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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著名小說「乞丐與王子」,描寫王子與小乞丐互換身分的故事;乞丐與王子正是庶民與權貴的兩個極端,而連勝文與柯文哲的對決,一個想擺脫權貴標籤,一個強調他很庶民,究竟誰權貴誰庶民?與其看出身,不如觀內心,權貴者若如王子走進底層,體驗苦難,就能淬煉出庶民的心;反之,若躲在華廈話唬爛,那就是空嘴哺舌。

引發熱烈回響的KANO是屬於庶民的電影,它演繹庶民集體締造的奇蹟,彰顯逆境奮鬥的普世觀,是小人物實現夢想的藍本,觀眾很受感動,但有心人卻想扣上「親日」的帽子,不過監製魏德聖拍過浴血抗日的「賽德克.巴萊」,這頂帽子戴不到他頭上。但從反KANO的一連串攻勢,庶民已警覺到一股勢力正蠢蠢欲動。

從賽德克.巴萊到KANO,剛好是從仇日到友日。清帝國割讓台灣後,台灣人「仇日」,進而群起「抗日」,因不敵而「順日」,但日本退出後台灣人並不仇日,甚至在日本大地震時創下世界第一的捐款,這種「友日」現象,外來統治者完全無法體會。

在歷史的另一頁,台灣人脫離日本後原本「友中」,卻因目睹種種不堪而「厭中」,又因無力抵抗槍砲而低頭「順中」,近年眼見統治者一心想把台灣給「送中」,反對被併吞的台灣庶民才憤而「仇中」。

從仇日到友日,從友中到仇中,台灣庶民的心情變遷,兩岸的統治者永遠不會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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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KANO》看台灣文學

◎ 邱懋景

看過《KANO》一定念念不忘那句經典對白:「你知道怎麼種出又大又美的木瓜嗎?」談到日治時代的木瓜,讓人想起台灣文學家龍瑛宗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日文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與《KANO》原、漢、日三族共同為甲子園奮鬥的共榮景致不同,小說男主角陳有三身為台灣本島人,與日本內地人相比,身陷在二等國民的差別待遇之下,他不禁感嘆做為被殖民者的心聲:「黑暗,真是黑暗啊,不是嗎?」

無獨有偶,《KANO》另一句對白:「牛車讓開,火車來了。」類似於傳統/現代的二元概念,成為嘉農年輕學生們茶餘飯後嬉鬧的玩笑語,劇情在有意無意之間,描繪進步的現代性日益深入台灣島內。台灣文學家敏銳地意識牛車運輸即將慘遭淘汰的狀態,一九三五年,呂赫若以日文創作小說〈牛車〉,內容描寫原本靠牛車運貨為生的男主角楊添丁,因為汽車取代牛車運輸功能,主角家經濟陷入困境,其妻最後淪為娼人,邁入現代社會而慘遭淘汰,成為被時代揚棄的楊添丁,在小說結尾中,眾人失去他的消息。

提起上述的台灣文學作品描寫被殖民者的蒼白灰暗,相對於《KANO》的棒球純真年代,或許有些不合時宜。然而,《KANO》結尾與楊逵在一九三二年的日文小說〈送報伕〉結尾,竟有類似之處─兩者的事件皆從日本坐船返回台灣島作結。前者以嘉農球員在船上凝望台灣,擔憂島內人民的評價為結尾。後者以男主角楊君留學返國的話作結:「我滿懷著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著臺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見惡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

楊逵素來以左翼色彩為人稱道,其〈送報伕〉以無產階級者團結至上的觀點,日本、台灣的勞動者應不分國籍、團結一致。小說呈現的國際主義觀點,不正是《KANO》強調以運動精神打破殖民者/被殖民者藩籬,召喚純真信念的用意所在嗎?

(作者為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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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1914─1951), 1914年出生於

臺中縣豐原鎮的潭子,原名呂石堆,祖籍廣東饒平。呂赫若不僅是

文學家,音樂、戲劇方面也有優秀表現,還通曉英、法、義、日語等

多國語言,才華洋溢。1934年,自台中師範學校畢業後,曾在中北部

幾所學校任教。頭一年就被分發到新竹州的峨眉公學校(現峨眉國小)

,和林雪絨女士結婚,並開始以呂赫若為筆名寫作………

百年古井.

