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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昌／召喚讓台灣政治翻轉的新力量
黃國昌／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歷經了兩次政黨輪替的台灣，雖然曾經締造讓人引以為傲的民主奇蹟，但至今日，政治部門的民主運作卻已陷入一攤死水。面對一個領導失靈、治理失能、施政無方、暴政虐民的馬政府，公民社會即便已然集結奮起、強力抵抗，依然只能消極地減緩這個政權為惡的步伐，無法讓該負責的人下台，也無法讓這個驕橫傲慢的權力，反省思過，改弦更張。
承載台灣人民厚重期望的反對黨，則不僅讓人無法感受到積極進取的動力與態度，甚至連原本據以起家的「勤政、清廉、愛鄉土」的改革進步形象，也日漸模糊。彷彿將所有的期望都放在讓更多的民眾對執政黨失望，只要對外號召團結，就可以準備二○一六年重新取回政權。於是乎，值得真正投注心力的，是如何在派系政治中合縱連橫、分配利益，以取得競逐下次總統大選的門票。
兩黨，深感厭惡
一個政黨的立院龍頭是王金平，另一個政黨的萬年總召是柯建銘，兩人都是代表政黨形象的不分區立委前二名，先是在馬英九的認可下，兩人聯手主導了可恥的會計法修正，共謀為貪污舞弊的大哥除罪。嗣後更爆發了關說司法的醜聞，只不過在馬英九「毀憲亂政」、黃世銘「違法濫權」的「大惡」掩護下，成功地讓兩大黨的立法委員一起和稀泥，讓「大是大非」變成「一場誤會」，順利地上演權貴大和解。一群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的政客，依然笑傲於廟堂之上，沒有人負起什麼責任，當然也沒有人下台。
面對這樣的兩黨代議政治，無疑的是，許多人民已經深感厭惡。然而，關鍵的問題是，改變的可能性何在？對於幾已壟斷政治市場的兩大政黨而言，一致的利益是讓民眾相信沒有任何改變的可能性，猶如想要加油也只能在「中油」與「台塑」兩者擇一，而無論是目前由兩黨攜手建構的選舉規則，抑或是過去曾經出現所謂第三勢力嘗試的失敗，也的確在強化這種「反正你們無能為力」的聲音。
不過，任何只要稍微注意過去兩年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人，都不會作出「人民已然放棄」的判斷。從民主人權的捍衛、環境生態的保護、司法制度的改革到社會正義的追求，總是有一群公民站在前面，攜手挺身對抗政客的濫權、財閥的私利與二者相互勾結對社會資源的掠奪。這群公民不僅沒有放棄，反而更為積極地努力喚醒更多公民的覺醒，試圖召喚更多的公民站出來，將坐在電視機前看著政論節目咒罵的情緒，轉化為起身行動的力量。
政治的本質，原即在取向於一定的價值追求，處理眾人之事。公民才是政治的根本，公民的參與也才是政治應有的樣貌。當台灣的兩黨政治已經淪落為宮廷政治與派系政治的競逐，既不在意也無法回應公民社會的訴求，公民自我重新組織，讓台灣已陷病態的民主政治能夠出現翻轉的機會，成為唯一合乎邏輯的出路。公民積極的參政，只不過是將原本就屬於公民的權力重新拾回而已。
新興力量成為選擇
這股新興的力量是否得以在政治部門成功崛起，取決的因素不外乎基礎經濟學的「需求」與「供給」。就「需求」面而言，如果兩大政黨的代議菁英可以成功回應人民的心聲，讓彼此的支持群眾各安其位，則無庸有過多的政治計算，都可以知道沒有任何新興力量出現的可能與必要。不過，在另一方面，即使兩大政黨的失職失能導致了「需求」的出現，新興的政治力量能否成功，還要視其在「供給」面上的表現，是否果能超越既存的選擇。除了代表參政的公民必須取得社會信任、具備足夠能力之外，更為關鍵的，還在於其能否提出新的民主政治想像，透過具體機制的建立，不僅降低公民監督的門檻，得以將失控甚至腐化的代表驅逐出場，更要讓公民能夠透過各種方式，更為便利地直接參與決定，真正實踐民主的理念。
新興政治力量的出現，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新的選擇，更是讓台灣民主政治得以翻轉的希望。當這股力量夠強，就會開始迫使既存兩大政黨必須認真進行自我改革，否則即將面對被逐漸取代的命運；也只有當這股力量真正成為公民社會核心價值的代理人，才能取得足夠的影響力，改變台灣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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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昌嗆中選會：我為罷免吳育昇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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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會主委1月28日發函給新北選委會的公文，要求查明憲法133聯盟是否有「宣傳罷免之實」。圖2之1：翻攝自憲法133實踐聯盟臉書粉絲頁
