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瘟疫?惡劣環境催生宗教道德

自然災難是宗教文本中最常見的主題之一,但它和宗教的關聯可能比你想像的更深。

過去人們已經知道,生態力(ecological forces)可以塑造動物的社會性,比如不利的氣候變化會促進鳥類的合作育雛行為,但其對人類的作用卻並不清楚。11月11日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上的一項新研究[1]表明,這一現象同樣也會發生在人類社會——當遭遇環境脅迫(environment duress)時,人們對有道德約束的至高神(moralizing high gods)的信仰會增加,因為這類宗教信仰可能會通過促進合作的方式,提高人類對環境的適應力。(有道德約束的至高神:實力非凡的創世神,喜歡干預人間並對人類有較多道德要求,與宗教人類學中對至高神定義不同。以下統稱為道德型宗教)

研究者收集了583個跨文化的人類社會群體(部落,村鎮,國家等)樣本在環境因素、語言史、地理信息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數據,並對這些因素對道德型宗教在世界範圍內分佈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結果之一是意料之中的:在文化因素方面,如果不同社會間享有共同的文化起源,或屬於同一語系,那麼他們就更有可能信奉相同類型的宗教。譬如伊斯蘭教在西亞-中歐-北非地區的廣泛認同,與同源的古阿拉伯語和誕生於蒙古西侵時代的阿爾泰語係不無關係——彼此從未見過面的維語使用者和遠在伊斯坦布爾的居民可以幾乎無障礙的交流[2,3] 。即便已經經過較長的時間,生存環境也發生了變化,對原始教義的分歧導致了分裂,但他們依然至少信奉同類型的宗教——也就是說,他們作為一個整體不會突然從道德型宗教信仰,轉變成無道德要求型宗教信仰,甚至連具體神都沒有的自然崇拜。

橙色是6世紀時穆斯林生活的土地,之後開始隨著經貿,文化交流等向四周傳播。那些地區如今很多依然說著相同的語言並信奉伊斯蘭教。圖片來源:wikispaces.com

但與此同時研究者發現,在排除上述歷史和地理因素後,自然環境也在塑造人類的宗教信仰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些生理特徵有助於人類適應貧瘠的環境,道德規範和對神的信仰也許也為人類文明適應艱苦環境提供了幫助。那些處於缺水少糧環境中的社會群體,更傾向於相信具有道德準則的信仰,因為這種環境需要人們進行更多地社會協作,而這恰恰是具有道德準則的宗教所提倡的。因此這種互助行為與環境之間的強關聯性表明,環境可能是道德性宗教發展的影響因素之一。

具體來說,對於本身環境條件好的社會,當環境開始多變和不可預測時,對道德型宗教的信仰就會增加——比如新西蘭在2011年地震後,直接受災區的新入教者佔總人口比率,要比受到輕微影響的地區高出1.2%,比無關地區則高出近3% [4];而對長期資源短缺的社會來說,當環境開始趨於穩定時,對道德型宗教的信仰就會增加——因為既然環境已經如此艱難,那麼環境變化可能會意味著轉機,比如一場傾盆大雨或者溫度變得更適宜,而環境趨於穩定則抹殺了這種可能性。

研究中還發現,環境威脅會強化人群內部對規範的執行機制[5]。例如,中世紀天主教世界的異端審判廷認為,不服從其教義的女巫是很多災難的根源[6],於是對女巫及象徵女巫的家貓進行捕殺,而此時正值14世紀鼠疫(黑死病)大爆發的前夜。在這之後,黑死病作為一種原因未知的環境威脅被單純解釋為上帝的懲戒,這在人群中造成的恐慌又導致民間出現對“女巫”規模空前的舉報和私刑風潮。也就是說,人們要消滅可能導致不穩定的未知因素,維護正常秩序,而“不道德“(認為女巫執行活祭)和”淫蕩“(原罪之一)正是最常用來粉飾這些惡行的藉口。

世紀歐洲對“女巫”進行審判的場景。圖片來源:artron.net

另一個例子則是人煙稀少、環境惡劣的北歐,這里相對於天主教社會卻有著更為“寬鬆”及相比同時期歐洲其他地區更加男女平等的社會制度。比如說北歐雖然也有興旺的奴隸市場(人力資源),戰敗者或掠奪來的女性是主人和權勢者的玩具,普通女性不得成為領主和法官,不得在一些特定地區出現,但除此之外享有相當多的權利和自由——她們也許是最接近現代自由戀愛觀並獨攬全家錢袋子的古代女性了。法律對這些權益充分保護,甚至有嚴厲的懲罰來保護她們避開閒人那些多餘的“興趣” [7]。這可能是因為北歐特殊的環境使其宗教對道德有不同的定義——女性拋頭露面甚至披堅執銳,不僅表現了本地宗教獨特的“社會協作”要求,也是人口不足環境下不得已的選擇[8 ]。與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為主的小農封建社會相反,禁慾,守寡或約束女性這類直接導致 ​​人口資源下降、社會生產力下降的“美德”,在農業水平低下的國家是最不道德的。但歷史上基督教世界往往以此為藉口,盲目或故意地污衊北歐人民為蠻族

彼得·尼可萊·阿部(Peter Nicolai Arbo)的《赫爾薇爾之死》(Hervors død)。北歐的一些女戰士被稱為“盾女(Shieldmaiden或Óskmeyjar )"或"盔女(Helmmaiden或Hjalmmeyjar)"。她們是戰場上可以託付生死的戰友,北歐語名字分別取自兩位女武神的稱號。圖中可以看到一名倒下的女戰士被戰友們擁簇安慰。圖片來源:wikipedia.com

最後,研究中並沒發現所謂決定性的單一因素。基於自然與文化兩方面的研究及近千例的對比印證,他們認為宗教信仰的地理分佈有著明顯的規律,這種規律是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研究者認為,一個社會採用哪種信仰最終是由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語言史和地理位置等共同決定的。

這個研究非常有挑戰,也非常有爭議:一方面,它揭示了在人類行為研究領域,跨學科研究模式的冰山一角;另一方面。這種研究方法也對固有的觀念造成了衝擊。研究者還計劃繼續探討影響人類產生各種禁忌、割禮及自然棲息地改造等行為的因素,其結果也許會對構建個人信仰體系的基石產生衝擊。儘管人們通常會對此類問題極其敏感,但研究者表示壓力不大,因為分別來自四個國家、宗教文化背景各異的學者組成的研究團隊和這一研究本身,就是科學和宗教可以和平共處的好例子。(編輯:球藻怪)

參考文獻:

  1. Botero CA, Gardner B, Kirby KR, et al. The ecology of religious belief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201408701.
  2. The British Academy, The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Israelites prior to the Rise of Islam
  3. 阿利, 汪璽, 張德罡, 等. 哈薩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Ⅰ)——哈薩克族的形成, 分佈及宗教信仰[J]. 草原與草坪, 2012, 32(4): 80-85.
  4. Sibley CG, Bulbulia J. Faith after an earthquak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ligion and perceived health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1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earthquake[J]. PloS one, 2012, 7(12): e49648.
  5. Gelfand MJ, et al. (2011) Differences between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A 33-nation study.Science332(6033):1100–1104.
  6. Ben-Yehuda N. The European witch craze of the 14th to 17th Centuries: A sociologist's perspectiv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0: 1-31.
  7. http://www.hurstwic.org/history/articles/society/text/women.htm
  8. Thomas DuBois(1993), Nordic Religions in the Viking Ag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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