡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我在2013年發表於《亞太研究論壇》59期的 “Erased Place Names” and Nation-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Singaporean Toponyms”（被抹除的地名與國族打造：新加坡地名的案例研究）一文，試圖以遭抹除而消失的地名為中心，跳脫一般地名研究關注的現有／更名後地名，由另一種角度探討新加坡政府透過地名的刮除建構國家認同的方式。另外仍讓我感到好奇的是，新加坡政府在這種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領袖地名議題上，施為情形如何？是故在本篇文章中，我主要以領袖地名為中心，探討後殖民時期新加坡以政治領袖進行公共空間命名／更名過程的文化政治，藉以挖掘新加坡政治與社會文化中之特殊面向。
新加坡人要聯手進入第一世界（圖片來源：Denis Bocquet，Flickr）
領袖名紀念：起自年輕世代對國家歷史記憶的遺忘……
新加坡的國家發展走過了建國困頓的草創時期以及後來的經濟起飛，呈現了一片繁榮富裕景象。但在邁入21世紀之後，這些對國家發展有重大貢獻的第一代甚至第二代領袖們卻日漸凋零。年輕世代遺忘了歷史記憶，對建國領袖的貢獻也越來越不熟悉。在建國領袖們相繼辭世後，為了讓當代及未來世代的新加坡人能夠了解「建國一代」所付出的努力，以增進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領袖紀念議題被公開的提出並持續發酵，在《海峽時報》為讀者們開闢的〈論壇〉討論區域中出現了諸多的想法交流。
以領袖名稱進行公共空間的命名對於新加坡社會而言雖然並不陌生，但並不是一項普遍的做法。二十世紀的《海峽時報》中關於領袖地名的討論也較少而零星，且領袖地名的提議並不引起有關當局的興趣。最先在2001年6月3日的《海峽時報》刊登了人民行動黨國會議員伍碧虹（Irene Ng）所發表的觀點〈讓我們開始一項紀念已故領袖的傳統〉，掀開了新加坡領袖名紀念政治的序幕。文章經刊登後漸漸開始有一些對於如何紀念辭世領袖的想法與做法出現。其後隨著一個個政治領袖的辭世，領袖紀念地名的議題更被炒熱了起來。在過程中新加坡政府曾拋出了兩件關於領袖紀念地名的議題，引起社會大眾熱烈地的關注與討論。其一是2006年12月由國務資政吳作棟提出的議題，建議新加坡的公共空間可以領袖名來命名以表達紀念。另一則是2013年11月由文化、社區及青年部代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所提出的想法，表示新建的國家體育館或新加坡室內體育館可以以人名來命名。
新加坡室內體育館（維基共享）
政治：彼此競爭的紀念地名
吳作棟、黃循財所引發的領袖名紀念政治，成功地將社會大眾的思維導引到領袖紀念與國家認同的議題上，兩個議題（更名／新命）都包含有正、反兩造意見，但討論過程中的命名提議，實際上卻沒有一項真正被落實下來。
在吳作棟所提出的議題中，「更名」是主要的紀念手段。贊成者仔細考量到了紀念地名與領袖間的關聯性、空間位階與領袖身分等相關問題，因此提出的紀念物多與領袖生平有所相關。反對者部分由實用主義觀點出發，或認為更名需耗費金錢及造成不便，或認為地名的主要功能為方向標示，並不適合做為空間紀念；部分則認為舊有地名帶有地方歷史與情感，即便是殖民官員地名亦是新加坡發展歷史的一部分，歷史真實性不應被抹除；或有甚者直言國家不應該干涉常民空間，否則這樣的紀念可能會招致反效果。
而黃循財所提議的體育館命名，由於是屬於地名新命，免去了更名所造成的疑慮。在這場地名政治中呈現了領袖紀念、實用主義、不同的國家論述三者間的爭鬥。就提議以李光耀來做命名者而言，領袖象徵著國家，因此建議以之命名國家級的體育館以符合領袖的位階。反對者有的則由實用主義出發，認為應以區位或是國家來命名體育館；有的則不贊成以人名，而是認為可以以象徵新加坡共同的歷史文化，或能反映體育不分族群、文化色彩的特質思考命名方向。
