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外籍配偶人數為54.9萬人,以中國大陸籍配偶34.5萬人、占62.8%最多,越南籍10.7萬人、占19.5%居次-「東北姑娘普遍身材高挑皮膚白皙,但....個性好像也比較直接,愛恨分明」、「聽說東北婆娘看你不爽,會烙娘家人一起來單挑你家」、「東北確實出美女,但大陸女人只要有點姿色的,都希望嫁個有錢人」。 也有網友給誠懇地建議「每個地方都有好的壞的。一般印象,東北大妞身材好漂亮 https://is.gd/kVYPwG


嫁來台灣第一天就後悔!影后心寒「我是媳婦,不是外勞」
 池宗玲 13 小時前
嫁來台灣第一天就後悔!影后心寒「我是媳婦,不是外勞」 https://bit.ly/3BVPkd6
莫愛芳透露剛來台的心酸。(圖/翻攝自莫愛芳臉書)© 由 TVBS新聞網 提供 莫愛芳透露剛來台的心酸。(圖/翻攝自莫愛芳臉書)
印尼籍的41歲金鐘影后莫愛芳,曾於2007年以《娘惹滋味》得到金鐘獎單元劇最佳女主角獎,近幾年也在電影《總鋪師》、台劇《做工的人》、《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有著亮眼的表現,近日她透露當年和老公戀愛、嫁到台灣後一度很不適應,甚至有過輕生的念頭。
莫愛芳剛到台灣時和婆家關係不好。(圖/截自《震震有詞》片段)© 由 TVBS新聞網 提供 莫愛芳剛到台灣時和婆家關係不好。(圖/截自《震震有詞》片段)
莫愛芳在節目《震震有詞》中坦言,自己在嫁來台灣的第一天就感到後悔,她透露剛到台灣時,婆家就沒收了她的護照,限制她打越洋電話回娘家,婆婆還在老公出門工作後以「保護」為由將莫愛芳反鎖家中,這讓孤身一人來到台灣的她相當受傷,直言「我是媳婦,不是你們請來的外勞」;她也透露自己有一段時間聽到「台灣最美的人是風景」這句話都很不舒服,覺得根本就是假象
莫愛芳透露自己曾一度想不開。(圖/截自《震震有詞》片段)© 由 TVBS新聞網 提供 莫愛芳透露自己曾一度想不開。(圖/截自《震震有詞》片段)
面對婆家的一連串歧視,莫愛芳曾一度想不開,跑到住家4樓陽台想要輕生,直到想起娘家父母才打消念頭。後來,莫愛芳靜下心思考,想說這段婚姻是自己選擇的,應該自己去面對、解決問題,後來慢慢調適好心情,也跟婆家的人耐心溝通,才逐漸打好關係。跟家人打好關係後,莫愛芳也開始參與戲劇演出,在工作上尋找到另一層面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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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游素玲等教授 https://goo.gl/SCqc8H
成大女力翱翔 探討亞洲婚姻移民獲選WUN計畫
新頭殼newtalk | 彭嘉寧 台南市報導
發布 2018.01.12 |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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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外文系教授游素玲的亞洲婚姻移民研究計畫獲得WUN的肯定。
成大外文系教授游素玲的亞洲婚姻移民研究計畫獲得WUN的肯定。   圖 : 成功大學/提供
成功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游素玲等教授,跨國結合港、澳、日共11位女性學者提出「Marriage Migrants in Asia(亞洲婚姻移民)」計畫,獲世界大學聯盟(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WUN)肯定,列為2018年14個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計畫案之一,這項前所未有的跨國性比較分析,將整合運用女性的細膩智慧,從田野訪談、史料蒐集與分析、社會統計等進行比較探討,全面性理解亞洲婚姻移民,期待也能作為各國相關政策的參考。
WUN成立於2000年,是全球最活躍的教學科研聯盟組織,聚焦在解決全球性重大問題。有感於婚姻移民所面臨的挑戰和困境,游素玲彙集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劉開鈴、蔡玫姿、徐珊惠、陸偉明、陳麗君等教授,又輾轉跨國結合香港中文大學曾薰慧教授、澳洲西澳大學Susan Broomhall、Samina Yasmeen、Loretta Baldassar教授、日本立教大學Sari K. Ishii教授。對於能夠代表成大成為第一個參與WUN的計畫主持人,游素玲語帶感謝,「更覺承負了重要使命,期待各國都能尊重差異、互相學習。」
