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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統計，台灣一年就診精神科人數逾250萬人-「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一般盛行率大概約佔千分之三左右 http://tinyw.in/Ac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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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導致思考與判斷能力受影響，故依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處無期徒刑，另外遺棄直系血親尊親屬屍體罪判刑4年，全案仍可上訴。
被阻止玩娛樂城！新竹男竟弒母分屍 https://bit.ly/3PKC5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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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是慢性病　台灣每百人就有1人-思覺失調症不是罕見疾病，而是一種慢性疾病，台灣平均每1百人就有1人可能患病，其實，只要按時服用藥物或施打長效針劑，患者都能擁有正常的工作與社交生活。罹患思覺失調症的導火線。他一度深受幻覺與幻聽所苦-生病時的當下，就像腦子裡出現某種聲音在跟自己對話，「不是你叫那個聲音不講話，他就不講話。」回憶起第一次發病，他沒有多想，甚至沒有任何病識感。「就是有一天‌‌睡覺醒來，‌‌腦子裡突然覺得有人在跟我講話，說我今天不能待在家裡、今天必須離開家，不然會有危險。」主要成因是生物性的腦部出現問題，在病徵出現前，無法事先預防。嚴重者，需要長期住院治療，但一般情況下，透過藥物治療已可有效降低幻聽和幻覺出現的頻率 https://is.gd/GjOw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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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廢死的受命法官 黃瑞華：鄭捷凶殘 2分57秒砍殺26人必須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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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林偉信╱台北報導】
「鄭捷該為自己的罪，負起責任！」有司法俠女封號的黃瑞華，是最高法院承審鄭捷案的受命法官，昨日宣判後，面對外界批評她主張廢死，她表示仍然支持廢死，但強調身為法官，沒有選擇的權力，她直指鄭捷短短2分57秒砍殺26人，已屬於兩公約最嚴重的犯行，將他判死定讞，才能維護司法正義。

法訓所21期結業的黃瑞華，台大法學碩士、曾任宜蘭地院院長，去年從高院庭長升任最高法院法官，鄭捷死刑上訴案，經分案後由她擔任受命法官，與審判長陳世淙和陪席法官吳三龍、王敏慧、陳宏卿，共組合議庭，審理這件社會矚目案件。

司法俠女 經常投書媒體

黃瑞華有著大砲個性、有話直說，經常主動投書媒體針砭司法，也曾參加廢死團體的法律座談會，對於死刑存廢有諸多意見，被外界歸納為廢死法官。對此，黃瑞華昨天語氣中倒是不太在意，她認為是否廢死沒有對錯，可以公開討論並無不妥。

承審此案 坦言確有壓力

她說，我國通過並實施兩公約，就長期發展而言，是朝向廢除死刑，但這要經過社會達成共識，並透過立法院修法；以我國現有制度仍存在死刑制度，法官須依法審判，不能逃避使用死刑，這也是為了尊重立法權，與維持法律的安定性。

承審鄭捷殺人案，她坦言確有壓力，合議庭5名法官在法律上面臨的課題是，死刑到底有沒有違憲？怎樣的犯罪才是兩公約中所謂最嚴重的犯行？該不該在生死辯提訊鄭讓他做最後陳述？黃瑞華說，這些爭議，他們內部討論很久，最後決定創司法首例提訊鄭捷。

由於鄭捷的律師曾主張停止審理聲請釋憲，黃瑞華解釋，要不要停審必須先檢視死刑制度有沒有違憲問題，後來合議庭討論出來的共識，認為死刑符合憲法比例原則，法官判處死刑也沒有違憲，因此決定不停止審判，如期召開辯論庭。

罰刑相當 彰顯國法正義

生死辯後，接下來他們須討論的是，怎樣的犯行才是兩公約最嚴重的犯罪？黃瑞華表示，就算切割律師主張的台大精神鑑定報告，及高院限制律師詰問心理師的程序瑕疵，仍可清楚透過相關卷證資料，發現鄭捷冷血預謀犯案，在短時間內隨機殺人，這樣犯行就是最嚴重的犯罪。

她反問，「如果司法判決無法符合社會期待，彰顯國法正義，那豈不違背罰刑相當原則」；黃瑞華強調，合議庭就是要以本案判決清楚宣示，像鄭捷這樣凶殘殺人，無法受到法律饒恕，根本不須要考量鄭捷有無教化可能，而是應讓他為自己的罪負起責任，所以須判他死刑。

北捷殺人案 凶手鄭捷判賠2981萬

「對父母下不了手」 鄭捷鑑定出爐「改口」
東森新聞東森新聞 – 2015年1月27日 下午12:15
「對父母下不了手」 鄭捷鑑定出爐「改口」

去年犯下北捷殺人案的兇手鄭捷，法院委請專家進心裡評估，想了解鄭捷有沒有教化的可能性，受委託的警大教授沈勝昂和他約訪10多次，結果出爐無法斷定鄭捷有沒有教化的可能性，因為鄭捷要自己願意改變想法，才有教化可能，但10幾次訪談，看不出鄭捷有這樣的想法，但報告指出，鄭捷說，當時父母在車上，他會下不了手，跟他落網時說，就算知道爸媽在車上，他也會照殺不誤，明顯說法不同。
背負4條人命，北捷命案殺人兇手鄭捷每次出庭神情冷漠，為了釐清鄭捷的精神狀態，新北地院去年指示曾對八里雙屍命案兇手，謝依涵鑑定過的警大教授沈勝昂對鄭捷進行心理鑑定，報告出爐，結果卻顯示看不出鄭捷有意改變想法，無從斷定能否接受教化，不過這次鄭捷首度改口，說如果父母在車上，他會下不了手，跟先前落網時口出狂言，父母在車上他照殺不誤，說法明顯不同。
說詞反覆，讓人懷疑鄭捷是不是想躲死刑，沈勝昂和鄭捷訪談10幾次，發現他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缺乏和人互動機會，轉而壓抑情感活在自己世界，才會產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反社會人格，律師也說，鄭捷坦承自己做錯了，但認為外界不相信他，才不願對外界表達懺悔，甚至鄭捷還自爆殺了4個人之後，在月台看見一名國小學生，本來想多再殺一個，但想想還是算了，評估鄭捷並不是「無差別殺人」。
不過種種說詞聽在家屬耳裡都是狡辯，鑑定報告結論保守，只說還得經過諮商，確定鄭捷真的有心改變自己，才可能被教化，但目前還看不出鄭捷有這樣的想法，八里雙屍案謝依涵被認為有教化可能，仍舊判死刑，鄭捷能否逃過一死，最快農曆年後宣判就會有答案。

 

資優生崩潰 遛鳥潑漆
爸媽離婚 乖巧兒大暴走
2014年07月30日

張姓少年昨凌晨一絲不掛遛鳥（左圖，翻攝畫面），還拿油漆猛潑鄰居車子，車主十分無奈。王文傑攝
【王文傑╱花蓮報導】花蓮縣一名剛從國中畢業的乖巧資優生，疑受父母離婚衝擊，性情丕變，日前先是踏壞鄰居車頂，昨又一絲不掛在大街遛鳥，還拿油漆狂刷猛潑鄰居的車子，其父不知兒子變化，跟著鄰居一同看監視器畫面揪兇，驚呼：「天啊，那是我兒子，怎麼會這樣！」專家認為少年累積過多負面情緒，建議就醫治療，否則犯行恐會變本加厲。

脫序的張姓資優生（十五歲），父親是高中老師，國中成績優異，月前才以第一志願考上花蓮高中。張父說，兒子沉默寡言，喜歡在家打電動，父親擔心他太宅，假日會帶他去爬山、騎單車，對兒子脫序行徑，他搖頭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張父說，兒子很少忤逆大人，但日前對於要讀高中還是高職，與他激烈爭吵，後雖順從他的意見，但情緒不佳。加上半年前他與妻子離異，兒子深受打擊，原本選擇和媽媽住，前陣子才搬來同住，他限制兒子打電動，每晚陪兒子念書到晚上十一時才就寢。

踩踏跳壞鄰居車
警方說，少年上周四凌晨到住家附近巷子，爬上一輛車的車頂狂跳，隨後又跳到另一輛車頂上，兩輛車頂被他踩踏凹陷，因警報器作響他才離開。車主隔天見車被損壞，大罵：「夭壽，誰這麼可惡！」
昨凌晨一時三十分，少年再到巷內犯案，這次他誇張地脫個精光，在巷子遛鳥幾分鐘後，見一輛廂型車後方擺了幾桶油漆，竟破壞車門偷走油漆，然後拿著刷子瘋狂「彩繪」鄰居的車，隨後又整桶油漆潑灑車身，共四輛車受波及，受害車主說：「車頂腳印還沒擦掉，現在又來潑漆，一定要揪出兇手！」

「天啊是我兒子」
鄰居氣呼呼報警，張父還一同察看監視器畫面，發現兒子裸體潑漆，當場驚呼：「天啊，那是我兒子！」鄰居見少年行為誇張，安撫張父：「你兒子可能生病了，快帶他去看醫生。」張父不停道歉並允諾賠償，鄰居也不再計較。
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助理教授許皓宜表示，青春期少年受課業和父母離婚影響，累積過多負面情緒，建議父母與孩子深談，了解壓力來源，若未妥善處理，少年脫序行徑恐變本加厲。

恐罹躁症應就醫
桃園療養院社區精神科主任汪振洋指出，少年可能因疾病或生活刺激，引發急性發作精神病，或有精神分裂、躁鬱症傾向，建議就醫治療。

父母離異管教小孩須知
●二不
．不要強迫小孩只能選擇父母中的一個
．不要讓小孩當吵架時的傳聲筒
●二要
．要安排固定親子見面時間
．要讓自己快樂，勿將負面情緒留給孩子
●不同年齡處理方式
．12歲以下：別把氣出在孩子身上，孩子會誤會你不喜歡他
．青春期孩子：多關心孩子，否則會扭曲其對兩性和婚姻的想法
．孩子已成年：理性溝通，讓孩子明白為何選擇離婚
資料來源：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助理教授許皓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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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2
〔記者陳鳳麗、邱宜君／綜合報導〕北捷瘋狂殺人犯鄭捷精神鑑定報告顯示有自戀、反社會人格，衛福部精神科醫師沈政男認為，鄭捷是因尋求肯定與讚賞的自戀式需求，未獲滿足而形成傷害，才展開復仇計畫。
父母師長 不要當眾羞辱小孩
沈政男說，起訴一個大規模殺人兇手，只要兩個月，但養成一個大規模殺人兇手，卻要二十年，沒有人天生要殺人，都有成長脈絡可循，建議為人父母或師長，不要當眾羞辱學生與小孩，而處罰學生或小孩，應該是對事不對人，並注意其後續心理反應。
沈政男表示，很多小孩子第一次被父母師長嚴厲處罰時，都曾幻想長大要報復，但真的長大以後就忘了，不會耿耿於懷，鄭捷特殊之處就在此，他不但沒忘記這樣的傷害，還隨著成長過程，繼續將其他傷害累積起來，越堆越重，國中時代被老師管教，就帶美工刀要刺殺老師，那就是一種自戀式反擊；但那次有明確對象，他恨的是老師，十年後他的自戀式反擊，卻是針對與他無冤無仇的社會大眾。
學者︰背後社會問題應解決
另外，根據台大醫院精神鑑定報告，鄭捷犯案時具辨識對錯能力。精神科醫師與法學教授認為，精神疾患診斷與否不是重點，大眾應聚焦解決背後隱藏的社會問題，以預防更多不幸發生。

