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菊肯定許昭榮的犧牲／允諾秋祭時一定邀蔡英文總統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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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520為爭取台籍老兵權益自焚殉道的許昭榮，今天在他以死諫催生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館，有一場「春祭‧台灣兵暨許昭榮紀念音樂會」。

高雄市長陳菊到場致詞時表示，對於許昭榮先生八年前自焚殉道一事，她一直耿耿於懷，同時肯定「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多年來持續為台籍老兵議題的努力，今後將投入市府的力量，推動民眾認識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陳菊曾在2009年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開園時來過園區，這是她第二次來到現場。她說，這次春祭蔡英文總統來不及參與，她承諾今年秋祭台灣兵活動時，會邀請總統一同出席。

© 由 民報 提供 高雄市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是許昭榮8年前死諫爭取來的，高雄市長陳菊在春祭中親臨獻花，並允諾將這段歷史讓更多人知道。老兵協會希望新政府能建立國家級戰爭紀念園區。（圖：高雄市台籍老兵文化協會）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於5月21日下午4點30分，在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舉辦「春祭‧台灣兵暨許昭榮紀念音樂會」。協會每年都會舉辦春秋兩祭。這是全國唯一由政府成立的紀念二戰及國共內戰台籍老兵的園區。

本次活動邀請台灣民謠爵士樂團、希巨‧蘇飛、陳珊珊、輕鬆人聲樂團、洪萃嶷、王明哲為現場帶來悠揚的樂音。活動同時請到前台籍國軍梁啟祥、台籍日軍林財之弟林阿貞、前台籍日軍魏祺峰、前台籍日軍看護婦廖淑霞、台灣海交會前理事長林余立等人，前高砂義勇軍葉添福更以95歲之高齡從台東騎機車至高雄參與。許昭榮遺孀余美智女士、義子吳祝榮以及外孫女洪萃嶷也至現場致意。

蔡英文在8年前許昭榮的告別式時曾到場致詞，她說，許昭榮的死代表了一整個世代，對他們的苦難和寃曲，時時得不到平反，以及對台灣的期待的可能落空的一種強烈的失望。

她說，許先生的死讓她更加深刻的體會到，他和各位長輩是懷著多強的信念──我們這一代的人曾經有機會治理這個國家，卻不能讓長輩開心（生活），甚至放棄生命，我們實在感到非常的不安。她強調，她會承擔責任，不會讓老兵們感到孤單。

五二○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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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0 06:00

◎ 廖千瑤
就在鄭南榕與詹益樺重新進入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之中的時候，我要向各位提起一位比較少人注意的先賢。他就是為台籍老兵與其家屬權益大力奔走的許昭榮先生。他在二○○八年五月二十日，自焚明志。小英總統正式上任的日子與許先生的忌日都是五月二十日，這真是令人難過的巧合。
許昭榮先生本身就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後來有幸逃離台灣，得到加拿大的庇護。照理說他可以在國外過很好的生活，但他後來選擇回到台灣，努力為那些在二次大戰與國共內戰中身不由己的台籍老兵與其家屬討公道，這種精神真是偉大。
然而可惜的是，當時的政府，並沒有認識到許昭榮先生的偉大，因而沒有受到他的感召。許昭榮先生固然是為了抗議中華民國政府而捨命自焚，但是從二○○○年到二○○八年，又是哪個黨拿下了總統府呢？雖然說因為當年的民進黨沒有取得國會優勢，所以不太可能完成每個轉型正義的任務，但是試問許昭榮先生的訴求，有那麼難以達成嗎？
許昭榮先生的死，絕對是可以避免的，他的死，讓台獨派感到非常遺憾。民進黨對於轉型正義的任務，必須有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務必拿出「針對轉型正義，大大小小都要完成」的決心與執行力，才不會辜負台灣人的期望，才不會讓許昭榮先生的遺憾，繼續延續。（作者為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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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軍魂何時安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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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09 06:00
◎ 謝德謙
八月二日，筆者參加墾丁潮音寺日人終戰七十週年暨巴士海峽戰歿者慰靈祭。是日，逾百位日人與會，包括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長。他們從日本邀來高僧誦經，不只在潮音寺，還前往核三廠出海口面巴士海峽處；在此，並加上空手道儀式，且由參加者獻祭菊花。日人對於戰歿者的追悼令人印象深刻。
不只來台灣，日人也前往太平洋各戰場追悼戰歿者。反觀，二戰中台灣人的日本軍人、軍屬逾廿萬，戰歿逾三萬卻少人聞問，更甭提參加支那抗日軍者。此外，從清國的太平天國平亂、大東亞戰爭、蔣毛內戰到八二三砲戰等，台灣人的戰歿者皆未獲關懷。唯一例外是許昭榮先生創辦的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然而，美國有阿靈頓國家公墓和各種戰爭紀念碑、日本有靖國神社、蔣匪集團也有忠烈祠、國軍公墓紀念戰歿者，試問，台灣呢？
去年是歐洲人所謂的大戰（The Great War，一次大戰）百年。當時，大英帝國的五個自治領加拿大、紐芬蘭、澳洲、紐西蘭、南非都派人參戰，且多屬自願；除南非外，男性參戰比率都達約廿％。隨著戰事延續與成批的年輕人戰歿（除南非外，戰歿者比率都達約十％），他們都要求對其行動能更自主；之後，更要求對其命運掌握更多。退伍者更發覺，替英國打仗反而讓他們愈覺遠離英國。因為，他們發現英國對其原生地漠不關心，自己更可以比英軍勇敢或是更有能力的殺敵，獨立意識遂愈形強化。
因此，歷史學家將一次大戰視為各自治領的獨立戰爭。且這還包括他們的立國神話形成。對於我們台灣人而言，除了前述戰爭外，我們「三年一反，五年一亂」的抗清革命四十餘次，遠勝於支那人的幾乎不抗清。對於抗日我們也遠比支那人勇敢，光乙未之役在不到半年內戰死者即佔人口的○．五四％，約當支那八年抗日的戰歿者比率。
筆者認為，數百年來台灣人替別人犧牲卻乏人聞問，著實可悲。我們必須在台灣主體意識之下打上一仗，才能找到自己，建立獨立國家。同時，唯有在獨立之後建立台灣的國家神廟，台灣軍魂才得安歇！
（作者為ＩＦＪ《國際記者聯盟》暨台灣記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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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台灣老兵的紀念碑 追思許昭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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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籍老兵權益奔走的許昭榮，2008年為捍衛「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而自焚，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與台灣聖山合作，於台灣聖山碑林區設置許昭榮紀念碑，並將許昭榮籌建、原高雄「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遷至台灣聖山，25日將舉行揭碑典禮與追思大會。（活動網址：http://goo.gl/5jV4BQ）

