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鎮榮
當二○○八年馬英九說「台灣的民主不再有非法監聽」，結果到現在監聽已是 變本加厲了，還說「沒有做虧心事，何必怕監聽。」而法務部長羅瑩雪說「我不怕監聽，因為連我女兒都不愛聽了」，又說「監聽是有必要的」。警政署長更妙了， 他說「被監聽，可表示我沒做壞事」。到底「監聽」這兩個字對這些台灣的法政界高層代表什麼意義？一副被監聽無所謂的反民主心態，都只是為了對特偵組的濫權 掛線監聽解套嗎？
當司法院通訊監察統計估計，台灣每年有六百萬人被監聽，這種全民公敵般的氾濫監聽，表示政府的反民主作為，而當日本媒體稱 台灣是「監聽大國」的時候，這些台灣高層的政治人物們，對監聽的反應，竟表現出如此粗糙的民主素養，真的令人震驚與難過。因為一個成熟的民主的社會，政府 要讓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所以國家才有法律的規範對被監聽人民做保障，這是基本民主的ＡＢＣ，不是嗎？
如果在上位者的總統，不把濫權監聽 視為民主國家之恥，如果法務部長、警政署長認為監聽是可以隨便合理化的行為，那麼監聽在台灣必然如影隨形到處存在，甚至於成為執政者控制政治對手或異議者 的工具。因此，如果未來非法濫權的監聽一日不止，台灣將人人自危，白色恐怖又將再現了。
（作者為中小企業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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