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台灣 張秀哲落花夢重現
中時電子報作者： 林欣誼╱台北報導 | 中時電子報 – 2013年2月28日 上午5:30
中國時報【林欣誼╱台北報導】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奪走許多青春理想的生命，有的人即使活著回來，也從此失了魂魄，日治時代活躍的知識分子的張秀哲就是其一。一九四七年五月，張秀哲被捕不久後被家族營救歸來，開始閉關寫作《「勿忘台灣」落花夢》，自敘半生理想。
但這本書出版不久他便回收加以湮滅，一九八二年抑鬱以終。直到近日，這本書由張秀哲的媳婦張顏千鶴促成重新出版。
張秀哲本名張月澄，出生於一九○五年，父親張聰明為礦業鉅子，在台北景美一帶擁有礦區，張秀哲是獨子。張秀哲的兒子張超英，曾任台灣外交官，出版過傳記《宮前町九十番地》。
張秀哲從小學習日文，上日本學校，但一直懷有抗日、反殖民的思想，少年時他抱著「祖國夢」到廣州讀大學，尋求中國協助以解救台灣。
在上海期間，他被日方押送回台，入獄兩年。出獄後他熱情不減，又回到中國，一九三一年因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避難東京，成為東京帝大法學研究室博士生。中日戰爭結束，他滿心期待在台迎接「祖國」，不料他和許多菁英陸續被捕。大受打擊的他從此足不出戶，自我封閉地度過卅多年餘生。
《「勿忘台灣」落花夢》的「落花夢」，寄寓的就是他祖國夢碎的悲傷。前廿九章記述他在中國組織「台灣革命青年團」、撰寫《勿忘台灣》、發行《台灣先鋒》雜誌等奔走救台的過程，熱血激昂。一九三○年代，他還以一圓日幣的象徵性租金，將在今日中山北路上的家宅供作中國駐台領事館用，只為「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我家屋頂可以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祖國國旗。」
當時他與中國政治、知識名人包括戴季陶、李濟琛、廖承志等多有往來。魯迅曾為他的譯作《國際勞動問題》寫序，序中提到，聽見台灣青年張我軍說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
書中最後一章可以見到他對光復後的台灣仍抱希望：「原子炸彈的轟然巨響！把我們一生希望的『收回臺灣』實現了……我們希望祖國的為政者，對過去在本省奮鬥的台灣同志，尤其是對於過去從事台灣解放工作的眾志一心的同志們，要緊拉攏著他們。」
七十六歲的張顏千鶴表示，推動這本書塵封六十五年再度問世，是以此為借鏡，提醒台灣人民不要走回頭路：「台灣人應認同台灣、立足台灣、走向世界，別想再依靠日本、美國或中國，否則我們永遠是二等國民。」
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
2013/03/07
「勿忘台灣」落花夢，張秀哲著
文 / 黃能揚
山西43號同志，4176、8943、5637、7189、6534；上海72號同志，7149、6917、3321、5172……
這是我小學時期，每次回外公家過暑假時，深夜一定會聽到的廣播內容。這個廣播節目，就是一直告訴以中國各地地名加阿拉伯數字編碼為代號的人，一連串四個字的數字，外公每天深夜聽的廣播就是這個。
外公是大正十一年，換算過來也就是民國十一年出生的，根據我某一天對他的詢問，外曾祖父原本是佃農下再佃的小租戶，偶爾沒田可耕，就會變成修築道路的工人，因為二十世紀初台灣正大量地鋪設道路，他的零工反而因為熟手而成為主業，但也因此必須浪跡各處打工、收入其實也不怎麼穩定。
小時候的外公因此決定要好好讀書，成為農業技術專家，但最後，他成為了一位公學校教員，最後當到了日治時期的教導主任，也就是副校長的位置。在當時，國民學校長一定是由日本人擔任校長，台灣人最多就是擔任副校長。
和《「勿忘台灣」落花夢》這本書的作者不一樣的，當然是家境這個決定性的因素，勿忘台灣的作者張秀哲，作為礦場第二代小開，開銷無虞，甚至出於愛國心，將自家位於今日中山北路的洋房以一圓的象徵性代價，租借給中華民國政府當作台北總領事館之用。張秀哲這位年輕革命家從求學時代開始，便活耀在台北、東京、廣州、香港、上海，在具有民族情懷父親經濟上的默默支持下，參與、鼓吹了台灣人胸懷祖國的運動。父親張聰明是這樣對張秀哲說的：
日本政府對待我們台灣同胞無異牛馬，苛捐重稅，人民不勝負擔，我們臺民又沒有參與政治過問政權的權利。重工業與大工廠都被他們日人壟斷了，金融機關的各銀行又在他們的手裡操縱著，大阪東京的資本家，他們的製品都把台灣當作他們商品的推銷市場，結局我們臺胞的民族生命都全部靠著他們的掌握中任意活殺自在的……光明前途的理想是我們台灣人必定有一天可重回祖國的懷抱!祖國的文化是淵深的。我們老年人已是沒有法子的了，你們年青的人們，去罷!回到祖國的懷抱裡!將來為祖國努力為台灣的民眾做了一點有貢獻的事情去罷!!