1928年生於東枋寮水底寮的許昭榮，在二次大戰末期，進入日本海軍，終戰時，以「整備兵長」復員；戰後，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清鄉」，被迫投入中國國民黨海軍「台灣技術員兵」，遠赴山東青島參加「國共內戰」；1950年經歷塘沽、長山島等戰役，當時因無「退役」制度，請長假回台灣，進入中油高雄煉油廠工作，被密告「逃兵」而遭逮捕回軍復補；1955年奉派赴美接收「咸陽」號驅逐艦，回國後，因攜帶「台灣獨立運動第十年—1955」小冊子，被依叛亂條例二條三，判處10年徒刑，移送綠島。

1968年出獄後，獲得加拿大政府的「政治庇護」而留居多倫多，直到1992年國府解除「海外黑名單」才返回台灣。

1987年，許昭榮開始關心「國共內戰」期間失落在中國大陸的台籍老兵問題，並全心全力搜尋台籍老兵資料，專心投入「為原國軍台籍老兵及遺族討回公道」之工作。

許昭榮於1992年返台後，投入為原台籍老兵暨遺族討回公道的工作，1994年創設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其後於高雄發動全國台籍老兵及遺族靜坐絕食抗議，獲得高雄市政府同意，在旗津海岸公園預定地撥出一公頃土地，做為「台灣老兵祈願世界和平紀念公園」，提供「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及「台灣兵文物紀念館」建設之用。

2005年11月10日高雄市政府於旗津風車公園為全國首座「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揭幕。

「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石碑底座上的碑文詳述那段歷史。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10月，蔣介石派陳儀領兵來台接收。1945年底至1948年間，在台灣各地網羅約一萬五千人台灣子弟投效國軍部隊。

這一批「戰後第一代國軍台灣子弟兵」，自1946年秋開始，分批被載往中國大陸東北、華北地區，投入國共內戰的前線充當尖兵，其中八成不幸橫屍沙場，約一成半被俘或隨部隊投共。

安然隨國府撤退回台者僅數百人，而且都是海軍人員。陸軍人員幾乎都成為「國共內戰」的砲灰！然而，五十餘年來，國府始終掩飾這悲壯史實，既未追悼陣亡英靈；又未慰問遺族；更未照顧傷疾；對於碩果僅存的生還者，則任其自生自滅！

許昭榮紀念碑（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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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大和魂：蔣介石的戰爭、國家形成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蘇慶軒／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日本資深記者野島剛的新作《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在台灣翻譯出版，揭露1949-1968年之間蔣介石與二戰日本帝國軍人之間的合作關係。野島剛的新作並非華文世界裡第一部關於白團的作品，已有諸如翻譯中村祐悅的作品（1996），也有台灣記者林照真的採訪成果（1996）、楊鴻儒的研究介紹（1996）與楊碧川的調查與整理（2000）等。日本帝國軍人「介入」國共內戰，並非僅在台灣而已，有些日本帝國軍人甚至在白團成立之前，就已在部分中國戰場上「指導」作戰（2009）。本文並不打算一一介紹這些作品，而是試圖在這些研究的成果上，以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角度理解蔣介石與白團的關係。

來源：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730830

戰爭與國家形成

現代國家對政治學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在現代國家這個框架與基礎上，才能建立諸如政體類型（regime types，如民主與獨裁）、政府體制（如內閣制與總統制）或者政黨等概念。不只是政治學者關注現代國家，對於統治者而言，現代化亦隱含著一個思路：當一個國家不夠「現代」時，則任何建立在現代國家之上的制度就會不夠穩固，進而影響政體、政府體制與政黨的運作。

政治學者Tilly（1992）認為現代國家的關鍵，即是國家對人民進行直接統治（direct rule）的能力，而非過往的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形式──亦即在國家與人民之間需要一個統治階層，如地方領主或貴族，他們一方面協助國家統治人民，另一方面從中獲取自身利益。換言之，實行間接統治的國家，會因為此一中介統治階級的存在，而無法深化統治能力，從人民身上搾取（extract）更多資源。

西伐利亞條約的確認儀式，象徵民族國家的開始。來源：wikipedia
 

刺激國家發展出直接統治能力的原因，即是戰爭。Tilly（1992）以戰爭解釋歐洲現代國家的形成：近代歐洲國家的統治者為了救亡圖存，必須對外征戰抵禦外侮，同時也要對內鎮壓反抗統治的敵對勢力，由於長年的戰爭迫使統治者必須不斷投入人力與資本，因此統治者必須大幅改革統治方式，一方面用來汲取資源以支持戰爭之所需，另一方面是用來壓制反抗汲取資源的內部勢力。其結果是國家的統治能力大幅提升，排除了過去國家必須倚賴鄉紳或貴族間接統治人民的侷限，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制度直接統治人民，使國家得以打造國族（making nations）、建立軍隊（building army）與提高歲收（raising money）（Tilly, 1992）。一言之，戰爭、備戰與建國是相互影響，使現代國家誕生於歐洲（黃金麟，2009：3-7）。

蔣介石的戰爭與國家形成

戰爭雖然可以刺激國家建立現代而強大的統治能力，但戰爭卻也是兩面刃，能夠扮演摧毀國家的角色。如何在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的壓力下使國家現代化，一直是統治者所要思考與面對的挑戰。然而，後進國家卻有「後進優勢」（advantages of the latecomer），亦即不用透過「試錯」（trial and error）的方式找出適合的現代化道路，而是可以師法先進國家的經驗，降低試錯所要付出的成本。即使是現代國家的誕生之處歐洲，它們經驗亦顯示，較晚興起的國家雖然要同時面對外部的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壓力，以及內部諸如工業化、都市化與市場經濟發展等變遷，但這些統治者可以對先行國家的發展經驗進行學習，從中找出更多的工具與手段來汲取資源，包括諸如設立現代大學以訓練與提供科技、稅務與行政人才、建立汲取資源更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以及更為專業與現代化的軍隊等，以求在短期內適應與利用社會經濟變遷，在地緣政治競爭下求生存（Ertman, 1997）。

逃來台灣的蔣介石，歷經國共內戰的慘敗後，也有一個建立現代化中國的「中國夢」，但這個現代中國是建築在廣闊的中國領土上，築夢的前提是發動一場反攻復國的聖戰，從中國共產黨手中重奪中國的統治權。顯然，從失敗的經驗中痛定思痛，才能使失敗成為重新建國的資產（黃金麟，2009：121）。

1954年的蔣介石與蔣經國。來源：wikipedia
 

蔣介石（1953）在國民黨來台後舉行的第七次全代會上，歸納失敗的原因，包括思想¹、國際外交的失敗、政治上的失敗、經濟上的失敗、教育上的失敗與軍事上的失敗等，來台後必須針對這些敗因進行改進。然而，國際因素顯然困擾著蔣介石，因為國民黨最重要的盟邦美國並不喜歡以他為首的政權，韓戰期間美國總在外交、美援與軍事上處處限制蔣介石反攻復國的企圖（張淑雅，2011）。不為美國所喜的處境，使蔣介石呼籲黨員要體認「革命建國艱險的前途與自力更生的決心」（1953：50）。

