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
福澤諭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戒名是「大觀院獨立自尊居士」，日本明治時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東京學士會院的首任院長，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主張脫亞論，影響了明治維新運動，諭吉的肖像被印在日本銀行券D號1萬日元（最大面額，1984年-2004年）和E號1萬日元（2004年始用）的紙幣正面。
中津市的福澤諭吉故居
福澤諭吉在美國舊金山和一個美國女子合影，1860年
福澤諭吉生於攝津國大坂堂島（現屬大阪府大阪市福島區）。當時的豐前國中津藩（今屬九州大分縣中津市）藏屋敷的下等武士福澤百助的次子（最小的兒子）。由於他出生的當晚，作為儒學家的父親剛剛獲得《上諭條例》（記錄清朝乾隆帝時期的法令的著作），因此給他取名為「諭吉」。諭吉的父親既從事管理與大坂的商人的貸款業務，也是一位通曉儒學的學者。但是由於身份卑微，在等級制度森嚴的中津藩一直未能有所建樹，終生不得志而溘然逝世。因此，諭吉在日後說「門閥等級制度是父親的敵人」，他本人對封建制度也開始產生懷疑。
諭吉在1歲6個月的時候就失去了父親，回到中津（現在的大分縣）。他與他的兄弟或者當時的普通武士家子弟不同，並沒有忠孝仁義的觀念，也不敬神佛。他起初也非常厭倦讀書，到了14、5歲的時候，由於周邊環境的壓力，他才開始學習。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漸積累，漸漸地開始閱讀各種漢文書籍。
安政元年（1854年），19歲的諭吉前往長崎，學習蘭學。作為他人生的轉機便是這時。由於佩里侵日，日本國內對火炮戰術的需求高漲。為了學習荷蘭的火炮技術，必須要有通曉荷蘭語的人才。於是諭吉的兄長便建議諭吉學習荷蘭語。諭吉此後開始拜訪長崎的火炮專家山本物次郎，在荷蘭語翻譯的指導下開始學習荷蘭語。
次年1855年，介紹諭吉認識山本的奧平一岐與諭吉不和，便通知諭吉返回中津。但是，從離開中津那時便不打算再回去的諭吉卻自行經過大坂前往江戶（現東京）。他到大坂後，便去投靠與父親同在中津藩藏屋敷工作的兄長。兄長勸阻他前往江戶，並說服諭吉前往大坂學習蘭學。於是諭吉便來到了緒方洪庵的適塾。這中間，因為患傷寒，曾暫時回到中津休養。
1856年，諭吉再次前往大坂求學。同年，由於兄長去世，他成為福澤家的戶主。但是，他仍然沒有放棄求學，變賣了父親的藏書和部分家產後，還清了債務，雖然除了母親以外的親戚都表示反對，但是諭吉還是毅然前往大坂。由於他無力支付學費，便從奧平一岐處借來便偷偷抄寫的建設工程學的教科書（C.M.H.Pel,Handleiding tot de Kennis der Versterkingskunst,Hertogenbosch 1852年），並以翻譯該書的名義作為緒方的食客而學習。1857年，諭吉成為適塾的塾長。他在塾中研讀抄寫荷蘭語的原著，並根據書中的理論進行化學實驗等。但是由於他害怕見到血，從來沒有做過放血或者解剖手術。雖然適塾主要是教授醫學，但是諭吉對荷蘭語的學習超過了對醫學的興趣。
1858年，諭吉為了擔任在江戶的中津藩官邸內設立的蘭學塾的講師，便和吉川正雄（當時名為岡本周吉，後改名古川節藏）結伴前往江戶。當時住在築地鐵炮洲的奧平家的中屋敷，在那裡教授蘭學。這個小規模的蘭學塾後來成為了慶應義塾的前身，因此這一年便被定為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時間。
1859年，諭吉前往橫濱。當時，根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橫濱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但是當地全用英語，學習了荷蘭語的諭吉連招牌的文字都看不懂。從此他痛感學習英語的必要，便開始通過字典等自學英語。
同年冬，為了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團要乘坐美國的軍艦Powhatan號赴美國，日本決定派遣咸臨丸作為護衛艦。諭吉作為咸臨丸的軍官木村攝津守的助手，在1860年（萬延元年）前往美國。當時咸臨丸的指揮官是勝海舟。之後，福澤也以在首次看到蒸汽船僅僅7年後就乘坐完全由日本人操縱的軍艦橫渡太平洋而感到自豪。
咸臨丸的指揮官合影，前排右端為福澤諭吉（1860年）
雖然諭吉已經在書上了解了很多美國的事物，但是還是受到了文化差異的震撼。例如他在書中寫道，在日本，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孫的近況，但是美國人幾乎沒有人了解喬治·華盛頓的後代們的生活。（事實上，華盛頓並沒有留下後裔） 諭吉還和同行的翻譯中濱萬次郎一起購買了韋伯辭典的盜版書帶回國內，成為日後研究的幫助。
回國後，他仍然在鐵炮洲教授課程。但是此時他決定放棄荷蘭語，專教英語，把蘭學塾改變成英學塾。同時也受雇於幕府，從事政府公文的翻譯。據說當時他對於不能理解的英文部分，還需要參考荷蘭語的譯本進行翻譯。回國的當年，福澤還將在美國購買的漢語和英文對譯本詞彙集《華英通語》加入日語譯文，作為《增訂華英通語》出版[1]。這是福澤諭吉最早出版的書籍。在書中，福澤將表示V的發音的假名「ウ」上面加上濁音符號變成「ヴ」，這成為後來日本通行的標註方法。
烏德勒支大使館前的訪歐團成員，福澤諭吉（左邊第2人）
1862年冬天，日本派遣以竹內下野守為正使的使節團出使歐洲各國，福澤諭吉也隨之同行。當時也用幕府發給的津貼費買了許多英文書籍帶回日本。他在歐洲對於土地買賣等制度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差異，並對於許多在書本上無法看到的事物進行調查。例如歐洲人習以為常但日本人前所未聞的醫院、銀行、郵政法、徵兵令、選舉、議會等。
通過這幾次參加海外使團的經歷，福澤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學的重要。回國後，他寫作了《西洋事情》等書，開始了對西學的啟蒙運動。當時，他曾作為官員提倡幕府機構的改革，但在1868年（慶應4年）後，便將蘭學塾改名為「慶應義塾」，專心從事教育活動。
《近世名士寫真》里的福澤諭吉像
在明治維新後，福澤繼續大力提倡普及西學。並針對日益高漲的國會設立運動，提出創立英國流的不成文憲法的論調。他在1881年（明治14年）的政變後與政府要人絕交，在1882年創辦日報《時事新報（日文）》，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場，引導社會輿論。1898年因為腦出血而病倒，之後雖然一度康復，但在1901年（明治34年）復發，溘然長逝。在葬禮上，遺屬遵從福澤的遺志，婉拒了各方的獻花，但是唯獨默然收下了福澤的盟友大隈重信送來的喪禮。
1萬日元的福澤諭吉
雪池忌
由於福澤生前居住在慶應義塾的校區內，因此現在在他去世時所在的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校區內設有石碑。戒名是「大觀院獨立自尊居士」[2]，墓地在麻布山善福寺。每年2月3日（福澤諭吉的忌日）被稱為雪池忌，校長會帶領眾多師生前往掃墓。
福澤由於是1萬日元的正面人物而在日本家喻戶曉。有時候人們也將1萬日元直接叫做「福澤諭吉」或者「諭吉」。也因此，有人在數1萬元紙幣的張數時，會以1人、2人的人數來計數。
福澤也是將會計學的基礎「複式記賬法」介紹給日本的第一人。「借方」、「貸方」的用語也是福澤首先翻譯的。
首先將近代保險制度介紹給日本的也是福澤諭吉。他在《西洋旅案內》（中譯：西洋旅遊介紹）中介紹了人壽保險、火災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等三種保險制度。
思想
福澤諭吉主要的思想特徵是反對封建社會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擊封建時代的專制壓抑。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第一篇開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見其對於封建專制的抨擊和對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勸學篇》後續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會契約論，提出要使國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對均衡。這種均衡說體現了福澤獨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並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學說。此外，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中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而要達到個人的自由獨立，就必須要具備數學、地理、物理、歷史等等現代科學知識。福澤的代表性語言就是「獨立自尊」，這也成為了他死後的戒名。福澤毫無疑問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最高級別的精神導師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勸學篇》17篇，《福翁自傳》，《脫亞論》。尤其是《勸學篇》十七篇，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本。
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的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經濟思想
福澤諭吉雖是最早將經濟學由英文世界引入亞洲的人之一（如試將competition譯為競爭），他本人卻沒有受到特定學說的影響而產生一貫的理論架構。在早期所著的《西洋事情》外編的一部分，福澤直接翻譯了美國人Chambers所寫Educational Course之中的政治經濟學部分，故出現了所謂經濟社會由競爭所決定的市場論（「經濟之定則」）；在《勸學篇》中也多次提及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經濟論。而在稍後期的《文明論概略》裡，福澤進一步反對「偽君子」的反競爭論，而強調每個人要有秉著「數理」、「實學」的精神，產生智慧、儉約與正直之心；國家要從「半開」到文明，經濟發展之訣在於正直地面對營利賺錢的期望。由此可知，後期的福澤在客觀的市場競爭外福澤更強調了人作為行為主體的重要性。福澤指謫，開國之初的日本多進口工業財而出口原物料，長期而言將使整體喪失所謂「製產之利」，主張貿易保護的同時，也呼籲稻農改種桑樹，由自給發展至輸出，以增強日本紡織業的競爭力。其所著《通貨論》，在因「不換紙幣」大行而引致通貨膨脹的同時，顧到政府貨幣政策的困難而支持政府的紙幣流通政策；而在松方財政後又在報紙上發表續篇，擁護通貨管制論，強調貨幣與貿易市場的連動關係。至於在地租改正的問題上，福澤站在反地主的立場，反對地租（土地稅）輕減政策: 由於佃農的租金由市場供需決定，故地主作為不生產階級所上繳的土地稅若減少，則只會滿足其貪婪兼併的意願。
