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孔邁隆Myron L. Cohen美國人類學家/「將美濃引進國際學術研究的殿堂」一口流利客語，為美濃鎮公所首位頒發榮譽鎮民證書的外國人 更是1960年代後第一位以臺灣漢人社會下 美濃地方客家宗族與家族經濟運作方式為題進行研究的學者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tXuU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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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達明：《台灣本土史學的建構與發展 (197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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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思想》第16期《臺灣史：焦慮與自信》。

引言
這份研究旨在探討近三十年來台灣史學的崛起與演變。在此，我們將「台灣本土史學的發展」視為一種思想解放的過程，即一群學者和台灣體制外的異議人士，為了重新思考台灣海島社會自身的現實和歷史經驗，試圖破除中國國民黨所強行灌輸的中國傳統史學。
我們知道，國民黨1945年後在台灣實施的中國化政策，使得像「台灣史」或是「台灣研究」這類的專有名詞，直到1970年代以前都被驅逐於學院殿堂之外。唯有歸屬於中國文化者才受到重視，並在學術場合及書刊裡擁有發言權。的確，當時的國民黨憂心福爾摩沙人民的「中國意識」和「愛國情操」為台灣的殖民經歷所扭曲；50年的日本殖民時期(1895-1945)，從精神到生活的許多層面，都對蔣介石政府接手的這塊土地有著持續而深刻的影響。透過將教育徹底工具化，國民黨以超過40年的時間致力於在台灣推動一套無孔不入的中國國家主義，其中一項便是確立中文為國家官方語言。在共產黨1949年於大陸取得全面勝利翌日，國民黨必須正當化將國府遷移至台北的舉動，這套有效控制島民的政治宣傳手段，即順理成章為反攻復國的大業服務。誠如艾茉莉(Fiorella Allio)所說：「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當務之急是讓各地方縣市共同承擔反攻大陸的任務。然而地方不單是被迫去執行這個目標，重點在於為了成為一個忠貞愛國的中國人，這套威權的思想教育要他們遺忘自己的地方認同，即拓荒精神和日本殖民長久下來烙印在島民身上的歷史刻痕」[1]。
正是為了和這份地方認同及歷史經驗再次相聯繫，1970年代國民黨政府民主轉型之際，一批台灣的研究者和歷史學家便開始嘗試在正統史學的教條之外，對台灣的歷史及文化傳統進行重估和重新定義。在此，我們將分析這些學者們建構論述的方式，他們如何面對國民黨國家主義的意識型態並自我定位，進而從多樣性和政權輪替的角度梳理台灣的歷史脈絡。我們所關心的，不只是歷史事件的還原，更是歷史詮釋的問題。台灣歷史近三十年來的重新解讀和重寫是依循著什麼樣的知識結構？這個新的「台灣史」是針對什麼而來？透過哪些理論工具的掌握，才使得「台灣史」在科學上和體制上被承認為一門學科？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將集中探討近三十年來受到台灣歷史學者們重視的三層思考：1.重新思考台灣成員在族群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多樣性；2.闡明日本殖民時代和台灣現代認同成形之間的關聯；3.試探本土史學在理論體系和方法學上成立的條件。

一、重省台灣族群文化的多元性格
重回地方脈絡
如果說，在海外從1950年代就有反駁國民黨論點的「異端」台灣史學[2]，台灣則是直到1970年代起，才由一些台灣學者們(陳其南、陳秋坤、林滿紅等)邁出史學上與正統論述決裂的第一步。他們的思考方式，在所謂當時的「先天」環境來說，是很有創造力的：它試圖相對化中國國民黨的大中國意識型態所傳輸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概念；而這個政黨，誠如我們已經簡短回顧過的，從1947年以後，便蠻橫地壓抑和邊緣化台灣的在地文化及其傳統。
這個歷史時刻首先與學術界的世代交替有關。一批因留美深造而受到美國漢學界影響的學術新銳[3]，這個時候開始關注清朝年間(1683-1895)台灣的社會變遷。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去實踐那些從西方社會科學引進的、新的研究方法的機會，並據此逐漸取代中國的實證主義傳統以及由胡適(1891-1962)和傅斯年(1896-1950)所代表的「史料學派」[4]。
儘管學術新銳對於台灣在地現實的關注逐漸高漲，這塊研究領域本身卻仍舊無法擺脫地方史或是「方誌」的中國範式，而只能從中國整體去掌握地方的現實意涵[5]。在學院裡，台灣史終究只是中國史的一個分支而已[6]。即使像許嘉明和陳紹馨開創性的人類學工作指出台灣自從清朝就經歷了迥異於中國南方及東南方省份的文化和社會進程[7]，可是在聲討台灣差異性的主張仍被國民黨的審查制度全力打壓的年代，去駁斥國民黨為了保有權位而紊亂歷史和文化的事實，無疑是困難且危險的。
「濁大計畫」與海島社會的「本土轉型」
1972年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展開的「濁大計畫」，便標定了一個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轉向，著重在清代台灣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這個計畫聚集了歷史、地理、人類學、社會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主要探討台灣中部濁水溪和大肚溪匯流地帶文化和社會環境的歷史演變。作為當年參與計畫的成員之一，陳其南的研究便呈現了台灣漢人內部的族群差異：台灣海島型社會的亞族群或亞文化特質，就好像錯綜複雜的歷史沉積一般層層堆疊[8]。同時，陳其南也試著界定台灣社會如何在這段期間逐漸轉型為「土著社會」，從而在社會文化的一些性格上擺脫了早期的「移民社會」[9]。
這個台灣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陳其南稱之為「土著化」。在當時的學術界，這個專有名詞是具有革新意義的，它將清朝年間台灣社會和文化的演變概念化，並反對由史學家李國祁早先提出、較符合正統論述的「內地化」的說法。透過分析17世紀以降台灣島漢化以及與中國大陸同化的漫長過程，李國祁認為，滿清政府已然把台灣統馭在與整個滿清帝國中央／邊陲的關係模式底下並無二致的一部分[10]。
站在這種與正統歷史詮釋的對立面，陳其南則著重在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斷裂和不連續性。他的研究工作不但突出了台灣歷史經驗的多樣性，也因此重新質問了戰後國民黨以本質主義與同一性的觀點所鼓吹的漢人認同。
台灣中心史觀的概念化
1980年代的10年彷彿政治社會劇變的紀元，尤其反映在對台灣自身國族情感的逐漸成熟上。誠如我們以下所要分析的，如果說這份國族情感萌芽於日據時代，這一次它則要徹底撼動台灣從屬於一個「大中國」的迷思，而使得國民黨不得不採取柔化的政策和適應時代的調整。這整個深層轉變的起源可由外在和內在兩方面來解釋：從1971年起中華民國和美國之間外交關係的惡化，以及伴隨而來的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政治正當性的危機，又因為它脫離了歷史的和當代的現實，而再也無法以一個代表中國大陸的政黨自居。
台灣史的價值重估工作在透過新的歷史敘事模式(口述歷史、歷史散文)而展開的同時，這些集體記憶和社會想像的載體也照映出另一個不以中國為依歸的政治團體，另一道特殊的歷史軌跡。一個正當的、自主的「台灣意識」從此對立於一個被認為是霸權的、奴化的「中國意識」。誠如社會學者蕭阿勤，其對於台灣文化國族主義的研究直到今天仍有卓著的貢獻[11]，便注意到1980年代初反國民黨的黨外運動[12]，尤其是在高雄事件(1979)後的風起雲湧，意謂著一種普遍的趨勢，試圖以台灣歷史的政治化翻轉戰後國民黨所掌控的歷史工具化。至此，關鍵在於能夠自主地肯定台灣的特殊性。
為了捍衛自身的動機，這場抗爭重新詮釋了台灣的歷史。由是，黨外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把自己比做是與日據時代(1895-1945)台灣菁英合為一體的政治連結。如同後者曾經在政治上力圖擺脫日本殖民主的枷鎖，這些黨外菁英也必須對抗一個與先前日本人並無二致，切斷了島嶼和外界聯繫、顯得像是一種怪異的外來政權的、權力極大化的國家主義政體。這場體制民主化的抗爭成果，便因此取決於對抗日政治運動的限制和失敗的批判性分析[13]。
於是，在一篇刊載於1983年9月《台灣文藝》的文章裡，歷史學者鄭欽仁提出了「台灣主體性」的歷史概念。對他而言，關鍵在於能以台灣人民的觀點敘述台灣的歷史，同時使其回歸世界史的進程內。史學的工作必須貼合的是海島自身的現實，而不是一個在地方傳統和現實的對蹠點上、理想的但也是虛構的、中國的幻象[14]。
原住民的援用：重新考察歷史的漢人中心主義
前文提及過的陳其南的論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鄭欽仁所主張更完整理解台灣自身現實的歷史觀點相契合。然而在當時，即使這些論點並非衝著國民黨的意識型態而來，卻也無可避免地去檢視這個意識型態的基礎。在1980年代期間，一些台灣歷史學者(陳芳明、林濁水等)便將這些論點轉化為批判工具[15]，同時，台灣族群文化成員的價值平反也被視為一種主要手段，去對抗作為國家主義政權在台灣合法化基石的漢人國族主義[16]，從根本處推行台灣的民主。
於是，在當時，許多台灣的研究者便致力於修復長久以來在這座島嶼上被不同體制摒除在外的台灣原住民史。誠如蕭阿勤所強調的，此一舉動必須被理解為一種批判黨國體制的隱語：在整段過去的歷史裡，台灣漢人對於原住民的巧取豪奪，與1947年後外省人之於本省人的對待方式如出一轍[17]。為了以多元性的尺度重新思考台灣的文化認同，並依此制衡漢族中心主義在台灣的統攝力量，比如林濁水便專注在河洛人和平埔族之間的同化現象和對彼此的文化適應，將它描述為一種在台灣認同上特殊的黏著體[18]。

二、日本殖民時代與台灣現代認同之成形
殖民化與近代化
自1980年代初期起，為了與學術領域中中國歷史的權威地位抗衡，重新評估日本殖民時代(1895-1945)的歷史定位也成為一項關鍵舉動。歷史學家們如：吳密察、黃富三、黃昭堂、楊碧川(高伊哥)、李筱峰與陳芳明[19]，都因此試圖擺脫中國意識型態的專橫勢力，並探討關於日本文化在台灣現代認同形成中的影響，面對「台灣意識」崛起而帶來的衝擊。此一思考，使得我們能夠在面對當時如此敏感的議題，以更全面的方式關注殖民化與近代化在台灣的關聯。台灣現代性的到來應歸功於誰？這一問題成為1983年時兩位歷史學者高伊哥與戴國煇之間論戰的依據，前者將台灣近代化的努力歸功於日本人，尤其是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Goto Shimpei，台灣任期自1898至1906)，而後者則認為應將功勞歸屬於滿清台灣巡撫劉銘傳(島內任期自1884至1891)[20]。
抗日運動：詮釋上的分歧與角力
在1950與196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人武裝抗日運動[21]由國民黨的意識型態操作成一種持續式的英雄對抗，以力求中國國族主義降臨台灣，或者更一般地來說，是為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國族主義式的用語旨在頌揚「台胞」抗日的愛國情操，彷彿他們在當時即為了保衛中華民國而奮鬥，可是中華民國在1912年之前卻還未存在！然而，如同李筱峰所闡明的，歷史分析更傾向於去論證在第一階段的武裝抗日活動中，這些各方領導者還未完全地從滿清皇朝遺續的模式中獨立出來，也並未提出一套具體的國家社會計畫好輪替殖民統治[22]。
此外，國民政府的官方歷史記載總是掩蓋日本對於台灣自治文化的催生角色，從未闡述1920年[23]以後島內政治社會運動的極其複雜。為著意識型態的操作，國民黨只想將其視為繼1911年國民革命與1919年五四運動的延續。事實上以當時文學創作的表態來看，即可得知台灣菁英界已普遍意識到和中國大陸不同的政治命運[24]。如果文學作品經常在字裡行間倚仗自己與中國文化的直系血統，是因為後者提供了可能性，可於象徵的層次自日本殖民者的桎梏解放出來。這種將中國文化繼承擺在首位的文學表達，其實非關於在台灣的中國國族身分的政治肯定或請願，而主要是一個象徵的印記，藉此劃出移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辨別界線。再者，這些台灣菁英份子並不希望被排除在決策權力之外，他們力圖的是在島上的政治影響與自治，但不追究殖民統治的行政依據。因此，他們的對抗並不能過於簡略地等同於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共和政體理想，後者在20世紀初所作的努力是為了追求中國國家統一。
歷史意識與社會構想
誠如艾茉莉所強調，本省人與1949年後大量來台的外省人，兩者之間的日本經驗是不一樣的[25]。國族主義的歷史虛構僅充滿著對昔日日本帝國主義敵人的憤恨，從來沒有衡量這之間存在的經驗差異。可是，就好比梅麗莎‧布朗(Melissa Brown)與荊子馨(Leo Ching)兩位學者所指出的，日本為台灣各個領域的現代化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教育、健康、金融、公共衛生、道路的基礎建設等等)，這方面的貢獻為一個原籍不一的島嶼居民培育了歷史意識與社會構想，因此造就了島上「泛台灣」身分認同的首度展現，並且加強了所有台灣人關於歷史共同經驗的意識，而有別於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上的歷史經驗[26]。