於是，與日本帝國軍人交手的經驗，以及這些帝國軍人在國共內戰中的表現，吸引了蔣介石的注意，日本帝國軍人就此走進「自由中國」現代化的舞台。蔣介石引進「白團」協助國民黨政府重建軍隊，並將後勤體制現代化。只不過諸如仲介日本軍人來台的岡村寧次（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白團團長富田直亮（前日本帝國陸軍少將）等以降的日本帝國軍人，在二戰結束後皆因其侵華行為而受到審判或譴責，而具有戰犯的身分（林照真，1996；野島剛，2015）。但由於蔣介石的堅持，中國軍在日本帝國軍人兼戰犯的諄諄教誨下，逐步吸納了大和魂的精神，在台灣重建。

日本帝國軍人的協助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聘請二戰期間兵刃相向的敵人做教官，難免會受到中國軍官的抗拒。因此，1950年蔣介石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發表演說，指出國民黨軍在內戰中因為訓練不足使三軍無法相互配合，為了改進缺失，他試圖說服軍官接受日軍教育，並反覆強調需要東方哲學與西方科學相結合（野島剛，2015：411-418）。雖然美軍顧問團並不喜歡白團的存在與蔣介石偏愛白團的立場，但也默許這些日本帝國軍人的活動。直到1963年國民黨軍已完全按照美式編制，影響了白團教育方式，但蔣仍希望即使編制與裝備為美式，部隊也必須具有日式精神（中村祐悅，1996：122）。

蔣介石之所以偏愛日本帝國軍隊的訓練方式，並不僅是因為反攻復國的政策不受美國所喜²，而必須另闢途徑、自立自強，也包括蔣介石本人留日經驗的影響（野島剛，2015：32-93）。然而，其他的原因也包括蔣介石個人對西方教育與訓練的偏見，以及國民黨軍在台處境困窘的現實問題。

二戰時德製裝備的國民革命軍。來源：wikipedia
 

蔣認為以前雖曾聘請諸如德國、英國、美國與俄國等教官，但他們皆重視技術而忽視精神訓練，使下屬與部隊在脫離長官的監督後，就「陽奉陰違」、不負責任，使命令無法貫徹而成為烏合之眾（野島剛，2015：413-414）。蔣介石主觀認為西方教官不重視精神訓練，導因於西方官兵普遍具有科學常識，且自小受到的教育養成「自由自動的意志」，而有負責任的精神，但這些條件是中國官兵所沒有的，因此聘請日本教官的用意，在於「惟有以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性能，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道理，這樣訓練，才能真正復興東方固有的道德精神，建立東方的王道文化，完成我們的革命事業，洗雪過去的重大恥辱」（林照真，1996：100-105；野島剛，2015：414-415）³。

二戰前中國陸軍向德國學習軍事現代化。來源：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除了精神訓練的需要外，蔣介石也受制於物資上的不足，而無法採用美式作戰。美式訓練是要求看到敵影就開槍，現代化的後勤體系足以支持部隊無限開火的作戰能力，但二戰中的日本因為物質短缺，故講求彈無虛發，以求每一份資源都能效用極大化，甚至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採用犧牲肉身的方式捨命攻擊。劉進慶（2012）已然指出，國民黨政府在1956年以前的財政支出，有八成是用於國防上，他推論此後的中央歲出也以國防支出為主。然而即使支出如此之多，也無法負擔國民黨軍在作戰時能夠無限開火，何況當時的國民黨軍並未建立現代化的後勤體制。蔣介石逃來台灣的處境，使他無法採用美式的「強者兵法」，而偏愛日式的「弱者兵法」（戴國煇，1996）。

蔣介石為了讓國民黨軍習得「弱者兵法」，進行不少由日本帝國軍人主持或參與的訓練，本文根據中村祐悅（1996）的著作，將1968年白團成員全部撤離台灣之前所主持或參與的訓練項目，整理成下表：

此表不含建立國家戰時動員體制與演習操練的項目。另，圓山軍官團普通班數字與中村祐悅有所出入。本文將中村祐悅（1996：105-106）所提及的各期訓練人數相加總後，得到的人數是4061人，而非中村祐悅文中所寫的4056人（1996：106）

後進國家向先進國家學習現代化，是無可厚非的事情，蔣介石本人就是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其子蔣緯國也曾進入德國納粹陸軍進行實習。然而，對於曾在二戰期間慘烈對日作戰的中華民國而言，白團顯然是一段尷尬的歷史，甚至日本人野島剛也猶豫是否要揭露白團這段歷史，因為這必須考量到當事人的處境，甚至涉及該怎麼詮釋這段歷史（史觀）的問題。有些作品認為，這些日本軍人試圖回報蔣介石戰後對日以德報怨的政策，以及自身堅持反共的意識形態，願意協助國民黨軍進行國共內戰，甚至來台貢獻所長。相較此一具有抱負卻讓個體差異性模糊甚至消失的論述，野島剛與台灣的文史工作者採用另一種觀點，從部分已揭露的日記與通信中，找出來台日本軍人的個人動機，其實不免與個人利益、戰後經濟窘迫，甚至因戰後日本社會對軍人的歧視而試圖另尋舞台有關。但無論如何，蔣介石在台灣轉向發展型國家之前，是投入大量資源打造一個反共的戰時體制，甚至不惜與二戰期間蹂躪自己人民的敵人合作。

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這場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不僅是我中華民族生命存續的關鍵，更是世界史上自由對抗專制的轉捩點」、「所有參戰官兵，都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決心，尤其看到日軍摧殘自己家園、橫行國土，每個人心中都燃起強烈的殺敵意識，並願意以生命換取國家的安全」。來源：行政院政策影音站。

然而，今年（2015）是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現在的國民黨政府舉辦不少活動予以紀念，凸顯對日抗戰有著反抗列強壓迫的道德基礎，是為中華民國歷史上最為光榮的一頁。此外，世界各國在面對二戰歷史時，無可避免地要針對戰爭罪行與人權迫害進行檢視與譴責，中華民國也不例外。然而，在時值紀念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此刻，是否也該思考，是在怎樣的道德基礎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可以前嫌盡釋，在戰後與侵華的日本帝國軍人戰犯合作？如果僅是因為政治現實考量，毋須任何道德基礎即可合作，那麼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又應該怎麼面對這段歷史，以及過往譴責日本戰爭罪行的聲明呢？

註解》

 

1.蔣介石澄清與再詮釋中華民國國父、美國公民中山樵（Nakayama Kikori）曾說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蔣強調「三民主義絕無共產主義成分在內」（1953：3）。 

2.美國需要蔣介石政權協助穩定東亞的情勢，在韓戰期間牽制中國東南沿海的部隊，使之不能投入朝鮮戰場，另一方面也需要蔣介石政權參與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圍堵政策。然而，美國的戰略及外交政策也因此與蔣介石發動戰爭的國策相抵觸，雙方對於美援如何運用上產生矛盾，美軍顧問團也對反攻國策抱持消極態度，甚或進行牽制，讓蔣介石深感挫折（張淑雅，2011）。 

3.不過，國民黨政府來台後還是有聘顧西德現役或退役軍官來台協助建軍，長達十數年（1963-1975），是為「明德專案」。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中國軍、大和魂：蔣介石的戰爭、國家形成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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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to Japanese-American Patriotism in World War II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 https://goo.gl/HYOpQV