新頭殼newtalk2014.02.13 林雨佑/台北報導
憲法133實踐聯盟在去年發起「罷免吳育昇行動」，在第二階段連署以失敗收場後，聯盟竟發現中央選舉委員會在罷免活動還沒結束時，就發函給新北市選舉委員會，要求查明聯盟是否有「宣傳罷免之實」，若屬實將處予10萬到100萬罰鍰；憲法133聯盟今（13）日對此表達抗議，更質疑中選會是「報復式的秋後算帳」，更揚言「絕不妥協！我們憲法法庭見！」
憲法133聯盟指出，立法委員陳其邁去年12月針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86條「罷免不得宣傳」規定質詢，中選會主委張博雅與副主委劉義周在當時都坦承，此條款不適合現在社會，應研議修正。
但是中選會卻在1月28日發文要求新北選委會查明133聯盟是否有「宣傳罷免之實」，憲法133實踐聯盟發起人、中研院副研究員黃國昌痛批，中選會根本沒有修法意念，又是一樁官員「公開承諾，事後賴帳」的失信案例。
黃國昌批評中選會目的是為特定政治人物進行「報復式的秋後算帳」，他點名張博雅去年才坦承《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86條不合時宜，現在中選會卻以該法條要求調查，「這不是虛偽，什麼才是虛偽？」，他要求張博雅站出來說明。
黃國昌說，中選會是想幫政客進行報復式的鬥爭，又不想弄髒自己的手，才把新北市選委會拖下水，然後自己依新北市的陳報再來開罰。
黃國昌更批評，「一個國家的選務機關，未嚴守中立原則已經令人難以忍受了，竟還自甘墮落到這種程度，可恥至極」。
他不但大嗆中選會，「不必惺惺作態了。」還主動公開承認：「我為罷免吳育昇活動進行宣傳」，要求「罰單直接寄給我，不要牽連別人」，並揚言在憲法法庭見！
而明（14）天就是西洋情人節，憲法133聯盟也邀請所有人在明天打電話給中選會，「別讓罷免與宣傳不明不白的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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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管碧玲：公民社會形成改變台灣政治生態
【大紀元2014年02月12日訊】（自由亞洲電台）人們都知道中國大陸公民社會正迅速形成和發展，而在台灣，網絡時代也催生了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它是反對運動的新形式，但又獨立於反對黨之外。台灣民進黨籍立法委員管碧玲近日在舊金山表示，公民社會的形成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並對民進黨形成挑戰。
去年七八月間，台灣陸軍士官洪仲丘在軍營中被他的長官虐待致死，事件成為台灣網民關注的焦點。網民迅速組成行動聯盟，十幾萬人集結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示威遊行，譴責台灣人權的缺失，為洪仲丘討取公道。結果導致國防部長下台，台灣立法院修正軍事審判法，將和平時期的軍法審判移交民間司法機構。
管碧玲在與記者談到網絡時代使得台灣的公民社會迅速成長壯大時，講述了洪仲丘事件，認為這是典型的顯示公民社會力量的事件。
管碧玲說：「公民社會是網路時代所發展出來的一種反對運動的形式，它經由網絡發展成最重要的輿論空間。現在差不多任何一個事件發生，就會非常迅速的在網路上有主導性的言論出現。平面媒體、電子媒體、甚至很多政府的輿論機構，都會受第一時間在網絡上呈現出來的主要見解影響。在網絡時代新興的政治關切的人口，通過網絡動員，很快的集結，在洪仲丘事件上，網絡的動員力量超過預期。非組織性的這一股力量，也有組織大型群眾運動的能力，他們互相不認識，在網路的虛擬世界交流，但可以為一個事件，變成一個有秩序的團隊，動員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管碧玲是高雄市選出的台灣立法委員，之前她曾擔任高雄市政府新聞處長和文化局長。這次她來舊金山灣區，是應邀參加當地台灣人農曆新年的慶祝活動。並接受了舊金山中文媒體的採訪。
管碧玲表示，公民社會屬於執政當局的反對陣營，但他們宣佈自己既非綠營、也不是藍營，是獨立的政治力量。那麼公民社會如何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呢？管碧玲表示，在今年底將要舉行的台灣「七合一」選舉，台大醫師柯文澤宣佈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台北市長，另一位名叫馮光遠的新聞和文化人也有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的意向，他們都屬於公民社會的一員。公民社會在「七合一」選舉和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中將要扮演的角色非常值得注意，尤其值得民進黨密切關注。
