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素描紀行
Félix Régamey — Wikipédia - http://goo.gl/8hq9xf
從《菊子夫人》到《蝴蝶夫人》
作者：余鳳高 來源：中華讀書報 整理日期：2007/8/9
以彼埃爾·洛帝（Pierre Loti，1850-1923）作為筆名的法國作家路易-瑪麗-朱利安·維奧原是一名海軍。他先是在海軍學校受訓，1881年升任海軍上尉，1906年又升為艦長。喜歡觀察事物的天性使洛蒂每次出海歸來之后，都要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記載下來，寫成簡樸的散文，隨后依此為素材創作小說，最后成為一位作品具有異國情調特色的小說家。他的代表作、1887年的小說《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就是他1885年起在中國海域服役期間的收獲。
這是一部帶有作家自傳性質的日記體小說。作品寫的是一位法國海軍上尉在19世紀初隨艦來到日本長崎時，按當地的風俗接納日本少女菊子為“臨時妻子”的兩個多月里的生活。《菊子夫人》細膩地表現了歐洲人眼中的日本，處處顯示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法國人是一副高昂的殖民者姿態，日本人則處處顯得拘謹、卑微。小說描寫這對夫妻的最后離別，菊子“以一個老兌換商的靈巧和技能，撫摸、翻弄”這位法國軍官按協議付給她的錢，“一面唱著不知什么鳥兒的浪漫曲”；主人公“我”，也就是上尉則是“喜歡這次婚姻如它開始時一樣，像鬧著玩似的結束”。（艾珉譯）
小說發表后，受到激烈的批評，包括訪問日本、同情日本的外國人的批評。作家費利克斯·雷加梅（Félix Régamey）在1894年出版了長篇小說《菊子夫人的粉紅色本子》（Lecahuerrosede Madame Chrysanthème），通過菊子夫人的日記，對洛蒂小說中的情節作了顛覆性的詮解，顯示洛蒂的男主人公是一個感覺遲鈍、感情冷漠的人。更有意思的是法國作曲家安德烈·梅薩熱（André Messager）和他的詞作者們1897年的喜歌劇《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在原來的情節上加了一個尾聲：海軍上尉接到被他遺棄的藝妓的一封哀婉動人的信，感到無比悔恨。而《蝴蝶夫人》同樣也是對洛蒂故事強烈的逆反。
《蝴蝶夫人》：從話劇到歌劇
美國的約翰·盧瑟·朗（John Luther Long，1861-1927）是一位商務律師，與妻子瑪麗居住費拉德爾菲亞。他又是一位作家，出版了九本書，還創作了幾部話劇和兩部歌劇。其中《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是最有名的。《蝴蝶夫人》是朗據他的姐妹科雷爾夫人（Mrs.Correll）回憶自己與她的傳教士丈夫在日本時的見聞創作的。小說最初在1897年的《世紀雜志》（Century Magazine）上連載。
《蝴蝶夫人》的故事產生了很大的效應，使朗一下子成為一位名作家。這激勵他挑選曾經當過演員和經理的戲劇演出人和劇作家大衛·貝拉斯科（David Belasco，1853-1931）與他一起將作品改編成話劇，先是1900年5月5日在紐約上演，不久又在倫敦上演。
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賈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為參加歌劇《托斯卡》（La Tosca）的首演式，正巧在倫敦待了六個星期。在此期間，他參觀了約克公爵劇院（Duke of York’s Theatre）。在這里，他看了英國劇作家杰羅姆·K·杰羅姆的《霍布斯小姐》（Jerome K.Jerome：MissHobbs），還有貝拉斯科的《蝴蝶夫人》，尤其是蝴蝶給了他深深的震動。