游素玲指出,早年隨處可見推銷「外籍新娘的廣告」,尤以越南籍居多,「越南新娘乖巧、單純、漂亮,25萬元辦到好」,但不對等的跨國婚姻往往也衍生許多衝突或家暴案例。她引述唐文慧的《夫枷蓮花》書中提到,婚姻移民女性除了需要獨自負擔沉重的家務,因為依親居留的處境遭受夫家壓迫限制,因為沒生兒子或不符期待就被隨意遣返,甚至還有「公公要我跟他睡覺」的荒謬個案。
「來自柬埔寨的她嫁入台灣偏鄉,丈夫因病過世後,和婆家因為嚴重的語言隔閡和生活習慣的差異,被當作神經病差點被送進精神病院,也差點被安排再嫁給他人,處境相當難堪。」專長研究語言傳承關聯的計畫成員陳麗君指出,柬埔寨本來就是混雜多語之國,加上偏鄉地區更加封閉更難以和外來文化互相理解,無形中發展成無法收拾的局面,諸如此類相當讓人遺憾的案例層出不窮。
當然近年來也有不少翻轉人生的勵志案例,游素玲舉例,知名的越籍導演阮金紅「她21歲從越南嫁來台灣,歷經家暴多年後勇敢結束痛苦婚姻,帶著孩子打工,生活極其困頓,好不容易走出陰影,在第二任丈夫蔡崇隆導演支持下,完成紀錄新移民姊妹故事的《失婚記》,從不認為自己身為弱勢需要同情,如今的她自信而獨立,自由且美麗,令人欽佩。」
游素玲指出,此次因緣際會與港、澳、日學者合作,非常難得,她有些語重心長,「過去稱她們為外籍新娘,被視為商品用錢買進來,事實上這些女性除了為台灣社會增添勞動力,也有足夠的文化資本對社會產生積極正面的貢獻。」此計畫主要將探討她們的主體性、移動力、生活技能、身分重塑歷程,以及她們如何適應大環境,正向發展自我的身分認同,和在地有所連結,為自己權益發聲。
該計畫的成大成員來自不同科系,外文系的游素玲教授長期耕耘性別議題,在該計畫中以文本、文化研究分析婚姻移民的生命故事為主。陳麗君在台文系任教,長年關注各個族群的語言研究,近年鑽研新住民的移動以及語言傳承與認同。還有教育所陸偉民教授,積極關注遍及生活中的性別議題;運動休閒專長的徐珊惠教授,將進行田野探訪理解個案私領域以外的休閒生活;中文系蔡玫姿教授觀視婚姻移民創造出的文學樣貌;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外語系劉開鈴教授研究移居日本的台灣女性自傳。
因緣際會串聯的香港中文大學曾薰慧教授為人類學者,長年鑽研跨國性的遷移、親密關係、狀態及勞力市場,也探討台灣、中國、越南的相關政策。西澳大學三位學者,Susan Broomhall是歷史學家,她將帶入多年來從事歷史情感研究的觀點,及歷史上亞洲女性被迫移民歷程所留下的文物紀錄;Samina Yasmeen的研究主要以穆斯林移民為研究對象;Loretta Baldassa專長為跨國界的移民、家庭,及澳洲的社群研究。而日本Sari K. Ishii教授,為專精於移民的社會學家,主要研究泰國南部到馬來西亞北部及日本的外籍配偶議題。
游素玲特別感謝「Marriage Migrants in Asia」計畫獲得成大文學院院長陳玉女大力支持,團隊預定2018年底前完成一本學術專書,希望對社會造成正面影響,改變大眾對婚姻移民的刻板印象。執行計畫期間將分別在成大、港中大舉辦工作坊,也預計邀請跨國團隊教師來成大短期授課或演講,與成大師生分享其性別相關研究。雖然本次僅為1年的研究計畫,但團隊成員目前已有共識,計畫結束後將找尋新研究主題持續合作。
WUN成立於2000年,由來自6大洲23所研究型大學所組成,是全球最活躍的教學科研聯盟組織,聚焦在解決氣候變遷、公共衛生、全球高等教育和研究、文化認知等全球性重大問題。成大在2016年加入,是台灣第一所加入會員的大學。WUN每年向會員學校徵選年度計畫,需包含至少3個WUN會員,且至少跨2個國家。


台大新二代 立志當外交官 - 中時電子報 - https://goo.gl/fX3y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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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還稱「外籍新娘」 民團抗議政府帶頭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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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微調的高中社會科課綱,使用「外籍新娘」、「菲傭」等歧視移民和移工的字詞,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團體今天(19日)籲教育部重新修訂用語,避免帶頭霸凌移民和移工。