管碧玲說：「這個反對陣營的公民團體，正在籌組新的政團，預計2016年要推出不分區的立法委員候選人，區域候選人他們也可能推出，這對反對陣營來講是歷史性的大事。目前還看不出民進黨對這件事整合的積極度，如果不能整合成功，很可能就是反對陣營在台聯之外又出現另一個政團，投入2016年總統選舉，這對民進黨來講是很大的挑戰。」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CK）
（責任編輯： 林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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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嶺、Peter Englund、Per Wastberg ／我們為劉霞呼籲
貝嶺 ／流亡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長
Peter Englund／瑞典文學院院士，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
Per Wastberg／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主席、國際筆會榮譽會長
劉霞的厄運來自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博士嗎？二○一○年十月八日，諾貝爾和平獎公佈之日當晚，她失去了自由。迄今，她被軟禁在家已逾三年。劉霞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的畫面幾可定格，那是她的友人清晰描述的情景︰二○一三年十月初的某個下午，當她們在劉霞那門禁森嚴、便衣警察不時巡邏的（公寓社區）海淀區玉淵潭南路九號樓下呼喚「劉霞」時，她或許因聽到而打開寓所窗戶，站在窗前，遙望。友人向她招手並大聲地問她：「曉波怎麼樣？」
她在哭，她回答﹕「曉波是我們家情況最好的了。」然後，她望著被擋在住宅大門外無法上樓的友人們啜泣。
這簡潔卻令人心碎的回答，其中飽含太多的訊息。作為當今世界最著名的政治犯劉曉波妻子的劉霞，自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劉曉波從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被移送至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後，每月一次，劉霞再度開始從北京至錦州監獄五百公里的往返之行。每月下旬，劉霞由警車「護送」、偶爾以火車包廂式「看管」，在警方的「陪同」下完成這月復一月的探夫之旅。每次，只能與丈夫相聚半個小時。
就我們所知，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前的近兩年囚禁中，劉霞和劉曉波在會面開始時還能相互擁抱，甚至可以隔著桌子拉著手在獄警監視中對話。可是在近三年中，劉霞雖仍能每月探監一次，但過程受到警方嚴密的監控，獄警愈發頻繁地中斷他們的對話。除了問候及詢問劉曉波的身體狀況外，夫妻間已不能說更多，多數時間，他們只能彼此凝視對方。
兩年多來，劉霞一直無法當面交她寫給丈夫的信，之後，她轉托律師代交亦遭獄方拒絕。近三個月以來，甚至連律師申請會見劉曉波也遭攔阻。一年前的一次探監中，當劉霞想告知曾是文學批評家的丈夫，莫言獲得了二○一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時，她剛說出「莫言」兩個字，獄警就切斷了他們的談話。所以，在獄中的劉曉波，既不知道莫言獲獎，也不知一直供予劉霞生活開銷、並負責傳遞劉霞及劉曉波有限獄中訊息的妻弟劉暉，已於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被加之以商業「詐騙罪」，判處了和自己一樣長的十一年刑期。
而劉霞被「國家」特許的每週一次由警車接送與父母及兄弟的聚餐，亦因弟弟入獄而變得殘缺。近半年來，她除了要面對年邁的父母，還要安慰跟自己一樣受到丈夫入獄十一年遽變打擊的弟媳。
劉霞患了冠心病，且心絞痛不斷發作，但她不能自由就醫，無法得知自己的病況，更談不上必要的治療。令人堪憂的是，她失去了進食的慾望，不單是食慾消退，而是厭食，她僅能依靠書籍、香菸和紅酒，聊以打發孤獨無盡的時光。
二○一三年六月，北京警方正式通知劉霞，她不能在中國舉辦任何個人攝影和繪畫展覽。作為一個藝術家，她畫的二十多幅油畫，只能秘密地擱置在友人處。她家中的電話及她的手機早已被切斷，她也不能上網收發電郵。她目前能做的，或許僅僅是一次次地站在春、夏、秋、冬的寓所窗前，盼著再一次看到朋友在樓下和她招手。