直至今日，許多人還可以觀察到老一輩台灣人懷念日本統治時期的情事，言必稱日本好，不是索尼、日立、豐田不買，但其實，1945年以前，他們對中國的想望遠遠超過日本。2001年，整理外公遺物時，在他的書架上，我發現了幾本由楊逵翻譯成日文的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等等。這群完全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其實是很飢渴地在吸收著傳說中祖國的事物。戰後，繼續擔任教職最後成為小學校長的外公，在轉換為中華民國國語教育的過程中，非常欣喜的學習著國語與漢字的書寫，並且加入了國民黨，經常參與鄉鎮的國民黨活動。但是，他晚上聽的，卻是對岸共產黨的廣播，這對當時正在念小學的我而言，其實是非常大的衝擊，一方面，小學的孩子，還很「愛國」，另方面，則是擔心被別人檢舉而抓到的話，外公不知道會怎樣？(幸好，我還沒有產生檢舉外公的想法。)
外公幾乎就是台灣社會裡，最配合當權者的那種人，因為他過怕了匱乏的生活。但是，這麼怕窮的人，在日本時代會藏著翻譯的中國小說、在國民黨時代喜歡聽發自中國大陸的「匪區」廣播，那麼，1945年以前，台灣還是日本領土的那個時候，像張秀哲這樣有可能實踐自己政治理想的人，怎麼不會想盡辦法，要讓世人知道，台灣人始終心向祖國的向望呢？
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三月展開的一連串屠殺，是許多台灣人坐實了腦中對中國失望印象的開端，許多原本對中國抱有期望的台灣人，在歷經接收過程的許多不愉快之後，可能還對中國抱有中國人不全都如此的期望，但是二二八及其後的三月屠殺，使得許多台灣人如同《「勿忘台灣」落花夢》主人翁張秀哲一般，選擇了一輩子緘默、閉口不談政治。
時至今日，台灣人對政治的冷感，仍然隱藏在心中的小警總之中。父親在我小時候，每逢228前後，就會強烈警告我和妹妹不要亂撿路上看起來有價值的東西。等長大一點，問及原因，爸爸才說害怕我們撿到爆裂物。等到大學，在選修一些課程或參加社團後，才知道原來台灣發生過這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我們的教育體系、我們的長輩，卻都絕口不談。
《「勿忘台灣」落花夢》這本書對於中國與台灣前途的慷慨陳詞，對比作者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活躍與沉寂，其實是一種極大的諷刺，但是作者的後人，將這本書重新付梓，私毫不隱瞞先人人生的巨大轉變，可以說是研究台灣人國族認同的一項重要史料，也可以讓目前正在進行中的諸多變動，有個借鏡。畢竟，現在不是1945，而是二二八已然發生66年後的2013。中國 / 台灣認同的關係由從屬到並列，也已然發展66年。
張秀哲（1905年-1982年2月27日），原名張月澄，台灣文學家、翻譯家、社會活動家、企業家，台灣台北人，世居台北宮前町，是魯迅的學生（魯迅學生裡的台灣人還有張我軍、張深切、郭德金、洪炎秋等），著有《台灣痛史》、《一個台灣人告訴中國同胞書》（在《民國日報》連載，單行本郭沫若寫序）、《國民政府之外交及外交行政》（日文，1935年在東京出版）、《「勿忘台灣」落花夢》（1947年在台北出版）等書。
張家是台北富戶，在台灣北部和世界許多地方（上海、東京、香港等地都開過分公司）經營煤礦生意，月澄是張聰明先生和（張）葉月女士的獨子，1930年8月10日年25歲，經杜聰明、蔣渭水介紹與彰化甘得中長女甘寶釵結婚，1931年在上海生長女超雄，1933年在日本東京生長男超英，子張超英是中華民國外交官。第一任太太過世之後.再娶日籍女士[吉井正子]為妻.並在中山北路現址台泥大樓對面.經營[綠園飯店]婚後育有2子2女.其子依次為張超峯.張超群.其女依次為張靜惠.張美娜.[綠園飯店]是極少數當時能每週由日本進口食材來經營.吸引很多日人及外賓. 母語是台語的他從小接受台灣傳統漢文和日本語教育，在日本京都讀小學校，台北州立第一中學校（現在建國中學，當時是日系5年制中學男校）卒業後被送到英屬香港（日治台灣和二戰結束後初期不少台灣人留學香港，有名的還有陳奇祿等，他自己的兒子超英也在香港讀中學），入讀拔萃男書院（英國基督教會辦的英制中學男校），拔萃男書院畢業後到廣州讀大學本科，先入嶺南大學，與廖仲愷子廖承志同學，後轉中山大學（魯迅當時是教授兼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法科政治系，閩南話、廣州話、日語、英語、普通話等多種語文都通曉而且頗有水平。