脫亞論
慶應大學校園一景
主條目：脫亞論
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在《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地提倡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於優勝劣汰的思想，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滿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後，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干明。
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支那（中國）和朝鮮（南、北韓）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種族歧視的說法，其實是石河將自己的觀點偽造成福澤的說法寫入全集的。但是，對於這種觀點，仍有不少人表示質疑。但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通過出資購買武器來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
----
日本鈔票的最高面值，1萬円紙幣的人頭像是福澤諭吉。日本市民說，一張福澤諭吉，就是1萬塊錢之意，說「我沒有福澤諭吉」，也就是「我沒有錢」的意思。你看福澤諭吉，對當代日本庶民百姓的魅力，有多麼地大。
日本的1萬円鈔票，本來是以聖德太子為肖像，聖德太子在紀元6-7世紀之間，為推古朝的攝政，將中國隋唐文化引進日本，並振興日本佛教，是日本「文明開化」的先驅者。1984年日本政府決定，以福澤諭吉取代聖德太子，為日本最高面額1萬円鈔票的肖像人物。日本政府發表，要採用福澤為1萬円鈔票的肖像時，沒有聽到日本的學術界，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或看法，都是一片讚成之聲。
到了21世紀2004年，日本銀行改換鈔票肖像，1千円券從小說家夏目漱石，改為細菌學者野口英世的肖像，5千円券從教育家新渡戶稻造，改為女性歌人樋口一葉的肖像，只有最高票值的1萬円券，仍然由福澤諭吉所獨佔。日本當局為什麼要用福澤諭吉，為日幣最高面值的象徵人物，值得受過其侵略思想欺侮的殖民地人民，好好地推敲反思。
戰後，日本的軍人，背著侵略的罪名，遭受唾罵譴責，但是那些軍國主義的政治家，被驅逐公職以後，又捲土重來。其實，福澤諭吉以偉大「啟蒙」思想家之名，引導全體日本國民，鼓勵對外侵略的言行，並不比被徵召的日本軍人的罪惡少。
福澤在1872年的『勸學』，將美國獨立宣言的天賦人權思想，引進日本，他在1882年創刊『時事新報』，發表「脫亞論」，影響其後日本走向帝國主義道路，造成侵略亞洲以及其他各國的事實。本書從福澤諭吉對朝鮮與台灣的言論思想，檢證日本在一名偉大啟蒙思想家的背後，隱藏著多麼陰險毒辣的謀略。
福澤諭吉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goo.gl/MUp0j8
聖諭廣訓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goo.gl/VSBRQb
＝＝＝＝＝＝＝＝＝＝＝＝＝＝＝＝＝＝＝＝＝＝＝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
福澤諭吉：《脫亞論》 《時事新報》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林思雲 譯
--------------------------------------------------------------------------------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
一萬元的日幣紙鈔上就是印著福澤諭吉的肖像，
日本明治維新前後一位西方近代文明的啟蒙者和偉大的教育家。
他於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元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大阪的藩邸。
父親福澤百助，是豐前中津（現今九州大分縣）奧平藩的士族。
母親是同藩士族橋本濱右衛門的長女，名叫阿順。
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兩男三女，諭吉是最後一個兒子。
他的思想簡言之就是「文明開化」，文明開化指的是除了引進西方的技術之外，
還要吸收西方的民主精神。
但西方的民主是來自列強的殖民地爭奪戰和殖民地經營的結果，
所以若探求「文明開化」的真正精神，可以發現，
一方面是包含著輸入外國資源和輸出本國商品以增加國家財富的「殖產興業」論；
另一方面則是在「富國」的過程中若出現原料資源地或商品販賣的爭端時，
就訴諸於戰艦大砲的「強兵」手段，故也稱之「富國強兵論」。
在明治維新之前，福澤諭吉曾三次遊歷西洋，三次出訪都是搭乘軍艦，
而使他體會到了西方的「船堅砲利」，並認識到西方「文明開化」的真正精髓所在。
在福澤諭吉眼中，所謂的「文明開化」是與「野蠻未開」的概念成對比，
而且對照到當時腐敗的中國和日本，福澤諭吉認為「支那人在思想上貧困，而日本人則思想豐富者也」，
也就是論斷日本比較接近文明的階段。
福澤諭吉並將這種概念應用到對朝鮮的「開國」。
因為法國、英國、俄國、德國、美國等西洋列強曾嘗試強迫朝鮮「開國」未成功，
直到日本於一八七五年乘江華島事件時以軍艦逼逼近朝鮮首府京城，迫使朝鮮開放「和親」貿易之路。
福澤諭吉認為，英國由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開放，在中國佔最優越的地位；
而美國以柏里率領艦隊強迫日本開國，也在日本佔首座，所以依此類推，
日本和朝鮮的關係中，日本也應佔首座。
除此之外，福澤諭吉還認為要從首座一躍為「首魁盟主」，並強制朝鮮「文明開化」。
福澤諭吉的野心不只僅在朝鮮身上，還對中國也虎視眈眈。
他預料中國遲早也會像波蘭一樣被分割，而日本應加入列強陣營，割取中國的福建省之一半和台灣。
這種來自西洋式的弱肉強食的史觀，構成了他著名的「脫亞論」，
也就是認為日本應脫離亞洲國家的隊伍，而和西方列強同進退，
必須依西洋人接待朝鮮支那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
福澤諭吉傳播思想的方式主要靠「慶應義塾」（今慶應大學的前身）和『時事新報』。
慶應義塾設立的目的是要教育學生，並誘導朝鮮青年入義塾洗腦。
時事新報則在一八八二年創刊，用以鼓吹文明開化思想，
福澤諭吉並不斷在該報發表時論，主張日本應採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的政策。
一直到一八九八年福澤諭吉罹患腦溢血死亡的十六年間，
他都利用此報紙來宣傳其文明開化之理念，也為甲午戰爭的開打埋下了伏筆。
在發表《脫亞論》之前，福澤諭吉其實主張的是「東洋連帶論」。
但是，他的「東洋連帶論」具有二重性結構，
即強調東洋各國首先要進行國內改革舊體制的革命，推翻守舊派的權力，
然後才可能擺脫西洋列強的壓力。
換言之，福澤諭吉的「連帶」觀不以國界為前提，而以「文明」為前提，
他不認為只要是有色人種就可能聯合起來抵制列強。
所以，主張連帶的福澤諭吉，也同樣主張對鄰國的革新派給予實際支持，
加入他們推翻本國保守派政府的政變，輸出「文明」。
在福澤諭吉的時期，所謂「大亞細亞主義」不是一個理論命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口號。
它的載體是被籠統地稱之為「志士」或「浪人」的活動家在東亞鄰國的顛覆性活動。
朝鮮1884年發生的甲申事變就與日本的志士密不可分，
而中國的辛亥革命更隱藏了介入極深的日本人的名字。
在這種情況下，上個世紀之交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包含了連帶感和擴張欲的悖論關係，
也包含了真實的危機意識和對於歐美列強的現實對抗心情。
在這樣一個脈絡之上，可以列出這樣一些與亞細亞主義相關的政治家活動家和知識份子
：近衛篤（貴族院議長，東亞同文會首任會長），
他以人種區分為前提強烈主張介入中國的事務以使它免遭被白種人殖民的厄運；
樽井藤吉（不得志的民間政治活動家），他在1893年初版《大東合邦論》，
提出日本與朝鮮合併以抗禦歐洲列強的主張。
宮崎滔天（終生從事支援中國革命的活動家），
他在《三十三年之夢》中傾吐著對中國革命的抱負和感情；
北一輝（具有極端國家主義思想並對昭和青年將校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活動家），
他作為一個國家主義者而思考著大亞細亞主義。
事實上，福澤諭吉完全可以列入這一串名單之內，因為他的脫亞論是以東洋一體論為基礎的。
《脫亞論》在發表當時，包含了福澤諭吉對於時政的感情性介入。
已經有很多學者指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帶有非常強烈的具體針對性，
它體現著福澤諭吉對特定事情的特定反應方式，不能看作他思考中的原理性成份。
但是，在福澤諭吉這篇短文之中，其實非常強烈地表現著他思考中的原理性成份，
這就是福澤諭吉在思考文明問題時的相對主義原則。
《脫亞論》是一篇短文，通篇充滿了福澤諭吉特有的緊迫感。
開篇說道：
「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風東漸，所到之處，無不風靡於一草一木。」
但是，在福澤諭吉眼裏，這東漸之西洋文明的魅力之中亦埋伏著殺機：
「文明又如麻疹之流行，......我輩斷乎不具（治癒）其術。
有害無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擋其勢，何況利害相伴且常以利為主之文明乎！」
把文明比喻為麻疹，且認為智者的選擇當為「助其蔓延」，
使人民「早浴其風氣」，體現了福澤諭吉對於同時代世界大勢的判斷：
他認為西方文明對於全球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東方民族不具有抵抗的能力，
正如東京人不能夠抵抗從長崎傳來的麻疹一樣。
既然文明利大於弊，那麼，唯一的選擇只能是接受它。
當然，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自有其詳細的內涵，《脫亞論》只不過暗示了他理解近代文明的視角；
但是這麻疹的比喻卻使福澤諭吉得以與他的後代中那些缺少內在緊張感的西方文明崇拜者相區別，
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歷史解讀前提。