劉曉波博士迄今已三次入獄，另有一次被國家以「監視居住」名義羈押八個月。最近一次自二○○八年十二月八日開始，他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再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早在一九九八年，劉霞就曾以痛徹骨髓的詩句隱喻著前往東北大連探望再次入獄的劉曉波的經歷：
駛向集中營的那列火車
嗚咽地輾過我的身體
我卻拉不住你的手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劉霞因獲准旁聽她弟弟被起訴的法庭審訊而獲數小時短暫的自由，那天，她昭告世人：「如果別人說我自由了，告訴他們，我沒有自由。」
自二○一三年六月迄今，因為被長期軟禁在家，劉霞的精神和身體漸至可承受的極限；她正在失去描述自己狀況的能力。
我們迄今唯一可以看到的劉霞被軟禁前的最後影像，來自一段她為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成立五十周年而製作的錄影講話。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舉辦的「為劉曉波自由而呼籲」活動中，這一錄影講話曾向逾千名聽眾播放。當時，聚光燈聚焦在劉霞那面無表情的蒼白面容上，她的聲音低沉、緩慢，會場上靜得令人窒息，與會者緘默。劉霞最後的一段話令人潸然淚下︰
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到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曉波被勞教三年期間，我給他寫了三百多封信，他給我寫了二、三百萬字，幾經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
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劉霞的處境令人極度擔憂。但她的不幸很容易被只關注著她身陷囹圄丈夫的國際社會所忽略。而由於患上了重度憂鬱症，她開始漸失生活下去的意志。這一切，讓我們懷疑她能否等到劉曉波出獄的那一天。
她需要這個世界伸出手來搭救她。
我們鄭重呼籲中國政府，立即無條件還劉霞以自由。這些自由包括：接聽電話的自由，接發傳真、上網及收發電郵的自由，外出購物的自由，去餐館吃飯的自由，隨時探訪父母及會見友人的自由，選擇醫生就醫的自由，與丈夫相互閱讀對方信件的自由，以及，在中國及世界各地舉辦攝影展及畫展的自由。
劉霞不是政治犯，她只是政治犯的妻子。所以，我們在這裡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請不懈地在每一個可能和中國政府會談、見面、互訪的場合，籲請中國政府立刻還給劉霞基本的公民權利。
我們也籲求世人，盡一切可能關注她，為她呼籲，直到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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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之恥 政客之恥 你我之恥
◎ 張勳慶
在二○一○年中國劉曉波得到瑞典諾貝爾和平獎，而這位得獎人至今仍遭中共監禁，直到二○一四年才有人想起此事，那就是有三位港人針對劉曉波妻子、也就是詩人劉霞，因夫而受到牽連，也遭中共軟禁在北京家中，要去探視劉曉波一面，還得先經過談話內容彩排，且一次面會只有三十分鐘。
這則新聞傳到一度以人權立國自稱的台灣，沒有多少人關注，主要媒體，不論是平面和電子，也沒幾家要（敢）登。最後是呂秀蓮、李昂、蕭美琴站出來，簡單聲援劉霞一下。會如此知情者一看便知，台灣眾多媒體不報導，是擔憂得罪中共損及企業版圖和其他利益，商人無祖國，竟沉淪到媒體也跟進，還無人權理念。這和往昔大登翁山蘇姬和過世的曼德拉相較，十足風向雞選擇性報導。
同樣的，台灣也沒有媒體去問國內官員對此有何看法；何以以前報導六四天安門整版大篇，今日對劉曉波便視若無睹？這是民主國家當有的精神嗎？
更現實之處，那就是中國大陸當局，對於一位因發出民主聲音而榮獲諾貝爾桂冠的文化人，竟然更加緊抓不放，連他的老伴都不放過！那不禁讓人質疑，以此種標準，兩岸間最基本的文化和學術交流，能走得下去嗎？
諾貝爾和平獎強大光環，不一定真的頒對人，因為這有前例可考。但因得獎而下場更慘，基本人權更遭剝奪，大家也只看到金錢而不管人權，可能劉曉波是第一人，「民主之賊」你我有份。
可以想見，以目前態勢，國內不分藍綠政治力量，都不敢在與對岸互動上提這個基本人道關心，甚至劉曉波、劉霞成了禁忌名詞。因為大家都盤算著自身中國政策對選舉的影響，會不會因此而碰壁、踢鐵板，或者和中共談不下去又拒絕溝通。
當劉曉波早在金錢巨利和個人權力爭奪中被甩在一旁，那真當反問，你我還有臉自稱是民主人權國家嗎？
（作者任職文化機構，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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