台灣人權促進會、南洋台灣姊妹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等民間團體今天在教育部前舉行聯合記者會,抗議課綱使用「 外籍新娘」、「菲傭」、「印傭」等用語,顯示教育部缺乏性別和族群平等的概念。

教育部強行通過高中社會科課綱「微調」,在地理科課綱「通論地理」的第十一單元「人口組成與人口成長」中,提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下 ,全球人口可透過交通工具移動至母國以外之區域工作或生活, 如:非洲人至南歐國家,印傭、菲傭來臺灣工作以及外籍新娘等皆為國際移動現象。」

台權會等團體指出,2003年婦女新知基金會、南洋姊妹會等舉辦「不要叫我外籍新娘!」記者會,公布東南亞籍配偶及各團體最高票選出的稱謂「新移民女性」,此一正名訴求,清楚表明「外籍新娘」的稱謂只是再度強化新移民女性作為「外來者」的意涵,同時也揭露「新娘」與台灣夫家的連結身分,忽略新移民女性主體性及獨立性格。

南洋台灣姊妹會表示,外籍配偶在台灣生活是歷史也是事實,但大部分台灣人對東南亞國家不夠理解,因此對外籍配偶帶有異樣眼光和歧視稱呼,2003年姊妹會和婦團選出「新移民女性」的稱呼,政府也發函提醒各單位不再使用「外籍新娘」一詞,但現在高中課綱卻帶頭霸凌,歧視新移民女性。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也表示,台灣本來就是個移民的國家,且有中南部的人到台北工作,不該因為新移民或移工從東南亞來到台灣,就遭受歧視,這些歧視語詞代表人權教育的退步,也代表台灣社會族群平等理想的倒退。

教育部主任秘書王俊權表示,課綱若出現歧視的用語並不恰當,應盡量避免,課綱用詞若有不恰當處,教育部也願意檢討,會請國教院整理修正過程和更動文字的相關資料,而民間團體提出的意見,可作為往後課綱審議小組重要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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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困境 4成要養家5成沒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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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配楊輝(左)說,來台不到兩年,報名參加美甲培訓班,結訓馬上創業開店,按件計酬月收入就有2萬元。(勞動部中彰投分署提供)
【記者黃玉燕/台中報導】據調查,超過四成的新住民須外出謀職,經濟因素是主因,但文化背景差異與缺乏一技之長,尋職有困難度。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指出,到就業中心尋找工作的新移民,有超過四成需要養家,逾五成沒自信,希望從工作中再充實技能,得到成長與自我肯定的機會。

中彰投分署長陳瑞嘉表示,新住民的工作意願及學習能力,占所有特定對象比例最高,以去年為例,中彰投地區一般媒合就業率就超過五成;參加該分署量身的特定對象職業訓練,就業率更高達73%。

來自湖北的38歲楊輝,2年前舉家返台。楊輝說,來台不到兩年,快速融入台灣文化,報名參加「行動美甲師人才培訓班」職前訓練,結訓後,馬上創業開美容美甲店,因採預約制還能照顧3個小孩,剛創業時,按件計酬月收入就有2萬元。

陳瑞嘉指出,職訓課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客製化量身,結訓後能立即銜接職場、就業率逾七成。提醒新住民想培養專業能力,全日制職訓除完全免費外,每人每月還可獲基本工資六成的職訓生活津貼;另外雇主僱用人力,還可享有每人每月1萬元、最長12個月的僱用獎助。◇

你眼中的「她」:外籍配偶、想像與建構

本篇雖是一篇學術性討論,但更像是作者與姐妹以及相關機構相處過程中的筆記。透過分享此一對於移民姐妹 們真愛旅程的觀察,以書寫引起讀者們的省思。當諸多行動者,無論個人、政府單位或不同類型的機構(如非政府組織),打著「我是為你好」的旗幟進行各類服務 或所謂「弱勢關懷」與「善意」時,是否反而成為對主體印象的僵化與隱性壓迫?
作者:地理眼GeogDaily| 2015-05-13 11:19

林潤華(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目前,台灣婚姻移民的社會組織中常以「姐妹」稱呼來自婚姻移民女性;而主流社會逐漸以「新住民」取代過去以「外籍新娘」或 「外籍配偶」等婚姻移民的稱謂,並廣泛包含因各種原因而移居來臺的移民,例如留學、工作旅居等。但,為強調特殊社會性議題,「外籍新娘」或「外籍配偶」等 詞彙仍會被刻意使用。如夏曉娟老師等諸位前輩在討論臺灣國際婚姻移民時,刻意使用「外籍新娘」以強調婚姻移民在臺灣所受到的歧視與污名化等社會性議題。而 本文章中則以「外籍配偶」稱呼婚姻移民,藉以強調「外籍」此一充滿異國情調想像的主體,在臺灣移民政策配套措施上的情境;並且以「姐妹」此一稱謂,稱呼我 在參與新住民活動中所認識的婚姻移民朋友。