在表明了對於西方文明的基本判斷之後，福澤諭吉表明了他對東亞緊鄰的失望，
他大聲疾呼與東方的鄰國絕交，理由在於他認定了這些鄰國必定亡國；
而福澤諭吉最害怕的，是日本被西方視為與必定亡國的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
脫亞論傳達的首先是他的民族生存危機感，
其次才是他對於亞洲鄰國的失望和由此而來的視亞洲為野蠻的價值觀。
對於這篇「絕交書」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但一個基本事實是不能否定的，
那就是福澤諭吉這位日本近代最傑出的思想家，完全是在「優勝劣汰」方向上思考亞洲價值的，
為此福澤不惜無視日本的地理位置，打算把日本在理念上挪出亞洲，
這表明他早在19世紀後期就已經開始考慮亞洲這一地域概念的相對性問題了。
在對於地域概念的相對化的同時，福澤諭吉顯然也要使文明的概念相對化，
儘管他強調的是「入歐」，但是他明顯地不打算把文明視為歐洲人的專利，
因為他認為日本同樣可以加入歐洲的文明行列。
所謂「脫亞入歐」，實際上就是把日本這一亞洲國家從它所在的地域位置上抽離出來，
符號化為可以移動的文明載體，使它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近代強國發生一體性關聯；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地理位置變得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在「世界」這一新的格局中，
日本人重新排列了他們以「中華」和「大和」的關係為軸心的時代所試圖排列的那種「華夷變態」的秩序。
「脫亞入歐」與西方世界「中華化」的同時並行，
體現的是19世紀80年代日本知識界和上層社會的文化危機感與民族危機感。
它與同時代中國同類危機感的指向性是非常不同的。
中國的所有危機感都集中地指向了文化的內部調整，
而日本的危機感卻驅使它向外尋找可以擺脫危機的、新的世界關係。
福澤不論在明治時代或二次戰後，都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思想家。
以朝野觀念而論，他曾誓言終生不做官，要以在野之身批評時政，
督促政府，希望日本政治能夠清明化。
也因此，他在明治時期不僅是言論界的巨人，也是明治政府的諍友。
然而，他雖是民權思想最好的導入者之一，他的言論卻不若民權論激進，
反變成自由民權論者批評的對象；
另一方面，他的著作《勸學》等雖是明治初期最暢銷、影響最大的教科書之一，
福澤卻又是明治儒學者所討厭的思想家。
他的民主思想與民權觀念總是在國家與時代迫切需要的時候出現，
大正民主運動時期，他與明治十年代自由民權論者的思想是大正民主運動的基礎。
法西斯時期，福澤是眾惡之源；
二次戰後，日本大力推動民主改革的時候，他又成為時代的思想寵兒。
可是，戰後，馬克思主義在日本極為盛行，福澤諭吉遂又成爭議的對象，
有的學者強調他的資本主義特質，而將福澤思想與資本主義形成期的侵略性結合，
以批判福澤的脫亞入歐論；有的學者則認為他是日本國權主義的代言人。
----------
隨著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來，西洋文明之風逐日東漸。其所到之處，就連青草和空氣也被此風所披靡。大致說來，雖說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沒有多大不同，但他們的舉動在古代較為遲鈍，而今天變得活躍起來，無非是利用交通這個利器的緣故。對於東方國家的當務之急來說，此文明的東漸之勢十分強勁，如果下定決心來阻止它的話，這樣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觀察當今世界的現狀，就會發現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與時俱進，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嘗文明的苦樂，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樣。眼下東京的麻疹最初是從西部的長崎地方向東傳播，並隨著春暖的氣候逐漸蔓延開來。此時即便是痛恨該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禦它的話，又有可行的手段嗎？我確信沒有這樣的手段。純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勢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當前不但不應阻止文明，反而應盡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儘快沐浴文明的風氣，這才是智者之所為。
西洋近代文明進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間的開國為開端，雖然國民漸漸明白應該採用西洋文明，氣氛也逐漸活躍起來，但在通往進步的大道上，卻橫臥著一個守舊衰老的政府（這裏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譯者注）。應該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話，文明是絕對進不來的，因為近代文明與日本的陳規舊套勢不兩立。而要擺脫陳規舊套的話，政府也同時不得不廢滅。如果試圖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國的獨立也不能保證，因為世界文明的喧鬧，不允許一個東洋孤島在此獨睡。
對此，我們日本的有識之士，基於“國家為重”、“政府為輕”的大義，又幸運地依靠帝室的神聖尊嚴（這裏的帝室指天皇――譯者注），斷然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府。國內無論朝野，一切都採用西洋近代文明，不僅要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而且還要在整個亞細亞洲中開創出一個新的格局。其關鍵所在，唯“脫亞”二字。
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這裏的支那指中國――譯者注），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自古以來受亞細亞式的政教風俗所薰陶，這與我日本國並無不同。也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也許是儘管大家都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之中，但在遺傳教育方面卻有不盡相同之處。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這兩個國家一樣，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思改進之道。
在當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對文明的事物不見不聞是不可能的。但僅僅耳目的見聞還不足以打動人心，因為留戀陳規舊習之情是千古不變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交鋒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來看，這兩個國家在今日文明東漸的風潮之際，連它們自己的獨立都維持不了。當然如果出現下述的情況的話，又另當別論。這就是：這兩個國家出現有識志士，首先帶頭推進國事的進步，就像我國的維新一樣，對其政府實行重大改革，籌畫舉國大計，率先進行政治變革，同時使人心煥然一新。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那麼毫無疑問，從現在開始不出數年他們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樣流行的文明開化時，支、韓兩國違背傳染的天然規律，為了躲避傳染，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裏，閉塞空氣的流通。雖說經常用“唇齒相依”來比喻鄰國間的相互幫助，但現在的支那、朝鮮對於我日本卻沒有絲毫的幫助。不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來看，由於三國地理相接，常常把這三國同樣看待。因此對支、韓的批評，也就等價於對我日本的批評。
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對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
打個比方，屋院相鄰的村莊內的一群人，在他們出現無法無天的愚行而且殘酷無情的時候，即使這個村莊裏偶爾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會被他人的醜行所淹沒。和這個例子一樣，支、韓兩國的影響已成為既成的事實，間接地對我外交產生了障礙，這樣的事情實際上並不少，可以說這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
特別感謝日本金谷讓先生提供《脫亞論》原文，並對拙譯提出重要的修正意見。
http://wasai.blog.hexun.com/2289268_d.html
福澤諭吉簡介及脫亞論分析
福澤諭吉簡介（1835～1901）Fukuzawa Yukichi
日本明治時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教育家，一個有淵博知識、過人眼光、非凡膽識的，將思想與行動完美結合的大學者；慶應義塾創始人。
1835年 1 月10日生於大阪，卒於1901年2月3日。自幼學習漢字，受儒家思想薰陶。1854年赴長崎遊學。
1858年受藩命到江戶（今東京），在築地開藩屬蘭學塾，任教師。1860年，隨幕府遣美使節團赴美訪問，深受西方資產階級近代文明影響。
1861～1862年，隨幕府遣歐使節團曆訪法、英、德、俄、荷蘭、葡萄牙各國，廣增見聞。1867年再次赴美國訪問。
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後，他將蘭學塾遷往東京芝新錢座，稱慶應義塾，從此專心從事教育和著述。1871年又將義塾遷至三田。積極宣導文明開化，宣揚愛國、報國思想，主張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反對西方列強的壓迫。
1873年，他和森有禮等人創立明六社，出版《明六雜誌》，從事啟蒙活動。他的譯著《西洋情況》、《西洋旅行指南》等多是介紹西洋文化的啟蒙著作。此外，《勸學篇》和《文明論之概略》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1885年，在他創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脫亞論》，主張日本與歐美列強一起瓜分、宰割中國和朝鮮，進而爭霸亞洲與世界。他一生未入仕途，著書100餘種。晚年著有《福翁自傳》。
