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國家的理想在主持正義，使弱者的權利免於強者侵害壓迫--「不知專政政治為何物的人，應該要去臺灣看看」。 @ 姜朝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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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內原忠雄
經濟學家

性別男
出生 1893年1月27日
日本四國愛媛縣越智郡富田村
逝世 1961年12月25日
日本東京
國籍日本
學歷
兵庫縣立神戶中學
舊制第一高等學校
東京帝國大學法科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碩士
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歷
別子鑛業所職員
東京帝大經濟部助教授
東京帝大教授
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長
東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東京大學校長
殊榮
正三位勲一等瑞寶章

矢內原忠雄（やないはらただお、（1893年1月27日－1961年12月25日））、日本經濟學者・殖民政策學者。1951年12月到1957年12月做東京大學總長（校長）。日本學士院會員。正三位勲一等瑞寶章。

在海外留學過程中，矢內原考察西方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問題，以社會科學立場，而不是擴大日本帝國版圖或勢力的角度來分析，同時也以基督教身分關懷殖民地社會壓迫與剝削，提倡讓被殖民者獲得更公平與合理的對待。

1920年矢內原受到馬克斯學說的影響，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及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策略、殖民統治提出批判意見。擔任教學時採用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國富論》、李嘉圖（David Ricardo）《經濟學原理》、列寧（Vladimir Lenin）《帝國主義論》等西方近代經濟學之理論，其中矢內原大致以英國經濟學家霍布遜(J. A. Hobson)《帝國主義論》認為帝國主義因為尋求商品的市場需爭奪殖民地，作為他殖民地研究的觀點。

1926年（昭和元年）年臺灣總督伊澤多喜男轉任東京市長，矢內原發表〈兩百萬市民與四百萬島民〉文章到《帝國大學報》發表，批評臺灣總督府的專制。
1927年（昭和二年）三月－四月，矢內原前往臺灣進行私人實地調查。考察範圍遍及臺北、桃園、角板山、臺中、東勢、竹山、嘉義、臺南、高雄、屏東、新竹、宜蘭、花蓮港、臺東等地，參觀工廠、農場、學校、原住民社區，並透過蔡培火會見臺灣人意見領袖，但矢內原公開演講時除遭日本警察監視外，也遭激進團體「無產青年團體」的阻礙，他們認為林獻堂、蔡培火所推行的民族解放運動，無法撼動台灣總督府的專制統治。回到日本在《帝國大學報》發表〈在臺灣的政治自由〉文章，批評在臺灣缺政治自由缺乏言論機關、沒有在臺灣人自行發行的報紙，連臺灣人在東京發行的《臺灣民報》也不許將發行地點移到臺灣，並舉例說明「不知專政政治為何物的人，應該要去臺灣看看」。
1937年（昭和十二年）盧溝橋事變，矢內原在中央公論雜誌發表「國家的理想」。說明國家的理想在主持正義，使弱者的權利免於強者侵害壓迫。1937年12月在東京帝大的辭職告別講演中，他在台上大喊：「為要活出日本的理想，請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吧」。
1945年二戰結束，11月恢復東京大學教授職位，1946年8月任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初代所長，1947年得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經濟學部長（經濟學院院長）、1949年任教養學部初代部長、1951年任東京大學第16代總長（第16任校長），到1957年共做2任6年。1952年發生學生劇團公演便衣警察在學校內進行調查（東大ポポロ事件），矢內原堅守大學自治與學問自由。
晩年[編輯]
1958年獲得名譽教授稱號，1961年胃癌逝去，享年68歳。東京大學駒場校區設有矢內原門，附近設有「矢內原公園」。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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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內原教授自從對華侵略戰爭的開始，就持著反對戰爭的態度。有一次日本最具權威的雜誌《中央公論》請他寫一篇文章「國家的理想」，他在這篇文章中，一本他反對戰爭的觀點，嚴厲批評日本當時上下齊聲提倡的「暴支膺懲」的錯誤‧他認為教誨一個人改過遷善，不用嘉言相勸，相反地用刀鎗攻擊，所得的效果必定是相反的，因為教人改過遷善乃是仁愛的行為，如果不以仁愛的精神而用懲罰的方法，絕對無法收到效果。他認為日本所採取的恰好是這種危險而違反真理的方武，如果不改變必將自食其果，所以應該要放棄、要打破錯誤的觀念與態度。另一次為他們無教會信徒同志中，因過勞而於中年罹病去世的藤井武氏紀念追悼會上，矢內原再度一本他對日本當時所面臨的非常時局加以指摘、提醒。那時他的指控真是動人心弦，直到如今我仍能記得他那有力的結尾：「日本啊！你要死，要先大死一番，然後才能從死裹獲得重生。」矢內原這種控訴，真是表露了基督徒的良知和勇氣。

