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有無記者證 公民記者當然有採訪自由
◎ 吳景欽
十一月七日凌晨，有公民記者以手機直播抗議馬總統赴馬習會之動作，卻遭警察以假記者身分逮捕。如此的作法，實是對新聞採訪自由的嚴重戕害。
在大法官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裡，肯認了記者跟追行為屬採訪自由的一部分，並以不侵害他人隱私或自由權為界限。更值關注的是，大法官對於新聞自由保障的對象，不僅是在新聞機構服務的記者，更包含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新聞採訪之行為，即所謂公民記者。甚而在此號解釋裡，更將觸角延伸至一般人。
也就是說，在一個新聞事件現場，只要有人基於公益理由，拿起手機拍攝且直播於網路之上，即便未有記者證，亦未有採訪經驗，只要不具有對他人隱私權的侵害，亦屬於新聞自由所保障的範圍。也因此，警察若以假記者來限制抗議現場的採訪行為，顯已有違大法官解釋之意旨。
就算撇開採訪自由不談，並將公民記者當成是抗議的參與者，但警察的逮捕行為，也須以成立犯罪為前提。雖然依據集會遊行法第二十九條，對於未經許可的集會遊行，經命令解散而不解散，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惟針對緊急性、偶發性的室外集會遊行，依據大法官釋字第七一八號解釋，必須排除於事前須為申請許可之範疇。而雖然立法院並未遵從此號解釋，在今年一月一日前完成修法，但如此的立法懈怠，卻無妨礙此等集會遊行無須事前申請許可的現實效力。
也因此，針對馬總統欲前往新加坡參加馬習會的抗議行為，自無得警察機關允准之必要。故除非抗議者有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權，而為所謂現行犯，否則，警察限制公民記者行動之自由，反可能涉及刑法的私行拘禁或強制罪。
再進一步言，就算抗議群眾的行為，已有達於刑事不法之程度，但公民記者既無犯意聯絡、亦無行為分擔，更無任何法律要求人民有立即逮捕人犯之義務下，從旁採訪的行為，也不會有任何觸法之虞。則警察若加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而沒入相關設備之舉措，或許展現了對領導者的效忠與貼心，卻暴露出欠缺法治與人權保障的一面。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法律系及研究所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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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新聞」成了公民「公關」？
發佈於 2014年9月21日 。 774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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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管中祥
雖然批評台灣媒體的聲音從未間斷，力道從未減少，雖有不少媒體工作者試圖改變媒體亂象，但對許多人來說，媒體崩壞的速度卻遠比重建還快，特別是主流媒體的內容越趨瑣碎，公共議題越來越趨邊緣，特別是新聞主流媒體公共事務無能的情形越來越嚴重，對民主政治是嚴重傷害。
新聞媒體的問題當然很多，原因也很複雜，無法一一盡訴，難以全面解決。例如，許多人關切的「置入性行銷」就引起不少爭議。
簡單說，「置入性行銷」就是把廣告隱藏在新聞或戲劇之中，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讓我們在看戲劇或新聞的時候，不知不覺接觸到廣告資訊，進而支持某個政府政策或購買某項商品。
「置入性行銷」的策略究竟能為業者帶來多少效益與利益，並沒有太多精確的研究，但卻引來不少批評，特別是新聞的置入性行銷，根本就是利用我們對新聞的信任來販售商品。因為我們相信新聞是「事實」，也因此容易相信新聞對某項產品的正面「報導」也會是真的。
雖然新聞媒體的問題很多，在新聞中置入政策、商品的作法也經常可見。還好，這幾年公民記者興起，抱著「媒體不報，我們來報」的想法，自己當公民記者，自己的新聞自己報，公眾的新聞大家報，讓新聞有機會回到單純的本質。
一般來說，「公民新聞」和主流媒體比起來「質樸」許多，一方面報導方式不像主流媒體那樣花俏，內容的陳述也相對簡單，並且大多是公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日常生活經驗。因為這樣的「質樸」，不僅容易讓人親近，產生共鳴，也回到新聞原有的真實與質樸感，容易讓人認同與信任。
