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的追隨者出版了《奇荒鐵淚圖》。這本繡像小冊子顯然是以《江南鐵淚圖》為範本的,不論是風格還是修辭手法,都與其頗為相似
奇荒鐵淚圖
書名 《河南奇荒鐵淚圖不分卷》
書名 河南奇荒鐵淚圖不分卷
作者 （清）田子琳繪
版本 清刻本
晚清「丁戊奇荒」餓死千萬人，為何沒發生農民起義？
老外在山西：為了不被人吃，這裡的小孩上街都拿著刀｜北洋奇譚17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3cAz1Xg
這是一場被清廷官員稱之為「此千古奇災，是鐵石心腸亦當淚下」的大饑荒：從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續四年; 囊括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五省，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川北; 上億人受災，至少1千萬人餓死。 尤以1877、1878年為最烈，因這兩年的干支紀年分別為丁醜、戊寅，故而史稱"丁戊奇荒"。
這場饑荒，對囊空如洗的晚清政權而言，是一場巨大的考驗——傳統農業帝國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國之亂後支離破碎，近代社會救濟和保障體系又遠未建立。 但弔詭的是，如此慘烈的饑荒，前後四年，雖有不計其數的小規模民眾暴動，但最終竟沒有一起暴動發展成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 在政府控制力無法深入底層社會的晚清時代，這簡直是個"奇跡"。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跡」？
李提摩太之問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於1870年來到中國。 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東發端，李提摩太恰在山東傳教。
1、山東：饑民請求李提摩太做他們的領袖
災荒到來的那個夏天，李提摩太身處山東青州。 災情在五月份已相當嚴重，平民已經開始群起「吃大戶」，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寫道：
"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家裡，佔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 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很不錯，便組成五百餘人的群體。 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 ”
李提摩太在日记里留下这些抢大户及卖儿鬻女的记载的同时，自身也未能置身饥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饥民们努力争取的“宝贵资源”：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类似的情节不止一次发生。比如，七月三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邀请李提摩太去做他们的起义军领袖。
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官府镇压饥民抢大户，饥民则认为官府害怕洋人，由洋人出面带领他们抢大户,可以抗衡来自官府的镇压——只是李提摩太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不愿意在日记里正视“洋人拥有特殊政治地位”这种原因。
李提摩太沒有答應成為饑民們的領袖，而是在山東做了一年多的賑災工作。 直到1877年秋天，更嚴重的山西饑荒的消息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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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西：李提摩太"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
李提摩太日記所呈現出來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個真正的人間地獄：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 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 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的大約十歲的兒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把孩子放在了城牆外的雪地裡。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過兩個顯然剛剛斷氣的人。 一個衣服鮮亮，但卻死於饑餓。 往前走沒幾裡路，發現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倒后，再也沒有爬起來。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 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 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 路人對其中的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 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 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 男. 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 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說："我們的騾子和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內就看見了六具屍體，其中四具是女屍。 一具躺在一個敞開的棚子裡，赤身裸體，腰上纏著一條帶子; 一具躺在小河溝裡; 一具浸在水裡，由於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 一具半身穿著破破爛爛的衣裳，躺在路邊的一個洞口旁; 還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鳥獸撕碎，吃掉了一半、還碰上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拐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 另一個年輕人背著他的母親——她已經沒力氣走路了，看見我盯著他們，年輕人便向我求助，這是我離開太原後首次有人向我乞討。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 清早，我到了城門。 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揮在一起。 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 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 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
......
長期行走於饑餓和屍體之間的李提摩太，為一個問題所深深地困惑：為何社會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終提供給自己的解釋是——
"我一直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 今天這個疑問有了答案：每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布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兇搶劫，各村鎮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地少。 大家都聽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們流眼淚的場面是在母親們埋葬她們的孩子的時候。 ”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東巡撫衙門採取了同樣的鎮壓措施，但仍有民眾不斷地在搶大戶，而且還希望找一個洋人做他們的領袖，充當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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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災背後的人禍：遍地鴉片，導致山西無儲糧富戶可搶
李提摩太未能窺見山西民眾不搶大戶的真實原因，是因為他並不瞭解此次災荒真正的起因。 持續的大旱固然是饑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禍的權重同樣不容忽視。
1859年，清廷頒布《徵收土葯稅厘條例》，國內鴉片種植合法化。 短短十餘年之後，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 因為種罌粟比種糧食掙錢，"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硗瘠之區"。 到光緒初年，山西已成為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 如據禦史劉恩溥說，山西的狀況是"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幾無樹藝五穀之土"。 時人估計：「自罌粟盛行，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占十五萬頃」。。 張之洞也說：山西遍地種植鴉片，"幾於無縣無之"。
大量的耕地和勞力轉移到鴉片種植的後果，是山西本省糧食產量迅速下降。 對於「李提摩太之問」，當年的《申報》，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
"山西自廣種罌粟以來，五穀所產漸少，民間毫無蓋藏，一遇旱荒立見奇拙，此尚謂害而不由於罌粟，其誰信之？"
鴉片種植的泛濫，雖以山西最烈，卻並不是山西特有的現象。 同屬災區的河南、山東，也是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惟種植規模略遜山西。
這種畸形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導致災荒時期民間難尋儲糧大戶。 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難在山西看到他預期的搶大戶景象——而且，李提摩太抵達山西時，饑荒已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山西境內屈指可數的有糧大戶，早已被搶光。
謝家福的"抗夷大業"
回到開篇的問題：一場波及上億人、覆蓋整個北中國、餓死千萬人的大饑荒，引發了無數的暴力事件（如山東、河南等地的搶大戶）。 但卻沒有發展出任何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原因何在？
如果把“起义”的定义，简化为“有政治诉求的针对当局的暴动”，区别于单纯为充饥而针对富人的“抢大户”，那么，这个吊诡的问题，或许可以换一种角度来思考：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里，中国的乡绅士大夫——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他们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
1、“管教压倒慕惟连!”
1877年阴历2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他们的原籍。在归途中，谢家福听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补记道：
“(得知洋人赈灾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在這樣一種「耿耿於懷」的情緒支配下，謝家福當即給自己熟識的一批江南士紳們集體寫信，強調必須對洋人在中國的賑災行為採取措施。 謝認為：西人在山東賑災，打的是救災恤鄰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陰謀。 若不採取措施，恐怕會導致民心流失，異教橫行，終為中國之大患。
謝氏進而建議，應該在賑災問題上與洋人展開競爭戰鬥，"跟蹤濟賑"，追蹤洋人救災的路線，以賑災對抗賑災，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騙走國人的民心。 謝認為，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愛國士大夫所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併為此慷慨賦詩一首：
大兵之後又兇年，國計民生孰見憐？ 安得賑錢三十萬，管教壓倒慕惟連！
慕惟連和李提摩太一樣，是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代表人物。
2、"小孩餓死尚是小事"
在謝家福看來，抵抗洋人借賑災收買人心的首要之務，是與傳教士在收養飢荒受災兒童方面展開競爭。 他在1877年5月4日給好友李金鏞的一封信中寫道：
"東省災後，子女流離者不可計數，為他族收養者，聞有數百名之多。 竊恐人心外屬，異說橫行，為鄒魯之大患......"
