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愛因斯坦的怪癖中你能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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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愛因斯坦的怪癖中你能學到什麼
扎利亞·戈爾維特 （Zaria Gorvett）
著名發明家、物理學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深信腳趾運動的功效——根據作家馬克·J·塞弗爾（Marc J Seifer）的描述，特斯拉每晚重覆做"壓扁"腳趾的運動，每隻腳100次。雖然我們並不了解有關特斯拉腳趾運動的所有細節，但我們知道特斯拉聲稱腳趾運動有助於刺激大腦細胞。
20世紀最多產數學家保羅·艾爾多斯（Paul Erdos）喜歡另一種刺激劑：安非他命，依靠安非他命的刺激，艾爾多斯能對著數字一連工作20個小時。艾爾多斯的朋友用500美元押注他無法停用一個月安非他命，艾爾多斯贏了這筆賭注，但是他對朋友抱怨到："你讓數學倒退了一個月。"
牛頓則大力宣揚禁慾和獨身的好處。1727年牛頓去世時，他已經永久地轉變了我們對自然世界的看法，並留下了一千萬字的筆記；而所有記錄都證實，牛頓一直保持著童子之身（特斯拉也秉持禁慾信條，雖然後來他聲稱自己愛上了一隻鴿子。）
許多全世界最聰明的科學家們同時也極度瘋狂。從完全禁止信徒食用豆子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到進行裸體"空氣浴"的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這些科學家在通往偉大的道路上都不乏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嗜好。
然而，如果這些嗜好不只是迷信呢？科學家們正越來越意識到，智力優勢不只是我們通常所認為的純粹的基因運氣。最新研究證明，決定你成年後是天才還是傻瓜的因素中，40％是環境因素。不論你是否對此結果滿意，日常習慣的確會對大腦產生極強的影響，從而塑造大腦結構，改變人們的思考方式。
在歷史上出現過的所有偉人之中，集天才與不尋常的嗜好為一身的最佳體現毫無疑問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所以，如果要找一個研究對象，尋找可以讓大腦更聰明的行為，就沒有比愛因斯坦更適合的人選了。既然愛因斯坦告訴了我們如何從原子中釋放能量，那麼也許，他也能夠就如何從我們小小的腦袋瓜裏釋放最多的智慧給我們支幾招。那麼我們能從愛因斯坦的睡眠、飲食，甚至時尚選擇中學到點什麼嗎？
十小時睡眠和白日小憩
睡眠有助於大腦，這是普遍的認知，但愛因斯坦比大多數人更重視這一建議。據說愛因斯坦一天的睡眠時間在十小時以上——幾乎是美國人平均睡眠時間的1.5倍（6.8小時）。然而，我們真的能靠睡覺變聰明嗎？
作家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曾寫道："人們普遍有這樣的體驗，晚上在一個問題上冥思苦想不得解，可是經過一夜安眠後，早上你會得到答案。"
據說，人類歷史上的許多最具顛覆性的突破，比如發現元素週期表、DNA結構，以及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都得益於發現者無意識間獲得的靈感；因為在睡夢中夢見了被電擊的母牛，愛因斯坦才發現了狹義相對論。這樣的說法屬實嗎？
2004年，德國呂貝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Lubeck）的科學家們用一個簡單的實驗檢驗了以上說法。科學家首先教會參加實驗的志願者們如何玩一個數字遊戲。大多數志願者通過練習能夠逐漸掌握遊戲技巧，但目前為止，最快提升遊戲水平的途徑是發現隱藏的規律。當科學家們八小時後再度測試志願者的遊戲水平，他們發現，那些被允許去睡覺的志願者發現遊戲規律的可能性是那些一直醒著的志願者的兩倍以上。
當我們睡著後，大腦會進入一系列循環。每90至120分鐘，大腦在輕度睡眠、深度睡眠，以及一個與做夢有關的階段之間波動；這一與做夢有關的過程被稱作"快速眼動"（Rapid Eye Movement，REM），直到最近科學家才認為該過程對學習和記憶至關重要。然而這不是故事的全部。"非快速眼動睡眠有些神秘，但我們在夜晚60％的睡眠時間都在非快速眼動過程中度過，"渥太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ttawa）神經學家斯圖爾特·福格爾（Stuart Fogel）說道。
非快速眼動睡眠的特徵是大腦的間歇快速運動，也被稱作"紡錘波事件"（spindle events），因為腦電圖（EEG）上會留下紡錘形鋸齒波形的波跡。一晚上的正常睡眠包括了成千上萬次非快速眼動睡眠過程，每一次持續的時間最長幾秒鐘。"這的確是通往睡眠其他階段的途徑——你睡的時間越長，就會經歷越多次數的紡錘波事件，"福格爾說道。
"紡錘波事件"始於大腦深層處迅速形成的結構所產生的電能激增。"罪魁禍首"是丘腦（thalamus），丘腦是一個橢圓形區域，充當大腦中主要的"轉換中心"，將傳入的感官信號發送至正確的方向。當我們睡覺時，它就像一個內置耳塞，擾亂外部信息來幫助你入睡。在"紡錘波事件"中，激增的電能會到達大腦表面，然後再折返，以完成整個循環。
有趣的是，那些經歷了更多"紡錘波事件"的人往往會擁有更多"流體智力"（fluid intelligence）——解決新問題、在新情況下使用邏輯，以及識別規律的能力——正如愛因斯坦那樣。"這種智力與記憶事實和數字等其他智力無關，它僅僅與這些推理能力有關，"福格爾表示。這正好讓人聯想到愛因斯坦對正統教育的憎惡，以及他的那句忠告——"不要背誦任何你能夠查得到的東西"。
儘管睡得越多，經歷的"紡錘波事件"就越多，但這並不一定就能證明，更多的睡眠就有益處。這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是因為擁有更多的"紡錘波事件"所以更聰明？還是因為更聰明，所以才會經歷更多的"紡錘波事件"？對於這一問題，目前尚無結論。但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女性夜間睡眠和男性白天打盹兒都可以提高推理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關鍵是，智力提升與"紡錘波事件"的存在有關，而"紡錘波事件"僅會發生在女性的夜間睡眠中，以及男性白天打盹兒期間。
我們尚不知曉為什麼"紡錘波事件"會有助於智力提升，但福格爾認為這可能跟被激活的大腦區域有關。"我們發現產生紡錘波的區域——丘腦和皮層（大腦表面）——正是為人提供問題解決能力及新情況下邏輯應用能力的區域，"福格爾表示。
