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士/看護婦たちの大東亜戦争/台灣赤十字軍看護婦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vIG5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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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埔女姓看護士報國;(台灣日日新報)1944年、昭和18年7月1日
新竹州竹東郡北埔庄,黃春梅(姜鏡泉 夫人),第一回看護助手徵調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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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陸軍志願兵實施同時,辦理憲兵補(憲兵助手)、看護助手的志願申請。因此也有一群嚮往南丁格爾精神的台灣女性志願應募,前往戰地照顧傷兵。

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台灣從軍看護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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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稱呼從事醫療看護職業的女性為「看護婦」,而隨著軍隊移動、或處於前往前線執行傷兵照護等醫療勤務者,則稱為「從軍看護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戰局的擴張,日本軍方遂利用各種管道募集數萬名看護人員前往海外從事醫療看護勤務,本文即是以其中的台灣的女性從軍看護婦、看護助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究在戰爭如火如荼的展開、戰線不斷延長的狀況下,日本政府動用國家力量徵募、訓練這些台灣女性至戰場前線的過程。
  在此當中,台灣被動員從事看護工作的主要管道包括赤十字救護看護婦、陸、海軍等軍方系統的病院看護婦與看護助手,另外也有短期的衛生班派遣以及其他私人管道,其中在日治末期的三次全臺看護助手徵募活動,更是以台灣女性為主的從軍看護人員募集活動。
  在國家權力的統制下,殖民地女性也被收編於帝國的控制之中,並成為推動戰爭的利器,但殖民地女性也藉由「從軍看護婦」或「從軍看護助手」等職業,獲得等同於的從軍報國機會,以獲得地位的轉變;另一方面,在強大的戰爭宣傳下,看護婦也被賦予了神聖、勇敢等正面特質,許多台灣人也成為殖民者在台灣實行愛國動員宣傳的樣板人物。而政府當局也藉各式各樣的的聖潔美稱與意向,使看護婦的職業性質在戰爭中被賦予極高的評價,並藉此鼓吹更多台灣女性投入戰爭當中。
  在總力戰的框架中,為了達成國民總動員的目標並完成人力的徹底運用,殖民政府也開放了更多的機會給台灣人成為看護婦,雖然台籍女性也不一定能夠得到與日籍看護婦完全相同的平等待遇,但是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界線,也因戰爭而逐漸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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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下的臺灣婦女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臺灣女性當然無法置身事外。日本政府認為,在戰爭期間,已婚婦女具有守護後方家庭的重要地位,即「家庭是戰場,戰勝從家庭」的觀念。而在戰爭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下,日本婦女也組成了許多團體,如「愛國婦人會」和「國防婦人會」。1942年,愛國婦人會及國防婦人會等團體於東京合併為「大日本婦人會」,以整合運用婦女勞動力,同年臺灣本部成立。

圖1為1938年3月29日臺中神岡筱雲山莊呂家八房呂季園之妻黃月(1889-1946,右圖箭頭所指者),參與愛國婦人會神岡庄分區第4回慰問袋製作時留影。慰問袋的製作與發送,源自日本國內;1901年3月2日,日本皇室及上層婦女因應戰事的發生,組成愛國婦人會,發動民眾將日用品、食品或慰問信等裝在一尺見方的布袋內,贈送給前方戰士,以示慰勞與鼓勵。

1938年愛國婦人會神岡庄分區第4回慰問袋製作紀念照片
圖1:1938年愛國婦人會神岡庄分區第4回慰問袋製作紀念照片(檔案來源:臺中神岡筱雲山莊呂家照片,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此外,在皇民化運動中,日本政府相當重視青年階層,因為青年期是訓練為「日本人」性格的完成關鍵期。在此要求下,政府訓練年輕未婚女青年,使她們成為篤信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堅分子,並進而推行官方政策。1941年7月,「桔梗俱樂部」成立,是為皇民奉公會的外圍團體,參與的成員以知識階層的未婚女性為主,指導精神則是正直、堅強、明亮、高貴。在戰時體制「男子往戰場,女子往生產」的要求下,桔梗俱樂部的最高目標是努力從事勞動生產。