在此之前，一直有多個題材在普契尼的腦際里醞釀：維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慘世界》、意大利劇作家卡洛·哥爾多尼的《在基奧亞的爭吵》和《女店主》、法國劇作家愛德蒙·羅斯丹的《西哈諾·德·貝爾熱拉克》、俄國小說家費德爾·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記》；還有法國小說家阿爾方斯·都德的《塔拉斯孔城的達達蘭》、德國劇作家蓋哈爾特·霍普特曼的《織工》，他甚至想將大詩人但丁的《神曲》改編成《地獄》、《煉獄》、《天堂》三部分的歌劇，等等。但是《蝴蝶夫人》像一道閃亮的光掠過他的眼前，把這一切都遮蓋住了。
不錯，“普契尼不懂英語，”意大利魯卡的“普契尼研究中心主任”朱利安·巴登在他2002年出版的《普契尼傳》（Julian Budden： Puccini His Life and Works）中說，“而且就是懂，也會對戲劇對白中富有含義的大量不純粹的英語感到失望。但是對他來說，重要的總是視覺的刺激，貝拉斯科自然主義的演出僅是通過眼睛就夠吸引他的了。”
在演出的幕布剛一落下，他就急急沖進貝拉斯科的化妝間，懇求貝拉斯科答應他將他的話劇改變為歌劇。“我立即同意，”幾年后，貝拉斯科回憶說，“并且告訴他，合同他要怎么訂……都可以；因為要跟一個眼里噙著淚水、雙臂抱著你脖子的感情沖動的意大利人討論如何改編，那是不可能的。”
8月，普契尼回到意大利位于他家鄉魯卡18公里的風景秀麗的托雷德拉戈（Torredel Lago）。普契尼先是讓作家朱塞佩·賈科薩（Giuseppe Giacosa）和盧吉·伊利卡（Luigi Illica）兩人執筆改寫劇本。他們一直是他的合作者，普契尼以前的《曼儂·萊斯科》、《波希米亞人》、《托斯卡》劇本創作，他們有時一人，有時兩人同時參加。直到1902年初，普契尼才拿到伊利卡寫散文、賈科薩寫韻文的《蝴蝶夫人》腳本，開始譜曲的工作。
在此期間，普契尼多次得到駐意大利的日本大山大使夫人的幫助，她向普契尼提供了許多日本的音樂，如日本的國歌《君之代》，民歌《櫻花》、《江戶日本橋》、《我的王子》、《日本古樂》等等，使未來歌劇的劇情具有特定的背景和民族風格。與此同時，普契尼還訪問了正在米蘭巡回演出的著名日本女演員佐田·亞科（Sada Yacco）。此外，他還就日本音樂的旋律和節奏與比利時音樂研究家古斯塔夫·諾斯普（Gustav Knosp）通信。
但是1903年2月25日深夜的一次車禍，不但將作曲家所駕駛的車撞得差不多成為廢品，他自己的身體也多處受傷；加上治療不當，做了兩次手術，使他的創作拖延了半年多。這甚至讓作曲家一度十分消沉，以致在一封給伊利卡的信中深深嘆息說：“再見了，所有的一切；再見了，蝴蝶；再見了，我的生命！”直到八九月，情況有了好轉，身體得到了恢復，普契尼才又精力充沛地重新投入工作，并于1903年12月27日完成了《蝴蝶夫人》的創作。
演出：從出人意料的失敗到成功
首演的地點確定在米蘭的斯卡拉歌劇院（La Scala）。在首演幕布拉開的前幾個小時，普契尼甚至滿懷信心地給扮演巧-巧-桑的羅西娜寫了這么一個便條：“親愛的羅西娜，不論多美好的祝愿都實屬多余。您的演唱這么真實感人，一定會征服所有的觀眾！我希望，有您的精彩演出，我們一定能獲得成功！今晚，我會帶著一顆從容不迫的心和我全部的愛慕，最親愛的朋友！”一切都表明對演出的勝利具有充分的可信度，至少普契尼自己是這樣感覺的。但是……