福澤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貢獻在於為處於歷史轉折關頭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而這一認知基於福澤對世界文明發展規律的宏觀把握。福澤承認，在漫長的幕府時代，儒家文化對日本擺脫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準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澤又對儒家文化持一種嚴厲而鮮明的批判態度，他堅持認為，日本人的虛假落後的一面也正是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要實現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就必須擺脫儒家文明，學習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責任正在於挺身而出，肅清儒家文化對於日本現代化的束縛，傳播西方現代文明，從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
與同代中國知識份子相比，福澤受儒家思想的束縛要小得多，本人也有意識地抵制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尖銳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 福澤指出，治與被治的，三綱五常的關係模式只是在特定條件下偶然形成的，並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與父母子女的關係相類比。孔子完全為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結果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於治與被治的固定模式上，並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的進步其實是獨立於儒學而發展的。儒生除了讀書破萬卷，做官，退休後發牢騷外一無所成。
福澤在１８７０年代對儒家文化文化的鮮明批判遲到１９１０年代才由胡適和陳獨秀在中國進行，而這４０年，恰恰是中國經歷了最多的苦難和屈辱的４０年。或許，也正是在對待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態度上，我們可以找出中國知識份子與日本知識份子，康有為與福澤喻吉，中國文化心態與日本文化心態的根本分野，甚至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真正障礙。日本的現代化改革一開始就對儒教進行了全面清算，最終落腳於對西方價值觀的全面認同，而中國的改革卻始于對傳統的拼死捍衛，經歷了一個從技術變革，（洋務運動），制度改良（戊戌變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運動）的不斷試驗，失望，再試驗的深入過程，才艱難地走到挑戰儒學的道路上，思想領域的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後面。
十九世紀中葉的西方對東亞社會的衝擊究竟意味著什麼？東方社會在擺脫危機的同時究竟要達到什麼目標？這場危機在中國和日本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心中引發的衝擊其實不是完全一樣的。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這首先是一場“中學”與“西學”的對抗，也就是說，是在同一個時間段上，兩個勢均力敵的文明的正面相逢和較量，是一種地理和種族意義上的對抗。中國知識份子本能地堅信這兩種文明各有利弊，並將西方文明簡約概括為“器物”而中國文明概括為道德禮義，而在中國人心中，後者站在一個更優越的地位上。對古老龐大的中國文化本體毫不猶豫的堅守是五四前的一代中國知識份子共有的心態，也是維繫中國人文化認同和民族自尊的手段。作為１８９０年代知識份子代表的康有為雖然主張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進行西方式的社會改革，但在思想武器上上仍然需要回到儒學去尋找答案，需要首先證明孔子是改革者，並試圖把歷史發展放進一治一亂的舊有框子裏去，認為亂世始終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階段。在行動上，康有為則完全懷抱著傳統的“為帝王師”的思想，積極介入現實政治。嚴複指出了亡國滅種的巨大危機，但是並沒有說明中國究竟應當以何種狀態作為終極歸宿。
與晚清中國知識界中西二元對立和中國本位思想不同，福澤喻吉從根本上否認了這種對立的根基。他從全球範圍文明史發展的角度出發，明確指出歐洲和美國是最高階的文明，中國，日本，土耳其並列算是半開發國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為不開化民族。歐洲文明是日本的未來前進方向。從而，歐美開發國家與亞洲半開發國家的衝突並不是地緣上的，平行和對等的衝突，而是歷史的，垂直的，先進與落後的衝突，是不對等的衝突。但是，福澤的進化觀點不但沒有使他陷入民族自卑和悲觀，也沒有把衝突看成絕對存在的，他相信，只要假以時日，所有文明形態都會逐步趨向較高階段，只要進行有效的多元吸收和轉化。既然所有民族的根本目標都是趨向同一個更高的文明，那麼日本人所感到的民族矛盾和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恐慌，失落和焦灼感也就不如中國人那樣巨大，因為對“文明”這一目標的追求最終超越了狹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大心理。然而，對於有著巨大的文化優越感同時又迷信二元對立的中國人來說，要承認自己是“半開化民族”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實上，從梁啟超一直到今天的知識份子，中國人對待西方文明始終持一種對立的，半信半疑的態度，隨時準備挑對方的毛病，這一點與日本的態度非常不相同。
福澤進一步指出，文明進步的意義在於加強和增加人類的各種行為和需求，為人類欲望找到更多的出口，刺激人類精神和行動。重要的是，福澤在對文明的強調中，一直把實現文明和人類進步看作至為重要的，包括所有國家在內的人類活動的終極目標。他說，“唯一的標準就是推進文明是有益的，而阻礙文明是有害的。文明是一個大舞臺，制度，法律，商業，等等都是演員。”他把文明比作一個倉庫，一個大洋，包含了人類精神文化和物質文明，文明的實現最終意味著人類知識和道德的雙重完善。福澤由於著眼於全人類，早已超越了對日本文化本體的頑固堅持，也不熱衷於東西文化之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話語。福澤並不認為西方和日本在文化和利益上是對立的，而是認為雙方在趨向同一個目標，只是一先一後而已。不恰當的說，福澤的觀點類似於鄧小平提出的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和增強綜合國力的標準。二者都試圖在追求一個更帶根本性和普遍性的目標的同時排除了對當下細節的性質的爭論。而在中國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中，由於中國人缺少對超越分歧的人類普遍價值的認同，更多感到的是雙方衝突，對立和威脅。
作為“文明”的政治內容，民權，平等，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制衡，也就是今天的學界反復論述的“國家”與“社會” 關係，成為福澤關注的中心內容。福澤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應當知道究竟是政府為人民存在還是人民為政府存在。”而正是這個根本問題困擾了中國人幾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沒有得到清晰的回答。在論述西方文明史的時候，福澤著重強調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容許人類精神自由上的意義，福澤還強調歐洲的文明進步是王權，民權，貴族三方角力和制衡的結果，民權由於和王權結合與貴族鬥爭，因而獲得較大發展。同時，以英國為代表，個體家庭通過工商業發展累積了財富，獲得了與國家對抗的物質力量，最終促成了基於自由民權理念的英國憲政定型。福澤的又一項重要思想成果，是看到自由城市，工商業和中產階級－－也就是今天中西方學界仍在興致勃勃討論著的“公眾空間”－－興起的深刻政治意義在於民眾獲得與政權抗衡的物質條件。這一認識可以說把同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遠遠甩在後面。改良主義思想家鄭觀應雖然也已經注意到民間經濟力量的勃興，但卻不是從抗衡皇權而是從對內維護皇權和對外爭取國家富強的角度認識的。民與君的對等和制衡畢竟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難以企及的思想高度。
作為東方人，福澤喻吉同樣地面臨著對西方文明批判吸收的問題。他並沒有無條件地崇拜西方，也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局限性，但是他以理性和務實的態度指出，我們固然也不能滿意西方文明目前所達到的水準，但如果我們拒絕它的話，還能找到其他的標準嗎？並且，文明是動態的，發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說是達到了人類智慧在當前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針對伴隨西方文明而來的傲慢和殘酷的征服，福澤沒有從道德主義的角度進行譴責，仍是從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指出，傲慢和殘酷不過是富強的副產品，最終可以通過人類理性克服。在這一點上，福澤的思想再次與中國思想家形成對比。在中國，不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是李大釗，都沒有將西方文明發展中出現的負面問題如貧困和剝削，殖民主義看成是人類文明可能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是無一例外地看成西方文明特有的罪惡。很多中國思想家都從道德主義和完美主義的角度出發，在中國的資本主義文明遠未充分發展的時候，就急於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提出道義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質文明破產，幻想中國可以以某種途徑一舉超越這些弊病。
