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生一義/西原借款/1918年9月26日,前台灣銀行「頭取」(董事長)柳生一義雕像,於臺北新公園揭幕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2014-11-05_144301  

西原借款是1917年至1918年間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訂的一系列公開和秘密借款的總稱。 因日方經辦人是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寺內正毅摯友西原龜三而得名。

1916年6月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病逝,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由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握實權。同年10月日本大隈重信內閣辭職,原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上台。寺內內閣調整了日本對華政策,停止支持中國南方革命黨人,唯一支持段祺瑞政府,增加對華經濟援助,力圖維持和擴大日本在華利益。而段祺瑞感到自己麾下的皖系軍閥不易控制,故需要借款編練效忠自己的軍隊。[1]自寺內正毅1916年10月上台之後,立刻派其私人幕僚西原龜三多次前往中國秘密訪問,並以日本興業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三行的名義,於1917年1月20日與中國交通銀行(隸屬於中國政府交通部)總裁曹汝霖簽訂了第一批借款500萬日元的合同。之後又有第二次交通銀行借款2000萬日元;有線電信借款2000萬日元;吉會鐵路借款1000萬日元;黑龍江吉林金礦森林借款3000萬日元;滿蒙四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山東濟順、徐高二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參戰借款2000萬日元。總共八項借款,合計14500萬日元。貸款的抵押物包括中國山東和東北地區的鐵路、礦產、森林等。

中國接受借款後,日本加強了在山東的存駐,1917年9月29日在青島設置了民政署(1918年中日山東秘約協議廢除但機構依然存在,直至1922年中日簽訂《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後正式廢除)[2][3]。也在濟南駐軍[4],並且控制了膠濟鐵路以及滲入了中國軍械製造[5]。

西原借款所得款項日後用於財政性支出佔65.22% ;軍費佔總支出佔25.40%。[6]曹汝霖表示有這筆錢之後,政府財政壓力得到緩解,「官員無欠薪,軍警無欠餉」。[7]當時的財政部官員周叔廉表示日方對借款的條件並不苛求[8],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後以「賄選總統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債概不負責償還」而停付本息,日方還因此血本無歸[9],日本政府必須發行債券以救濟日本興業銀行。日本國內指責該項借款實乃賣國之舉,勝田龍夫也認為西原借款是無效的「泡沫借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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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原借款是1917年至1918年間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訂的一系列公開和秘密借款的總稱。 因日方經辦人是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寺內正毅摯友西原龜三而得名。

1916年6月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病逝,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由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握實權。同年10月日本大隈重信內閣辭職,原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上台。寺內內閣調整了日本對華政策,停止支持中國南方革命黨人,唯一支持段祺瑞政府,增加對華經濟援助,力圖維持和擴大日本在華利益。而段祺瑞感到自己麾下的皖系軍閥不易控制,故需要借款編練效忠自己的軍隊。[1]自寺內正毅1916年10月上台之後,立刻派其私人幕僚西原龜三多次前往中國秘密訪問,並以日本興業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三行的名義,於1917年1月20日與中國交通銀行(隸屬於中國政府交通部)總裁曹汝霖簽訂了第一批借款500萬日元的合同。之後又有第二次交通銀行借款2000萬日元;有線電信借款2000萬日元;吉會鐵路借款1000萬日元;黑龍江吉林金礦森林借款3000萬日元;滿蒙四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山東濟順、徐高二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參戰借款2000萬日元。總共八項借款,合計14500萬日元。貸款的抵押物包括中國山東和東北地區的鐵路、礦產、森林等。

中國接受借款後,日本加強了在山東的存駐,1917年9月29日在青島設置了民政署(1918年中日山東秘約協議廢除但機構依然存在,直至1922年中日簽訂《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後正式廢除)[2][3]。也在濟南駐軍[4],並且控制了膠濟鐵路以及滲入了中國軍械製造[5]。

西原借款所得款項日後用於財政性支出占65.22% ;軍費占總支出占25.40%。[6]曹汝霖表示有這筆錢之後,政府財政壓力得到緩解,「官員無欠薪,軍警無欠餉」。[7]當時的財政部官員周叔廉表示日方對借款的條件並不苛求[8],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後以「賄選總統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債概不負責償還」而停付本息,日方還因此血本無歸[9],日本政府必須發行債券以救濟日本興業銀行。日本國內指責該項借款實乃賣國之舉,勝田龍夫也認為西原借款是無效的「泡沫借款」。[10]

西原貸款的失敗,造成日本對中國的不滿(日本給中國鉅額優惠貸款,中國仍故意賴帳),是日本侵略中國的遠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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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原借款

日本人西原龜三,在首相寺內正毅組閣期間(西元一九一六年十月九日~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寺內私人祕書或「替身」身分,曾六次來華,與段祺瑞政權簽訂若干借款契約,這些借款即所謂的西原借款。

一、背景:(一)歐戰期間,日本企業界大獲盈餘,國中游資甚多,適當時世界另一個資本累積甚多可供貸款的國家-美國,不願貸款予中國,因此中、日兩國乃乘此機會建立借貸關係。(二)由於歐戰初期,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件,並鼓勵中國民間反對袁世凱政權、庇護蒙匪、擾亂東三省等事,引起世論之責備與中國的仇恨。為改變此種公然強迫的蠻橫作風,乃採以「投資」方式入侵中國,藉以獲得交換之利權,並可藉援助段祺瑞,製造中國的內戰。

二、構想或策略:(一)以低利率,無手續費、無折扣、無抵押條件之借款,使中國樂於接受其財經之「援助」與「合作」。(二)使中國聘請日本人為(中國)財政部或省財政廳之顧問。(三)著重東三省與華北(冀、魯等省)地區鐵路、銀行的設置與控制。藉鐵路國有化,自列強手中搶奪勢力範圍。並「協助」中國幣制之改革,使之成為中日貨幣混用的地區。同時在各地設立交通銀行分行營業,俾以保護資金為藉口,促成日本憲兵的進駐。(四)經濟貸款由興業、臺灣、朝鮮三家銀行聯合辦理,不足時由三井、三菱、第一、第百、十五諸銀行協議支援。並以東亞興業會社,及中日實業會社為中介機構,日本在華公使館及各領事館亦間接協助之。

三、借款內容:西原借款到底共有幾筆?總額多少?中西文獻,甚至日文資料均說法不一,一般學者均相信共有八筆,總額為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圓,茲列表如右:

四、借款效果:(一)兩次交通銀行借款,原定的目的是作為交通銀行紙幣發行準備金,加強銀行之信用,但其中一千萬圓被北京政府挪為他用,復因內亂頻仍,銀行業務不能整理。其本金除第一次五百萬圓準時收回外,其餘大約在七年以後始告收回。(二)電信借款,名義上充有線電報擴充改良資金,但大部分用為歸還外債利息及軍費。日本電信顧問雖然到任,但無作為。(三)吉會鐵路借款墊款,日本要求日本人出任該路會計及運輸主任之職,中國堅持以津浦鐵路合同之條件,兩國交涉年餘,未獲結論之際,五四運動發生,曹汝霖、章宗祥被迫去職。借額一千萬圓已用為歸還第一次交通銀行借款及軍費之用。(四)吉黑林礦借款,吉黑二省森林局、採金局設立後,吉林省官民同聲反對之意,俄國亦出面抗議,日本技術人員乃未派遣,失信於北京,其借額亦用為償還外債之本息。(五)滿蒙四鐵路及山東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新國際銀行團成立後,日本僅得洮南熱河線,及其一點至海港線之單獨承擔權,其餘皆畫歸新國際銀行團之共同事業。但章宗祥在山東二鐵路借款合同上有「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特權,中國欣然同意」之句。(六)參戰借款,原欲協助北洋政府建立新式軍隊三個師及四個獨立旅,以參加歐戰,日本派中將級軍官組團「指導」。歐戰結束後,參戰軍改為邊防軍,但此批軍隊於民國九年直皖戰爭中潰敗,院系「統一中國」的夢想落空「中日合作的黃金時代」亦告結束。