014-05-24
◎ 張伯權
這確實是個「悲劇」，但媒體不該在第一時間就給「兇手」貼上「殺人魔」的標籤。警察首長或小分局局長，也不應該公然說出「兇手沒有悔意」這類的話語。一切尚未進入審判階段，悲劇的來龍去脈都還不清楚，這樣的「放話」用意何在？討好媒體，還是自我威權的膨脹？還是卸責？
這些話，並非對那些無辜受害者沒有同情。只是覺得，鄭捷的父母看到媒體稱自己的孩子「殺人魔」，心中必將有如刀割，將心比心，情何以堪？沒有人願意讓自己的孩子變成這樣的。
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心裏第一個反應是：這個孩子一定是病了。一個生病的孩子，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難道就全部只是他自己或他父母的責任？這個社會一點關係也沒有嗎？我們雖非親非故，然而也全然沒有半絲責任嗎？
整個台灣社會，似乎就只有「殺人償命」一個想法，完全看不見別的？看不見如何讓社會每個人活得更健康？一個由「人」組成的社會，不應該只是說說將來會加強公共安全措施，就沒事了，難不成以後進出捷運都要安檢？
如果說鄭捷也是屬於弱勢的一族，恐怕不會有多少人同意。可是看看那些大官事後的言行表現，實在讓人難以相信我們沒有在「欺凌」類似鄭捷這樣的微小人物，這些人一向在我們的社會裏就是自生自滅，少有人在乎。
多少政治人物為非作歹，同樣說話的人，有誰公然說過他／她「毫無悔意」？有誰叫他／她「殺人魔」？難道只因為他（她）們殺人不見血？
人的社會，不應該這樣的。這是常識。
（作者為旅加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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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怡 作家霍姆斯（J. Holmes）1987年生於美國加州聖地牙哥，父親是數學家，母親是護士，自小學業表現優異，然而2006年在沙克生物學研究機構擔任實習生時，被該機構評價為「固執，難以溝通，人際互動不良」，但他還是進了加州大學（UCR）修習神經科學，並以最優良成績畢業。2011年，他拿到國家衛生研究院兩萬美元的一年獎學金，到位於科羅拉多州奧羅拉的該州州立大學恩舒茲醫學部校區攻讀博士學位。2012年6月初，在一個重要的口試被當掉後，他乾脆休學了。同年的7月22日，他帶著武器及彈藥，在奧羅拉的世紀戲院點燃幾枚瓦斯彈及燃燒彈，現場一片混亂中，大開殺戒，造成12人死亡，70人受傷。直到今天，他的作案動機依然不明，由於律師主張他精神耗弱，還關在科州州立監獄。藍沙（A. Lanza）1992年生於美國康州京士頓，父親是企業主管，母親在離婚後靠贍養費扶養他，他在2008年至2009年，短暫讀過大學。後來有人說他患有亞斯伯格症（高功能的自閉症），也曾疑為精神分裂症或精神錯亂；另有人說他一天到晚不斷的洗手，每天要換20次襪子，專家懷疑他可能患有強迫症。但這些都無法確證了，因為在2012年12月14日，他先在家裡槍殺母親，然後到小學殺了20名孩童及6名大人之後飲彈自殺，當時他還不滿21歲。美國死傷人數最多的一次性大量殺人案是2007年4月16日發生於維州理工學院的慘案，韓裔學生趙承熙以自動與半自動手槍殺死30個人，21人受傷，最後舉槍自盡。趙承熙生於南韓，8歲時移民到美國定居，從小家人就察覺他舉止奇特，例如話很少，從不正眼看人，也不會主動擁抱人；國中時，他被診斷為高度焦慮症及選擇性喑啞，後又以重度憂鬱症接受治療。到了大學，他時而被同學干擾，直到兩位女同學報告被他跟蹤之後，學校的諮商中心才發覺不對勁，2005年，正式的精神鑑定認為他可以「不住院做治療」，可是這時他已從一個完全羞怯的狀態，轉變為憤怒青年，不時為文揚言報復，在著手殺人的前一天，還給NBC電視台寄去一張雙手交叉舉雙槍的圖片。鄭捷案發生在5月21日，23日就發生加州聖塔芭芭拉加大校園的殺人案，不滿23歲的羅傑先殺了3名亞裔室友及來訪友人，然後衝進校園又隨機殺了3人以及13名傷者。鄭捷案其實不是個孤立的案子。最近常聽人說，台灣社會病了才會這樣……然而並不是台灣病了，而是人口中有若干比率，就一直是生來精神狀態有問題的，鄭捷的父母不是「這20多年來對他教育必然有所疏失」，而是為何他們自己或教過鄭捷的15年以來的100多位老師，竟無一人提議鄭捷去做精神治療，不但如此，還放縱他在殺人動玩中「演練」犯罪手法。這次捷運殺人事件的死傷者，是因為台灣社會的無知與教育體系的無能而犧牲的。鄭捷的心，顯然不是東海大學校方帶去的《聖經》所能感化，讓我們的專業精神醫療人員趕快站出來吧，不要先對他的「十惡不赦」下斷語，看看是否能從這個教訓，更了解如何對待其他更多的「鄭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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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4
突發而且沒有緣由的冷血狙殺，在人民心目中最最便捷安全的車廂中噴血上演，活生生、還是無辜的人命，在驚恐與尖叫聲中瞬間消逝、瓦解。
從新聞播出的影像中，目擊殺人者的一舉一動，試想著他當時的心智與靈魂狀態，更是令人不寒而慄。已經不是任何嗜血、畜牲、瘋狂等字眼可形容，此一事件註記著人類已走上純粹虛無的異化之路？
沒有思想、沒有心靈、沒有法律、沒有同情、沒有父母、沒有愛；不見鮮血、不見肉身、不見恐懼、不見理由，只見手上三十公分的刀刃與一個一個倒下去的軀體。
此時此地，整個社會除了籠罩在日常生活中又多一層恐懼擔憂的陰影之外，某些群體依然慣性地使用政治消費的方法，來裝飾他們早已崩壞的理性與責任感。瞎眼政客忙著給太陽花貼標籤；某些媒體在版面上順勢拍馬屁強調「馬江捍衛公共安全」；也有政論節目主持人在攝影棚內高喊：「不把殺人者判死刑，我就跟那個法官拚了！」
二○一一年，挪威也發生了震驚全球的屠殺事件，一個變異的人類毫無理由的屠殺七十七人。挪威社會與政府的處置是，把殺人兇手當做人類變異嗜血的一個樣本，加以觀察、研究，試圖去找出為何發生這類慘劇的原因，而不是一槍把兇手給斃了。
人類的變異、兇手的形成，是國家社會以及它的人民長期疏忽所造成，死刑也是一種不求原因、一種當權者偷懶，利用民粹鞏固自己的另類「殺人滅口」。
對於這次悲劇殺人事件，台灣人不容易面對，但必須堅強地面對，東海大學校方已做了一個負責任的初步示範。每一個人也要從中檢視自己的意識、自己的思維，能不能少點慣性，多一些付出與反省。（鄧蔚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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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頭殼newtalk2014.05.23 文/管仁健

陰雨綿綿中，台北捷運爆發了移動密室無差別屠殺事件。兇手鄭捷在第一時間被捕後，我們瘋狂又弱智的媒體圈，也開始了下半場的無差別瞎掰活動。專講風水路衝、八字流年、黑令旗、幽靈船、抓交替等等的各類「老師」，馬上就會忙到分身乏術。至於鄭捷曾就讀過的板橋高中與國防大學，學官大人們用官樣文章面對媒體，那種急於切割的醜態，更是充分顯現了封閉的教育圈裡「具中國特色的辦學精神」。 　　

1991年11月1日凌晨，美國愛荷華大學發生了一起槍擊案。剛獲太空物理博士的中國留學生盧剛，因為不滿意自己論文成績，竟然開槍射殺了一位副校長、三位教授和另一位同樣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最後再飲彈自殺。這起慘案轟動中美兩大國，中國人這邊的看法很矛盾，卻也很一致。矛盾的是同情與譴責盧剛的人都有；一致的則是無論同情盧剛，還是譴責盧剛，對盧剛事件的是非判斷，都依賴於怎樣判斷受害者是「好人」或是「壞人」。 　　

支持盧剛的人認為，受害者確實有盧剛犯案前寄給《紐約時報》的遺書上所寫的那些缺點或罪惡，因而死有餘辜；反對盧剛的人則認為受害者不僅是無辜的，而且是德才兼備、出類拔萃的。但那些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國人，無論贊成或反對盧剛遺書上所說的，接受媒體採訪時，對盧剛的反應都一樣，就是急於劃清界限。 　　

那些美國的受訪者，即使是受害者的家人，都只說自己不敢相信，甚至還有人說出盧剛平時的一些優點。因為美國境內的槍械管制很鬆散，瘋狂持槍殺人的案例，白人、黑人、莫西哥人、越南人、華人都有。理智一點的美國人，大概都不會遷怒其他無辜的華人。（這應該也是移民社會的特性） 　　

但中國留學生的反應就不一樣了，受訪者都是一口咬定，盧剛是個驕傲、孤僻、固執、小氣（連聚餐時誰該付可口可樂的錢都要爭執）。好像大家未卜先知，盧剛是個十惡不赦的壞蛋，遲早要出事，只是不知誰倒楣而已。 　　

然而當記者收了麥克風，中國留學生開始用華語交談時，立刻又出現了不同的說法。甚至還有人沾沾自喜的說：「這下誰也不敢欺負咱們中國人了。別以為博士就不敢殺人，誰惹毛了咱們中國人，照樣『砰砰』。」 　　

在愛荷華市，如今有一條街道被命名為「安.柯萊瑞大道」，就是紀念這位慘死在盧剛槍下的副校長。愛荷華是一個風景如畫的小城，這裡的街道不像紐約，幾乎見不到警察的身影，一般居民也很少聽說犯罪。然而盧剛的瘋狂殺人案，打破了小城的寧靜，一開始確實讓當地人對中國留學生產生了排斥心理。但就在安.柯萊瑞女士遇難之後的第三天，她的家屬發表了一封給盧剛家人的信件： 　　

「致盧剛的家人：我們剛經歷了突發的巨痛，我們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輝的時候，失去了她。我們深以姐姐為榮，她有很大的影響力，受到每一個接觸她的人的尊敬和熱愛（她的家人，鄰居的大人和孩子們，她遍及各國的學術界的同事、學生、朋友和親屬）。 　　

我們一家人從遠方來到愛荷華這裡，不但和姐姐的許多朋友一同承擔悲痛，也一起分享了姐姐在世時所留下的美好回憶。當我們在悲傷和回憶中相聚一起的時候，也想到了你們一家人，並為你們祈禱。因為這周末你們肯定也是十分悲痛和震驚。 　
　
安生前相信愛和寬恕。我們在你們悲痛時寫這封信，為了是要分擔你們的哀傷，也盼你們和我們一起祈禱彼此相愛。在這痛苦時刻，安是會希望我們大家的心都充滿同情、寬容和愛的。我們知道，在這時會比我們更感悲痛的，只有你們一家。請你們理解，我們願和你們共同承受這悲傷。 　　

這樣，我們就能一起從中得到安慰和支援。安也會希望是這樣的。

----　誠摯的安.柯萊瑞博士的兄弟們 弗蘭克.邁克、保羅.克萊瑞 1991年11月4日 」 　　

這封信少有中國媒體報導，也不知道盧剛的家人是否收到，以及他們收到後會有什麼樣的回應。但這一信件比整個殘酷的槍殺事件，其實更有報導的價值。柯萊瑞副校長生前就很關心來自世界各國的留學生，她的家裡經常聚集著不同膚色的學生。在柯萊瑞的指導下完成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黃琪恩，在《她仍舊在說話》一文中回憶說： 　　

「安出生在中國上海，父母是美國傳教士。這段經歷使她尤其喜愛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每年感恩節、耶誕節，安總是邀請中國留學生到家中做客。她一定沒有想到自己會喪生在一個中國留學生的槍口之下。 　　