在全球化逐漸影響人們的各層面後,人的跨國流動也逐漸成為資本以外、另外一個跨國主義學者有 興趣的議題。人在跨國界之間的流動通常不只是單一「個體」的移動,通常伴隨資本的流動、知識與技術的移轉、國家間的移民策略等議題相關,並且隨著個移動所 攜帶的文化流動,更是對於文化議題有興趣的研究者們所關心的議題。

1980年代以後,許多學者對於各種移民類型中,性別所造成的移民策略差異深感興趣,並進一步探討透過婚姻移民的行動, 女性不再只是移民過程中的附庸,更是具決定權的主動個體;其次,透過婚姻移民,女性得以獲得「尋找一個更好生活」(searching for a better life)的機會1經濟或社會階級向上流動的可能。部分研究更強調婚姻移民成為父權社會下女性的抵抗,透過跨國 婚姻的遠走他鄉,尋求獨自我的獨立與自主。而在臺灣,婚姻移民也漸被重視,以稱呼的演變來觀察,從過去具歧視意味的「外籍新娘」,到後來的「外籍配偶」, 以及最近被國家所沿用的「新住民」,都看到社會各階層以及婚姻移民女性對於自我認同與定位的追求,並從「不要叫我外籍新娘」等社會運動2,看到新住民女性如何找尋主體性的發展。

2014年的國際移民日,台東舉辦之活動打上「關懷新住民」的字樣(圖片來源:更生日報)

雖然,每一個姐妹的故事都不盡相同,部分姐妹的來臺灣追求新世界的理由與脈絡,卻相當有意思。當然,已經移民到台灣之朋友 的資訊,仍是吸引新住民來臺的拉力,但絕不止於此;此一透過婚姻移民以尋找烏托邦的旅程,有時大眾媒體在其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我在田野所遇到的花蓮姐妹 們,有些姐妹對於嫁到臺灣的美好生活的想像,甚至婚姻生活的期待,來自於臺灣電影或在越南流行的臺劇之內容,如流星花園與F4,打造了姐妹們對遠赴臺灣追 求婚姻與新生活嚮往的基礎。

然而,追求烏托邦的旅途不總是坦途,而許多幫助你、或為你好的貴人會在旅途中出現予以協助。 然而,好人或貴人所提供的「解救」,真的全然對你好嗎?這個疑問是本文欲提出的反省.本篇小文雖可算是一篇學術性討論,但更像是我與姐妹以及相關機構相處 過程中的筆記。希望透過分享此一對於移民姐妹們真愛旅程的觀察,透過書寫引起讀者們的省思。當諸多行動者,無論個人、政府單位或不同類型的機構(如非政府 組織),打著「我是為你好」的旗幟進行各類服務或所謂「弱勢關懷」與「善意」時,是否反而成為對主體印象的僵化與隱性壓迫?

那些論述外配的行動者們

在國家下放權力與資源、企圖在各社區成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據點之前,國內關於「外籍配偶」的論述主要掌握在國家、媒體與專家學者手上。 國家作為政策制定的行動者,透過教育或移民政策的制定,打造治理的制度,介入移民的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以國家的力量定義何為適切的婚姻以及國民3。而媒體則以「客觀」與「專業」報導人的姿態,以報導新移民事件的方式,透過新聞或專欄等方式建立論述,設定普羅大眾對「外籍配偶」的意象(image);只是,從夏曉鵑(2001;2002)長期研究與參與新移民運動歷程中4,我們可發現媒體與國家力量的上下交相賊,使得「外籍配偶」身份的建構多半充斥負面的偏見與標籤,連動造成對「外籍配偶」此一對象的歧視。

參與「外籍配偶」論述的行動者們(作者提供)

專家學者,當然亦無法假裝自己是客觀的研究者而置身事外。作為「專家」,學者常被期待作為一「先行者」發掘問 題,成為「問題的解決人」。故,專家學者制定研究議題時,通常伴隨「問題化」特定社會現象或對象的過程,並透過研究的過程設定該議題的討論方向與邏輯。而 這類型的研究及其中所建構的論述,常被國家與媒體在制定政策或報導時援引。其次,早期學者菁英(其實現在也是)也常被期待作為「弱勢」的代言人,述說「真 實」且充滿人道關懷的「他者」故事,因此學者對於「外籍配偶」所做的研究與發言,也成為論述「外籍配偶」此一議題或對象的基礎。

