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峰專欄〉 監聽今昔觀
九月政爭上演後，一位來台的中國留學生看到馬英九以「關說」為由要鬥立法院長王金平，非常詫異地說：「關說有啥好大驚小怪呀？咱們中國人講人情嘛！大陸上順口溜不就說嘛，『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
等到政爭進一步暴露監聽的不法情事，社會輿論大譁，這位留學生又說話了：「啥？領導人監聽一下人民，又有啥稀奇呀？為了國家社會安全，政府監聽人民可以防止不法，有啥關係？」
一個來自沒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家的人，看到我們不能容忍「關說」、「竊聽」而感到訝異。這種反應，對於已經建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的民主公民來說，也是甚感訝異！
台灣與中國在民主文化上的落差，於此可見一斑。
然而我們雖然比中有餘，但比起世界民主國家，我們的民主文化還很脆弱。
回 顧卅二年前（一九八一）七月，監委尤清在監察院會中表示情治單位經常竊聽人民電話，嚴重侵犯秘密通訊自由。當時這番話竟然引來國民黨籍一堆老監委（張一 中、張建中、趙純孝、謝崑山…）的圍攻，他們說「誰怕監聽？監聽有何關係？如果沒有不法的行為，何必怕監聽？」我當時聞之氣結，發表一篇反諷的文章〈尼克 森上錯天堂投錯胎〉，代尼克森寫信向這些監察委員羨慕致敬，我用尼克森的口氣，諷刺說「弟當年的水門事件爆發時，敝國若能得有像您們這樣的國會議員為弟仗 義執言，諒必弟的總統職位也不會丟得這麼快。」「此曲只應台灣有，美國哪得幾回聞？」「我真恨不得生為『龍的傳人』」。（詳見《八十年代》十七期）當年那 些老委員的心態，和前述的中國留學生心態如出一轍。
當年那些老委員即使不講那些無知妄語，在那個所謂「動員戡亂」的時代裡，有「動員戡亂時期郵電檢查條例」的特別法箝制著，警總可以公然派軍人在郵局、電信局檢查信件，監聽電話，人民能耐他何？
但 是到了所謂「民主化」的九○年代，李登輝已經當上了總統，但是監聽的幽靈依在。有一次有海外回台的台灣同鄉到總統府拜謁李總統，其中一位同鄉對阿輝伯說： 「您現在已經當總統了，應該趕快大力改革！」李登輝笑著走近該員身邊，在他耳邊輕聲說：「小聲點，這裡有在監聽！」這位台灣人的總統，在外來集團的勢力 下，即使當了總統都還難逃監聽，怪不得被稱為「虎口下的總統」。
今天這個外來政治集團還在靠監聽進行政爭，只是不敢再說「監聽有何關係？如 果沒有不法，何必怕監聽？」的渾話。但是號稱要尊重司法獨立的他們，卻可以透過他們開的司法機關，讓監聽的違憲亂法的惡行，輕輕以「違失」帶過！六八九萬 的愚民啊！你下次還要選這種惡棍來替台灣的民主政治造孽嗎？（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
林鈺雄／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法制史上重要的人權成就與法律文件，不乏政治鬥爭 的產物。例如，即將屆滿八百年的一二一五年大憲章（Magna Carta），便是英國封建貴族「文鬥」約翰國王的成果，從此開啟以法律約束王權的新紀元。一六二八年的權利請願書，也是起源於英國議會和查理一世國王的 鬥法。而英國之所以名列當代法治的先驅，便在於慘烈政爭除了血流成河之外，還留下人權建樹與法治典範。
其實，更多歷史事件顯示，若非政爭裂 解了分贓不均的統治集團，人民權利往往沒有「趁機伸張」的機會。此次遍地烽火的九月政爭，我國憲政體制、司法系統及人權保障的缺失，一覽無遺：權重責輕的 總統、遁入私法的政黨、淪為走卒的特偵、行政官化的檢察、凸槌連連的司法和漏洞百出的監聽，罄竹難書。但是，九月政爭也可以是法治轉型的契機嗎？
強制處分 專庭審查
就 以監聽風暴為例。首先，從○九七二總機的法院核票作業，不難觀察事前法官保留空洞化的現象，令人警惕。事件爆發後院方急於推諉卸責，但這無濟於事；正本清 源之道在於雙管齊下，建立法院事後審查監聽合法性之制度，以彌補事前法官保留的先天缺陷。此外，強制處分令狀核發的專業不足，既非單一個案也不是只有監聽 才有的問題。為了兼顧審查的時效性和專業性，宜仿效奧地利二○○八年及瑞士二○一一年新刑事訴訟法之法例，設置強制處分審查專庭。令狀法官並應迴避本案的 審判，以確保其中立性。簡言之，既然爭議監聽都是法院事前核發，改革方向也必須同時指向法院制度。
其次，為了避免「一案到飽」或「聲東擊西」等逸脫核票範圍的執行流弊，另案監聽應予限制。據此，執行監聽時偶然發現的另案犯罪資料，除符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通保法）的重罪列舉原則或關連性犯罪之外，不得作為證據。
事後監督機制 缺一不可
再 者，監聽的事後通知義務，應予強化。通保法雖規定監聽結束後應通知受監聽人，但法定例外寬鬆（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或不能通知之情形），實務運用浮濫。如二 ○一二年，一般監聽通知比例僅有八成，國安監聽通知比例更不到五成。由於通知是受監聽人發動事後法院審查的前提，通知義務影響人民的後續權利救濟，故不通 知之例外要件應予限縮。
此外，調取通聯紀錄應有明文授權基礎。此次關說案涉及王院長與曾、陳兩位檢察高人的通聯紀錄，而洩密案也扯到馬總統 和黃總長的通聯狀況，通聯紀錄的線索功能及證據價值何在，一目了然。通聯紀錄雖非關通話內容，但門號、時間、位置等通訊狀態的資訊，依釋字第六三一號解釋 亦屬秘密通訊自由的保障範圍。遺憾的是，現行通保法仍未將通聯調取納入法律保留的約束，實務上連警察都可以自行調取，而民間徵信或不法份子走後門的管控弊 端，也由來已久。
最後是國會委員會的通案監督。例如，法院依通保法本有派員監督監聽執行情形的職責，而台灣每年雖核准掛線達十萬支，但全國 法院六年來總計只督察了二○八件，其中，核票大宗的台北地院，六年來竟然才督察了八件！這個既輕率散漫又駭人聽聞的事實，及至法院主管日前於立法院備詢 時，才意外曝光。但是，完備監督不能單靠立委即興的擠牙膏術，相較之下，先進國家國會設有專責、中立的委員會，對監聽實務進行通案性（非個案）的專業監 督；司法主管機關必須每年度把監聽案由、時間、人數、結果、與犯罪關連性、通知及督察情形等詳細數據和報告，送交委員會進行審查與檢討。
何不學取英國經驗，讓政爭導向保障人權的法治出路吧！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