西原借款所涉及的不只是財政上的借貸關係,所有寺內內閣的大陸政策均與此借款活動有關,借款的過度成為寺內政權垮臺的原因之一,也是日本在戰後經濟、外交受挫的遠因之一。無論如何,它提供日本和平侵華政策的嘗試,由於這次的嘗試,奠定後來「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基礎。(王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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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至1918年間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訂的一系列公開和秘密借款的總稱。段祺瑞政府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借了一系列款項,其中最大的八次借款總額達1.45億日元,這筆外債就叫“西原借款”。為取得這筆款項,段祺瑞把東北的修築鐵路,砍伐森林和採礦等一系列中國主權,出賣給日本,為日本後來全面侵占東北埋下隱患
日本大隈內閣曾以強硬態度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企圖一舉鯨吞中國,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繼任內閣首相寺內正毅鑑於前任之失敗,乃以大量借款代替強硬交涉,既可緩和中國人民的激忿不滿,又收加緊控制、掠奪中國之效。

日本的經濟狀況, 因歐戰關係增加了商品輸出, 有了過剩的資本, 為向中國輸出資本提供了可能條件。因此, 日本便採取了所謂“菊分根”政策, 即像菊花分根移植一樣, 將資本輸入中國, 大量借款給段祺瑞政府, 以掠奪中國種種特權, 企圖變中國為其獨占的殖民地。
為了向中國輸出資本, 1916 年12 月, 日本的興業、朝鮮、台灣三家銀行在政府的支持下組成特殊銀行團, 專事對華投資。1917 年8 月, 段祺瑞政府也成立了中日合辦的中華匯業銀行, 作為賣國借款的經手機關。日本三家銀行所組成的特殊銀行團, 只是名義上的承借銀行, 實際上, 所借款項均由日本政府從國庫預備金中支出。同時, 所借款項不以日本政府名義出面, 而是由以寺內正毅私人代表身份的西原龜三出面聯絡。對華借款由特殊銀行團承借並由西原龜三出面, 這是日本政府煞費苦心的特殊安排, 以避免其他帝國主義的注意和乾涉, 實現其單獨對華借款。
2 皖系的態度
早在1916年10 月, 段祺瑞就主張“應該將中國關於農工商礦有價值的開列出來, 同日本商量, 何者中國自辦, 何者中日合辦, 何者讓日本人辦。一方面日本幫助中國, 一方面日本亦獲得利益,不必支支節節, 遇事麻煩, 以達到中日親善之目的。”同年12月, 日本內閣首相寺內正毅派西原龜三來華活動, 在與曹汝霖、陸宗輿的密談中, 商談了所謂“中日密切合作”問題。

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總理後,為推行“武力統一”政策,鎮壓孫中山倡導的護法運動,不惜出賣國家權益,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共向日本借款1.45億日元。其中由西原龜三與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商辦議定的有吉會鐵路、滿蒙四鐵路、吉林、黑龍江兩省的森林和金礦、有線電信、參戰、交通銀行等八項借款,共計1.45億日元。通過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國山東和東北地區的鐵路、礦產、森林等權益大量出賣給日本。
3 貸款的代價

段祺瑞政府出面辦理借款的為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西原借款各項名目、時間、金額、條件如下:
1 . 交通銀行借款, 1917 年1 月20 日簽訂, 500 萬日元,以隴海鐵路債券、中國政府國庫券和中國政府欠交通銀行債權證書為擔保。
2 . 交通銀行借款, 1917 年9 月28 日簽訂, 2000 萬日元,以中國政府國庫債券為擔保。
3 . 有線電報借款, 1918 年4 月30 日簽訂, 2000 萬日元,以中國全國有線電報的一切財產和收入為擔保。
4 . 吉會鐵路籌備借款, 1918 年6 月18 日簽訂, 1000 萬日元, 擔保: 以國庫券按貼現方式辦理。
5 . 吉黑兩省金礦及森林借款, 1918 年8 月2 日簽訂,3000 萬日元, 以吉黑兩省之金礦、國有森林以及上兩項所生屬於政府之收入為擔保。
6 . 滿蒙四鐵路籌備借款, 1918 年9 月28 日簽訂, 2000萬日元, 擔保: 以中國政府國庫券按貼現方式辦理。
7 . 高徐、濟順鐵路籌備借款, 1918 年9 月28 日簽訂,2000 萬日元, 擔保: 以中國政府國庫券按貼現方式辦理。
8 . 參戰借款, 1918 年9 月28 日簽訂, 2000 萬日元, 擔保: 以中國政府國庫券按貼現方式辦理, 到期後以同一條件換發新券抵換。
上述八項借款總計14500 萬日元。
4 貸款的後果

西原借款從名目上看,除參戰借款外,均屬經濟借款。但實際上並未用於該項名目,而是90%以上都用於政府的軍政開支和償還內外債本利。段祺瑞政府財政總長曹汝霖承認,當時北京政府軍政費用每月需2000萬元,而財政部可靠收入每月不足1200萬元,所缺800萬元則依靠借款彌補。章宗祥也供認,借款常被政府移用,由於軍費所需,所借款項就無形地消失了。段祺瑞政府利用日本的支持,維持獨裁統治,進行“武力統一”,如同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所說: “我北軍權勢消長,與日本寺內內閣利害相通。”日本政局雖有變更,然“扶持我派宗旨,始終不變”
段祺瑞政府為了取得借款, 不惜大量出賣國家民族主權,而日本則通過借款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加緊對中國的控制。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8月,日本對德宣戰,派兵侵入中國山東,至11月,奪得了德國在膠州灣和山東的全部權益。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圖對德、奧宣戰後,不僅沒有向日本提出歸還山東權益的要求,反而在西原借款中進一步出賣了山東的權益。1918年9月24日,即中日簽訂高徐、濟順鐵路借款合同的前四天,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照會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國同意日本駐兵濟南、青島,同意在經營和管理膠濟鐵路方面日本享有種種特權。實際上是以此作為高徐、濟順鐵路借款的條件。段祺瑞政府為了取得借款,竟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同日,章宗祥在致後藤的複照中,把後藤照會所提要求一字不漏地照抄之後,明確表示: “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議,欣然同意。”後來在巴黎和會上,日本便以此為藉口,拒不退還山東。
西原借款中, 段祺瑞政府將東北的吉會鐵路、所謂滿蒙四路和吉林、黑龍江兩省的金礦及森林等以及全國的有線電信的財產和收入, 全部抵押給日本, 使日本獲得了大量的經濟權益並控制了中國的電信事業。日本又在參戰借款的名義下, 派大批顧問鑽進段祺瑞政府, 派出軍官為段祺瑞訓練軍隊, 取得了段祺瑞編練的所謂“參戰軍”的指揮權
寺內正毅曾得意地說,通過向中國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經濟特權“何止十倍於二十一條”。段祺瑞則利用這一借款,建立起“參戰軍”,進一步加強了皖系軍閥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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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以來,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認為一戰是日本鯨吞中國天賜良機的日本,在袁世凱死后,突然變了調子,高唱起日中親善來,而且朝野上下,都急於表示對中國的友好。個中原由,從表明上看,是日本內閣換人,大隈換成了寺內。但更深層的原因,是大隈內閣想借一戰之機,把中國一口吞下的野心,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嘴張開了,卻好像被什麼東西卡住,上不上,下不下。中國反彈強烈,西方也對日本的趁火打劫,心懷不滿。結果呢,日本的元老們,不高興了,於是大隈重信,隻好走人。按日本學者井上清的說法,由於大隈過於強硬的對華政策,二十一條簽訂后,日美關系惡化,日英關系也出現了陰影。更重要的是,這種政策激起了中國人的強烈反彈,連親日派都不大親日了。結果,這些元老們,尤其是山縣有朋對大隈表示不滿。其實,在日本知識界,大隈名聲一直就不佳。哲學家中江兆民叫他“投機商”,人們提到大隈,往往稱之為“肥后之俗物” [ 肥后是大隈的故鄉 ] 。1因此,大隈下台,得到政友會和國民黨兩黨支持的軍人寺內上台組閣,一改過去對中國中央政府壓迫的策略,尋找合適的對象,加以扶植。因此,他們選擇了段祺瑞。2扶植段祺瑞的具體政策的實施,就是借給了段政府大量的金錢,讓段的北京政府硬起來。同時供給日制的武器,支持段祺瑞編練一支“中央軍”。