愛因斯坦很幸運，因為他經常小憩。有傳聞說，為了確保自己不會睡過頭，靠在扶手椅上休息的時候，愛因斯坦手裏會捏只勺子，下面正對著一隻金屬盤。他會迷迷糊糊地打個盹兒，然後——砰！——勺子會從他手上掉下來，在盤子上弄出聲響，把愛因斯坦吵醒。
每日散步
愛因斯坦非常重視每日散步。他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工作時會走路去上班，全程1.5英里。愛因斯坦跟隨其他持之以恆的散步者的腳步，其中就包括了達爾文（Darwin），達爾文每天要散步三次，每次持續45分鐘。
散步不只有益於保持身體健康，大量證據表明，散步還有助於提高記憶力、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在室外散步至少對於提升創造力是更有效的。但這又是為什麼呢？
當你仔細去想，這一說法難免牽強。散步將大腦的注意力從腦力勞動中轉移出來，迫使它專注於把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腳的前面，以免自己摔倒的過程，進入"順時腦前額葉功能低下"(transient hypofrontality)的狀態，通俗來說，即大腦的某些功能暫停活動，特別是與記憶、判斷和語言等更高級大腦思維過程相關的前額葉部分。
通過把大腦活動調低一級，大腦會採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這可能給你帶來坐在辦公桌前無法產生的靈感。雖然尚無任何證據證明對散步為何有益的這一解釋，但這的確是個有趣的推理。
吃意大利面
那麼天才們吃什麼呢？很可惜，我們還不清楚愛因斯坦是吃什麼來為大腦提供養分的，不過互聯網上盛傳一種可疑的說法，即愛因斯坦提升智慧的方法是吃意大利面。愛因斯坦的確曾開玩笑說，對於意大利，自己最喜歡的是"意大利面和（數學家）列維·齊維塔（Levi Civita）"。讓我們看看。
雖然碳水化合物有各種問題，但愛因斯坦還是對它們鍾愛有加。眾所周知，大腦是個貪戀美食的饞鬼，雖然只佔身體重量的2%，卻消耗著身體中20%的能量（愛因斯坦的大腦更輕，僅重1230克，而平均腦重為1,400克左右）。正如身體的其他部分，大腦更喜歡葡萄糖（glucose）等單糖，而單糖是從碳水化合物中分解出來的。神經元幾乎需要不間斷獲得單糖供應，只有供給完全中斷，才會接受其他能量來源。這裏就存在著一個問題。
雖然嗜糖，但大腦無法儲存任何能量。所以當血糖（blood glucose）水平下降時，大腦很快就會耗盡能量。"身體可以通過釋放皮質醇（cortisol）等應激激素（stress hormones）釋放自己儲存的糖原（glycogen），但這會引發副作用，"羅漢普頓大學（the University of Roehampton）心理學及生理學講師利·吉布森（Leigh Gibson）表示。
我們每次因為不吃晚飯所感受到的那種熟悉的頭暈和混沌就是大腦耗盡能量的表現。一項研究發現，低碳水化合物飲食的人反應較慢，空間記憶能力也會減退——儘管這些只是短時現象（幾周後，大腦會適應其他能量來源，如蛋白質）。
糖分的確可以給大腦帶來寶貴的刺激，但這並不意味著狂吃意大利面就是好主意。"有證據表明，通常情況下，進食25克碳水化合物是有益處的，如果進食了這個數字的兩倍，你就是在損害自己的思考能力，"吉布森表示。更明確地表示就是大約37根意大利面，這比聽起來要少得多（大約是建議食用分量的一半）。"這可沒有聽上去那麼簡單，"吉布森說道。
抽煙
如今，吸煙對健康的危害已經是眾所周知，所以養成抽煙的習慣可不是明智之舉。但愛因斯坦是個鐵桿煙民，在校園裏，愛因斯坦煙霧繚繞的形像跟他的理論一樣出名。愛因斯坦非常喜歡抽煙，他相信，"抽煙有助於自己對人類的事情做出冷靜客觀的判斷"。他甚至會從街上撿煙頭，把剩下的煙絲塞到自己的煙斗裏。
這並不是天才應有的行為，但是我們也有必要為愛因斯坦進行辯護，雖然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出現了越來越多有關煙草導致肺癌和其他疾病的證據，但直到1962年，煙草的這一問題才被確認，而那時愛因斯坦已經去世7年了。
如今吸煙的危害已經不再是秘密——吸煙會阻止腦細胞的形成，降低腦皮層厚度（cerebral cortex，負責意識的褶皺外層），導致大腦缺氧。可以說，儘管愛因斯坦有吸煙的習慣，但他依舊很聰明，但愛因斯坦的聰明並非源於吸煙。
另有一個謎題尚未被解開。一項針對20,000名美國青少年的調查在15年中追蹤了他們的生活習慣和健康狀況，調查結果顯示，不考慮年齡、種族或教育程度等因素，更聰明的孩子長大後會比其他人抽更多的煙，且抽煙頻度也更高。科學家們仍然沒有找到原因，但有趣的是，這個發現不是普遍規律——在英國，吸煙者往往智商較低。
不穿襪子
在列舉愛因斯坦的怪癖時，如果不寫上他對襪子的極度厭惡，那這個怪癖單顯然是不完整的。"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發現大腳趾總是會在襪子上頂出個洞，所以我不再穿襪子了，"在給表親、也即後來的妻子埃爾莎（Elsa）的信中，愛因斯坦寫到。後來，每當愛因斯坦找不到自己的涼鞋時，他就會穿上埃爾莎的露跟女鞋。
然而事實證明，打扮成嬉皮士似乎並未給愛因斯坦帶來任何智力優勢。令人遺憾的是，尚未出現任何直接針對不穿襪子的影響進行的研究，但已經有研究表明，換上休閒服裝，而不是更正式的服裝之後，人們在抽像思維測試中的表現會變得糟糕。
愛因斯坦本人的建議大概是回答這一系列問題的最好方式吧。"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發問；好奇心的存在是有原因的，"1955年愛因斯坦接受《生活》雜誌採訪時說道。
如果這個方法不行，你還可以試試腳趾運動。誰知道呢，也許腳趾運動真的有用。你難道不想知道答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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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又過勞...台灣人一年比德國人多工作了3個月
TNL 編輯 2015/03/09 15:56:00
青年低薪問題更是嚴重，30歲以下受僱者共194.3萬人，有23.6萬人月薪不到2萬元，月薪不到3萬元有113.4萬人。
新聞整理 / 蔡宜蒨
近來加薪議題再起，反映台灣長期低薪困境，「窮忙」、「青貧」、「過勞」現象始終未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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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主計總處資料，2014年受僱就業者中，月薪不到2萬元有63.5萬人，占7.18%；月薪不到3萬元有348.4萬人，占40.01%；月薪不到4萬元更有598.3萬人，占68.71%，雖較前年減1.4%，但仍有近7成上班族月薪不到4萬元。