事實是，這次首演被認為是歌劇史上最大的一次慘敗。慘敗的原因當然不是歌劇本身的關系。普契尼的傳記作者克萊門斯·霍斯林格爾認為事情也許和一個出于嫉妒而“反對作曲家的小集團有關”。傳記作者根據當事人的回憶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演出一開始，壞蛋們就蠢蠢欲動。隨著演出的進行，吵鬧、嘲笑、噓聲和口哨聲愈演愈烈，震耳欲聾，還不時傳來‘舊貨’的叫罵聲。她們攻擊的首要目標是斯托爾基奧，她與托斯卡尼尼的關系很親密。辱罵、叫罵使斯托爾基奧實在忍無可忍，終于因憤怒和傷心而精神崩潰、失聲痛哭。”（楊宏芹譯）目睹這場鬧劇的劇院經理朱利奧·加蒂-卡薩扎（Giulio Gatti-Casazza）補充說：“第二幕里，觀眾對蝴蝶夫人和軍官的二重唱以及‘花之歌’二重唱報以友好的掌聲，但其余都是災難。”當演出的大幕落下時，劇院里“死一般的寂靜。沒有一丁點兒的歡呼聲，沒有一絲響聲。什么都沒有！《蝴蝶夫人》死了，被埋葬了。”
這極大地打擊了普契尼的情緒。他“拉長著臉，愁容滿面，吃驚地望著眼前出人意料的這一切”，不明白那幫人為什么要這樣對待他，甚至好多天之后都不能從這次慘敗中振作起來。不過盡管如此，他對自己的作品還是懷有信心的。在1904年2月22日給羅西娜·斯托爾奇奧的信中，普契尼一方面歉疚地說：“我的蝴蝶，多情的小姑娘，將要離開我了。你的離別好像帶走了我作品中最美好、最富有詩意的那一部分，我想《蝴蝶夫人》沒有了羅西娜就好像沒有了靈魂，多么可惜啊！你經過了多次的興奮和緊張，貢獻出那么卓越的才智，卻得到粗魯的報答。這是多么令人不快啊……”同時表示：“但我深信這些可怕的印象會很快地從我們的腦子里消逝……”
普契尼畢竟不會被失敗擊倒。他聽從了指揮托斯卡尼尼的勸告，將歌劇過長的第二幕分為兩場，并加入間奏；同時對一些地方作了進一步的潤色。修改本于三個月后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布雷西亞的大劇院（Teatro Grande,Brescia）演出，取得了極大的成功。1905年7月7日在倫敦科文特加登劇院上演時，許多觀眾都被感動得流下眼淚，有幾位婦女甚至當場昏厥過去。《蝴蝶夫人》幾乎占領了倫敦的整個演出季。此后，歌劇先后在巴黎、維也納、布拉格、柏林、布魯塞爾、紐約等地上演，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功。《蝴蝶夫人》被認為是普契尼創作的頂峰之作，公認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一部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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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明治九年（1876）與吉美一同訪日的畫家費利克斯·雷加梅來說，印象最深的是古老的木橋。抵達橫濱的當晚，他透過下榻的豪華賓館的窗戶，看到了“鑲著醒目金屬飾件的木橋優美地彎出一道弧線”。費利克斯·雷加梅二十三年後再次訪日時回想到“我初次踏上這片土地的那個黃昏，這裡的木橋帶給我無盡遐思。從那之後，這片土地就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那是一種美得炫目的回憶……”42敞著船頭的小船在橋下穿行而過，人們沖涼留下的水沫在月光下泛著銀光，穿著像王妃一樣美麗的女人背著熟睡的孩子，用充滿慈愛的歌聲輕柔地哼唱著，那歌聲讓人想起遙遠的那不勒斯。費利克斯·雷加梅沒有寫關於那座橋他具體想到了什麼，可是，對他而言，這夢幻般的情景無疑就是他眼中的日本。到明治三十年（1897）他再次訪日時，這座谷戶橋已經被鐵橋替代，那夢一般的情景也已無處尋覓。和吉美一樣，費利克斯·雷加梅也沒有記錄任何客觀事例，僅僅是將看到的情景寥寥幾筆作了簡單描述，沒有任何關於“國民、物產、商業、法律等方面的準確國情資訊”。他感受到的日本不是客觀的信息數據，而是只能通過對第一印象的描述才能傳達的某種存在。團扇和線裝書、女招待的假聲、大山和大海的二重唱，還有木橋上的搖籃曲。也許有人會心生不悅地想問一句：這些日本印像在他們眼中除了異國趣味是否還有其他的意味呢？