另一方面，福澤又認為，文明雖然是人類的唯一目標，但其路徑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體到政治制度的選擇上，福澤的原則是必須保障民權和社會相對於國家的獨立和制衡，而對具體的政體形式，他並沒有非常明確的主張。他認為政治形式僅僅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因素。他說，“假如有利於國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國的民主政府比中國的君主專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卻比不上英國的君主制。”他在於１８９９年初版的《自傳》中富有遠見地認為，中國要走向文明，必須推翻清政府，否則，再來壹佰個李鴻章也無濟於事，這事實上預言了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在中國的環境下的合理性。這樣，他超越了中國社會自身對在君主制和共和制問題上的激烈論辯。假如按照福澤的思路，中國的知識份子應當思考的是：在虛君共和制度下，是否有利於中國實現獨立，又實現平等，民權等現代文明理念，還是共和制更好？而不是糾纏於兩種制度本身的名義問題。這裏仍然體現出福澤的思維方式更加偏重問題的實質和根本目標，而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知識份子更關注“名”，而不是“實。” 根本上，日本的精英們更多關注的是走出去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問題，而中國精英考慮的，是如何為中國自身尋求一個孔教崩潰後的替代性意識形態（即種種“主義”）並使之中國化的問題。前者顯然比後者有更多的全球眼光。同時，救國與富強的迫切要求也阻礙了中國人追求更終極的普世價值觀，從而把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和構建新文明的嚴肅任務異化為一場為挽救危亡尋找一種速效藥的倉促行動。
如果認為福澤的文明論是一種全盤的世界主義的觀念，也是一種誤解。事實上，福澤本質上是一個深切關注日本民族獨立和富強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關注方式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的關注有很大的不同。由於前述的文明階段論，福澤首先從理智上認為先進文明征服落後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這顯然違背中國人通常的道德觀）並且完全承認日本自身的相對落後性，這樣，他對於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實並沒有太強烈的屈辱情緒，也不認為排外是解決民族獨立問題的方式。福澤關注的是，如何調動日本國內的積極然而非暴力的力量來爭取獨立，例如，宗教或許可以成為一種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勵工商業發展，國內就可以實現富強。福澤高度評價商業和貿易的價值，指出商貿是與人類智慧相聯繫的，貿易是一種公平的交換關係，而戰爭是延伸一個獨立政府權力的手段。在這一點上，福澤不再僅僅抽象談論文明發展規律，而是深入具體地探討了日本在現代國際經濟關係中的位置問題。他指出，西方國家的財富來源於大規模機器生產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動和海外投資，而日本必須面對現實，加入到與西方國家爭奪利潤的角逐中。福澤對國家間的競爭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指出，在國際關係中每個國家維護自己的私利是無法消除的，日本也必須在國際交往中堅持自己的利益。福澤堅決反對不負責任的排外思潮和行為。他認為，日本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獨立，但實現國家獨立的唯一途徑就是全民族達到現代文明。由此，福澤喻吉將日本的民族獨立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普世價值結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獨立又要走向現代的方向，並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體。福澤喻吉沒有象後來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樣，把啟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戰爭）人為地分割開來，並最終以“救亡”為名犧牲了對民主人權和文明的追求。
福澤對中日兩國文化形態的區別的分析或許可以解釋他的思想與中國思想界的差異。他指出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之前思維活躍，充滿自由精神和多元表達。但是，大一統之後中國的專制制度使得政權與意識形態的闡釋權集中于一體，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單一的神權統治，而在日本，政治權力和神權並沒有結合在一起，掌握政權的幕府將軍並不象中國皇帝一樣代表道德的最高典範，不需要人們在精神上頂禮膜拜。在分離的軍政權力和神學權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髮出第三種力量，即獨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領域原本比中國人來的豐富活潑，因而也比中國人更易於接受西方文明。從這一點，也可以理解福澤的文明論的提出，在日本的環境下，的確比在中國要容易。正因為日本政府和天皇並不執掌意識形態的大權，所以並不會在意一個學者把日本說成是不開化國家，而中國的皇權和官僚又負有捍衛意識形態的重任，不會容許辱沒天朝大國的體面。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五四的文化幹將也絕不可能大肆攻擊孔家店。
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現代化轉化已經結束，步入了世界最先進國家的行列。現在的中國卻仍然處在現代化轉型的漫長過程中，對西方文明仍然欲迎還拒。通過對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喻吉人格和思想的分析，我們仿佛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排除中日兩國歷史文化背景社會條件的不同，代表思想前沿的兩國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與深度，思維方式乃至人格個性的確都存在著很大差異，在對文化衝突的實質，儒家文化的價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等根本問題的看法上，福澤喻吉都大致領先中國思想家四，五十年，而後者受到的傳統思維束縛和自身人格缺陷的制約要嚴重的多。
--------------------------------------------------------------------------------
林思雲：讀《脫亞論》有感
（之一）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在中國廣為人知，在中國對《脫亞論》的主流看法是持批判態度的，認為福澤諭吉的主張是“對亞洲鄰國持輕蔑態度，主張模仿歐美列強侵略亞洲鄰國。”但是一般人多半是看到《脫亞論》的隻言片語，看過《脫亞論》全文的人似乎並不多。因此在這裏我特意把《脫亞論》的全文翻譯出來，供有興趣的人參考。
在翻譯《脫亞論》的過程中，不得不查閱不少資料，因此這也成為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我讀完《脫亞論》全文的第一個感覺是：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誤解了福澤諭吉。首先，所謂福澤諭吉“對亞洲鄰國持輕蔑態度”，這個看法本身就很有問題。為什麼這麼說？我們首先看一看福澤諭吉寫《脫亞論》的背景。
福澤諭吉的這篇《脫亞論》寫於1885年，當時這篇文章並無題目，是作為《時事新報》（現在日本《產經新聞》的前身）的社論發表的，《脫亞論》這個題目是後人出版福澤諭吉的著作時加上去的。福澤諭吉為什麼想起來寫這篇文章呢？原來那時在日本輿論界展開了一場思想爭論：日本應該怎樣與中國和朝鮮這兩個鄰國打交道？
歷史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冊封與朝貢關係，也可以說是另外一種不平等關係。1853年，美國炮艦侵入長崎，迫使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日美和親條約》。此後英、俄、法等國接踵而來，強迫日本簽訂類似條約，其遭遇與中國非常類似。日本被迫“開國”後，有識之士提出學習西洋的強國之術，自強保國，1868年的明治維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起的。
由於當時中國和日本、朝鮮同樣被西洋列強侵略，都面臨亡國滅族的危險，因此中日韓三國在“抵抗”西洋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這個背景下，日本有人提出“興亞論”（後來又被稱為“大亞細亞主義”），代表人物有日本當時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勝海舟、植木枝盛、大井憲太郎、樽井藤吉等。“興亞論”認為日本與亞洲是唇亡齒寒的關係，日本的鄰國一旦亡國，日本也會遭殃。所以他們提出喚醒亞洲(主要指中國和朝鮮)，日本與中國和朝鮮結成同盟國，日中韓相互提攜，共同抵抗西洋列強，這是日本的最善國策。
中國也同樣產生過類似的亞洲聯合起來抵抗西洋侵略的思想，比如梁啟超的“亞粹主義”，章太炎的“亞洲和親主義”，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等。這個“興亞論”後來又變成亞洲在日本領導下，共同抗擊西洋列強的理論，比如“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新秩序”等。不過1880年代的“興亞論”，還是主張日本以平等的關係與中國和朝鮮結盟抗擊西洋，因為那時日本的國力還很弱，比起當時的大清國還有相當的差距。