"嚴峻"形勢下，謝氏主張"急則治標"。 這個"標"就是兒童，理由是兒童智識未開，情竇未通，更容易被異族蠱惑。 謝氏激動地寫道：眼看著這些兒童被洋人驅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氣者，"能無錐心肝、豎毛髮，亟圖補救哉！"
倡議在士大夫圈子裡獲得了普遍的認同。 譬如，蘇州士紳袁遂給謝氏回信，說道：西人想要領養飢荒孤兒，那是萬萬不可。 ...... 我們若能多收養一名，則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紳士，在聚會上發言道：
"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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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
有了士大夫們的支援，謝家福啟動了賑災行動。 但謝本人不認為自己發起的是賑災活動。 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鄭重聲明：
"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 賑濟則以仁存心，當念親親仁民之意，敵夷則惟知大義，雖捐麋踵頂，有所不辭。 ”
意即：我此行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賑災; 賑災講究仁心; 抗夷講究大義。 為了大義，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這種表態，贏得了士大夫們的高度讚賞。 譬如，上海的紳士王賡保來信，讚揚謝氏將眾多孤兒從黑暗的"禽獸之域"中拯救出來，這種行為是一種偉大的壯舉，謝的行動，證實了世事尚有可為。 王賡保表示，自己願意與其謝一起並肩戰鬥，抵抗夷人。
工作中每遇到困難，謝氏也每每以「抗夷大業」自我鼓勵：
"生平滅夷之志，刻不能忘,...... （如今得此機會）而交臂失之，則身存實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謝家不必有此子也"。
基於這樣一種「敵夷」而非「賑災」的理念，謝氏在山東地區，將活動經費高度側重於收容饑荒兒童。 有人曾建議其將資金用來開設粥廠，以解青州災民的燃眉之急，結果被其拒絕。 謝氏認為：青州原有的粥廠已停，災民情勢甚危; 但兒童與大人不同。 兒童無知，不懂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春秋夷夏大義，無法要求他們像成年人一樣有覺悟，願意為持節而慷慨赴死。 故有限的資金，應該優先救濟兒童。
謝在日記中說：對上述決定，自己"理得心安"，並無愧疚。
4、士紳"抗夷大業"之成效
在各種不同場合，謝家福反覆闡釋"敵夷"重於"賑災"的理念。 譬如，1877年6月22日夜間，謝氏前去訪問幾位上海紳士，力陳教堂收容中國兒童的危害。 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籌集賑災經費的人士，替教堂辯解，認為不該把耶穌教和天主教混為一談，一棍子打死。 隨即招來謝氏激烈的駁斥：
"某之所辦者，與教門的良莠無關，所關注的是中外之界限。 山東災民受洋人賑恤，三月有餘，幾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國矣。 諸君好善樂輸，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國家富強之元氣，則是大大的忠臣和義士。 若還反過來替教堂籌集經費，豈非漢奸？ 那些接受了教堂賑濟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終不再是中國之民。 最可憐的是，那些童子尚未開蒙，如何知道這些，眼看著他們淪陷於教堂之中，於心何忍？ 朱子說過，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 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淪陷在教堂裡的兒童，遠比賑濟災民更重要。 "（為便於閱讀，對這段日記略做了通俗化處理）
謝家福對洋人之賑災活動的抗拒，代表了當日中國士大夫們的主流意見。 這一點從謝氏所獲得的廣泛支援中即可窺見。
這種抗拒態度，同樣流行於清廷高層。 比如，1878年4月間，河南學政瞿鴻政務聽到洋人賑災的消息，立即上奏，指責洋人"其居心則險不可測"，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藉機"收拾人心"，以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 清廷接到奏摺后，隨即指示山西、河南兩省巡撫（此兩省因在內陸，洋人尚未來得及進入賑災，但災情已很嚴重），要他們但凡碰上外國人進入災區，必須"婉為開導，設法勸阻"。
在士紳的鼓動下，部分災民也懷有強烈的抗拒洋人賑濟的情緒。 比如，光緒三年（1877），山東昌樂縣災民「弗受洋賑」; 山東樂安縣災民"俱情願餓死，不受洋人之賑"。 河南亦有災民不肯接受賑濟，還助力當局傳播傳教士"心懷叵測"之說。 對此，西方人士曾經在《申報》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饑民大不解事，於教士所分給之銀，不肯領取，意謂西教士意在買服人心，誘人入教，故特給我等銀錢，慎勿墮其術中。 彼此相戒，竟無一人肯領。 且仿鐵淚圖之式，造作諸般惡狀，謂教士誘人入教，如此虐待。 亦分貼多張，以冀煽惑人心，該省官憲無可如何。 ”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亦即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竟遍贴告白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居然差不多做到了不让西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与当局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5、消弭"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功不可沒"
西方傳教士投入到"丁戊奇荒"的賑災活動之中，自然有推動教會發展的意圖。 當山東的賑災活動，給教會的發展帶來非常良好的影響之後，傳教士們決定將賑災活動擴展到河南、山西等地，是很自然的事情。
朝野對洋教的排斥，也不算意外。 對朝廷而言，已有太多的教案讓清帝國焦頭爛額; 對士紳而言，「華夷之防」乃是大義，賑濟災民不過小節。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最後居然沒有發生值得一提的針對當局的"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可謂"功不可沒"——不是因為他們的賑災活動弱化了社會矛盾，而是因為：他們和他們的賑濟活動的出現，全面轉移了災區、非災區士紳們的矛盾指向。 他們取代了朝廷，成為了士紳們眼中的「頭號敵人」。 失去了士紳參與的農民暴動，缺乏底層資源整合能力，也無力提出合理的利益訴求，其結局自可想而知。
老外在山西：為了不被人吃，這裡的小孩上街都拿著刀｜北洋奇譚17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3cAz1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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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奇荒（英語：Ding-wu Disaster[1]），清朝光緒元年至四年（1875-1878年）間特大旱災饑荒，主要在河南、山西、陝西、直隸、山東，尤以山西最嚴重，太原府100萬人死95萬。[2]總死亡數計950萬-2000萬不等，也就是清朝人口的約2-4%。2000餘萬災民逃荒或販賣到外地。[2]但這場大旱荒過後並未發生大規模暴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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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時長
丁戊奇荒又稱「光緒大祿」[4]，尤以1877年（丁丑年）和1878年（戊寅年）為最烈，因此史稱「丁戊奇荒」[5]。英國愛丁堡大學史學研究專家安德魯·凱瑟（Andrew T.Kaiser）認為此次饑荒持續時間為1876年-1879年，並稱之為「1877-1878年大饑荒」[6]。
災荒原因
有理論懷疑這場旱災是聖嬰-南方震盪現象造成的[7]，但也有反證認為很多更嚴重聖嬰時期卻沒有類似情況，學術界尚有爭議。譬如，美國史學家、學者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認為丁戊奇荒超出了中國的範圍，是當時一場全球性「聖嬰饑荒（EI Nino famine) 」的一個組成部分[8]。
人口販賣
賣妻鬻子，尤以婦女人口販賣為多。從山西、河南荒區向東和向南分別經歸德（今商丘）、周家口、光州（今潢川）等至徐州、安徽、湖北的中上，「販子驅婦女南下者，百十成群」，有時竟以千計。[9]
賑災
1877年，慈禧太后命袁保恆前往河南賑災，袁世凱一同前往河南協助賑災，途中袁保恆問逃荒災民要逃往何方，災民茫然不知。
相關評述
袁子鵬、嚴保之等清廷官員更稱「此千古奇災，是鐵石心腸亦當淚下」[10]。
光緒《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荒政記》，「此誠我朝二百三十餘年來未見之慘淒，未聞之悲痛也」。[11]
袁保恆奏議中稱，河南「成災七十二處(縣)之多,通省核計,已十分之七。受災之重，為二百數十年來所未有」。災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攜幼，號泣中途，帶病忍飢，踉蹌載道」。[12]