受僱就業者月收入圖
青年低薪問題更是嚴重，30歲以下受僱者共194.3萬人，有23.6萬人月薪不到2萬元，月薪不到3萬元有113.4萬人。月薪不到4萬元有168.1萬人，占86.51%，雖較前年減1.3%，但仍有近9成年輕人月薪不到4萬元。
蘋果報導，勞動部長陳雄文今天在立法院受訪表示，近年景氣不佳，政府對公務員加薪問題將謹慎評估。過去景氣好加上公務員薪水低，因此公務員加薪會讓民間配合加薪，這在過去有10多次。但這幾年台灣經濟停滯、景氣低迷，公務員調薪要考量的因素很多，必須審慎評估。
另外，勞工過勞也是一大問題。勞動部統計，2013年國勞工平均年工時2124小時，雖然比南韓、新加坡低，但遠高於美國、德國、法國、英國。與日本相較，台灣的年工時多出了389個小時，與德國的差距更多達736小時，若以每日工作8小時計算，台灣人較德國人1年多工作了3個月。
針對此現象，陳雄文表示，歐洲有很多國家都早已實施福利政策，比台灣先進很多，有的歐洲國家甚至周休三日，因為德國的國家發展和台灣不同，經濟狀況也不同。
他強調目前考慮朝正常工時，修法為周休2日，周休2日相關修法已送至行政院，目前台灣仍有50%勞工周休1日或1.5日，實施周休2日後可降低勞工平均工時約100小時。
媒體另詢問企業不分紅會不會開罰？陳雄文表示，分紅希望可以公開透明，企業若有盈餘可以分享給勞工分紅，但最好用加薪、發獎金或其他分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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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高調掩政權危弱 美學者：中共瀕臨瓦解
2015年03月09日
學者指中共政權接近破滅的臨界點。（Getty Images） 學者指中共政權接近破滅的臨界點。（Getty Images）
【記者孫芸／綜合報導】
美國《華爾街日報》於6日刊登美國著名中國與亞洲事務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兼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評論文章，指近日的中共兩會實際上是在「掩飾政權的嚴重弱點」，並指中共接近破滅的臨界點。
北京近一週召開中共全國人大會議，文章形容這是一個為人熟悉的年度儀式，來自全中國各地3千多名「被選出」的代表，包括穿著鮮豔民族服的少數民族以及億萬富豪。他們在會議上討論國家的情況，煞有介事地參與政治事宜。
但文章認為，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聚會，與其說是中共的力量象徵，事實上是為了為掩飾其嚴重弱點。人民和官員都會高呼「愛國口號」，這種行為被稱為「表態」，而整個活動就像是一齣可預期的戲劇性儀式。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兼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取自喬治華盛頓大學官網）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兼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取自喬治華盛頓大學官網）
共產國家說倒就倒
文章形容，中國的政治體制受到嚴重破壞，而目前的領導人則盼藉打擊貪腐和持不同政見者來鞏固統治。他認為，對中國社會和制度的專制手段，可能將中共導向跟蘇聯一樣的倒臺結果。
文章又指，一些西方專家早在1991年前便預測蘇聯解體，而美國中情局卻不以為然；東歐共產國家倒臺前兩年，反共思想也同樣被蔑視。蘇聯解體後的「顏色革命」在喬治亞共和國、烏克蘭和吉爾吉斯由2003至2005年先後發生，以及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起義，都迸發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共存在本身即改革障礙
自認看法較謹慎的沈大偉表示，他相信中共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前面的路雖不可知，但卻能預期未來局勢會非常不穩定。內文並提到中共瓦解不太可能由單一事件引爆，而極有可能是以「長期、混亂、暴力」的方式演進。
沈大偉列舉中共執政5個越來越明顯的裂痕（見表），但這些問題卻僅能透過政治改革修復。沈說，除非中共放鬆嚴厲的政治控制，否則中國永遠不會變成三中全會的目標——創新型社會及「知識經濟」。此外，中共的政治體制本身就是社會改革及政治改革的障礙。若當局不放鬆箝制，「他們就正在召喚他們想避免的命運」。◇
5跡象證明中共政權脆弱
1）中國的財金菁英準備走人：
2014年上海的胡潤研究院發現中國64%的百萬及億萬富翁已移民或計畫移民；中國富戶將子女送出海外留學的人數創紀錄；美國查出在南加州有成千上萬中國婦女，花百萬美元借旅遊之名在當地產子；也有富裕的中國人在海外購置物業、隱藏金融資產、開設空殼公司等。文章強調，當一個國家有大量菁英（其中不少是黨員）寧願成為財務逃犯生活在國外，就是他們對國家和政權缺乏信心的證明。
2）文化、媒體自由遭封鎖：
中共對網路、社交媒體、電影、藝術和文學、宗教團體、知識分子、持不同政見者、律師、非政府組織、大學學生、藏族和維吾爾族的政治迫害進一步加劇。例如，中央委員會推出「9號文件」，嚴厲命令所有單位揪出西方的「普世價值」言詞，包括憲政民主、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文章認為，只有缺乏安全感和自信的政府，才會實行這樣的舉動。
3）虛假的幌子：
沈大偉去年夏天曾出席習近平《中國夢》的簽名會，參與的20多位學者假裝在聆聽領導人的最新口號，實際發呆、身體僵硬、無聊之情溢於言表。
4）植根的貪腐問題：
雖然當局推動前所未有地嚴重和持久的反腐運動，但問題卻無被消除的跡象。在一個經濟體系完全缺乏透明度、由國家控制的媒體和缺乏法治的社會上，要將頑固植根的貪腐問題消除十分困難。
5）中國經濟隱憂：
當局在2013年11屆三中全會時曾推出巨大的經濟改革建議，但成效不大。消費支出不斷上升，一些財政改革雖已公布，但總體而言可以用「胎死腹中」形容。
資料來源：《華爾街日報 》 記者郭岳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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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應與宗教對話嗎？
環球科學雜誌社 發表於2014-11-25 17:39