對於這種“興亞論”，福澤諭吉提出相反的思想理論，即“脫亞論”。針對“興亞論”喚醒亞洲、共同對抗西洋侵略的設想，福澤反論說：中國和朝鮮死守陳規舊套，不思改進，不願革新，所以日本不應該對中國和朝鮮的醒覺抱有希望（當然他也指出如果中國和朝鮮國內出現有識之士，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維新，將另當別論）。福澤指出：陳腐守舊的中國和朝鮮，不但對日本毫無幫助，反而因為他們落後腐敗的“壞名聲”，會讓西洋人誤認為日本也是同樣的落後腐敗。因此他主張日本不要再猶豫，應該拒絕與中國和朝鮮這兩個不文明國家（“壞朋友”）繼續交往，而與歐洲的文明國家交往。
福澤指出中國和朝鮮這兩個國家沒有前途希望的關鍵是：中國和朝鮮對西洋文明採取被動的抗拒態度，中國和朝鮮想把自己置身于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獨特文明。而維新後的日本對西洋文明採取主動接納的態度，把自己也投身于西洋文明之中，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福澤認為中國和朝鮮對西洋文明的抗拒不可能成功，因為西洋文明有像“麻疹”那樣的傳染性，對西洋文明抗拒的結果就是亡國，國土被西洋列強瓜分。後來的歷史證明了福澤諭吉對中國和朝鮮的預見。要不是後來西洋列強改變了殖民主義思想，中國被列強瓜分幾乎是肯定的。
讀了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我不由產生一種想法：中國在近代遭受的各種苦難淩辱，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選擇”的。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才開始意識到“對外開放”的重要性，才開始主動加入和參與西方文明圈，按照現在中國時髦的話叫做“與世界接軌”。中國的對外開放才搞了20多年，中國經濟就取得了如此驚人的發展。現在中國人才自己體會到當年日本那樣高速發展的秘訣，不過就是“對外開放”四個字。
其實日本人並沒有隱瞞自己富國強兵的秘訣，早在120年前日本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就指出中國落後的結症就是拒絕西方文明，拒絕對外開放。可惜中國人直到100年後，才明白與西洋文明同呼吸共命運、共同品嘗文明之苦樂的重要性。假如中國在100多年前就開始搞對外開放，及早與世界接軌，那麼近代中國肯定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中國近代史就不會是充滿屈辱和創傷的悲慘歷史。所以我說：中國在近代遭受的各種苦難淩辱，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選擇”的。
如果評論一下日本當時的“興亞論”和“脫亞論”哪個更正確，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還是“脫亞論”更正確一些，事實上日本政府也是選用了脫亞入歐的發展方針。設想假如當年日本政府選用“興亞論”，等待中國、朝鮮的覺醒和自強，和中國、朝鮮站在一個戰壕裏，日本會有今天的發展嗎？福澤諭吉的“脫亞論”，的確是極具遠見的。
難怪現在福澤諭吉的頭像印在日本最大面額的鈔票上，而他的反對派卻鮮為人知。對於日本人來說，日本有今天的發展，他是最值得感謝的人之一。
（之二）
中國近代史概括為兩個字就是“反抗”。“抗英”、“抗日”、“抗美”；“反帝”、“反修”、現在還有“反日”，總而言之，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與外國抗爭的歷史，中國人近代以來一直懷著一種“仇外”心態。
說到“仇外”，當然有道理，中國被洋人侵略，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等等，都是中國“仇外”的理由。但同樣是遭受侵略、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日本，為什麼卻沒有同樣地“仇外”，相反，日本卻還要和侵略壓迫自己的西歐列強“交朋友”。在這裏，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很好地說明了日本對於西洋人的看法。
正如福澤諭吉所說：“如果試圖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國的獨立也不能保證，因為世界文明的喧鬧，不允許一個東洋孤島在此獨睡。”他早在100多年前就看到西洋文明是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試圖阻擋或者躲避這股潮流是愚蠢的，而自己也積極搭乘這股潮流才是明智之策。
中國對於西洋文明的潮流，一直採取對抗的姿態，從“以夷制夷”，“中體西用”，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是試圖把外國人趕走，或者把外國人拒之門外，總之就是“排外”兩個字。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儘管一直在學習西方，但中國學西方的目的，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用西方文明的槍炮來把西方人抗拒在國門之外，中國自己並不想加入西方文明圈。這和日本學習西方是為了“入歐”，加入西方文明圈的想法，從根本上就不同。
中國歡迎外國人來中國，歡迎外國人來投資開工廠，那是最近20年的事，中國一直到現在才改變了“排外”的心態。以前中國總對外國人不信任，總覺得外國人來中國一定是“不懷好意”、“不安好心”，所以千方百計要把外國人趕走，以為趕走了外國人，中國人就“站起來”了，中國人就無比幸福了。1949年以後中共趕走了除了蘇聯以外的所有西方人，到1960年以後又把蘇聯人也趕走了。在文革時期，中國幾乎是一個洋鬼子都沒有了，現實了老佛爺、義和團等多年的奮鬥目標，徹底趕走了所有的外國人。
可是中國卻驚訝地發現，趕走外國人，把自己隔絕于西洋文明之外，並沒有給中國人帶來幸福，反而給中國帶來了災難。所以在文革之後，中國人痛定思痛，不再排外了，這次中國不但不趕外國人，反而來了個180度大轉彎，開始請外國人到中國來了，真可謂“既知今日，何必當初”呢？福澤諭吉早在100多年前就批評中國：“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樣流行的文明開化時，支、韓兩國違背傳染的天然規律，為了躲避傳染，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裏，閉塞空氣的流通。”中國人直到100年後的今天，用自己的親身體驗體會到“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裏，閉塞空氣的流通”的痛苦之後，才明白“抗拒西洋文明是愚蠢的”這個道理。
上次我說了，如果中國早在100年前，認真讀一讀福澤諭吉的文章，早在100年前對外開放，早在100年前主動請外國人來中國，中國會是今天這樣的命運嗎？現在常聽到中國人說“改革開放”的政策好，可是100年前提出“對外開放”的人，一定要被批為漢奸了。現在中國的奮鬥目標是：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如果中國提早100年搞改革開放，現在中國肯定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以上吧。
當然中國人的“仇外”心裏還沒有完全脫卻，現在有人說“外國好”，大致還是要被罵為“漢奸”的。
（之三）
現在中國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日本明治維新後積極向西方學習，而當時的滿清政府頑固守舊，不肯向西方學習，這是近代中國落後的結症。如果認真談起來，這個觀點只說對了一半。當年滿清政府向西方學習還是抱著相當積極的態度，洋務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
當初中國人認為中國敗給西方列強，只是因為兵器不夠精良，中國的國家體制並沒有問題，這就是“軍事救國論”，也稱洋務運動。李鴻章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李鴻章總理衙門函，同治三年）。
洋務運動是在“軍事救國論”的基礎上，試圖學習西洋的軍事技術實現自強的嘗試。中國搞洋務運動開始比日本早，規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鴻章在上海購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購買了兩家英美的機器廠，成立江南機器廠。清廷指定用上海關稅的二成（約白銀60多萬兩）作為其常年經費。這個廠以生產槍炮、子彈為主，兼修船艦，並附有翻譯館。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建福州船政局和馬尾船廠，由福建海關稅收的四成結款內撥付。1869年1月10日，馬尾船廠製造的第一艘輪船下水。北洋、南洋、廣東、福建水師的88艘軍艦中，有30艘出自馬尾船廠。馬尾船廠造的排水量1560噸“揚武”號戰艦，還參加了後來的甲午海戰。
考慮到日本1868年才開始搞明治維新，中國洋務派學習西洋軍事技術的自強運動是先於日本的。當時中國辦現代化海軍也是竭盡全力，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海軍有軍艦數量24艘，其中3000噸級戰艦3艘，2000噸級戰艦3艘，總噸位3萬多噸。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北洋海軍有軍艦數量18艘，7000噸級2艘，2000噸級5艘，總噸位3萬多噸。從軍艦的品質水準來看，中國超過日本一籌。特別是2艘7000噸級定遠艦、鎮遠艦居當時亞洲第一。
中國在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軍事強國的洋務運動徹底失敗，人們認為日本打敗中國就是因為採用了西洋式的國家體制，於是“體制救國論”，即改革國家體制來實現富國強兵的論調高漲，終於發生了戊戌變法。儘管戊戌變法失敗了，但清廷1901年以後實行的“新政”，基本上採用了戊戌變法的思路，對國家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但是中國還是沒有像日本那樣實現富國強兵，為什麼呢？
應該說在中日甲午戰爭前的30年間，中國和日本都在積極向西方學習，都積極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但是兩國學習西方的動機卻完全不同。