Memorial to Japanese American Patriotism in World War II (2000) in Washington, D.C. by Nina Akumu, Davis Buckley located in James M. Goode's Capitol Hill area - http://goo.gl/OiG0Ys

集中營看課綱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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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23 06:00
◎ 蕭文婷
看週日自由時報小小一則國際新聞：「九旬日裔美籍夫婦 遲來的畢業證書」，不禁感嘆，美國人正面面對歷史的態度，跟台灣馬（洪／紅）政府想要改課綱以便「洗腦」新生代，真有天壤之別。
二次大戰期間，儘管有三萬日裔美軍為捍衛美國而戰，羅斯福政府基於恐慌，強制把當時在美的十二萬日裔居民遷到位於西岸及西南區的十處集中營，而且把小孩跟父母分開。這可能是繼強奪印地安人土地、奴役黑人後，美國政府幹過最不人道的惡行，對於自由世界領導人而言，可說丟臉透了。
可是美國人沒有「微調」課綱，企圖遮掩；而且還在一九八八年立法通過民權自由法案（The Civil Liberties Act of 1988），雷根總統正式道歉，接著國會附近建了日裔美人紀念碑（Japanese American Memorial）。
紀念碑中心是兩隻鶴，周邊環形牆上刻著十個集中營地點，以及參戰日裔軍人的名字，流水造景的石塊象徵日本四個島。紀念碑的存在，提醒世世代代的人們，不要再犯曾經做錯的事。
美國沒有高鐵，ＤＣ捷運比台北差多了，更沒有各種服務都有的廿四小時便利商店，可是為什麼美國始終被認為是個文明進步的國家？我想，一個願意正視歷史、並承認錯誤的政府，才能真的帶領人民往前。
（作者為醫師，美國台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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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紙鶴祈禱和平 日裔美人紀念廣島核爆68周年

圖：8月5日，洛杉磯日裔社區在小東京日裔美國人文化社區中心紀念廣島原子彈爆炸68年，圖為洛杉磯兒童在象徵和平的千紙鶴前簽字。（攝影：劉菲/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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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3-08-06 18:18:01 PM 標籤: 廣島原子彈 , 千紙鶴 , 佐佐木禎子
【大紀元2013年08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劉菲洛杉磯報導）8月6日是廣島原子彈爆炸68年紀念日，從8月3日到6日，洛杉磯日裔社區展開了為期4天的紀念活動。今年的主題是 Folding for Peace（為和平而折），來源於因核爆誘發白血病而夭折的廣島小女孩佐佐木禎子（Sadako Sasaki）折千隻紙鶴祈禱康復的淒美故事。佐佐木禎子的哥哥Masahiro Sasaki特意從日本趕來參加了5日在小東京「日裔美國人文化社區中心」（JACCC）舉辦的紀念儀式。當日JACCC廣場上安放有一串串紙鶴供人們觀賞簽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1945年8月6日，美國政府為迫使日本儘快投降，向廣島投下了代號為「小男孩」的原子彈，造成25萬人死亡。當時2歲的佐佐木禎子和哥哥、母親及祖母正在距離原爆點只有1.6公里的家中。
上六年級時佐佐木禎子被診斷患上白血病。相信「折千隻紙鶴就能實現願望」的傳說，她開始用人們送來的藥品和禮品的包裝紙折紙鶴。可惜 1955年10月25日，在折了644只紙鶴後，12歲的佐佐木禎子還是去世了，她的同學們替她完成了剩下的紙鶴。從此千紙鶴也成了「和平」的象徵。在禎子的同學們的呼籲下，1958年廣島和平紀念公園建成一座兒童紀念碑，「向世界分享悲哀和對和平的希望」，美國西雅圖和平公園也有類似銅像。
和佐佐木禎子共同經歷核爆卻倖存下來的Masahiro目前是非盈利組織「禎子遺產」（Sadako Legacy）的董事會主席。回憶自己的妹妹，這位72歲的老人說：「我的感情從來沒有改變。」「禎子把自己的生命注入到小小的紙鶴中，隨著病症的加重，她的紙鶴也越來越小，但是直到最後病危前，她從來不把痛苦表現出來。……她最大的遺產就是一顆溫暖善良的心。」 Masahiro表示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將禎子的精神遺產傳播到全世界。他同時向人們展示了禎子去世前折疊的一隻最小的紙鶴。
圖：8月5日，廣島原子彈爆炸68周年之際，來自日本的核爆倖存者Masahiro Sasaki（右二）在洛杉磯日裔美國人文化社區中心舉辦的活動上鳴鐘紀念。（攝影：劉菲/大紀元）
圖：廣島小女孩佐佐木禎子（Sadako Sasaki）病危時所折疊的最後一隻紙鶴。（攝影：劉菲/大紀元）
上百人參加了星期一的紀念活動。在美西時間下午4點15分、廣島原子彈降落的相同時刻，一口來自廣島佛教寺院的鐘被敲響。一幅由社區人士用五彩細沙精心繪製的代表和平的西藏曼陀羅畫和日裔音樂家的傳統音樂表演，給紀念活動增添了凝重的宗教氣氛。
洛杉磯東本原寺別院住持Noriaki Ito在發言中描述了身為日裔美國人面對二戰戰爭遺址時的矛盾心情，「在珍珠港我發出天問：我們日本人何以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在廣島我同樣問：我們美國人何以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他因此認為，全人類都得面對戰爭的後果，因而對戰爭都是負有責任的。
日裔美國人文化社區中心總裁Leslie Ito表示：禎子折千紙鶴的故事也代表了當今兒童對世界和平的呼籲。他們將把Folding for Peace作為JACCC的傳統節目保持下去。◇
- See more at: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8/7/n3935166.htm%E5%8D%83%E7%B4%99%E9%B6%B4%E7%A5%88%E7%A6%B1%E5%92%8C%E5%B9%B3-%E6%97%A5%E8%A3%94%E7%BE%8E%E4%BA%BA%E7%B4%80%E5%BF%B5%E5%BB%A3%E5%B3%B6%E6%A0%B8%E7%88%8668%E5%91%A8%E5%B9%B4.html#sthash.kZACVMmF.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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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裔美國人眼中的二戰集中營
更新: 2015-06-01 17:22:17 PM 標籤: 日裔 , 集中營
【大紀元2015年06月02日訊】(美國之音)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二戰期間12萬日裔美國人被關進了集中營。如今日裔美國人是如何看待二戰集中營的呢？