1942年10月1日皇民奉公會臺中州支部第1回桔梗俱樂部幹部鍊成會留影
圖2:1942年10月1日皇民奉公會臺中州支部第1回桔梗俱樂部幹部鍊成會留影。(檔案來源:郭双富集藏─臺灣人文與社會活動圖像,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隨著戰事吃緊,總督府特別強調國民勤勞體制,以14至26歲的未婚女性為動員對象,獎勵以女性勞力代替男性勞力,代替的勞務包括農業、礦業、輕金屬工業、重化學工業等。當時臺灣已開始有女性投身於會計員、打字員、一般事務員或管理員等新興職業,代表著女性已逐漸於戰時代替了出征男性的工作。事實上,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人力需求,動員婦女勞動已成為殖民政府的重要政策。
另一方面,進入生產單位的女性,不只需要勞動,還需要配合戰時的精神動員。例如,圖3為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人事課課長在1943年12月18日發給庶務課課長的公文,說明會社女性事務員應發表有關皇民奉公運動感想文之要求。

1943年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要求女性事務員發表有關皇民奉公運動感想文
圖3:1943年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要求女性事務員發表有關皇民奉公運動感想文(檔案來源:臺灣總督府時期林業檔案,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戰爭下的臺灣女性,除了需要擔負起勞動生產者的責任外,醫護人員是另一個日本政府需要臺灣女性投入的角色。中日戰爭後,在護士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殖民政府開始招募以高等女學校畢業為主的臺籍女性,施以包紮、傳染病知識等短期護理訓練及日本國民精神訓練後派往中國擔任戰地的看護助手。雖未受過正規的護理訓練,但看護助手在戰場上獲得的臨床經驗,並不亞於正規看護婦。

1941年,日本政府初次募集臺灣女性赴海外擔任看護助手,大約有6000名台籍女性報名,最後錄取200位。為什麼臺灣女性如此踴躍地參與殖民政府的徵召?其實中研院臺史所曾經進行過口述訪談,發現有些臺灣女性覺得海外派遣看護助手就像白衣天使一樣,一個月還可以拿到90餘圓的薪水,大概是公學校老師的3倍。加上因為戰爭緣故,臺灣地區物資缺乏,衣服、食物都是配給的,很多人認為香港、九龍這種大都市中什麼都有,吃得好、用得好,想去開開眼界,而當時能赴海外的機會很少,自然會對徵募感到心動,而這樣的聲音也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了長期以來將臺灣女性的認知、行動或選擇完全置於國家認同、民族意識下的傳統政治性歷史論述。

圖4為1943年4月22日,陳秋月(1925年出生,臺南人,蘇哲夫之妻)參與第2回海外派遣看護助手鍊成會,於臺北圓山的臺灣神社留影,以及1944年3月13日,陳秋月派遣至香港時的留影。

1943年和1944年陳秋月任海外派遣看護助手時期照片
圖4:1943年和1944年陳秋月任海外派遣看護助手時期照片(檔案來源:蘇哲夫、陳秋月文書,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女性的生命經歷受到了戰爭的影響,但反過來同樣也影響了戰爭與歷史的發展。由上述的幾件史料可發現,在戰爭時期,有些臺灣女性必須要參與各種組織團體,出錢出力,發揮傳統賢內助的角色精神,手工製作慰問袋給前方兵士;有些則進入了現代化的生產線,替代了男性勞動力,甚至進一步接受國家動員;還有些女性利用海外派遣看護助手的機會,走出臺灣,增廣見聞,獲得醫事訓練及實務經驗。可惜的是,我們並不太知道當時這些被動員的女性內心真正的想法與感受是什麼,是自願還是被迫?如果能有更多當時女性的日記、書信資料,或能對這些婦女進行口述訪談,瞭解她們的心路歷程,相信對於臺灣歷史的敘述將會留下更真實而完整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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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血淚台灣兵/國寶級的日軍看護婦廖淑霞