然而，安的慘死並沒有動搖親人們的信仰，也沒有讓他們以仇恨來取代愛。他們深知，仇恨的心理最後傷害的是自己，仇恨的心理也不符合安生前所堅持的理想。愛和寬恕才是對親人最好的紀念。於是他們向殺害親人的兇手的家人，伸出了溫暖的雙手；還在愛荷華大學設立了『安.柯萊瑞獎學金』，前後三名獲獎者，都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安.柯萊瑞博士和她的兄弟們，為我們做出了難以置信的表率和見證。從這裡看來，安雖死猶生，用黃琪恩的話來說就是：「她仍舊在說話」。反觀在這次北捷血案裡，東海大學在事發前聊備一格的心輔機制，甚至只派不具心輔專業的軍訓教官來處理，固然是有重大缺失；但事發之後所發的公開信，仍願宣示「鄭捷是我們的家人」，與鄭捷真正的家人，反應簡直是天壤之別。 　　

當二十一歲的鄭捷被捕之後，來警所探視竟然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二十歲的弟弟。鄭捷被法官裁定收押後，去探監的仍然不是父母，而是十九歲的粉絲。在輿論壓力下，鄭捷的父親才勉強透過新北市議員表示要道歉，但提到卻只是「全家一輩子都被兒子毀了，就算要賠償，恐怕也賠不完！」與「我們無臉見人」。 　　

鄭捷個人所釀成的捷運悲劇，充分顯現了我們台灣許多表面正常的家庭，其實已完全失能失控。鄭捷把殺人當成遊戲並不奇怪，因為鄭捷的父母先把生兒育女當遊戲。即使兒子闖了這麼大的禍，他們關心的依然還是面子與金錢。鄭先生完全無法理解，無論東海大學校方怎麼表態，東海師生終究無法取代成為鄭捷的家人；任何團體與任何人都能切割與鄭捷的關係，但你們為人父母的卻不能切割，也不該切割。 　　

「只要面子，不要兒子」，鄭捷所釀成的悲劇，從這兩天來他父親的言行看來，應該不需任何命理玄怪，我們網路鄉民們也能輕易看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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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看鄭捷 五項心理特質你也有

【聯合報╱記者范榮達／苗栗報導】
2014.06.01 03:04 am

東海大學學生鄭捷涉嫌犯下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苗栗市大千醫院南勢分院院長馬大元分析鄭捷至少有「他是一個不快樂的人」等5項心理特質，但教育卻沒有教要如何調適，他上書教育部希望獲得重視。

北捷隨機殺人事件後，馬大元常被問及鄭捷有沒有精神病，馬大元說，鄭捷是否有精神疾病及是何種精神疾病？必須正式的司法精神鑑定才可論定，不過，他依據臨床經驗，鄭捷有5種心理特質，且或多或少出現在每個人的心中。

第一項特質「他是一個不快樂的人」，不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造成的不快樂，鄭捷是一個不快樂的人，長期身心痛苦，導致以負面思考掛帥，要如何去調適呢？

馬大元舉例說，走在路上，一個人撞到你卻沒有道歉，你會不會火冒三丈？如果那個人是盲人，那把火又消散無影無蹤，其實每個人都有將情緒「收放自如」的能力，讓自己心情好轉，只是疏於練習，或不相信自己有這個能力。

馬大元認為，鄭捷還有「社交能力不佳，無法從人際互動中得到快樂與慰藉」的特質，因為無法從人際互動中得到快樂，自然而然會討厭所有的人，甚至到連陌生人也要除之而後快的可怕程度。

此外，「缺乏感同身受的同理心」、「看不到隱藏在人事物中的正面意義」、「缺乏將問題轉換為目標的能力」，是鄭捷另外3項心理特質。

馬大元認為鄭捷的這些心理特質或多或少存在每個人的心中，很可惜國民教育都沒有教自我認識並調適，他上書教育部，希望加強心理教育，對於國民身心健康會有正面助益。

【2014/06/0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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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唐筱恬／台北報導】

鄭捷隨機殺人事件震驚社會，也凸顯心理師的重要性，教育部強調加強學校輔導機制，防止下一個鄭捷出現。國民黨立委蘇清泉有鑑於大型醫院老是招不到心理師，打算修法將心理師報考門檻從碩士畢業下調至大學，卻遭心理師學界3000人連署反彈，痛批將傷害醫療品質。

鄭捷事件使教育部著手研究大學輔導機制不足的問題；蘇清泉則發現，大型醫院也普遍存在「心理師荒」。自衛福部101年公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醫院員工設置超過300人，就要配置1位以上心理師，換算下來，全國醫院心理師缺額達146人；加上先前出現鴻海企業員工跳樓自殺、捷運血案，顯現社會需要大量的心理師。

蘇清泉說，「一張證照有這麼偉大嗎？」心理系畢業的大學生，能考上碩士者不到1/4，工作了很久卻只能做輔導員。他認為，限制報考門檻簡直就是在保護既得利益者，因此提案修正《心理師法》，將心理師報考門檻從碩士畢業改為大學畢業，而且下會期一定要推。

國民黨立委江惠貞則表示，很多大學畢業生在社會工作多年後，跑來向她反映，為何沒資格考試？她認為在不剝奪大學畢業生權益、又要維持醫療品質的情況下，應將法規修改為「大學畢業、具有5年臨床經驗者」，就可以擁有報考證照的資格。

但兩項提案在立法院付委後，卻引發3000人連署反彈，反對電話湧入立委辦公室。台灣臨床心理學會，還為此委託政大心理系主任許文耀進行全國性調查，發現將近79%的大學生，反對將心理師門檻調降；另有69%的大學生不認同大學畢業、具有5年工作經驗者，足以擔任心理師。

到底心理師有無出現人力荒？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理事長郭乃文說，根據臨床心理師公會統計，至民國102年5月止，台灣的心理師執業人數已有3149人，足以應付目前的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要求。目前每年領取心理師證照的人數約300人左右，未來5年就可增加1500位，並沒有人力不足的情況。

郭乃文說，某些醫院勞動條件差、薪資差，才會有老是招不到人的狀況。但為此降低報考門檻，恐怕影響病人的醫療品質。因為一個專業的心理師必須面臨各式各樣的壓力、生命問題，大學畢業只學習基礎課程，缺乏全人觀點，很難全面進行臨床判斷，因此心理學界將強烈反對修法。

2014-06-05
〔記者陳慰慈／台北報導〕台北捷運發生隨機砍人事件後，民眾開始想學習防身術，遇緊急危難情況時好自保，本身是台灣柔術總會副理事長的台北市議員阮昭雄，印製了五百份防身術手冊，昨天傍晚在捷運萬芳醫院站與科技大樓站發放給民眾，並拍攝防身指導短片在Youtube，讓民眾在家也能自學防身術。
台北市議員阮昭雄（右）示範，遇歹徒攻擊時，隨身包包就是最佳防禦工具。（記者陳慰慈攝）
台北市議員阮昭雄（右）示範，遇歹徒攻擊時，隨身包包就是最佳防禦工具。（記者陳慰慈攝）
阮昭雄說，如遭背面擒抱時，身體先微蹲，再利用蹲姿向上，把兩臂張開，接著右腳抬起後踢，然後往前跑；如遭歹徒正面擒抱時，先反抱住歹徒，右腳抬起以膝蓋攻擊歹徒，再將右腳置於歹徒側方，將歹徒摔出。
柔道七段國際級裁判教練吳正明指出，簡易的防身術使用於歹徒沒有武器情況下比較恰當，如歹徒有武器時，最好尋找身邊能抵禦的物品如包包、雨傘等，做為防身抵禦工具，記得邊防禦邊大叫，引起眾人注意，但千萬不要緊張到把防身工具丟掉。
劍道教練蔡厚傑則建議，使用雨傘防禦時，雙手要緊握雨傘，步伐一前一後才好施力，最好刺擊對方胸腔，拍擊的話上半身以鎖骨及手腕為目標。
北市警察局也傳授三點要訣，一、遇危險時，馬上逃開欲加害你的人，二、如無法逃離，就找地方隱藏，途經看到的垃圾桶、滅火器等都能成為阻擋敵人工具，三、最後防衛就是使用防身術。教育局則提醒學生，須了解常出入捷運站的逃生出口，遇攻擊事件時，方便第一時間逃離現場。
防身術影音版可上Youtube搜尋阮昭雄防身術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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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降門檻 學界3000人抗議
時間：2014-06-01 08:57 新聞引據：中國時報
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引起社會集體恐慌，也凸顯心理師的重要性。有鑑於大型醫院老是招不到心理師，國民黨立委蘇清泉打算修法將心理師報考門檻從碩士畢業下調至大學，卻遭心理師學界3,000人連署反彈，痛批將傷害醫療品質。

自衛福部2012年公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醫院員工設置超過300人，就要配置1位以上心理師，換算下來，全國醫院心理師缺額達146人。

目前國內報考心理師需取得碩士畢業，但心理系畢業的大學生，能考上碩士者不到四分之一，蘇清泉表示，他將提案修正「心理師法」，將心理師報考門檻從碩士畢業改為大學畢業，而且下會期一定要推。立委江惠貞則有意將法規修改為「大學畢業、具有5年臨床經驗者」，就可以擁有報考證照的資格。

此舉引發心理師學界3,000人連署反彈，反對電話湧入立委辦公室。台灣臨床心理學會還為此委託政大心理系主任許文耀進行全國性調查，發現將近79%的大學生，反對將心理師門檻調降；另有69%的大學生不認同大學畢業、具有5年工作經驗者，足以擔任心理師。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理事長郭乃文說，根據臨床心理師公會統計，至2013年5月止，台灣的心理師執業人數已有3,149人，足以應付目前的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要求。目前每年領取心理師證照的人數約300人左右，未來5年就可增加1500位，並沒有人力不足的情況。

郭乃文也說，「人的內心是很複雜的」，大學畢業生只修過一般心理學課程，無法把所學知識與臨床的偏差、變態行為連結在一起診斷，因此心理學界將強烈反對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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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壓力大，心理治療越來越重要。大陸山西省王家嶺煤礦坑2010年發生滲水事故，一位倖存者餘悸猶存，接受醫護人員心理治療，希望盡快走出陰霾。（新華社）
鄭捷隨機殺人事件震驚社會，也凸顯心理師的重要性，教育部強調加強學校輔導機制，防止下一個鄭捷出現。國民黨立委蘇清泉有鑑於大型醫院老是招不到心理師，打算修法將心理師報考門檻從碩士畢業下調至大學，卻遭心理師學界3000人連署反彈，痛批將傷害醫療品質。

鄭捷事件使教育部著手研究大學輔導機制不足的問題；蘇清泉則發現，大型醫院也普遍存在「心理師荒」。自衛福部101年公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醫院員工設置超過300人，就要配置1位以上心理師，換算下來，全國醫院心理師缺額達146人；加上先前出現鴻海企業員工跳樓自殺、捷運血案，顯現社會需要大量的心理師。

蘇清泉說，「一張證照有這麼偉大嗎？」心理系畢業的大學生，能考上碩士者不到1/4，工作了很久卻只能做輔導員。他認為，限制報考門檻簡直就是在保護既得利益者，因此提案修正《心理師法》，將心理師報考門檻從碩士畢業改為大學畢業，而且下會期一定要推。

國民黨立委江惠貞則表示，很多大學畢業生在社會工作多年後，跑來向她反映，為何沒資格考試？她認為在不剝奪大學畢業生權益、又要維持醫療品質的情況下，應將法規修改為「大學畢業、具有5年臨床經驗者」，就可以擁有報考證照的資格。

但兩項提案在立法院付委後，卻引發3000人連署反彈，反對電話湧入立委辦公室。台灣臨床心理學會，還為此委託政大心理系主任許文耀進行全國性調查，發現將近79%的大學生，反對將心理師門檻調降；另有69%的大學生不認同大學畢業、具有5年工作經驗者，足以擔任心理師。

到底心理師有無出現人力荒？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理事長郭乃文說，根據臨床心理師公會統計，至民國102年5月止，台灣的心理師執業人數已有3149人，足以應付目前的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要求。目前每年領取心理師證照的人數約300人左右，未來5年就可增加1500位，並沒有人力不足的情況。