  其實,在當時的日本政界,大隈還算是一個有理論的政客。他曾經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論”的提倡者,但他同時又是一個明治以來堅定的西化論者。在他看來,在東方,唯有日本才是“西方文明的介紹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東方唯一的代表者,屬於能在現代世界佔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東方國家。基於此,日本學者認為,正因為這樣的思想背景,大隈最終走向了把對華二十一條強加給中國的道路。3顯然,從所謂的“支那保全論”到趁一戰之機獨吞中國,帶有很強的投機色彩。這樣的投機,在當時的日本朝野,雖然沒有引起很大的反彈。但這種投機的具體操作,效果卻相當不好。

  雖然自甲午之后,日本的國勢蒸蒸日上,但想要在一戰之際,趁歐洲列強忙於戰事,一口吞下中國,依然屬於蛇吞象的妄想。因為,對於日本這個小國來說,中國實在太大,以日本當時的國力,吞下中國,還是力不從心。況且,地球是圓的,歐美列強,雖然陷於戰爭,但不等於從這個地球上消失了,無論如何,歐美不可能允許日本獨吞中國。唯一的機會是,利用各種機會,制造中國的內亂,趁亂下嘴,使得中國分裂。然后,再一塊塊吞下。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逼迫中國政府簽訂二十一條,獲取利益並非主要目的,也不是想一下子就把中國變成朝鮮。否則,最為露骨的第五號條款,不會是所謂的建議條款。但是,這種不要求中國政府落實的條款,卻堂而皇之地提出來,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借此制造混亂,隻要袁世凱政府答應了其他條款,在輿論看來,就等於答應了所有的條款。因為是秘密談判,袁世凱政府也無法很好地澄清。因此,這一招一出,就會使在日本人看來有強人面目的袁世凱政權,喪失合法性,統治不下去,產生內亂。當然,內亂真的還是出現了。只是,內亂沒有日本預料,在二十一條簽訂之時發生,而是在洪憲帝制之際出現了。因為袁世凱非常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他和他的策士如楊度之流,誤以為稱帝可以再樹權威,重建合法性,結果是反而給了反對者以對抗中央政府的最合適的借口——反倒退,這個借口,最大限度地符合自晚清以來來源於進化論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性,使得袁政權的合法性進一步喪失,最終導致袁世凱的垮台。而居心叵測的日本人,在洪憲帝制的醞釀期間,扮演了十分可疑的角色,先是暗示帝制可為,然后又隨著西方列強,抵制袁世凱的帝制。在洪憲帝制期間,中國如日本所願,再次陷於動蕩,在動蕩中,成心搗亂的日本人則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資財,資助袁世凱的敵人,從革命黨到宗社黨,日本人一律給錢給槍,提供顧問,唯恐天下不亂。日本軍官,在旅順、大連為蒙古叛亂武裝巴布扎布訓練士兵。各地的日本浪人,也有組織地到處尋舋鬧事,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龜三的話來說,就是“猖狂已極”。4可以說,這一切,都是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條以來的一系列“組合拳”

  然而,袁世凱死后,中國並沒有如日本所願,陷入內戰無從自拔,反而各方很快達成妥協,在恢復臨時約法的前提下,重建共和,大體恢復了秩序。事實上,隻要中國沒有陷入大的混亂,以當時日本的國力,依舊是不大可能一口將中國吞下的。日本人急於求成,四下點火挑舋的行為,卻激起中國人普遍的惡感和敵視,民間對日本人惡感陡然增加。這使得日本自參加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以來表現出來的“善意”,蕩然無存。但比較起來,社會的上層,包括政界人士,對日本的惡感更甚,連中國著名的親日派人物,都對日本表現出敵意和警惕。據西原自己后來回憶,他第一次見曹汝霖的時候,一向親日的曹對日本的做法很不滿。更重要的是,盡管西方列強忙於歐戰,無暇東顧,但是,西方世界顯然不能容忍日本吞下中國,那就意味著在東方出現了一個龐然大物,整個東方,幾乎都變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這絕對不是西方所樂意見到的。因為這就等於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的巨無霸,一直以來的世界均勢就完全被破壞了。所以,自二十一條事件之后,日本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國的關系驟然緊張,英法輿論也對日本相當不滿。一時間,日本的對華政策,陷於兩難,一口吞不下,卡在喉嚨裡,上不上,下不下,很是難受。而且隨著歐洲的逐漸明朗化,戰事接近尾聲,這種四面楚歌的局面,對於日本相當不利。在這種情況下,連當時在華的日本人,意見都出現了嚴重分歧,一種主張懷柔,“宋襄之仁”,一種則為“強橫蠻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下中國算了。5而在日本的政界,對華政策的僵局,演變成政潮,大隈內閣的屁股開始有點坐不穩了,日本政壇勢力很大的政友會元老,越來越對大隈看不順眼。看准這個機會,當時任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特意派出他的密友西原龜三,來到中國收集大隈內閣的“黑材料”,寫成革命騷亂實情調查書,回國在議員聚會的場所演講,引起“大騷動”,然后各派議員決定到中國實地調查,向元老和宮廷報告。6

  自甲午戰爭以來,中日成了密切相關的一對冤家,日本感冒,中國發燒,反之亦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朝野視之為“天佑”之機,當然很想借此時機一口將中國吞下,但是,對於日本來說,中國實在是太大了,如果貿然開戰,武力征服,誰也難以預后,不敢開戰,卻擺出一副強硬的姿態,咄咄逼人,不僅徒增中國人的敵意,順帶導致日本與英美之間出現裂痕,而且裂痕越來越大。英美,尤其是美國,對日本的野心也越來越警惕。所以,日本人在歐戰期間固然可以小動作不斷,但是一旦動作太大,等到歐戰結束,西方列強可以騰出手來的時候,日本的處境,將十分不利。中國問題處理不好,即便沒有趁火打劫的寺內正毅等人,大隈內閣也做不下去。換人,勢必改變政策。按日本人思維習慣,剛的一手碰到阻礙,勢必轉到柔的一面來,因此,比起此前的劍拔弩張、咄咄逼人來,改變了的政策有了一點懷柔的味道,而這味道的體現者,主要是一個人,他就是西原龜三,懷柔政策的具體內容,就是西原借款。