是故對於「是否」以及「如何」以領袖名進行空間紀念，在新加坡社會中存在著不同的意見表述。提議中的地名後來仍維持原先實用主義取向的名稱。因此在對於公共空間的命名議題上，國家認同、地方認同、實用主義等三種不同思維間的相互角力，是同時存在於官方與人民之中。此外，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是，官方論述中所例舉的政治領袖僅止於人行黨成員以及與人行黨關係緊密的人，卻不述及昔日在殖民體制之下，進行反殖或爭取新加坡自治、建國的自治政府首任首席部長馬紹爾（David Marshall）及第二任首席部長林有福，使得官方版的新加坡國家歷史似乎自人行黨執政的自治時期甚至是獨立建國之後開始。
台灣常見的中山、中正地名
新加坡領袖紀念地名：國家歷史記憶
目前本文整理出來已實施的領袖紀念地名，其政治領袖的共同特徵為出生於殖民時期，經歷過獨立建國及國家快速成長的困頓與繁榮歲月，當中拉惹勒南、吳慶瑞、李光耀更被譽為是新加坡建國之父。如同前述領袖紀念議題的討論，實際上落實的領袖紀念地名，同樣圍繞在以人行黨為核心的政治領袖而開展。
從紀念的時間點來看，大部分的命名紀念發生於領袖辭世之後。這也跟新加坡政府街道名政策中的不以在世者來作命名的想法大致符合。在紀念場域的類型方面，不同於台灣常見的中山、中正地名，即便新加坡政府在街道名政策上大力灌注國族建構的想法，但新加坡領袖街道名數量卻相當稀少，僅有兩條道路。尤其特別的是，領袖紀念地名常見於教育研究單位。學校教育、軍事教育、社會教育的公共空間成為領袖地名展演的重要場域，透過各式「教育」方式傳續政治領袖為國家所付出的貢獻。馬來西亞東姑紀念地名的命名往往與東姑的生命足跡有密切的交集，因此東姑地名在空間的分布上別具意義。而新加坡在以領袖名命名公共空間時，同樣亦考量到國家領袖與該紀念場域之間的關聯。
這些政治領袖不僅見證了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歷史，同時更創造並象徵了國家的歷史與記憶。以領袖名字進行空間命名，除了表達對其個人的崇敬之外，更是從不同的發展面向來象徵新加坡這個國家，藉以向人們傳達出一種國家的感覺以塑造國家認同。
對比台灣社會出現的中山、中正地名，以及馬來西亞吉隆坡所出現的領袖地名或人物地名，新加坡實際採用在公共空間中的領袖紀念地名數量可說是相當稀少。這也顯示新加坡的威權政治形態，試圖但卻無法大力的藉由地名在常民空間中植入對於領袖的崇敬。公開的領袖紀念地名議題可說是官方決策進行前的風向球，藉由將領袖紀念議題拋出廣為周知，來喚起人民對於領袖與國家認同的注意。而不論是官方所例舉、實施的或是由人民相應提出討論的紀念領袖，都圍繞在以人行黨為核心的政治人物，顯示更早之前曾為新加坡進行反殖或爭取自治獨立的馬紹爾、林有福等先鋒人物，已在國家歷史中遭忽略遺忘。
在威權體制下的台灣與馬來西亞，都（曾）廣泛地利用領袖名對公共空間進行命名，以作為領袖崇敬與國家象徵。在紀念地名的文化政治上，新加坡政府並未獨斷與廣泛地利用「領袖名」來進行文字地景的命名。相反地，在後殖民時期新加坡領袖地名的命名過程展現出競爭、協商的紀念政治，反映出新加坡的威權形態與政治有其特殊性。
再談關於李光耀的紀念
李光耀（1923/9/16-2015/3/23）無疑是對新加坡國家及人民影響最深遠的國家領袖。在我研究時間範圍1965年迄2014年初，亦即在李光耀逝世以前，曾出現以李光耀進行命名紀念與議題出現。
2004年8月16日，為了對李光耀長期為國家付出的貢獻表示敬意，並作為李光耀80歲生日的祝賀，總理李顯龍宣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新設立「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這座學院與其他領袖地名比較有其共同性，亦有其特殊性。以共同性來看，李光耀的紀念地名同樣出現在教育單位，藉由教育場所灌輸國民國家感與領袖崇敬的意味濃厚。以特殊性來看，新加坡除了建國之初以第一任總統尤索夫伊薩命名中學，紀念這個新生國家的最初之外，其餘領袖地名皆在領袖辭世以後進行。但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卻違反了這項命名傳統，似乎顯示出李光耀在新加坡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另外，黃循財於2013年底提出的體育館命名議題，《海峽時報》論壇的讀者來信卻將這項議題導引到以李光耀作命名。在這場地名政治中呈現了領袖紀念、實用主義、不同的國家論述三者間的爭鬥。若我們進一步以時間來思考，2013年底亦即在李光耀逝世的一年多前，李光耀已居高齡且身體相當衰弱，人民在知道這樣的訊息之下仍然難有一致的輿論來進行李光耀的紀念。甚者有讀者直接反對以李光耀作為體育館的命名，認為體育與政治無關。或有認為應以可以反映大多數新加坡人有關的歷史文化面向進行命名，似乎暗指以李光耀命名屬對「個人」的紀念。在新加坡這個族群、宗教、政治議題都具高度敏感度而使人民不願也不能有過多談論的國家，這次的國家體育館命名可以讓我們窺見部分新加坡人對於李光耀紀念的真實想法。
