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臺灣未婚女子在元宵節偷折別人家花木以求良緣/黃叔璥《臺海使槎錄》/1923臺北北門金工模型獻納品/1923年裕仁皇太子來臺，當時曾以金工製作之臺北北門模型作為獻納品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SPMz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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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叔璥
黃叔璥（1682年－1758年），字玉圃，號篤齋，清順天府大興縣人（今屬北京），首任巡臺御史。其所著之《臺海使槎錄》、《南征紀程》等書對於閩南、臺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兄黃叔琳為康熙年間探花。

黃叔璥爲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己丑科進士。曾任湖廣道巡按御史、浙江道巡按御史等職。康熙六十年（1721年）朱一貴事件結束，清廷任命黃叔璥與滿洲人吳達禮共同擔任巡臺御史。

翌年6月，黃叔璥抵臺後，除致力與朱一貴殘黨作戰外，也經常巡行各地，考察攻守險隘、海道風信，著有《臺海使槎錄》8卷，分為《赤嵌筆談》（四卷）、《番俗六考》（三卷）、《番俗雜記》（一卷）三篇。其中蕃俗六考，詳細記錄台灣的山川地勢、風土民俗。尤其對臺灣原住民的樣貌，更是觀察入微，因此，該書為近現代考證平埔族歷史之根基。另著《南征紀程》一書，記載來臺前自燕京至福建內陸的途中見聞。