其實，根深蒂固地認為西方人的日本印像只是孕育異國情趣的幻影，這一點才是我們在解讀日本近代史時的盲點和淺薄之所在。他們第一印像中的相關事物都是“不依靠蒸汽動力和機器幫助而達到的”43高度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文明，是暗示閉關鎖國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前工業化社會性格和特質的碎片。並且，他們之所以會感受到有上述特徵的暗示性碎片，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他們在對此感到優越的同時也難免生出質疑和反省。他們在遭遇日本這一異文化時，體驗到的是近代以前的人類生活方式這一普遍性的主題。異文化實際上就是異時空的代表。幕府末期來日、從事報刊發行的布拉克寫道：“二十一年前這個國家百姓的生活與現代歐洲人了解的日本有著更大的區別。而且由於它具備了許多與人們熟悉的歐洲古代（也就是我們稱之為歐洲的童話時代、'古老美麗的時代'）的事物相同的東西。所以，學習了解日本就實在不足為奇，並且覺得十分愉快。”44對近代工業文明的質疑和批判，絕不是它陷入停滯不前的僵局已經眾人皆知的20世紀末期才產生的現象。應該說，從近代工業文明形成的19世紀初期以來，近代思潮的浪頭一波接著一波。可是這種批判在工業文明的全盛時期，被認為是不負責任地美化過去的幻影、開歷史倒車的懷舊反動思想而遭到侮辱和戒備。要真正肯定他們這一預見性的批判，還需經過到21世紀末的漫長等待。信奉科學、工業和啟蒙哲學的19世紀的歐洲人，通過日本這一異文化的鏡子捕捉到的異時空，即前近代，從而對近代西歐文明的本質特徵進行了反省。這一點我們從阿禮國的敘述中可以看到。45在阿禮國看來，近代歐洲文明比亞洲諸文明都更為“進步、優秀”，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為什麼按說會給亞洲帶來福音的高度文明，會遭到“從越南南部到日本整個遠東地區國家的抗拒呢”？對此他的答案是：“因為亞洲總是向上天尋求靈感，而我們是在現實的物質世界中摸爬滾打”。也就是說，這種抗拒的力量是“亞洲人對所有歐洲民族的物質崇拜主義的頑強的無聲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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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美德讓你覺得很假？（野島剛）
新頭殼作者NewTalk 新頭殼 | 新頭殼 – 2014年11月16日 上午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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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美德讓你覺得很假？（野島剛）
新頭殼newtalk2014.11.16 文/野島剛
最近，在日本興起了一股「日本人論」熱潮。其實，回顧戰後的歷史，所謂「日本人論」在過去經常出現，例如80年代後半期的「日本人論」興起時，大家都圍繞在「日本人與世界」的主題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比如日本人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相比，有哪些不同之處？有何特殊之處？或者是多麼保守？還有，為什麼日本人如此缺乏國際觀？
那時，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正值高峰，但是日本人反而對自己很沒有信心。
