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桌序地位
傳統女性
傳統女性，呈現的是依附在傳統父權社會及農業經濟架構下的臺灣女性，人身(或人生)的價值與地位，受到男尊女卑的觀念與傳宗接代的功能取向等外在因素所左右。
女性自出生後，幸者留在原生家庭，協助家務、農作，順利出嫁，進入另一個家庭，生兒育女，持續勞作過一生；而不幸者，因家境困頓或八字不合等種種理由，出生即被溺死，或被賣為奴婢，甚而為妓。婚後的女性，身體權屬於丈夫、夫家，夫死之後，夫家有權處置及決定其後續的人生。展品中的贖身字與當代私人日記，試圖揭示女性被壓抑與坎坷的生命歷程。
1881年陳鍾氏立贖身字，讓次媳鄭順妹在丈夫死後由娘家父親贖回
結婚及生下男性繼承人是女性人生的大事，即藉由傳宗接代的生育能力，決定女性在家族中的財產繼承與權力地位。從婚姻文書及婚儀圖像中，可以看到女性在宗祧譜系的既定觀念下，須面對不同形式的婚姻，而各有不同的人生樣貌。傳統的嫁娶婚，女子由父母尊長選擇門當戶對的婚配對象，經明媒正娶進入夫家取得妻的身份。相對於明媒正娶的嫁娶婚，貧困家庭無法負擔沉重的嫁妝、家族缺乏男性繼承宗祧，或寡婦無力養家等情況下，遂出現所謂的「小娶」，其型態有招婿、招夫、納妾、媳婦仔等。
1912年4月27日，板橋林祖壽與清水蔡嬌霞結婚照片 1901年何阿牌娶張阿完為妻並入贅，立承招婚字言明婚後雙方的權利義務
臺灣傳統婦女婚後的生活寫照，包括天明即起，上侍公婆、下撫子女、照料小姑小叔、內外灑掃、修補全家衣履帽衫、三餐烹煮等，若逢年過節、節日喜慶更是忙碌，農閒兼差補貼家中經濟，全心全力的投入家庭照料，從而成為「賢妻良母」。無論其勞務負擔多麼沉重，仍然是依附在男性之下，且必須聽從婆婆，甚至是小姑。當家中無男性尊長時，「媳婦熬成婆」的成年婦女才能管理家族財產，主持析產分家或典賣等事宜。當女性的生命走向尾聲，回顧婚姻最實質的意義，便是女性生活在以男性為主體的宗祧制度下，透過婚姻取得列名神主牌、受子孫香火祭祀的權利。雖然如此，留下的也僅有姓氏，沒有名字。
1875年李林氏在家中無男性尊長情況下，立撥鬮書字均分家業 在游姓家族族譜中，僅見透過婚姻關係以妣（妻）的身分進入家族的女性
命運轉折
日治時期纏足閩族婦人
命運轉折，表現女性擺脫傳統的束縛，影響生命歷程的改變。解放纏足，女性的身體自禁錮中解放，重新取得靈活的身體；習得知識，女性掌握書寫的能力，與社會互動漸增。
在婚姻市場，纏足是提升價值的重要手段。在臺灣以閩南女性為主的傳統漢人社會，母親在女兒四、五歲時便幫女兒裹小腳。小腳標示著家族是否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容許女眷免於勞動，同時亦彰顯家族的教養與文化。因此，纏足者多集中於士紳階級，越往社會下層則比例越低。同時，清代的女性僅能透過家庭、書房接受教育，培養女性順從及貞節的婦德、依循「三從四德」並服從於「男尊女卑」。由於身體上裹著小腳的行動不便，知識與技能上「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禁錮，以及「賢妻良母」的責任下，使得絕大多數傳統女性的活動空間僅限於家庭內。
至同治4年（1865），英國及加拿大長老教會傳教士陸續進入臺灣，為訓練女傳道師先後創辦兩所女子學校，首開女子教育之先，以禁止纏足為入學的先決條件。進入日治時期，臺灣仍有纏足風尚，統治者雖視之為「陋習」、「特種殘障」、「人為殘障」。殖民初期為穩固統治，臺灣總督府未採取任何具體措施，而是從明治29年（1896）起陸續安排臺灣士紳至日本內地參觀的策略，灌輸評斷女性的新基準。在臺灣士紳的籲求下，官方於大正4年（1915）4月正式將禁止纏足列入「保甲規約」中，以公權力透過保甲制度全面推動放足斷髮運動。透過豐原下南坑保正張麗俊在明治44年（1911）4月10日的日記，顯示禁止纏足尚未列入保甲規約前，總督府就開始透過保甲體系推動放足。
豐原下南坑保正張麗俊記錄1911年4月10日的保甲聯合會，支廳長諭令「各保宜查女子自十歲以內，凡纏足者要報告解纏」
凡纏足者要報告解纏」