托德． 遠滕閱讀的是他的姑姑1942年2月寫給他監獄中祖父的書信，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托德． 遠滕的祖父被聯邦調查局送到了蒙大拿的監獄中。托德． 遠滕的父母被送到了阿肯色州的羅赫維集中營，他就是在那裏出生。托德． 遠滕後來成為了一名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他說，日裔美國人在二戰時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
托德． 遠籐是一名日裔美國社會活動家，他說，““我很堅定地認為，這是美國政府不公正的行動。因此，我也不再相信美國政府不會犯錯，因為在這件事情上，他們錯了。”
二戰結束後，托德一家人並未返回舊金山的家中，而是搬到了美國東海岸。他說，父親認為一家人在加州受到了不公平對待，因此不願意再回去了。
托德． 遠籐的妻子波拉全家被關入集中營時，她只有2歲，卻對那時的情景有著深刻的視覺印象。她記得自己隨著家人坐火車從加利福尼亞遷往猶他州的托帕茲（Topaz）集中營。波拉． 遠籐說，““我對食堂的印象特別深刻，大家排隊去領食物，一排排地坐在桌子旁。我個人對那些軍營也有很深的視覺印象，它們似乎一眼望不到邊。廁所都是公用的，沒有隔間甚麼的，大家就掛了些簾子。當然，還有一個公共浴池，也是臨時在中間用簾子隔了起來。””
波拉童年時在集中營裡的經歷給她日後的生活留下了一些陰影，以至於她一看到發霉的東西就感到害怕。
拉里． 品川是前馬里蘭大學亞美研究項目主任，他說當時很多日裔美國人認為他們的處境跟猶太人被德國納粹關進集中營很相似。
品川祖父家原本在舊金山擁有一家小旅館，但1942年2月19日，富蘭克林． 羅斯福總統頒布了第9066號行政命令後，品川祖父全家被迫離開舊金山，前往由跑馬場改造的坦佛蘭（Tanforan）集中營。
前馬里蘭大學亞美研究項目主任拉里． 品川說，““那裏到處都是糞便，尿和帶有各種有害物質的稻草。接下來發生的就是，日裔美國人被迫打掃衛生，收拾殘局，並且把那裏變成自己的新家。那裏環境太惡劣，太不衛生了。””
品川的祖父出生在日本，在進入日裔美國人集中營前，他曾被美國官員和軍方拷打和審問。由於沒有歸化入籍，他在集中營裡得不到需要的醫療救助，最終病逝。拉里的伯父在美國出生長大，從來沒有去過日本，但因為這件事情，他選擇了離開美國，移居日本。
前馬里蘭大學亞美研究項目主任拉里． 品川說，““伯父對於父親遭受的待遇非常憤怒，以至於他放棄了美國國籍，也有其他幾個伯父後來也選擇了這麼做。但我家族裡的其他人卻變得非常非常熱愛美國，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試圖證明他們對美國的忠心，美國不需要擔心日裔美國人的忠誠度。可以說，日裔美國人集中營的經歷分裂了整個社區，分裂了我的家庭。””
然而，並非所有美國人都瞭解日裔美國人在集中營裡遭受的待遇。二戰老兵伯頓． 埃伯萊是沖繩的雷達官，5月8日，他在女兒的陪同下，來到華盛頓的二戰紀念碑觀看二戰盟軍勝利70週年紀念的戰機飛行表演。他認為，70年前政府將日裔美國人關入集中營是必要的做法。
伯頓． 埃伯萊說，““我認為那是明智之舉，因為政府擔心日裔美國人可能會反叛，這樣就會造成更大的問題。集中營的人也會心存感激，因為你不知道其他美國人如果在路上看見他們，會對他們做些甚麼。””
經歷過二戰集中營的一代日裔美國人已經逐漸老去，對於這段歷史的集體記憶也在被慢慢淡忘。如今美國有140萬日裔美國人，但2000年至2013年，日裔美國人的人口增長率只有12%，小於美國的平均人口增長率22%。品川教授說，由於缺少新移民，年輕一代的日裔美國人很多是混血或是只有四分之一的日裔血統，他們對於日裔身份的認同也在改變，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泛亞裔的身份認同。
托德． 遠籐一直關注美國的少數族裔面臨的不平等待遇問題。他認為自己與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的經歷很相似，同樣是美國的弱勢群體。上大學時，他參加了1965年塞爾瑪至蒙哥馬利的大遊行。今年，他再次回到了塞爾瑪，參加馬丁． 路德． 金領導的民權運動勝利50週年紀念活動。
托德． 遠籐說，““回到塞爾瑪，對我來說，不是為了紀念50年前發生了甚麼，而是要看看我們還有甚麼需要做的。我把這些我把這些紀念活動當作學習的機會，去瞭解現在和當年有甚麼異同，去發現還有甚麼需要做的事，去觀察變化是如何發生。””
遠滕認為，二戰的日裔美國人集中營已經過去，如今的日裔美國人應該向前看，並且和其他的少數族裔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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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拘禁戰犯 日裔美國人 數百階下囚 　檀島二戰拘留營 　 建國家紀念碑
http://news.sina.com 2015年03月19日 09:59 星島日報
　　距離夏威夷珍珠港不遠的火奴魯裏（Honouliuli）拘留營在二次大戰期間拘禁多達4，000名戰犯，當中包含數百位日裔美人，奧巴馬總統已於今年2月宣佈此地為國家紀念碑。

　　夏威夷日本文化中心總裁林野（Carole Hayashino）表示，該拘留營被戰犯稱作「地獄谷」。她解釋：「這裏有很多的故事，若有人來拘留營探訪家人，他們會被蒙住眼睛，在檀香山市區登上一輛巴士，然后載到峽谷中，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

　　樹木蓋滿佔地160畝

　　現在，濃密的灌木和叢生的樹木蓋滿佔地160畝的舊火奴魯裏拘留營，它在戰后數十年一直隱藏於人們的視線外，直到2002年才被日本文化中心志工發掘。林野透露，他們依據一幅老照片背景中的渡槽，最后循綫找到拘留營。

　　林野表示：「傷痛如此之深，被拘留者皆不願談論往事，不與家人分享在拘留營中的經歷，我們几乎喪失這段歷史。」

　　在文化中心蒐集的口述歷史訪談中，浦田（Harry Urata）回憶珍珠港遇襲當天早上，自己還在寄宿學校念書。他说：「我仍然記得那個早晨：7點50分，我在宿舍裏，忽然間音樂停止—夏威夷音樂，接着響起了廣播宣佈：這是一場戰爭：整個夏威夷島正遭到敵人攻擊。」

　　長留存記憶勿遺忘

　　浦田已於2009年過世，雖然在美國出生，但因為曾到日本接受教育，聯邦調查局探員出現於課堂中，將他帶到火奴魯裏，被拘禁一年多的時間。

　　他記得當時總是納悶不解：「我是美國公民，為什麼必須留在這裏面？」但他也明白，自己因為是日裔而遭美國政府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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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洛杉磯，進行美國之行最後一站訪問，到二戰美軍日裔士兵的紀念碑獻花，他向隨行記者表示，將於夏天發表的戰後七十周年談話，總體上會繼承歷代內閣在歷史認識的立場，主要內容涉及三方面，包括對過去戰爭的反省、日本戰後走過的道路，以及今後如何作出貢獻。安倍又出席日美經濟論壇，呼籲兩國加強相互投資，他又提到日本在全球競爭力報告排名第六位，他的目標是希望日本升上榜首。較早前，安倍的專車抵達酒店時，有過千名當地華人及南韓人到場示威，分別以英語、中文和韓語高叫口號，要求安倍就日本二戰侵略行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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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to Japanese-American Patriotism in World War II - http://goo.gl/KpPH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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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臺灣空襲紀念日
2016 年 02 月 19 日 01:45:05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再過幾天，一個不能遺忘的日子即將來臨。