三、本土史學的方法論和推論工具
學科上公認的國家歷史建制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有系統地記載台灣歷史的努力可追溯至1948年，國民黨成立台灣省通知館之際，一年過後改稱其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7]。由周憲文所創辦的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也投入了多種領域的資料搜集工作(人口統計學、經濟學、地理學等等)一直到1970代末。不過，在國民黨政權下，這些關於台灣的史學工作僅局限於原始資料的搜集，而沒有真正地著力於資料分析與詮釋。
自解嚴以後，各式限制言論自由的法令鬆綁，1990年代整個10年期間，大量的公私立社團皆積極地貢獻於編訂出版的工作，並贊助各種關於台灣歷史研究的計畫。學術界也同樣地試圖賦予台灣史的建制基礎。終於1993年，中央研究院設立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且由國家科學委員會與美國魯斯基金會(Luce Foundation)補助。
1997年6月，「認識台灣」的教科書改革方案通過，更進一步地完善台灣歷史的建制化。面對國民黨與新黨的保守派強烈抨擊，此方案計畫將三冊「認識台灣」教科書引入國中三年的課程，分別介紹台灣社會、地理與歷史，確實地考量知識與意識型態的抗衡而強調「讓歷史回歸歷史」[28]。傑出的歷史學者黃秀政在新的歷史教科書中依次回顧：17世紀歐洲人在台灣的影響，鄭氏治台時期(1661-1683)[29]，清領時代(1684-1895)，日本殖民統治(1895-1945)，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30]與1950-60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同樣篇幅的章節逐一描述這些從未傳授給台灣孩子的史實，如今終能於台灣的土壤上深根。
台灣史的內省：邁向本土史學
今天，歷史學上有一個新的變動，是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張隆志、吳叡人、劉士永等)所體現出來的，力求台灣史的自身思考與內省的工作。藉此探詢建立「台灣本土史學」的可能性與條件，賦予此一史學專屬的推論與方法學的系統，而非臣服於傳統中國史學的典範，也非受西方思想模式的約束。
此工作進行之困難，因為研究上須避免落入本質主義與文化本土主義的危險。問題在於，研究台灣史學該掌握何種思考與分析的工具才能使其如實呈現，而無須棄絕原先提供它養分的外在資源，也無須在解讀過去時，冒著由和被外界設限的危險？又該如何解碼與轉化這些(專屬台灣的)一定背景裡的特殊性，並依循一個於它確切的論調，但同時又能保留一個交互背景的歷史對話空間，亦即和其他地理文化面向對話的空間[31]？
替代性敘事方式之探索：後殖民主義尺度下的台灣經驗
歷史學家張隆志，近期發表了關於後殖民理論的重要研究，試圖理解是否這些理論無法為以上問題帶來解答[32]。他認為，台灣史學的體系化目前依然不足，並依此提出他的建議，台灣史學體系化必然得透過替代性歷史敘事方式的探究，後者能夠幫助史學家重新思考台灣現代性，外於西方思想中的歷史觀點，而能夠擺脫政治性斷代分期的刻板約束[33]。譬如女權在台灣的進展，工人的歷史，或者是社會的低下階層，並不僅止於某一特定政體，而是涉及所有時代，自其初始的那一刻，在社會層面上有組織性地呈現於島內之時。
基於此一層面，幾位歷史學家(林滿紅、翁佳音、吳文星、黃富三，等等)於1990年代已試圖找出解決此複雜問題的方法，同樣地，這些研究方式可超越島內歷史上連續的各個政體，與突顯長期的經濟與社會演進。例如吳文星認為，在日據時期，一位台灣菁英的活躍思想即呈現出地方仕紳領導階層於滿清政府時期養成之延續[34]。翁佳音的研究工作也是接近這一型的先鋒。事實上，自1986年起，翁佳音即企圖從社會歷史的角度來建立，介於滿清時期與日據初期時，土匪在台灣所扮演角色之延續性[35]。
整體來說，張隆志的研究論文指出的是，經由相繼地探尋各種可能性，去對照各個相關聯的問題意識、排列置換和觀點的多樣化，台灣的歷史學者即能於未來，跨越時間與空間，嘗試接近那些似乎無法相衡量的歷史經驗，並且，相反地或許能從中發現，由於相互的含義，它們的交會更可闡明彼此。無論是哪一方的帝國主義(滿清、日本、歐洲，等等)，分析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於其中的運作機制，可更加理解台灣歷史，同樣地台灣歷史也能幫助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這些機制運作……[36]。

結論
本文於上詳述了，在台灣本土史學傳統建立過程中的重要指標階段，自1972年起始的「濁大」計畫，一直到2004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台灣史研究所。每一階段皆能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背景，各自傳達其在時間點上的不同之處：對於官方歷史所掩蔽的地方研究的再關注；將集中於台灣的歷史觀點概念化的意願，而能忠實反映有別於中國的多政黨共同體；終結大中國、國族與民族意識型態的需求，此意識型態的目的僅在鞏固漢族在台灣的絕對權力；豐富的公私立社團旨在努力建制岀學科公認的國家歷史；最後，則是對於建立專屬的史學傳統之各個可能的思考。
當代的史學研究工作總是與社會變遷在一種相互影響的作用之中，前者根植於後者，並企圖闡明其理。民主轉換階段與台灣人民自決之嚮往解釋了1980年代由台灣史學所帶起之轉折點，其敘事方式漸次地擺脫地方史的範疇，進而逐步地趨向國家歷史的類型。今天，這個國家歷史的發展勢必要面對中國潛在高漲的領土完整收復主義，以及在這個全球化的空間中找到它的位置。
[1] Fiorella Allio (艾茉莉)著, “Démocratisation et processus électoral à Taiwan,” 收錄於La Chine et la démocratie (Paris: Fayard, 2007), P.-E. Will (魏丕信), M. Delmas-Marty合編, p. 751.
[2] 見《憤怒的台灣》，蘇新著(台北：時報文化，1993)；《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著(台北：草根文化，1998)；《台灣，苦悶的歷史》，王育德(台北：自立晚報，1993)。
[3] 冷戰時期，無法進入中國大陸的美國學者們都聚集到了台灣。對他們而言，台灣就像是華人世界的一座觀測站，許多在大陸毛澤東體制底下遭到損毀的傳統都在台灣存續著。Myron Cohen (孔邁隆)、Emily Ahern、 Arthur Wolf (武雅士)、Johanna Meskill、Harry Lamley (藍厚里)、Raymond Myers (馬若孟)等人便在1970年代提出關於中國和台灣社會、在人類學和歷史方面的重要研究。
[4] 關於「史料學派」，請參閱拙著“Où en est la pensée taiwanaise ? Une histoire en constante réécriture ,”收錄於Anne Cheng (程艾蘭)編, La Pensée en Chine aujourd’hui(Paris: Gallimard, “Folio Essai ,” 2007), pp. 330-338；關於史學通論以及1945年到今天台灣歷史方法論上的辯論，參閱《史學方法論》，杜維運著(台北：華世，1979)；《台灣史學五十年》，王晴佳(Edward Q. Wang)著(台北：麥田出版，2002)；《新史學之路》，杜正勝(台北：三民書局，2004)。
[5] 參閱Emily Ahern與Hill Gates (葛希芝)合編，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6] 參閱〈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陳紹馨著，收錄在其著作《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1979)，頁1-7。
[7] 見〈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許嘉明著，收錄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季刊》，第36期(1973)，頁165-190；《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陳紹馨著，頁495-520；《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建立及其結構》，陳其南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8] 清朝年間的台灣，除了最早的一批來自南洋群島的住民之外，我們可以將移民來台的漢人區分為兩個主要的語言和文化族群：來自廣東東部的客家人，以及原籍福建南方的河洛人。不過，這種概括的圖示遠無法道盡台灣社會和人類學實質上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於是，在這樣的區分之外，還得再加上河洛人內部，儘管同屬於一個語言文化的總體，但是基於祖籍的不同，又分裂成兩個敵對的族群，一者歸屬於福建南方的漳州縣，另一者則屬於泉州縣。在後者成員佔多數的地區，還可以觀察到另一種規模較小的細分，按照在大陸的「鄉」和宗教聯繫為集結方式。參閱“Subethnic Rivalry in the Ch’ing Period,” 收錄於Emily Ahern與Hill Gates (葛希芝)合編，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pp. 282-318.
[9] 參閱《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陳其南著，台北：允晨文化，1987，頁91-182。
[10] 我們可以在其著作《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使所，1982，詳見頁168-199) 找到李國祁對於「內地化」政策完整的思考。
[11] Hsiau A-chin(蕭阿勤) ,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 is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Hsiau A-chin, John Macmillan (梅約翰)主編,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huhua(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2] 關於台灣的黨外運動，請參閱Samia Ferhat-Dana著, Le Dangwai et la démocratie à Taïwan: Une lutte pour la reconnaissance de l’entité politique taïwanaise, 1949-1986(Paris: L’Harmattan, 1999).
[13] 參閱 Hsiau A-chin, “Crafting a National History,”收錄於其著作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pp. 158-159.
[14] 見〈台灣史研究與歷史意識之檢討〉，鄭欽仁著，收錄於《台灣文藝》，第84期，1983年9月，頁7-17。
[15] 參閱《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陳芳明著(台北：敦理，1988)，頁223-234。
[16] 這是一股一舉兩得的態勢，因為它同時檢驗了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型態，這兩者同樣都從國族主義的源頭汲取養分，來正當化漢人在台灣的領導權。在此，國族主義應被理解為一種同化主義的論述，去合法化一個從單一個人到各別群體都同歸於一個族群文化親屬的政治實體，同時與領土和國家論述並舉。關於此概念在台灣的使用方式，請參考Gunter Shubert(舒根德), “L’émergence d’une nouvelle nation? Le discours sur l’identité nationale dans le Taiwan de la fin du XXe siècle,”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 52(mars-avril 1999), pp. 58-70.
[17] Hsiau A-ch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p. 162.
[18] 參閱《瓦解的帝國》，林濁水著(台北：前衛，1991)，尤其〈福爾摩沙〉一章，頁1-10。
[19] 這些都是非專業的歷史學家。台灣史發展的其中一項特點即是，通常先由民間歷史學者挖掘起草(這裡僅列舉三位，例如，陳芳明、曹永和、李筱峰)，之後才逐漸為公眾與學術界所認可。由於身處學院體制之外，他們便無須為權力中心服務而擁有論述自由。
[20] 關於此論戰之沿革，以及今天因此而起的台灣史分期之相關問題，請參閱〈劉銘傳、後藤新平與台灣近代化爭論─關於十九世紀台灣歷史轉型期研究的再思考〉，張隆志著，收錄於國史館主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第二冊(台北：1998)，頁2031-2059。
[21] 今天，台灣的歷史學者一致地將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反抗運動史區分為兩個時期：第一階段為武裝抗日運動，自1895至1920，第二階段自1920至1937，主要為政治與文化上的溫和運動，希望藉由在合法範圍內的反抗而被理解。
[22] 參閱《台灣史100件大事》，李筱峰著(台北：玉山社，1999)，頁97-124。
[23] 參閱Hsiau A-ch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p.160.
[24] 文學作品顯示出，正因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居民感到遭受中國大陸的孤立與拋棄，而從此必須面對他們自身的政治命運。請參閱《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著(台北：遠景出版社，1977)。
[25] Fiorella Allio(艾茉莉), “Démocratisation et processus électoral à Taiwan,” p. 743.
[26] 參閱Melissa Brown, Is Taiwan Chinese? The Impact of Culture, Power and Migration on Changing Identities(Berkl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Leo Ching (荊子馨),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 (Berkl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27] 此文獻委員會第一個重要計畫即是楊雲萍在1948年所介紹的38冊《台灣省通誌稿》的編纂計畫。接下來的一年，委員會於各縣市設置辦公室以便全面檢核台灣各地方的編史。源出此計畫的出版品即為《台灣文獻》。請參閱Ann Heylen(賀安娟)，“De l’histoire locale à l’histoire nationale. La difficile institutionnalisation d’une historiographie taiwanaise,” Perspectives chinoises(神州展望) n°66( juillet-août), pp. 41-54.
[28] 關於此改革與其所引發之論戰的完整紀事，請參閱〈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王甫昌著，收錄於《台灣史研究》期刊，第八卷第二期(2001)，頁145-208；Stéphane Corcuff (高格孚), L’introspection Han à Formose. L’affaire des manuels scolaires ‘‘Connaître Taiwan’’(1994- 1997), Etudes chinoises (中國研究), vol. XX, n°1-2(printemps- automne 2001), pp. 41-84. 作者高格孚另寫作一更為完整的英文版本：“History Textbooks, Identity Politics, and Ethnic Introspection in Taiwan : The June 1997 Knowing Taiwan Textbooks Controversy and the Questions It Raised on the Various Approaches to Han Identity,” in Edward Vickers and Alisa Jones, History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 Asia(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5), pp. 133-169.
[29] 鄭氏家族治台起始於1661年，於武裝海商集團首領鄭成功驅除荷蘭人離台後，結束於1683年，其子鄭經雖於此間在台灣建立起獨立的王國政權，最後仍投降滿清，自此台灣納入大清帝國版圖，並劃分漢人移民與未歸化於漢的原住民居住區域。請參閱John Shepherd(邵式柏),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dford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社會留下一個深刻的傷痕，必須理解這是島民們對於國民黨潛伏不滿的抗爭結果，1946年國民黨抵台後，一直在島內表現地如同真正的開墾移民者，一定程度地壟斷當地的商業交易。由於一場販賣私煙婦人與國民黨查緝員之間的紛爭並造成一位路人的死亡，1947年2月28日，為國民黨的勒索與腐敗所激怒的島民群起反抗。今日由官方估算因二二八事件犧牲受難的人數介於2萬至3萬人之間。請參閱《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張炎憲、李旺台與楊振隆主編(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6)。
[31] 在此新的史學潮流，最近一本十分具指標性的著作便企圖闡述這一類型的問題意識：《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吳密察與若林正丈主編(台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4)。
[32] 參閱〈後殖民觀點與台灣史研究：關於台灣本土史學的方法論反思〉，收錄於《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柳書琴、邱貴芬主編(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359-383。
[33] 參閱〈殖民現代性分析與台灣近代史研究：本土史學史與方法論芻議〉，收錄於《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吳密察與若林正丈主編，頁133-160。
[34] 《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吳文星著(台北：中正書局，1992)。
[35] 《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 (1895-1902)》，翁佳音著(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
[36] 正是基於這般的意圖，鄧津華 (Emma Jinhua Teng) 寫作此一傑出作品，探討台灣的感知認識如何為滿清帝國影響演變。參閱Emma Jinhua Teng (鄧津華),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特別是作品中的引論與結語的精采論述“On the Impossibility of a Postcolonial Theory of Taiwan”, pp. 1-30與pp. 24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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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學者高格孚　我在台灣認了一個祖先｜人物觀點｜天下雜誌第5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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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台灣的外國人當中，許多人可能組了家庭、生了小孩，但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部主任高格孚（Stephane Corcuff），卻是在台灣認了祖先。