  西原龜三是個生意人,一個精明的生意人。在寺內正毅任朝鮮總督期間,勝田主計和他搭檔主政朝鮮銀行,而西原在朝鮮經營紡紗業,當時朝鮮銀行陷入困局,在西原的幫助下,得以解困,並且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此,西原跟寺內和勝田結交。后來,在寺內和勝田聯袂組閣,在勝田擔任藏相 [ 即財政部長 ] 的大藏省,西原沒有任何名分,但卻可以隨意出入,指揮秘書,呼來喝去,宛若主人,很有點類似於徐樹錚跟段祺瑞的關系,可見其受信任之深。西原出身貧寒,但十分勤勉,而且簡朴,發跡之后,家眷依然留在鄉下,自己單個一人在東京租住一個小公寓,生活簡朴到了極點。為人據說也十分清廉,掌管如此大的金錢往來,跟貪腐成性的中國權要打了那麼多次交道,一點好處沒有拿過。人家送他古董香爐,也推說自己房子小,沒有地方放而卻而不納。但是,西原跟許多日本能人一樣,主意特別正,特別固執,隻要自己認為對的事,無論如何都要堅持到底。西原借款,就是這樣一件在他看來一定要堅持做的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沒有西原,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會走向何方,真有點說不清。恰是這個在野人士,給這個改變定了調。這個改變,用西原自己的話來說,屬於介於“宋襄之仁”和“強橫蠻干”之間的中道。改變大隈政府支持中國合法中央政府的敵對方、專門搗亂、激化內亂的策略,選擇支持中國中央政府。扶植這個政府中的親日勢力,以懷柔政策,軟的一手,實現日本想要從中國得到的一切。而這種政策的改變,主要體現在一系列的借款上。這種以借款為標志的懷柔政策,其背后隱藏著非常險惡的用心。用西原自己的話來說,借款是要為中日關系打下一個共同的經濟基礎。即通過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國的國家銀行諸如交通銀行,通過幫助中國整頓金融,改革幣制,逐步實現“日中貨幣混合”,甚至最終“以保護資金為名”,實現日軍派憲兵駐守中國國家銀行,即不僅在資金上,而且通過軍事控制,從根本上掌握中國的金融,進而控制整個中國國家的命脈。7

  西原借款,據他自己統計,一共有8項,即交通銀行借款兩次,一次500萬日元,一次2000萬日元﹔有線電信借款2000萬日元﹔吉會鐵路借款1000萬日元﹔黑龍江吉林金礦森林借款3000萬日元﹔滿蒙四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山東濟順、徐高二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參戰借款2000萬日元。合計14500萬日元。當時日元跟中國貨幣的比價,1日元等於1銀元,折合銀兩,則1兩等於1.5日元。在寺內內閣期間,日本對華借款500萬以上一筆的借款,累計達21000萬多,而西原經手的,佔一半以上。除了西原自己開列的這些項目之外,寺內政府對華最大額的借款,就是跟參戰借款相關的軍械借款,計32081548日元。8甚至可以這樣說,寺內政府對華政策的改變,以及各項政策的具體指向,大體上都可以在這些借款上體現出來。

  雖然說,在西原的參與策劃下,日本寺內政府對華策略,從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強橫,呈現出懷柔的一面,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放棄大隈內閣已經拿到的東西,或者說,他們的目的,只是要使“拿”的這個過程,顯得動作柔和一些,不太像明火執仗的硬搶。這種柔和的“拿”,被掩飾在大筆的日元后面,讓當權的中國人更容易接受。客觀地說,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國跟西方 [ 包括日本 ] 的那種高利貸式的所謂借款,條件不可謂不優厚,經手人曹汝霖說,跟袁世凱時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高達數億日元的西原借款,數目也不算小了,但前者抵押物是中國命脈的鹽稅,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則是電線、森林等有名無實的東西,“等於空頭支票,一無用處,至今分文未還”,以至於“變成了一筆大濫賬。日本政府不得已乃發行債?歸還銀行以為救濟”,導致政策執行者,后來在日本國內被罵得臭死。9一直研究中日關系的老報人王芸生也認為,西原借款“利息低,無回扣,無切實抵押,誠借款條件之優者矣”。雖然對中國來說,是“以投資手段使中國殖民化。然自另一種意義言,亦可謂彼等之賣國。蓋以二億巨資,一無切實之抵押,二無高息回扣,結果強半流為無著落之濫債,無怪寺內、勝田諸人受其國人之攻擊也”。10事實上,借款的抵押,連北京政府毫無信譽的國庫券都算上了,實在是濫無可濫。不過,嚴格地說,跟此前的外國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實並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時規定,借款的款項可以放在日本銀行,由銀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來一去,實際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段政府用錢孔急,根本沒有存放的可能,所以這項優惠等於沒有。相比較起來,此前的借款,雖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 [ 左宗棠西征借款 ] ,11但也有比較低的,比如甲午戰后,清政府跟四國銀行的借款,就4厘。唯一的區別,就是這樣的借款都有巨額的回扣,借款實付打折,四國銀行貸款,就按94.125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點都不能含糊。12清朝最后一年,清廷郵傳部跟日本1000萬日元的借款,雖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還要加付2.5‰的佣金。13所以,所謂西原借款的優惠,主要體現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沒有切實抵押上。一些學者的研究也証明,當時中國的外債,無確實擔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14因此,從純粹的經濟賬上看,日本的借款是虧了。但不管結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辦者們,即使賣國也絕對沒有人想賣日本的,他們大方的借款,背后還是有所圖的。實際上他們算的是獲利更大的政治賬,只是由於后來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寺內、勝田和西原他們的如意算盤,沒能實現而已。 細數西原借款,我們會發現,其中的交通銀行借款,屬於穩定中國政府的金融體系,扶植以曹汝霖 [ 時任交通總長 ] 為代表的親日派。關於東北的幾項借款,無非是借以鞏固和擴張他們在東北的勢力。山東濟順、徐高鐵路借款,目的是把他們在膠濟鐵路的勢力,延伸到京漢線和京浦線。而參戰和軍械借款 [ 其中的電信借款,據西原后來講,也是軍事借款,用於幫助段祺瑞政府編練嫡系武力的 ] ,實際上使得日本把手伸到了中國軍隊和軍械制造層面。在中國接受借款的過程中,日本在山東的存駐,得到了充分的加強。日本人甚至在大隈時代尚且宣稱要還給中國政府行政權的青島,設置了民政署。膠濟鐵路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手裡,在德國控制的時代,鐵路的巡警隊還是由中國人承擔,德國人隻做顧問和教練,但日本人來了以后,則要求不僅做教練,而且要由日本人指揮,實際上膠濟鐵路的巡警隊,變成了日本在中國的雇佣軍。15不僅如此,曹汝霖還代表中國政府,跟西原達成協議,允許日本在濟南保留“駐扎少數兵員”,16但實際上,沿線的日本軍隊,直到五四運動爆發,依然非常扎眼地駐扎著,人數一點都不少。也許,曹汝霖他們簽訂這樣的協議,依照過去對外交涉的慣例,是在日軍佔領的既成事實下,一種企圖約束日軍的不得已的辦法。但中國官方的認可,畢竟給日本在山東的存在,提供了合法依據。況且,通過借款,在理論上日本可以借口修建濟順路 [ 濟南到河南的順德 ] 和徐高路 [ 高密到徐州 ] ,把手伸到了當時中國的兩大鐵路動脈,京浦路和京漢路,雖然借款談判規定了修建這兩條鐵路參與者的民間性質。但事實上隻要有日本人插手,就難以讓國人放心。從來在中國存在的所謂日本民間力量,都不是真的民間。這一節,恰是五四運動中,中國人特別感到激憤的。至於插手軍械制造和軍隊事務,這本是二十一條第五號的內容,那時候,日本以武力威脅沒有讓袁世凱政府接受的東西,現在憑借日元,有的內容也都實現了,段祺瑞編練的參戰軍,軍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一色用的是日本教練。借款的另一個重大目標,是扶植親日派把持的交通銀行,由這個銀行主導,推行中國的貨幣改變,建立跟日元密切聯系的金本位中國貨幣體系。17此計劃,由於比較復雜,直皖戰后,親日的皖系政府倒台,最終夭折。如果也能如日本所願實施的話,那麼,中國真的要變成朝鮮了。至於在五四運動中為人大為詬病的中日共同防敵條約,如果沒有西原借款以來的北京政府親日氛圍,也是不可能的。正是這種中日親善的氣氛,使得日本人在實際上得以步步推進。

  大概已經感覺到了這種大借款背后的問題,因此,跟曹汝霖齊名的親日派陸宗輿,從一開始就對經手借款心懷疑慮,縮手縮腳,很是不安,擔心被人視為“賣國賊”,在代表段祺瑞和徐世昌跟西原簽備忘錄的時候,戰戰兢兢的。18