科學家是否應該與宗教及其信徒對話？兩位著名的科學衛士就此話題展開交鋒。圖片來源：victorhanson.com
本文由《科學美國人》中文版《環球科學》授權刊登，李大光編譯。
編者按：儘管兩位辯者都站在科學一邊，但是，如何最有力地對抗宗教對科學實踐和教學的威脅，他們的看法卻不盡相同。勞倫斯·M·克勞斯（Lawrence M. Krauss）是公眾非常熟悉的優秀物理學家，長期為在學校科學課程中保留進化論、驅逐神創論的偽科學變種而大聲疾呼。2005年，在寫給教皇本尼狄克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的信中，克勞斯強烈要求教會不要在科學和信仰之間設立新的障礙，這也促使羅馬教廷再次重申：天主教會贊同自然選擇是正確的科學理論。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一位進化生物學家、高產作家和演講家，同時也是一位敢於與任何危害科學的企圖針鋒相對的批評家。但對於如何讓科學和信仰和平共存，他並不像克勞斯那麼熱情。他的暢銷書《上帝的錯覺》（God Delusion）的書名，可能就是他對宗教信仰的絕佳概括。 2006年底，這兩位科學家參加了在美國聖地亞哥索爾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舉行的會議，討論科學與宗教的衝突。會後，他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會議筆記，寫成了這篇對話錄。在文中，他們講述了與宗教交戰的策略，及如何解決科學家們面對的難題——是否應該向信徒們傳授科學知識，又該如何傳授？傳授的目的，是普及科學知識還是質疑宗教？宗教信仰與科學這兩種不同的世界觀，是否可以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宗教本質上是壞的嗎？他們甚至還探討了科學是否能夠證實上帝的存在。
克勞斯：我們都花費了大量時間去激發人們對科學的興趣和熱愛，並試圖向公眾解釋現有科學對宇宙的理解。科學家談論宗教問題，或撰寫此類文章的根本目的是什麼？利用科學與宗教之間的差別傳授科學知識，還是試圖還宗教以本來面目？我覺得重點應該放在第一個問題上，而你可能更傾向於後者。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如果你想向人講授科學，就應該“採取主動”；如果你想誘導人們思索科學，就應該了解對方的背景。我經常告訴教師，他們可能犯的最大錯誤，就是自認為學生對他們要講的東西感興趣。實際上，教學應該誘導。
同樣，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告訴人們：他們最虔誠的信仰是愚蠢的，應該聆聽我們的終極真理，很可能收效不佳。相反，若把如何正確地看待宗教作為討論的主要話題，反而可能會幫助人們警醒，並質疑自己的宗教信仰。
道金斯：我認為宗教是壞科學，而你認為宗教對科學具有輔助作用，這注定會使我們的觀點相左。我同意你的看法：教育需要誘導，在教學之初就把聽眾推到對立面並不明智。也許，我也會試著提高自己的誘導技巧。不過，誰也不會喜歡一個不誠實的誘導者，我想知道你所說的“採取主動”會到什麼程度。想來，你不會主動去接近一個這樣一個人——他“認為地球是平的，而不是一個球”，也不會去誘導那些認為整個宇宙是從中石器時代（Middle Stone Age）開始的“地球年輕創造論者”（Young Earth Creationist）。不過，也許你會去誘導那些“地球年老創造論者”（Old Earth Creationist）——他們認為上帝創造了一切，並一直在幫助人類克服困難向前發展。我們之間的差異，或許僅僅是誘導程度的不同。你的誘導比我更深入，而我懷疑自己根本就無法達到那個程度。
克勞斯：首先，讓我詳細解釋一下我所說的“主動”。我並不是要向錯誤的觀點妥協，而是尋找一種誘導的方法，讓人們意識到那些觀點確實是錯誤的。
我給你舉一個例子。我跟創造論者和狂熱的外星人綁架論者都辯論過。這兩種人對自然的解釋存在類似的錯誤：他們認為，除非你能解釋所有的事情，否則還是一無所知。他們還舉出一些常理難以解釋的例子，1962年，蒙古的許多人都目睹了飛碟盤旋在一座教堂上空，他們問我是否了解這一事件。要是我說不了解，他們一定會說：“如果你沒有研究過所有類似的案例，就不能否認外星人綁架事件的存在。”
我發現，我可以用一種人的觀點，詢問另一種人的看法，看他們各自有什麼反應。
如果我問創造論者：“你們相信飛碟嗎？”他們一定會說“不。”我可以接著問：“為什麼？你們是否對所有的這些觀點進行過研究？”
同樣，如果我問那些堅信外星人綁架論的人：“你們相信地球年輕創造論嗎？”為了表現自己具有科學理性，他們會回答“不相信。”然後我就問：“為什麼你們不相信？你們研究過每一種不同的觀點嗎？”
在這裡，我想說明的是：在大量現有證據的基礎上建立理論預期，並不逐一研究那些證據不足的相反論點，是非常合理的。這種“教學”方法，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奏效的，除非我的辯論對手既是外星人綁架論熱衷者，又是創造論者。
道金斯：我很高興你闡明了“主動誘導”的涵義。但我還是要提醒你，這很容易被誤解。我曾經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書評中寫過：“如果遇到一個聲稱不相信進化論的人，我可以負責任地說，這個人一定是無知的、愚蠢的，或者是精神不正常（或是邪惡的，但我寧肯不這樣認為）。”我這句話不斷被某些人引用，以證明我是一個心地狹窄的、不寬容的、思想封閉和口無遮攔並故弄玄虛之人。但是，請看我這句話的原文，沒有一點的誘導傾向。勞倫斯，你應該深知這是我對事實直率冷靜的陳述。
無知不是罪過，說某人無知也不是侮辱。我們對許多事情都不甚了解，我自己對棒球就一無所知。而且我想，你對板球也一無所知吧。如果我說一個認為世界只有6,000年曆史的人無知，其實是對他進行誇讚，因為他並不愚蠢或邪惡，也非精神不正常。
克勞斯：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認為，無知經常會帶來一些問題，但無知恰恰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如果某人誤解了科學，我們說他無知，並不是一種蔑視。
道金斯：我也同意你的看法，我能夠、也應該更委婉、更有技巧地表達我的觀點，我應該更具誘導性地主動出擊，但這要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下面這句：“親愛的地球年輕創造論者，我對你們認為的'地球有6,000年曆史'的信仰表示極大的尊重。不過，我謙卑而文雅地建議，如果你能夠閱讀任何一本有關地質學、放射性同位素定年法、宇宙學、考古學、歷史學或者動物學的書，你會發現這些書與《聖經》一樣，非常吸引人。你會明白為什麼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包括神學家，都認為世界的年齡是幾十億年，而不是幾千年。”