郭乃文說，某些醫院勞動條件差、薪資差，才會有老是招不到人的狀況。但為此降低報考門檻，恐怕影響病人的醫療品質。因為一個專業的心理師必須面臨各式各樣的壓力、生命問題，大學畢業只學習基礎課程，缺乏全人觀點，很難全面進行臨床判斷，因此心理學界將強烈反對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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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師探鄭捷 助沉澱心靈
中時電子報作者： 陳俊雄、陳界良╱綜合報導 | 中時電子報 – 2014年5月29日 上午6:02
中國時報【陳俊雄、陳界良╱綜合報導】
北捷殺人事件凶嫌鄭捷收押後，父母至今未探視。東海大學主祕及環工系主任28日前往北所探視。但鄭捷曾表示只見家人，校方人員最後留下《聖經》等4本書籍與1封校內公開信，希望能幫助鄭捷沉澱心靈。校方表示，未來還有很多事情會去做，包括在適當時機探視鄭捷的雙親。
鄭捷是東海大學環工系二年級學生，系主任鄧宗禹等3人昨天未能見到鄭捷後，留下《聖經》、《心靈晚禱》、《側耳傾聽─宣教士歐保羅夫婦的跫音》、《桂冠與蛇杖─北醫詩人選》4本書，及日前校牧李貽峻發給全校教職員與學生的一封公開信，請北所轉交給鄭捷。
鄭除家人皆不願見
東海大學主秘呂炳寬指出，《心靈晚禱》是教鄭捷在睡前如何禱告，希望他可以藉此沉澱心靈、減少暴戾之氣；《側耳傾聽》是學校的傳教士歐保羅夫婦所著，他們退休後已返回美國，書中記錄了東海大學開創時期的艱辛故事，希望告訴鄭捷在遇到困難時如何面對。
呂炳寬表示，《桂冠與蛇杖─北醫詩人選》是東海大學校長湯銘哲與昔日台北醫學院的同事合著的詩集，強調醫師不只是專注於醫術，人文關懷更重要。
希望鄭捷了解人文關懷的這一塊，也希望他在獄中可以自我反省，勇敢面對，心靈可以獲得救贖。
鄧宗禹說，由於鄭捷之前已親寫字條，向所方明確表達，除父母外，不願見其他人。因此未能見到鄭捷，但東海師生希望能向鄭捷表達關心，也希望他在晚上時，能夠跟上帝說說話，能夠了解「上帝懂你，也愛你」，不管未來司法如何判決，都要學會面對自己，對得起自己。
不排除再探鄭雙親
鄭捷在捷運車廂殺人事件震驚社會，也帶給東海師生很大的壓力。事發後，東海校牧發出一封給全校師生的公開信，指出「東海大學的每個人都是家人」，獲得學生熱烈迴響，並在校園發起「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聊一句」愛東海活動。
「願受害人安息，願受傷者康復。」校方上周也特地開放平時僅在周日做禮拜時才開放的路思義教堂，並設置祈福牆。許多東海學生紛紛前往寫下祈願，掛在祈福牆上，表達對此事件的感受及紓解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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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喋血事件發生後，除了感嘆，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身為心理師，我明白類似這樣的傷亡事件除了對當事者、家屬及目擊者造成心理衝擊，連透過媒體知悉這件事的所有民眾也可能會有些心理創傷。因這事件具有的「日常生活屬性」（那是我們都搭過的捷運，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及「沒有預期的暴力事件」（為什麼有人會這麼做？有人因此死亡，很年輕，很無辜，犯人只是學生等等）。

人們習以為常、認為是安全的日常生活被劃破一個口，發現自己原來是無助的、可能受到攻擊的，因此對這世界的信念暫時消失，對周遭事務不再如此確信、惶惶不安。

●首先，照顧好自己的情緒

遇到這種事件時，試著花兩三分鐘，面對自己的情緒。可能會浮現的情緒是「我覺得很焦慮」、「我覺得很傷心」、「我覺得很惋惜」、「我覺得很憤怒」、「我覺得很恐懼」、「我覺得很擔心」、「我覺得很緊張」等等。

身為一個社會化的大人，絕大多數人都擅於解決事情、解決問題，但，請記得「情緒需要的不是被解決，而是被了解」。當我們專注在「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在扮演瘋狂的鍵盤柯南，（但事實上我們又做不到真正的偵查，這樣其實無助於問題解決）；我們在網路上瘋狂罵兇手、罵廢死聯盟、罵學校或罵誰，事實上問題通常是複數以上的理由形成的，我們其實只是想找個簡單的答案。為什麼？因我們對自己的情緒很陌生，不知道那是什麼情緒，只知心裡慌慌的、糟糟的，想快點做些什麼解決它……。

其實，你的內在有一個正受到驚嚇的小孩。面對這個受到驚嚇的孩子，你應該要做的事情不是扮演虎爸虎媽去兇老師、兇社會，而是好好的抱著這個小孩，告訴他「我懂，你現在感覺很害怕」。

●不要把小孩當笨蛋，好好跟他解釋

如果孩子看到新聞，其中可能夾雜許多血跡、恐怖的描述，成人都可能受到驚嚇，對孩子更是。試著了解孩子的恐懼，告訴他「我知道你感覺很害怕，媽媽／爸爸／阿姨／我也感覺到很害怕」，面對孩子的提問，可以告訴他「就像你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麼做一樣，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麼做，但警察伯伯正在弄清楚他為什麼要這麼做」。面對孩子的擔憂，可以告訴他「外面有時候會有這樣的壞人，但多數的時候不會，所以媽媽／爸爸／阿姨／叔叔會保護你不被別人攻擊的」。不過，根本之道，請減少孩子接觸到這類新聞的機會，免得引起過度恐慌及對這個世界的不安全感；如果孩子看到新聞，那也請勿迴避，好好面對孩子的情緒，以一個大人的身分告訴他，你也有相同的恐懼，引導他接納自己的情緒，告訴他，你會保護他。

●協助監督媒體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資訊

類似這類型的創傷事件，媒體必然大肆報導，但911時，美國媒體對雙子星大樓被撞的訊息處理得較為謹慎小心，因接觸到相關訊息的孩童多會經歷類似的創傷經驗再現，並於其後的遊戲治療內重現。所以，面對過度嗜血、過份揭露受害者、加害者隱私、及暴力事件鉅細靡遺的描述、照片、肢體互動重現的媒體，請關掉它。

沒有收視率，媒體會稍克制些。我們需要的是照顧自己的情緒，而非讓自己的情緒一而再再而三地搞得更緊張。

最後，讓我們為死者默哀，為傷者祈福。

聯合報╱文／陳亭?（台灣社區健康及家庭關係促進協會合約諮商 201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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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7
為了鄭捷屠殺事件，雙北市府派出霹靂小組到車站巡邏，叫人稱奇不已。還不止呢！手持衝鋒槍，更是不可思議的奇中之奇。難怪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會直斥：「政府真的瘋了」。
瘋了的豈止政府？被封為「闌尾」的蔡正元，不也是第一時間在網上大陣仗提出修法之議。蔡自己涉嫌開車「蓄意殺人」，卻不齒「無差別殺人」者，要修法嚴懲外，還要處刑「預備犯」。
衝鋒槍可以這樣用嗎？法律可以這樣修嗎？如果為害有甚於鄭捷的，是不是也要用法與槍對付？舉一個例子，中央大學教授、也是衛星遙測專家陳錕山，在教育部長蔣偉寧的一力提拔下，身膺要職，終於能攜帶攸關國安的極機密文件投共。如此禍國殃民，蔡正元為什麼不修刑法「洩漏國防機密」罪？為什麼不及於「預備犯」？政府不是更應該採取等同霹靂小組的手段？
搭鄭捷列車，只是鄭捷現象之一。東森「關鍵時刻」的名嘴節目，在主持人劉寶傑操弄下，來賓像被附身，大肆渲染喋血案，拚出了高收視率。搭便車還是小焉者，有更厲害的：就是借鄭捷的刀殺人。
邱毅是佼佼者，既能夠指太陽花為香蕉（不害臊地說自己已「調查清楚」），又能夠衝車撞法院，當然就能指鄭捷的反社會是太陽花的蔓延。說得更露骨、更直白的是《聯合報》，在該報「黑白集」中，毫不掩飾地隨便比附：「鄭捷的『大事』是捷運車上殺人，林飛帆與陳為廷的『大事』，則是創造史上最長的占領國會紀錄。」太陽花為什麼是「反社會」？事實剛好相反。如何相提並論？鄭捷的「大事」可能是捷運殺人，林、陳的「大事」，哪是「占領」？恐怕其「大事」是紅藍媒體／陣營難以承受之重呢。問題是，連太陽花的「大事」都能黑白顛倒，只凸顯拿鄭捷之刀殺太陽花的不堪。
邱毅可以「牽拖」太陽花，卻不准九把刀批他是「政治垃圾」，要「提告」來杜悠悠之口。蔡正元可以信口開河地修法，卻不准學者徐永明的反詰，而用「鄭捷粉絲團」抹黑徐。這些利用鄭捷的刀（以嘴、以筆）殺人，叫人看不起。不覺想起可以來反諷的文壇軼事。
法國大文豪巴爾札克看到拿破崙的雕像，驕傲地說：「你的刀到不了的，我的筆都到了。」今天的《聯合報》、邱毅、蔡正元們，不啻是向在獄中的鄭捷說：「你的刀到不了的，我的嘴、我的筆都到了。」
鄭捷的「大事」，豈止「殺人」？他的刀，他的列車，還現在進行式呢。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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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捷事件後，學運領袖陳為廷在臉書上以同為被害者家屬的立場，表示自己仍然支持廢除死刑。
社會中心／台北報導
北捷日前發生台灣首起捷運隨機殺人案，不只造成社會人心不安，廢死議題也再次被提出來討論。太陽花學運領袖陳為廷25日上午在臉書發文，以父親遭刺身亡、自己也是被害者家屬的立場，強調他主張廢除死刑。
陳為廷寫道，父親在他出生3個月前就過世了，從小他都被母親告知「爸爸是車禍過世的」，直到母親也離世，他都相信父親是這樣離開他的。但就在大三那年，他在整理母親的遺物時，赫然發現一張「殺人罪」的法院判決，這才知道原來從未見過面的父親其實是殺人案的被害者。
陳為廷從判決書中得知，父親是在與別人的爭執中，遭到刀械刺傷，失血過多當場死亡，然而母親卻始終不告訴他真相，甚至「那十三年，她沒有任何一次，教導我要去恨、去報復。」
原本就支持廢除死刑的陳為廷在知道真相後，表示即使立場變了，他對廢死的想法並沒有太大改變，並在文章中對於母親沒教他該恨或報復，而是讓他「多了些時間，好好想想這些問題」感到無限的感激，還提到對廢死聯盟及致力於廢死運的朋友，致上敬意。

