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前的農曆十一月廿七日,王羲之寫了一封重要的信,現在藏在天津博物館。實際上說來,現在流傳於世的,是唐朝的臨摹本。王羲之寫的是給朋友的尺牘,是一尺長的木片。王羲之寫信當然不會起標題,後人從信件內容起了極為貼切的「寒切帖」。
1660年前今天 王羲之寫了一封重要的信 https://bit.ly/3ny80XU
▲王羲之最後的書法珍品「寒切帖」。(圖/翻攝自天津博物館官網)
寒切的意思就是冷到很離譜的冷,王羲之在這樣的氣候下,提筆寫信給朋友。王羲之寫信的地方是現在的浙江,學者研究顯示當時中國處於小冰期,比現在冬天還要冷。
信件內文如下:「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為慰。寒切,比各佳不?念憂勞,久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謝司馬書,不具。羲之報。」
王羲之朋友在十一月十四以及十八日寫了兩封信給王羲之,王羲之回信給朋友。王羲之晚年身體體氣不佳,食慾不振,提筆寫信給朋友,其實內容是什麼並不重要。
© 由 三立新聞網 提供
▲王羲之最後的書法珍品「寒切帖」。(圖/翻攝自天津博物館官網)
這是王羲之草書的頂級藏品,而王羲之書法能留有署名的不足十件,寒切帖就是精品中的一件。如果從可考的時間來算,這應該就是王羲之流傳下來最後的一個書法珍寶了。
1660年前今天 王羲之寫了一封重要的信 https://bit.ly/3ny80XU
雖是兒童尺牘,但言詞嚴肅,父子書信以大人尊稱,可見舊社會中父親的地位超然。
從未修讀尺牘的智聰,特別喜歡收藏上至民國初年下至六十年代的尺牘課本。
從未修讀尺牘的智聰,特別喜歡收藏上至民國初年下至六十年代的尺牘課本。
「另一種引起很大迴響的是尺牘課本。我把課本的相片上載到facebook,先知原來好多人都唔知尺牘係乜。」劉智聰有點錯愕。我爸爸常說:「都唔明後生呢一代點解唔使學尺牘,上款下款都唔識寫。以前我哋中文堂要讀尺牘,祝福語都要讀。不過,去到五六年級(六十年代末)已經沒有這門科目了。」尺牘最初為古人書寫的工具,牘是指書寫時的木簡,後以一尺木簡作書信,故俗稱尺牘,後來發展成為傳統書信的代名詞。訪問一位年近五十的周編輯,她說:「我小學時已經沒有尺牘讀了。不過,爸爸依然會教我尺牘。」周編輯爸爸雖為工廠工人,但一直自修中文,認為讀尺牘是對中文的一份堅持。「以前嗰個年代冇電話,全靠書信來往,尺牘成為重要的學習科目。我阿哥以前喺大陸生活,阿爸就話要學識書信,將來都可以寫信畀阿哥。除咗上款下款寫法,連字都要靚,更重要係,寫得唔清楚再寄一封要一星期㗎。」翻開不同的尺牘舊課本,均有課文教授寫信給父親寄家用的信件。「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 不奉嚴諭……稟求大人 速將本月用款 籌畫寄家……」那個年代一家人都是分隔兩地,父親來港工作才夠家人餬口。時代不同了,有了電話,書信變得老土落後,一兩課課文已代替從前一本尺牘課本。
------------------------------------------------
尺牘
書信通稱尺牘。牘為方板,古人長者稱簡,短者稱牘。古時尺之長短不一,有以六寸為尺者,如論語泰伯篇:「可以託六尺之孤。」劉寶楠論語正義云:「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為尺計之,當今三尺六寸。」亦有以八寸、九寸、十寸,乃至十二寸為尺者。如蔡邕獨斷云:「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通鑑外紀則云:「禹十寸為尺,湯十二寸為尺,武王八寸為尺。」關於尺之長短,傳說不同,今則恆以十寸為尺。古人凡筆迹文辭皆得謂之尺牘,以尺言之,亦以其短也。後世則通以書翰謂之尺牘。又有尺函、尺書、尺素、尺楮、尺牒、尺翰、尺簡諸名。尺牘之名,起源甚早,漢代已有之。如史記倉公傳贊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漢書陳遵傳亦云:「陳遵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唐宋以後,書翰流行,尺牘之用日廣,近世且有彙集前人書翰,供後人學習者。如小倉山房尺牘、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牘之類,凡此類皆坊間書肆流行,以其屬辭典雅,麗藻紛披,足資取法故也。
---------------------------------------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兒童新尺牘
----------------------------------------------------
乾隆刻本《小倉山房尺牘》