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荃稱丁戊奇荒為「二百餘年未有之災」[13]。「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奇災，古所未見」[14]。
1882年7月，時任山西巡撫張之洞上書光緒皇帝《禁種罌粟片》，他認爲丁戊奇荒實因爲華北多地廣種罌粟所致，[15]他在分析重災區山西的情況時說，「晉民好種罌粟，最盛者二十餘廳州縣，其餘多少不等，幾於無縣無之，曠土傷農，以致畝無棲糧，家無儲粟，丁戊奇荒，其禍實中於此」[16]。
死亡統計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指1500-2000萬人死，外國賑災會指900-1300萬人死[17] ，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指1300-1700萬人死，美國駐大清公使柔克義指 950萬人死。[18]
媒體報導
西方媒體
丁戊奇荒震驚了當時的世界，西方媒體關注了此次災荒。
《紐約時報》對丁戊奇荒的最早報導是在1876年6月27日，[19]隨後做了進一步報導。它對這場災荒報導最密集的時段是在1878年，它將這場災荒的主要原因歸咎於中國基礎交通設施的落後，並對清政府的賑災措施給予了肯定。《時報》的觀點與中國大陸學界主流觀點——清政府腐敗無能、賑災不力是造成 「丁戊奇荒」傷亡慘重的主要原因大相逕庭。1878年7月10日，時報稱，當時的清朝最高統治者對於外國人在賑濟災民方面所做的努力也給與了「廣泛和出乎意料的感謝」。[20]
《聖保羅先鋒報》1878年1月26日載，「這場饑荒，已在中國北方省份持續了三年，現在似乎到達它的頂峰……我們的消息不是來自中國人，而是來自在當地的外國人，或者在那些省份傳教或者被派去賑災……」，「這一地區（山西、陝西、河南和山東）有九百萬人口目前處於飢餓中」。[21]
清朝媒體
《申報》1877年12月7日載：「今歲豫省之災，亦不減於山右，……災黎數百萬，幾有易子析骸之慘」。（「山右」指稱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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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丁戊奇荒」餓死千萬人，為何沒發生農民起義？
2018-09-24 13:53:39首頁
這是一場被清廷官員稱之為「此千古奇災，是鐵石心腸亦當淚下」的大饑荒：從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續四年; 囊括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五省，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川北; 上億人受災，至少1千萬人餓死。 尤以1877、1878年為最烈，因這兩年的干支紀年分別為丁醜、戊寅，故而史稱"丁戊奇荒"。
這場饑荒，對囊空如洗的晚清政權而言，是一場巨大的考驗——傳統農業帝國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國之亂後支離破碎，近代社會救濟和保障體系又遠未建立。 但弔詭的是，如此慘烈的饑荒，前後四年，雖有不計其數的小規模民眾暴動，但最終竟沒有一起暴動發展成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 在政府控制力無法深入底層社會的晚清時代，這簡直是個"奇跡"。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跡」？
李提摩太之問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於1870年來到中國。 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東發端，李提摩太恰在山東傳教。
1、山東：饑民請求李提摩太做他們的領袖
災荒到來的那個夏天，李提摩太身處山東青州。 災情在五月份已相當嚴重，平民已經開始群起「吃大戶」，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寫道：
"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家裡，佔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 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很不錯，便組成五百餘人的群體。 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 ”
李提摩太在日记里留下这些抢大户及卖儿鬻女的记载的同时，自身也未能置身饥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饥民们努力争取的“宝贵资源”：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类似的情节不止一次发生。比如，七月三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邀请李提摩太去做他们的起义军领袖。
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官府镇压饥民抢大户，饥民则认为官府害怕洋人，由洋人出面带领他们抢大户,可以抗衡来自官府的镇压——只是李提摩太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不愿意在日记里正视“洋人拥有特殊政治地位”这种原因。
李提摩太沒有答應成為饑民們的領袖，而是在山東做了一年多的賑災工作。 直到1877年秋天，更嚴重的山西饑荒的消息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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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西：李提摩太"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
李提摩太日記所呈現出來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個真正的人間地獄：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 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 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的大約十歲的兒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把孩子放在了城牆外的雪地裡。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過兩個顯然剛剛斷氣的人。 一個衣服鮮亮，但卻死於饑餓。 往前走沒幾裡路，發現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倒后，再也沒有爬起來。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 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 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 路人對其中的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 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 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 男. 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 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說："我們的騾子和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內就看見了六具屍體，其中四具是女屍。 一具躺在一個敞開的棚子裡，赤身裸體，腰上纏著一條帶子; 一具躺在小河溝裡; 一具浸在水裡，由於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 一具半身穿著破破爛爛的衣裳，躺在路邊的一個洞口旁; 還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鳥獸撕碎，吃掉了一半、還碰上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拐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 另一個年輕人背著他的母親——她已經沒力氣走路了，看見我盯著他們，年輕人便向我求助，這是我離開太原後首次有人向我乞討。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 清早，我到了城門。 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揮在一起。 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 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 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
......