左上圖掛著斗大中華民國車輪徽的軍機大肆投彈，大概許多人會覺得畫作內容是「英勇的國軍出擊，敵陷入一片火海」，只不過這個「國軍」是當時我們臺灣的敵軍，而被炸的是臺北松山。
1938年2月23日，以中華民國為名義之蘇聯志願飛行隊(Soviet Volunteer Group)，由中國漢口起飛轟炸日治下的臺北松山，事後中方宣稱擊毀臺灣40架軍機，臺灣方面則稱民宅被毀造成平民死亡，這也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遭敵國空襲的紀錄。

2.23 臺灣空襲紀念日
#歷史不是只有一種觀點
#尊重臺灣真實存在的歷史

了解臺灣真正的歷史，《臺灣大空襲》推薦：gjtaiwan.com/rt/?id=8

圖左上：1938年2月23日臺北松山遭空襲(陈应明繪，引用自http://voennoe-delo.com/nalyot-na-taiwan.htm)
圖左下：1938空襲臺灣之СБ 2М-100型轟炸機，機上漆著斗大的中華民國車輪徽
圖右：大阪每日新聞社對空襲之報導(團友 Kan Chi Hao 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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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紀念 2.23 臺灣空襲紀念日
2016 年 02 月 19 日 23:45:25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1938年2月23日，以中華民國為名義之蘇聯志願飛行隊(Soviet Volunteer Group)，由中國漢口起飛轟炸日治下的臺北松山，事後中方宣稱擊毀臺灣40架軍機，臺灣方面則稱民宅被毀造成平民死亡，這也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遭敵國空襲的紀錄。

「中日雙方交戰，來日治下的臺灣投彈有什麼不對嗎？」
是的，這就是戰爭常態。
「那有什麼問題嗎？」
問題在於，這起當年世界矚目的重大歷史事件，臺灣身為事件主角為什麼長年沒什麼人知道？
為什麼戰後流亡來臺的中華民國可以無視臺灣多數人真實的歷史記憶，長年透過各種資源片面訴求「對日抗戰」、「抗戰勝利」的史觀？
為什麼還是那麼多人以為自己跟著在對岸革命北伐抗戰然後「被日本轟炸」？
為什麼大家有不同的過去，卻無法尊重不一樣的歷史記憶？
日本發動戰爭，不會先來徵詢臺灣的同意。就如同國民黨要逃來臺灣帶來戰禍，用臺灣的土地人力資源續命，也不會先問我們的意見。無情的戰爭，卻是真實威脅著這塊土地，至今無解。
了解歷史，認清自己的處境。我們要像過去一樣任人擺佈？還是該去思考要如何才能捍衛自己的權益？

