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鎮榮

當二○○八年馬英九說「台灣的民主不再有非法監聽」,結果到現在監聽已是 變本加厲了,還說「沒有做虧心事,何必怕監聽。」而法務部長羅瑩雪說「我不怕監聽,因為連我女兒都不愛聽了」,又說「監聽是有必要的」。警政署長更妙了, 他說「被監聽,可表示我沒做壞事」。到底「監聽」這兩個字對這些台灣的法政界高層代表什麼意義?一副被監聽無所謂的反民主心態,都只是為了對特偵組的濫權 掛線監聽解套嗎?

司法院通訊監察統計估計,台灣每年有六百萬人被監聽,這種全民公敵般的氾濫監聽,表示政府的反民主作為,而當日本媒體稱 台灣是「監聽大國」的時候,這些台灣高層的政治人物們,對監聽的反應,竟表現出如此粗糙的民主素養,真的令人震驚與難過。因為一個成熟的民主的社會,政府 要讓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所以國家才有法律的規範對被監聽人民做保障,這是基本民主的ABC,不是嗎?

如果在上位者的總統,不把濫權監聽 視為民主國家之恥,如果法務部長、警政署長認為監聽是可以隨便合理化的行為,那麼監聽在台灣必然如影隨形到處存在,甚至於成為執政者控制政治對手或異議者 的工具。因此,如果未來非法濫權的監聽一日不止,台灣將人人自危,白色恐怖又將再現了。

(作者為中小企業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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