然而，最近的討論熱潮卻恰好相反，很多相繼出版的著作是關於「日本人的這一點很優秀」、「如此出色的日本人」的主題，這些積極正向的觀點反映出有越來越多人對身為日本人感到驕傲，形成「日本人鼓勵日本人」的傾向。
這樣的對比或許會讓人感到納悶，當日本的經濟實力領先世界、握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的時期，日本人卻對自己感到自卑、妄自菲薄。反觀之，今日的日本經濟陷入萎靡不振之際，日本人反倒開始讚賞自己了。這似乎有些諷刺，但反過來也可以理解為「正因陷入衰退才更想自我勉勵」的心理。
在當下這一波「日本人論」裡，經常聽到這樣的議論——日本人對待外國人非常熱情親切。而明治時期曾到訪日本的法國畫家費利克斯・雷加梅（Felix Regamey,1844-1907）的話也經常被引用。他將遍訪日本的經歷寫成了《日本素描紀行》（原題：JAPON,1903）一書，內容提及：「他們恐怕不知道我有多麼喜歡他們。而且他們也不清楚，自己是多麼有資格被世人所喜愛」，說明他對日本的著迷程度。
1876年，雷加梅來到日本後被這裡的風土人情深深吸引，留下了不少畫作。比起大自然的風光明媚或是傳統建築，讓他內心感動的是「在這裡生活著的日本人的日常之態」。就像最近在大陸流行的一句話「台灣最美麗的事人」，大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吧。
最近，在網路上一篇名為《讓赴日外國遊客吃驚的日本人之美德》的報導引起了一陣討論。文章中列舉了這樣幾點：
「街道、廁所、車站等公共場所都很整潔」
「聽說日本人洗澡的次數多，衣服也乾乾淨淨，注重清潔」
「夜裡出門也很安全」
「丟了東西還能找回來」
「很有公德心：垃圾扔到垃圾桶內、不闖紅燈、不邊走邊吃、不邊走邊抽煙」
「感冒了就戴上口罩，在電車內把手機關靜音等，顧及周圍的感受，替他人著想」
「在公司裡，謹守前輩後輩的禮儀分際，前輩傳授給後輩技能，後輩尊重錢輩」
「無論是跟別人約見面還是公共交通都很守時」
「服務業熱情周到，很貼心」
「日本製的產品和藝術品都很精美，品質極高」
「飲食營養均衡，有益健康、活得長壽」
「無論做什麼都不會爭先恐後，排隊等候，井然有序」
「建築和庭園風格體現了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感覺」
每當這些「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美德」在日本被人津津樂道時，我總覺得很不好意思。就我個人而言，不太喜歡這種自吹自擂的調子，被稱讚了應該要更謙虛的，很多事情不是只有日本做得好，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值得我們去學習。
但是，最近像這樣的「日本人的美德」就發生在自己身上，讓我親身體驗到日本人的服務真的很棒。
在日本有家名叫「鮮堡」（Freshness Burger）的漢堡連鎖速食店。我家附近就有一家「鮮堡」店，直到1年前它歇業為止，我都經常光顧，還辦了張會員卡，就是卡裡面可以儲值消費的那種。但是，這家店所在的大樓重新改建的緣故，所以1年前關門了。我的會員卡也用不上了，就一直放在皮夾裡。
上週，因為偶然的機會我來到另外一家「鮮堡」連鎖店吃飯，想起了這張很久沒用的會員卡。我把卡遞給收銀台前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之後，才被告知已經不能使用了。根據規定，超過1年完全沒使用過會員卡的話，包括裡面儲值的金額在內整張卡都作廢了。而我那張卡的餘額還有3000多日元，夠吃10個漢堡了，而且是在3天之前，才剛滿一年的使用期限。我趕緊確認了一下，發現卡的背面確實是這麼寫的，我只能自認倒楣地說：「唉，那就沒辦法了」。
就在我要放棄的時候，店員對我說：「確實超過使用期限了，我試著跟總公司交涉看看吧。3000日元就這樣浪費掉了，真的很可惜。我就跟總公司說您之前到海外出差了，看看是否有辦法可以解決。您先到座位上邊吃邊等吧。」