真實的臺灣，幾乎被外來殖民者從我們記憶中消滅殆盡。如果這些記憶真的都消失了，你還是你，我還是我，臺灣還是臺灣嗎？

2.23 臺灣空襲紀念日
‪#‎歷史不是只有一種觀點‬
‪#‎尊重臺灣真實存在的歷史‬

了解臺灣真正的歷史，《臺灣大空襲》推薦：gjtaiwan.com/rt/?id=8

圖左：西方媒體對臺灣(Formosa)遭中國空襲的報導
圖右：臺灣日日新報對空襲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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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日臺灣」是理所當然的嗎？若林正丈看臺灣的兩個「戰後七十年」
2015-09-24
作者：若林正丈（早稻田大學政治経済学術院教授）
本文原文刊載在日本外務省發行的《外交》雜誌第 32 號，2015 年 7 月發行，標題為〈異なる歴史観が混在する「親日」台湾の諸相〉（有著迥異史觀的「親日」台灣）。本文的中文版刊載與翻譯已徵得原文作者若林正丈老師、與《外交》雜誌總編輯中村起一郎先生的同意。譯者為臺大政治所碩士生林彥瑜。日文版原稿請參考 https://goo.gl/FZ0nHl，本文亦刊登於想想論壇。
「抗日戰爭勝利 70 週年」與「臺北大空襲70週年」
2015 年的臺灣，進行著兩種「70 週年」的紀念活動。
一種是由政府（現在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盛大進行的一連串「抗日戰爭勝利 70 週年」活動，密集舉辦了軍力展示、發行紀念郵票、攝影展、大規模國際研討會等等活動。7 月 4 日在新竹軍事基地所舉辦的軍力展示演習中，可以看見參加抗日戰爭的老兵穿著當年軍服的樣子，也展示了抗日戰爭期間，有著勇猛名字的「飛虎隊」圖案被彩繪在空軍 F16 戰機上，等等的表演。
原本，在戰鬥機上面也畫了被擊落的日本軍戰鬥機數量的日本國旗，但因為日本政府對此表達關切，而被擦掉了。[1]同時，國民黨內定的總統候選人（7月19日於國民黨黨代表大會決定）洪秀柱的激進中國政策發言受到極大關注，所以對於此事（戰鬥機彩繪）民間的反應並沒有非常大。
另一種是由民間團體「台灣教授協會」主辦的「台北大空襲資料特別展」（會場為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以及系列座談會活動。這是為了喚起 1945 年 5 月 31 日被美軍轟炸的臺北空襲[2]記憶，也是該協會從去年就開始舉辦的「太平洋戰爭 in 台灣 終戰七十週年紀念」的系列活動之一。展示資料是以臺灣學者從美國國家檔案局入手的、一千張左右的照片為主。關於美軍的臺灣空襲，去年（2014）10 月也舉辦了「岡山大空襲紀念祭」活動。[3]這個活動不能說是被盛大舉辦，在媒體上的能見度也很低。但是，因為台灣教授協會是臺灣民族主義者系統裡有力的意見團體之一，在社群網站上有獲得一定的注意。
「抗戰」和「終戰」這兩個「70週年」的紀念活動背後，有著兩種迥異的對待日本的戰爭態度、迥異的日本經驗、以及奠基在該日本經驗之上的日本觀，這些紀念活動的舉行，顯示出在現代臺灣，存在著這兩種日本觀既共存、又相互競爭與對抗的狀況。在理解臺灣的「日本觀」與「歷史問題」的時候，這又顯現出日臺關係具有著怎樣的結構？雖然筆者準備不足、學界的積累也稱不上豐富，仍試圖藉由本文，處理這個問題。
回顧七十年前，被日本殖民統治半世紀到 1945 年的臺灣社會，被對日戰勝國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戰後臺灣，就是從這樣的結構開始的。臺灣社會的大多數是，在日本統治下被稱呼為「本島人」的漢人居民、與被稱為「高砂族」的山地原住民族，並依據中華民國戶籍法給予這些人臺灣省籍，被稱為「本省人」（人口約 600 萬）。
另一方面，與中國共產黨的內戰導致 1949 年前後有一百萬餘人的「外省人」來到臺灣，從中國國民黨的重要人物開始，新的統治菁英階級有一大半都是這些大陸出身者。若就與日本的關係而言，這樣的結構乃是：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具有被日本殖民經驗的大多數人，被剛與敵國日本戰鬥結束、具有被日本侵略經驗的外省人菁英階級所統治。
這兩種日本經驗以及因此而生的日本觀，並非對等的存在。以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鎮壓以及40年代末期以降的「白色恐怖」為人所知的、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威權體制下，後者的日本觀具有霸權地位，前者則被禁止在公共場合發言。依據臺灣的人類學者黃智慧的調查，到 1980 年代為止，在臺灣的著作、雜誌報導等刊登的日本論，多為外省人文化菁英所寫。[4]另一方面，在戰後出生的本省人子女，被擴大中的學校教育體系、以及媒體力量灌輸了以中國國民黨官定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的「中國性」。
但是，儘管如此，我們並不能認為，以「被殖民經驗為基礎的本省人日本觀」在「國民黨的『抗戰八年』口號下被正統化的日本觀」裡面有順利地被整合進去（引號與粗體為譯者所加）。為什麼？
臺灣的歷史學者周婉窈指出，可能是因為本省人的「絕對多數的力量（sheer number）」。
戰後 1940、50 年代的臺灣社會中堅份子是「戰中世代」以上（1930 年代初期以前出生）的本省人。這些人多為曾經因為脫離日本統治並「光復」（回歸祖國）而一度歡天喜地，卻面臨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因而對「中華民國」產生違和感。
「正經地說日語是在終戰後（日本語を本気で話す終戦後）」──是這個世代某些臺灣人所創的話語，同樣的，他們被迫具有比較日本殖民統治與戰後中華民國統治的視角，甚至可以擁有一個可能具有霸權地位的、與被侵略者的日本經驗相對的視點。[5]
但是，他們經歷了二二八事件等與政治相關的強烈恐懼感，上述所說的「比較統治者學」的觀點，只能在非中華民國「國語」的母語（福佬話、客家話等等）的各種小親密圈裡私密談論而已，而且他們也會因為考慮這些話萬一被小孩聽到，小孩可能會在學校講出來而招致政治災難，所以即便是在小孩面前，也不敢說這些話。周婉窈敘述，在小學時期，偶然在爸爸和鄰居的對話裡聽到「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時非常震撼。[6]
- 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64113。采用公有领域授权，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一九五零年代在臺灣臺東綠島上的「消滅萬惡共匪」標語 Slogan “Eliminate the Extremely Evil Chinese Communists” on Lyudao (GreenIsland) of Taiwan in 1950s”，作者未知 – 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64113。采用公有领域授权，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但是，與這種國民黨政權官定中國民族主義不同的看法[7]，在人口上佔「絕對多數」的本省人家庭中，透過「小孩看著父母的背影而長大」式的溝通，也傳給了受「中國化」教育的子女。依據周婉窈所言，「在小孩之間常常吵到『誰打敗了日本』這個問題。一派認為是美國原子彈造成的，另一派主張是中國八年抗戰的成果」。顯然，前者是周婉窈父親世代的看法，後者是國民黨教育的結果。
在這樣的狀況下，即便是在國民黨一黨獨大體制下的臺灣社會裡，也有著可謂相反的日本觀，「一個在檯面上、一個在檯面下，在時光流轉之中相互較量著」。[8] 在親密圈談話中被壓抑的被殖民者日本經驗，可以說是作為本省人的「絕對多數力量」，而把官定的中國民族主義日本觀相對化。
為何「歷史問題」很難在日臺關係中被「檯面化」？
與現今的日中關係與日韓關係相比，日臺關係之中，較少出現被政治化的、過去的殖民地支配以及與戰爭相關的各種問題、也不常登上政治和輿論的舞台，這樣的狀況。也就是說，臺灣存在著「歷史問題」很難被「檯面化（日文原文為「前景化」）」的問題。
這很奇妙。如同前述，因為戰後臺灣是「有被殖民經驗的社會」與「有被侵略經驗的國家」二者的組合，東西冷戰體制的崩解，解除了對日歷史問題的禁忌，若產生許多問題，其實也不奇怪。但是，後來的發展並非如此。雖然日臺之間並非不存在「歷史問題」、也不是因為日本方面沒有應對上的問題，[9] 卻不像日中和日韓那樣的「檯面化」。為什麼呢？
大致可以歸納出三個原因：
第一，是安保因素。
對在 1970 年代退出聯合國並與大國斷交、成為「非承認國」之一的臺灣安全保障來說，最大的外部依靠就是美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所訂的安保承諾，以及日美安保體制中對中國的牽制力。在這樣的狀況下，對臺灣而言，只要不指望放棄事實上的獨立，對日關係的過度惡化，是對自己而言也好、對美國的顧慮也好，都必須避免的選項。
第二，是臺灣民族主義的性格。
台灣政治的意識形態構造中，日本問題是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對抗下，次要的對立結構。這樣的對抗結構中，如同前節所述，就算是國民黨一黨獨裁時代，被殖民與被侵略的日本觀的相互較量也默默存在著。在建構民族主義團體的認同時，與「他者」的對峙是對該團體而言很重要的。對殖民時期的本島人民族主義來說，「日本」毫無疑問的是這樣的重要「他者」。
但是，對現在的臺灣民族主義而言，重要的「他者」無疑是「中國」。在戰後史之中，這個「中國」首先是「中華民國」，然後在近年漸漸轉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10]
對臺灣民族主義而言，臺灣政治上存在著的一個脈絡是，新「他者」的登場，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壓抑了「被侵略」日本觀的進一步激烈化。而且，日本這個已經從「他者」這個位置離開的國家，作為一個面臨著發達經濟中各種課題的「課題先進國」，日本也成為了面臨同樣問題的臺灣社會在反思自身時的一個參考標準。
第三個因素是選舉──尤其是總統選舉。
“Taiwan320ProtestRichy02”，作者Original uploader was Richy at zh.wikipedia – Transferred from zh.wikipedia; transferred to Commons by User:Pbdragonwang using CommonsHelper.。採用CC BY-SA 3.0授權，來自維基共享資源。
「台灣民族主義 vs 中國民族主義」這樣的、兩種民族主義的對立／對抗，當然具有分裂政治共同體的力量，但是臺灣的「中華民國」保持實質獨立作為一個最底限的共識，這兩種民族主義雖然競爭著、也共存著。總統選舉為全國單一選區，兩種民族主義的對抗很容易把「中國政策」檯面化成一個光譜（日文原文為「軸」）的對立。
但是，因為中間選民很多，如果不把中間選民的選票向光譜兩側延伸，當選就有危險。現任總統馬英九就是呈現出這樣想法的候選人。雖然馬英九被認為是國民黨教育下的優等生外省人，過去的發言也是「八年抗戰」式的典型日本觀持有者，但是在 2008 年的選舉中，被認為是「反日」的東西被理解成不利於選舉，發言（或表演）稱許了在過去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建設的嘉南大圳設計者、在南部農村被尊敬的日本人技師八田與一，表示自己也是「知日派」、「友日派」。[11]
「親日臺灣」是理所當然的嗎？
常有人說「臺灣親日」。的確有民調數字顯示日臺國民相互抱有好感，[12] 在災害時的互相援助的密度（1999 年台灣中部大地震、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2015 年台灣新北市大量燒傷事件等）上也看得出來。
但是，「親日臺灣」的印象和「反日中國」「反日韓國」並列，這樣的言論在日本被流傳、消費，這個面向也難以忽視。可以說是在近年的日臺關係之中，由於「歷史問題」沒有被檯面化，也助長了這樣的言論。
可是，如同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關於日臺之間的「歷史問題」很難被檯面化這件事，從臺灣所處的國際政治地理位置所導致的臺灣的「脆弱」、及臺灣內部的政治意識型態的相互牽制狀況來看，也存在著日本正在「間接受益」的事實。
但是，此種狀況的條件也可能變化。中國在近年利用對臺灣經濟界與執政黨的滲透，不只領土問題，在「歷史問題」也希望臺灣與中國同調，這樣的動向日益強化，依據 2016 年的總統競選活動的進行方式，可能增加對日本的嚴厲言論，並不排除依場合擴大與中國同調的勢力這樣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日本，「臺灣是親日的」這樣的言論，常與過去日本殖民地統治肯定論連結在一起，在此狀況下很容易有著「日本在過去做了好事，所以現在的臺灣親日是理所當然的」的含意。即便是在日臺關係的「歷史問題」檯面化一事上態度消極、甚至反對的臺灣民族主義者，也不見得和這樣的看法持相同論調。
事實上，在前述的「台灣教授協會」之中，也有認為日本教科書中關於臺灣殖民統治的敘述必須更豐富才對的意見。[13]另外，今年是臺灣南部玉井發生居民反抗、對此日本政府過度鎮壓的事件（「噍吧哖事件」）的一百週年，在八月臺南市也預計舉行紀念活動。[14] 過去的殖民地統治與戰爭連帶發生的國家暴行，在「親日的」臺灣，也並不會自動被遺忘的。
即使是在個人的朋友關係裡，若把朋友對自己的好意當作理所當然，朋友早晚都會離開的吧。在日臺關係之中，政治上也好、日常交流也好，都不應該把臺灣對日本的好感當作理所當然。朋友關係要長久，就得謹慎守護、培養之。現在良好的日臺關係，亦是如此。
「親日臺灣」是理所當然的嗎？若林正丈看臺灣的兩個「戰後七十年」 | 故事 StoryStudio https://storystudio.tw/?p=81681