日本學習西方是放棄以前日本的舊文明，全面引進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謂的全盤西化。中國學習西方的目的，卻是為了保存中國的中華文明，中國富國強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國建成一個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壘。中國一方面要引進和學習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堅持中國以前的舊的中華文明，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鄭觀應在《盛世危言》（1893年）所說：“西人立國，育才于學堂，論證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以足恃歟？”
讀福澤諭吉《脫亞論》，讓我感到震動的就是當時日本對西洋文明的接納，而不是抵制。福澤諭吉《脫亞論》的中心思想也是讓大家接納西洋的先進文明。可是直到今天，中國對西洋文明還是抱著抵制的態度。中國今天的自強思路，也還是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思路，堅持在中華文明的基礎上，學習西洋文明。
日本學習西洋文明，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國學習西洋文明，卻是一種權宜之策，或者是一個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堅持中華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從西洋文化中割裂開來，只學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謂“中體西用”，用中華思想來運作西洋的政治體制，必然很難搞好。
中國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實現“現代化”，我以為其中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我們一直用中華思想來運作西方文明的東西。
西周（日語：にし あまね、1829年3月7日－1897年1月31日），日本江戶時代後期幕末至明治初期的啟蒙家、教育家。江戶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的政治顧問、明治貴族院議員。男爵，勳一等瑞寶章（1897年）。獨逸學協會學校（現獨協學園）首任校長。人稱周助。
出身石見國津和野藩（現島根縣津和野町）御典醫。父親西時義為森高亮次子、河對岸是親戚森鴎外出生地。在西周的出生地，還保存著他閉門不出潛心修學的倉庫。
具備漢學素養的西周於1841年在藩校養老館學習蘭學。1857年成為蕃書調所教授助教。認識津田真道、研究哲學等西歐諸門學問。1862年奉幕府之命同津田真道、榎本武揚一起留學荷蘭，跟隨フィセリング學習法學、康德哲學、經濟學、國際法等。並在當時加入共濟會、現存其署名文章萊頓大學。
1865年回國之後、在大政奉還前後、擔任德川慶喜的政治顧問、1868年、就任幕府沼津兵學校首任校長。1870年、進入明治政府兵部省、其後又在文部省、宮內省等任職。參與起草軍人敕諭、軍人訓戒、致力於確立整備軍政的精神。
之後、1873年與森有禮、福澤諭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西村茂樹、津田真道等人共同成立明六社、翌年發行機關報《明六雜誌》。翻譯介紹西洋哲學、致力構築日本哲學基礎。
東京學士會院[1]（現在的日本學士院）第2代及第4代會長[2]、擔任獨逸學協會學校首任校長。1890年成為貴族院議員。1897年1月31日死去，享年68歲。
同福澤諭吉一起，沒有直接將「philosophy」音譯，而是翻譯創造了「哲學」一詞。並翻譯設計出了「藝術」、「理性」、「科學」、「技術」諸多與哲學·科學相關的詞彙。作為廢除片假名論者、於1874年發表『洋字ヲ以テ國語ヲ書スルノ論』。著有『百學連環』、『百一新論』、『致知啓蒙』等書。據說『五箇條御誓文』的草稿也由他執筆。
墓所位於東京都港區的青山霊園。
-----------------------------------------
1829年3月7日（文政十二年二月三日），西周出生於日本石見國津和野（今屬島根縣）的一個禦典醫（藩主的侍醫）家庭。幼名時懋、魚人，成年後稱修亮、週助，後又改名為周，號天根、鹿城。他自幼接受儒學教育，18歲時接觸到荻生徂徠的《論語徵》，“於是乎始知諸家不全非，程朱不可全信然也” [1] ，遂逐漸傾向徂徠學。25歲脫藩，此後開始學習荷蘭語及英語，併入“蕃書調所”（德川幕府所設立之洋學培訓機構）研究洋學。1862年受德川幕府派遣，與津田真道等人一起留學荷蘭，他在萊頓大學學習社會科學。1865年回國，任“開成所”（由蕃書調所改名而來）教授、幕府的“直參”、沼津兵學校校長等職。這一時期，他是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的親信，積極為維持幕府統治出謀劃策，曾在1867年奉德川慶喜之命草擬了《議題草案》，試圖按照西方議會制度建立以“ 大君 ”（將軍）為中心的新政權。[2] 後又翻譯了《萬國公法》。
戊辰戰爭後德川幕府崩潰，西周從1870年開始出仕明治政府，在文部省、兵部省任職，同時從事思想啟蒙和學術研究。1870年，西周自辦私塾 “育英社”，利用公務之餘講授洋學。他的講義《百學連環》被譽為日本近代第一部“哲學百科全書”。1873年，西周與森有禮、津田真道、福澤諭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等人創建了啟蒙學術團體“ 明六社 ”，並發行《明六雜誌》，西周不斷在該雜誌上發表文章，介紹西方哲學，進行啟蒙活動，思想日臻成熟。這一時期是他學術活動的頂峰時期。1875年“ 明六社 ”解散以後，他又以“東京學士會院”為舞台開展學術活動，並七次連任該會會長。
1877年以後，西周主要從事政治活動，很少問津哲學研究。晚年擔任元老院議官、貴族院議員，被授予男爵爵位，賜寶瑞章。1897年（明治三十年）1月31日逝世，以一個官僚學者的身份結束其一生。
2 主要思想
編輯
西周的哲學觀點主要來自法國孔德的實證主義。根據孔德的科學分類法，把哲學分為論理學、倫理學、心理學、美妙學和宗教學等。其哲學以來自中國儒家的“理”為主，但用孔德和英國JS 穆勒的方法批判儒家的虛理，將其改造成為實理。認識論上認為物質是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是人們認識的來源，認識不過是外界物質的反映。在倫理思想上，則受JS穆勒功利主義影響，提出獨特的“人生三寶說”，認為健康、知識、富有三者乃人生三寶,追求此三寶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道德之大本。人們應該尊重三寶，驅除三禍鬼（疾病、愚癡、貧乏），防止三惡魔（囚賊、詐偽、竊盜），在追求三寶過程中帶動他人也實現三寶。這種功利主義倫理觀同封建社會“存天理、滅人欲”的禁慾主義針鋒相對，為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提 供了倫理基礎。主要著作有《百一新論》、《百學連環》、《人世三寶說》、《致知啟蒙》等。[3]
3 翻譯術語
編輯
西周第一個把“ Philosophy ”翻譯為漢字 “ 哲學 ”，一直被沿用至今。1862年，西周在致松岡麟次郎的信中將“Philosophy”譯作漢字 “西洋性理學 ”及片假名 “ヒロソヒ”。在他為津田真道《性理論》所作的跋文中說：“西土之學，傳之既百年餘，至格物（物理）、舍密（化學）、地理、器械諸科，間有窺其室者，獨吾'希哲'一科，則未見其二矣。” [4] 這裡譯作“希哲學”，又在《西洋哲學史講義片斷》中也用同樣的譯法。據說是取自中國周敦頤的“士希賢”，故譯作“希哲學”，表示希求賢哲的意思。按希臘文 “ 愛智慧 ”的原意，此譯法也算達意。以上是他出國前的譯法。經過荷蘭留學和回國後的繼續鑽研，對哲學的真正含義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在1870年的《開門題》中，以漢文譯其音為“斐鹵蘇比”。在同年開講的《百學連環》、1872年起稿的《美妙學說》及《生性發蘊》中，譯作“哲學”。但這些都是稿本，不能完全排除以後修改的成分，只能說從此時開始他已決定將“Philosophy”譯作“哲學”。第一次公開定譯為“哲學”，是1874年刊行的《百一新論》。書中寫道：“把論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Philosophy譯名為哲學。” [5] 此後一直被大家公認使用，直至今日。
除此之外，諸如“主觀”、“客觀”、“理性”、“悟性”、“現象”、“實在”、“歸納”、“演繹”、“義務”、“權利”、“科學”等哲學與社會科學術語的漢字譯名，都是西周反复推敲之後得出的。至今仍在日本、中國等漢字文化圈國家廣泛使用。這是西周在東方哲學史上的重大貢獻。不過有趣的是，西周雖然將大量西方社會科學術語翻譯成漢字，他本人卻主張廢除漢字，以羅馬字替代，曾在《明六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以洋字書國語之論》來闡述他的這一主張。
4 代表著作
編輯
西周一生著譯書籍八十餘種，此外還有大量序跋文、詩稿、書簡、雜記、日記等。其中有關哲學的著作主要有：《述對徂徠學志向之文》、《津田真道〈性理論〉跋文》、《西洋哲學史講義片斷》、《開門題》、《靈魂一元論》、《百學連環》、《生性發蘊》、《生性札記》、《譯利學說》、《尚白札記》、《百一新論》、《致知啟蒙》、《知說》、《美妙學說》、《教門論》、《人生三寶說》、《論理新說》、《心理說之一斑》等。現均收入《西周全集》（全四卷）中。
5 歷史評價
編輯
西周是第一個將西方哲學系統地介紹到日本的人，被譽為“日本近代哲學之父” [6] 、“日本近代文化的建設者” [6] 、“明治初年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7]
職業鑑定 學者（人文） ，學者（社會科學版） ，教育家
家鄉（電流） 島根縣
生的死亡日期 1829年2月3日- 1897年1月31日
（1829年3月7月31日年以上1897年）
和問題，並且也被稱為等 週助（週助）
評論
啟蒙思想家。我的父親津和野戰隊的醫生。經過研究儒家思想在漢科和大阪，學習荷蘭語，英語在江戶。成為1857年（1857年），幕府茂昭音植物教授碲dennami，荷蘭的研究，從1862年（1862年），直到慶應元年（1865年）。明治維新（1868年）和喚醒根的“萬國公法”。3年部軍事Shusshi的，發表的論文旁邊參與晃六家公司“Akiraroku雜誌”。'15參議院棋官，'23上議院諭選國會議員。西方哲學，因為採用這樣的邏輯，我設計了很多術語。
清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號」 沉船遺址找到了！ 列印
分享清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號」 沉船遺址找到了！到Facebook 分享清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號」 沉船遺址找到了！