在服務的一年期間,有位學生家長送了一隻雞給呂老師,

呂赫若就找學生和他一起殺那隻雞。結果,雞的毛都拔乾淨了,

雞卻被跑掉了。因為,他殺雞忘了放血,這是呂赫若在峨眉公學校

留下的趣事。

校門右側的百年古井,昔日是當地居民最重要的水源。

該處建校後,學校與村民共用水井。據七十多年前在峨眉國小求學

兼工友的蘇錦榮先生回憶,他當時每天早上要挑十幾擔的水,

供師生使用,為免於和村民排隊打水,天未亮就要到校挑水。

四十年代的同學們,都喜歡玩彈珠,校長或訓導主任沒收了彈珠,

就把一包一包彈珠,丟進深井中,讓同學們望穿井水。

荒廢的舊校舍

在升旗台後方山坡上,有座創校校長氏家楨治先生,和宋進老師的

紀念碑。昭和三年(1928年)慶祝創校三十週年校慶時,師生為感念

他們兩人的功德而建。

在公學校設立前,宋進老師即已在月眉街「山河書院」學堂授課。

公學校創立之初,宋進先生帶領原學堂三十餘名學生進入公學校就學

,自己也在公學校任教兼訓導。任教十二年後退休,對創校初期

各項建設貢獻良多。

學校的鄰居丹桂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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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師範學校就讀的呂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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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呂赫若以日文創作短篇小說〈牛車〉獲得東京重要刊物

《文學評論》登載,小說敘述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牛車夫,遭遇到

現代汽車載運的挑戰,和法律的束縛,逐漸喪失了生存能力,以至於

妻子被迫賣淫,自己不得不偷盜而被捕的悲劇,是一篇充滿人道關懷的

寫實作品。

在教書幾年之後,他選擇了到東京去學習聲樂。當時一家人在東京

,呂赫若同時在出版社上班編字典,也在劇場工作,還參與東寶劇團

演出。音樂和戲劇的活動與演出之餘,他仍然積極地閱讀,而且不斷地

鞭策自己寫作,堅決要走文學的道路,在留學兩年之後,1942年,

呂赫若因肺病返台,居住在台北士林。

音樂會獨唱時穿著燕尾服的呂赫若,節目單還是寫著呂石堆本名.

而1940年初期的臺北正是生氣蓬勃的時候,他一回來即加

入了臺灣人張文環主編的《臺灣文學》陣營,和日本人西川滿

主編的《文藝臺灣》形成競爭的態勢;他擔任《興南新聞》的記者。

其後亦參與作家張文環、音樂家呂泉生所組成的「厚生演劇研究會」,

熱衷於舞台劇的編寫與演出。 呂赫若在戲劇、音樂與文學各方面,

才情橫溢,曾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1944年,他出版了小說集

〈清秋〉,收錄〈鄰居〉、〈財子壽〉、〈石榴〉、〈合家平安〉、〈廟庭〉、

〈月夜〉、〈清秋〉。後來,他進入興業統制會社電影公司,一邊上班、

一邊創作,認識前來應徵的蘇玉蘭女士,日後成為他的紅粉知己,

兩人也育有一子一女,元配不以為杵。

喜愛小孩的呂赫若,和元配林雪絨(左一)生有六子三女,1949年8月攝於台北,照片中第六子尚未出生,四女在五歲時夭折,呂赫若悲痛不已。

1945年8月,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呂赫若無比熱情地歡迎新時代,

他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台中分團籌備處股長,以善盡知識份子

的社會責任。除了在建中北一女當音樂教師,在中山堂舉行演唱會外,

他認真學習華語,用中文創作小說,發表〈故鄉的戰事〉、〈月光光〉

等作品。然而,政策不良,時局板蕩,呂赫若逐漸發現,與強權的

對抗尚未結束。 1946年,他擔任一份敢於直言批判的媒體

(人民導報)的記者。 1947年,呂赫若在(台灣文化)發表其

最後一篇作品(冬夜)。(冬夜)以日治末期至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為

舞台背景,透過一名女子的淪落與悲運,描寫當時台灣社會經濟惡化、

官僚貪污、民生凋敝等社會問題,並預言了一場社會風暴即將來臨。

。很不幸地,2月底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呂赫若和許多青年

走入地下抗爭行動,他們遁逃到臺北縣石碇附近的的鹿窟山區,

持續抗爭。不幸,1950年在山村的黑夜中被毒蛇咬死,時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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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台三線旁的北埔鄉,早已為懷舊遊客所熟悉。如果沿著

台三線繼續往南走,左手側即可進入峨眉湖風景區,湖邊有

宗教團體設立的大彌勒佛像。至於峨眉國小所在的峨眉老街呢?