曾出版《風和日暖》、《中華鄰國》等書的高格孚，在台灣研究、居住已二十多年，他對台灣的認同，也一天比一天強烈。

許多人聽到他說一口流利中文，往往驚呼，「你中文這麼好，在台灣住很久了吧？」高格孚經常試探性問，「那你覺得我是台灣人嗎？」很多人說，「怎麼可能，你是白皮膚的老外耶。」聽到這樣的回應，他總是笑而不答。

在雲林虎尾，初遇「祖先」

五月中，高格孚與《天下》記者造訪雲林虎尾糖廠，有百年歷史的日式木造宿舍區，梅雨剛下過，看不出一星期前，才有一棟老宿舍不明原因起火，被燒得精光。一年前的同一天，附近也有一棟宿舍被燒。

「過去四年來，已經燒掉五棟了，」家住附近的虎尾溪城市發展協會理事長蔡文宜嘆氣說，佔地三公頃的老宿舍群原本老屋林立，現在只剩十間。起火原因，沒人確實知道。

宿舍區三棟公差宿舍維護較好，仍由糖廠繼續使用，接待貴賓。

「我覺得好想哭，」高格孚走近公差宿舍對面一間木造平房，整根橫梁已垮下，破碎的屋頂看似隨時會崩塌。他撫著早已失去圍牆的紅色鐵門，忐忑地問《天下》記者，「不知道明年被燒掉的，會不會是我祖先的這棟房子？」

這段故事得從二○一二年的二月說起。一次因緣際會，讓他與台灣的連結，又往下扎得更深。

三年前，趁著春節連假，高格孚隨朋友至雲林拜訪親戚，一行人到虎尾參觀糖廠宿舍區時，一棟半傾圮、有紅色大門的房子特別吸引他的目光。

他像被莫名力量吸引走進去，只見地上滿是垃圾、報紙，了無生氣。忽然，他瞥見牆上的櫃子裡有個黃褐色、木頭製的祖先牌位，上面寫著「陶于府歷代宗親神位」。

他心頭一震。「這房子看起來好像早就死了，但它的心卻還在裡面，」高格孚說，他當時倒抽一口氣。研究台灣歷史與人類學多年的高格孚，一看形式與材質，就知道這不是閩南人的祖先，而是外省人的牌位。

我對「他們」有責任

短短幾分鐘內，他心中浮現一堆問號，「為什麼他們在這邊沒有人照顧？沒有人拜拜？孫子呢？」

高格孚不覺得害怕，因為他深知祖先牌位在華人文化中的份量。而祭拜祖先，給人一種向善的力量。「我們不認識祖先，但為了希望能對得起他們，而在人世間要行得正、坐得端，」他說。

「他們一定很餓，我既然發現了他們，就對他們有責任，」他把牌位用一旁的舊報紙包起來帶走，沒想太多，只覺得「不能讓他們孤單留在這挨餓受苦。」

高格孚把牌位帶回當時新北市紅樹林的家，清掉厚厚的灰塵，安放在紫檀木櫃子上。「我準備的第一餐，就是一顆台灣蜜蘋果，我跟他們說，『你們一定很餓，先吃個蘋果，我們晚一點再聊』。」

朋友們怎麼看？很多人說，「你瘋了嗎？你又不認識他們，如果是壞人怎麼辦？」但他不這麼想，「我把他們帶回來，放在乾淨的家裡，每天餵新鮮食物，他們感謝我都來不及了，怎會害我？」就這樣，陶于氏祖先牌位在高格孚家住了七個月。

正式被認可的子孫

為了更了解這兩位「祖先」，高格孚曾再訪虎尾糖廠。糖廠主管找出當時宿舍地圖來看，確定發現牌位的房子是警察宿舍，而這一家在一九八○年代中期離開虎尾，搬到台北，因而確定這位陶先生是外省籍的台糖保警。而牌位上之所以有兩家的姓，是因為兩位祖先已被「合爐」。

從那時開始，陶、于兩家和高格孚產生了更緊密的連結，因為祖先有了名字和身分。

後來，高格孚因為台灣的工作告一段落，必須回法國。他曾想過把祖先帶走。「但是他們從中國大陸流浪到台灣已經很辛苦，永遠回不了故鄉，我又把他們從雲林帶到台北，不能讓他們再到歐洲流離失所，」他心想。

高格孚的氣功師傅建議，比照台灣祭祀傳統，把牌位安放在寺廟。於是，在一二年八月的颱風天，動身回法國前，高格孚在暴雨中把牌位帶到台北善導寺，希望能為祖先找到新家。

「你是他們的子孫嗎？」善導寺的王姓師姐問了高格孚一個再自然不過、卻難以回答的問題。他只好據實以告，「我不是，但是這兩位祖先沒人照顧，我擔心他們很孤單，希望你們可以做儀式，讓他們開心地去另一個世界。」

王師姐一開始面有難色，但在與高格孚深談後，知道他發現這個牌位，帶回家照顧了七個月，已經產生情感連結後，態度漸漸軟化。

她想了想，拿了一張表格請高格孚簽名，「從今我們就正式認可，他們是你的祖先，」高格孚回憶，王師姐說這句話時眼眶泛紅，聲音激動顫抖。

王師姐把牌位放在架上說，「高先生，這是冥冥之中有人安排。」儘管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冥冥之中」這個詞，聽了也就了解了。

「我離開善導寺的時候，覺得好輕鬆，我是他們的子孫，不管我去哪兒，他們在安全的地方，我就放心了，」高格孚說。

「我並沒有幫什麼忙，」不願透露全名的王師姐，面對《天下》記者探詢，低調不願多談，只說，「這是他的因緣果報，可能前輩子是陶家人，所以現在來幫他們，這就是因緣，」她說。

我可以被台灣領養嗎？

原本不相信靈魂的高格孚，在認了虎尾的祖先之後，也重新檢視自己的信仰，「靈魂究竟存在不存在，沒有差別，因為他們在我心裡，我很愛他們。我雖然不是他們真正的子孫，卻是來自法國的新子孫，他們一樣會保護我。」

高格孚決定把他與祖先的故事寫下來。在往機場的計程車上開始，一直到上飛機、從台北到巴黎的十幾個小時內，他不間斷地寫，在降落戴高樂機場的前一刻，他剛好把故事寫完。

他認為新祖先暗中幫助，讓他文思泉湧。這本書名為《我的祖先牌位太迷了》，目前還只有法文版，中文翻譯版預定於明年三月出版。

高格孚的母親，對於他在台灣認了新祖先，有什麼看法？「她把書看了兩遍，覺得這是個很美的故事，她很感動。」不會吃醋嗎？「我父母的祖先，當然也還是我的祖先。這兩者不衝突，」他說。