在「外籍配偶」逐漸被三方行動者建構(或被問題化)成為亟需被關懷的對象後,政府正式在2005年起設置隸屬於內政部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預計在10年間籌措30億元,強化有關外籍配偶的照顧與輔導服務,並期有效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其中,有關輔導基金之運用中,「協助各地方政府設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為重點工作項目之一;並在社區尺度中設置「社區服務據點」,發掘亟需協助的個案,並強化社區對外籍配偶的「接納與服務能力」。換言之,在政治上,國家在已 設定外籍配偶在台灣主流社會上的位置、以及與社會的關係之情境下,以補助針對性地介入特定婚姻移民的相關事務,治理來自特定地方與特定性別的移民;並且, 國家透過下放資源以及權力,與非政府組織形成連線,共同涉足「照顧輔導」外籍配偶的角色。此一政策的施為,讓外籍配偶論述的建構不再僅限於三方行動者;作 為資源的實際操作者,在空間尺度上比其他作用者更貼近外籍配偶日常生活空間的「非政府組織」(NGO),更成為論述建構中的關鍵行動者。

有別於以「服務特定對象」而成立的社會福利單位,當前大多數臺灣服務新住民的社服單位,只有少部分單位自開設以來便以服務外籍配偶、甚至由外籍配偶 為組織運作主體的團體,如「南洋姐妹會」;多數服務接手新住民業務的服務單位多以其他社會對象為主體。以花蓮縣目前著手服務據點業務的單位而言,包含以濟 世為主的宗教團體、社造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或以老人關懷或孩童為主體的單位。這些單位涉足新住民議題的原因,多與社工員或志工過去在服務過程中,發 現服務對象家中存在另一個需要「協助」或解決的「問題」,轉而介入與提供協助。

有少部分單位自開設以來便以服務外籍配偶、甚至由外籍配偶為組織運作主體的團體,如「南洋姐妹會」(圖片來源:南洋台灣姐妹會)

在臺灣,社工員以及諸多與國家合作的非政府組織,常作為福利體系中「資源守門員」 (gatekeeper),協助國家辨別適切、符合需要服務的案主,並且決定福利資源的使用與分配。相對於對於外籍配偶的服務,在其他領域中,所有的案主 以及案家都被預設為潛在的福利詐欺者,而資源守門員,也就是社工員以及NGO作為國家資源重要把關的行動者5。因此,如「家訪」等 活動,都成為社服單位小心求證案主的必要行動。然而,在我觀察過程發覺相當耐人尋味的是,在外籍配偶的社服單位中,幾乎所有的姐妹都被視為潛在的「被害 人」,急需資源與被救援的對象;許多非政府組織乃至於其中志工,不只扮演資源守門員的角色,在「照顧輔導」的宗旨下,更是英雄主義式的英雄(雖然大部份工 作人員為女性),企圖透過「家訪」等行為,以「國家」之名突破私領域的防線,發掘需要被「帶出(家門)來」 予以協助的姐妹們,進一步扮演「關懷者」、「教育者」甚至「先行者」的角色,堂而皇之地定義與介入新移民姐妹的親密關係等私領域議題。也因為大部分NGO 以及社工視新移民姐妹為需要被解救的弱者,並將自身定義為「教育者」與「先行者」的角色,進一步有「培力」姐妹的責任

以下,筆者將就在田野以及多次參與式觀察中,發現多數NGO如何「以培力之名」協助外籍配偶鑲嵌於在地脈絡,但卻同時也僵化外籍配偶作為妻子、母親或媳婦的角色,並教育外配作為異國文化的載體與表演者之機制,進行論述。

性別角色的馴化:請做一個稱職的妻子、媳婦與母親

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培力計劃中,「生活適應輔導班」通常是組成服務據點的主要工作項目之一。透過成立生活適應輔導班,政府與組織 企圖增加外籍配偶適應異地生活的能力。因此,不同類型的專業訓練或在地知識,包含識字班、移民相關規定宣導、在地風土民情、甚至家庭教育,都包含在此生活 適應輔導班的規劃中。

許多機構強調外籍配偶女性流暢運用台語或中文的必要性(圖片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網站)