  事實上,由西原操作的日本政府的撒錢式的“懷柔政策”,背后也有日本自身的需求。自一戰以來,雖然日本名義上也參戰,但除了趁火打劫佔了青島之外,沒有動一兵一卒,而拿下青島和山東,屬於代價很小、獲利巨大的買賣。不用出力的日本,一方面借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大肆擴張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同時還可以趁交戰國打得你死我活之際,大做買賣,兩下掙錢大發戰爭財,此時的日本,其實跟美國的處境相似。只是美國后來還大規模出兵歐洲,而日本一小仗打完,從此變成了供應商。因此,幾年下來,日本很是發了些橫財。寺內內閣的藏相勝田主計是這樣說的,當時的日本出於戰爭的緣故,“景象極旺,年年有巨額貿易出超。同時在國際借貸方面,國內金融界出現資金過剩局面,有巨額結算超收,積累了大量硬幣,這就危害了外匯資金交流。長此放任下去,將使經濟嚴重失調,其結果難保不引起國民經濟前途堪憂慮的局面”。19為了解決過剩資金的出路,日本隻有兩條可走,一是加緊對外投資,另一條就是贏利性的借貸。顯然,在這種借貸,不僅可以算經濟賬,更可以算政治賬。后來,雖然由於中國政局的動蕩,借款擔保不可靠,很多筆借款實際上沒有還,但在政治上,卻收獲頗豐。不過,這種政治上的收獲,最終激起了中國另一部分人的強烈反彈。五四運動,從某種意義上,就是這種反彈的大爆發。而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外交失敗,暴露了日本真實用心,給了這種反彈,一個展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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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西原借款陰謀:用金錢換取日本在山東駐軍(1)
小大列印 2014-01-13 11:33:51 山東省情網 參與評論()條
1917年7月,段祺瑞的部隊在北京街頭歇息
所謂西原借款是指北洋政府時期日本寺內正毅內閣顧問西原龜三經手借給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大宗款項。西原借款的出臺,與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以及中國當時的內政有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先後捲入歐洲戰場,日本趁機以“維護日英同盟協約”為藉口,打著“永保東亞和平”的幌子,出兵山東半島,攫取了德國在山東的殖民特權,並於1915年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5月25日,日置益和陸徵祥代表日中雙方在北京簽訂所謂“中日條約”和換文。其中第一號第一條為: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將來與德國政府協定關於德國依據條約及其他關係在山東省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一概承認之。這裡所謂德國在山東一切權利利益讓與者,包括膠州租借地、青島港灣、膠濟鐵路以及其他兩鐵路,並省內礦權。“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通過武力威脅強加於中國的單方麵條約,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完全違背了國際關係的根本準則,所以此約中國人民從來沒有給予承認,中國反日愛國運動蓬勃發展。日本此舉也激起了它與英美列強的矛盾。1916年10月,日本大隈內閣因“二十一條”交涉等外交問題而下臺,新上臺的寺內正毅改變了策略,對華採用了大藏大臣勝田主計的主張,即“菊分根政策”,先以穩妥條件提供貸款,在增進邦交的同時,採取促使中國主動向日本提供有利權益的手段,以圖既為日本過剩資本找到出路,又可以投資手段使中國殖民地化。而中國國內的段祺瑞內閣急於統一全國,“其財政困難已達到極點,各省應解之款都為地方所扣留。發內債則舊債尚未整理,續募為難”,只能依靠外債來彌補財政赤字。但借外債也有四國銀行團的約束,緩不濟急,且不易磋商。因此當1916年10月西原龜三提出“中國如能特派一適當的人前來日本表示敬意,並進一步磋商改善日中關係的具體辦法”,段祺瑞迅即響應,以“贈予日本大皇帝大勳章”為由,派前交通總長曹汝霖充當專使,赴日接洽對日借款問題,此舉由於黎元洪總統及國會的反對而未能實現。此後,西原龜三就開始在中日之間穿梭,先後六次來華,從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經手達成中日間八筆借款,分別是:1917年1月20日的交通銀行借款和1917年9月28日的第二次交通銀行借款;1918年4月30日的有線電信借款;1918年6月18日的吉會鐵路借款;1918年8月2日的吉黑兩省金礦森林借款;1918年9月28日的滿蒙四鐵路借款;1918年9月28日的山東二鐵路借款;1918年9月28日的參戰借款。累計金額達1.45億日元。
這八筆借款由於寺內正毅恐敵黨反對,且避國際視聽,遂以北韓、台灣、興業三銀行為主體,組織一特殊銀團,以非正式的方式進行。參與借款的曹汝霖回憶時說:“及西原之提議起,以無折扣為主義,輕其擔保,破除向來借款之苛例,又以實業為名,不涉內政,是以當局者坦然進行,毫無顧慮。”但如果聯繫當時的國際形勢,則明顯可看出日本的政治企圖。每一次借款的出臺都與國際形勢變化相關。並且三銀行中,台灣銀行為經營台灣、華南而設,北韓銀行為經營滿洲之金融中樞,興業銀行專營長期投資業務,又有發行債券的權利,三者都是特種銀行,貸款的發放不過是執行日本當局的要求。在涉及山東問題上這種傾向尤為明顯。
1917年2月,美國與德國絕交,並照會北京政府,希望採取一致行動,還提議可以向北京政府借款做軍費。當時,已有十幾萬中國勞工到英法從事兵站運輸工作,中國政府也早就打算通過參戰確保在和會上的發言權,並希望延期支付庚子賠款、提高關稅、獲得借款。協約國英、法等也希望中國參戰。段祺瑞電告駐日公使章宗祥,要他密探日本政府意見和一般輿論。日本反對中國參戰,怕中國因參戰而增強將來和談中的地位,不利於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和擴大對中國的滲透,但它又無法阻止中國參戰。因此日本採取拉中國與它一起參戰並借款給中國的方針,以圖繼續保持好不容易打下的中日“友好”根基。於是西原龜三奉寺內正毅之名,攜擬好的所謂友好條件第三次來到中國,與曹汝霖、陸徵祥等連日會談,並訪晤了段祺瑞,以向交通銀行提供2000萬日元借款為條件,拉攏段祺瑞。美國看到日本開始插手中國參戰問題,怕日本借此在中國大力發展勢力,遂反對中國參戰。黎元洪總統和國會擔心參戰更加強軍閥的力量,且中國中立對發展民族工業更有利,因此也反對中國參戰。段祺瑞則想通過參戰獲取貸款,加強自己的實力,因此竭力向日本靠攏。日本看到穩住了中國,就繼續在國際上尋求對山東問題的支援。
1917年初,為了摧毀德國潛水艇的破壞通商線,英、法曾要求日本向地中海派遣艦隊,為運輸船護航,這時日本便以允許中國參戰和派遣艦隊為砝碼,要求英法保證在將來的媾和會議上支援日本關於山東省德國利權以及日本佔領南洋德屬諸島的各種要求。2月16日,英國駐日大使葛林照會日本外相本野,保證英國政府支援日本這一要求,本野也照會葛林,保證日本以同樣精神支援英國對赤道以南德國各島嶼的領土要求。2月19日,本野又以同樣手段,要求法、俄兩國與日本簽訂關於山東問題的密約,20日取得了俄國的同意,3月1日取得法國的同意。日本對義大利的同樣要求,很快也取得了同意。媾和會議有關山東問題一旦有了秘密協定,日本便開始支援段祺瑞政府參戰。1917年8月14日,重新掌權的段祺瑞政府參加協約國方面對德宣戰,9月28日中日正式簽訂第二次交通銀行借款。