被魚雷擊中後，引爆彈藥艙的自沉「定遠艦」。（圖擷自Wiki）清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號」 沉船遺址找到了！ - 國際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tinyurl.com/y3z2r7ft
2019-09-03 11:10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在甲午戰爭中不敵日軍，被迫自沉的清朝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號」，在沉沒124年後，近日在山東劉公島海域發現。
綜合中國媒體報導，昨（2日）山東威海劉公島舉行會議，專家在會中表示，經2個月水下考古調查，已基本確認清朝北洋海軍旗艦「定遠號」的沉沒位置，並從水中撈出約150餘件艦上遺物；專家指出，依據文獻紀載以及儀器探測，鎖定「定遠號」沉沒區域，「定遠號」遭厚達3公尺的泥砂掩埋，在進行抽沙作業後，逐步發現包含砲台與彈藥艙等艦體殘骸。
「定遠艦」水下殘骸。（圖擷自微博「新華觀點」）
「定遠號」為清廷向德國訂購的鐵甲戰艦之一，與姊妹艦「鎮遠號」於1885年10月服役，「定遠號」也是北洋水師的旗艦，曾多次出訪，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與日本聯合艦隊爆發黃海海戰，「定遠號」中彈達159發，但仍可航行作戰，此役北洋水師5艘軍艦被擊沉，日軍取得黃海制海權。
北洋水師退守威海衛，「定遠號」遭日軍魚雷艇擊中左舷，被迫擱淺充當砲台使用，為避免被日軍俘虜，「定遠號」管帶（艦長）劉步蟾下令炸艦自沉，其隨後也自盡，「定遠號」的部分殘骸，被日本人小野龍介打撈上岸，在福岡太宰府建造了一座名為「定遠館」的別墅。
劉步蟾（1852年－1895年2月10日），字子香，福建侯官（今福州市區）人。劉步蟾是中國清朝時北洋水師高級將領，為旗艦定遠之管帶（艦長），官至右翼總兵，記名提督。甲午戰爭後期日軍迫近北洋水師最後防地威海，劉步蟾下令炸沉定遠號旗艦，然後服鴉片自殺。[1]
幼年及教育
劉步蟾上艦實習的敏諾圖號
劉步蟾上艦實習的雷利號
劉步蟾1852年生於福州，自幼喪父，由其母撫育長大。1867年考入由沈葆楨興辦之福州船政學堂，入後學堂習駕駛。1871年，上訓練艦建威號實習，駛經廈門、香港、新加坡、渤海灣等地。1872年，以後學堂首屆第一名畢業。1875年任訓練艦建威管帶。1877年清廷選派中國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十二人，因外國學生進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就讀須先通過入學試，劉步蟾等三人沒有參加考試不能入學，另三人沒有通過入學試，僅六人通過入學考試並從格林威治學院畢業。他在英國皇家海軍兩艦上實習，一艘是已被取代的舷砲型鐵甲艦敏諾圖號，它是海峽艦隊旗艦，他任見習大副，另一艘是層次更低的鐵殼無裝甲巡航艦雷利號。見習是只能看，不准動手。1878年回中國，任北洋水師Epsilon級砲艇鎮北號管帶。[2]:85[3][4]
北洋水師
1881年，李鴻章決定在德國購買兩艘鐵甲艦（即定遠及鎮遠），命劉步蟾前往船廠監造、驗收，協助駕艦回國。1885年劉步蟾隨定遠號回到中國，被任為定遠管帶，官階為副將。1888年，北洋水師正式成立，劉步蟾參與起草水師章程，並被任為水師「右翼總兵」，官階一品。李鴻章向朝廷密奏中，指劉步蟾「才可大用」。
1890年，北洋水師訪問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離艦。劉步蟾除下提督旗，改懸總兵旗。引起艦隊英籍總監督琅威理上校（William Lang）不服，琅威理認為他身為丁汝昌副手，理應保留提督旗，步蟾不理會。琅威理向李鴻章投訴，李卻支持劉步蟾，琅威理一怒辭職，返回英國。
1894年甲午戰爭前，劉步蟾多番向李鴻章陳述日本正大力發展海軍，提出北洋水師必須按年添置新艦以制日。無奈李鴻章在當時的現實政治下亦無法再為北洋水師添船炮。至甲午戰爭爆發，9月17日，北洋水師與日本聯合艦隊在黃海發生遭遇戰，即黃海海戰。
黃海海戰
劉步蟾指揮作為中國海軍主力的定遠號與日艦作戰，戰事由中午至下午，定遠中彈極多。而提督丁汝昌在戰事初即身受重傷，艦隊實質由劉步蟾指揮。劉步蟾在戰事中因作戰英勇，立誓「苟喪艦，將自裁」，不稍退避1，海戰後被昇為記名提督，並代理受傷之丁汝昌為水師提督。
1895年2月4日，日軍魚雷艇突襲威海衞，定遠受損入水，被迫擱淺作炮台，繼續射擊防衛，先後擊退了日軍數次進攻。2月9日，日本陸軍佔領地上岸炮，擊傷定遠。劉步蟾以劉公島即將陷落，為免定遠落入敵手，將定遠炸沉。當天晚上，劉步蟾吞食鴉片自殺殉國。獲清政府以提督陣亡例撫恤。
評價
二十世紀中的歷史書曾對劉步蟾於黃海戰役中的表現多有貶損。此等評價可能多出於當時定遠號上一名英員戴樂爾（William Tyler）在戰後三十年出版的回憶錄《我在中國海軍三十年（1889-1920）︰戴樂爾回憶錄》中對劉步蟾的評價[5][6]。戴樂爾為泰晤士航海訓練學院(東鄉平八郎即畢業於此)的畢業生（1881-1883年就讀）受過正統海事教育，航海本領高超，曾乘風帆沿極險惡的咆哮40度水道自南非南端抵南美南端，來華前曾在多艘英艦上服役，包含鐵甲艦「破壞」（Devastation, 9,387噸，1873年）號、二等巡洋艦「利安達」（Leander, 4,300噸，1885年）號、裝甲巡洋艦；「專橫」（Imperieuse, 8,400噸，1886年）號等名艦，在專業學經歷上遠非劉步蟾能及。戴樂爾進入北洋水師後上定遠號不久即爆發黃海海戰，海戰時曾擔任「定遠」艦副管駕，戰後戴樂爾與阿璧成、馬吉芬等外員均著以水師游擊用。
全世界貨幣都有「假鈔」，為什麼就日本沒有？難怪從未看過驗鈔機！竟是因為… - 趣聞網 - https://goo.gl/b3o4y5
福澤諭吉掰掰！相隔40年日幣換新頭像 一人物和台灣有關
日本央行昨公開新款日幣紙鈔樣式，將於明年4月啟用，在相隔40年後紙鈔上的頭像都進行更改，換成其他對社會有重要貢獻的人士。（圖擷自矢板明夫臉書）
福澤諭吉掰掰！相隔40年日幣換新頭像 一人物和台灣有關 - 國際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odTeeV
2023/04/15 08:32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日本央行昨公開新款日幣紙鈔樣式，將於明年4月啟用，在相隔40年後紙鈔上的頭像都進行更改，換成其他對社會有重要貢獻的人士。對此日本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發文分享這些人物的小故事，並指這樣做對日本的國家形象有所提升，對青少年教育也有正面的影響，反觀有的國家，「偏偏喜歡把一些軍人、政客的頭像印在鈔票上」。
矢板明夫發文指出，日本中央銀行的官網昨日正式公布，將於明年4月開始發行使用的新版紙鈔票樣，3款新鈔的面額分別為一萬日元、五千日元和一千日元，這也是從1984年上次換幣以來，時隔40年的紙幣全面除舊佈新。紙鈔上的頭像也將進行更改，原本一萬元大鈔上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將被換成日本實業主義之父澀澤榮一。
矢板明夫指出，福澤諭吉主張「脫亞入歐」思想，推動了日本的現代化發展，其創立的慶應義塾大學更是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學。對於以後不能再經常見到福澤諭吉頭像這件事，矢板明夫表示還是覺得有一點小小遺憾。
不過矢板明夫也表示，澀澤榮一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其創造的商業帝國幾乎形成了今天的日本經濟的雛形。澀澤榮一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其中包括帝國飯店、札幌啤酒、瑞穗銀行、王子製紙、日本郵船、JR、東京瓦斯、東京電力、清水建設等知名企業。東京證券交易所、日本商工會議所的成立、也是由他推動的。澀澤還曾出資建立、贊助了600多個公益事業，並創立了日本紅十字、聖路加醫院、慈惠會、癌研究會等醫療福利設施，贊助了同志社大學、一橋大學、早稻田大學、日本女子大學、二松學舍大學等名校。在1900年時，也曾協助創建了一所「台灣協會學校」，後來改名為拓殖大學，為當時建設台灣培養了很多人才。
矢板明夫也分享，新款5000元鈔票的肖像是創立津田塾大學的津田梅子。1000元鈔票正面則是確立血清療法的北里柴三郎畫像。他表示日本這些年使用的鈔票頭像，基本上都是在教育、醫療、經濟、文化上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對日本的國家形象有所提高，對青少年教育也有正面的影響。並指「孩子們可以透過鈔票上的人物，了解什麼樣的人物對國家人類做過貢獻，值得尊敬、值得被記住」。
有別於此，矢板明夫也提到，有的國家，偏偏喜歡把一些軍人、政客的頭像印在鈔票上。但這些人往往不是殺人如麻、就是禍國殃民。矢板明夫諷刺，「他們所謂的功勞，不過是在改朝換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借機爬上權力的高峰而已。他們的所作所為，對提高人類的精神、物質生活基本上毫無貢獻」。
福澤諭吉掰掰！相隔40年日幣換新頭像 一人物和台灣有關 - 國際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odTeeV
20年首改版！日圓紙鈔重設計迎令和 福澤諭吉換成「資本主義之父」
記者林瑩真／編譯
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9日宣布，為了反映最新的紙鈔防偽技術，以及迎接新年號「令和」的到來，將更改1萬日圓、5000日圓及1000日圓的紙鈔設計，這是事隔20年以來，首度更改紙鈔設計。
▲日圓紙鈔將改版。（示意圖／Pixabay）
綜合日媒報導，日本政府將更改紙鈔設計，尤其是紙鈔上的肖像，1萬日圓將改為有「日本資本主義之父」之稱的澀澤榮一，曾帶領日本從明治時代至昭和時代的產業發展，更創立第一國立銀行等企業；5000日圓改為津田塾大學創辦人津田梅子，是日本最早的女留學生，將留美經驗活用於日本女子教育（尤其是英語）；1000日圓則是「日本近代醫學之父」的北里柴三郎，發現鼠疫桿菌且促進醫學發展。
背面部分，澀澤榮一對應東京車站，津田梅子使用藤花，北里柴三郎背面則是富嶽三十六景之一的「神奈川沖浪裏」。依照日本銀行法，日本紙鈔會由負責貨幣行政的財務省、負責發行的日本銀行、負責印製的國立印刷局來協議樣式，最後由財務大臣拍版決定。另外，麻生太郎表示，新紙鈔最快於2024上半年發行。
日本上一次更改紙鈔設計在2004年，使用至今，1萬日圓肖像是日本近代重要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5000日圓紙鈔肖像是日本明治初期女性小說家樋口一葉；1000日圓紙鈔肖像是日本細菌學家野口英世。2次更改紙鈔設計都是2男1女的搭配，分別選用一名影響日本的偉人和在文學、醫界有重大貢獻的巨擘。
▲日圓重新設計紙鈔，肖像將選用澀澤榮一（左）、津田梅子（中）及北里柴三郎（右）。（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