究竟，是雲林虎尾的陶于府祖先，領養了高格孚？或是反過來，是法國人高格孚領養了他們？

這段經歷，讓高格孚反思外國人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如果我熱愛這塊土地，學中文、認同台灣文化，我是不是能被台灣這個母親領養，變成台灣人？」他好奇問，「雖然我是老外，移民到台灣，照顧陶于家的祖先牌位，難道不夠格當他們的子孫？」

「來自法國的高格孚，千里迢迢到虎尾搶救祖先。虎尾人看著百年宿舍一間間被燒毀，卻無動於衷，誰比較有資格說自己愛台灣？」虎尾英語補習班老師吳爾夫和高格孚談完後，感嘆地說。

這問題可能沒有答案，但高格孚知道，不論別人怎麼說，他已經認定台灣是新的母親了。（英文版同步上線www.cw.com.tw/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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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許雪姬

文章來源: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basic/content_default.asp?Productid=15708916&contentid=9

出版項: 《思想》第16期 (台灣史：焦慮與自信)

　　一、前言

 　　台灣史研究並非台灣進入歷史時代即有人書寫歷史，真正開始書寫台灣史是1895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後台灣士子覺醒下的產物，之後歷經日治時期日本人的研究，以及台籍知識分子提倡研究台灣史，並在戰爭後期加入《民俗台灣》的撰稿行列，由民俗而進入歷史。戰後初期雖亦有人提倡台灣史的纂述，但因台灣已成中華民國的一省，因此「台灣史」變成「台灣省通志」，而由台灣省文獻單位來主持，此後經六○年代台灣史被視為中國地方史；歐美學者以台灣為研究中國的實驗室，將台灣做為區域研究的對象；海外反對運動者亦治史做為凝聚台灣意識的手段；島內的學者則將台灣史的研究寄身於民俗、古蹟的研究中。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後，中華民國不再代表中國，「我國」不再是中國；面對此生死存亡之際，史學界以台灣為主體歷史的研究乃逐漸興起；在本地及戰後來台的學者努力下；林本源文教基金會大力資助台灣研究；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的成立，更重要的是1986年的解嚴，逐漸地學院中的台灣史由選修而必修，進而產生「台灣史學程」，而歷史學的博碩士論文中也出現台灣史的作品，迄今約占三至四成左右。

　　除了學院外，1981年政府設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分級指定古蹟的過程中，直間接地助長台灣史的研究；而該會在各縣市設立文化中心（逐漸升格為局），加強地方史的研究，此後史蹟調查研究、口述史的展開，方志的修纂，甚至將志的單位下放到「村」；而對原住民（包括平埔族）史的研究，也顯示台灣史本身的多元文化。

　　2004年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政大台灣史研究所、台師大台灣史研究所成立，建立了學界研究台灣史的重鎮。再加上大量史料出版、數位化，工具書的編訂、以及跨界的研究，使台灣史的研究達到最高峰。

　　由於社會科學理論的大量使用、文化史的研究當道，論述多於考訂，史家失去了應有的技藝，使歷史學成為沒有特色的學門；台灣史面對的局面更是險峻。本來歷史的詮釋即有差別，1990年代政府為解決政治事件而由史家進行研究，多少使相關研究被視為泛政治化，不依史學而以史觀論事，戕害了歷史的專業性；再加上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統一、獨立進行拉鋸戰，只要以台灣為立場，將台灣視為主體、視為國家者，都被打成「台獨史觀」；加上對岸為達統一台灣的目的，全力出版大部頭的史料，設立相關台灣研究所，大量推銷「愛國主義」，使得歷史研究充滿了濃濃的政治味，台灣史研究面對的險峻情勢，在2008年5月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益形明顯。

　　本文擬由戰後「台灣史」這門學門如何建立談起，由於筆者在此領域已浸淫30多年，不少文中描述是親身經歷所做的觀察；可能因而栩栩如生，但因只要是人都具有主觀性及疏漏性，因而造成的不客觀和疏忽恐怕也不在話下，希讀者仔細閱讀。

　　二、楊雲萍與戰後初期的台灣史研究

　　楊雲萍，1931年畢業於日本文化學院文學部創作科，原為文學家，但戰爭期間他開始從事史學研究。1939年2月15-17日他在《台灣日日新報》中分上、中、下連載〈台大と台灣の研究〉一文，指出台北帝大非得研究台灣不可，應該設立(1)台灣史講座；(2)台灣文學講座；(3)厦門語（閩南語）講座，呼籲帝大朝台灣研究的方向走，可惜未被採納。之後他加入《民俗台灣》主編〈士林特輯號〉（《民俗台灣》，第6號）。戰後進入《民報》當文藝編輯，或撰「社論」，主張要做「歷史的接收」，組織「台灣史編纂委員會」；紀念先烈，替被誣的「土匪」翻案，但他也赫然發現「但是除去敵人的記錄以外，我們竟沒有絲毫的史料。」強調必須趕快修台灣史。其次他如日治時期一樣，再度呼籲台大必須做台灣研究，如「高山族的語言、習慣，或者台灣的歷史、文化，台灣特有的動植物，台灣特有的疾病。」1946年8月他在台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的聘請下擔任編纂、研究組組長，不僅從事先史時代史蹟的發掘，還要編印台灣文獻目錄、編印台灣研究叢書，進行台灣民俗、高山族語言研究，編著台灣史，調查日治時代的檔案，上述工作內容可說是戰後台灣史研究的開端。正當他準備一遂多年願望時，二二八事件爆發。事件結束後，省主席魏道明上任立即撤銷編譯館。他在許壽裳的推荐下進入台大歷史系當教授，從事「晚明清史」、「台灣史」的研究，9月開授「台灣史」，是全台最早的。而此課程他一直教到1978年才由其學生黃富三接手，至於淡江、師大歷史系開台灣史課程，都已到1971、1974年左右；而方豪在台大開的碩士課程《台灣史專題研究》還要到1975年，亦即整整有20多年楊雲萍是台灣史學界唯一教台灣史的。

　　　　此外，他擔任台灣文化協進會機關刊物《台灣文化》主編，還擔任第一任《台灣風物》主編。在學術上，他並未獨沽台灣史一味。他也鑽研南明史（福王南遷以迄鄭成功入台前）、明史，在學術研究上《台灣史上的人物》一書突顯其臧否人物的功力，肯定《台灣通史》劃時代的意義，但也指出其限制；將鄭氏三世在台劃入台灣史的範疇，強調鄭成功是開台不是復台，訂定暫行《台灣省通志》綱目，而為後人修正採擇。此外他收藏各種類型的資料如古文書、古印、羅馬白話字印刷品（有閩南、客家語）70多本、1941-1945年皇民奉公會期間的書信，以及名人的手跡。然而楊氏學術論著均輕薄短小，且引經據典的篇幅頗多，但他認為這沒有多大損害其史學的研究，因而未能留下如他的同時代研究者厚重的業績，如戴炎輝《清代台灣的鄉治》、陳紹馨《台灣的社會變遷與人口變遷》、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

　　誠如他在為陳漢光寫的《台灣抗日史》做序時寫下的看法：

　　夫台灣非無史也，其燦爛與奇離，或並世界各處無其匹，只史書不多耳。

　　台灣並非無史，只是史書不多，研究者少而已，而他正是戰後開創台灣史研究的先驅。

　　三、台灣省文獻會的角色

　　1948年6月台灣省主席魏道明為了安撫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社會，設立台灣省通志館以網羅、安插知識分子，並由他們來編〈台灣省通志〉（由「台灣史」改為「台灣省通志」）、修革命先烈傳，任命林獻堂為通志館館長。1949年6月陳誠任省主席時改為「台灣省文獻會」，林獻堂為第一任文獻會主任委員，但9月即以治病而赴日，遂由副主任委員黃純青升任，而由板橋林家的林熊祥擔任總編纂（1954年林熊祥任主委一直到1960年辭職），此際最重要的工作為纂修台灣省通志。在這之前只有連雅堂於1930年代纂成《台灣通史》一書。

　　林熊祥的修志，採取以科學方法修志，極具現代精神（人物傳中不立列女傳），不把台灣史的起點漫然指向三代，而起自元在澎湖設巡檢司；修纂時重視證據，除去偶像、敘述客觀，且定下界線（下定義、設範圍），他指出台灣史的特色有二：

　　1.台省自元迄今僅且五百年，其間事蹟，凡全部為我族與異民族接觸之歷史；

　　2.在此短暫歷史期中，其治權之頻易，他省無其前例。而其一興一廢之間，政治之張弛，文化之盛衰，民德之厚薄，民生之菀枯，發生劇變，而非尋常方志所可得而比者，矧更有同冑原住民不斷之接觸，猶自具其特殊焉。

　　在修志時針對這些特色來修纂。在他主持之下，網羅了當時的名教授24人（22人為台大教授），還有其他專家共62人，然而此志修纂却波折連連，一直要到1965年才定稿，比林熊祥估計要晚了6年。

　　在通志纂修中，省政府是省文獻會的主管機關，對凡例、內容、修纂年代均有自己的看法，如原有通志修到228之前，迨完稿後，再命令要補到撰修的年代，可知台灣通志的撰修受到政治力的影響頗大。林熊祥本人受過日本統治，他對日治台灣史，有其敏銳的看法。

　　光緒乙未以後，淪陷五十年間之歷史，復為台灣史之緊要部分。蓋日據當時，頗乘人竊其新興朝氣，著手建設台灣，而種族上之不平等待遇，經濟上之榨取的手段，恃其威力，無所不用其極。我台人當日本接收之時，深具夏不淪夷思想，於唐景崧等草創台灣民主國之後，誓死抵抗，前仆後繼者，殊不乏人。其後，雖日政權漸定，台胞屈處於威壓之下，得機即舉義旗者，猶不下十數起。但關於台灣之建設方面：如科學知識之昌明，農工鑄商經濟之發展，現代國家政治機構之訓練，則於此時代，逐年見其進步以成乙酉光復當時之台灣。蓋台人之於日本，參與其文明civilization而不合作其文化culture。故日本之現代的建設及台人之民族的抗爭為此時代之特徵。

　　除了纂修通志外，出版《文獻專刊》（後改為《台灣文獻》），是1949年以後官方唯一的以台灣研究為主要的季刊，光是這點即知在台灣史研究低迷時，《台灣文獻》扮演著如何重要的角色。文獻會的角色既如此重要，但1958年4月林熊祥主委任內卻被降格為民政廳所屬，據說乃林不懂官場文化所致。此當為表面原因，主要仍是在政府對台灣史的不重視，亦即台灣史只是通志層面的地方史。

　　四、由〈台灣風土〉到《台灣風物》：由民俗研究台灣史

　　〈台灣風土〉是《公論報》所闢專門介紹台灣風俗和文化的副刊。《公論報》是原《台灣新生報》社社長、省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創辦的。主要是他感到戰後的報紙雖有《民報》、《大明報》、《人民導報》、《和平日報》、《國聲報》等，但228事件後都關門大吉，只剩官方的報紙，如北部的《台灣新生報》和南部的《中華日報》，因而創辦此一副刊，由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政治系的「會說中國話，又會寫中文文章」的陳奇祿主編。作者群有畫家藍蔭鼎、陳紹馨、楊雲萍等人，而後有日本人金關丈夫（以「金關生」為筆名）、國分直一、立石鐵臣等人加入，此外戴炎輝、石陽睢、王詩琅、廖漢臣、莊松林、林衡道，還有陳奇祿自己用不同筆名寫的稿子。這之中也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撰稿者即婁子匡、方豪等人，尤其是方豪，他在1949年2月來台，在台大任教後，即着手研究台灣史，1950年9月18日114期即刊出第一篇文章〈從鄭成功後裔的訪求談到台灣民間史料的保存〉。