但是事態嚴重起來了，日本的軍閥憲兵隊以及右派政客開始採取行動，並攻擊政府教育部（文部省）為什麼聘用這種反國家、反政府的危險人物在最高學府裏任教席，並對東京大學的校長施以壓力。結果矢內原教授就被迫提出辭呈，退居家園，從此也就失業了。後來據說岩波書店老板岩授茂雄先生獲悉他已辭職賦閑，恐怕將有糧草不繼之危，馬上包了一份稿費送到他家，請他寫一本《我所尊敬的人物》，他一口氣便寫成上、下兩冊，而書一出版，馬上風靡了當時日本的讀書界，他在第一卷序文中開門見山就說：「我所崇拜的只有一位，他就是耶穌基督。但是我所尊敬的人物卻有不少，有舊約時代的先知耶利米和以賽亞，也有日本佛教的日蓮宗的開山祖師日蓮氏，也有基督教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英國清教徒革命領袖克倫威爾，也有美國解放黑奴的林肯總統，以及我的恩師新渡戶稻造等人。至於另一位恩師內村鑑三，我想另作文章為書介紹……。」從這篇序文看來，差不多佔全書的九成都是與基督教有關的偉人，矢內原的思想高超、節操堅貞，遭遇特殊，並且在道義上所持的勇氣真是世界上難有與之匹敵的。這二本書一出版，在日本知識界立即掀起了莫大的刺激與儆醒，這乃是理所當然的。

以後矢內原在自宅開設一個佈道所，每主日上午聚會，由他主講，但是聽眾卻有相當嚴格的限制，所以我雖然很想有機會去參加他家的聚會，卻連開口請人替我介紹的勇氣也沒有，倒是有幾次機會能夠聆聽他夫人的鋼琴獨奏，使我感到分外的光榮。他的夫人知道林家慈善會的林先生為了家庭再三的受患難，特別表示同情，而感到應該儘其可能去安慰林先生，盼望他能益發於求道生活有所長進，才應林先生懇切的邀請到他家演奏，因此我才有幸去林家陪著聆聽矢內原夫人彈奏鋼琴的特技。

矢內原在思想、信仰及做人方面，的確給了我數不盡的益處。他的信仰觀點師承內村鑑三先生的「無教會主義」，強調只管查經，採取原始教會的形式，實行早期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所以不重視教職制度、教會的禮典規範，以及教堂建築，甚至禮拜的秩序形式。這看起來似乎沒有一點教會體制與內容，但是想不到自從內村鑑三提倡無教會主義基督教以來，追隨他的人卻日多一日，並且多半都是在大學求學而且思想、學識優秀的份子，這些青年知識份子後來繼承他的衣缽，奉行他的主張，不擔任專任的教職，卻在業餘，以言論及文章做傳教工作，蔚然成風，培養出許多像矢內原教授一樣有膽識，而且人格崇高的一群。以我個人言之，他們的倫理基礎雖然與我三代傳道人所奉行的「有教會」信仰不相符合，但是在信仰上由他們所獲得的感化是不能否認的。

矢內原教授對我們台灣的民族運動也有過幾段永難忘懷的接觸。看自立晚報社出版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就可以知道。該書卷首的幾頁相片中，便有一幀是矢內原教授的相片。因為該書第5章所述有關二林蔗作農民與本省的農民運動的許多情節，便有不少出自矢內原教授的調查記錄與論點。因而矢內原教授在東京大學擔任殖民學講座時所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或《帝國主義下的印度》等書，都是台灣出身至日本求學的學生最感心儀嚮往，一睹為快的名著。可是如果有學生購閱這些書，萬一在假期或學成歸鄉的船上被警察發現，一定會遭到許多麻煩，甚至會被沒收的。這位忠貞耿直於一世的義士，於戰爭中被迫離開教席，他卻能夠通過文筆與家庭聚會宣揚福音，藉此繼續作了警世工作，以期能救瀕臨戰敗而滅亡的祖國於未然。果然不久日本戰敗而投降，為重建新民主國家的教育，於戰後矢內原立即被邀回東京大學任教，不久戰後第一任校長南原繁博士（也是內村鑑三先生的門生）任期屆滿退休，矢內原教授立即被選出任校長，甚至連選三任9年至退休，任內對大學教育之貢獻竟被譽為世界大學之林中最突出的一棵巨木。可見矢內原教授德之高、望之重，且見識遠邁，勇氣過人，真可謂舉世無雙，殊值令人永久敬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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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台灣】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讀台灣史，不可不讀台灣的殖民史。此等學術研究現在頗為不少，但若可讀讀當代人物在時代現場目擊的觀點，當更為可貴。