陳為廷臉書全文如下：
昨天讀到解青雲妻子的報導，心頭震顫：
「昨天陳女士依舊紅腫著雙眼，不斷拭淚，想必淚水從未間斷，但她展露出母親無比的勇氣說，未來她會堅強起來，以單親媽媽的角色撫養2個小孩，她並不會責怪鄭捷的父母，而是希望每個家庭都能多關心子女和周遭的人，將來，她會告訴小孩，爸爸的遭遇，是正面的影響了整個社會。
同時，陳女士也希望這次事件不要再引起更多負面的事情，畢竟這種事情，一次就已足夠，她丈夫的犧牲才值得。」
想起許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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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關於殺人案，我有個故事是這樣的。
我的爸爸，在我出生前三個月過世。很小的時候，媽媽就告訴我，爸爸是車禍過世的。
我曾經幾度想追問細節，但媽總是不願多說。後來媽媽過世，我也就再也無從追問。
很長一段時間，媽媽的遺物都安放在苗栗的房間裡。直到九年後，大三那年，因為房間得要出租，才不得不回家整理。
然後，我才發現那個櫥櫃深處的紅色小鐵盒。裏頭，是一張「殺人罪」的法院判決書。原告，是我媽。被害人，是我的爸爸。
事情發生在一個夏日的午後。
因為一起停車糾紛，我叔叔和樓下檳榔攤的老闆起了爭執。我爸拿了桃木劍下樓助陣。爭執中，老闆拿起刀械朝叔叔揮砍，劃破叔叔的衣服。接著，刀械刺向我爸。我爸失血過多，當場死亡。
那個老闆，後來被判了十幾年的徒刑。民事上，雙方達成和解。被告必須每個月支付五千塊，給我媽、和我她肚子裡的我，直到我成人。
呆坐在床上看完那張判決書，除了苦笑說：「幹，桃木劍是三小？」，覺得就熱血笨蛋這點，我可能是遺傳到我爸以外，最大的困惑還是說：媽媽為什麼到最後，還是選擇不告訴我這個真相？
然後是一段長長的沉默。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問自己：現在的感覺，到底是什麼？
--
在那之前的幾年，透過課堂上、和朋友間的討論。我已經對死刑形成一套大致的看法：
我主張廢除死刑。
一些基本的理由，不出這陣子廢死聯盟所舉出的幾個論點：
一、廣泛的研究共識已經指出，死刑並不能遏制犯罪。就好像明明上個月才執行完死刑，還是有了鄭捷。像是蔡正元提的那種解決方式，顯然是一種輕率、而沒有根據的作法，是一場惡質的政治秀。
二、凡有死刑，必有誤判、必會枉殺無辜。這裡的「誤判」，最具指標性的像江國慶、盧正、和最近的杜氏兄弟的司法冤案；
另外，更應令人警惕的，還是在更廣泛的審訊過程中，出於媒體過度渲染、存在於警察、檢察官、法官心中不察的社會偏見，而導致的各種誤判。
這種誤判，事實上存在於整個法律體系中。因為法律體系不是一套精密的機器，而是由人來控制。人的審判是有極限的。而死刑，是其中最無可回復的一種。
引一句廢死聯盟新聞稿中的話：「我們必須正視：犧牲無辜者的生命，是死刑的必然代價。」
三、終生監禁是一個現在已經存在的替代方案。對於許多人提出「浪費公帑」的質疑，事實上並不存在。因為，首先受刑人在獄中會提供勞務，使監獄得以自給自足，甚至還有盈餘。
死刑所導致的冤案，甚至必須付出更多的國家賠償。相較而言，是更可能「浪費公帑」的作法。
四、最後，也是最根本的理由：設法共同承擔，而不是只想著將犯罪者排除，我們才可能有個更健康的社會。
雖然我認同終身監禁或可作為替代方案，但這種懲罰事實上應該被當作最後的選項。在那之前，我們應該花更多力氣，在檢討犯罪者身後的社會成因。並設法改善，共同承擔。
我們必須認知到，犯罪者往往並非媒體所渲染的那樣，是一個「不正常」的人，事實上，他們更常像是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活在同一個體制下，分擔或大或小的共同壓力。理解它、改善它，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但死刑的存在、更多的社會控制，卻讓這個社會慣於以為「排除」才是解方，而忽視更廣泛的檢討。（想想在過去這些關於死刑犯的激情討論後，哪一次，我們曾經好好檢討過案件背後的成因？）
就好像這次，更高的刑罰、更嚴密的網路控制、更多的警力部署，或許可以暫時遏止「鄭捷粉絲團」的設置浪潮。但你無法遏止那些點讚的人心中的跟隨慾望。他們心中在想什麼？為什麼這樣想？需要我們更多的理解與討論。
我相信，真正的社會安全，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控制與排除。而是仰賴我們的集體的社會檢討，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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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著那張判決書、呆坐在床上。我想的就是那個經典的反問：「如果你是被害者家屬，你還會這樣想嗎？」。
過去，我一直認為這是個無解的問題，也無從回答。
但現在，我正式成為一個「被害者家屬」，心中真正的想法又是什麼？
這兩年來，每當死刑議題又成為焦點、或回家看到那張判決書時，我總是一再自問。兩年過去，我想愈來愈清楚的是：我心中並沒有恨、也不想要他死，對於過去這些年建立起來對廢死的立場，我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雖然，我的確並不認識我爸，也沒有經歷過那個案發的當下。這個案情本身，相較之下，也比不上許多案子來得嚴重複雜。
我並不知道我媽的想法又是什麼，也無意、也不可能為其他的受害者家屬代言，也仍舊無從回答「如果現在又遇到一次，你還會這樣想嗎？」這樣的問題。我只是想很誠實地交代，這就是我的經歷，和我的立場。
這兩年來，持續在想的是，我仍舊無從得知，為何媽媽選擇不告訴我這件事情？獨自扛著秘密的那十三年，她又是怎麼走過來？
直到看到這篇報導。
我想起那十三年，她沒有任何一次，教導我要去恨、去報復。讓我多了些時間，好好想想這些問題。
對於這點，我感到無限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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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要向包括廢死聯盟、和眾多致力於廢死運動的朋友，致上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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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捷血案震驚社會，兇嫌鄭捷的父母透過新北市議員林國春向社會大眾發出道歉聲明，但是許多人仍然對鄭捷的生長過程充滿疑問。精神科醫師王浩威在臉書上PO文，以他與同業的行醫經驗為出發點，提出「孩子雖然是生活在家裡或是在學校，但從沒有被父母、老師或其他同學真正地看到、感受到」的「透明存在」社會隱憂。

精神科醫師王浩威在臉書上，探討社會上「透明的存在」現象，發人深省。(左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陳汶彬攝；右圖/取自王浩威臉書)
精神科醫師王浩威在臉書上，探討社會上「透明的存在」現象，發人深省。(左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陳汶彬攝；右圖/取自王浩威臉書)
王浩威在臉書上以「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逼出鄭捷這樣的生命狀態？」為題，以老師、家長以及孩子的不同角度，分別獨立探討不同立場會有的不同想法。在學校方面，王浩威舉出特殊孩子可能遭到老師的特殊對待，「是怎樣的老師，為什麼看待這些不夠『常態』的孩子是如此負面、是一種負擔，最好不要存在自己班上？甚至連嫌惡之心都掩蓋不住了？」，「有孩子愈來愈受挫、退縮，也愈沒被聽到他們的聲音，又該怎麼辦？」

除此之外，現在的父母和老師，又是怎樣看待孩子的呢？王浩威舉出童書《罐頭裡的孩子》為例，認為「孩子的內心世界從來沒被真正的注意到，因為大人只是在乎小孩究竟是屬於可以讓他們光采的好孩子（像小說裡罐頭工廠所出產的孩子一樣的好），還是讓他們丟臉的壞孩子。然而，在這樣的在乎下，孩子自身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屬於人的部分，卻是不知不覺地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了。」

王浩威表示：「這樣的不存在，日本的社會則是用『透明的存在』來形容。孩子雖然是生活在家裡或是在學校，但從沒有被父母、老師或其他同學真正地看到、感受到。所謂真正地感受到，是指他真正地存在：他的想法、他的心情、他的困難、他為什麼要憤怒或撒謊，甚至他為何要表現這麼好……。而這一切，都不見了。」

王浩威以臨床醫師的身分，提出懇切的長文提醒，「且讓我們想想這一次臺北捷運殺人事件的鄭捷吧。想想我們的教育、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我們社會中的大人，甚至我們自己：我們真的注意到了旁邊的人的真實存在？這一次的事件，許多撻伐之聲，乍看是正義的怒吼，但，真的看到鄭捷的存在狀態了嗎？」提供民眾在悲傷與驚慌之餘，以另外一個面向省思血案幕後的深層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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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逼出鄭捷這樣的生命狀態？
《透明的存在 》★王浩威
１
蔡伯鑫醫師是一位年輕的精神科醫師，某天看完診後，在他的臉書上寫下這樣的內容：
「今天夜診，碰到兩個家長都遇到親師溝通的問題。
「兩個孩子都是智商比平均還低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也都在吃藥。一個國中生，一個國小中年級。
「國中生那位，班導屢屢誇大孩子的錯誤（例如：不小心掉東西發出聲音，就被寫聯絡簿：『影響其他孩子的受教權！』），還當全班同學面前取笑孩子的身材，事後寫聯絡簿則說：『只是開玩笑，沒有惡意，不要只聽孩子的片面之詞。』
「另一個國小生，則是班導認為一直說謊（犯小錯不敢承認；一會兒說有寫作業，一會兒又說沒寫等等），於是就處罰孩子一個人在隔壁空教室大半天。孩子後來怕到大哭，到現在還是不停摳手，變得犯錯後更不敢說話。
「前一個家長去找輔導老師求助，結果班導隔天在聯絡簿上語帶不滿地指責家長不該找『第三者』傳話。家長說，就是過去的經驗，猜想直接找班導，她不會接受，甚至會有衝突呀。
「後一個家長找資源班老師求助，得到的建議是：『1.轉學；2.自學；3.你要怎樣就怎樣，就不要管了。』隔天班導跟媽媽說：『資源班老師說妳很生氣。』媽媽忍不住問：『資源班老師是在挑撥離間嗎？』」
這位年輕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寫說：「唉，坐在診間聽這些家長不斷抱怨怪獸老師，但也忍不住想，那些老師們會不會也覺得他們是怪獸家長呢？親師溝通愈是不良，往往變成無助與惡性的循環。有孩子愈來愈受挫、退縮，也愈沒被聽到他們的聲音，又該怎麼辦？」

２
是怎樣的老師，為什麼看待這些不夠「常態」的孩子是如此負面、是一種負擔，最好不要存在自己班上？甚至連嫌惡之心都掩蓋不住了？
而更人著急的是：這樣的情形不是少數。最近的注意力缺失症過度治療的風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些年來，在臺灣，小孩子被診斷為過動兒的傾向愈來愈多。特別的是，這些來到診間尋求治療的孩童，很多是老師建議的。
老師們積極建議父母要帶這些孩子去找醫師，認為他們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希望這些孩子能夠服藥治療。如果家長帶去看的兒童精神科醫師認為嚴重程度仍不符合這個診斷，或是認為雖然符合這診斷但處理重點不應是藥物，老師還會積極暗示家長這醫師不夠經驗，甚至建議另外找某位醫師。
而通常，老師建議的醫師，往往是他們過去經驗中較容易開「利他能」這一類藥物的醫師。其中許多不是兒童精神科醫師，甚至不是一般精神科醫師，而是小兒科醫師或復建科醫師。
老師們為什麼急著要孩子吃藥？也許有一點效果吧，小孩的活動量可能稍稍減低了。但更重要的是，當孩子被「醫師」下了一個診斷，特別是要求服藥之後，老師的焦慮下降了。
老師的焦慮，一來是來自對教室秩序的控制慾，二來則是對這樣的孩子愈來愈忍受不住的感覺，和他身為老師的道德標準有所衝突，潛意識𥚃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說法來反駁自己良心的不安。
於是，在臺灣，服用「利他能」的小孩，是逐年地愈來愈多，甚至是多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３
在高雄執業的家醫科醫師李佳燕，是一位長期關注婦女和兒童權益問題的社會醫師。她兩三年前就開始關注這問題，忍不住在2013年4月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內政部兒童局張秀鴛局長：
「…我們從多年的家庭醫療診療工作，以及自身與周圍親朋好友遇到的現象，開始關注且非常憂心我們的孩子，在幼稚園、在學校，被老師過度判斷為過動症或注意力缺損的兒童精神疾患。即使只是一般親友聊天，只要我一提起過動兒（這名詞），幾乎到處都有父母跟我說：『我小孩的老師說我小孩就是過動兒！』
「有一回，我到高雄市教師會演講過動兒過度診斷與過度開藥的問題時，有一位老師就說隔壁班一位老師，全班二十幾個小朋友，就有八位轉去看醫師，看完診回來，有六位服藥。
「『過度診斷、過度醫療、過度給藥』，沒錯，這是我們醫療界的通病。但是如果發生在成人身上，至少成人有自己決定要不要繼續看病，要不要繼續服藥的權利。但是，這狀況發生在孩子身上，孩子在老師和家長的要求下，成了完全無法抗拒看病服藥的無權利個體……。」
李醫師的這一封信，憂心的不只是：「老師不善長班級的經營、醫師的失職」，而是進一步希望讓家長「瞭解孩子的本質與教育的目的」，「讓老師重回教育根本，因材施教」，「跟兒童心智科醫界對話，認識教育現況，認識目前家庭與孩子的生活處境與壓力」……。
雖然不曉得昔日的內政部兒童局局長，而今改制後升格為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司長張秀鴛，是否有任何回應，但李醫師提出來的呼籲，是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