　　〈台灣風土〉的內容不僅有台灣文學（包括歌本）、人類學、史學外，還有史料的介紹，是提供民間的園地。〈台灣風土〉共出195期，而陳奇祿則在1949年2月入台大歷史系任助教，在1951-1953年赴美進修，方豪代替他編了15期（143-157，1951.10.5~1952.5.16），而後停刊8個月，在1953年2月1日再復刊時為158期。誠如陳奇祿自己對〈台灣風土〉的評價：

　　……六年多的定期出刊，已累積了150餘萬字的文獻和資料，當日撰稿的先生也幾全是學院和民間的精英學者，在台灣研究上發生的作用，相信不止一點點。

　　除了發行時間較長的〈台灣風土〉外，還有前述的《台灣文化》（1946年9月創辦）由蘇新、楊雲萍、陳奇祿陸續主編，是歷史、人類、考古學的刊物，非純萃台灣史，到1950年結束。

　　《台灣風物》由福建龍溪人、陸軍七十軍司令部機一連上尉陳漢光退職後所辦，他決定發行民營雜誌，宗旨是「台灣歷史、文化、風俗習慣闡揚研究」，由楊雲萍任主編。剛開始撰稿者、主編、助編大半是日治《民俗台灣》的班底，可說是「繼承」了《民俗台灣》的雜誌。原本要在1952年1月出版，採月刊方式經營，但卻提前在1951年12月出版。這一本雜誌是政府壓抑台灣研究之下，少數能長期出版的刊物。但辦雜誌面臨許多困難，一是政府對這本雜誌若有意見，就要靠陳漢光請人疏通才得無事，二是本刊未有固定的經費，辦起來相當吃力，尤其楊主編挑稿嚴格，不想讓雜誌霑染「黃色」和內幕，撰寫的內容是「有關台灣的歷史、地理、文藝、民俗、語言、宗教等的文字，研討直接、間接的台灣有關之大陸內地的掌故，風俗等作品。」投稿者本、外省人都有，2卷3期《台灣風物》突然被檢舉未正式登記，因而不能出售。到2卷8、9期合刊「女性風俗特輯」，在近幾期期末都有要增設副刊「自由中國詩壇」、由呂無畏主編的廣告，似乎是被迫容納。詩壇的主題是〈恭祝蔣總統六六華誕特輯〉，可能這些作品不符楊主編的高標準，因此在8、9期合刊外，做為附冊而印製如上的《自由中國詩壇》第一集，而楊主編也就離職了。

　　由《台灣風物》1卷1期到2卷8、9期，共10期的內容來看，開始了在台灣省編譯館時期未能進行的研究目錄整理，如2卷3期宋文薰的〈鳥居龍藏有關台灣著作目錄〉；2卷4期~8、9期，由賴永祥、曹永和合編的《有關台灣西文史料目錄稿》（一）、（二）、（三）、（四），介紹西文史料、日記本等，就這方面來說《台灣風物》已盡到為往後台灣史奠立基礎的工作。之後《台灣風物》由王詩琅、翁佳音、吳文星、黃富三所編，目前的主編張炎憲已經主編15年以上，都由林本源文教基金會長期支持，才能持續不斷，目前已列入國科會歷史學門第二級刊物。

　　五、中國地方史下的台灣通史

　　誠如上述，民間有不少人披著台灣風土、台灣風物的外衣，從事台灣史的研究，但是在學術殿堂或者在小、中、大學的教科書，還是沒有太多台灣史的課程。如以各大學的歷史課程來說，在1970年以前設置的歷史系，除了創立於1928年的台灣大學於1947年由楊雲萍在大學部開台灣史外，台灣師大歷史學系設立於1946年，但開台灣史的課要到1974年；政治大學在1967年設歷史系，卻到了1983年才開台灣史。私立大學以淡江大學開台灣史的課最早，系設於1966年，1971年即開台灣史。如果以碩博士論文來說，1966年文化大學史學所的王珂以〈中法戰爭在台灣〉、江樹生以〈清領以前台灣之中國移民〉取得碩士學位為最早。按：文化大學先在1962年設史學研究所，但要到九○年代以後才開台灣史的課。

　　當然沒有開台灣史的課並非表示在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中沒有附帶提一下台灣，但即便是中國通史，也是在1970年前後才列入大學必修科目，提到台灣的仍然不多。1970年代將中國現代史列為大學必修科目，提到台灣以戰後為多，仍屬有限。由此可見1950年代以來台灣歷史研究，基本上等於中國史研究，而「台灣史只是中國史的一段尾巴。」

　　而這段時間以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一書出現最早、流傳頗久，主要以中國史的觀點來看台灣，由漢文紀錄看台灣，由《尚書》禹貢說起，重點擺在清代，日治僅只一年，以「再度光復」做結尾。而此書的各項觀點即為往後1980年代李國祁提出「內地化」說法的張本。亦即1970年代以前之台灣史作品莫不成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史，不論台灣經歷與大陸不同的政權，仍將之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來看台灣的歷史。

　　然而在這段期間卻有中研院近史所黃嘉謨研究員的佳作《甲午戰前台灣之煤務》（1961）、《美國與台灣》（1966），用英國領事報告、美國國務院及海軍部檔案逐一考訂，即使到今天還沒有人能超越這兩個主題的研究。而前所述的方豪教授也從事台灣的方志、郊研究，雖然他遲至1975年才在台大碩士班開〈台灣史專題研究〉，但其功力早在為〈台灣風土〉撰稿時，即已奠下基礎。這兩位自中國大陸來台的學者投入台灣史的研究，在向來台灣史的研究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有關台大和台灣史研究的關係，在此也可再敘一筆。1965年11月15日是台大二十週年校慶（這種算法是自行政長官公署派人接收台大那天算起，台北帝大早在1928年成立），台大文學院的教授們先前提議召開「台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小型學術座談會。陳奇祿指出召開這個會的理由有三：1.歷史文化的探討應以實地研究為基礎，所以區域研究在歷史文化的探討上極為重要；2.台灣為一理想的區域研究的園地，台灣地域雖小，歷史雖短，但它保有相當完備的文獻和統計資料，又因移民入台先後，更形成相當複雜的層次，所以詳盡的台灣研究，可為我國［中華民國］歷史文化變遷的最好印證；3.台灣雖有很多地方人士從事鄉土研究，但在大學裡沒有地位，因而也未受到社會一般的適當注意，台大既是全國教育首善之地，也是一所地方性的大學，有倡導區域研究的職責。至是召開為期兩天、共宣讀十三篇論文的座談會。這時是在地方史、鄉土史、區域史的角度下提倡台灣史研究，可謂理直氣壯、理所當然。

　　此會因反應良好，在陳奇祿（考古人類學系主任）辦過後，繼由台大歷史系系主任許倬雲接辦，遂在哈燕社的資助下舉辦一系列的「台灣研究研討會」，自1965年12月8日開始，每月1次，到1967年5月7日共進行14次。上述這些座談會的紀錄，都發表在《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4、5種，這可以說是學院研究台灣史的先聲。

　　除了上述的座談會或研究會外，陳奇祿、許倬雲兩位系主任還推動成立「台灣口述歷史委員會」，促成「台灣口述歷史計劃」，主要的對象是光復初期的耆老和台灣幾個大家族的訪談研究。耆老是指歷經三個時代（清末、日治及光復初期）活躍於台灣政治、經濟及上流社會者，約30-50名，但因經費不多，只訪談了蔣渭川等12人；至於家族史則僅完成霧峰林家的調查，原訂於第三年訪問板橋林家，但卻只做了二次即中止。1991年在黃富三教授的努力下，由林本源文教基金會出資刊印上述成果為《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霧峰林家調查與研究》兩書。台灣口述歷史的工作，雖以中研院近史所於1959年展開為最早，但都以外省人為訪談對象，一直要到呂實強任所長後進行第二階段的口述訪談工作才開始訪談本省人；而台大歷史系是學院從事台灣人物口述訪談的嚆矢。不用說，不論是台灣史研究會的召開、台灣人物的口述訪談，對將「台灣史」推向學院、台灣史變成一個學門的促進，有很大的貢獻。

　　六、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下的台灣史

　　台灣人何時有「獨立」的念頭？和台北帝大同一年（1928）成立的台灣共產黨首揭台灣獨立的大旗，這是當時第三國際將台灣視為台灣民族，扶助被壓迫的民族使然。戰後則是二二八事件後，部分經歷此事件者逃亡海外，首先在曾為台灣人殖民母國的日本成立台獨組織。凡是要獨立建國者，一定會建立其歷史及其要獨立的論述。由於廖文毅於事件後在香港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先是主張台灣應由聯合國託管，之後經投票再決定台灣未來的歸屬，甚至於1956年創立「台灣共和國」，自任大總統。因此政府對企圖由歷史敘述來達到另類認同的台灣史研究，莫不嚴陣以待。

　　比如對台灣史刊物出版的審核，當然政府對所有的出版品皆進行審查，但對有關共黨和台獨（包括台灣）的尤嚴。有關例子，王世慶在接受筆者等人訪問時即娓娓道來。如前所述，台灣省文獻會的機關刊物《文獻專刊》第一期封面是藍地黃虎的台灣民主國國旗，又刊登了黃玉齋、蔡式榖、張文環三人的文章，在全刊印成後，有人覺得「不妥」向上級反映，創刊號因而喊停，換了封面並刪除這三個人的文章後才准發行，其真正的理由為何？迄今不明白。又如台北文獻會的《台北文物》，第3卷第3期刊載介紹日治時期的新文學和新劇文章，被捲入黃啟瑞、周百鍊的派系之爭，而被有心人拿來大作文章，遭到政府列入禁書，當時的主委正在美國，只好火速趕回處理。

　　前述的《台灣通志稿》文學篇在送審的過程中被退稿，當時由文學家廖漢臣、徐坤泉、張文環三人現身說法來撰寫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發展，人選上十分恰當，卻不知何故被禁止。由上述三例子，可見是有文字獄的。凡是有壓迫的地方，必有反彈產生的力量，在日本從事獨立運動的學者或研究者乃在海外撰寫台灣史，最出名的是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他是左派人士，書中最重要的論點是「台灣民族論」，且書中大量撰寫台灣戰後的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相關資料，使初閱者受到震撼！王育德常年研究台灣話（屬於閩南話）並且於1963年出版《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一書，言簡意賅敘述至70年代台灣的歷史。他切除早期中文書籍所載、被視為台灣的史事，將鄭成功也視為軍閥、入侵者。這本書加上George Kerr（葛超智）的 Formosa Betrayed 成為台獨人士台灣史的Bible。閱讀這兩本書而得到「啟蒙」、終而走上台灣獨立建國之道的人也有。

　　此外王育德等人還在1960年創立《台灣青年》做為海外台獨運動最重要的刊物，雖以揭發「蔣政權」暴政為主，但仍時有台灣史事的相關篇章。

　　此外黃昭堂的《台灣民主國の研究》、許世楷的《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都在東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學術水準因此可見，他們一面從事獨立運動，另方面也未忘卻台灣史的研究。