在一系列的培力計劃中,組織們原期待透過一系列的「教育」,外籍配偶可以習得在地知識與生存技巧,尤其在增加 經濟收入上的技術,並且透過此一經濟技能、文化資源與社會資訊的提供與訓練,可以達成培力新移民的目的。例如,部分服務據點提供烹飪課程,提供外籍配偶學 習臺灣料理烹調方式的機會,使女性更融入臺灣的家庭,並且擁有在外餐廳(例如早餐店)工作的能力,透過提升外籍配偶在家庭中的經濟能力,提升她在家庭中 「說話」之能量,甚至透過經濟獨立使外籍配偶在家中乃至社會中能具備能動性。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亦企圖透過在地語言訓練班的提供,提升移民使用在地語言的能 力,使其在公領域或私領域都能夠「說話」,尤其被期待述說被壓迫、背井離鄉以至於等自身故事的能力.此類課程背後的企圖與發想都與Gayatri Spivak(1988)主張「培力底層階級說話的聲音」(give her a voice)的邏輯相關6;透過培力計劃使社會邊陲的族群不再倚靠本土文化菁英等代言人才能說話,而冀望其能賦有屬於自主「說故事」的管道與能動。

然 而,這類型立意良善的培力策略,卻在無意中成為建構外籍配偶女性作為「弱勢」與「無動能」的被動身份,並馴化外籍女性在家庭中性別角色的機制。無論語言、 技能或知識的訓練,非政府組織的許多策略均強化女性在父權社會的家庭中,傳統且相對單一的角色。以識字班而言,許多機構表達外籍配偶女性流暢運用台語或中 文的必要性,尤其強調語言的流暢使用可使外籍配偶「知道阿公阿媽(意指公婆)他們的意思,才不會有誤會啦」,強調女性作為居家照護者的角色與責任。或,部分機構則強調外籍配偶的小孩在學表現的「落差」與母親無法流暢使用語言(此處單指中文)有關,因此期待透過語言班,讓外籍母親「回家後可以教小孩功課」,一方面強化新臺灣之子7在校必為弱勢的刻板印象,並將此一「弱勢」歸咎於母親的「失職」或「不適任」,進一步僵化女性身為「母親」,必須單方面承擔小孩教養的角色與責任。

另一方面,在社會層次上,此類培力計劃也強調「主體」必須被勞力市場收編,成為有用的勞動者,才稱得上「融入當地」的邏輯。當我參與許多培力課程時,最常聽到的說法是「透過這個課程,姐妹們就被訓練了,未來可以去早餐店打工了」、「可以貼補家用了」。 由上述內容可得知,大多數生活適應輔導班課程設計的個案中,服務據點仍以外籍配偶女性在臺的「家庭」或「主流社會」作為考量的重點,強調應如何訓練外籍配 偶女性的身體,使其得以鑲嵌在「家庭」或「主流社會」的勞動市場中:在家成為一稱職的妻子、媳婦或母親,在外則成為對資本家而言的稱職勞動者,極少以外籍 配偶女性作為一獨立女性主體的立場來考量。

2014年初在桃園舉辦的「歡喜慶新年.臺灣是我家」的慶過年包粽活動(圖片來源:台灣好新聞)

異國情調身體的建構:女體、文化展演與道地(Authentic)文化

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不只是「培力」計劃中,規訓外籍配偶以符合一個「稱職」的臺灣媳婦、妻子、或母親的角色,這些組織同時也在建構外籍配偶成為充滿異國情調的身體、鼓勵外籍女性成為異國文化展演者的計劃上,扮演重要關鍵。

雖然,政府近年來的政策企圖使「外人」變「內人」,將外籍配偶鑲嵌入臺灣在文化、經濟與社會各項脈絡中,讓臺灣得以成為「娘家」8; 但另方面,政府亦透過提倡「多元文化」等文化、教育或觀光策略,強化新移民原為「外籍人士」的角色。「多元文化」的政策原本立意頗好,強調臺灣在多重移民 歷史下,所造成的「文化多樣性」,以及各時期移民在地方互動引起的文化混雜(hybridity),使居民得以理解異同,體現文化混雜所帶來的社會與文化 多元發展與優勢;國家與組織更企圖透過強調對外籍配偶原生文化的重視,進一步使外籍配偶對其文化的肯定與認同,達到培力的成效。因此,許多外籍配偶家庭服 務據點經常舉辦以異文化為主的活動,試圖召喚外籍配偶對社區活動的積極參與,並引起當地社會對於新住民文化之了解,如戲劇、傳統舞蹈或歌謠表演、異國美食 競賽,以及繪畫/攝影比賽等。以戲劇為例,各種培力計劃中,戲劇策略的實踐可能最為複雜.由姐妹組成劇團、甚至自己寫劇本、並展演自我故事,起源於南洋姐 妹會敘事培力之策略。透過有系統的籌劃,姐妹們將不易或不方便口述的自身經驗,以「集體創作」的方式集結,將個人記憶與經驗凝結為集體故事,每一個主角都 是每一位婚姻移民的故事、但卻也不屬於特定一移民女性的故事,而是集體的記憶,並透過巡迴展演被「他者」觀看與理解。