英、法、俄、意與日本訂立的關於山東問題的密約,一直到巴黎和會時才公開,給中國外交造成了很大的被動。中國和美國代表聞有五國秘密諒解存在時,頗為驚愕。中國辯稱:“此等密約,雙方訂結,中國並未加入,其後協約國勸中國參戰,亦未曾將密約內容預先通告,中國反為大國之商議品與抵償品。再者此種密約,于中國參戰後其發生效力之程度究竟何如,當成一問題。”但這種抗議聲音是微不足道的,幾個大國的天平早已傾向日本,而在日本國內,則把巴黎和會上日本的要求看作是理所當然。1919年5月4日,《大阪朝日新聞》的社論《解決山東問題》,在祝賀日本在和會上的勝利時說:“這不能看成是由於國力的強弱所帶來的勝負,而只是根據正當協定規定的權利取得的勝利。”
1918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德國戰敗已成定局。在這種形勢下,日本人認識到,一旦戰爭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勢必將在和會上提出山東問題,並要求收回膠濟鐵路和青島。為了達到永遠霸佔山東和進一步擴大在華勢力的目的,日本政府認為只有獲取段祺瑞政府對山東問題合法承認的根據,又有各國的保證,將來的媾和會議上才有更大把握。於是,日本政府仍以借款為誘餌,向段祺瑞政府建議中日合辦濟南至順德鐵路和高密至徐州鐵路,由日本提供貸款2000萬日元,這就是西原借款中的山東兩鐵路借款。這也是西原借款中與山東問題直接相關的一次借款。對於兩鐵路借款,段祺瑞政府也並非不知其害。原來德國在山東得勢時,除經營膠濟鐵路外,尚于1914年從中國政府手中取得將來敷設延長線的權利,即自濟南至京漢路之順德及自高密至徐州之線路。日德宣戰後,青島為日本佔領,中國深慮日本有繼承德國人權力之意,故關於德國人在山東的權利問題,始終不與日本開始交涉。1915年中日會商“二十一條”時,曾議及此兩路,沒有達成具體方案。此時日本又提起此議,段祺瑞政府饑不擇食,又認為中國與德宣戰,中德間一切契約自歸消滅,至於高徐、濟順與德人關係即絕,借用日資,在中國方面不過昔日借自德國者,今日借自日本,從新訂立合約,與繼承權無關。日本方面也由本野向中國說明:此兩線借款,如由匯業與此間銀行接洽,中國政府只與匯業接洽,純粹作為銀行與銀行之交涉,自無政治可滋疑議。於是,1918年9月28日,中日雙方在北京簽訂了高徐、濟順兩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同時還舉行了關於山東問題的秘密換文。
兩鐵路借款合同共有14條。第一條稱:“政府認準自山東省濟南至直隸省順德之鐵路及自山東省高密至江蘇省之徐州鐵路建設所需一切費用,由銀行發行中華民國政府濟順鐵路金幣公債。但調查濟順、高徐兩鐵路線路若于鐵路經營上認為不利時,得由政府與銀行協議變更其線路。”也就是說日本可以找藉口擴大山東鐵路路權。秘密換文的主要內容有:(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分外,全部均調集于青島。(2)膠濟鐵路巡警隊本部及各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人為顧問。(3)膠濟鐵路所屬確定後,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4)現在施行之民政撤廢之。
從表面上看,秘密換文中日本是在撤退收縮。因換文前日本軍隊逗留于山東腹地,擅設民政署,以致引起中國人民憤激。這次則撤廢民政署,膠濟鐵路沿線軍警撤走,集中于青島、濟南。但當時德國戰敗已成定局,山東問題自可留待和會上解決。這一換文無疑承認了日本有在濟南、青島的駐兵權,日本可向膠濟鐵路派遣顧問,則將繼續控制此路,膠濟鐵路雖屬中國所有,但在合辦名義下,日本有雄厚的資本和技術,仍可達到獨佔的目的。日本根據換文,不僅獲得了北京政府對其在山東的非法地位的默認,而且在對華權益的掠奪上超過了“二十一條”,濟南駐軍、路警聘用日人、膠濟路無限期合營,都是超出“二十一條”的新權利。日本外相內田康哉1918年10月2日致日本駐華公使芳澤的電報說:“9月24日交換了濟南順德間及高密徐州間的鐵路借款公文,日本從中國方面得到了新的讓與,於是德國在山東省內的權利終於歸於消滅,這使中國過去提出的要求得以實現,日本也得以重復了大正四年(1915)關於山東省條約的權力。”日本在巴黎和會上堅決要求對山東的權利,依據有三:一是1915年中日條約;二是五國秘密諒解;三是1918年的中日關於山東問題的秘密換文。“二十一條”為中國被強逼所簽,以後歷屆政府又都不承認,國際上也都知道。五國秘密諒解背著中國,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曾發出抗議,秘密換文則正好給日、英、法等國找到了藉口。3月10日,日本代表發表關於山東問題的宣言,聲稱:“關於膠州灣問題,對於中國並不為何等之要求,故無從諒解責問之趣旨。但關於解決此問題之根本上之基礎,中日兩國業已解決。”據此,日本現在享有德國在山東的各項權利,是合法的,而且中國已自行讓與了,有條約為證,將來如何處理,由日本和中國直接解決,和會及其他國家無權過問。英法等列強國家就可以以秘密換文來推脫其秘密諒解的罪責。
美國在山東問題上是支援中國的,但巴黎和會上,其代表得知有濟順、高徐鐵路借款合同及山東問題換文時說:“我輩即以此為顧慮,今悉果有此事,我輩之幫忙,譬如腳下跳板,已經抽去,何以措辭。'二十一條',為強力所迫,世界共知。至膠濟鐵路之成議,出於中國自願,勢難更改”,並“太息不已”。日本又以不參加國際聯盟相威脅,於是美國也轉而支援日本。美國威爾遜總統不僅做出讓步,還質問中國代表何以對1918年關於山東問題換文“欣然同意”。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則提出兩項辦法:一是按中日條約辦理,一是按對德合約規定,由德國移交日本,由中國任擇其一。英、美的態度等於承認了山東問題是中日之間的事,而把中國撇在一邊。山東問題的交涉對中國越來越不利,直至最後失敗。中國代表拒絕在合約上簽字。
中國民眾聽到交涉失敗的消息後則無不憤怒。失敗的因素固然很多,而一般輿論以威爾遜有中國“何以欣然同意”的質詢,既憤慨1915年中日條約,更恨1918年濟順、高徐兩鐵路借款和山東問題換文,辦理兩次外交的當事人成為眾矢之的。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學生3000余人集于天安門開示威大會,高呼“還我山東”、“懲辦賣國賊”等口號,意欲赴東郊民巷,向英、美、法諸使館表示中國民眾對於日本搶佔山東的憤激,請求各國主持公理。後赴曹汝霖私宅,毆打章宗祥。此事發生後,各地學生相繼響應,五四運動遂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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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在重任國務總理後,便積極地主張對德宣戰。1917年8月4日,國務院通過了「對德宣戰案」。此後,段祺瑞即便以參戰為理由組織參戰軍,向日本大量借款,來擴展皖系的勢力,實現他武力統一南方的野心。
自1917年8月至1918年9月,段祺瑞向日本的借款數額,就超過清朝政府和袁世凱向日本借款的三倍。出賣國家主權更是清末政府與袁世凱因顧及社會輿論而不敢為之行為。在這其間當中,段政府先後借款十六次,總額達3億日元以上,半數用於贖還內外債,其他則多用於內戰。其中八次借款由日本寺內正毅內閣代表西原龜三,和中國交通總長曹汝霖經手,合計1.45億日元,即所謂的「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並附有「山東密約」,1918年9月14日一日內一一換文,即「山東問題換文」。密約中明訂:

膠濟鐵路沿線日軍,除一部分留駐濟南外,均退集青島
膠濟鐵路歸中日合營
巡警隊本部及重要車站與巡警訓練所,應聘用日人。
對於換文內容,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回覆文字有「欣然同意」的字樣,此次行為便成為了日後巴黎和會作成山東及青島歸日管轄決議的主要緣由;而巴黎和會的決議,更進而引發了往後的「五四學生運動」。而經過這一系列借款,更是造成中國主權、國力重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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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金融恐慌-台灣銀行震災票據

一句話點燃1927日本金融危機----------------老百姓對企業和銀行轉嫁危機、金蟬脫殼,特別是政府用國庫資金救助企業和銀行的做法非常不滿+譴責政府用百姓的血汗錢資助資​​本家

發布日期:2013-04-18信息來源:佚名
  文| 祝曙光
1927年,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36家銀行歇業,儲蓄總額佔整個銀行儲蓄額的8.7%,經濟損失巨大,令人驚異的是,這場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索居然是日本大藏大臣片岡直溫的失言。
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震級為7.9級。地震發生時正是中午,家家戶戶都在生火煮飯。地震很快使居民家中火爐翻滾,火星四濺,而東京到處是鱗次櫛比的木質房屋,加上地震期間狂風大作,風助火勢,火借風威,霎時間東京成了一片火海。這場大火連續燃燒了幾天幾夜,地震及火災造成的死亡及失踪人數高達20萬人左右。震後的東京滿目瘡痍,到處都是斷壁殘垣,57萬間房屋被毀,約佔東京全市房屋的3/4。
更要命的是,當時的首相加藤友三郎在地震前一周剛剛去世,各黨派為繼任首相正鬧得不可開交。9月2日,在臨時帳篷內草草組成了以山本權兵衛為首相的“震災內閣”,新內閣把災後重建作為政府的頭等大事,設置帝都復興院和帝都復興審議會。
山本出身海軍,對經濟一竅不通,災後重建工作進展緩慢。11月下旬,復興院提出了8.76億日元的龐大復興計劃,結果被復興審議會大​​幅削減至1.07億日元。顯然,這點錢對災後重建是遠遠不夠的。向天皇奏薦山本為首相的元老西園寺公望對山本內閣的無能深感震驚,表示要切腹向天皇謝罪。1924年1月7日,山本內閣辭職。令人失望的是,繼任的清浦奎吾內閣同樣無所作為。1924年6月,在大選中獲勝的加藤高明上台組閣。但加藤高明“出師未捷身先死”,1926年1月21日患急性流感去世,若槻禮次郎繼任首相,片岡直溫入閣任大藏大臣。但片岡運氣不好,攤上了“震災票據處理”這件大事。
當時,日本政府為了避免受災地區出現商業信用危機,盡快讓企業恢復正常運營,指令日本銀行立即向受災地區提供資金援助,發放貼現貸款。其具體做法就是由日本銀行向受災地區銀行實施特別融資,融資以震災票據的再貼現形式進行,企業憑商業票據到普通銀行貼現,得到現金,普通銀行將買進的票據到日本銀行進行再貼現。
本來這一做法不錯,可以避免企業因地震災害無力償還債務或得不到貨款而倒閉。但是,一些投機企業卻乘機鑽空子,將自己的不良債權拿到銀行貼現,把不良債權轉移給政府。1924年3月,日銀共向普通銀行發放了4.36億日元的震災票據,大大超出政府關於發放貼現貸款的額度。一批被不良債權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企業逃脫了破產的命運,救災貸款變成了救濟貸款。
片岡直溫執掌大藏省時,未經結算的震災票據堆積如山,這些震災票據與地震毫無關係,實際上是永遠無法結算的不良債權,日銀和一些普通銀行由此背上沉重包袱。儘管政府兩次​​延長震災票據結算期限,但直到1926年末,仍然殘存約2億日元的震災票據未能結算老百姓對企業和銀行轉嫁危機、金蟬脫殼,特別是政府用國庫資金救助企業和銀行的做法非常不滿。問題還在於處理震災票據問題時,在野黨故意拆台,使得不良債權的規模逐漸暴露,增加了市場的恐慌情緒。
若槻內閣決定向議會提出《震災票據善後處理法案》與《震災票據損失補償公債法案》。但是在野黨為了達到倒閣目的,對法案百般挑剔和攻擊,譴責政府用百姓的血汗錢資助資​​本家,朝野雙方在議會一番唇槍舌戰。片岡直溫對一味推延法案通過的做法非常惱火。3月14日,面對議員刻意刁難的惡意提問,片岡直溫實在控制不住情緒,不客氣地回應道:“今天中午,渡邊銀行終於破產了。”
片岡直溫透露這一情況,本意是想說明金融形勢的嚴峻程度,希望盡快通過法案,不能再議而不決了。但他的話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立即引起了極大的恐慌。
實際上,被宣告“破產”的東京渡邊銀行仍在正常營業。渡邊銀行當天應結算的到期商業票據,還缺現金33.7萬日元,如果在下午1時不能籌措足額現金,渡邊銀行將停止營業,清產抵債。日本(日銀)考慮到渡邊銀行是大銀行,不能輕易倒閉,且現金缺口不大,故寬限其2個小時結算到期的商業票據,籌資還貸。渡邊銀行很快就籌措到了所需資金。
並不知情的片岡在盛怒之下的失言,成為引燃金融市場的導火索。3月15日,渡邊銀行和其姊妹銀行因受到擠兌而破產,金融危機爆發。緊接著,中井銀行、左右田銀行、八十四銀行、中澤銀行、村井銀行等相繼停業。片岡直溫見自己捅了大漏子,力求補救,以大藏大臣、大藏次官和日銀總裁的名義聯合發表穩定金融市場的聲明,通過《震災票據處理法案》,但局勢已如脫韁野馬不受控制。在野黨藉機倒閣,金融界人士也對片岡的失言非常不滿,落井下石。
3月下旬,在議會審議《震災票據處理法案》時,台灣銀行理事川崎軍治與安田銀行總裁結城豐太郎等人一起吃飯,席間川崎告訴大家台灣銀行正陷入困境。結城大吃一驚,因為安田銀行在台灣銀行擁有高達8000萬日元的債權。結城立即通知安田銀行各支行,從次日起緊急回收台銀所欠債務。本來銀行擠兌風潮已逐漸平息,但川崎的洩密使得台銀的呆賬問題暴露無遺。經營不善的鈴木商店是台銀的大客戶,在台銀的融資中佔了很大比重,實際上台銀被鈴木商店“綁架”了,而日銀又被台銀“綁架”了。當日銀最終拒絕對台銀追加融資、台銀又拒絕對鈴木商店追加融資時,消息震動了整個日本社會。由此又出現了新的擠兌風潮。
作為台銀理事的川崎軍治洩露商業機密,純粹是為了洩憤,因為台銀決定讓他在6月份引退,由日銀的島田茂接替他的工作。台銀的停業和鈴木商店的破產最終導致了若槻內閣垮台。片岡的失言真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語:“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作為掌管經濟的高官,豈能不謹言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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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初期金融恐慌的台銀危機(之三)台灣總督府在1927年昭和金融恐慌期的應對
書名:台灣經濟史中的台灣總督府
作者:黃紹恆
出版社:遠流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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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1日直接衝擊日本政治經濟中樞的關東大地震,造成受災戶高達70餘萬戶,財物約45億圓的損失。當時日本政府的一般財政規模也不過20餘億圓,可見其損害規模之大除了企業的生產設備受到重創,銀行更處於既難以收回貸款,又得面臨現有存款被大量提領的窘境。日本政府為恢復並促進金融的流通,特別就地震造成無法兌現流通的金融票據,以敕令第424號「震災手形割引損失補償令」,命令日本銀行以再貼現的方式融通資金。

這項應急的措施,最大的問題發生於原本在1920年恐慌當中,理應整理或關閉的企業,因而獲得喘息的機會,鈴木商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設立的企業,有許多屬於這類企業。而日本銀行所作的融資,到1924年3月受理結束為止,亦以鈴木商店的7,189萬圓為最多,占總金額4億3,081餘萬圓的16.6%