再來看看我提出的另一種誘導策略。如果我們對他們循循善誘，而不是假裝支持這些愚蠢的觀點，結果會怎樣呢？我們把地球年輕創造論者與科學家之間的差異誇大：“6,000年與46億年的差異不是一點點，而是很大。親愛的地球年輕創造論者，這個差異就好比你說紐約到舊金山的距離不是3,400英里，而是7.8碼。當然，我尊重你不同意科學家觀點的權利，可是，如果我通過推理和確鑿的算術，說出你與科學家的觀點有多大的差距，大概不會過於傷害和冒犯你吧。”
克勞斯：我不認為你的建議是一種“循循善誘”。實際上，我提倡的方法更為恰當，那就是用創造性和誘導性的方法，幫助人們看清這些錯誤觀點的傳播範圍及本質。執迷不悟、不接受事實的人是我們的教導對象。大多數公眾對科學持歡迎的態度，卻不明所以，也從未了解過這些科學證據。關於這方面，我想提另一個問題：科學能夠增強宗教信仰，還是必須毀滅宗教信仰？
前不久，我被邀請參加一個天主教學院舉行的科學與宗教研討會，便聯想到這個問題。他們可能認為我是一個想將科學與宗教結合在一起的人。在同意進行演講之後，我發現他們給我安排的題目是“科學增進信仰”。儘管開始時，我還在猶豫，但是認真思考之後，我看清了這個問題的根本所在：無論好壞，沒有直接證據就相信神聖萬能，是許多人心理需求的基本構成。我不認為可以把人性從宗教信仰中脫離出來，就像我不認為我們能夠擺脫愛情、擺脫對人類認知極為重要的許多非理性事物一樣。當它們完全不含科學的理性成分時，對我們人性的思考就變得不真實也無足輕重了。
道金斯：在理性主義者中，對人性的悲觀主義思想非常普遍，以至於達到受虐狂的程度。好像你和會議上的其他人都持有這種觀點：人性最終注定走向非理性。但我認為，使我們的生活更有意義的浪漫愛情、詩歌以及情感，並非與理性無關，而可能與理性有著交集。總之，我的看法與你一致，絕對的非理性信仰與迷信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永遠無法擺脫非理性信仰，它們是人類本性中不可改變的組成部分——但我猜想，對於你和你的朋友來說，這種觀點顯然是不正確的。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設想，大多數人天生無法擺脫非理性信仰的束縛呢？
克勞斯：我不確信自己已經擺脫了非理性信仰。但是，如果宗教信仰是許多人生活的核心，問題就不再是人們如何讓這個世界擺脫上帝的控制，而是科學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減輕對宗教信仰的依賴，毫無疑問，這是科學可能增強信仰的一個途徑。
在對天主教徒的演講中，我引用了你新書的主要思想，介紹了科學原則，包括在收集科學數據時，不能對結果進行人為選擇。我是藉此暗示，一個人在接受原教旨主義思想時，也不應該選擇性地接受一部分而無視另一部分。如果一個人僅僅因為《聖經》教義，就認為同性戀是可憎的，那他也必須接受《聖經》的其他教義——比如你的孩子如果忤逆，就可以殺死他們；如果你需要一個孩子而身邊又沒有其他男人，你與父親睡覺也是合法的……
另外，科學可以揭露許多對《聖經》的曲解。比如，《聖經》中說女人是頭腦簡單的奴隸，這與生物學告訴我們的女性在生物學中扮演的基本角色，以及男女的智力特點相矛盾。伽利略認為，如果上帝不想讓人類用大腦來研究自然的話，“他”一定不會賦予人類大腦。因此，科學肯定是增強了信仰。
卡爾·薩根（Carl Sagan）和你我一樣都沒有宗教信仰，他中肯地闡述了科學帶給人類的另一個益處。1985年，他在蘇格蘭的吉福德講座（Gifford Lectures）的演講稿中，提出了一個觀點：宗教的超自然力其實是目光短淺的，具有極大的局限性。如果真有上帝，僅僅做我們這個世界的主宰，對他來說，太微不足道了。科學揭示的廣袤無垠的宇宙要宏偉壯觀得多。另外，最近理論物理學的主流觀點告訴我們，一個宇宙也是渺小的，上帝也許應該考慮成為多個宇宙的主人。不過，我需要立即補充說明的是，增強信仰與給信仰提供證據之間，有很大的區別，我認為科學顯然沒有為給信仰提供證據做任何事情。
道金斯：很高興你引用了薩根的話，我很欣賞他的觀點。我應出版商的邀請，為薩根演講集的封面撰文作了總結：“卡爾·薩根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嗎？他的思想要豐富得多。他超越了常規宗教理念中的微不足道、眼界狹隘、古老陳舊的世界觀；超越了神學家、神父、毛拉（Mullah）的精神匱乏狀態。他將他們遠遠地甩在後面。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銅器時代的神話、中世紀的迷信和幼稚的祈禱。而薩根擁有的卻是全宇宙。”科學是否會增強人的宗教信仰？我想我對這個問題沒有要補充的了。你和薩根應該也不想被誤解為贊同信仰的人吧。
克勞斯：我想用一個問題結束我們的對話。我認為目前科學家的宗教之爭，核心問題是：宗教的本質是壞的嗎？坦白說，我的看法在過去幾年內發生了很大變化，不過，你可能認為我的觀點只是變得不那麼尖銳了。當然，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宗教須對許多暴行負責。就像你我經常說的，如果不是因為相信神的旨意，沒有人會開著飛機故意去撞大樓的。
我認為，作為一名科學家，我的角色是，當宗教信仰向人們傳播關於世界的謊言時，站出來反對它們。關於這一點，我認為人們應該像對待其他形而上的觀點一樣，尊重宗教的情感——當然，錯誤的信仰除外。我說的錯誤，是指宗教公開反對科學的實驗證據。地球並不是只有6,000年的歷史，肯納威克人（Kennewick Man）也不是尤馬蒂拉印第安人（Umatilla Indian）。我們需要根除的，不是宗教理念或者信仰，而是無知。只有當宗教信仰威脅到科學知識的傳播時，它才成為我們的敵人。
道金斯：我們在很多問題上看法一致。但“謊言”一詞語氣強烈，隱含了欺騙的企圖，我也不是要把道德規範提升到宗教信仰是否屬實之上。在最近的一次電視採訪節目中，我遇到了英國資深政治家托尼·本（Tony Benn），這位前技術部長自稱是一名基督徒。在採訪過程中，他明顯對基督教信仰是不是真理沒有任何興趣，他唯一關心的，是他的信仰是否合乎道德。他反對科學沒有對人們進行道德指引的做法。當我反駁說，道德指引不是科學分內的事情時，他緊接著反問：“那麼，科學的作用是什麼？”托尼·本的行為是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所稱的信仰綜合徵——“對信仰的信仰”的典型表現。
還有其他的一些例子，比如人們認為宗教能讓人得到安慰並賦予生命意義，這比宗教信仰是真理還是謬誤更重要。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反對人們從任何渠道獲得心靈慰藉，也不能反對任何有力的道德指引，我想這一點你與我的看法相同。但是，宗教信仰的道德價值或者慰藉作用必須與宗教的真理價值相分離。我經常勸說篤信宗教的人注意這種差別，但這不是件易事。因此我認為，作為科學誘導者，我們肩負著沉甸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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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牛津留下的痕跡