許多外籍配偶家庭服務據點經常舉辦以異文化為主的活動,試圖召喚外籍配偶對社區活動的積極參與,並引起當地社會對於新住民文化之了解,如戲劇、傳統舞蹈或歌謠表演、異國美食競賽,以及繪畫/攝影比賽等。(圖片來源:南洋台灣姐妹會)

相較於劇團的繁複 與細緻,較多非政府組織則採取「節慶活動」作為策略,鼓勵外籍配偶展演「傳統服飾」、「傳統舞蹈」與「異國飲食」等能展現他國文化物質基礎的活動,作為推 廣外籍配偶原生文化的策略。因此,外籍配偶在出席各類活動時,常被「鼓勵」穿著原生文化的「傳統服飾/正是服裝/國服」參與,尤其是女性.如2014年「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頒獎典禮中, 看到所有女性得獎者身著原生母國的傳統服飾參與頒獎典禮,相較之下男性得獎者則較自在地穿著日常生活服飾參與。而以身著白色越式旗袍(Áo dài)、搭配斗笠,並以越南外籍配偶為主要展演者的斗笠舞,近年來也常成為新移民相關活動上熱門的表演,為被「長官們所期待」的多元文化之具體呈現。

展演傳統舞蹈被鼓 勵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外籍配偶女性的身體及其活動作為多元文化的教材,冀透過異國色彩強烈的表演,使異國文化在臺灣發聲(被看到);其二,也期望透過社 區型的活動,讓不同的女性能參與,增加外籍配偶女性被社區接納的機會。然而,以推廣文化此一「善意」的實踐中,因為外籍配偶的身體展演成為多元文化的教 材,卻也使得外籍配偶的身體成為異國風情道地的載體,成為被凝視的對象。我與助理在社區中曾參與與姐妹相關的正式節慶活動時,便觀察到部分被服務據點鼓勵 穿著越南傳統服飾或柬埔寨國服的姐妹們,在穿著日常生活衣著的志工、政治人物、專家學者、參與學生(這類型活動多會被宣傳,成為相關課程課外教學的場景) 以及社區成員之間穿梭、並且被凝視之情境。

相較於劇團的繁複與細緻,較多非政府組織則採取「節慶活動」作為策略,作為推廣外籍配偶原生文化的策略。(圖片來源:中華外籍配偶暨勞工之聲協會)

的確,作為深具教 育意義的「文化教師」與文化載體,由「妻子/媳婦/母親」身份轉換為頗具文化與社會身份的「教師」,常帶給姐妹們在心理上的成就感,成為培力的重要目標; 但更有一部份的參與姐妹,在「與眾不同」以及「被凝視」的過程中,展現其格格不入的不自在感。有時此類型慶典活動所展現的「文化」,在活動歷程簡短與可支 配資源等客觀條件的壓力下,只能呈現特定或相對單一的異國文化想像,如談到越南文化,許多人便想著越南斗笠舞蹈。在「異國美食」相關之活動尤為嚴重,如越 南女性被期待端出越式生春卷、印尼配偶被期待端出印尼薑黃飯,而忽略外籍配偶原生國家中可能原本就具備的文化多樣性,而將特定國家與單一的文化實踐綁定。 換言之,活動中的女性身體成為被凝視的客體,被期待成為「純粹」且單一類型文化的展現,尤其當原本充斥原生母國在地脈絡的文化實踐,在被展演的過程中被去 脈絡化後,在活動中僅遺留下形式,閱聽者僅看到「與我不同」的文化展演或嘉年華,卻缺乏進一步理解不同文化內涵的機會,而單一化移民女性原有的文化光譜, 制約對於新移民女性的文化想像。

過 去,諸多學者們總提醒著外籍配偶女性所遭受的壓迫可能多來自媒體與國家制度的影響,而社區中的NGO成為在此時空背景下,成為移民女性的救贖。然而,當原 本所有非正式培力策略被政治力逐一收編,建置為國家治理機制的一部份時,或許培力(Empowerment)的善意成為「被賦予想像」的賦權 (Empowerment)歷程,成為社會大眾想像她者與文化建構的櫥窗,並進一步加強「他(她)者/我族」的文化邊界(cultural boundaries),成為另一隱性壓迫的來源。