就在還沒抵達峨眉湖入口前的台三線右手側,有座加油站,

站旁小路開車上坡,即達山城峨眉老街,峨眉國小在老街右邊,

左邊有間傳統餅店,風評還不錯。峨眉老街很奇怪,幾乎已無

老建築,或許峨眉子弟在外打拼有成,戶戶改建洋樓。老街前頭

也有店家在賣湯(炒)粄條(合粉)。繼續往前驅車繞過峨眉國中,

又可回到台三線。

http://blog.udn.com/a102753325/489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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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命定論者與紅色青年

--淺談冷酷又熾熱的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

潘薇綺

版權所有潘薇綺

文學思想的基調:

呂赫若文學作品中揚溢著一種詩般的意境及音樂般的節奏,並帶有一種肅穆的、抒情的哀愁,亦即「客觀歷史呈現」和「主觀感情發抒」的兩面性的結合。(呂正惠 殉道者—呂赫若小說的「歷史哲學」及其歷史道路)他有關詩歌的史觀可謂反映在他的小說中,他認為「從詩歌的史觀看到,詩絕不是脫離客觀現實的東西...」不只是屬於「觀念界」「幻想界」的事物,更是屬於「現象界」「經驗界」,是對生活的描寫。(關於詩的感想)他曾批評其時代的文學青年所掛記的是做文學工作的自己,而忽略文學的本身,並提出「樸實地執著要從事真正的文學,沒有虛榮的自我滿足,窮其一生都要努力探究文學的人...屬於進步的..」亦即鼓勵青年從「生活中出發」,做一個能掌握住藝術、文學本質的進步的人。(兩種空氣)呂赫若的文學生涯非常短暫,一般研究者為了方便討論,多以分期方式來概括其作品風格的轉變,較為細緻的分期方式當推林至潔所寫〈期待復活—再現呂赫若的文學生命〉其劃分如下:〈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以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角度看殖民地及半封建社會的矛盾。

一九三九~一九四一:留學日本,觀察焦點由農村婦女問題轉移到都市婦女問題。

一九四二~一九四五:日本皇民化運動時期,收斂左翼批判精神,轉而集中於對封建家庭中婦女地位問題的探討。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嘗試使用中文創作,一方面批判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一方面對戰後國民黨政策進行嚴厲的抨擊。

一九二九年,「台灣民眾黨」在第三次大會後開始左傾,一九三一年,「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階級性社會運動展開大檢舉,台灣社會運動遭到嚴重打擊,呂赫若處在這樣的思潮與政治環境下,思想逐漸傾向左翼,一九三四年寫了第一篇小說「牛車」,在日本的《文學評論》發表,這篇小說是最典型的殖民文學,同時批判日本殖民地的父權與台灣封建男性的父權。在這一階段女性議題已形成其創作的基調,他以女性為中心,點出台灣社會幽暗腐朽的一面。

一九三九年,台灣的寫作環境惡化,他東赴日本學習聲樂,曾有一年多的舞台生涯,後因病作罷。在這一段皇民化的過渡時期,其作品《清秋》〈山川草木〉〈風頭水尾〉表面看來似乎被迫配合官方政策,但研究者以為他是以審慎的寫作技巧,通過台灣總督府保安課的思想檢查,實際上每篇作品都是以含蓄、影射的手法,對皇民化運動表達相當程度的抵抗,與早期的左翼批判意識是異曲同工的,這些表面上被解釋為皇民文學的作品,可能記錄的是日據時代末期,走出小布爾喬亞城市,重新踏上荊棘之路的左翼知識份子,透過勞動改造,在「皇民」的偽裝下,努力朝向「人民」轉化的一部心靈秘史,它的「背後」,它的真實訊息,是引人深思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後,他開始用中文從事小說創作,足證他繼續走文學道路的決心,這段時期,他一面全力嘲弄、批判皇民化運動期間的社會怪現象,並暗諷國民政府在台推行的國語政策,暴露國民黨政權的帝國主義性格。

值得注意是,呂赫若以女性命運反照台灣歷史命運的創作手法,是切入其文學作品思想時重要的線索,無論是受封建體制或殖民制度壓迫的是女性,或是具備自主意願的女性的生命經驗,是殖民地台灣所穿越的歷史道路。這種透過女性議題所表現的追求自主〈婚約奇譚〉或自我放逐〈山川草木〉的精神,較諸死亡更具雄辯與抗議的意味,也代表呂赫若追求恢復主體性的意志。

社會構圖與殉道者:

歷來研究者將呂赫若界定為社會主義作家,在於呂氏曾言及有表現價值的東西,經常與一定社會階級之「必要」相結合的生活情感,而「如果文學要忘卻社會性與階級性,我們就必須要將藝術史全部燒毀」(舊又新的事物)。界定呂赫若為社會主義作家的另一個理由,來自對他作品的分析,首先,他經常用竹林、相思樹、甘蔗田來舖陳鄉村情景,很多思維的轉折、感情的波動以及悲哀與醜陋,都在這些場景中展開、進行並完結;其次,他所描寫的多是農民、百姓、地主、女人、男人、知識份子的各種命運,他筆下的芸芸眾生,率皆迫於農村經濟與時代形勢的條件,無可避免的走入歷史的「宿命」之中,他對歷史的「命定性」表現相當大的無力感,但也相信群眾力量是唯一可以擊敗令人無可奈何的歷史因素,在這樣的信念下,他毅然投身社會主義運動,於一九五一年在「鹿窟武裝基地事件」中英年早逝,以三十八歲的年青生命,做了自己信念的殉道者。

討論問題:

由日本殖民者所主導的殖民地物質生活、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字等文化方面的改造,以及殖民者刻意營造的空間結構與空間意識的轉變,使日據下的台灣人民逐漸疏離自己的傳統和生活方式,精神上流離失所,造成被被殖民者傷害性的失落感,也造成被殖民者歷史認同與自我認同的危機感,這種失落感、危機感與雙鄉心理在意識上的重疊交錯,是否可視為台灣在現代化歷程中的特殊現象?這個現象是否是台灣主體性建構碰壁時心理機制的自然反應?是否有必要將之視為全球性殖民地文化心理變遷的一環?
呂赫若對童養媳風俗愛惱交加的論述,以及由女性命運切入對殖民統治與父權社會的批判〈婚約奇譚〉,和自我批判自我撻伐的思想,與巫文福〈首與體〉中所呈現的在首與體的對立下,知識份子輾轉於內地與本島、開化與野蠻、理想與現實、自我與傳統的矛盾所呈現的浪漫的頹廢意識如何對照思考?http://enews.url.com.tw/enews/20518
參考書目:

葉石濤 《台灣文學史綱》 台北:文學界,1985,再版1991

《兩岸文學論集》

游勝冠 《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 台北:前衛 1996

施淑 《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 台北:前衛 1999

陳芳明 《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 台北:麥田 1998

呂赫若著 林至潔譯 《呂赫若小說全集》 台北:聯合文學 1995

張恆豪主編 《台灣作家全集》〈呂赫若集〉 台北:前衛 1994

陳映真等著 《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 台北:文建會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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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暗示日本裁判不公

〔記者王善嬿/嘉市報導〕電影「KANO」引爆台灣棒球史熱潮,有網友發現嘉義市府西元一九九七年在棒球場設立「威震甲子園」銅雕,內容指出是因日本怕嘉農棒球隊打敗地主球隊,台灣嘉農才被迫政策性屈居亞軍,有暗示日本裁判不公疑慮,遭批內容很洗腦如老蔣、小蔣時代的愛國作文,如同把輸球責任推給日本,不過也有網友認為可能真有此事而引發筆戰。

嘉市府:當年氛圍記錄

「威震甲子園」銅雕與另一件「七虎耀諸羅」是十七年前棒球場新建廣場時設置,由林憲德、鍾邦迪共同創作,說明嘉農威震日本事蹟及紀念嘉義市七虎隊拿下遠東區冠軍,市府體育場長李淑貞指出,年代久遠銅雕內文由來不可考,雖然時代更迭,現代人看了有不同解讀,但這代表當年社會氛圍的記錄,市府都給予尊重。

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的電影「KANO」,將日籍教練近藤兵太郎帶領由漢人、日本人及原住民組成的台灣嘉農棒球隊,在八十三年前打進日本甲子園獲得亞軍,並贏得「天下嘉農」美譽的故事搬上大螢幕,掀起國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熱潮。

眼尖網友發現,嘉義市棒球場廣場設置的「威震甲子園」銅雕提及嘉農獲得亞軍一事,是因日本見勢緊張惶恐,深怕地主隊被台灣嘉農打敗會顏面盡失,我方在各方壓力下,被迫政策性屈居亞軍。

網友指影射應提出證據

網友認為嘉農的確很強,但將當年打甲子園只得亞軍說明成有裁判不公等壓力的影射,有如在洗腦,如果被日本人看見很丟臉,還有人附和整篇說明很像兩蔣時代的風格,認為如果是政策性輸球,應找出日本政府介入的證據。

不過也有網友揣測日治時代可能有地主優勢、愛國裁判等情形,認為銅雕說的也是部分事實。

企業請家扶童看KANO

另外,阿里山精品國際公司董事長楊琳昨在嘉年華戲院包場,請嘉義家扶中心30名扶助學童看KANO,楊琳勉勵學童要跟戲中主角一樣,不要被弱勢家境打敗,相信自己永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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