2014-06-06 09:58 作者：陳賽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牛津痕跡宗教
去年初，牛津大學的謝德尼劇院舉行了一場舉世矚目的辯論，“世界上最著名的無神論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教授對戰英國國教會的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科學與宗教的戰爭，永遠離不開“自然的起源”、“人的起源”、“人之為人的意義”……到底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終極意義的世界，還是一個充滿了意義的世界？其實，牛津作為一所大學800多年的歷史，基本上也是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
中世紀的魅惑
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馬修·阿諾德曾說，牛津仍然低吟著中世紀最後的魅惑。100多年後，漫步在這座古城陰鬱的天空之下，哥特式的教堂尖頂之間（有一些已經在那裡佇立了上千年），在石頭、草坪、罌粟花和金魚草的顏色中，這種魅惑感仍然揮之不去。
關於牛津大學的起點，有人認為是1167年巴黎大學驅逐外國人，使得很多英國學者從法國歸來並定居牛津。也有人認為只是當地修道院的一個分支機構，或者古城堡之內的一座小教堂。總之，中世紀神學統治的幾百年期間，它從一段漫長、模糊而斷裂的學術活動後逐漸浮現出來，直到13世紀早期才正式確立大學身份。用理查德（Richard Southern）爵士的話說，“牛津大學不是創建（Created）出來的，而是浮現（Emerged）出來的”。
可以確定的是，從孕育之初，它就是一個傳教士的團體，一個宗教機構，處於教皇的控制之下，基督教精神滲入到大學的DNA中。宗教改革前，在這裡學習的學者都是僧侶，今天牛津大學的學袍（Gown）仍然保留著中世紀僧侶長袍的樣式。大學校徽上至今還刻著“Dominusilluminatio mea”（主照亮我）——從先驗論哲學的觀點出發，世界是神創造的，“啟示”才是知識和真理的源泉，大學只是探索和發現的場所，而不是生產和創造的場所。創新、創造、原創這些在今天的學術界受到熱烈追捧的素質在當時都是受懷疑的，被認為是一種誘惑，會導致分裂的結果。
大學的第一幢建築仍然保留著——聖瑪麗大教堂東北側的一個會堂，建於1320年，樓下是會議室，樓上是圖書館，從外面看只是聖瑪麗教堂的一個廂樓，但在漫長的歷史中，它曾經做過佈道廳、議會廳、檔案館、書店、學校、彈藥庫、教室，如今在咖啡屋的交叉拱頂下擺放著蛋糕和色拉。
從聖瑪麗大教堂的鐘塔俯視拉德克利夫廣場，目光越過萬靈學院的雙塔，越過布雷奇諾斯學院、奧利爾學院、基督教堂學院……幾乎所有的老學院都是方庭式建築，四邊建築圍著一片庭院，庭院內綠草如茵，幽靜的迴廊一如中世紀修士曾在此處苦思冥想的樣子。
從詞源學分析，英文裡的神學（theology）出自希臘文theologia，由theos（神）和logia（學說）構成，而語言是由人創造的，因此，“神學”即人對“神之言說”，是“神的邏各斯”，即人對神的“談論”、理性解釋，意為“論述神的學科”或研究神性的道理與學問。
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們的全部活動都是試圖用理性證明信仰，他們引證古代經典或教父遺著以論證基督教信仰和教義。比如牛津的第一任校長羅伯特·格羅斯特（Robert Grosseteste）就是方濟各會的數學家，也是林肯郡的主教。他發展出一種科學方法，將貴族的邏輯學和天主教的正統觀念融合在一起，也將光學、物理學、天文學的現象引進了一種不再僅僅帶有玄學色彩的理論。
格羅斯特之後，一批偉大的方濟各會學者相繼來到牛津，例如羅傑·培根、奧卡姆等，主要是這些先驅們加上莫頓學院的一批研究數學的哲學家（這些哲學家自命“莫頓計算者”，因為它們用數學方法分析一切，除了物理問題之外，甚至要精確地計算像罪過和恩惠這種無法量化的事物），使得牛津大學很早就被視為領先的歐洲大學之一。
當時，羅馬天主教的幾乎每個教派都在牛津建有修道院——多米尼加派最早的修道院就建在猶太聚居區，方濟各會安頓在St Ebbe教堂，加爾莫羅會擁有最古老的波蒙特皇家宮殿，奧古斯丁教尤其擅長辯論，三一教派絕大部分死於1349年的大瘟疫，本尼狄尼修會則是最早成立學堂（academic halls）的，以接納世俗世界的年輕人前來尋求學問。
這些修道院絕大部分都毀於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期間。亨利八世——他對於羅馬教宗拒絕他與第一任妻子凱瑟琳的離婚感到非常憤怒——決定設置自己的教會，並派遣他的士兵剷除英國所有的天主教痕跡。牛津因為曾培育過眾多的宗教領域，思想傾向於保守，與皇室立場相左的修道院幾乎全部被毀，修士們被迫逃離牛津。中世紀的牛津也隨之消失了，各個修道院的石頭與財產流散於牛津各地，只有弗雷德斯維莎修道院保留下來，併入今日基督教堂學院的禮拜堂中。
宗教在牛津留下的痕跡（2）
2014-06-06 09:58 作者：陳賽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牛津痕跡宗教
去年初，牛津大學的謝德尼劇院舉行了一場舉世矚目的辯論，“世界上最著名的無神論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教授對戰英國國教會的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科學與宗教的戰爭，永遠離不開“自然的起源”、“人的起源”、“人之為人的意義”……到底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終極意義的世界，還是一個充滿了意義的世界？其實，牛津作為一所大學800多年的歷史，基本上也是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
紐曼：大學的理想
自從宗教改革以後，牛津大學只接受國教徒入學，任何人想要在牛津任教，也必須得先成為英國國教的牧師。《愛麗絲夢遊奇境記》的作者查爾斯·道格森（Charles Dodgson）就是為了留在基督教堂學院任教，每每到教堂虛應故事。在基督教堂學院森嚴的等級制度裡，他一直擔任教職工共用室執事，相當於後勤，保證同事們在那裡有足夠的報刊、寫字用的紙張、茶和葡萄酒。
英國教育家紐曼。 15歲進入牛津大學三一學院，被稱為“19 世紀最有魅力的傳道者”