有時此類型慶典活動所展現的「文化」,在活動歷程簡短與可支配資源等客觀條件的壓力下,只能呈現特定或相對單一的異國文化想像,如談到越南文化,許多人便想著越南斗笠舞蹈。(資料照,記者蕭夙眉攝)

後記

文末,我必須再次強調,以上我所反省的培力計劃,真的,其實都充滿「善意」與「同理心」;並且,相信已有部分培力組織察覺到此一現象,與培力組織並 非以外籍配偶為主體,在位置上無法全然以姐妹出發有關,並且進一步推動以外籍配偶女性為運作主體的培力組織與培力計劃。然而,大多數的情境是,當善意建立 在對他者的單一定義與刻板印象下,恐成為另一種隱性的破壞。

雖然,本文談的是外籍配偶女體如何被想像,被「焠鍊」成一個稱職的臺灣母親、妻子或母親,或以培力之名,卻成為想像異國情調、觀望異國文化的身體, 但這又何嘗不是反映臺灣目前各項文化計劃與治理的困境?如,各地所崇尚的客家文化,一方面毀去了原本根植於在地的景觀,而興建與在地客家文化斷裂的所謂的 客家地景,例如「客家土樓」,或為展演「純粹」的客家文化,紛紛移去當地原生植物,種起桐花、辦起桐花祭。而原住民的各項祭典則一再被地方政府劃入「觀 光」的一環,成為被觀看、被消費的客體。部分原住民的祭典在被觀光化的過程中,甚至會因考量觀光客而進行改造,逐漸改變了原本祭典背後的脈絡,只徒留被觀 看的儀式9。這些事件再再顯示,縱然當前臺灣號稱進入「多元文化」的時代,但諸多策略,無論文化政策、文化觀光乃至於文化教育,仍然將多元文化窄化成對特定族群的單一想像,成為以國家為首的主流社會用以統治他者的文化治理的一環。

苗栗客家土樓(圖片來源:僑委會)

的確,目前在臺灣多元文化的逐漸重視下,愈來愈多的族群,如移民、原住民或移工,逐漸被看見,其需求也逐漸被重視,如桃園火車站附近與中和南勢角分 別開了「望見書間」與「燦爛時光」兩家以東南亞移民與移工為服務主體的書店.但「設立異文化飛地」的策略,似乎仍無法讓臺灣成為多元文化存在的烏托邦;私 以為,要讓這塊土地上的各種人都能呈現其文化的多元光譜,就應讓多元文化的元素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不是將它成就為一獨特且充滿異國風情的空間或節 慶,使其成為「另類」的存在。畢竟,這種「讓臺灣人更加認識就在我們身邊的東南亞好朋友」的論述,仍然保持明顯的「我族」跟「他/她族」的文化邊界

不過,目前的現實是,「有」總好過於「沒有」。只期盼,真有那麼成就烏托邦的一日,我們能在像7-11這種極為日常的空間中,看到不同文化的元素真正成為生活的一部份10

註解》

1. Beck, U. & E. Beck-Gernsheim. (2010). Passage to hope, migration and the need for a cosmopolitan turn in family research.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2: 401-414.

2. 夏曉鵑等(2005)。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台北市:左岸文化。

3. 龔怡君(2006)。國家與婚姻:台越跨國婚姻政治。東南亞學刊,3(1),頁 83-103。;Bonjour, S. & B. de Hart. (2013). A proper wife, a proper marriage: constructions of ‘us’ and ‘them’ in Dutch family migration policy.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0, no. 1: 61-76.

4. 夏曉鵑(2001)。「外籍新娘」現象的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頁 153-196。;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5. 王增勇(2014)。福利造家?:國家對家庭照顧實踐的規訓,第49頁。載於黃應貴主編,21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台北市:群學。

6.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271-313).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7. 媒體習慣將外籍配偶女性所誕生的子女稱為「新臺灣之子」,尤其東南亞或中國暨港澳配偶女性所誕生的子女。

8. 從「娘家」此一隱喻,即可發覺國家在婚姻移民策略中,對於移民性別的單一想像與建構。

9. 莊喜如(2014)。誰的傳統?臺南地區西拉雅傳統文化復振 (1990-2013)。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

10. 在我書寫本文的同時,報導人李美賢也在天下雜誌「新住民第二代?叫他們我們就好了!」一文中談及與本文類似的觀點,歡迎大家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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