我先用現金結賬，拿著餐點找個位子坐下。過了一會，店員跑過來跟我說：「搞定了。我先把這張會員卡寄回總公司，讓他們重新發行一張儲值同等金額的新會員卡，然後再郵寄到您家裡，您是否方便留下住址給我呢？如果有什麼任何疑問，也歡迎隨時跟我聯繫。」
就這樣，我接過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他的名字「小野川」和這家店的電話號碼。本來是我粗心大意，會員卡過期了無法使用，也只能摸摸鼻子認了。但是，這位親切的店員卻為我處理好一切，我只需要在家裡等候一張儲值同等金額的新會員卡寄來即可，不久後，我也確實領到了有同等金額的會員卡。店員的貼心讓我更確認了日本人的美德，也成為了「鮮堡」的忠實顧客。
在日本經常會遇到這種出乎意料的服務。如果在別的國家，遇到這種情況時，服務員大概會冷冷丟下一句：「不行就是不行。卡的上面不是寫得清清楚楚嗎？」如果運氣好沒碰上如此冷漠的服務員，頂多是告訴我總公司的電話號碼，讓我自己去交涉看看。
最近，我跟台灣朋友聊天時問他：「你覺得日本人的缺點是什麼？」。他回答說：「日本人很假」。
我想這句話我多少能夠理解，因為日本人是個很容易與他人保持距離的民族，對於「朋友」和「他人」的界定常常會讓人感到困惑。在中華圈，是不是「朋友」被區分的很清楚，在人際關係的應對也有本質上的不同。但是，日本人對於眼前的這個人，通常不太會去深入思考究竟是「朋友」還是「他人」，因此相處起來也不會有什麼特殊待遇。所以，無論是朋友也好，不認識的「他人」也罷，他會謹守該有禮儀本分，不會逾越那一條隱形的界線，這一點在外國人眼裡看來或許會覺得「很假」。
其實，有時候我也不太喜歡日本人的這種性格，可是偏偏我自己時常給外國人留下這種印象，可見民族性這東西真是很難輕易改變啊。
但是，這種「很假」的性格實際上也並非一無是處，比如在對待諸如外國人之類的「他人」時，體現出了一種公平性。也就是說，無論對方是誰，都是應該平等對待的「他人」，不管是不是朋友、是不是本地人、是不是外國人，都一視同仁，所以日本人的服務常常讓外國人覺得非常周到貼心。
對於「鮮堡」的小野川來說，我只是他每天遇到的幾百個「他人」之一，沒有理由特別照顧，正因為有他如此親切的舉動，才會讓外國人真切感受到了「日本人的美德」並為之感動。
小野川的紙條我還放在抽屜裡，就一直收藏吧。提醒我自己，也能多多學習他身上的「美德」。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朝日新聞原駐台記者）
【民報】【台灣樂壇歷史迴廊】
◆夜 郎 心 態
以上邦宗主國自居，鄙視鄰國為夷狄，妄自尊大的劣根文化，綿延五千年至今猶自不歇，其自尊自貴心態，導致不知虛心自省，自陷漢時嘲訕的夜郎之境而不自知；1960年享譽國際樂壇的安益泰來台指揮「省交」演出，卻被漠視誤認為是落後國家韓國的平凡樂人一事（註1），即為一實例。
2007年6月，國立台灣交響樂團發行出刊的第96期《樂覽》音樂雜誌第18頁「航向國際」文與圖片，都顯著傲然宣稱「斯義桂是亞洲第一位世界性歌唱家」，則是「夜郎自大症」導致錯誤的另一顯例。
1957年8月首次來台灣演唱的歌唱家斯義桂，誕生於1915年，而就在這一年，亞洲日本的一位女高音三浦 環（Miura Tamaki）已經受到讚美，很成功地在英國倫敦著名的「皇家歌劇院」（Royal Opera House）演唱歌劇《蝴蝶夫人》了。
◆亞洲第一位世界性的歌唱家—三浦 環Miura Tamaki
已故前輩音樂家李金土教授，在其「樂教三十年」文中提及二戰前來台灣訪問的著名音樂家，名單中首次看到「三浦 環」這個名字 。但是李教授文中沒有附介紹文，也沒能找到任何相關的資料，因此國人對這位世界著名的歌唱家一無所知。