他是魯迅的台灣學生裡，往來最密切的1位，《魯迅日記》裡6次寫到他，5次是拜候魯迅先生（1927年2月24日與用名張死光的張深切和又名郭德欽和郭剛軍的郭德金首次拜候），1次是先生給他寫信。
他送給先生1罐台灣的烏龍茶。
魯迅先生（先生是老師的意思）1927年4月11日在廣州中山大學給他的譯作《國際勞動問題》（日本淺利順次郎著，譯者署名張月澄）寫的譯本序〈《國際勞動問題》小引〉（收入《而已集》出版時改題〈寫在《勞動問題》之前〉，文字似亦有增訂跟改動，本條目據維基文庫在線版本）說：「張秀哲君是我在廣州才遇見的。我們談了幾回，知道他已經譯成一部《勞動問題》給中國，還希望我做一點簡短的序文。我是不善於作序，也不贊成作序的；況且對於勞動問題，一無所知，尤其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兩國的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罷了。」
先生並且說「但我這回卻很願意寫幾句話在這一部譯本之前，只要我能夠。我雖然不知道勞動問題，但譯者在遊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我是覺得的。」「我只能以這幾句話表出我個人的感激。但我相信，這努力與誠意，讀者也一定都會覺得的。這實在比無論什麼序文都有力。」
謙遜的魯迅先生對照日本語原文審閱了全部譯稿。
他在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下做文藝工作，並與同在廣州留學的張深切（又名張死光，死光就是雷射）、郭德金、林文騰、李友邦等台灣同學組成「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和「台灣革命青年團」，發行機關刊物《台灣先鋒》和《勿忘台灣》雜誌。
1927年2月15日，台灣學生聯合會組織了參觀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活動，他帶隊，校方送1幅「聯合組織、奮鬥前進」綢幛匾給他們。（石堅平《早期黃埔軍校的參觀訪問制度》）
1927年7月26日在上海被抓捕，被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經日本九州押送到台灣拘禁，1929年被判緩刑釋放。
1930年1月與蔣渭水在台北策劃反鴉片特許運動，向日內瓦國際聯盟拍發的請願電報和向調查團遞交的請願書都由他直接用英文草擬。
1930年到上海，1932年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日本語稱研究生院為大學院），師從神川彥松（法學博士、教授）讀研究生。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國民政府在10月25日代表盟軍接收台灣，他出任台灣紡織公司（行政長官公署經營）協理，1947年二二八事變後被國民黨特務抓捕關押，家族用盡所有政商關係，還送了鉅款，才讓他免於被殺全身而退，同期被特務抓捕關押的陳炘和林茂生（張陳林三人同樣都是滿懷中華民族意識的日治台灣新文化健將）等難友連屍首都沒有回家，他的長子張超英回憶「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放出來後就如同廢人一般，連笑都不會笑了」。
他於1982年2月27日晚上8點於台北病逝.日後葬在陽明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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