進入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依據殖民教育政策與日本女子教育方針，正式將女子教育納入學制系統。教育內容除日語教育、傳授知識外，偏重同化教育與家庭教育，重視涵養婦德、陶鑄忠貞的女國民性格。國語講習所的修身教材，即傳遞女性於家中照顧翁姑、子女與丈夫的「良妻賢母」形象。
國語講習所修身掛圖 大正初期，大稻埕女子公學校上裁縫課的情形
隨著社會風氣日益開放，公學校女學生就學率逐漸提高。殖民政府逐漸鬆綁教育法令，明定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師範學校除外）取消臺、日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開放共學。於是各地紛紛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訓練專業人員的師範學校女子部及公私立女子職業學校也應運而生。家境良好，有志向學的女性更有負笈海外的機會，其中又以赴日者佔絕大多數。展品中目前留存的女性畢業證書、修業證明，可以了解當時女性升學、選擇就讀的學校與修習科目狀況。
1937年12月林麗賓於シウビ（秀眉）洋裁研究室完成修業，獲頒畢業證書 1935年2月，高慈美獲頒東京帝國音樂學校畢業證書
展現自我
早年臺灣興盛的茶葉產業使用大量女性
勞動力資源，從事如揀茶的工作
展現自我，要突顯女性經歷放足及接受學校教育後，在社會日趨多元的活動與角色。進入1920年代後，許多現代化的事業與公共設施集中於此時期，社會的活潑化連帶刺激女性的參與和改變她們的形象。職場之外，官方或民間的婦女團體紛紛成立，對於傳授新知、培養技能，響應社會運動或國家動員等。
清末開口通商後，臺灣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一環；日治時期，殖民政權扶持資本家投資臺灣，皆使得臺灣的工商業有長足發展。再加上1920年代女權思潮鼓吹女性經濟獨立及外出工作、政策上需要充份利用臺灣的人力資源，使投入職場的臺灣女性日漸增加。清末日治初期的產業人力需求多以勞力為主，專業技能需求較低；隨著臺灣工商業和公共事務發展，女性也涉入新興職業，部分也是戰時中代替出征男性的工作，如會計員、打字員、一般事務員或管理員等。在戰時護士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殖民政府以徵召軍伕的方式，徵召以高等女學校畢業為主的臺籍女性，施以包紮、傳染病知識等短期護理及日本國民精神訓練後，便派往中國擔任戰地的看護助手。
林獻堂1931年6月13日的日記，記錄到蔡阿信新蓋好的清信醫院參觀工作
記錄到蔡阿信新蓋好的清信醫院參觀工作
女性在工作上表現出權威與自主的一面，除成為其他女性倚重或模仿的對象外，也贏得社會大眾的尊重，促進婦女的社會地位，增加女性的影響力。例如，在林獻堂的日記中，就多次記錄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1899-1990，臺北人）與林獻堂等男性士紳來往的情形及捐錢給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等事，由此可知女醫師在當時的社會地位。此外，女醫師的出現，使得信守「男女授受不親」的女性患者，尤其是婦產科的患者，得以放心且較無忌諱的傾訴病情，降低了婦女因延誤就醫而死亡的機率。
職場之外，官方或民間的婦女團體紛紛成立，主要目的在於傳授新知、培養技能，響應社會運動或國家動員等。女
性以積極的態度參與社會事務，建立新形象，不僅獲得社
會大眾的肯定，也成為其他女性模仿的對象。
一新會在1933年3月18日至20日舉辦創立一週年慶祝會的活動順序單
舉辦創立一週年慶祝會的活動順序單
民間自發性組成的團體宗旨或演講的內容主在破除社會陋習、增加衛生常識、改革家庭及謀求婦女自立向上，故鼓勵女子教育或女子就業議題都被列入討論。以一新會為例，就透過公開演講，將習得的新觀念傳播給更多婦女，演講內容包含「現代婦人之主張」、「男女平等」、「性教育的實行方法」等與女性切身相關的議題。