　　上述的台灣史研究都將中國視為台灣史上一個外來的政權，而且在評價上不如日本殖民政權，此點亦最令中華民國政府反感。

　　七、台灣史料的搜集與整理

　　由於台灣經過不同的政權統治，直接史料的語文有荷蘭文、西班牙文、中文、滿文、日文，而英、美、法、俄、德也有與台灣相關的史料，這些官方的檔案史料或私人資料的發掘與整理，誠為台灣研究重要的基礎。因此，不僅有些單位開始從事史料的整理工作，也有美國的哈燕社、亞洲學會、猶他家譜協會（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協助、對台灣史料進行搜尋和整理。

　　以公家單位而言，故宮博物院雖庋藏不少有關清代台灣的重要檔案（包括宮中檔、軍機處月包奏摺錄副、上諭檔、月摺檔、外紀檔、廷寄、傳稿傳包等），而為研究者注目，但卻在1995年以後才開始出版以台灣為主題的相關檔案，如《清宮月摺檔台灣史料》（8冊）。至於庋藏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此一對研究日治時期最重要的公文書，是在何時開始進行？

　　先是1947年2月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包括今通稱的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台灣拓植株式會社檔案），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文書科接收，1948年台灣省文獻委員建議該會接收這批檔案，1953年7月這批檔案成為文獻會的鎮館之寶，中間收藏地點換過幾次。之後1960年代得到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的經費贊助，開始將檔案目錄做成中、日文卡片，進行二、三年之後，因資助單位中止補助而中斷。雖然其間亦有少數幾位學者利用此批檔案，但一直要到2002年本批資料進行數位化、開放後才廣為各界使用。

　　將台灣史研究的資料重新出版，成為早期研究台灣史的重要資料，而方便使用的，則首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刊的309種「台灣文獻叢刊」。此一規劃的重要人物為周憲文。1946年他辭去台灣省立法商學院院長兼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後，進入台灣銀行創立的經濟研究室（原名金融研究室），原以研究台灣經濟為主要工作目標，但他鑒於研究歷史第一要有史料，第二要有史觀，史觀有賴個人修為，史料則必須公開、方便使用，乃在台銀主管的同意下，從1957年8月起到1972年12月止長達15年的時間，將公藏、私家的資料以32開本、道林紙、加新式標點印行，每本出1,000冊，原想只刊印「清代有關台灣的私人著述為主」，後來並及官書，在年代上不限於清，而向上下延伸，唯有不刊生人著作。在周憲文努力下的這套叢書成為最方便使用的台灣史研究資料，嘉惠許多早期台灣史研究者，在台灣文化史上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周先生在結束此項工作後，猶賈其餘勇，續編「台灣文獻叢刊外編」，由台灣開明書店印行，但這部分較不為人所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除了刊印「台灣文獻叢刊」外，也刊行「台灣研究叢刊」，刊登當代重要著作及翻譯外文書籍，如蔡啟恒翻譯禮密臣（James W. Davison）《台灣之過去與現在》一書。

　　「台灣文獻叢刊」坊間書局及台灣省文獻會曾予重刊，2003年11月21日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完成了「台灣文獻叢刊」的史籍自動化，透過網路可無償自由使用這309種資料，是第一套經數位化的台灣史資料。

　　除了周憲文為刊印台灣史料盡力外，王世慶對古文書和族譜的搜集也值得大筆特書。他曾擔任美國亞洲學會台灣研究小組成員，第一年完成《台灣研究中文書目》，第二年起有鑒於古文書的重要性，乃在台灣經濟改善、大事翻修樓房、拋棄和賤賣古文書之際，向研究小組提出搶救古文書計劃，而在1976年起開始執行，到1983年止，前後8年，共搜集5,600多件，早已超過日治官方搜集的4,000多件。這些成果研究小組分成十輯，每輯12大冊，印製五套，分別由中研院史語所、美國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哈佛燕京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等五個單位購藏，藏於史語所的這套、也在中研院古文書掃瞄計劃下，建置影像檔。

　　台灣族譜的搜集，早有美國猶他家譜協會及摩門教會在南太平洋、日本、韓國等地區收集，王世慶乃由台北地區開始試訪，由於族譜一般是給家族的人看，並不願提供外界參考，因此搜集倍感困難。自1974年12月到1978年6月約3年半的時間，共搜集1,218件族譜，附產品還包括功德榜。此外摩門教會也和中國文化大學合作繼續搜集族譜，進行7年後，將這兩次的搜集拍成微卷，分別藏於美、台，台灣有6份微卷，分別藏於中研院民族所、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等處。

　　族譜、古文書相對於公家檔案，搜集更為不易，但對史料研究而言，亦為不可或缺。

　　八、林本源文教基金會對台灣史研究的贊助

　　做為清代台灣第一大家的林本源，在林柏壽的資助下創立林本源文教基金會，對台灣史研究做出三大方面的貢獻。一是自《台灣風物》第17卷起予以資助。前曾述及1951年12月《台灣風物》創刊，由於經費、稿源的不足常有二期合刊、油印的現象，在6卷5、6期合刊（1956）到10卷2、3期合刊（1960）是台灣風物最艱苦的時期。這一雙月刊到16卷5期（1966年10月）改由板橋林家的林崇智擔任台灣風物社的主任委員，在他的遊說下，1977年在林本源文教基金會的贊助下，此一雜誌才逐漸穩定，到第20卷1期以後由雙月刊改為季刊，此後迄今未曾脫期，在台灣出版界來說可謂奇葩，是僅次於公家刊物《台灣文獻》老牌老字號的雜誌。

　　《台灣風物》一開始承繼日治末期《民俗台灣》的傳統，而後成為研究台灣風土的重鎮。1970年代以前，國際情勢丕變，本土意識高漲以後，不少年輕一輩學者投入研究台灣史的行列，而本刊也漸漸由鄉土的、漫談式的文章一變而為學術氣氛逐漸濃厚的刊物，尤其自第31卷1期起由台大教授黃富三主編後，《風物》的學術性更強，但也未排斥非學院的文章。到36卷3期黃主編赴美後，改由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張炎憲接辦，迄今已15年，是該刊壽命最長的主編，而在5年前左右，《台灣風物》雖也收納民俗採風的文章，但趨進刊載學術論文的氣氛越來越明顯，已由綜合性的雜誌變成學術性刊物。

　　基金會支持的第二項工作，是將陳奇祿等人辦的「台灣研究研討會」復會。前曾談及「台灣研究研討會」在1967年5月共舉行14次以後即告結束。由於陳奇祿與任基金會董事長的林崇智是舊識，而林崇智對台灣研究特別熱心，除接辦《台灣風物》外，也在1977年起支助「台灣研究研討會」，自4月起每兩個月舉辦一次，成為當時吸收台灣史新知最重要的場域。第一次主講者是在台大任教的楊雲萍與方豪，談的是「關於連雅堂先生」。這一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的研討會不僅有學術的交流，也有物質的饗宴，當時都選在許昌街YWCA舉辦。筆者在1983年6月畢業於台大歷史所博士班後，即被當時的主持人黃富三請去發表我的「清代台灣綠營」博論，這是我第一次當眾發表，也是我學術生涯的開端。這一有意義的活動，為台灣史研究者所締造的溝通平台，終因台灣史研究漸盛，各種研討會不斷召開而於1995年11月5日結束，總共舉行100回。這一研討會的內容都做成紀錄，出版三大冊的《歷史文化與台灣》，由書中的內容看來，就可了解由1977-1995將近20年台灣研究的脈絡和成果。

　　除了支助雜誌、研討會的經費外，也支助叢書的出版，在早期陳漢光、毛一波、王詩琅主持編務時，曾出版過10多種叢書，大多已絕版，亦未復知曉這10多種叢書的書名、內容。1988年起，在張炎憲的努力下，又出版了六種，即《歷史文化與台灣》、《台灣史關係文獻書目》等。

　　即使近年來，由於台灣經濟不景氣，利息有限，林本源文教基金會仍續辦《台灣風物》，並支持一年辦一次研討會。近二、三年來和中研院台史所合辦研討會並舉行年會。

　　相對於日治時期板橋林家對台灣民族運動的貢獻較少，戰後林本源文教基金會在台灣研究由鮮學過渡到顯學的過程中所做的支助，堪稱台灣各大家族中的唯一。而吳三連史料基金會踵繼其後，也對台灣史研究做出諸多貢獻。

　　九、由史蹟研究台灣史：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文建會

　　由名勝史蹟的調查進入歷史的研究似乎是由民俗、鄉土的走入專業的、歷史研究的必經之道。早在省文獻會主委黃純青的時代，即展開史蹟調查的工作，1953年勘定全省史蹟及台灣八景，這其中與林衡道於1952年任省文獻會委員關係很大。此後30多年來他一直帶隊從事訪查全台名勝古蹟和民俗的工作，此外他也想以近代社會科學理論為基礎來蒐集、整理文獻。

　　「台灣史講習會」（後改為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1970年在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的授意下，由台灣省文獻會主委張炳楠等三人成立的。該會的主旨是在告訴參加的學員（分為學生、教師兩組），台灣和大陸在遠古時代是連接在一起的，以此來加強台灣和中國密不可分的關係，具有打擊「台獨」思想的用意。林衡道於1977年任主委後，更投入極大的熱忱來辦，此一研究會包括學者演講、史蹟勘考，將研讀蔣介石的訓辭列入課程，又勸學員要讀蔣經國的《風雨中的寧靜》，還舉辦研讀心得比賽。

　　此會對當時就讀大學、研究所的學生吸引力很大，因為當時學院中除台大等幾個學校外，沒有台灣史課程，而參與這些課程的學員包吃、住，又有贈書、史蹟勘考，成為救國團辦的活動中相當熱門的一個。我在1977年碩三時也經由抽籤才得參加，可見一斑。雖然此研究會以加強台灣與大陸的關係為主軸，但因講題有歷史、地質種種有趣的台灣主題，也引起不少學員經由史蹟的勘考而走入台灣史研究的堂奧。

　　在這樣的氛圍下，1976年台北市、台灣省、高雄三個文獻會及相關單位（1976年成立時高雄尚未加入，一直到1984年才開始輪辦），聯合成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每年輪由台灣、台北、高雄文獻會來主辦。成立中心後還有三項重要的工作。一是發行《史聯雜誌》，接受各界尤其是曾參加過研究會的成員投稿，這工作都由中心的研究組來負責。二是創立史蹟源流研究會的年會（大約召開3天），年會中有兩個重頭戲：1.舉辦徵文比賽，由學員來投稿，經評審後由一、二、三名和佳作若干名做論文發表與心得報告；2.是由學員結業後所組成，以各縣市為中心的「史蹟小組」成員，發表他們在當地的史蹟勘考。三由研究組籌畫召開研討會。

　　筆者曾在高雄市文獻會接辦史蹟研究中心業務時，被邀任研究組組長，除主編《史聯雜誌》外，還曾在1986、1987召開「台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當時有關台灣史的研討會不多，邀請主講的學者與鄉土史家共18人，猶記開會當天早上有地震，而中研院的人二還要我交出此次參加會議所有人的名單，當時雖已解嚴，但政府對台灣史研究仍有疑慮。1987年則和中國民族學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工作室合辦，有16人發表論文，其中不乏新穎的題目，如鄉土史家黃榮洛的「初探『殺河南兵』事件」。

　　台灣史蹟研究中心也出版一些史料，如《吳子光全集》、《柏莊詩草》、《詩畸》（擊鉢吟）、《台灣史叢談》，後者是救國團（也可說是國民黨）的台灣史範本，強調台灣、中國大陸由地質、由文化、由血緣密不可分；而台灣早在《尚書》中已載入，強調台人抗清、抗日，較少及於社會經濟、教育人文面。但此書經由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的傳佈，其普及度絕對超過任何一本《台灣通史》或《台灣史》。