五子登科的善報
據清朝李氏《求己堂集》記載，黃叔璥的父親黃芳洲先生，篤信佛法、道教，康熙年間在回陽當教諭，與夫人一起都喜歡行善積德。他在任當官時，曾捐錢出刊刻印《金剛經》、《太上感應篇》、《陰騭文廣義》各經文數十部。他的夫人也隨喜捐錢印贈《玉歷寶鈔》一千本，廣為布施印送。並且時常買魚、鳥放生，其數成千上萬。夫婦倆生有五個兒子：叔琳是康熙辛未年的探花，叔璥是康熙己丑科的進士，叔琪是康熙乙酉科的舉人，叔琬是康熙己丑科進士，叔瑄是康熙癸巳科秀才，都獲得了很高的學歷和功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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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主要路線推測圖
師大國文所 林淑慧
1721年(康熙六十年)台灣爆發朱一貴事件。在這次大規模民變之後，清廷認為如何監督官員處理事務、民間疾苦如何探悉、各地事務迅速稟報，及防汛兵員的增添與佈防等，都是當時急需解決的問題，所以才增設「巡視臺灣監察御史」一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黃叔璥獲選為首任漢籍巡台御史，二月二十一日與另一位滿籍巡臺御史吳達禮從北京出發，在六月二日抵達台灣鹿耳門。黃叔璥曾將此次從北京往台灣赴任所經歷的路線，逐日記錄於所著《南征記程》中。此書不僅具有交通史的資料，並記錄獲友朋贈予曾任諸羅知縣季麒光的著作集，臺灣、鳳山、諸羅三圖與方志資料，以供日後撰述《臺海使槎錄》的參考。兩位首任巡台御史一年任期屆滿後，又多留任一年，直至1724年(雍正二年)才離台。
當黃叔璥從臺灣府城到各地巡行時，觸目所見平埔族聚落多保有傳統的風俗文化，這樣特殊的行旅經驗引發起他記錄各地生活圖象的動機。從《臺海使槎錄》所蘊含的廣泛題材看來，除了巡臺御史親自的觀察及採訪外，應得力於多位官吏、文士的協助始能完成。其中〈赤嵌筆談〉為黃叔璥記錄觀察台灣漢人社會的種種面貌，呈現自然環境與歷史人文的互動；〈番俗六考〉、〈番俗雜記〉則是整理觀察原住民社會文化的記錄。此書的特色可歸納為：(1)首創分區記錄原住民風俗文化，將北路諸羅十個聚落群以及南路鳳山三個聚落群，分別從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六層面加以敘述；且附上從各地採錄的歌謠，成為後來各類台灣方志傳鈔的依據。(2)反映清治時期遊宦文人臺灣觀的內涵與特徵，多透露帝國在經濟、政治、軍事、教化上的觀點。(3)採第一人稱親臨現場的描寫方式，以流暢文筆記錄巡行臺灣西部平原的見聞，堪稱清治時期臺灣文集的代表作之一。(4)巡臺御史的采風書寫描述臺灣居民生活受到干擾與文化衝擊下的諸多困境，然未能充分傳達宗教、神話、祭儀或族群意識等深層的文化面向。
從《臺海使槎錄》得知黃叔璥一行人多在臺灣西半部平原巡視。他們從台南府城出發，先至朱一貴事件的原發據點，即位於附近東郊的羅漢門(今高雄內門)巡視。再沿北路而行，仲冬時經過斗六門社(約於今雲林斗六)，後來到達沙轆社(臺中沙鹿)後，才又回到臺南府城。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經過斗六門時曾寫下詩句，描寫台地植物在和煦溫暖的氣候下仍旺盛生長的情景。至半線社(今彰化市附近)則寫一詩描繪貓霧捒 (Babuza)族女子盛裝赤足歌舞，而男子則在鼓聲中奪旗賽跑的場景。到位於今臺中沙鹿附近的沙轆社後，則另稱此地為「迴馬社」以紀念北巡至此而迴，並詳加描繪巴布拉(Papora)族的表演藝術。至於南路則主要巡視武洛社，又到搭樓社(兩社約處今屏東里港)及上澹水社、下澹水社(兩社約處今屏東萬丹)、放索社(屏東林邊)等地，考察西拉雅的支族馬卡道(Makato)族社學的情況。當黃叔璥巡視時沿途必經過許多聚落，但因《臺海使槎錄》的寫作體例為條目式的筆記，而非以按日記載、詳列巡行地名的方式呈現，所以本推測圖僅先據書中所載作者於各地的見聞，標出巡行臺灣的主要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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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叔璥 1666─1742
字玉圃，晚號篤齋，順天大興（河北今縣，今屬北京市）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舉人，四十八年進士。學宗朱子，不矯激以沽名。歷任戶部主事、吏部員外郎、御史等職。六十年清廷始設巡視臺灣御史，滿漢各一員，廷議以叔璥廉明，與滿洲正紅旗人吳達禮同膺是命，於翌年蒞任。時全臺方經朱一貴之役，安輯流亡，博采輿論，多所建設。而適逢清聖祖崩逝，為安定政局，雍正元年（1723）秩滿，奉旨留任一年，命以所行事告後任，為列「海疆十要」。既還，或以蜚語中之，遂落職。乾隆初（1736）起河南開歸道，調驛鹽道。補江南常鎮揚道。以老致仕家居，年七十七卒。著《臺海使槎錄》八卷，內分「赤嵌筆談」（四卷）、「番俗六考」（三卷）、「番俗雜記」（一卷）三篇，共一百二十二目，約十萬言，均為記述臺灣史事、形勝、風物以及山地原住民之習俗，為後之研究臺灣史地者，多所取資。另有《南征紀程》一書，記來臺前自京師至福建途中見聞。（張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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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第一位巡台御史－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
康熙61年（1722），大清帝國統治台灣38年之後，首次派出巡台御史，以考察台灣吏治得失及民情。這件事情，起因於前一年台灣發生的一場大動亂。
康熙60年（1721），台灣爆發「朱一貴事件」大規模的民變。5月29日，朱一貴率眾在阿公店（高雄岡山）起兵， 號稱「義王」，建號「永和」，民眾組成的叛軍，攻向各個縣治及清軍駐營。 當時清廷駐台的兵力，武備鬆弛，軍紀散漫，無法抵擋叛軍。朱一貴起兵十餘日， 全台幾乎全部淪陷。朱一貴攻下台灣府，總兵歐陽凱被殺。