４
我自己是在1979開始陸續接受兒童精神科的訓練；這訓練，一直持續到1985年左右。當時，國內兒童精神科醫師並不多，帶我們訓練的主要是宋維村、陳映雪、徐澄清、李鶯喬、丘彥南等醫師。
在那個時代，注意力缺失症或過動症的診斷並沒有那麼多，但也不是太少。然而，最大的差別是，那時候，教我們這方面專業的醫師們，從來不認為藥物治療是主要的方法。他們總是強調如何教父母去帶這些小孩，以及，如何建議老師用不傷孩子自尊的方式來經營班級。
至於用藥，在這樣處理過程下，幾乎是十分不必須用的。
那是一個生活細膩而不匆忙的時代，每個人都樂意去傾聽彼此的聲音，即使是門診負擔沉重的醫師也是如此。
然而，曾幾何時，包括醫師、老師和父母，也包括我們的媒體和一般民眾，這樣細膩關懷的生活態度，卻不知不覺地不見了？
在過去，至少在我成長的時候，老師們彼此之間不是提倡「愛的教育」，甚至還很積極糾正或引導當年日本教育下而相信「斯巴達教育」的家長們？
當然，在那一個時代，教育並非完全美好，還是有許多不自覺的偏見存在。譬如：成績好的學生還是容易受到重視，相反地，成績不好的學生，似乎較容易被視為品德也不夠好的。然而，即便是這樣，教育相關的事務，包括老師和家長，確實是相信「愛的教育」（雖然不全然做到），相信每一個小孩都是值得以抱持著關愛的心態去找到適合他們個別狀態的方法去教育他們。

５
而現在，父母和老師，又是怎樣看待孩子的呢？
李佳燕醫師結合了許多關心兒童權益的人士，包括兒童文學的幸佳慧等人，提出「給孩子做自己，拒絕孩子變罐頭」的口號，成立「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在全省各地辦活動。
為什麼是「罐頭孩子」呢？
我猜想是來自童書《罐頭裡的孩子》。這本由德國兒童文學大師克莉絲汀．內斯特林格(Christine Nöstinger,1936生)在1976年創作的作品；後來在1983年也被當時還年輕的導演Claudia Schröder改拍成電影。
孩子的內心世界從來沒被真正的注意到，因為大人只是在乎小孩究竟是屬於可以讓他們光采的好孩子（像小說裡罐頭工廠所出產的孩子一樣的好），還是讓他們丟臉的壞孩子。然而，在這樣的在乎下，孩子自身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屬於人的部分，卻是不知不覺地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了。
這樣的不存在，日本的社會則是用「透明的存在」來形容。
孩子雖然是生活在家裡或是在學校，但從沒有被父母、老師或其他同學真正地看到、感受到。
所謂真正地感受到，是指他真正地存在：他的想法、他的心情、他的困難、他為什麼要憤怒或撒謊，甚至他為何要表現這麼好……。而這一切，都不見了。

６
孩子只是被當作一種物體、一種工具來看待。父母對小孩不自覺地總是注意著：他是不是一個讓我們光采，至少不丟臉的小孩？老師看他則是：他是不是不帶給我的班級麻煩的小孩？而同學看他就成了：他有沒有什麼值得交換的能力、權力、或金錢？
在日本，不只是教育學家或社會學家討論過「透明的存在」這問題，連小說家也延續這觀念的探討。村上龍1976年出道而獲得當年群像新人文學獎和芥川龍之介賞的傑作《接近無限透明的藍》，這本直到2005年在日本已經賣出350萬本，成為日本最暢銷的現代小說之一，就是在探討小孩子們在大人的世界中，被無情地扭曲了。
「透明的存在」這名詞，甚至也出現在日本的犯罪事件裡。1997年日本神戶市須磨區發生了連續殺人事件，包括死亡的兩人和重傷的三人皆是小學生。犯人手法殘暴，甚至還以「酒鬼薔薇聖斗」自稱，寄出挑戰信，整個日本社會都震驚了。然而事隔多日以後，當整個案情終於水落石出，最教人震驚的是，這個被想像成惡魔一般的兇手，竟是一位平常看不出任何異樣的十四歲少年。
這位犯罪少年在挑戰信中，同時也憤怒地斥責日本的教育制度。他在信裡許多的威嚇之後寫道：「強迫性的教育造就了我，一個透明的存在。」

７
且讓我們想想這一次臺北捷運殺人事件的鄭捷吧。想想我們的教育、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我們社會中的大人，甚至我們自己：我們真的注意到了旁邊的人的真實存在？
這一次的事件，許多撻伐之聲，乍看是正義的怒吼，但，真的看到鄭捷的存在狀態了嗎？
在這樣滿天的惡魔想像中，十分難能可貴的，東海大學校方發表了一篇值得眾人深思的信。它是寫給東海大學師生的，但我覺得全臺灣都該看看。信中其中的一句話：「我們愛著他們，卻也不夠愛他們。」
也許，在這樣不幸的時刻，我們應該停下我們的恐懼和憤怒，一起讀讀東海大學的這一封信，也一起讀讀「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的發起文章，好好想一想：臺灣究竟要怎麼辦？

「每個孩子的狀況都不同，我們的目的是提供不同角度的觀點與資訊給家長與主要照顧者，藉此充權家長與主要照顧者的選擇能力，使其有能力逃脫單一的價值論述。最後目的，除了提供家長一個支持的網絡，也避免孩子成為主流價值與觀點的犧牲者。
老師，醫師，父母都不是唯一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也都可以是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
我們大人以為小孩應該是什麼樣？ 我們大人如何教小孩？我們大人對孩子有什麼要求與期待？我們以為孩子應該被教成會做什麼？該懂什麼？最終長成什麼樣的人？我們開始擔憂現代孩子的教育，恐成為某種形式的罐頭化或機械化的過程。我們的專業如何在孩子身上運作？將孩子的行為，以疾病化的方式去解釋與對待時，這些對孩子、對整個家庭的影響都重大且深遠，如何能不審慎？」

在威權的社會裡面，標籤是思考的終點。在民主的社會裡面，標籤是懷著慈悲心進行科學與人文探究的起點。北捷事件深深傷害了在場的無辜死傷者與他們的家人朋友，也引起大眾恐慌。不到一周之內，美國加州也發生年輕人預錄影帶之後槍殺多人後自殺的事件。大眾很自然會問，「為什麼？」曾經目睹慘況的民眾或警員，很自然地會看到，犯罪者的精神與心理，異於自己也異於自己認識的其他人。如果只是單純對他們說，不要去標籤這個犯罪者的心理異常，那也否認了他們的親身經驗。

在威權與階級的社會裡面，唯有在上位者有權力分類貼標籤。分類與標籤變成是一種維護利益的工具。標籤，可以神化與偶像化。標籤，也可以汙名化與妖魔化。在這樣的威權社會架構中，精神疾病與罪犯的標籤變成剝奪人權的統治工具。因此，分類與標籤變成思考的終點，人民接受標籤，接受上位者的統治，也歧視被標籤為下位者。

在民主的社會裡面，眾生平等，同時，一樣米養百樣人。為了真正的尊重彼此，為了追尋知識與真理，為了建立一個多元化而和諧共處的社會，我們需要用同樣身為人類的最高層同理心來了解彼此。於是，人民可以理解「暫時」分類貼標籤的重要性。因為，沒有分類，沒有標籤，一切都在混沌未明當中，我們無法思考，無法溝通，無法看見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相似與相異點。

筆者對已經在民主與人本精神上扎根的台灣社會有信心，身為心理學家，我認為分享心理學的知識是empower大眾的方法之一。有一定比例的台灣人會願意去思考與了解，不會隨意把人汙名化或妖魔化。至於還活在威權時代的人，不需要我提供標籤，他們自己就會繼續把「異己者」貼上標籤。就像把從事太陽花運動的民眾標籤為「暴民」。在此，我寧願提供一個相對正確的標籤，請他們不要去騷擾被貼其他標籤的人。筆者在此想分享的，不是絕對的真理，只是一個曾經有工程背景又進一步學習諮商臨床心理學的人，用對社會關懷之心，對於北捷與各社會事件做假設推論與了解。

就我在心理學領域的學習，我想在此誠實說出我的推論與假設。從目前可得知的新聞報導中來看，我會產生的假設是，北捷犯罪者的精神與心理狀態不但異於常人，也異於受「精神疾病」困擾的人。一般人與受『精神疾病』困擾的人無法如此冷血地，長期預謀殺人、刀刀直擊要害、且毫無悔意。在這裡，最大的差別在於，犯罪者長期缺乏同理心與悔意，又異常冷靜地預謀後進行對他人的傷害。基於以上訊息，筆者暫時推論，這位犯罪行為人可能屬於在犯罪心理學中所研究的，具有 sociopath/psychopath特質的人，這個詞我自己翻譯為「同理心與道德感淪喪之犯罪心理異常」。

在缺乏同理心與道德感的狀況下，如果又擁有能夠犯罪的能力，這樣的人能夠大膽從事有計畫犯罪，無所不用其極去滿足自己，可以謊話連篇隱瞞事實，在犯案後又不願意為自己行為負責任而缺乏悔意，因此受訪時會說出一串似是而非的犯案動機，讓人感到困惑混淆。所以，筆者呼籲大眾不要把這樣的犯罪行為人與受一般精神疾病症狀困擾的人混為一談！

這位犯罪者對警察說，我生活壓力大，想自殺又不敢，所以決定多殺幾個人才能被判死刑。於是有人會問說：「想自殺，那是有憂鬱症嗎？」我可以肯定的說，這不是憂鬱症！憂鬱症（depression）讓人情緒低落，思考負向，確實有可能出現自殺甚至玉石俱焚的念頭，但是，單純受憂鬱症困擾的人並不會想要刻意傷人或自殺，這些人多半對於自己腦海中出現這些想法感到困擾與羞愧，覺得自己怎麼可以有那麼自私的想法而深深自責。許多自殺者是在缺乏支持與因應技巧之下才走上絕路。

既然不是單純的憂鬱症，也有人會問說：「那這個人精神異常就是精神分裂嗎？」我也要堅決說，這不是精神分裂症！台灣的精神與心理學界在2014年宣布將精神分裂症正名為「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以強調這是一種在思考與知覺上失調的症狀。受思覺失調症所苦者無法清楚的思考，可能會看到幻覺，甚至產生不符合現實的妄想，這些幻覺與妄想沒有辦法被整合到他們的身心當中，生活上也很難去做計劃並按照計畫採取行動，所以他們深受其擾。筆者也常與受思覺失調症者工作，很多人在精神藥物、心理治療、社會支持三方面的合作協助下，可以建立起穩定並對社會有貢獻的生活。

從想法到行動中間有很大的距離。一般人的新年誓言大概維持三週就放棄行動。能夠實際有預謀然後採取傷人行動者，需要處於身心長期缺乏同理心與道德感的狀態。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條件會使人嚴重缺乏同理心與道德感，並能夠大膽從事計畫犯罪？