然而震災後的日本經濟並未因災後復興而好轉,反而因日圓匯價變動帶來物價水準下跌,進而導致景氣蕭條,企業的經營狀況普遍未見改善,鈴木商店與台銀的經營狀況亦復如此。台銀作為「特殊銀行」,倚仗政府在背後的支撐,容易取得其他銀行的信任,輕易地在貨幣市場借得短期資金。

然而,台銀對鈴木商店的融通金額在關東大地震之後,假借「震災手形」的名目益形擴大,成為當時社會的批判標的,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法案,因此也被認為只是替少數特定「政商」(即特權商人)解決問題而已。1926年底台銀所持「震災手形」金額為1億3萬5,000圓,占同年這類票據的48.3%;此後至1927年4月16日被迫歇業為止,台銀仍有9,900餘萬圓,其中近7成為鈴木商店及其關係企業的「震災手形」,如此的事實便成為昭和金融恐慌直接的導火線。

前引高橋龜吉將1927年春爆發的金融恐慌區分成3波,第一波大致從年初日本政府提出「震災手形」兩法案開始,中間經過大藏大臣片岡直溫在議會的「失言」,使得1925年以降因日圓匯率變動,日本經濟及社會已然醞釀的極度不安一舉爆發,造成各地中小銀行的擠兌風潮及銀行的臨時歇業,最後經日本銀行極力的資金援助及兩法案的通過,才平息此波的動搖。第二波雖然自3月23日之後才開始,然而在「震災手形」兩法案的審議當中,台銀與鈴木商店的關係遭到暴露,廣為世人所知,已然伏下第二波爆發的原因。

台灣總督府在藏相片岡直溫引起的「失言風波」之後,已然警覺到台銀與鈴木商店問題的嚴重性。3月20日在東京折衝此事的總務長官後藤文夫,在拍發給台灣總督上山滿之進的電文中,明白表示「震災手形問題的命運如何,情勢上皆使台銀陷入明顯的窮境,其對台灣所及之影響與對內地經濟界有所不同,台灣全島經濟界將因此受到等同根本性破壞的大衝擊,如果不即時斷然施行敏速而且周到的對策,將會陷入根本破壞帝國統治台灣的威信,無法不預測台灣將陷入無可名狀的混亂」。由此電文內容可清楚看出,台灣總督府當局對台銀與鈴木商店的問題,伊始便定位在事關日本對台統治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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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敬上台組閣後,日本政府開始推行干涉經濟的政策,並且十分堅決。到護憲三派內閣時,又繼續強化了政府乾預經濟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頒布《重要輸出品工業組合法》和《輸出組合法》。這政策對於加速壟斷和形成有助於出口的生產合理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這些政策卻都是出於一種主觀的願望——即快速地讓日本經濟強大起來的意向而製定的。所以,在收取短期效果的同時,危機也悄悄滋長起來。政府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的勢頭,一直在採取救濟對策:由日本銀行發放救濟貸款(政府向日本銀行提供補貼),挽救在壟斷過程中瀕臨危機的大量企業。這種政策的消極作用是,因為它並不能徹底地改善為數眾多的經營不善的企業的財政狀況,所以就將本來應該在競爭和壟斷中消失或被吞併的企業得以苟延殘喘,使得小型的局部性的危機連續發作且向慢性轉化。而政府的的這種補貼措施,勢必加重財政負擔,唯一的後果便是形成對通貨膨脹的依賴。因此形成了一條互為因果的反應鏈,即政府貸款 →物價上漲→ 通貨膨脹 →匯率下跌→出口不振→貿易入超→政治危機。
這樣一來,銀行不得不長期負擔著向各類企業提供數量頗大的固定化的資金的職能。由於相當一部分貸款並不能如期回收或無望回收,銀行的經營就陷入長期危險狀態之中。依靠政府和日本銀行的救濟以及短期借貸,企業維持著搖搖欲墜的業務。在1927年3月,日本政府為了促進企業合理化和振興銀行,向議會提出震災票據處理案。在審議過程中,政友會議員吉植莊一郎質問政府,要求就震災票據的內容向全體議員作說明。因為有不便公開的內容,藏相片岡直溫在答辯時,說漏了嘴,說:“ 就在今天中午,渡邊銀行馬上就要破產”。片岡在答辯的時候,東京渡邊銀行還在營業,表面上根本看不出破產的徵兆,實際上正為支票兌現資金缺乏而向日本銀行求急,但好歹算是湊到錢,把當天的業務對付了過去。這樣,片岡的發言就成了“ 失言 ”。第二天,渡邊銀行藉機宣布停業,引起大小儲戶的不安。二、三流中小型銀行相繼出現“ 擠兌 ”風潮。中井銀行宣布停業之後,八十四、中澤、左右田、村井、久喜、山城、桑船、淺沼等8家銀行相繼停業,並且引發琦玉、京都、岐阜各府縣許多銀行面臨擠兌,宣布停業。
震災票據處理案,實際上包括《震災票據補償公債法案》和《震災票據善後處理法案》。因為1923年 9月1日發生大地震而難以兌現的各種票據,根據山本權兵衛內閣的決議,以1億日元為限款,進行比率補償。因為災後經濟長期不景氣,一直無力對此進行處理,已經兩次延期。到1927年9月30日,如果再不處理就要第三次延期。按內閣對票據進行結算的兩個法案的規定,以5分利公債對震災票據進行結算的話,公債總額要達到1.7億日元。
擁有震災票據的銀行從北海道到台灣共有50家。其中最大的擁有者是台灣銀行,總計超過1億日元,以下是朝鮮銀行等。而最大的債務者是神戶的鈴木商店,總計7,000萬日元以上。鈴木商店在經營上一心想以壓過三井、三菱的規模開展貿易業務,因此向化學和重工業投下了巨額資金。但是,它投下的資本並不是自己的錢,幾乎全是藉入的貸款。當鈴木商店投出巨額資金後,1920年經濟危機突然發生,財政一下子出現虧空。鈴木商店一直靠向台灣銀行借貸支持經營,所以就將台灣銀行也拖下了水。為了避免兩方同時破產,台灣銀行只好忍痛繼續給鈴木貸款,希望鈴木好轉後再補虧損。但是,鈴木的生意一直惡化,向台灣銀行的借貸有借無還。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關東大地震。鈴木商店和台灣銀行就借地震,把龐大的借貸債據一下子變成了救災票據,可以無限期延滯結算了。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台灣銀行、朝鮮銀行同久原商事、東京渡邊銀行和甲州地方的財閥谷尾家族等的借貸關係上。所以,導致昭和金融危機的根源,不是關東大地震,也不是片岡的“ 失言 ”,而是在“成金”風潮中投巧心理驅使的冒險經濟活動。
渡邊銀行引發的擠兌風潮,對大型銀行也形成了壓力。三井銀行、橫濱正金銀行、藤本銀行、川崎銀行和安田銀行,都感到資金吃緊。台灣銀行沒有任何辦法,只好通告凍結對鈴木商店的融資,這迫使同鈴木商店往來緊密的神戶地方的小型銀行第六十五銀行宣布停業,進而導致整個神戶地區的金融界處於混亂之中。為了阻止台灣破產,政府命令日本銀行給予特殊融資,但樞密院會議在審議時否定了政府的這個救急措施。這樣,台灣銀行在日本的分店全部宣布停業,受台灣銀行的牽連,關東地區的近江銀行也宣布停業。跟著在大阪、滋賀、岡山、廣島、福岡的6家銀行宣布停業。隨後,號稱“ 宮內省金庫”的第十五銀行也宣布停業。
這個時候,日本銀行也感到形勢危急,在政府和財閥銀行的強硬要求下,只有聲明全力放款。由於日本銀行的大量放款,挽救了包括台灣銀行在內的許多銀行的命運,終於還是避免了金融體系的徹底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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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昭和金融恐慌台灣銀行危機並非單一放款授權不當造成,由於日本富國強兵殖產興業,資本主義興起,扶植私人產業,一次戰後又遇到不景氣,日本金融界也一片休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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