長期行走於饑餓和屍體之間的李提摩太，為一個問題所深深地困惑：為何社會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終提供給自己的解釋是——
"我一直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 今天這個疑問有了答案：每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布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兇搶劫，各村鎮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地少。 大家都聽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們流眼淚的場面是在母親們埋葬她們的孩子的時候。 ”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東巡撫衙門採取了同樣的鎮壓措施，但仍有民眾不斷地在搶大戶，而且還希望找一個洋人做他們的領袖，充當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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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災背後的人禍：遍地鴉片，導致山西無儲糧富戶可搶
李提摩太未能窺見山西民眾不搶大戶的真實原因，是因為他並不瞭解此次災荒真正的起因。 持續的大旱固然是饑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禍的權重同樣不容忽視。
1859年，清廷頒布《徵收土葯稅厘條例》，國內鴉片種植合法化。 短短十餘年之後，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 因為種罌粟比種糧食掙錢，"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硗瘠之區"。 到光緒初年，山西已成為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 如據禦史劉恩溥說，山西的狀況是"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幾無樹藝五穀之土"。 時人估計：「自罌粟盛行，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占十五萬頃」。。 張之洞也說：山西遍地種植鴉片，"幾於無縣無之"。
大量的耕地和勞力轉移到鴉片種植的後果，是山西本省糧食產量迅速下降。 對於「李提摩太之問」，當年的《申報》，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
"山西自廣種罌粟以來，五穀所產漸少，民間毫無蓋藏，一遇旱荒立見奇拙，此尚謂害而不由於罌粟，其誰信之？"
鴉片種植的泛濫，雖以山西最烈，卻並不是山西特有的現象。 同屬災區的河南、山東，也是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惟種植規模略遜山西。
這種畸形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導致災荒時期民間難尋儲糧大戶。 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難在山西看到他預期的搶大戶景象——而且，李提摩太抵達山西時，饑荒已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山西境內屈指可數的有糧大戶，早已被搶光。
謝家福的"抗夷大業"
回到開篇的問題：一場波及上億人、覆蓋整個北中國、餓死千萬人的大饑荒，引發了無數的暴力事件（如山東、河南等地的搶大戶）。 但卻沒有發展出任何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原因何在？
如果把“起义”的定义，简化为“有政治诉求的针对当局的暴动”，区别于单纯为充饥而针对富人的“抢大户”，那么，这个吊诡的问题，或许可以换一种角度来思考：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里，中国的乡绅士大夫——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他们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
1、“管教压倒慕惟连!”
1877年阴历2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他们的原籍。在归途中，谢家福听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补记道：
“(得知洋人赈灾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在這樣一種「耿耿於懷」的情緒支配下，謝家福當即給自己熟識的一批江南士紳們集體寫信，強調必須對洋人在中國的賑災行為採取措施。 謝認為：西人在山東賑災，打的是救災恤鄰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陰謀。 若不採取措施，恐怕會導致民心流失，異教橫行，終為中國之大患。
謝氏進而建議，應該在賑災問題上與洋人展開競爭戰鬥，"跟蹤濟賑"，追蹤洋人救災的路線，以賑災對抗賑災，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騙走國人的民心。 謝認為，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愛國士大夫所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併為此慷慨賦詩一首：
大兵之後又兇年，國計民生孰見憐？ 安得賑錢三十萬，管教壓倒慕惟連！
慕惟連和李提摩太一樣，是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代表人物。
2、"小孩餓死尚是小事"
在謝家福看來，抵抗洋人借賑災收買人心的首要之務，是與傳教士在收養飢荒受災兒童方面展開競爭。 他在1877年5月4日給好友李金鏞的一封信中寫道：
"東省災後，子女流離者不可計數，為他族收養者，聞有數百名之多。 竊恐人心外屬，異說橫行，為鄒魯之大患......"
"嚴峻"形勢下，謝氏主張"急則治標"。 這個"標"就是兒童，理由是兒童智識未開，情竇未通，更容易被異族蠱惑。 謝氏激動地寫道：眼看著這些兒童被洋人驅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氣者，"能無錐心肝、豎毛髮，亟圖補救哉！"
倡議在士大夫圈子裡獲得了普遍的認同。 譬如，蘇州士紳袁遂給謝氏回信，說道：西人想要領養飢荒孤兒，那是萬萬不可。 ...... 我們若能多收養一名，則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紳士，在聚會上發言道：
"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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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
有了士大夫們的支援，謝家福啟動了賑災行動。 但謝本人不認為自己發起的是賑災活動。 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鄭重聲明：
"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 賑濟則以仁存心，當念親親仁民之意，敵夷則惟知大義，雖捐麋踵頂，有所不辭。 ”
意即：我此行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賑災; 賑災講究仁心; 抗夷講究大義。 為了大義，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這種表態，贏得了士大夫們的高度讚賞。 譬如，上海的紳士王賡保來信，讚揚謝氏將眾多孤兒從黑暗的"禽獸之域"中拯救出來，這種行為是一種偉大的壯舉，謝的行動，證實了世事尚有可為。 王賡保表示，自己願意與其謝一起並肩戰鬥，抵抗夷人。
工作中每遇到困難，謝氏也每每以「抗夷大業」自我鼓勵：
"生平滅夷之志，刻不能忘,...... （如今得此機會）而交臂失之，則身存實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謝家不必有此子也"。
基於這樣一種「敵夷」而非「賑災」的理念，謝氏在山東地區，將活動經費高度側重於收容饑荒兒童。 有人曾建議其將資金用來開設粥廠，以解青州災民的燃眉之急，結果被其拒絕。 謝氏認為：青州原有的粥廠已停，災民情勢甚危; 但兒童與大人不同。 兒童無知，不懂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春秋夷夏大義，無法要求他們像成年人一樣有覺悟，願意為持節而慷慨赴死。 故有限的資金，應該優先救濟兒童。