文/黃旭初 2015-09-01 19:17
 
 
二戰血淚台灣兵/國寶級的日軍看護婦廖淑霞
年近90歲的廖淑霞(右),每一次參加台灣兵的紀念活動,她總會穿戴著光鮮的日軍看護婦制服、小帽出席,圖為她與90歲的黃金島合影。(黃旭初攝)

〈編按〉二次大戰,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有人被徵召入營,有人申請成為志願兵,還有更多人成為看護、軍屬。他們的故事,正讓我們反思台灣在二次大戰的角色,而非接受國民黨史觀「對日抗戰」的洗腦。本文節錄自《戰爭,血淚,台灣兵─終戰70週年紀念展》內容。

1927年出生的廖淑霞,台中人,小學就讀台中的「幸」公學校,小學五年級時,因父親在上海經商,隨家人遷往上海日本租界,就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校。上海女子商業學校畢業後在東亞海運船公司工作,1944年,被徵調至位於上海郊外的日軍1632部隊陸軍病院服務,在接受四個月的護理教育後,正式成為日本赤十字社的看護婦,在戰火中冒著生命危險,照顧從中國前線和南洋戰場送來的傷兵,甚至要在空襲戰區,穿梭砲火,抬著擔架來回奔馳送傷患至醫院或防空洞,是中國戰場上,極少數的台籍女軍護。

1946年自上海返台後,與先生楊秋標結婚,楊秋標是與許昭榮同期的日本「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二期生」,廖淑霞至今仍珍藏著先生當年出征時的「千人針」。退休後,她多年來積極參與戰後台灣人日本軍對日本政府索賠、索薪運動,長時間擔任唯一獲日本官方認可的民間團體「台灣原日本軍人軍屬暨遺族協會」常務理事,同時也是台灣人日本軍護士及看護助理組織的核心人物。


就讀上海女子商業學校的廖淑霞(後排右二)。(廖淑霞/提供)

 

現在,年近90歲的廖淑霞,身體依然硬朗、思路清晰,堪稱是「國寶級」的看護婦。每一次參加台灣兵的紀念活動,她總會穿戴著光鮮的日軍看護婦制服、小帽出席,她說:穿上這身軍護服,歷史就會時光倒流,而戰爭記憶也會跟著她,來到出席的所在……。

談起跟日本政府的索賠,廖淑霞說,日本政府當年虧欠她一年薪餉1566元,這些錢當時可以在臺北購置一棟樓房,後來2000年時,日本政府以120倍的薪水賠她,領得1750美元,約6萬多台幣,拿到這筆錢時卻只能買兩座高級馬桶了。

 
在上海陸軍病院擔任看護婦的廖淑霞(上排右二)(廖淑霞/提供)

 

 