李光耀過世之後，主流媒體報導大肆宣揚李光耀一生對於新加坡所做的偉大貢獻。國家博物館舉辦的李光耀紀念展原先為期一個月，為了「讓更多民眾有更多機會參觀」，而再延期一個月，且假日再多延展兩個小時。民眾也提出了將樟宜機場命名為李光耀機場、保留李光耀生前居所，有的國會議員提議以李光耀來命名機場、將李光耀的照片印在貨幣上，或設立建國元勛日。雖然有這樣的紀念聲音，但在某些網路媒體中同時也出現了提醒領袖被神格化的可能性，或批評李光耀當權期間產生的政治黑暗面。這些正反意見也提供給現任總理，同時又身為李光耀長子的李顯龍思考李光耀的紀念方式。而根據新聞報導，目前李顯龍傾向「緩處理」這項議題，認為對於李光耀的紀念不應操之過急。而這也再一次讓我們看到新加坡的菁英、家長式威權，有別於威權下的台灣與馬來西亞，在處理領袖紀念議題上的保守與保留態度。
註解》
本文改寫自作者文章〈以領袖為名？由《海峽時報》窺探新加坡紀念地名的文化政治〉原文發表於《臺灣國際研究季刊》2015，11（1），頁11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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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叫「史達林」：一段獨裁者的愛（？）與地名的故事
｛❛台❛女好俄｝
我們從小就會背自己家的地址、知道自己住在哪個縣市，但你知不知道這些地名和路名的由來呢？每個地名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有的可能很壯烈，有的很簡單，有的甚至讓人摸不著頭緒；其中有一種取名方式是使用當權者的名字，這對臺灣人來說一點都不陌生，不管你來自哪個縣市，那裡一定有條你從小就認識的「中山路」和「中正路」！
1949年國民政府來到臺灣後，對市街道路一一命名，首先就是將總統府前的大路取名為「介壽路」，意為「蔣介石萬壽無疆」。接著再將「介壽路」、「中山路」和「中正路」等各種充滿國父孫中山＆當時總統蔣中正影子的路名帶到臺灣各地去。但這種帶有『個人崇拜』色彩的路名，經過時代和社會的變遷，很容易引起『是否該換名稱』的爭議。
說了這麼多，那麼這到底跟俄羅斯有什麼關係呢？因為放諸世界，除了臺灣，此種地名取名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在前蘇聯！我們今天就來講講前蘇聯國家眾地名被改過來又改過去，又改過來再改過去，讓人差一點就要忘記現在到底叫什麼呢～的故事！
凱達格蘭大道原名「介壽路」。（維基共享）
二十世紀初，俄國在經歷革命和內戰後，於1922年成立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列寧（Ле́нин/Lenin）擔任最高領導人。列寧去世後，史達林（Ста́лин/Stalin）即位，他為了鞏固自己至高無上的形象，其中一項政策就是在蘇聯各地取了許多與他名字相關的地名，大大小小加起來，總數據說有一百個以上！
史達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8～1953），原名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澤·朱加什維利，前蘇聯領導人（1924～1953）
但在1953年史達林去世之後，接手的赫魯雪夫（Хрущёв/Khrushchev）隨即發動一連串『去史達林化』的行動（Десталинизация/De-Stalinization），批判史達林創造個人崇拜的神化行為，並在1961年10月的蘇聯共產黨第22次代表大會上將這些充滿史達林的地名改掉。
被推倒的史達林雕像，過去風光不再
比較著名的城市如：
莫斯科南方的史達林諾戈斯可 → 改為很饒舌的新莫斯科斯克（Новомоско́вск）
西伯利亞的史達林斯克 → 改為新庫茲涅茨克（Новокузне́цк）
還有其他國家的：