英國教育家紐曼。15歲進入牛津大學三一學院，被稱為“19 世紀最有魅力的傳道者”
但是，從兔子洞到柴郡貓所蹲的樹枝，這位天生口吃的數學講師使牛津變成了一個荒謬和幻想的世界（這個故事被後人從各個角度解讀，包括弗洛伊德、政治寓言，甚至有人認為是牛津運動的諷喻）。一個世紀後，托爾金讓他的霍比特人從那裡蜂擁而出。CS路易斯則帶我們穿過一個掛衣櫥直接進入了幻想王國。牛津幻想傳統的最新例子是菲利浦·普爾曼，他畢業於埃克塞特學院，《北方的光》、《他的黑色物質》三部曲的第一部，故事就發生在一個虛構的牛津，也就是喬丹學院，這個學院自中世紀以來，樹木枝繁葉茂，交叉縱橫，像是地下交織生長的菌類。
從17世紀開始，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歐洲神學家開始對基督教教條進行有效的“去神秘化”，從而將神學變成一種歷史與哲學科學。他們把《聖經》視為一種歷史文獻，發明了各種解釋和閱讀的技巧，追溯文本編寫的源頭，希望找到上帝存在的證據。但在英國，至少在牛津，在基督教非理性主義思潮與神秘主義的影響下，神學似乎開出了“一朵最美的幻想之花”（當然還有一種說法是，十八九世紀的牛津大學學術氣氛過於莊重壓抑，教授們只好編出一些奇幻故事，作為對更自由更寬廣的世界的嚮往）。
據稱劉易斯在1929年夏天從牛津前往Headington Hill的公車上經歷了某種奇蹟式的感應。事後他說：“我放棄了。我承認上帝就是上帝，並且跪下祈禱，也許那一夜全英國都經歷了某種令人沮喪，不情願的信仰轉變。”這位“最偉大的牛津人”從無神論者皈依基督教，與這些如夢似幻的教堂尖頂、月光下的庭院、愛麗絲的花園有什麼關係嗎？
作為一名本科生，約翰·亨利·紐曼經常漫步於夜色下牛津大學的四合院裡，從屋頂向下看到“深深的，燃著煤油燈的、暗影搖動”的空間，琢磨著自己對於大學的依戀之情何以能夠經久不衰。這種思考日後被他寫入一本叫《歷史的輪廓》一書。在他看來，物質世界對於了解永恆世界是有幫助的，因為神靈的存在可以通過符號和象徵來感知，而“學院”就代表了一種精神的場所。“出沒在其誕生的地方，它或多或少的會激發或形成某種情感，每個個體在其庇蔭之下成功地成長。”
比如在牛津大學，幾乎每一個學院的禮堂都有肖像長廊。當你的目光在巨大的公共空間中移動，學院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從他們的製高點控制著一切。每一張肖像都代表了一個不同的時期，它所喚醒的是系列各不相同的精神和想像，但所有肖像又反映了這個同業社團的歷史，並預示著一個教育機構比任何一個時刻或個人都要偉大。
紐曼生於1801年2月21日，15歲進入牛津大學三一學院，21歲就錄取為奧利爾學院的院士，並在聖瑪麗教堂擔任牧師。作為英國19世紀最有魅力的傳道者，據說他的講道無論是在哪一段，剪下來就是一首詩。
親自聆聽過他的佈道的馬修·阿諾德曾經這樣描寫道：
在下午朦朧的光線裡，穿過聖瑪麗教堂的走廊，走進佈道的講堂，然後，他用語言和思想打破沉寂，猶如一種宗教的音樂——微妙、甜美、悲傷、催人神思，誰能抵制這聖靈出現時的誘惑呢？
在紐曼的時代，對英國社會來說，是一個充滿了困惑與焦慮的過渡時代——政治民主、政教分離、經濟自由、信仰多元等現代國家的特徵都在這個時期趨於定型。社會觀念的變革如此劇烈，連象牙塔內的牛津大學也不斷受到各種衝擊，自由主義、功利主義、世俗化改革，尤其是科學的興起對舊的智識秩序——我們需要知道的關於自然世界的一切知識都包含在《聖經》裡——構成了強大的挑戰。神學不再決定科學的合法性，或者終極真理是什麼，甚至連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都遭到質疑。
在這場深刻的精神危機面前，紐曼與他在奧利爾學院的同事共同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牛津運動”，試圖重建牛津大學的道德和精神維度。他們多次在《泰晤士報》上發表文章，宣傳自己的改革思想：提倡基督教早期神學家們的理論，提倡古代教會的禮拜儀式，提倡聖禮的神聖，關心城裡的窮人，而不僅是關心人的靈魂生活。他們試圖在羅馬和英國教會之間找到一種中庸之道，一種信的英國天主教的虔誠感。
19世紀30年代，紐曼在牛津的影響力和聲望如日中天，他試圖強化導師的角色，削弱大學中的等級制度，這時期，紐曼幾乎影響了所有牛津大學中好學深思的本科生，他很快成為“大學中道德上和理智上最偉大的力量”。
雖然牛津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紐曼也改宗天主教，但失落與挫折反而促使紐曼潛心研究教育，最終形成了《大學的理想》一書。這是西方歷史上第一部系統、完整論述大學理想的著作，對後世影響極大，啟發了一代又一代人對於大學是什麼以及應該是什麼的思考。正如美國學者謝爾頓·羅斯布萊特在《現代大學及其圖新：紐曼遺產在英國和美國的命運》一書中所說的：“紐曼扭轉了把大學視為一種傳統而刻板的擁有捐贈和學術特權的法人機構的描述，而將大學看作一種充滿感情色彩且有著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的教育機構……自從紐曼以來，大學擁有一個超越時代的核心理念或歷史使命或特殊責任的信念和信仰，一直是大學自我評價過程和內部討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宗教在牛津留下的痕跡（3）
2014-06-06 09:58 作者：陳賽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牛津痕跡宗教
去年初，牛津大學的謝德尼劇院舉行了一場舉世矚目的辯論，“世界上最著名的無神論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教授對戰英國國教會的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科學與宗教的戰爭，永遠離不開“自然的起源”、“人的起源”、“人之為人的意義”……到底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終極意義的世界，還是一個充滿了意義的世界？其實，牛津作為一所大學800多年的歷史，基本上也是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
大學的理想
紐曼對大學最基本的觀點有兩個，第一是博雅教育的理念，即大學應該教授普遍的知識；第二是關於大學中的神學以及大學與宗教的關係。
其實，自從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以來，牛津大學早已開始了世俗化的進程。英國式的紳士，而不是教士，成了主要培養的對象。大學不再強調中世紀的神性、上帝的博學、而是更強調人文主義。不再尊崇經院哲學的經典，而是推行以修辭學為主、以學習古典名著為基礎的博雅教育——古典文學提供了品性良好與卑劣的例子，及其判斷原則；神學提供了道德教育；數學提高推理與邏輯技能。
1931年5月23日，牛津大學授予愛因斯坦（左）名譽博士學位