清廷聞訊後，迅速調集大軍。7月初，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派一千七百名兵丁從南台灣的下淡水（高屏溪口）登陸； 7月10日，南澳總兵藍廷珍、水師提督施世驃率軍一萬八千名從鹿耳門登陸。 7月14日，二路會師，包圍府城，兩日後攻陷府城，隨後追剿叛軍，迅速鎮壓了這場動亂。

事件平定之後，福建水師提督姚堂奏請：「臺灣府、縣無城可守，請開捐建城。」 康熙皇帝則認為，正因台灣未築城，亂民攻下府城之後，無法據城以守，所以朝廷大軍一登陸鹿耳門， 便能直撲府城，迅速平定叛亂。倘若府城築城，日後被叛民攻佔，據險以守，則禍害無已。因此否決了此議。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又奏請增添駐台兵員，以防止叛亂。康熙皇帝亦認為駐台兵力應已足夠， 而是台灣地處偏遠，吏治敗壞，而導致民變。經研議後，決定新設巡台御史一職，每年派遣滿漢御史各一員前往台灣， 稽查吏治，以一年為期，期滿更替，使朝廷可以直接掌握台灣民情，避免再次發生動亂。

在這樣的背景下，黃叔璥（漢人）、吳克禮（滿人）獲選為首任巡台御史。康熙61年（1722）2月， 兩人從北京出發，風塵僕僕南下，由福建渡海，終於在六月初抵達台灣。次年，巡查期滿，康熙皇帝已逝世，雍正皇帝即位，兩人留任一年。

黃叔璥出身進士，留心經世之學。抵台之後，即認真考察台灣吏治。當時台灣處於民風強悍的移民社會， 難以治理，民間多衝突紛擾，除漢人與原住民之間因拓墾侵界的衝突頻傳，漢人之間，不同族群， 亦常械鬥衝突。若無良好吏治，則容易激起民變。

朱一貴事件，就是一件官逼民反的典型事例。朱一貴原本在阿公店以養鴨為業，具領袖魅力。 由於台灣知府王珍攝理鳳山縣，將政事委任其次子處理，其子倚杖權勢，對百姓苛徵，勒索無度，終於引起民變。

黃叔璥在台考察期間，做出不少治理建議。例如，當時漢人移民湧入，不斷向山區拓墾，侵入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而引發衝突。

黃叔璥認為漢「番」之間衝突，「啟釁多由漢人」。當時地方官員提出「豎石立界」的主張，採隔離政策，以避免衝突擴大，得到了黃叔璥的認同。

康熙61年（1722），台灣實施「豎石立界」的政策，「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 從南而北，共立54處界石。

這種「漢番」隔離的政策，持續施行，至乾隆時，從北到南，在漢人與原住民交界處， 除了豎石立界外，更挖壕溝，築土垣，號稱「土牛溝」， 禁止漢人侵界拓墾，也嚴防原住民越界出草。

此一政策，持續一百五十年，直到同治13年（1874）「牡丹社事件」之後，日本出兵台灣的刺激下，才告廢止。

雍正元年（1723），也是清朝統治台灣38年來，第一次的行政區域調整，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廳，以反映台灣治理的需要。 在朱一貴事件之前，就有官員提出新增縣治的想法，例如陳夢林編纂《諸羅縣志》一書， 就提及諸羅縣管轄的範圍太過遼闊，而移民漸多，不易管轄，宜割半線（彰化市）以北，別立一縣。

朱一貴事件之後，南澳總兵藍廷珍來台平亂，擔任幕僚的藍鼎元亦建議虎尾溪以上至淡水、大雞籠， 宜設新縣管轄，以免因地方遼闊，汛防兵力單薄而無法維持治安。這些意見受到黃叔璥的重視與採納。 雍正元年，諸羅縣的半線 (彰化市)分設知縣一員，而淡水為海岸要口，增設淡水海防廳， 設捕盜同知一員。新設縣名為「彰化」，南至虎尾，北至大甲。大甲以北，設「淡水海防廳」（註1）。