波蘭的史達林格勒 → 改為卡托維茲（Katowice）
塔吉克首都由史達林納巴德 → 改為現今的杜尚貝（Dushanbe ）
喬治亞的史達林尼利 → 改為茨欣瓦利（Tskhinvali ）
目前俄羅斯和烏克蘭皆稱擁有主權的頓內次克（Donetsk），當時則是由史達林諾改來的。
許多大大小小族繁不及備載的城市，都漸漸地脫離了「史達林」這個名字。
但從史達林格勒改名而來的「伏爾加格勒」（Волгогра́д/Volgogard），卻又出現了想改回史達林格勒的計畫，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祖國母親在呼喚（Родина-мать зовёт/The Motherland Calls）』：高91公尺，位於伏爾加格勒馬馬耶夫山上，為紀念史達林格勒戰役之紀念碑。
伏爾加格勒位於俄國南方，原本是蒙古欽察汗國後代的首都，以韃靼語取名為「察里津」；1589年俄國沙皇在此建立察里津要塞，逐步把察里津列進俄國版圖。到了1918年俄國紅白大對抗內戰期間，這裡發生了「察里津戰役」，當時史達林是北高加索軍區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在此指揮共產黨紅軍成功抵抗沙俄白軍，對日後蘇聯的壯大非常重要。1925年史達林執政後，將此城改名為「史達林格勒」（Сталингра́д），意指「史達林之城」。
史達林格勒除了是重工業大城，也是蘇聯重要的交通轉運樞紐，高加索地區的農產品都會由此運往蘇聯中央地區，有重要的戰略位置；加上此城以最高領導人命名，希特勒深信：『如果攻下這裡，將對蘇聯的戰局和士氣產生重大影響』，因此這裡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在1942~1943的「史達林格勒保衛戰」中，納粹德軍發動猛烈攻擊，造成全市90%的損毀，以及約75萬平民的受傷和死亡，是近代戰爭中最慘烈的戰爭之一，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蘇德戰爭的轉捩點。蘇軍死守史達林格勒，重挫德軍，最終獲得勝利，也將希特勒推向投降的結局。
伏爾加格勒今昔對比
史達林格勒保衛戰到今天仍然常被提起，更有多部電影描述此戰役（例如俄羅斯拍的《史達林格勒戰役》和美國的《大敵當前》）。雖然在1961年赫魯雪夫主導下，依流經當地的伏爾加河名稱，將史達林格勒改名為伏爾加格勒，但因為這座城市在二戰中的特殊經驗，以及和史達林的革命情感，至今仍有許多希望回復「史達林格勒」這個舊地名的聲音。
伏爾加格勒杜馬（Дума，議會）考量到曾經跟史達林一起參與二戰的老兵的心情，在2013年通過一項決議：
在每年的「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署日」、「2月2日，史達林格勒保衛戰勝利日」、「5月9日，二戰歐洲戰場勝利日」、「9月2日，對日作戰勝利紀念日」、「6月22日，蘇德戰爭作戰開始日」和「11月19日，史達林格勒保衛戰作戰開始日」以上這六個紀念日裡，將市名改回史達林格勒。（期間限定！！）
俄國總統普京在2014年也表示有可能將伏爾加格勒改回史達林格勒，之後伏爾加格勒會不會成為唯一一個保有「史達林」名稱的地方呢？就讓我們未來繼續看下去～
地名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每次地名的更改通常都代表著不同的意義，不管是前蘇聯還是臺灣都是。前言提到的臺北市「介壽路」，在1996年陳水扁任臺北市長時，就依在臺北盆地活躍的平埔族「凱達格蘭族」族名，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賦予的政治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現在極權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不再光憑執政者的意志決定，而是可以討論是不是要更改地名和路名；但在討論之前，不妨先了解這些地名背後的故事，知道當時的時代背景後，當我們遇到相關的問題，更能幫助我們確定自己的立場和想法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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