三浦 環（本姓柴田，「三浦」為其夫姓），這位自稱以吃蛋潤喉發出美麗歌聲，立足世界舞台，演唱歌劇《蝴蝶夫人》逾2000場的日本「歌劇首席女星」（prima donna），於1884年2月22日出生在東京。父親柴田 孟甫是當時社會地位頗高的公設公證人。雙親都愛好藝術，因此在三浦 環3歲時就開始讓她學習舞蹈，這對她日後主演《蝴蝶夫人》之精湛演技，助益甚大。此外也讓她學習鋼琴、繪畫與書法等等才藝，到小學時代可謂己是琴、棋、書、畫樣樣皆精的小才女了。
小學畢業後，入東京女學館。學校的音樂老師們，很快發覺她的優異音樂才華，特別是美麗的歌聲，因而都勸她進音樂學校專攻聲樂，卻遭到父親猛烈的反對。柴田 孟甫是一位日本傳統思想濃厚的紳士，他養育女兒，培養其才藝，期望早早為她找個好歸宿。在承諾父親與其養子結婚的條件下，三浦 環進入東京音樂學校（昔日上野音樂學校，今之東京藝術大學）就讀。
三浦 環臉龐紅潤可愛，騎一輛紅色腳踏車上下學，喜歡她的男生都稱呼她「腳踏車美女」，常常借故攔車戲弄她。這些男生中也還包括有當時的學長，後來在研究科的老師，聞名於世的山田 耕筰。年長不多，在音樂學校教她鋼琴的老師，名曲《荒城之月》的作曲者瀧 廉太郎，也曾在上完課時，引誘性地對她說：「我們一起回家吧！」，三浦 環都以「我自己騎腳踏車回去」來回絕。
◆初次登台—婚姻—對音樂的執著
1903年7月，三浦 環初次登台，在帝國劇場主演葛路克（C.W. von Gluck,1714-1787）的歌劇《奧菲歐與尤麗迪西》（Orfeo ed Eurydice），時年19歲。三浦 環為圓演歌劇之夢，畢業後屈從父意，與軍醫藤井 善一結婚，得以進入研究科進修。1907年，丈夫必須隨部隊移駐仙台，丈夫把這個消息告訴她，並對她說：「請妳務必隨同前往。」
三浦 環為這件事煩惱了數日之後，很清楚明白的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丈夫：「要伺候一個男人，只要是女人誰都可以做得到。可是我把音樂當作生命，而且對一個日本人而言，我希望能夠對日本的藝術文化之提升，盡一己之力。所以，請原諒，容許我的任性。」說完之後，三浦 環嚴肅地向丈夫深深一鞠躬。
善一聽完妻子的話，臉色大變，鐵青，轉而蒼白。沈默許久之後說：「既然妳對音樂這麼執著，那就希望妳再接再厲，精益求精，將來成為成功、偉大的音樂家。」
原以為丈夫會震怒，大聲斥罵！想不到卻說出如此寬宏、勉勵的話！三浦 環深深感動，當場激動痛哭，感激泣不成聲。三浦 環與善一的離婚成為社會事件，為當時封建的社會所不容，遭到社會輿論的撻伐，被斥為「離棄帝國珍貴的軍人，沈淪於音樂不能自拔的惡女人」、「恬不知恥的女人」。
當離婚非議漸趨平息之際，一個男人，柴田家遠房親戚，三浦 環自幼就認識，名字叫做三浦 政太郎的友人，適時出現在她面前。這位青年是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才俊。一句「我深願做對藝術家有理解的人」之堅毅態度的話，其誠意深深感動了她，決意與他結褵。1910年兩人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從此柴田 環終生冠上「三浦」夫姓。
翌年3月1日，位於東京丸之內的帝國劇場開幕，迎接三浦 環為其專屬「首席女主角」（prima donna）。10月以《蝴蝶夫人》舞蹈劇 為其帝國劇場之初演，12月續演馬斯卡尼（Pietro Mascagni,1863-1945）的歌劇《鄉村騎士》（Cavalleria Rusticana）。
◆與世界歌王卡羅素長期同台共演
1914年，原本偕夫婿政太郎要留學德國，卻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轉往英國深造。這一改變成了她一生命運的轉捩點，她的才華很快就受到矚目，世界著名的指揮大師亨利 ·伍德爵士（Sir Henry Wood,1869-1944）聽了她的演唱，大為讚賞，立即邀請她在倫敦的「雅博音樂廳」（Albert Hall）演唱，獲得壓倒性成功（ a smashing success ）。