尺牘,指的是書信或信函,小品文,文摘。晉唐文人寫信,講究的只是達意,寥寥數字足矣,以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為例,扣除具名,只有「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十五個字,其他幾個名帖,也差不了多少,當然寫信者隨寫隨棄,也不會有結集的打算。
大約明代開始,才有人集尺牘成書,古人、時人都有,尺牘之書,蔚為風潮,至清代更為盛行。傳世的尺牘書,不外兩種類型,一是教人如何寫尺牘的範本,一是名家尺牘,當然某些大名家尺牘,流傳廣泛,也可能等同範本。好的尺牘,文字簡潔,如行雲流水,讀起來有如雋永的小品文,《蘇黃尺牘》,即是最好的例子。
清代尺牘最著名的,莫過於《秋水軒》、《雪鴻軒》、《小倉山房》三家。《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牘》都是童蒙必讀書,作者姓名反而被忽略了。《小倉山房尺牘》,是袁隨園(袁枚)作品,此書比較傾向於讀書人閱讀,村塾學堂初學,可能不適合。《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牘》至今仍有書局印售,其流傳之廣由此可知,但搜書多年,從未見過木刻舊本,倒是《小倉山房尺牘》有幸入手了一套乾隆刻本。
隨園很有才氣,寫詩不落俗套,常有獨特的看法,他應試時的試帖詩,題目是「賦得因風想玉珂」,隨園刻畫這個想字,別出心裁,寫了這樣的妙句:「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皇宮內院宮人佩玉因風而響,聞者只能想像佩玉者綽約丰姿,一牆之隔,宛若天河之遠,想字描寫的奇,但卻「語涉不莊」,差點落第,幸主考之一的尹繼善力爭,才造就了往後隨園的地位。
隨園才思敏捷,辯才無礙,書信往來,對方所提,無論婉拒與否,常有出人意表的說詞。洪錫豫作序說:「若尺牘則信手任心,謔浪笑傲,無所不可」、「讀之逸趣橫生,殊勝蘇黃小品」,隨園尺牘流傳之廣,與字裡行間的風趣不無關係,茲舉幾個例子。
有個方外之交「佛裔上人」,以書來索贈隨園全集,並援引白香山送書東林、聖善兩寺故事,哪知卻碰了軟釘子,隨園作書答說:「上人以西方之禪伯,念白下之衰翁,想與鄙人香火因緣不無瓜葛,鳩摩天性,最愛文章之故耶?命枚學白傅以詩集交東林、聖善兩寺,仗佛力作護持,使他年不寂滅,婆心善言,可感可欽,耐拙集卷帙繁重,一時少馱經之白馬捆載而來,兼恐煮字不可以齋僧,醜詩未足以呈佛,以故敝帚自享,臨發遲疑,又不忍負上人雅意,先將外集二本(遊山詩六卷)先行寄上。」明明就是不送,卻用「少馱經之白馬捆載而來,兼恐煮字不可以齋僧」搪塞,真是高招,最後只給了外集兩本打發。
隨園三十幾歲就歸隱小倉山,選詩賣文,都是重要的經濟來源。選詩,最有名的是編選《隨園詩話》,當然文壇流傳一些負面說法,是耶非耶,暫且不管。傳統文人寫諛墓之文,最易名利雙收,隨園也不例外。不過寫完「姚啟聖傳」卻踢到大鐵板,受到與姚官場有恩怨的施琅後人質疑,甚至刊印《袁文辨疑》,隨園接信,不疾不徐,侃侃而答:「除夕前五日接賢侯手書、袁文辨疑一冊,讀之詞嚴義正,較吳縝《唐書糾謬》尤為詳析,自知獲戾,頗覺憟惶!但事出無心,有不得不申訴於賢侯之前者。枚與姚氏素無瓜葛,忽丙戌和州參戎諱柡耆者入山見訪,袖中出乃祖啟聖公行述一冊、閩頌彙編二本,求為作傳,枚山居之人,無一國史可考,又未見先將軍家傳,事隔百餘年,文獻無徵,只得就其來本,略加點竄,依樣葫蘆,應付而去,所謂述而不作也。……此等筆墨,山中指不勝屈,設使賢侯當日以先將軍行述命為作傳,則亦不過謹依來本,極力表彰而已。不料其(姚氏)行述彙編中,誣罔名臣,失實已甚,是當時門客曲意逢迎、黨同伐異之作,亦未可知。枚落筆太易,閣下身為孫子,一見怒生,理之正也。……況儒家之改正,即佛家之懺悔也,既受指南,如夢初醒,惟有抽出此篇,或加增改,兼請賢侯將此札附載於尊作辨誣之後,以表本人空空洞洞之本懷焉。」隨園見風轉舵,低聲下氣,改正兼懺悔,當然化干戈為玉帛,然而前琚後恭的態度,於此札表露無遺。
揚州八怪有金壽門(金農),流寓白下,生活困頓,畫了一些燈,寫信央託代售,隨園不回覆。金再問,隨園寫了極盡挖苦能事回信:「三月間芳訊至,屬售畫燈,適僕在江北弄田,未及裁答,致手書再問,先生筆墨遺世獨立,付燭奴以光明之,真奇寶也。奈金陵人,但知食鴨脯耳,白日昭昭,尚不知畫為何物,況長夜之悠悠乎?舊令尹雖膏唇拭舌,不能擔竿而懸諸市,使童蒙求我也。久存許處,慮有所傷,須挈而歸之,明珠反照,自憐終勝人憐。」此信講得更為露骨,詩人溫柔敦厚,致此蕩然無存。
重讀隨園尺牘,整體而言,文筆流暢、逸趣橫生,然而這些書信的背後,也透露若干弦外之音。善辨的同時,往往顯得不夠厚道,甚至某些篇章,更如刀筆吏的尖銳刻薄。詩文冠冕堂皇容易,平日書信,性情自然流露,小中見大,或許更貼近真實的隨園。(庚寅季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