(二戰台灣兵的故事《戰爭,血淚,台灣兵─終戰70週年紀念展》,於9月2至20日在中壢藝術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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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5 月 16 日 23:08:19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大愛電視戲劇「智子之心」,因演出志工阿嬤日本時代記憶,引起對岸中國不快遭下架風波延燒。事實上,二戰後遭中華民國外來統治的臺灣,長期以來自己的記憶早就被抹去覆蓋,看事情的觀點也早已被訓練成中國視角,說起日本時代的真實情境到底是什麼樣子?不用等正牌中國來抗議,恐怕自己早就已經完全無法想像
長期受黨國教育長大的臺灣人,說起日本時代的印象,在戒嚴期間出生的恐怕不少人會聯想到「只能啃樹皮、吃蕃薯籤、沒飯吃」「被壓迫(同時腦中浮現被鏈子拴著鞭打的情境)」,談到戰爭則說「躲日本空襲」,提醒日本人幹嘛空襲自己才一臉詫異。年紀輕一點的受黨國洗腦程度可能輕微些,但提到臺灣人曾為日本作戰的情境,恐怕不少人的想像是「「心向祖國」的臺灣人被日本帝國強逼去作戰」,好像若不是這樣就是數典忘祖罪無可赦。不管是哪一種,都是(不管哪一個)中國價值下所期望的想像。
但不管喜不喜歡、要怎麼看待、歷史的真實是什麼就是什麼。
1930年代日中戰爭開打,不適用徵兵法的臺灣人原本僅能主要以軍伕角色從軍執行雜役或協助翻譯。1941年6月,隨著戰事延燒,日本官方宣布將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1942年起開放兩波各約1000個名額。在黨國平行世界想像中,臺灣人一定沒人要去,就算有人去也是家中老母被當人質只好乖乖充軍對吧?
錯了,為了這兩波志願兵徵集,第一波1000多名額竟有四十幾萬人爭取入伍,第二波更高達六十幾萬人爭取機會入伍。當然會有這麼多人想從軍,背後可能有戰時工作機會減少、臺人想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等原因,但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心向祖國」的臺灣人被日本帝國強逼去作戰」嗎?相信腦袋正常的人也知道答案是什麼。
在婦女方面,則透過赤十字社、醫院等管道招募從軍看護婦,待遇優渥,赴前線者月薪甚至可能高達一般小學教師的5倍以上。在全民愛國氛圍和薪資優渥的誘因下,許多人爭取成為從軍看護婦
當時的臺灣人,普遍(非全部)認同自己當時的國家,前線作戰告捷,大家跟著慶祝,日本官方則營造出征是光宗耀祖榮譽的氛圍。「特別志願兵制度」一宣布要實施,大家搶著要入伍,恐怕比「499之亂」還瘋狂。到後來戰事吃緊,實施大規模徵兵,已是戰爭後期的事了。
追尋記憶並非因為美好,而是找回真實記憶,你才是你、我才是我、臺灣才會是臺灣。而在中國們的控制下,我們只能當不能有真實記憶的臺灣人
圖左:1941年特別志願兵制度公布
圖右上:日本時代臺灣入伍祝賀場面
圖右下:臺灣舉辦攻陷新加坡慶祝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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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舊照


很多人知道台籍老兵,所指的對象都是男兵,或少數日治時期的台籍女軍護,但是多數人不知道台灣終戰後,國府整編第70師和62軍於1945年10月分別進駐台灣,這兩支軍隊在1946年~1947年間,也徵募為數不詳的台灣少女,經短期訓練後,投入軍中醫護工作,稱之台籍女醫護兵,隨軍赴中國參加國共内戰,到底死了多少,已無可考據,但經許昭榮2002年於中國所訪查資料,查知當年還在世的有,林桂花,台北市人,林雪梅,新竹人,張歡枝,中壢人,張玉滿,嘉義人,吳桂英,嘉義人,葉秋菊,高雄人,張壬妹,花蓮縣人,黃月里,宜蘭羅東人,她們在國共內戰中被俘,滞留中國,被中共俘虜的前台籍國軍女兵所面臨的最大困境,無可依託,至今2020經過18年也許她們都已離世,只能透過短文來敍述她們曾經存在這個戰禍中的歷史,她們於1966至1976年間又經歷文化大革命時期,幾乎90%他們都被列”歷史反革命”、”日本軍閥的餘孽份子”、”國民黨特務”、”台灣特務”、”黑五類”等罪嫌被捕,受盡苛酷的審判之後,或槍殺、投獄、或下放到邊疆地區的農場、礦場勞改,在1958年”反歷史革命”中,她們因當過國民黨兵,早就遭受整肅後,甚至被下放,跟多數老兵一樣,望斷回鄉路,如果她是美、英、澳、加、法、日他們的士兵,不但歷史不會被隱藏,更不可能把她們丢棄在戰場,她們是國民黨軍的棄軍之一,我們讀了數十年中國歷史,從未聽過國共內戰時期,曾經存在女台籍兵,她們的命運就像秋風的落葉般,跟隨歲月腐朽枯黃,只能昩藉此篇幅淺說她們的史頁
臺灣古寫真上色x今昔時光機交流團 https://bit.ly/3dGdT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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