在戰爭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下，日本殖民政府認為在戰爭期間，已婚婦女實具有守護後方家庭的重要地位，即「家庭是戰場，戰勝從家庭」的觀念。在皇民化運動推行的過程中，殖民政府最重視青年階層，因為青年期是訓練為「日本人」性格的完成關鍵。在此要求下，政府訓練年輕未婚 女青年，使她們成為篤信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堅份子，並進 而推行官方政策。
女性不論是響應社會運動或戰時接受動員，都積極參與，她們由改善家庭推及至教化社會，由相互砥礪進而啟發民智，對社會產生深淺不一的影響。女性參與社會活動，不僅重視婦女與家庭問題，而一向與婦女無關的社會或政治問題也是她們關心的主題。其中，臺灣農民組合和臺灣共產黨中的女性，更勇於挑戰與解放社會，成為政治運動的女性先鋒，也為戰後女性的參政開啟源頭，建立新的女性形象。
檔案是人類活動的原始紀錄，歷史傳承的一手資料。中研院臺史所為深化臺灣史研究，早在1988年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時期，即深入臺灣各角落蒐集各種民間文書及地方檔案，並整理收存，建立資料庫。臺史所成立後賡續傳統，成為國內重要的史料典藏單位之一，並於2009年底經中研院院務會議通過設立「臺史所檔案館」，以系統性執行臺灣歷史檔案蒐集、編藏、數位典藏與開放應用等學術服務工作。臺史所除沿用田野採集的方式外，亦擴展至私人捐贈、價購徵集與合作數位典藏等方式，積累20餘年來，蒐藏了清代迄戰後契約文書、私人典藏、官方檔案與圖像資料等多樣性檔案，成果豐碩；其中尤以鬮書、契字、帳冊、日記等臺灣民間或私人檔案之典藏，堪稱國內數一數二。
在傳統父權社會之下，歷史書寫與詮釋均屬男性所為，更精確的說，是屬於知識分子、上層社會的男性。以清代臺灣的契約文書為例，男性為主要書寫者，關於女性的紀錄多為因婚姻而締結的契字，以及將女性作為交易標的之人身買賣契約。隨著清末到戰後，臺灣上層社會中的女性，因家庭思想開放、經濟能力較佳、接受教育習得文字書寫能力等條件的支持下，始有能力留下照片、日記、證書等資料。因此，女性紀錄除了在男性書寫檔案中展現出多元化內容，臺灣女性書寫並留存的檔案也越來越多樣，如女性日記、書信、手稿、證件、照片等類型。
為展現本所檔案的多樣性類型和民間文書的多元化紀錄，本次展覽特別精選典藏中的女性史料，從傳統家庭、婚姻制度、身體解放與教育發展，以及投入職場、參與社會等生命歷程，展示自清領、日治到戰後初期，檔案紀錄中女性生命流轉與兩性互動的歷史。相關的檔案典藏依據檔案類型、功能及其產生來源，析分為契約文書、個人與家族檔案、私人日記、官方檔案和圖像資料五大類。第一類契約文書，挑選鬮書、人身關係文書；第二類個人與家族檔案，挑選族譜、書信、證件與印刷品；第三類是私人日記，包括陳岺、楊水心與高慈美等女性日記，和張麗俊、林獻堂與黃旺成等男性日記中關於女性之紀錄；第四類是官方檔案，包含訴狀、通知、代電、陳情書；第五類圖像資料，包括掛圖、插圖、明信片等出版品與照片。藉由上述五種類型的資料，一方面介紹各種檔案的形成與功能，希望能引導讀者領略臺灣檔案的多樣性；一方面關注檔案紀錄中女性的角色及其生命史，期望以不同於男性的女性觀點，展現臺灣歷史的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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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足解放，女性大步向前走
「看腳不看面」、「小腳是阿娘，大腳是[女間]婢」兩句俗諺，說明傳統漢人社會中，纏足是評價女性的標準。小腳標示著家族是否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容許女眷免於勞動，同時亦彰顯家族的教養與文化。因此，從前的父母，在女兒四、五歲之際，連哄帶騙地將女兒的小腳丫用布牢牢地纏住，把握「瘦、小、尖、彎、香、軟、正」七個要訣，才能縛出人人稱羨的三吋金蓮。在父母的「用心良苦」之下，女孩們受盡身體痛楚。古語云：「小腳一雙，眼淚一缸」，一點都不誇大。
回到早期臺灣社會，漢人女性多半纏足，而原住民、客家女孩除非受漢文化影響，普遍沒有纏足的習慣。圖1為日治初期的漢人女性，圖2與圖3分別為日治時期客家與霧社原住民婦女。對照這三張照片，眼尖的你想必也發現了相片中小腳與天足的差異。