謝在日記中說：對上述決定，自己"理得心安"，並無愧疚。
4、士紳"抗夷大業"之成效
在各種不同場合，謝家福反覆闡釋"敵夷"重於"賑災"的理念。 譬如，1877年6月22日夜間，謝氏前去訪問幾位上海紳士，力陳教堂收容中國兒童的危害。 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籌集賑災經費的人士，替教堂辯解，認為不該把耶穌教和天主教混為一談，一棍子打死。 隨即招來謝氏激烈的駁斥：
"某之所辦者，與教門的良莠無關，所關注的是中外之界限。 山東災民受洋人賑恤，三月有餘，幾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國矣。 諸君好善樂輸，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國家富強之元氣，則是大大的忠臣和義士。 若還反過來替教堂籌集經費，豈非漢奸？ 那些接受了教堂賑濟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終不再是中國之民。 最可憐的是，那些童子尚未開蒙，如何知道這些，眼看著他們淪陷於教堂之中，於心何忍？ 朱子說過，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 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淪陷在教堂裡的兒童，遠比賑濟災民更重要。 "（為便於閱讀，對這段日記略做了通俗化處理）
謝家福對洋人之賑災活動的抗拒，代表了當日中國士大夫們的主流意見。 這一點從謝氏所獲得的廣泛支援中即可窺見。
這種抗拒態度，同樣流行於清廷高層。 比如，1878年4月間，河南學政瞿鴻政務聽到洋人賑災的消息，立即上奏，指責洋人"其居心則險不可測"，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藉機"收拾人心"，以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 清廷接到奏摺后，隨即指示山西、河南兩省巡撫（此兩省因在內陸，洋人尚未來得及進入賑災，但災情已很嚴重），要他們但凡碰上外國人進入災區，必須"婉為開導，設法勸阻"。
在士紳的鼓動下，部分災民也懷有強烈的抗拒洋人賑濟的情緒。 比如，光緒三年（1877），山東昌樂縣災民「弗受洋賑」; 山東樂安縣災民"俱情願餓死，不受洋人之賑"。 河南亦有災民不肯接受賑濟，還助力當局傳播傳教士"心懷叵測"之說。 對此，西方人士曾經在《申報》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饑民大不解事，於教士所分給之銀，不肯領取，意謂西教士意在買服人心，誘人入教，故特給我等銀錢，慎勿墮其術中。 彼此相戒，竟無一人肯領。 且仿鐵淚圖之式，造作諸般惡狀，謂教士誘人入教，如此虐待。 亦分貼多張，以冀煽惑人心，該省官憲無可如何。 ”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亦即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竟遍贴告白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居然差不多做到了不让西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与当局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5、消弭"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功不可沒"
西方傳教士投入到"丁戊奇荒"的賑災活動之中，自然有推動教會發展的意圖。 當山東的賑災活動，給教會的發展帶來非常良好的影響之後，傳教士們決定將賑災活動擴展到河南、山西等地，是很自然的事情。
朝野對洋教的排斥，也不算意外。 對朝廷而言，已有太多的教案讓清帝國焦頭爛額; 對士紳而言，「華夷之防」乃是大義，賑濟災民不過小節。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最後居然沒有發生值得一提的針對當局的"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可謂"功不可沒"——不是因為他們的賑災活動弱化了社會矛盾，而是因為：他們和他們的賑濟活動的出現，全面轉移了災區、非災區士紳們的矛盾指向。 他們取代了朝廷，成為了士紳們眼中的「頭號敵人」。 失去了士紳參與的農民暴動，缺乏底層資源整合能力，也無力提出合理的利益訴求，其結局自可想而知。
老外在山西：為了不被人吃，這裡的小孩上街都拿著刀｜北洋奇譚17 - 每日頭條
老外在山西：為了不被人吃，這裡的小孩上街都拿著刀｜北洋奇譚17 - 每日頭條
丁戊奇荒——中國近代最大旱災
丁戊奇荒——中國近代最大旱災 - 每日頭條
這是一場被清廷官員稱之為「此千古奇災，是鐵石心腸亦當淚下」的大饑荒：從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續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五省，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川北；上億人受災，至少1千萬人餓死。其中尤以1877、1878年為最烈，因其兩年干支紀年分別為丁丑、戊寅，故而史稱「丁戊奇荒」。
這場饑荒，對囊空如也的晚清政權而言，是一場巨大的考驗——傳統農業帝國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國之亂後被肢解得支離破碎，近代社會救濟和保障體系又遠未建立。但弔詭的是，如此慘烈的饑荒，前後四年，雖有不計其數的小規模民眾暴動，但最終竟然沒有一起暴動發展成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起義」。在政府控制力無法深入社會最底層的晚清時代，這簡直是個奇蹟。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蹟？
洋人：山西饑荒如地獄，為何無人搶富戶？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於1870年來到中國。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東發端，李提摩太恰在山東傳教，遂由此開始了他與整個丁戊奇荒相始終的漫長而艱辛的救災行動。
【山東饑民請求李提摩太帶領他們暴動】
災荒到來的那個夏天，李提摩太身處山東青州。災情在五月份已相當嚴重，平民已經開始群起「吃大戶」，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寫道：
「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家裡，占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很不錯，便組成五百餘人的群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在日記里留下這些搶大戶及賣兒鬻女的記載的同時，自身也未能置身饑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饑民們努力爭取的「寶貴資源」：
「六月三十日這天，兩位學者來拜訪我，他們都是秀才，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一個來自壽光，另一個來自益都。我太忙了，沒空接待，他們約定第二天再來。第二天，他們一進門就跪下了，請求做我的弟子。交談後，我弄明白了，他們兩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們的首領，舉行暴動，因為當局不能提供食物，他們活不下去了。他們已經安排好了房子，並且有數不清的人準備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訴那兩位民眾代表說，我從來沒想到要幹這種事情，因為那只會加重民眾所遭受的苦難。暴動一旦開始了，沒有人知道會如何收場，但毫無疑問會造成大規模流血。我建議他們採取建設性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破壞來改善人們的處境。」
類似的情節不止一次發生。七月三日晚上，青州東面某個村鎮也派了代表前來邀請李提摩太去做他們的起義軍領袖。出現這種現象是有原因的，但李提摩太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官府正極力鎮壓饑民搶大戶，饑民們則認為官府害怕洋人；在他們看來，由洋人帶領他們去搶大戶,可以抗衡來自官府的鎮壓。
李提摩太沒有答應成為饑民們的領袖，而是在山東做了一年多的賑災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嚴重的山西饑荒的消息傳來。
【李提摩太困惑山西民眾身處人間地獄，何以卻沒有人搶劫富戶】