1931年5月23日，牛津大學授予愛因斯坦（左）名譽博士學位
紐曼認為，博雅教育的宗旨，一方面是心智（Intellect）的而非精神（Spirit）的，強調理智的訓練——理智不是用來造成或屈從於某種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某種具體的行業、職業或是學科，而是為了理智自身而進行的訓練，否則就是一種奴性，而非解放。另一方面是對知識的普及和擴展（Enlargement），而非深入（Advancement）。它追求的是個體不受蒙蔽、限制和束縛的心靈狀態，但不鼓勵從事高深的研究，它們只是大學教師作為個人愛好來追求。在紐曼的敘述中，受過博雅教育的紳士應該是這樣的：“他們了解人類理性的弱點與優勢、範圍與局限。”
但是，如果一座學府自稱為大學，卻將神學排除出去，在紐曼看來就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知識是一回事，而美德（Virtue）是另一回事。博雅教育雖然能帶來心智的提高，但並不能塑造人的美德，它不能造就基督徒，也不能造就天主教徒。這種教育的結果可以依附於一個此世的人（Person of the World），也可以是冷酷無情，甚至荒淫無恥的人。
“（博雅教育）確實只不過是一個此世的目標，只不過是一種無常的財富。……正如一所醫院或者一座濟貧院，雖然其目標絕不是永恆的，但是卻可以聖潔化而為宗教服務。同樣地，一所大學也肯定可以如此，即使它只不過是我迄今所描述的那樣一所大學。我們要到達天堂，也可依靠利用這個世界，儘管這個世界必然會逝去；我們要完善自己的天性，不是靠取消它，而是靠給它增添某種超過天性的東西，並把它引向高於它自身的目標。”所謂“超過天性的東西”，就是宗教上的“真理”，大學的各個學科只有在上帝的潛移默化下，才能使理性不至於對信仰產生僭越，使道德不至於在混亂中迷失。
紐曼熱愛牛津，在構思他的大學理念時，他將他那個時代他認為的牛津大學最好的特徵都融入其中了，包括學院制、寄宿制、導師制等。可以說，紐曼的理念同時也是牛津大學的理念和英國式大學的理念，至少從靈感來源的方面來說是如此。
當紐曼還是奧里爾學院的一名院士時，曾與院長霍金斯就導師制問題進行激烈的辯論。在他看來，導師的作用不僅應該包括傳授知識，還應該包括道德、精神和牧師的維度，他認為導師對他的學生有佈道的責任。他說：“當我還是牛津的導師時，我就十分堅持地認為我的職業是有關於牧養的。我認為，依據大學的條例，導師這個工作本質上是關乎宗教的。……這個原則，我將忠守一生。”
同樣，紐曼相信，只有牛津獨一無二的學院結構才允許大學教學超越知識的傳播，並成為道德重建真正的作用者。在他看來，大學和學院承擔的是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尤其是有教會背景的學院，能夠對大學做有益的補充。大學代表著進步的原則，學院則代表著穩定；大學是為了現世的目標，例如法律、醫學、歷史和科學等等，學院則致力於內心世界，致力於性格和品德的形成。即使沒有導師，只是一群年輕人走在一起，自由交往，也必然能從彼此學習——“他們之間的對話就是彼此之間在上課，為自己獲得新的想法和視角，判斷與行動的獨特原則。”
1842～1845年，紐曼辭掉神職，祈禱冥思，鑽研教會歷史，其間寫成《基督教教義發展散論》一書。牛津已經與他漸行漸遠，在1844年寫給妹妹的一封信中，他坦承自己感覺在牛津成了一個陌生人，曾是“所有人間事物中，最貼近我心靈”的大學，此刻已不再是他的家園。
1845年10月3日，他給院長愛德華·霍金斯寫了一封非常簡短的辭職信，結束了他在牛津長達30年的求學、從教生涯，脫離了與牛津的正式聯繫，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這裡。他記得在飛馳的列車的座位上看到了教堂的塔尖，還突然回想起他入學第一年待過的三一學院，透過房間的窗戶可以看到金魚草。在他著名的《自辯書》中，紐曼寫道，金魚草是“我永久的居住在我的大學中直至死去的象徵”。
這時的牛津運動已經轉變成自由主義浪潮。不久後，牛津不再硬性規定研究院一定要是國教牧師或獨身者，學生入學也不必再宣誓英國國教的《三十九信條》，非英國國教徒甚至羅馬天主教徒都可以入學。這是600多年來第一次，緊緊抓住牛津的宗教信仰終於鬆手。
1854年牛津大學改革，自然科學學科被引入教學計劃，並且增加了貧窮學生的入學機會。19世紀中後期，牛津的學科專業設置進一步擴大。1850年，牛津大學成立自然科學、法學和現代史系、數學物理係等，並且帶動了一批博物館、實驗室的建設。1872年，作為英國第一個物理實驗室——克萊倫頓實驗室的建成，標誌著牛津大學的發展進入了新的紀元。
宗教在牛津留下的痕跡（4）
2014-06-06 09:58 作者：陳賽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牛津痕跡宗教
去年初，牛津大學的謝德尼劇院舉行了一場舉世矚目的辯論，“世界上最著名的無神論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教授對戰英國國教會的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科學與宗教的戰爭，永遠離不開“自然的起源”、“人的起源”、“人之為人的意義”……到底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終極意義的世界，還是一個充滿了意義的世界？其實，牛津作為一所大學800多年的歷史，基本上也是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
尾聲
在伊夫林·沃的小說《重返布萊茲赫德莊園》中，主人公查爾斯賴德在一學年的最後一個星期天從寬街“穿過一個虔誠的世界”而進入他的學院時，鐘聲和湧入教堂的人們把他們完全包圍了。
如今鐘聲依舊，在充斥著鐘樓、圓頂、煙囪和哥特式小尖塔的城市天際線上，上帝的真理似乎仍在閃閃發光。聖瑪麗教堂每週日上午仍然舉行大會佈道，經常邀請名人前來佈道，只是不再使用拉丁語，也並不總是談論宗教。很多學生和學者仍然去教堂，但僅僅是為了唱詩班的音樂，或者建築之美。畢竟，在信仰與旁觀之間還有許多中間位置。除非你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一個人一生難免遇到禱告的渴望或需求。不可知論者的禱告，其中的非理性因素並不比一個遊客在陌生的城市街頭驚慌失措的求救多多少。
牛津大學王后學院圖書館二層
牛津大學王后學院圖書館二層
虔誠感也許消失了，但宗教畢竟給這所古老的大學留下了一種厚重的神秘感，就像《柳林風聲》那個美麗的清晨，鼴鼠和河鼠在河岸邊聽到的神秘的風聲。就像威廉·華茲華斯的那首詩：
牛津的尖塔啊！
教堂和鍾塔！
花園和幼林！
你們的存在勝過
清醒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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