　　另一由史蹟指定而間接造成台灣家族史、人物史、建築史的迅速發展，則為1982年成立的文建會，1983年政府頒定文化資產保存法，將台灣的古蹟列為第一、第二、第三級（目前只有國立、縣市立古蹟及歷史建築），由於要指定為古蹟前必要先臚列其足以成為何級古蹟的原因，因此歷史、建築兩方面都必須有初步的研究，俟經審定為古蹟後，必須做調查報告，就更需進一步研究該古蹟在歷史、建築上的重要性。其中若有私人民宅的指定，則家族史必須出爐、家族中的人物及其經歷也須考訂，建築的流派、匠師、建材、工法亦在報告範圍中。隨著一處處古蹟的審定，一篇篇的台灣史研究論文也就出現。因此史蹟源流研究會、文建會在台灣史研究上有其貢獻。不過，使台灣史進入學問殿堂，甚至使她成為一個獨立學門的真正主力，則仍有賴學院對台灣史人材的培養。

　　十、學院中的「台灣史課程」

　　1995年9月，教育部顧問室有鑑於「台灣史」的課程有日益受重視之狀，乃委由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進行大學歷史系所「台灣史課程規畫」，先調查了全台灣所有歷史系、所最近3-5年有關「台灣史」課程、師資、教學方法、教材、指定書目及學生選修情形等，希望能掌握台灣史課程開設現況、設計台灣史參考教學、研訂實施方案。經吳文星、張勝彥、鄭梓三人的研究下，顯示自1992至1996年間全台各歷史系、所開的課程，計有導論、概論如台灣史、台灣通史、台灣發展史；有斷代史，如清代台灣史，台灣近、現代史，戰後台灣史；有專史，如台灣經濟史、台灣海洋史、清代台灣農墾史、台灣民間宗教史、台灣佛教史、明清台閩佛教史、台灣社會與文化、台灣的文學與社會思潮、殖民地與戰爭、中日關係史以及台灣民族史。雖然課程開得五花八門，但「台灣史」課程尚不普及，有些系所還將台灣史和其他歷史課程對開。此外，台灣史尚未進入必修科目，而是二、三、四年級選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淡江大學歷史系自80學年開6學分的「台灣通史」，屬大三必修；師大歷史系亦自84學年度開6學分的「台灣通史」供大二必修，算是特例。

　　上述課程中有所謂「中日關係史」，而實際是在上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有藉此科目開台灣史課程的意味；又中央大學歷史系自1993年成立歷史研究所後，即以培養台灣史研究之人才為重點，在3年內即已開了13門台灣史專題課程，是歷史研究所中台灣史課程最多的所；至於中部逢甲大學並沒有歷史系，只有歷史教學組，雖規定在「本國歷史」、「中國現代史」課程中，台灣史要占一定的比例，但有關台灣歷史的課程仍需以如下的課程作為掩護，如「台灣歷史與中國文化」、「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化」、「台灣民俗與中國文化」、「台灣古蹟與中國文化」。

　　1986年台灣解嚴後10年，對台灣史已較為重視，各大學逐漸開台灣史的課，不過有沒有開課（或開必修課）並未對碩、博士論文的產量產生絕對的影響。20多年來對台灣史學位論文進行分析研究的有李筱峰、施志汶、彭明輝、吳文星、張勝彥等人。據施志汶統計自1993-2002年間，歷史研究所以台灣史研究為主題的碩士論文總計340篇，較之1983-1992年的68篇，增加達5倍之多，相較戰後至1992年的95篇，亦有3.58倍。

　　若根據彭明輝的研究，由1960年以前零產出，至1961-1970年占3.2%，1971-1980年提升至6.9%，1981-1990年增至10.9%，突破一成，自1991-2000年間則快速成長，較前期增加1倍多，占23.2%，2001年大幅提升至41.7%，已突破4成。在1982-2002年間，論文的議題集中到政治、經濟問題，社會史也慢慢崛起，研究的年代在1982年以前約六成研究清代，日治只有一成八；但到1992年日治時期已約占三成七，清代以三成四落居第二，戰後的研究因與時代貼近也躍升至二成七左右；到1993-2002年間，戰後以三成七居首位，日治二成八居次，清代二成一居末，清代的研究逐漸走下坡，而攸關台灣百年來的研究已高達六成四。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由早期的重社會經濟而漸向重視社會文化史傾斜，如由史研所的社會文化類論文加以統計，則其百分比在2004年占53.7%，2005年36.7%，2006年34%，2007年39%，以年平均4成居首位。至於跨領域、非史學出身學位論文的產生，也值得觀察。如果以2004-2007年（史學、非史學）學位論文來統計，2004年史研所尚維持七成四左右的論文數，但2005年降為三成二，2006年降為二成四，到2007年降至一成九，台灣史本身培養的人數遠不及社會科學、文學所培養的人數，是此一現象產生的原因。

　　十一、台灣史研究所成立

　　如果說以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政大台灣史研究所、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成立，做為台灣史成為顯學的指標，那麼2004年這一年是值得大筆特書的一年。

　　中央研究院做為台灣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在學術研究上扮演著領航的角色。早期院內對台灣史的研究，除了上述郭廷以、黃嘉謨出版專書外，並無一人從事專業台灣史研究。如果說中研院最早聚焦在台灣、跨學科的研究，則始於1971年由張光直院士所帶領的濁大計劃。這計畫分成六組，其中雖無歷史組，但有陳秋坤、林滿紅兩位加入，尤其陳秋坤的加入，更是研究台灣區域史的學位論文先鋒。濁大計劃的影響如何，張光直在1995年撰文時曾說，以台灣為區域進行研究，是「台灣史在戰後的台灣，第一次明目張膽的進行，對今日台灣史之成為顯學，起了開山的作用。」

　　張光直院士復於1986年決定負起由中研院推動台灣史研究的學術職責，向國科會申請了台灣史田野研究工作計畫，並在1988年由院方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會」，由史語、近史、社科、民族四所聯合進行，設定之後即全力投入資料的搜集，發行《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27期）並出版《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上）、（下）及相關書目的編排，如《台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台灣漢人移民史研究書目》、《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等。1993年6月成立《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正式確認了台灣史學門，而國科會在填寫專長項目時，也不再書入中國地方史內。

　　吳大猷院長、李遠哲院長共聘12位學術諮詢委員，來協助台史所籌備處，並以黃富三為第一任籌備處主任，陸續聘用專業研究者，學科專長有歷史學、人類學、地理學、政治學、建築學等，使台史所具有學科對話和科際整合的條件，並進而凝聚出社會經濟史、殖民地史、族群史、文化史、環境史等幾個研究方向。在籌備處期間，發行機關刊物《台灣史研究》（目前已發行到第17卷，自第15卷開始改為季刊，2008年已被評比為國科會歷史學門第一級刊物，並被2008年IHCI Core收錄，此誠為長年努力的成果），並召開多種學術研討會發行論文集，並出版史料，尤其是日記與古文書，亦即台灣史做為一個專門的歷史學門，必須有豐富的史料做基礎，這是該所研究人員在撰寫論著之餘的另一工作重點。2004年7月1日台史所籌備處正式設所，此後台灣史研究又進入另一時期。

　　2004年以後台史所的研究以五大領域設群，奠立了三大研究取向：1.基礎學科研究：以歷史學為基礎，結合相關學科之理論與方法，從事貫時性實證研究；並廣泛調查蒐集國內外官方及民間台灣資料，建立台灣研究的史料學；2.區域比較研究：重視台灣內部的區域差異，並注意台灣與南亞、中國大陸與大洋洲等區域的歷史文化交流，探討區域之間人群來往、互動與認同等關係；3.整合性研究：對於台灣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推動跨學科、跨區域和長時期的整合型主題研究計畫；以擴大台灣歷史的研究範圍和理論視野，進而建構台灣歷史學社會發展的系統知識。

　　除了中研院設台史所外，政大也設台史所，以研究日治、戰後為主軸，並在2006年設立博士班，是第一個台灣史博士班，每年招收5名博士生；此外師大也設台史所，較偏向區域發展史、科學史，近兩年來由於師資結構的改變，日治、戰後亦在推展中。兩個所的發展是否能各有特色、做良性的競爭，尚有待觀察。

　　中研院台史所與這兩個台灣史研究所的互動自2008年開始，藉由《台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07），由三所合作進行該年台灣史研究的評介，中研院負責總類、經濟類，台師大負責社會文化類，政大負責政治類，動員幾十位台灣史學者、研究生共同來思考過去一年的研究狀況，會中提出的研究結果與方向有如下結論：

　　1.就研究的時代而言，以日治、戰後近百年研究為主，清代研究減少。清史研究減少，一方面是日治、戰後研究的增多，另方面是清史的題材較少有到國外交流的機會。跨朝代的通論性論文，較難掌握史料與史觀，較少人從事，亦事所必然。

　　2.就論文性質來看，以社會文化史占多數，其外在原因是歷史學門跨出邊境，大量將其他學科有時代縱深的文章也列為台灣史的論文，其中包括不少台灣文學史，這和國內有10個台灣文學系所產出不少論文有密切的關係。

　　3.就傳承而言，王泰升、吳文星、施添福、黃秀政指導下的學生在台灣法律史，日治時期的各類學術史、教育史，歷史地理，方志學方面，都能集中在某一領域而有所突破，漸漸看出有異於早期楊雲萍、方豪、王啟宗、李國祁等所形成的學風，亦為可喜的現象。

　　4.台灣史研究範圍的擴大，由原來屬人擴充到包含屬地，亦即在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史，也將生活在該時期的日本人包括在內，正如戰後外省人與本省人共創戰後台灣史一般。此外，台灣史也能利用社會科學、文化理論增益歷史學科的不能，因而能和文學、經濟學、社會學、體育學等學門的研究者對話、互相學習，因而擴大研究的範圍。

　　5.史觀的問題仍難取得共識：這也是台灣史學界最吊詭的現象。亦即對日本統治（甚至荷、西時期）時期的台灣史解釋，有明顯的區別，有人大力批評「皇民史觀」，有人認為日本人是「現代化的奠基者」、「文明的傳播者」。在二二八研究中最能見到針鋒相對的論點，甚至歷史事件的重塑只為了成為個人表達政治立場的工具。歷史本來就有多面觀察的傳統，本不足為怪，但以政治立場論釋歷史所造成的不同調，在台灣複雜的政治情況持續下，恐怕短時間內很難改變。

　　6.史料的刊布、數位化，對研究起了正面的作用：自《熱蘭遮城日記》、《荷蘭台灣長官到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一）1622-1626》、《艾爾摩沙島事務報告》的中譯出版後，對荷西時期的研究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灌園先生日記》的刊布，對日治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自不待言。但近來資料的方便使用，也造成了只用關鍵字搜尋的資料、依時間順序排比成文，而造成零碎化、偏狹化的現象值得注意。

　　十二、史料的發掘、編輯、翻譯與數位化

　　史料是研究台灣史不可或缺的資源，但是台灣數百年來的歷史分別由不同的政權統治，所留下的官方檔案大半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來看，缺少發自人民的史料，因此在推動「台灣史」研究的過程中，搜集家族、私人資料成為相當重要的事。相對於《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數位化工作（由中研院與台灣省文獻會合作完成），中研院台史所除將309種台灣文史叢刊數位化外，也積極建立台灣日記資料庫。目前將已出版的兩部大部頭的日記放入，即《水竹居主人日記》（共十冊）、《灌園先生日記》（共27冊，已放入16冊），另《黃旺成先生日記》（二冊），以及前述「台灣文獻叢刊」309種中有關的日記（如胡傳《台灣日記與稟啟》、蔣師轍《台遊日記》；也得到國史館林滿紅館長同意，提供《楊基振先生日記》，這些日記資料將使民間對當代的看法得以顯現。