李提摩太日記所呈現出來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個真正的人間地獄：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的大約十歲的兒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把孩子放在了城牆外的雪地里。
l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過兩個顯然剛剛斷氣的人。一個衣服鮮亮，但卻死於飢餓。往前走沒幾里路，發現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倒後，再也沒有爬起來。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的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說：「我們的騾子和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2月l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內就看見了六具屍體，其中四具是女屍。一具躺在一個敞開的棚子裡，赤身裸體，腰上纏著一條帶子；一具躺在小河溝里；一具浸在水裡，由於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著破破爛爛的衣裳，躺在路邊的一個洞口旁；還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鳥獸撕碎，吃掉了一半、還碰上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拐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另一個年輕人背著他的母親——她已經沒力氣走路了，看見我盯著他們，年輕人便向我求助，這是我離開太原後首次有人向我乞討。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揮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
長期行走於飢餓和屍體之間的李提摩太，為一個問題所深深地困惑：為何社會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終提供給自己的解釋是——
「我一直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今天這個疑問有了答案:每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布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兇搶劫，各村鎮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地少。大家都聽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們流眼淚的場面是在母親們埋葬她們的孩子的時候。」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東巡撫衙門採取了同樣的鎮壓措施，但仍有民眾不斷地在搶大戶，而且還希望找一個洋人做他們的領袖，充當保護傘。
李提摩太對清廷在賑災中的表現很不滿，指責道：
「如果中國政府不那麼自負，聲稱只有自己是文明的，從野蠻的西方人那裡學不到任何東西，數一百萬人應當能夠得到拯救。確確實實，一位清政府的高官發布過一個公告，禁止人們遷往滿洲，雖然那裡的穀物便宜很多，而這發生在土地的價格只能賣到實際價格的十分之一的時期;同樣真實的是鄰省的某些官員禁止向山西出售糧食。這使得饑荒的狀況更惡化了。」
圖為身穿中國服飾的李提摩太夫婦
【天災背後有人禍：遍地鴉片導致山西無儲糧富戶可搶】
李提摩太未能窺見山西民眾不搶大戶的真實原因，是因為他並不了解此次災荒真正的起因。持續的大旱固然是饑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禍的權重同樣不容忽視——
1859年清廷頒布《徵收土藥稅厘條例》，國內鴉片種植由此合法化。短短十餘年之後，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而且因為種罌粟比種糧食掙錢，「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到光緒初年，山西已成為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御史劉恩溥說山西的狀況是「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幾無樹藝五穀之土」；時人估計：「自罌粟盛行，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占十五萬頃」。張之洞也說：山西遍地種植鴉片，「幾於無縣無之」。
大量的耕地和勞力轉移到鴉片種植上去的後果，是山西本省糧食產量迅速下降。《申報》當年就曾分析過：「山西自廣種罌粟以來，五穀所產漸少，民間毫無蓋藏，一遇旱荒立見奇拙，此尚謂害而不由於罌粟，其誰信之?」
鴉片種植的泛濫，雖以山西最烈，但並不是山西特有的現象。同屬災區的河南、山東，也是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最終，這種畸形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導致災荒時期民間難尋儲糧大戶，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難在山西看到他所預期會看到的那種搶大戶的景象；更何況，李提摩太抵達山西的時候，饑荒已經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山西境內屈指可數的有糧大戶早已被迅速搶光了。
真正需要後世深刻反思的，是另一個弔詭的問題：這樣一場波及上億人、幾乎覆蓋整個北中國的大饑荒，它引發了無數的暴力事件、群體事件，但最終，竟沒有從這眾多的暴力群體事件中衍生髮展出一兩場所謂的「農民起義」（所謂「起義」，區別於一般性的無政治訴求暴動）。
如果我們把「起義」簡化定義為「有政治訴求的暴動」的話，那麼，不妨將這個弔詭的問題換一種思考角度：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里，中國的鄉紳士大夫們在哪裡？他們和誰站在一起？
——作為傳統農業中國底層社會的直接整合者，鄉紳士大夫們的參與，是農民暴動升級為「起義」的最關鍵的因素——他們的學識為政治訴求的提出提供了可能；他們的社會關係則會成為勢力整合的核心紐帶。
士紳：拯救淪陷于洋教的兒童遠重於賑濟災民
1877年陰曆2月下旬，蘇州紳士謝家福剛剛完成一項艱巨的任務：押送一批饑民從南方返回他們的原籍。在歸途中，謝家福聽到了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消息。一種似乎「與生俱來」的敏感性立刻讓謝家福緊張了起來，他後來在日記中補記道：
「（得知洋人賑災的消息）深懼敵國沽恩，異端借肆，不能無動於衷。顧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懷，言難自己。」
【擔心洋人借賑災收買人心】
在這樣一種「耿耿於懷」的情緒支配下，謝家福當即給自己熟識的一批江南士紳們集體寫信，強調必須對洋人在中國的賑災行為採取措施。謝認為：
「西人在山東賑災，打的是救災恤鄰的幌子，暗地裡乾的是收拾人心的陰謀。若不採取措施，恐怕會導致民心流失，異教橫行，終為中國之大患。」
謝氏進而建議，應該在賑災問題上與洋人展開競爭戰鬥，「跟蹤濟賑」，追蹤洋人救災的路線，以賑災對抗賑災，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騙走國人的民心。謝認為，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愛國士大夫所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並為此慷慨賦詩一首：
大兵之後又凶年，國計民生孰見憐？安得賑錢三十萬，管教壓倒慕惟連！
慕惟連和李提摩太一樣，是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代表人物。
【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
在謝家福看來，抵抗洋人借賑災收買人心的首要之務，是與傳教士在收養饑荒受災兒童方面展開競爭。他在1877年5月4日給好友李金鏞的一封信中提寫道：「東省災後，子女流離者不可計數，為他族收養者，聞有數百名之多。竊恐人心外屬，異說橫行，為鄒魯之大患……」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謝氏主張「急則治標」，這個「標」就是兒童，理由是兒童智識未開，情竇未通，更容易被異族蠱惑。謝氏激動地寫道：眼看著這些兒童被洋人驅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氣者，「能無錐心肝、豎毛髮，亟圖補救哉!」