台灣人囿於被殖民者在經濟、學術上的弱勢，在提出論述的能力上，當然不如占盡優勢的殖民者（但不是沒有例外）。因此，在這個課題上，便不得不讀日本人的著作。

在人類學的領域，諸如鹿野忠雄、伊能嘉矩等等，由於楊南郡先生長年努力翻譯及推介，較為大眾所知。

而矢內原忠雄教授所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則是我近日讀後，覺得台灣人不可不讀的一本書。

矢內原忠雄先生，何許人也？二戰前，曾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教授；二戰後，則曾出任東京大學的校長。他是一位基督徒，在日本軍國主義喧嘩的時代，仍堅持和平主義。

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矢內原先生寫了一篇〈國家的理想〉，略謂：「國家的理想是正義與和平，而非用戰爭的方法來欺壓弱者。不論是國內或國際上，強者欺壓弱者的手段就是暴力，而最嚴重的就是戰爭。偉大的國家必須堅持理想，無法堅持理想的國家，即使看起來非常強大，實際上是跟亡國沒有兩樣。」

說出這種言論後，即使貴為東京帝大的教授，也不得不被迫辭職。

戰後，矢內原先生又表示：日本的戰敗是真理的勝利，由此證明世界中迎合權力或潮流的學說必定是錯誤的，這是此次戰爭給人類社會最大的教訓。

知道矢內原忠雄是這樣的一位人格者，應可大略推知其學術觀點不會是附和軍國主義的官樣文章。當然，我們無法苛求矢內原在當年就採用「台灣史觀」來著述，但其學術人格之客觀與持平，是值得信賴的。

事實上，矢內原忠雄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在當年更被台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禁止輸入台灣。

《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是一本學術論文，讀來可能頗為枯躁吧！（我沒有讀，以許以後再說。）還好有何義麟教授改寫成較為通俗的版本，書名為「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由台灣書房出版。展讀之後，得到許多從來不知道的東西。

這本書，應當列作中學生台灣史課程的教材才對！不然，此書在2001年由日本的岩波書店重新發行單行本及文庫本，並列為「傳給21世紀日本人的名著」之一。日本人讀而我們不讀，豈不又輸了一截？

以下，作一些簡略的讀書筆記：

矢內原忠雄分析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不同，在於西方（英、德）各國的帝國主義，是在其國內壟斷資本的積極活動下，催促、要求政府奪取殖民地，准許資本家經營專利性的殖民公司，比方說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而日本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未達到這種階段，也就是沒有出現帝國主義的內在需求，而只是在意識型態上，以政治及軍事活動加入了帝國主義的競爭。

換句話說，西方的帝國主義，是因為他們錢很多，多到本國吃不下，所以才外出發展及掠奪。但日本的帝國主義雖然也掠奪，但骨子裡其實是沒錢的。

因此，此種日本後進式的帝國主義，並沒有資本家帶著國家前行；反而是國家要投入大量的資本，去幫助資本家「升級」。在台灣，最明顯的就是台灣銀行的設置，日治時期台灣的諸多經濟投資及建設，背後最大的金主就是官方的台灣銀行。

而當年的日本國會還曾經討論過到底要不要放棄台灣這個「錢坑」。由此可見日本帝國主義在內部的矛盾。

總之，由於日本社會的經濟發展階段尚未達到西方帝國主義者的程度，因此，日本對於台灣這個殖民地的經營，就不能像英國對待印度一樣擺爛。他必需先動用國家資本將台灣建設成一個可以對外賺錢的地方，然後才能吸引資力不足的日本資本家到台灣來投資。

在國家直接、間接的支持下，日本資本家也在台灣驅逐了外國資本（如英商怡和洋行）、壓制了本土的資本，而取得壟斷的地位。再藉由這種壟斷地位，累積資本，以台灣為基礎，對外發展（比方說，台灣製糖會社於1927年的獲利，在台灣部分高達823萬日圓，在日本國內僅有17萬日圓）。也可以說，台灣資本的累積，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資本的累積，也是推昇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動力。