在此，我想先暫借「核能電廠」來比喻人類複雜的身心以及社會系統對於維護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也比喻大多數的重大災害來自於一連串系統失能，而不是單一原因的失誤。要能夠了解並進一步預防災害，需要系統觀而非二元對立的思維。日本福島核能電廠的災變是一連串人為與天然災害互動的結果。關鍵點在於，能夠冷卻核反應的發電裝置與備用柴能發電機組本身在設計上有弱點，又被一連串的天災給摧毀，連救援都被阻斷。所幸，有一群工程師願意犧牲一生健康，在高度輻射線下繼續留守搶修，才沒有繼續擴大災害。但即便如此，福島的土地已毀，不知百年後是否能復原；而不得不引海水冷卻核反應爐的後果，就是核輻射也流入太平洋。此一災害的後果須由全世界共同承擔。

人類的身心，其設計的精巧與複雜程度比起核電電廠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精密思考的大腦，可能產生助人的創新發明，也可能是傷害剝削他人的犯罪計畫。能夠執行複雜任務的身體，可在危急時發揮強大力量救人（例如北捷上見義勇為的人，願意用自身去挨刀以保護他人），卻也能嚴重地傷害他人。而能夠冷卻身心核反應爐爆出犯罪的是「同理心與道德感」。但在人類身上，這同理心與道德感卻像是福島核能發電廠的冷卻系統一樣，有先天設計上脆弱的一環（同理心與道德感是需要長期培養而不是天生的），再加上後天的外在災害，變得完全失效而爆出危機。如果再加上後天危機管理與處遇的失效，那就造成更大災害。

「同理心與道德感之淪喪」，可能是暫時的，也可能演變成更長期的人格特質。筆者沒有足夠資料來深入評論北捷案件的犯罪行為人。以下只能就心理學的知識來討論各種狀況，以釐清「一般人」與「同理心與道德感淪陷之犯罪心理異常」者之間的相同與不同之處。

首先，「一般人」也可能在外在條件影響下做出殘酷的暴行。社會心理學領域裡有許多實驗證明，在社會環境影響下，一般人的同理心與道德感會暫時失效。例如，有名的史丹佛大學監獄實驗，隨機將健康的大學生分成獄卒與犯人，一起住在監獄裡，最後實驗必須提早終止，因為獄卒開始虐待犯人。又例如，另一個有名的電擊實驗，發現有超過一半的受試者盲目服從權威，雖然可以看到另一位房間裡面的人已經被電擊到哀嚎求饒（註：實驗者聘請演員來演出假裝被電擊），受試者還是服從權威者的命令繼續調高電擊程度。這些在美國進行的心理學實驗，說明了，為什麼在戰亂與威權統治中，有很高比例的一般大眾可以因為盲目從眾、服從權威、為了求自身生存不把他人視為同類，而失去同理心與道德良知，並對非同類者產生酷行。不同的是，這些人如果之後恢復了道德良知與同理心，可能一輩子活在被痛苦回憶折磨的身心創傷當中。就這個觀點來說，終身監禁是比死刑更折磨人的懲罰。

其次，犯罪心理學與神經心理學結合後的研究發現，有些人的大腦與神經生理構造讓他們無法深切體驗痛覺，也較難發展出恐懼與羞恥感。但在道德發展的過程中，有段時期，兒童是因為恐懼懲罰而學會遵守規定。因此，這些生理上的弱點加上後天環境的缺乏，就有可能交互作用變成低道德感的人。此外，有些人的大腦與神經生理構造讓他們無法感受到他人的情緒，無法與他人情緒產生共鳴，看到他人受傷時自己不會感到痛苦。因此，這些人的生理弱點若加上後天環境的不足，就有可能交互作用變成缺乏同理心的人。具有「同理心與道德感淪喪」人格特質的人，可能就是長期在先天與後天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出缺乏同理心又缺乏道德感的人格，而且，又獲得足以產生殺傷力的心理或身體犯罪能力。這裡要強調兩點：

（一）面對這樣缺乏道德與責任感的犯罪者，最大的懲罰也不是死刑，因為他們可能在生理上就不怕痛也不怕死，但是，他們最怕的是負責任。因為負責任正好是既有同理心又有道德感的行動表現。那麼，最大的懲罰應是設計一個可以讓他們接下來一輩子每天要負責任採取行動的人生。即使是每天負責任掃監獄的廁所可能都比死刑聽起來可怕。

（二）不能單一的怪先天，也不能單一的怪後天任一環節。筆者也想強調對於犯罪者家人的尊重與保護。例如，核四在設計上必定有其弱點，而建造核四的過程中由於政府的監督無知，讓一般的承包商用建一般公寓的嚴謹程度來蓋核四，我們不能單方面去怪這個承包商。也就是說，一個在先天生理上可能已經有弱點的人，在社會目前普遍缺乏了解的狀況下，可能父母師長朋友就是用對一般人的方式與其相處，但這樣的方式卻無法補足其系統弱點，無法協助其培養出同理心與道德感。在遭遇到內在與外在更多問題困擾時，終究形成一連串不可逆的反應。

此外，某些具有「同理心與道德感淪喪之犯罪心理異常」人格特質的人，他們的犯罪是不見血的。把缺乏同理心和道德感，睜眼說瞎話的本事，配上優越的外表與對金錢或名聲的迷戀，以及能夠剝削系統弱點的聰明才智，大家可以自行推測這些人在哪些領域裡面如魚得水～就像是百年前李宗吾的厚黑學所言，在中國千年來的扭曲威權社會下，強調臉皮厚心要黑，外在卻滿口仁義道德的厚黑學變成一種生存與成功之道。

任何人類先天基因與特質的存在有其適者生存的意義，比較不怕痛的人，可能成為勇敢的戰士；比較不與他人情緒共鳴的人，可能成為冷靜的謀略家。在人類的歷史上，許多強大領導者的特質不正是揉合了大膽、冷靜、堅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因此他們能夠在一將成名萬骨枯的基礎上征戰四方。從這點來看，我們不難看到，中國歷史上許多暴君本身就具有「同理心與道德感淪喪」的特質。蝙蝠俠電影第二集中的大惡人小丑（Joker），不斷告訴蝙蝠俠，我們兩個之間的相似點多過相異之處。（註：電影裡小丑也充分展現出不能相信此類人所說之言的問題，小丑一下子說自己臉上的傷來自父母虐待，一下子又說來自前妻，每次說的時候卻又充份挑起在場者的同情心。）

這裡並不是要混淆善惡之分，而是想指出，善惡之間的線是多麼輕薄。同時，當一個文明社會長期以來崇拜英雄，相信以戰止戰以暴制暴，任由成員進行弱肉強食的生存遊戲，或許在適者生存後的基因排列組合之下，確實有可能出現強大的蝙蝠俠，也可能出現邪惡到極點的小丑。同時，就如同過去許多帝王之家，兄弟之間，可能同時出現強大的領導者，以及「同理心與道德感淪喪」的暴君；這也是為什麼家族之間世襲會產生極大問題的原因之一。筆者呼籲，一方面我們可以嘗試釐清犯罪者的心理人格狀況，但也不能夠將家人一視同仁，筆者曾經協助過犯罪者的兄弟姊妹，他們還是非常的具有愛心與正義感。

了解差異，才能有最高層的同理心。才不會輕易地怪罪，不會去怪自己或他人為什麼在當時一下子反應不過來，因為當時所有在場者都面對一個極端異常的狀況。而面對極端異常的壓力時，人類身心本來也有自動停機，就像是核反應爐在地震中自動斷電的裝置。

了解差異，才不會輕易怪為什麼之前學校沒有把好關，因為具有犯罪特質的人，絕對不會對一般的老師、輔導人員、教官、甚至警察說實話。

了解差異，才能真正思考接下來要如何預防與修復。才不會把沒受過犯罪心理學訓練的一般輔導老師或警察推上前線，叫他們要一個人負責任去測謊、去修復一整個系統失誤下的問題。這等於是叫幾個技術優良的水電工去修復整個核四，或是請幾個已經工作過勞的政府員工去寫出一整套服貿條例。

系統的問題需要一個系統才能解決！而威權社會中的二元對立思考正是阻擋系統思維的最大障礙。一個有效的危機管理系統可能需要包括犯罪心理學家、教育學家、法律學家、諮商與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社工師、社區警察、危機管理專才等眾人合作，才能建立起完善的危機預防、處遇、應變系統。

筆者也希望透過此文，讓大眾了解心理議題的複雜性，請大眾繼續監督立法委員與政府。目前，有一群立法委員正在修法要讓心理師的報考資格下放到大學畢業。在臨床上要能夠清楚分辨複雜心理狀態的專業能力，真的不是四年大學就可以完成的！

願意用慈悲心去分類貼標籤，才是科學與人文探究的起點，尊重專業分工與專業團隊合作，才能夠在逐步累積知識中進一步改善社會，設計出可能解決問題之行動系統方案！

（作者為交通大學工業工程管理學士，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普度大學諮商心理學博士，目前於美國愛達荷州為私人執業心理學家）

photo credit：Luke Ma (CC BY 2.0)

【讀者投書】雲暮：關於鄭捷，廢死者和死刑者所需達成的社會共識？

2014/05/26
作者:
雲暮
關鍵字: 捷運殺人事件 鄭捷 死刑

這篇文不是要談論死刑的存廢，相關的文章已有不少，而且台灣目前仍舊是一個有死刑的國家，殺了四條人命的鄭捷，依照台灣法律，鄭捷最後肯定也會得到他所想要的死刑。

既然在死刑上社會不可能得到共識，死刑也仍是台灣主流民意，那麼「鄭捷是一個極其需要被了解的案例」是否能成為社會共識？

首先，鄭捷這個案子的特殊，除了是台灣第一起捷運無差別殺人事件以外，鄭捷也不同於往常主流社會認知的殺人犯形象，可以回顧一下過往的重大刑案，兇手會逃亡、抵抗、毀屍滅跡、消滅證據，這些行徑是在否認罪行、逃避現實、及消除罪惡感，但在捷運殺人事件裡，這些行為通通不存在，在犯下殺人案以前的鄭捷給周遭的印象並不特異，犯案後，我們看到的是鄭捷的面無表情、束手就擒、一心求死、無所謂父母的反常理表現，與暴怒的民眾和煽情的媒體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鄭捷就像是個局外人。

即使主流新聞媒體想要捉取一些能讓群眾情緒得到滿足的畫面，也只能無力的將上了腳銬而走路晃蕩的鄭捷說成是腿軟。當媒體無法捕捉人格化的一面時，只好從屬性下手，做出了一連串的標籤攻擊，於是宅男們遭殃了、內向性格的人遭殃了，愛吃雞心、打電玩的通通受到波及，更惡劣者則如邱毅、聯合報、中國時報把矛頭指向年輕族群。

諷刺的一點是，主流媒體或大眾拚命的製造標籤攻擊鄭捷，不但對當事人沒有成效，卻引發更多不相干者回憶起自己或朋友年少時不愉快的經驗。

●我曾是未行動的無差別殺人犯：我現在以我自身僅有的力氣支持社會運動，因為我知道，等到悲劇發生時，關心默哀都是於事無補，要找出問題的根本，才能杜絕後患。[註1]

●你把身為父母親的責任都「外包」出去了，當然不好意思跟人家說那是你女兒：捷運事件新聞出來之後，我腦海中閃過好幾個我年輕朋友的臉龐，他們的父母也都對我說過像這樣的話：「本來好好一個家，因為他被搞得雞飛狗跳。」真的有那樣本來好好的一個家嗎？[註2]

●資訊人鄭伊廷指出他的觀察：這件事引起很多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人在討論，是因為他們越聽鄭捷講話，越想起許多小時候的事，我比較擔心的是後續的爆發效應.....。因為這些不是模仿，而是能量釋放。如果開設發洩論壇，恐怕大家都會被抓去關，可能幾萬個人排隊第一句話就是說「我恨我爸媽，我想殺了他們，或者是我要去闖滔天大禍，讓他們丟臉到死」。台灣警察忙不完。[註3]

媒體塑造的標籤歧視越多，不但無法撫平社會，只會刺激越多人的神經、越來越多人將自己代入鄭捷，並且出現社會最不樂見的現象：那些有著相似標籤或遭遇的人對鄭捷開始產生同情，縮短了不定時炸彈的秒數。但社會的粗神經往往要等到驚天血案出現時，才會開始審視問題，遲鈍和逃避的代價就是人命。