倡議在士大夫圈子裡獲得了普遍的認同。譬如蘇州士紳袁遂給謝氏回信，說道：「西人想要領養饑荒孤兒，那是萬萬不可。……我們若能多收養一名，則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譬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紳士，在聚會上發言道：「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
有了這些士大夫們的支持，謝家福的賑災行動隨即啟動。但謝家福本人並不認為自己發起的這一活動是賑災活動。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鄭重聲明：「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賑濟則以仁存心，當念親親仁民之意，敵夷則惟知大義，雖捐麋踵頂，有所不辭」——意思即：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為了賑災；賑災講究的是仁心；抵抗夷人講究的則是大義，為此我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這種表態贏得了許多士大夫的高度讚賞。譬如上海的紳士王賡保就來信讚揚謝氏將眾多孤兒從黑暗的「禽獸之域」中拯救出來的行為是一種偉大的壯舉，由此可見世事尚有可為。並表示願意與其一起並肩戰鬥，繼續推進這一事業。
工作開展每遇到困難，謝氏也往往以此來鼓勵自己：「生平滅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機會）而交臂失之，則身存實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謝家不必有此子也」。
也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敵夷」而非「賑災」的理念，謝氏在山東地區的活動經費明顯側重於收容饑荒兒童。有人曾建議其將自江南募集到的資金用來開設粥廠，以解青州災民的燃眉之急，結果被其拒絕。謝氏雖然也認為青州原有的粥廠已停，災民情勢甚危，但在他眼裡，兒童與大人不同：兒童無知，不懂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春秋夷夏大義，所以無法要求他們像成年人一樣為持節而慷慨赴死，故而，有限的資金應該優先用來救濟兒童。謝在日記中說：因為如此考量，所以對自己的決定「理得心安」，並無愧疚。
【鄉紳們的成功：許多災民情願餓死，不受洋人之賑】
類似的理念，謝氏在許多不同的場合都曾反覆闡釋過。1877年6月22日夜間，謝氏前去訪問幾位上海紳士，力陳教堂收容中國兒童的危害，恰好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籌集賑災經費的人士，替教堂說了一句話，認為不該把耶穌教和天主教混為一談，一棍子打死。隨即招來了謝氏激烈的駁斥：
「某之所辦者，與教門的良莠無關，所關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東災民受洋人賑恤，三月有餘，幾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國矣。諸君好善樂輸，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國家富強之元氣，則是大大的忠臣和義士。若還反過來替教堂籌集經費，豈非漢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賑濟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終不再是中國之民。最可憐的是，那些童子尚未開蒙，如何知道這些，眼看著他們淪陷於教堂之中，於心何忍？朱子說過，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淪陷在教堂里的兒童，遠比賑濟災民更重要。」
謝家福對洋人的賑災活動的抗拒，代表了當日中國士大夫們的主流意見。這一點從謝氏所獲得的廣泛支持中即可窺見。這種抗拒態度，同樣流行於清廷高層。1878年4月間，河南學政瞿鴻機聽到洋人賑災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責洋人「其居心則險不可測」，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藉機「收拾人心」，以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清廷接到奏摺後，隨即指示山西、河南兩省巡撫（此兩省因在內陸，洋人尚未來得及進入賑災，但災情已很嚴重），要他們但凡碰上外國人進入災區，必須「婉為開導，設法勸阻」。
災民們抗拒洋人賑濟的情緒同樣強烈。史料記載，光緒三年（1877），山東昌樂縣災民「弗受洋賑」；山東樂安縣災民則「俱情願餓死，不受洋人之賑」。河南的災民態度最為決絕，不但不肯接受賑濟，還極力宣傳傳教士的「心懷叵測」。西方人士曾經在《申報》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饑民大不解事，於教士所分給之銀，不肯領取，意謂西教士意在買服人心，誘人入教，故特給我等銀錢，慎勿墮其術中。彼此相戒，竟無一人肯領。且仿鐵淚圖之式，造作諸般惡狀，謂教士誘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貼多張，以冀煽惑人心，該省官憲無可如何。」
《河南饑荒鐵淚圖·樹皮草根 剝掘充飢》
儘管如此，傳教士仍然多次嘗試派人進入河南賑災，但結果是，當地民眾和政府都不允許他們逗留，更不許他們以任何方式涉足當地賑務，並且聲稱如果他們不離開河南就會有生命危險。河南境內的反教情緒之強烈遠勝他省，開封居民聞知傳教士花國香等人到達，遂遍貼告白，有「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更有某書院罷課宣稱「要與西人打仗」。最終，傳教士們不得不放棄了賑濟河南的打算。整個丁戊奇荒期間，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讓西方人在其域內發放絲毫賑濟物資的程度，本土鄉紳們的鼎力配合，可謂居功至偉。
古怪的「民族主義」掩蓋了大饑荒的死氣
李提摩太等西方傳教士投入丁戊奇荒的賑災行動之中，自然也有其推動教會發展的意圖。尤其是在山東的賑災活動給教會的發展帶來了非常良好的影響的情況下，傳教士們決定將自己的賑災活動擴展到河南、山西時，推動教會發展，已經成為了預先期望的目標。
朝野內外對洋教的排斥不算意外，此前已有太多的教案讓清帝國焦頭爛額。但事情的悲劇性也恰恰在此：當一種異域文明希望以一種文明的方式（賑災）被接受的時候，它反而遭到了比野蠻的手段（武力脅迫）下更決絕的抵制。
但最大的最悲劇其實還是開篇所提到的那個問題——如此一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最後居然沒有發生「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可謂「功不可沒」。他們和他們的賑濟活動的出現，徹底轉移了災區和非災區鄉紳士大夫們的注意力。而失去鄉紳參與的農民暴動，則始終只能停留在簡單的物質索求層面上，而且彼此孤立，旋起旋滅。
換言之：1878年前後的中國，被一種很古怪的「民族主義」所籠罩，甚至掩蓋住了大饑荒的死氣，最後，竟然起到了為千瘡百孔的清帝國「保駕護航」的作用——而類似的這種政治手段，後世被一再模仿襲用，並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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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丁戊奇荒”餓死千萬人，為何沒發生農民起義？ - https://bit.ly/3rU8DOv
是一場被清廷官員稱之為“此千古奇災，是鐵石心腸亦當淚下”的大饑荒：從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續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五省，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川北;上億人受災，至少1千萬人餓死。尤以1877、1878年為最烈，因這兩年的干支紀年分別為丁丑、戊寅，故而史稱“丁戊奇荒”。
這場饑荒，對囊空如洗的晚清政權而言，是一場巨大的考驗——傳統農業帝國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國之亂後支離破碎，近代社會救濟和保障體系又遠未建立。但弔詭的是，如此慘烈的饑荒，前後四年，雖有不計其數的小規模民眾暴動，但最終竟沒有一起暴動發展成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在政府控制力無法深入底層社會的晚清時代，這簡直是個“奇蹟”。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蹟”?