對日本本國人而言，這些在台灣的投資，是全體納稅人出的錢。但投資後在台灣賺的錢，卻是由這些取得壟斷地位的日本資本家吃乾抹淨。這是嚴重的變相補貼，也是相當不公平的事情。（這種事情在今日的台灣仍然存在，是後殖民現象乎？）

對台灣人而言，這種日本資本的壟斷，使得台灣的資本家在階級鬥爭這件事上，常常是和無產階級站在同一邊。因此，台灣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運動互相糾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比方說台灣文化協會（連溫卿）與農民組合（簡吉）、台灣民眾黨（蔣渭水、蔡培火..）與台灣工友總聯盟（蔣渭水）。

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資本投資受到總督府特別的保護，因此，當日本國內不景氣時，資本就大量流入台灣。而透過官方（如公債）及私人管道（如公司），也會吸收台灣本地人的資本。然而，以台灣銀行為例，雖然叫做「台灣」銀行，但放款的對象幾乎都是日本人，這也限制了台灣本土企業的發展。

而由台灣的進出口貿易統計可知，台灣大體上是日本食品原料特產品（茶、樟腦、米）的供給者，同時成為其工業品的市場；同一商品則以高級貨品供應日本，再設法進口次級品。也就是說，台灣人並非先滿足自己的消費，再將剩餘輸出，而是將自己生產較為高價的米賣到日本，再對外買米補充島內的需求。

這是一種殖民地的剝削關係。（現在也還存在，屬於後殖民現象乎？）

在教育上，現在普遍認為在日治時期，日本殖民者提供了台灣相當良好的教育，普遍提昇了台灣人的知識水準。但，這可能是和同時期中國的情況相比，才能有此結論。

依據矢內原忠雄所述，日治時期台灣最缺乏的就是初等教育，但總督府無視於這種需求，反而大量投資於高等教育，以便讓日本人子女壟斷高等教育的機會，形成頭重腳輕的教育體制。這種殖民教育的特徵即在於培養統治的幫手並採取愚民政策。

以1926年台灣學童就學率來看，日本人不分男女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台灣人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男童百分之四十三、女童百分之十二）；原住民則因有特別補助，免費就學，就學率達百分之七十二（男童百分之七十四，女童百分之六十九）。

不知是否因為教育不普及的關係，早期台籍菁英的形象是有點貴族化（也有例外，如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就完全是土俗的打扮）。而原住民在基礎教育的優勢上，竟在戰後的社會競爭中完全失敗，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矢內原忠雄又提到，若以總督府的施政方針來看，大致可以1918-1919年作為分水嶺，前期以兒玉、後藤等軍人總督的理念為主，強調台灣的特殊性，對台灣人施以歧視性的警察統治，以維穩、發展資本主義，確立日本官僚及資本家勢力為要事；後期則以田健治郎等文人總督的訓示為準，改採內地（日本）延長主義，注重教育、文治及民族融合，發展島內產業，並強調台灣與日本的結合。而這也符合當時西方帝國主義的流行。

矢內原忠雄在此則批判總督府不謀公平對待台灣本島人之要事，只在教育上推行所謂的國語（日語）政策，就想要同化台灣人，終究也只是徒然。更進一步而言，矢內原忠雄也指出給予台灣本島人更多參政權，也會提高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而引發民族運動。因此，他說：帝國主義的發展，必然是帝國主義的矛盾發展。

至於要如何化解矛盾，矢內原在台灣東部發展一事上曾經提出建言：「首先應考慮現存日本人移民村的改革（即現今花蓮縣吉安鄉），其次保障平地原住民權益，讓山地原住民下山定居，並收容西部本島過剩人口。然後在此排除資本家企業的入侵，收購會社關係的未墾地，讓日本人、本島人、原住民都能以自耕農或協同的方式進行生產，不讓西部的鉅額資本累積與大量商品出口的型態出現，在此協同的經濟關係上，形成一個和平、自由的社會。」

歷史證明，矢內原的理想沒有出現，花蓮吉安鄉（原名吉野鄉）的日本移民，在不堪原住民的報復性獵殺後，又集體遷走了。而矢內原的建言，於今日的台灣，難道沒有值得好好思考的地方嗎？

此外，矢內原忠雄比較了日本兩個殖民地，即台灣與朝鮮。發現台灣的財政獨立，人民所得較高，初等教育普及率也高；但政治發展上卻是落後於朝鮮。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有地方選舉制度，朝鮮人擔任官吏的人數較多，更有數家朝鮮語的報紙，這些在警察統治下的台灣都沒有。