圖：平埔族人捕鹿圖

黃叔璥在台期間僅短短兩年，留給後世的重要歷史遺產是他在離台前完成了近九萬字的《臺海使槎錄》一書。

他大量蒐覽明鄭時期及清治以來台灣府志、縣志等文獻，並以實地巡視考察的心得， 撰寫成此書，以供施政者參考，流傳後世，成為重要的台灣文獻之一。

《臺海使槎錄》內容包括兩部份，一為《赤崁筆談》，蒐羅整理出關於台灣歷史、地理、 海洋、氣候、交通、物產、財稅、武備、風俗、宗教、商販等文獻，以供施政參考。另一部份則是《番俗六考》， 為台灣官方第一次有系統的調查及記錄台灣平埔族的文化。

黃叔璥提到寫作《番俗六考》的動機：
「番社不一，俗尚各殊，比而同之不可也。余撮其大要凡六：檄行南北兩令，於各社風俗、歌謠，分類詳注為《番俗六考》。」

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官府動員人力有系統的對於平埔族各社群的分類記錄。 《番俗六考》記錄北路（台南府城）以北的諸羅番十，南路鳳山番三， 計十三類群。分述各平埔族的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並且附錄「番歌」， 是最早採錄平埔族歌謠的代表文獻（註2）。 《番俗六考》成了後人研究平埔族文化的重要參考文獻。

1721年來到台灣的黃叔璥， 因緣際會的記錄了十八世紀初台灣平埔族社會的風貌。 其記錄所以珍貴，在於一百多年後，平埔族人在漢人優勢文化的侵入，逐漸漢化，而喪失了舊有文化。 其生活習俗與漢人差異漸少，已不像黃叔璥親眼所見的平埔族社會，各族群之間，文化差異鮮明， 所以《番俗六考》成為後世學者研究平埔族文化所倚重的參考來源。

日據初期來台的日本人類學者，擁有現代人類學知識，也對於台灣民族誌興趣濃厚，然而由於平埔族多已漢化， 因此學術重心轉向於高山族的研究。而學者對於平埔族的族群分類，也與合黃叔璥《番俗六考》中的各族群的地域劃分大致相符，足見此書的參考價值。

圖：《番社采風圖》－耕種

對今天的讀者來說，若非志在學術研究，則讀《番俗六考》，令人難以咀嚼有味。主要是《番俗六考》所描述的平埔族文化風俗， 幾乎已消失於台灣社會，陌生的古文敘述，又缺乏經驗的聯繫，不易想像其景象，而影響了閱讀的興趣。

幸好繼黃叔璥巡台之後的20年，有另一位巡台御史以圖像記錄了平埔族人的生活風貌。 這位巡台御史是六十七（滿人名字），滿族人，乾隆9年（1744）奉派巡台，後來又留任兩年。

六十七巡台期間，關注台灣的平埔族文化，特別指派畫工詳繪平埔族人的生活貌，即是我們今天所看見的《番社采風圖》。

黃叔璥的《番俗六考》、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一以文采，一以圖繪，同以巡台御史的身分， 為十八世紀台灣平埔族文化留下了珍貴的記錄。

影像遠比文字更易打動人心。《番社采風圖》的知名度及流傳性都超過了《番俗六考》。例如，馬英九總統就任後第一次春節賀卡， 就採用了《番社采風圖》其中的一幅耕種圖，而為媒體所報導。

《番社采風圖》流傳至今，已二百六十多年，而平埔族的語言及文化已然消失於台灣社會。 儘管如此，現今許多的台灣人的身上，仍然存在著平埔族人的血統。台灣有句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在禁止攜眷來台的時代，許多從中國大陸來台的單身男性漢人，多娶平埔族女子為妻（牽手）， 而產生了這一台灣諺語。