1915年春，受邀請在「皇家歌劇院」主演歌劇《蝴蝶夫人》。夫妻倆興奮得上樂器店買回義大利語文、362頁的劇本樂譜研究練唱，並且一日10頁勤奮背譜。
5月31日登台公演，英國各大媒體、報紙都熱烈的給以絕讚！連日的大好樂評，使原訂的公演期為之延長15天。三浦 環聲名大噪，遠播歐美。1918年受到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禮邀，登台與名震全球「男高音歌王」盛譽的卡羅素（Enrico Caruso ,1873-1921）共演《蝴蝶夫人》。並且榮獲邀請在紐約麥迪遜廣場（Madison Square）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慶祝大會中演唱。
《蝴蝶夫人》劇照的節目單封面，英文標榜「三浦 環 世界最偉大的蝴蝶夫人」（摘自網路）（圖／陳義雄翻攝提供）
◆浦契尼心目中「悲劇的蝴蝶夫人最理想的演唱者」
1920年，以義大利的孔斯丹吉歌劇院（Teatro Constanzi）為起點，在義大利全國各地公演《蝴蝶夫人》。同年，三浦 環榮獲此歌劇作曲家浦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的邀請，到羅馬郊外特雷湖畔他所居住的山莊，受到這位歌劇作曲大師熱情的招待。大師讚美她：
「妳唱作俱佳，是悲劇的蝴蝶夫人最理想的演唱者！」
◆環遊世界演唱，落葉歸根
三浦 環以美國為據點，旅行世界各地演出。1935年在義大利的帕烈爾摩（Palermo ）演唱《蝴蝶夫人》第2000場後，回到日本。
翌年在東京「歌舞伎座」演出第2001場《蝴蝶夫人》。3月21日在日比谷的野外音樂廳，演唱舒伯特的藝術歌曲《美麗的磨坊少女》全集；此際，正當日比谷美麗的櫻花初綻盛放！
此時，三浦 環已營養失調，腹部長出腫瘤，身體羸弱病痛，每唱完一首歌，醫生與護士都要立即醫治調理。雖然如此，三浦 環還是忍受痛苦，很完美的唱出每一首歌，博得銘感共嗚，熱烈彩聲！！！
◆安息—我很幸福，隨時都可以上天堂！
音樂會後，三浦 環住進醫院。音樂製作人高橋 嚴夫來醫院探病，並由NHK錄製三浦 環演唱歌劇詠嘆調（Arias）和其他歌曲，此為其最後的錄音。
牧師柴普曼也來探病，為她禱告祝福。
「您幸福嗎？」牧師問。
「是的，我很幸福，隨時都可以上天堂。」三浦 環用英語回答。
5月26日，病情急轉，一代卓越的歌唱家三浦 環 安息！
逝世的二週前，病房四顧無人時，三浦 環在病床吟唱歌劇《奧菲歐與尤麗迪西》劇中尤麗迪西（Euridice）的詠嘆調，歌聲響遍整棟病房，安祥宛若天使之音。
◆沒有忠忱愛國心，不能成就為真正卓越的藝術家！
山中湖畔居住的三浦 環母女；仰望可以看到美麗的富士山。（圖／陳義雄翻攝提供）
第二次世界大戰，城市居民疏散鄉下的措施，使三浦 環來到風景優美的山中湖。山中湖不僅景色秀麗如畫，從湖畔居處仰望，還可以看到日本的象徵，美麗的富士山！這是最讓三浦 環衷心感動喜愛，結下不解之緣的由來。戰爭期間，三浦 環偕母親攜帶當時昂貴的鋼琴來此居住。此鍾靈毓秀之地，也成為人文薈萃，文人、藝術家交誼、創作，抒發情懷之勝地。來山中湖可尋覓得不隨時代，不隨波逐流，歌聲熱情的三浦 環足跡。
克制摯愛的三浦氏逝世之痛，繼續抒放歌藝於世界樂壇。52歲回國，歸隱山中湖，與鄉民相處和睦，親切宛如家人。村民清晨出門下田耕作，常常可以聽到從山中湖畔飄揚而來三浦 環美麗動人的歌聲。
1946年，三浦 環絢爛的音樂人生之幕垂下。遺言要陪伴在母親身傍，長眠在仰望能看見富士山的山中湖畔。
三浦 環的墓碑上只刻著她親手寫的「聲」一字與一行自己寫作，親筆書寫的詩，大意是：「沒有忠忱的愛國心，不能成就為真正卓越的藝術家。」（待續）
作者瞻仰山中湖三浦 環墓碑。（圖／陳義雄翻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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