我在想，基於歷史發展進程無法跳級的史觀來看，這會不會也是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如強人倒台、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總統入獄...），總是落後韓國一步的原因呢？（這又是後殖民現象嗎？）

另一方面，對比日本殖民者在台灣較在朝鮮更為威權這件事來看，恐怕也是「有效率的高壓統治」可以創造「高度經濟發展」的一項佐證。但矢內原忠雄也提醒我們，這種經濟發展其實是「殖民地樣式」，其目的不在求住民生活水平之提高及幸福之增加，而在於提供壟斷資本家更大的利潤。

在台灣及南韓，這種現象恐怕仍然存在，我們仍未擺脫殖民地發展模式及思考的陰影。

以上，區區小記，不足以盡意。只是年紀已大，不寫點什麼東西下來，一下子就忘光光了！欲知詳情的台灣人，還是找時間來讀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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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矢內原忠雄
◎ 楊劉秀華

蘆溝橋事件發生，中日兩國進入全面戰爭，當時東京大學的教授分成兩派，一派以土方成美為中心，主張大學應配合時局之進展協力戰爭，贊成打中國；另一派矢內原忠雄和一些教授，反對日本打中國。矢內原教授發表「國家的理想」論文，論述戰爭之不對，並呼籲和平解決，後來矢內原教授說出很有名的一句話「這樣的日本國家寧可滅亡」，引起很大爭議，導致矢內原忠雄辭掉東京大學教授職位。

矢內原教授在日本是當時亞當史密斯自由經濟論的權威，他也是一位基督徒，辭了東京大學教職之後，在家裡免費指導少數學生，並召集一些傾心愛國的年輕人傳福音，我於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昭和十五至十六年）參加矢內原教授的傳福音聚會，他們為著真理、公義完全不妥協、乾乾淨淨的心，使我感動，深深覺得那一段時間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期，一直到現在，我仍感謝那段時間的學習與收穫。

一九四二年，矢內原教授在東京一次的演講中，他強烈地警告日本政府不應再繼續進行戰爭，還來得及停下來，他說，不然日本將會戰敗而滅亡。當時他雖面對有生命威脅的場面，但他仍抱著決心，為他所信的主，為他所愛的國家而犧牲，堅持著愛國的魄力和勇氣。戰後不久，東京大學當局派代表去找矢內原教授，向他認錯、道歉，並且請他恢復教職，他深思後才答應，最後矢內原教授還做過東京大學總長。日本戰後能夠迅速恢復國力，我想是日本人勇於認錯、追求真理的緣故。

在矢內原教授的身上，看到是一位充滿公義而追求真理的學者，他雖身無寸鐵，手無縛雞之力，但他卻不怕死，不拘於榮辱，敢公然對不義挑戰而終獲勝。我想真正的愛國是內在的而非表面的，如能為著真理、正義，願意犧牲自己，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無論日本或台灣，都需要有像矢內原教授這樣的人。為台灣的將來，盼望所有台灣人響應李先生的呼喊，學習矢內原教授純淨、真心的站在真理、公義上，才能蒙神的祝福，獲得最後的勝利。

（作者為國際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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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9
日本的良心－矢內原忠雄先生
他的人生不滿七十載，卻締造出日本學術史上最激昂的一頁…

生平簡介：生於1893年，為一日本經濟學者、殖民政策學者，曾任東京大學校長。

矢內原忠雄出生於日本四國地區愛媛縣，父親曾到京都府學習近代西方醫學，是愛媛縣內第一位西醫。

1910年考上第一高等學校（今東京大學教養學部），隔年參加內村鑑三每週日自宅舉行的聖經研究會，成為基督徒。191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就讀，受新渡戶影響攻讀經濟學並鑽研政治學。其中內村鑑三自宅舉行的聖經研究會，成為對矢內原忠雄一生影響最重大的事件，他曾回憶道：若把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數年間所學的，和他在內村鑑三每週日自宅所度過的時光，放在天秤上秤量的話，他再怎麼想都覺得，「和眾人在內村家中的聖經研讀時光都比較重。」

矢內原在其大學生涯中，讀到聖經以賽亞書36-39章，希西家王面臨亞述帝國入侵之事例，他體認到，因著以賽亞這一位先知，就拯救以色列國免於滅國之命，在之後他的學術生涯中，他也擔負起向日本發出先知之聲的使命。