我的祖先自乾隆年間來台，也是兄弟隻身來台，並未攜眷。族譜未詳記先祖娶妻何籍，是否平埔族女子。 雖然並無直接證據顯示我身上是否有平埔族的血統，但在情感上，我相信是有的。例如，我對梅花鹿有一份特別親切的好感， 且中年過後，我心中常感受到來自山林與原野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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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叔璥（1680年－1758年），字玉圃，號篤齋，清順天大興金墩人（即北京市境內孫公園金墩萬卷樓）。孫公園位於今和平門外琉璃廠以西，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天府廣記》作者孫承澤的私家花園。此園佔地達數畝，東邊止於今南新華街路西（李鐵拐斜街就在其路東）園內建有“萬卷樓”上下共14間，存放孫承澤的私人藏書。萬卷樓的對面庭院裡有“研山堂”1709年（清康熙 48年）進士，1722年成為首任台灣巡察御史。黃叔璥生於北京，卒於北京，宦海沉浮中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生於北京大興金墩萬卷樓，於1709年高中進士。之後派駐湖廣道御史、浙江道御史等職。1709年（清代康熙四十八年），黃叔璥與其兄黃叔琬（字象圃）同登殿試金榜，被賜乙丑科進士出身，分別為第二甲第十二名、第二十七名，加之其長兄黃叔琳（字昆圃）早在20歲時（1691年）就考中辛未科進士為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大興金墩黃氏家族他們被譽為“一門三進士”。
2 個人經歷
編輯

據說，明清兩代大興縣籍進士達500人之多。此外，其兄弟黃叔琪、黃叔瑄先後在1705年和1713年中舉，大興金墩黃氏一家又被譽為“五子登科”。1715年（清代康熙五十四年），黃叔璥擢升御史，曾任巡城御史，專職巡視京城東城。御史一職自秦代即有，屬監察性質，位不高但權很重。清代初期明定監察御史職責為“查糾百司官邪、天子耳目風紀”，職位定在三品，順治十六年改為七品，康熙六年升到四品，而不久後的康熙九年復降七品，雍正七年起據任職資格不同而分別定為正五品或正六品，乾隆十七年又定從五品。1721年朱一貴民變結束，清廷特別調任他與吳達禮共同擔任巡台御史。翌年6月抵台後，他除了致力與朱一貴殘餘作戰外，也經常巡行各地，考察攻守險隘、海道風信，著有《台海使槎錄》8卷，分為《赤嵌筆談》、《番俗六考》、《番俗雜記》三篇。其中蕃俗六考，詳細記錄台灣的山川地勢、風土民俗。尤其對台灣原住民的樣貌，更是觀察入微，因此，該書為近現代考證平埔族歷史之根基。日前，證明釣魚島屬中國固有領土的清朝官方文獻《台海使槎錄》在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展出。學者研究發現，《台海使槎錄》系清代第一位巡台御史黃叔璥所著，載明290年前清朝官員即乘巡海船抵釣魚島巡查。
3 個人事件
編輯

黃叔璥在1722年之前巡視台灣期間，實地考察釣魚島列島後曾記載：“山後大洋，北有山名釣魚台，可泊大船十餘，崇爻之薛坡蘭，可進舢板。”據專家介紹，文中“薛坡蘭”指釣魚島附屬島嶼南小島和北小島等。《台海使槎錄》一書還詳細記載了中國清朝水師營在釣魚島海域巡航的情況，其中稱，巡哨船因島嶼“沿海暗沙險礁”而難以駕駛，需等漲潮水平時才能進港，否則會擱淺或遇到風暴而無處泊船。改乘幾艘輕盈平底的舢板隨波漂浮，也比較容易巡防，還可隨處停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