其實台灣一直在點燃世代對立的火，中年世代除了讓大學畢業生領22K、稱草莓族、沒競爭力，對年輕人的苛刻又豈止是經濟。每逢社會事件，你最常聽到的媒體用詞是什麼？一個年輕人死了，說他是孝子，一個年輕人殺人了，說他是不孝子。顯示人的價值取決於他的父母，終究只是個附屬。哪怕成年了，只要不結婚生子，永遠是倫理上「卑」的那一方。而結婚生子的，只要你不害死你的小孩，也不讓你的小孩害死別人，輿論總是默認家長可以用任何方式「管教子女」，不管是毆打他、虐待他或言語暴力，社會也總是認為沒有不是的父母。因此，有這麼多童年悲慘經驗討論串的出現[註4]，我並不意外。

對於下一個鄭捷的憂慮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已經出現：男子裸身出現捷運站 持刀拒捕[註5]、男帶槍持長矛闖捷運警巡邏逮通緝犯[註6]。不管是鄭捷的粉絲團還是上述的社會事件，都是發生在明知道捷運警力升級衝鋒槍、民眾情緒憤恨難平、台灣有死刑的情況下出現，既然如此，為什麼仍有這些事情發生？顯然用「社會病了」是無法解答這一切的。

而「亂世重典」有用嗎？如果社會仍然維持對以下身分的寬容度：政治人物>中老年男性(特別是父親)>中老年女性(特別是母親)>青年男性>青年女性>兒童。那麼重典侵害的只會是它原先想保護的對象：弱勢和公民。這個實證只要看涉嫌殺人未遂，卻能高調主張極刑的立委蔡正元就足矣，嚴刑峻法可以對付一般民眾，但對擴張的公權力卻無能為力，並且削弱監督機制，成為權力擴張的幫兇。

所以仍然要回到鄭捷身上去解決，有人說：「鄭捷的家庭那麼有錢、沒有身體殘缺，同樣的教育，為什麼他弟弟就不會成為殺人犯，比他活得痛苦的人那麼多，為何不會殺人，這根本是先天邪惡」，但是，難道你不好奇在經濟富足、身體健康的情況下，為什麼他會成為一個看似冷血、完全虛無的殺人犯嗎？以及，人格的健全能單純用財富與健康來決定嗎？正因為「常識」已經無法解釋鄭捷的狀況，所以現在正是約定俗成不受質疑的「常識」需要被「質疑」的時候。

同樣地，性善論和性惡論亦無助解決事情，屠殺面前，中國道德哲學為何破產[註7]：「性善論很容易讓我們把罪行都推給社會環境，我的人性那麼純潔，怎麼會犯罪呢？說犯罪者人性本惡，實際可以為公眾提供一種心理上的極大安慰。將犯罪者視與我們迥然不同的瘋子和性惡之徒，我們自己的純潔與高貴就不會受到威協」。

在鄭捷身上，確實看到了一些反社會人格的特質，但要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反社會人格都是高犯罪族群，哈佛大學醫學院暴力防治中心主任James Gilligan[註8]：「確實有一組基因會觸發暴力行為，但也只有該個體在童年時期受過極惡劣的虐待下，基因才會突變，如果沒有受到暴力虐待的話，這些帶有「暴力基因」的小孩產生暴力的行為比正常小孩還低」。

我認為一定有些觸點導致了今日的鄭捷，可能是家庭、教育、社會還是環境以及性格的揉雜、交匯使他成為現在的他，但在對他資訊不足的情況下，仍無法下結論。人類並不會因為一次巨大的事件而徹底改變，而是在成長過程中，隨著那些無數的小事累積、形塑而成為今日不可逆轉的樣貌。困難度正在於小事難以歸因，因此我們需要對屠殺事件經驗較多，研究已久的歐美專家來剖析、了解鄭捷。

如果你懶得看這篇文章，那麼這篇文章只有三個重點：

1.鄭捷是一個極其需要被了解的案例，應該成為社會共識。

2.政府需要找對屠殺事件有所研究的歐美犯罪、心理學專家來台研究鄭捷。

3.鄭捷會死，但是他的死亡並不能減少鄭捷們的數量，了解問題、承認問題、改善問題，才能降低鄭捷們的數量。

團體訴訟在台灣推展有年，但成功的案例並不多。以喧騰一時、造成全台人心惶惶的塑化劑事件為例，統一、大漢酵素等企業對昱伸公司提出違法添加塑化劑產品訴訟，分別獲賠逾7340萬元與3383萬元，但維護消費者權益的塑化劑團體訴訟，僅獲判賠120萬元。媒體形容判決這種判決結果為「九牛」對「一毛」，更有媒體直指「消保法無用」論。

另一方面，自真人真事改編成的電影《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單親媽媽艾琳的奮鬥卻讓人熱血沸騰，她與美國西岸電力公司巨擘太平洋瓦電公司（PG&E）的法律訴訟案件，最終正義得以伸張，社區居民因此得到PG&E公司的3億3300萬美元賠償。

一樣是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案件，賠償金額卻天差地別，兩者的差別究竟何在？

顯然，在侵權案件受害者本身影響不大時，大多數的人不會花錢找律師來求償，一方面告大企業可能要曠日廢時，所形成的律師費對升斗小民如同天文數字，另一方面是告羸的賠償金，可能連訴訟費用都不夠。

因此，除了集合眾多受害者提出團體訴訟之外，在律師收費制度方面的「不成功，不收費」（No win, No fee），以及「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製造適當誘因，讓社會訴訟得以進行。關於後者，牽涉倫理議題甚廣，本文僅以前者稍做討論。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曾經提出「不成功不收費」的主張，使當事人不至於因為沒錢而失去法律保障，也不需要擔心訴訟失敗，無力償還訴訟費而破產。並且由於律師的報酬決定於訴訟結果，當事人與律師間的代理及委託關係更加緊密，律師更有誘因利用其專業能力，透過協商談判或訴訟技巧，深化原告的索償主張，使得風險降低，令最終結果的變異程度達到最小。

可惜後來，「按條件收費」及法改會提出的「按條件收費法律援助基金」得不到法界廣泛支持，因此香港政府律政司建議不再進一步考慮相關改革提案。

律政司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中，簡述了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的反對意見：

( 1 ) 按條件收費的安排，讓律師對訴訟結果有財務上的直接利益，這會令律師和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惡化；

( 2 ) 按條件收費的安排，把取得訴訟資金的責任加諸律師身上，這會加重他們的財務負擔；

( 3 ) 按條件收費的安排，會令理據貧乏的訴訟增加；以及

( 4 ) 按條件收費的安排，會令訟費不斷增加。

雖然香港的「不成功，不收費」改革提案未臻成功，法律的民事救濟保障對部分香港中產人士仍然屬於奢侈品。不過，類似「收後酬」的律師收費在台灣不乏實例，例如在「台灣法律網」就有一例：「未經訴訟達成和解時，給付後酬按和解金額8%計算。如需訴訟，每審酬金五萬元整。如因訴訟，按勝訴或和解金額3%另計後酬。」

這種「收後酬」類似美國的「按判決金額收費」（contingent fee）安排，幾十年來，法律經濟學者的研究，似乎證明了這種制度具有效率。相較於以案件計費或按時間收費，而不管案件結果如何的收費制度，這種「按判決金額收費」更能鼓勵律師的積極性，也更公平地讓所有人有利用法律資源的權利。

以往多數歐洲國家在律師執業規範中，以倫理為由禁止此種收費制度，但英國在1995年開始推出「按條件收費」（conditional fee）後，比利時、荷蘭相繼跟隨。這種收費制度是香港法改會推出諮詢文件的主要考慮依據，其與美式收費制度最主要的不同是成功酬金的定義。在美國，勝訴律師可以取得最終索償金額的某個雙方事前同意的比率（例如1/3）；在英國，勝訴律師只能額外收取正常訟費的固定比率。其他各國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也正考慮類似改革。希臘已同時容許美式和英式的收費制度，荷蘭也考慮進一步容許美式收費制度。

既然從公平和效率兩方面，以及從學術研究和國際潮流來說，「不成功，不收費」制度都比按時收費優越，何以改革難以推行？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涉及既得利益團體的自我保護。但如果委託人和代理人雙方同意，且不影響其他人的權益，為甚麼政府和律師團體要反對彈性的收費制度？

在僵硬收費制度下，許多中產人士不得不放棄法律所賦予的司法救濟權利，或只得自行在法庭為自己辯護。在香港，有將近一半的案件沒有律師代表，如果扣除由法援署代表求償的案件，無律師代表的比例還要更高出許多。

有論者憂慮「不成功，不收費」可能導致濫用訴訟以及法庭積壓案件。其實，情形可能剛好相反。正因為「不成功，不收費」的制度讓律師沒有理由透過拖延時間來賺取報酬，反而增加案件處理的速度。此外，條件式收費讓更多的當事人可以獲得律師代表，而律師們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引入專業意見，引導當事人考量各種可能性，追求最大預期報酬，降低風險和報酬的變異程度，讓無謂的訴訟可以及早透過協商達成和解，減少法庭審理案件的負荷。

開放公平競爭，減少收費管制，這是一個自由經濟追求的目標，也是有利法治為人民所用的發展方向。雖然香港法改會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因未獲律師界及政府支持而無疾而終，但各國的實務經驗表明，在案件複雜、當事人能力各異的情況下，「不成功，不收費」公平有效率，合情且合理，既製造了適當誘因，讓侵權案件的受害弱勢方有機會打官司，也讓加害人或大企業不敢肆無忌憚，實在不失為法律改革的可行方向之一！

photo credit： Mo Riza　(CC BY 2.0)

2014-05-27  16:32

〔本報訊〕神隱7天，北捷喋血案兇手鄭捷的父母今天終於現身，鄭父語帶哽咽的對受難者與傷者表達愧疚，強調他們只是普通人，突然而來的噩耗讓他們受到連日煎熬，因不知所措，才無法即時出面。鄭父也坦承，鄭捷已犯下滔天大罪，應該會被判處死刑，盼法官速審速決，也希望鄭捷下輩子好好做人。

鄭捷上週犯下全台首宗捷運殺人案，引起社會譁然，鄭捷父母受到龐大輿論壓力，卻始終沒有露面，僅透過民代發表聲明，直到今天捷運喋血案死者頭七，鄭捷父母才身心俱疲的到場獻花，並當場3度下跪，乞求社會原諒。

鄭父表示，他和鄭母只是普通人，因此事件發生時，他們感到難辭其咎，卻不知道該透過什麼管道去瞭解，雖然對受難者和其家屬深感虧欠，但連日的煎熬實在讓他們不知所措。

鄭父坦承，鄭捷是他們的孩子，卻犯下罪大惡極的行為，讓他們感到萬念俱灰，同時也嚐到和其他受難者家屬一樣家破人亡的孤苦。

鄭父說，鄭捷應該會被判死，但他必須坦然面對，才能平撫受難者的傷痛，盼法官速審速決，也希望鄭捷下輩子好好做人。

鄭捷父親致歉聲明全文：

我們是鄭捷的父母

今天是頭七原諒我們無法向受難者家屬一一上香

我們是普通老百姓

不知道有甚麼管道

連日煎熬

我們不知所措

對於鄭捷犯下滔天大罪

我們深深跪欠

（鄭捷）雖然是我們的孩子

他的行為罪大惡極

造成受難家屬無法承受的傷痛

也讓深愛他的父母

萬念俱灰

承受家破人亡的孤苦

雖然他是我們的孩子

但這是他應該去面對的

唯有如此才能平復受難家屬的傷痛

我真的很痛

我必須講

希望法官可以速審速決

來告慰受難者家屬

我再次跪拜

身為父母

我們教養他21年來

一定有我們不知道的疏失

我們難辭其咎

再次對受難者跪拜

希望鄭捷可以下輩子好好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