1916年矢內原大學畢業後，曾一度考慮到朝鮮半島傳道，但後來因為家庭因素選擇任職住友集團旗下的「別子鑛業所」，好就近照顧較年幼的弟妹和年邁的祖母，1920年矢內原任東京帝大經濟部助教授，之後並奉命到歐美留學，1923年回國，同年8月升任教授。

1926年臺灣總督伊澤多喜男轉任東京市長，矢內原發表〈兩百萬市民與四百萬島民〉文章到《帝國大學報》發表，批評臺灣總督府的專制。隔年，矢內原前往臺灣進行私人實地調查。但矢內原公開演講時除遭日本警察監視外，也遭激進團體「無產青年團體」的阻礙。回到日本在《帝國大學報》發表〈在臺灣的政治自由〉文章，批評在臺灣缺政治自由、缺乏言論機關、沒有在臺灣人自行發行的報紙，並舉例說明「不知專政政治為何物的人，應該要去臺灣看看。」

1937年盧溝橋事變，矢內原在中央公論雜誌發表「國家的理想」，根據聖經箴言14：34「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說明國家的理想在主持正義，使弱者的權利免於強者侵害壓迫，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行爲。是年12月發生南京大屠殺時，他在講演中在講台上大喊：

「為要活出日本的理想，請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吧！」

這句震撼人心的的先知之言被視為有反戰思想，日本的軍閥以及右派政客開始採取行動，並攻擊政府文部省為什麼聘用這種反國家、反政府的危險人物在最高學府裏任教席，並對東京大學的校長強加壓力。當月矢內原向東大提出辭呈，離開教席。二次大戰期間，他在自己創辦的《嘉信》雜誌中宣揚和平與基督信仰──在當時歷史時空下，他無畏的道德勇氣被視為少數的「日本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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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辭去教職期間，矢內原好友，也是日本國內最大書局－岩波書店老板岩授茂雄先生獲悉他已辭職賦閑，唯恐他有斷炊之虞，於是包了相當於兩年教職薪水的稿費送到他家，請他寫一本《我所尊敬的人物》，他一口氣便寫成上、下兩冊，而書一出版，很快的就風靡了當時日本的教育知識界。他在第一卷序文中開門見山就說：

「我所崇拜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穌基督。但是我所尊敬的人物卻有不少，有舊約時代的先知耶利米和以賽亞，也有日本佛教的日蓮宗的開山祖師日蓮氏，也有基督教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英國清教徒革命領袖克倫威爾，也有美國解放黑奴的林肯總統，以及我的恩師新渡戶稻造等人。至於另一位恩師內村鑑三，我想另作文章為書介紹…。」

從這篇序文看來，佔全書的九成都是與基督教有關的偉人，矢內原的思想高超、節操堅貞，遭遇特殊，並且在道義上所持的勇氣在當時日本知識份子中是少有的。這二本書一出版，便在日本知識界立即掀起了莫大的刺激與儆醒。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為重建新民主國家的教育，他立即被邀回東京大學任教，之後歷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經濟學院院長、教養學院院長，不久戰後第一任校長南原繁博士（也是內村鑑三先生的門生）任期屆滿退休，矢內原教授立即被選出任校長，時年1951年，之後連選三任9年至退休。1958年獲得名譽教授稱號，1961年胃癌逝去，享年68歳。東京大學駒場校區設有矢內原門，附近設有「矢內原公園。」

他曾說：「理想雖然是無形的，卻不是無力的。現實雖然可以以歪曲理想，卻不能消滅理想。」時間是神最好的僕人，大學教授的榮銜可丟，良心的呼喚絕不抹煞。公義使邦國高舉，不義必招來神的審判。國家如不以正義為理想，何能見容於正義之神？先知之言使冥頑的政客惶恐難安，結果招來被迫去職的命運。初時看似挫敗，但後來即以勝利者之姿態凱歸。昔日的奸賊居然被譽為偉大的愛國者，甚至被擁立為最高學府之首長。誰說歷史沒有主宰？誰說宇宙沒有公義的真神？

人間的大獎－諾貝爾和平獎，他雖沒份；但他能得神所賜更有價值的「公義冠冕」，必是他存留到永世裏的榮耀。他曾拆去民族間的隔牆，宣揚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在各地散播基督和平福音的種子。主耶穌說：「製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馬太五：9）

參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2%E5%85%A7%E5%8E%9F%E5%BF%A0%E9%9B%84

日本的良心：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j/Yanaihara,T/person/Lim,Tsui.htm

圖片出處：http://picsvisit.blogspot.jp/2013/04/daisy.html?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