裹小腳的女性。
圖1：日治初期裹小腳的女性。（檔案來源：費邁克-臺灣風景明信片，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圖2：日治時期屏東蕭家客家婦女於潮州勝進寫真館合影。（檔案來源：屏東佳冬蕭家照片，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圖3：臺灣霧社蕃婦の口琴吹奏。（檔案來源：費邁克-臺灣風景明信片，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圖2的客家婦女身著傳統大襟衫、大襠褲，腳上很豪邁地套著至今仍不退流行的人字夾腳拖鞋。由於雙足不受限制，又穿著易於活動的衣服，客家婦女們可協助男性從事墾殖粗活，總是給人克勤克儉的印象；圖3的原住民女孩則打著赤足，吹著天然樂器，看似自由奔放。相較於此，漢人女性則因纏足，身體上備受束縛。
進入日治時期，纏足在殖民統治者眼中被視為陋習。根據臺灣總督府1905年的統計中顯示，當時全臺近57%女性纏足，且多為閩南女性。這表示高達半數以上的女性勞動力是無法放到生產線上，這對於積極推動臺灣資本主義化的日本政權而言，無疑是一大浪費與阻礙。
與此同時，臺灣的士紳們，接受西方思潮，也逐漸拋棄傳統審美觀，呼籲放足運動。圖4是臺灣著名士紳林獻堂1927年11月3日的日記內容，即記載其視女性纏足為民族汙點的觀感。當時，林獻堂歐遊參觀荷蘭女王離宮，見到中國風俗的圖畫中，有關纏足與辮子的描繪後，在日記中寫下「留一民族野蠻的汙點於異國宮中，永久不能磨滅，斯為可恨耳」，可見其心中之不快。
灌園先生日記
圖4：1927年《灌園先生日記》。（檔案來源：《灌園先生日記》，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由於殖民政權對經濟及統治需求，以及西方思潮的影響。1915年4月臺灣總督府在官民籲求下，透過保甲制度，正式以公權力全面推動放足斷髮運動，女性纏足比率大幅下降。至此，傳統社會的臺灣女性終能掙脫身體上束縛，並隨著接受教育、增長智識後，在社會上的活動與角色也日趨多元，走向不同於以往的人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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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友月薪多少才肯嫁 6成女人這樣說
2015/12/11 00:47 38591
日前網路論壇mobil01有網友PO文指36歲女性要求結婚對象要有車有房、存款百萬才嫁，結果引發網友論戰。婚友業者月老銀行最新統計數據，36歲~40歲男女對結婚對象要求大不同，男要另一半是嫩草，女要另一半經濟好。
數據顯示，就經濟條件方面來看，有76%的男性要求另一半”只要有穩定工作即可”，有11%認為另一半可以不必工作；但女性要求則相對嚴格，60%女性希望對方月薪超過6萬。就年齡方面來看，有45%的36到40歲男性希望另一半年紀小於30歲，但女性則完全相反，65%希望另一半年紀比自己大或跟自己同年。
（游瓊華／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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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友業者月老銀行最新統計數據，36歲~40歲男女對結婚對象要求大不同，男要另一半是嫩草，女要另一半經濟好。film.szonline.net
就經濟條件方面來看，有76%的男性要求另一半”只要有穩定工作即可”，有11%認為另一半可以不必工作
女性要求則相對嚴格，60%女性希望對方月薪超過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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