　　此外，也盡力協助或獨力將官方檔案數位化，如將台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省議會的紀錄、土地銀行、林務局、最高法院檔案的資料數位化，甚至建立台灣史資源網，希望能成為豐富而獨特的資料庫以方便研究者。中研院史語所在2009年1月1日起開放其資料庫免費供外界使用，其中如善本書的傅斯年圖書館人名權威資料庫、明清檔案的內閣大庫明清檔案資料庫（目錄、全文影像）、人名權威─明清人物傳記資料查詢（已有12,102筆），建構生平、傳略資料及作品版）；此外台大圖書館對淡新檔案、岸裡大社資料、古文書、圖書也有重要的資料庫可供使用；另日治法院檔案的發現，進行數位化工作，也在王泰升教授與台大項潔教授的努力下完成，而於2009年3月21日召開「日治法院檔案與跨界的法律史研究」。這一切都可知，比起自1993年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的這16年來，在台灣史資料庫、數位化上，已做了多大的努力。

　　相對於中研院、台大的努力，地方上、民間也同步在進行各自的地方學研究，如宜蘭學、澎湖學、淡水學、台北學等。而這些「學」的產生，與早期文獻會與今日文化局的推動關係密切。各地的文獻會成立是在第二任省文獻會主委黃純青大力推動下於1952年成立，之後展開第一波的修志熱；然而各縣市文獻會因政府的不重視，而後逐一停辦，只剩台灣、台北、高雄三文獻會，已如前所述。到了80年代修志風又起，主要是在內政部鬆綁不再先由台灣省文獻會審查，再經內政部覆審後，才能出版方志。此一鬆綁不僅各縣市急於修志，連全台309個鄉鎮也都躍躍欲試，由於過去仰賴修誌的學者專家、文獻委員有限，因此文化包工公司出現，橫行方志界，以得標為目的，其內容與品質未盡妥善。民選台灣省長由宋楚瑜當選後，1997年成立文化處，極力推動修志工作，不僅補助，還由王良行教授編訂出所謂「六篇體」的修志規範。2001年文化處結束業務，但各地方的修志工作仍持續進行，修志熱迄今未退潮，至於台灣文獻館主持的《台灣全誌》是修方志中的集大成者。

　　除方志外，口述訪談工作的進行也不遑多讓。口述訪談成果的出版在近20年達到高峰，舉2007年一年來說，就有本國軍（陸、海、空）眷村口述歷史系列、國史館有兩本佛教人物訪談二冊，還有作家的訪談。中研院台史所舉辦第11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以「口述歷史週」的型態出現，其特色為對台灣大專院校中「口述歷史教學」的座談，以及日本、中國的口述歷史界做經驗的交流，同時也編製《戰後台灣口述歷史書目》，2009年成立「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同年也出版《台灣口述歷史書目彙編1953-2009》，共收5,005條書目。

　　方志、口述史外，圖像資料的刊布（加上說明）也是目前出版界的寵兒，有以個人為主，有以家庭為主，有以地區為主，如國家圖書館出版的《日治時期的台北》都是。其中圖像以資料庫呈現、較大規模的有國立臺灣博物館、台大、中研院台史所、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等。

　　方志大抵以鄉鎮為最小的單位，台灣一度也盛行大家來寫村史，以每一村為單位來進行，但能具體落實、且品質好的，並不多見。主要原因在於不是人人都具備書寫的能力，而村史也必須有一定的內容與嚴謹度，而非發出多元的聲音即為「民主」，大家都來參與就可以達成共識。更慘的是文化包工仍舊出現，這一來文建會的美意也在人去政亡的情況下只維持一個短的時間。

　　十三、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

　　由於台灣的政治情況特殊、統獨的拉扯，史觀的難以取得共識，因此研究台灣史原本可視她為國史，也可視為鄉土史的，是很自然而然發展的一個學門，卻被賦予廣泛的政治性，這當然與早期政府漢賊不兩立、反攻大陸意識型態，使台灣只能是個「反攻復國的基地」、只為中華民國而生有關。戰後自大陸遷來的人不是台灣人、本省人，而是外省人，因此台灣當然不能是台灣人的台灣，因此台灣人自然不能研究台灣史，因而有當時的學子只知道黃河、長江，從不知台灣有淡水河、濁水溪的怪現象。不論你以鄉土史視之，以區域史、以國史觀點來看，都不能「忽視」台灣史的研究，也不能完全由中國立場，台、中關係史來看台灣，畢竟在現實的歷史發展上台灣和中國的歷史過程是不相同的。由戰後楊雲萍等人提倡台灣史，到1983年我取得台大歷史系的博士學位時，居然是全台第一本歷史所台灣史博士論文。文化大學和台灣大學都在1967年成立博士班，卻要到1983年才有第一本台灣史博士論文出現，中間經過17年。

　　1993年到2004年這12年光陰，台灣史研究可謂「顯學」，因為歷史博碩士論文中，台灣史論文達到4成上下，與1966年才有2篇台灣史論文相比，當然是快速成長。然2004年雖然三個台灣史研究所成立，但是政局的變化、中國強大的磁吸，以及台灣史研究老被認為與政治難脫關係，使學生裹足不前，都使台灣史的研究似有消沈；而且面對中國以大量人力編製《台灣文獻匯刊》、《館藏台灣研究檔案》，要超越「台灣文獻叢刊」的大部頭數百冊的文獻資料，以及厦大、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武漢等地有關台灣史的任務性研究，都有步步進逼本地台灣史研究的趨勢；再加上厦大台灣研究院培養一大批3年即可拿到博士學位的台灣學生，而這些學生大半是考遍台灣各研究所難被錄取的，長此以往僅受短暫的訓練、卻又人數眾多，若政府再承認其學歷，排山倒海回台求職，台灣自己訓練的學生找工作更雪上加霜，學台灣史不是「險學」嗎？

　　由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必須落實在本土性的研究，因此早就以台灣做為研究場域，和台灣史研究在1993年前的鮮學狀況不能相比；而到2006年底台灣公私立大學之台灣文史系所共有23所，大半為語言、文學、文化系所，台灣歷史所只有2個，何況只有台灣歷史所而沒有系！在學門上歷史系有被社會科學、文學瓜分、入侵之虞，歷史學也成為「險學」。在研究上，台灣史的邊界雖然向外延伸，有容乃大，但被跨界研究擠壓，也不能不熟悉各種理論，發揮論述的能力，而後史家最重要的技藝─史料的考訂，是否會在其他學科的浸淫下，變成以論代證？又對某些概念、理論的快速借用、囫圇吞棗的結果，也許會增加「可讀性」，但史學的基本要求安在？長此以往史學雖擴大範圍，卻會被跨學科的專史研究壓迫得難以喘氣，形成「險學」的局面。

　　近年來人文學科的研究已由後殖民理論進而談到現代性，或以東亞的詮釋框架來思索研究的徑路，日本帝國下殖民地的比較研究、日本殖民地主義與歐美國家（尤其英、法）的比較、殖民地前後政權的比較，都是可以展開國際對話的主題，如何培養、訓練年輕的研究生具有更充實的研究能力，更是刻不容緩的事。

　　十四、結語

　　我自1975年進台大歷史所碩士班後，並未以研究台灣史為志業，而是以研究汪精衛為目標，但方豪教授的當頭棒喝使我從事台灣史的研究，經歷了台灣史的鮮學時期。我在寫博士論文期間，有一整年（1982年）都在故宮文獻處看檔案，我所提借的檔案，故宮博物院都要有專人先行「審查」後，沒有問題我才能看，這是現在萬萬想不到的事。

　　當我進入中研院近史所時，據聞我的審查報告中有位審查人說我在《書評書目》評論過德馨室出版的《王詩琅全集》，是在評論「漢奸」的作品，是不合宜的；也有我母校政大歷史系的教授致電呂實強所長，千萬不要讓我進近史所；當我終於審查通過第一天上班，近史所同仁奉另一審查人之命來勸我說，從此不要再做台灣史了，這是1984年2月的事。

　　1991年1月我被行政院成立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的成員挑選為「研究二二八工作小組」，之所以需做這些苦差事只因當時是「鮮學」時代，專業台灣史研究者不多，而我又在1989年升等為研究員使然。由於參加二二八，打亂了我的人生規畫，也叫我成為政治事件受難者的訪談者，被我訪談過的有數百人。在這一年撰寫報告期間，必須由口述歷史作起方能完成報告，其中的艱辛難以為外人道也，如在零下6度、耶誕節前後獨自一人在南京二檔看228資料；又如受到一位姓龔的先生長期寫信來騷擾，即使我不回信也不斷寫來，最終他向當時的所長張玉法告狀……，不斷接莫名其妙的電話……那一年如何熬過來，到今天已難回想。

　　在研究院期間，經歷了中研院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到台史所設籌備處、設所，乃至於任所長，這一切的過程。在院外我參與了影響中學台灣史教科書最大的《認識台灣》的編纂工作，曾被極右派人士包圍編譯館抗議，由於我衣著簡便未被視為「教授」，因而輕易突破重圍；也參加了新台幣改版設計的委員會，今天新台幣500元的鈔票，以棒球為主，即出自我的點子；後來更成為「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的董事（迄今8年），協助「白恐」的補償工作。

　　我自1983年取得博士學位後迄今已27年，經歷了鮮學後半期（可以1965年台大召開「台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座談會分為前後期），到1993年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當時我是「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執行小組召集人，帶領室中成員寫了設所規畫書，為該籌備處的成立盡一分心力。1993-2004年台灣史成為顯學，台史所成立。翌年我被病魔侵襲，足足半年才痊癒，病中李遠哲院長勉勵我接下台史所的重擔迄今，這一路走在研究台灣史的道路上，時而在眾聲喧嘩時欲「去」之而後快，時而踽踽獨行，回顧茫然無友朋，終於走到了今天。也無歡喜、也無憂。

　　(許雪姬，澎湖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研究制度史、家族史等，未來五年將研究不同的政權在台灣如何甄拔人才及其考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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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ron L. Cohen - http://goo.gl/OFnMdq

孔邁隆---孔邁隆Myron L. Cohen
一張南部客家重鎮-美濃熟悉的西方臉孔
一位青春時光即長住東亞進行田野調查的美國知名人類學者
他不只說的一口流利客語，為美濃鎮公所首位頒發榮譽鎮民證書的外國人
更是1960年代後第一位以臺灣漢人社會下
美濃地方客家宗族與家族經濟運作方式為題進行研究的學者
他的博士論文專書在歐美出版後，
引起歐美人類學、社會學與亞洲研究學者對臺灣的關注
「將美濃引進國際學術研究的殿堂」
他並提出婦女在傳統漢人家庭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婚姻對家庭經濟生活的影響
以人類學的觀點，看漢人社會中親屬、婚約與社區、國家的關係
他的研究論文與民族誌文字為臺灣早期人類學立下紮實基礎
想聽八十歲的孔邁隆在臺灣的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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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
《闔家與分家：台灣的漢人家庭》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親屬，婚約，社區和國家:從人類學的觀點透視中國》 Kinship, Contract, Community and Stat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hina
《亞洲問題的社會科學研究：教學指南》Asia Case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for Teaching
任職單位：Weatherhesd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
任職職稱：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ttp://weai.columbia.edu/myron-cohen/
國際客家研究中心的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