不過，最近「公民新聞」的概念卻逐漸被濫用，許多機構辦的活動媒體不感興趣，或者付不出高額的廣告與置入費用，開始自己培養「公民記者」，自己的活動自己報。
例如，「2014ITF台北國際旅展」就發出公告徵選第九屆公民記者，希望「能運用公民的專長大展身手，一同為我們寫下最豐富生動的旅遊見聞，一起為台灣的觀光加油！」不過，要當旅展的公民記者並不是隨便就可以當的，必須先報名，還得通過徵選，當然，選上後可以有旅展的專屬記者証、名片，可以自由進出採訪，並能使用記者室，還有機會得到旅展門票。
對許多人來說這是個「有吃又有抓」的好機會，不但可以有機會四處玩耍，又可以在網路和大家分享，何樂而不為。
不過，「徵選」其實比較難掌握報導品質，如果能辦個「公民記者培訓」，不但可以訓練寫手，還可以搏得「進步」的美名，實在是一筆好生意。
幾年前就曾經有一家主流媒體邀請我到他們開辦的「公民新聞」課程裡擔任講師，當時我有點訝異，許多主流媒體並不認同公民記者這樣的角色，認為他們沒受過專業訓練，又帶有立場，很難稱得上是「記者」。這回怎麼了？難不成這家媒體開始要走向歐美國家逐漸發展的「協作新聞」，也就是邀請公民記者和他們家的記者一起報導新聞，彼此協力、相互協作？
結果，當然不是如此。
和我聯繫的朋友告訴我，是因為他們媒體旗下的公關公司接了政府的行銷計劃，打算要訓練一批「公民記者」來幫宣傳活動。
這種作法不但濫用、誤用了公民記者的概念，根本就是利用讀者對新聞、對公民報導的信任來販賣商品，滿足政府及廠商的利益，這些單位招募的不是公民「記者」，而是公民「公關」、公民「宣傳」。「公關」、「宣傳」很難完全報導真相，而這些所謂的「記者」也不是站在權力者的對立面，相反的，是要幫企業、政府宣傳。這樣的報導，或許也是人民的一種觀點，但若回到新聞、記者的「本質」來看，似乎差距甚遠。
公民記者包含著「公民」與「記者」兩個重要元素，「公民」意味著有別於官方立場的觀眾，從人民的角度出發報導新聞，評論事件。每一個人都可以是公民，但「記者」角色恐怕得嚴格看待，不過，重點不在於「記者」的能力與技術等「專業」面向，而是能不能發揮記者的應有角色，報導真實，站在權力者對立面。
這些年包括公視「PeoPo公民新聞平台」、社區大學，以及許許多多的非營利組織都在用心、用力推動公民記者的觀念與實踐，無非是希望在日漸敗壞的媒體環境中開出一條新路，為台灣民主與媒體發展新的可能，然而這樣的理念卻日漸到誤用與濫用，這不但不是推動者所樂見，也是讓才剛興起不久的公民新聞面臨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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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統媒口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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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4
◎ 陳頂新
陳德銘來台參訪，與若干台灣媒體主管聚會，這場聚會，說好聽是「邀請」，實際上則是如同上對下的「召見」。陳德銘召見台灣媒體主管聚會，當然不會只是閒話家常，他對台灣媒體主管大談兩岸經貿整合議題，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希望台灣媒體往後能多為服貿議題美言幾句。此舉是否會收成效，當然要看與會的媒體們，後續是否有對服貿議題有特意偏袒或變動立場，這須有賴全民共同監督檢驗。
陳德銘展露了「中央視察地方」的高傲姿態，我國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去中國參訪，也不可能「召見」中國媒體主管。這是否意味著，國民黨執政的這幾年內，兩岸的互動方式已經由「對等的國際關係」劣化為「從屬的國內關係」，若是如此，恐產生對台灣無法回復的損害，令人擔憂。
中國對台灣媒體的影響力日趨強烈，「無疆界記者（ＲＳＦ）」組織今年度公布的全球新聞自由度報告中就指出，台灣與港澳的媒體獨立性正「陷於危險境地」，主因就是中國透過經濟實力箝制台灣與港澳的新聞自由，更因如此，二○一四年，台灣新聞自由倒退到第五十名（扁政府執政的二○○七年是第卅二名）。（作者為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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