台灣出身戰歿者慰靈碑！
直到2008年為止，台灣島內幾乎不見任何紀念二次世界大戰台灣陣亡軍人的設施。
反倒是在日本內地，紀念台灣陣亡軍人的紀念碑在數十年前就已經出現。
圖一是位於廣島市南區比治山公園陸軍墓地內，於1964年奉立的“大東亜戦争台湾出身戦歿者供養碑”。
圖二是位於東京奧多摩湖畔的“台湾出身戦歿者慰霊碑”，奉立的時間為1975年。
兩座慰靈碑都不約而同的以“台灣出身者”而非“台灣人日本兵”、更不是“台籍日本兵”來稱呼犧牲性命的台灣人戰士。
根據台灣出身日本軍人吳正男先生表示，會強調“台灣出身”的原因是，在奉立者們的心中，始終認為這些在戰爭中犧牲性命的人，是“台灣出身的日本同胞”，而不是其他國籍的非日本人的緣故。
圖三，台灣出身的日本軍人，吳正男先生
(2) 我人今 leh... - Tâioânkiû－台灣球（台文外交、郵政、翻譯、創作） | Facebook https://bit.ly/3QV3284

一座台灣老兵的紀念碑 追思許昭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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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籍老兵權益奔走的許昭榮，2008年為捍衛「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而自焚，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與台灣聖山合作，於台灣聖山碑林區設置許昭榮紀念碑，並將許昭榮籌建、原高雄「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遷至台灣聖山，25日將舉行揭碑典禮與追思大會。（活動網址：http://goo.gl/5jV4BQ）

1928年生於東枋寮水底寮的許昭榮，在二次大戰末期，進入日本海軍，終戰時，以「整備兵長」復員；戰後，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清鄉」，被迫投入中國國民黨海軍「台灣技術員兵」，遠赴山東青島參加「國共內戰」；1950年經歷塘沽、長山島等戰役，當時因無「退役」制度，請長假回台灣，進入中油高雄煉油廠工作，被密告「逃兵」而遭逮捕回軍復補；1955年奉派赴美接收「咸陽」號驅逐艦，回國後，因攜帶「台灣獨立運動第十年—1955」小冊子，被依叛亂條例二條三，判處10年徒刑，移送綠島。

1968年出獄後，獲得加拿大政府的「政治庇護」而留居多倫多，直到1992年國府解除「海外黑名單」才返回台灣。

1987年，許昭榮開始關心「國共內戰」期間失落在中國大陸的台籍老兵問題，並全心全力搜尋台籍老兵資料，專心投入「為原國軍台籍老兵及遺族討回公道」之工作。

許昭榮於1992年返台後，投入為原台籍老兵暨遺族討回公道的工作，1994年創設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其後於高雄發動全國台籍老兵及遺族靜坐絕食抗議，獲得高雄市政府同意，在旗津海岸公園預定地撥出一公頃土地，做為「台灣老兵祈願世界和平紀念公園」，提供「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及「台灣兵文物紀念館」建設之用。

2005年11月10日高雄市政府於旗津風車公園為全國首座「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揭幕。

「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石碑底座上的碑文詳述那段歷史。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10月，蔣介石派陳儀領兵來台接收。1945年底至1948年間，在台灣各地網羅約一萬五千人台灣子弟投效國軍部隊。

這一批「戰後第一代國軍台灣子弟兵」，自1946年秋開始，分批被載往中國大陸東北、華北地區，投入國共內戰的前線充當尖兵，其中八成不幸橫屍沙場，約一成半被俘或隨部隊投共。

安然隨國府撤退回台者僅數百人，而且都是海軍人員。陸軍人員幾乎都成為「國共內戰」的砲灰！然而，五十餘年來，國府始終掩飾這悲壯史實，既未追悼陣亡英靈；又未慰問遺族；更未照顧傷疾；對於碩果僅存的生還者，則任其自生自滅！

許昭榮紀念碑（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1964日本紀念台灣陣亡軍人的紀念碑/2004全國首座「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落成揭碑-台灣出身戰歿者慰靈碑！紀念二次世界大戰台灣陣亡軍人/以“台灣出身者”而非“台灣人日本兵”、更不是“台籍日本兵”來稱呼犧牲性命的台灣人戰士。認為這些在戰爭中犧牲性命的人，是“台灣出身的日本同胞”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