李提摩太之問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於1870年來到中國。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東發端，李提摩太恰在山東傳教。
1、山東：饑民請求李提摩太做他們的領袖
災荒到來的那個夏天，李提摩太身處山東青州。災情在五月份已相當嚴重，平民已經開始羣起“吃大户”，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寫道：
“一羣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家裏，佔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很不錯，便組成五百餘人的羣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在日記裏留下這些搶大户及賣兒鬻女的記載的同時，自身也未能置身饑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饑民們努力爭取的“寶貴資源”：
“六月三十日這天，兩位學者來拜訪我，他們都是秀才，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一個來自壽光，另一個來自益都。我太忙了，沒空接待，他們約定第二天再來。第二天，他們一進門就跪下了，請求做我的弟子。交談後，我弄明白了，他們兩人是一大羣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們的首領，舉行暴動，因為當局不能提供食物，他們活不下去了。他們已經安排好了房子，並且有數不清的人準備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訴那兩位民眾代表説，我從來沒想到要幹這種事情，因為那隻會加重民眾所遭受的苦難。暴動一旦開始了，沒有人知道會如何收場，但毫無疑問會造成大規模流血。我建議他們採取建設性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破壞來改善人們的處境。”
類似的情節不止一次發生。比如，七月三日晚上，青州東面某個村鎮也派了代表前來，邀請李提摩太去做他們的起義軍領袖。
出現這種現象是有原因的——官府鎮壓饑民搶大户，饑民則認為官府害怕洋人，由洋人出面帶領他們搶大户,可以抗衡來自官府的鎮壓——只是李提摩太自己沒有意識到，或者説，他不願意在日記里正視“洋人擁有特殊政治地位”這種原因。
李提摩太沒有答應成為饑民們的領袖，而是在山東做了一年多的賑災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嚴重的山西饑荒的消息傳來。
晚清“丁戊奇荒”餓死千萬人，為何沒發生農民起義？
2、山西：李提摩太“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户”
李提摩太日記所呈現出來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個真正的人間地獄：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裏：
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着已經死去的大約十歲的兒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把孩子放在了城牆外的雪地裏。
1月30日，距太原270裏：
路過兩個顯然剛剛斷氣的人。一個衣服鮮亮，但卻死於飢餓。往前走沒幾里路，發現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倒後，再也沒有爬起來。
1月30日，距太原290裏：
看到路邊躺着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着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着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的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羣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説：“我們的騾子和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2月1日，太原以南450裏：
半天內就看見了六具屍體，其中四具是女屍。一具躺在一個敞開的棚子裏，赤身裸體，腰上纏着一條帶子;一具躺在小河溝裏;一具浸在水裏，由於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爛爛的衣裳，躺在路邊的一個洞口旁;還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鳥獸撕碎，吃掉了一半、還碰上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枴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另一個年輕人揹着他的母親——她已經沒力氣走路了，看見我盯着他們，年輕人便向我求助，這是我離開太原後首次有人向我乞討。
2月2日，太原以南530裏：
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揮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裏，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裏。
……
長期行走於飢餓和屍體之間的李提摩太，為一個問題所深深地困惑：為何社會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終提供給自己的解釋是——
“我一直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户。今天這個疑問有了答案:每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佈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兇搶劫，各村鎮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地少。大家都聽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們流眼淚的場面是在母親們埋葬她們的孩子的時候。”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東巡撫衙門採取了同樣的鎮壓措施，但仍有民眾不斷地在搶大户，而且還希望找一個洋人做他們的領袖，充當保護傘。
晚清“丁戊奇荒”餓死千萬人，為何沒發生農民起義？ 第2張
3、天災背後的人禍：遍地鴉片，導致山西無儲糧富户可搶
李提摩太未能窺見山西民眾不搶大户的真實原因，是因為他並不瞭解此次災荒真正的起因。持續的大旱固然是饑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禍的權重同樣不容忽視。
1859年，清廷頒佈《徵收土藥税釐條例》，國內鴉片種植合法化。短短十餘年之後，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因為種罌粟比種糧食掙錢，“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到光緒初年，山西已成為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如據御史劉恩溥説，山西的狀況是“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幾無樹藝五穀之土”。時人估計：“自罌粟盛行，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占十五萬頃”。張之洞也説：山西遍地種植鴉片，“幾於無縣無之”。
大量的耕地和勞力轉移到鴉片種植的後果，是山西本省糧食產量迅速下降。對於“李提摩太之問”，當年的《申報》，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
“山西自廣種罌粟以來，五穀所產漸少，民間毫無蓋藏，一遇旱荒立見奇拙，此尚謂害而不由於罌粟，其誰信之?”
鴉片種植的泛濫，雖以山西最烈，卻並不是山西特有的現象。同屬災區的河南、山東，也是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惟種植規模略遜山西。
這種畸形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導致災荒時期民間難尋儲糧大户。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難在山西看到他預期的搶大户景象——而且，李提摩太抵達山西時，饑荒已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山西境內屈指可數的有糧大户，早已被搶光。
謝家福的“抗夷大業”
回到開篇的問題：一場波及上億人、覆蓋整個北中國、餓死千萬人的大饑荒，引發了無數的暴力事件(如山東、河南等地的搶大户)。但卻沒有發展出任何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原因何在?
如果把“起義”的定義，簡化為“有政治訴求的針對當局的暴動”，區別於單純為充飢而針對富人的“搶大户”，那麼，這個弔詭的問題，或許可以換一種角度來思考：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裏，中國的鄉紳士大夫——傳統農業中國底層社會的直接整合者，他們在哪裏?他們和誰站在一起?
1、“管教壓倒慕惟連!”
1877年陰曆2月下旬，蘇州紳士謝家福剛剛完成一項艱鉅的任務：押送一批饑民從南方返回他們的原籍。在歸途中，謝家福聽到了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消息。一種似乎“與生俱來”的敏感性立刻讓謝家福緊張了起來，他後來在日記中補記道：
“(得知洋人賑災消息)深懼敵國沽恩，異端借肆，不能無動於衷。顧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懷，言難自己。”
在這樣一種“耿耿於懷”的情緒支配下，謝家福當即給自己熟識的一批江南士紳們集體寫信，強調必須對洋人在中國的賑災行為採取措施。謝認為：西人在山東賑災，打的是救災恤鄰的幌子，暗地裏乾的是收拾人心的陰謀。若不採取措施，恐怕會導致民心流失，異教橫行，終為中國之大患。
謝氏進而建議，應該在賑災問題上與洋人展開競爭戰鬥，“跟蹤濟賑”，追蹤洋人救災的路線，以賑災對抗賑災，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騙走國人的民心。謝認為，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愛國士大夫所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併為此慷慨賦詩一首：
大兵之後又凶年，國計民生孰見憐?安得賑錢三十萬，管教壓倒慕惟連!
慕惟連和李提摩太一樣，是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代表人物。
2、“小孩餓死尚是小事”
在謝家福看來，抵抗洋人借賑災收買人心的首要之務，是與傳教士在收養饑荒受災兒童方面展開競爭。他在1877年5月4日給好友李金鏞的一封信中寫道：
“東省災後，子女流離者不可計數，為他族收養者，聞有數百名之多。竊恐人心外屬，異説橫行，為鄒魯之大患……”
“嚴峻”形勢下，謝氏主張“急則治標”。這個“標”就是兒童，理由是兒童智識未開，情竇未通，更容易被異族蠱惑。謝氏激動地寫道：眼看着這些兒童被洋人驅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氣者，“能無錐心肝、豎毛髮，亟圖補救哉!”
倡議在士大夫圈子裏獲得了普遍的認同。譬如，蘇州士紳袁遂給謝氏回信，説道：西人想要領養饑荒孤兒，那是萬萬不可。……我們若能多收養一名，則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紳士，在聚會上發言道：
“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
晚清“丁戊奇荒”餓死千萬人，為何沒發生農民起義？ 第3張
3、“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
有了士大夫們的支持，謝家福啟動了賑災行動。但謝本人不認為自己發起的是賑災活動。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鄭重聲明：
“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賑濟則以仁存心，當念親親仁民之意，敵夷則惟知大義，雖捐麋踵頂，有所不辭。”
意即：我此行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賑災;賑災講究仁心;抗夷講究大義。為了大義，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這種表態，贏得了士大夫們的高度讚賞。譬如，上海的紳士王賡保來信，讚揚謝氏將眾多孤兒從黑暗的“禽獸之域”中拯救出來，這種行為是一種偉大的壯舉，謝的行動，證實了世事尚有可為。王賡保表示，自己願意與其謝一起並肩戰鬥，抵抗夷人。
工作中每遇到困難，謝氏也每每以“抗夷大業”自我鼓勵：
“生平滅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機會)而交臂失之，則身存實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謝家不必有此子也”。
基於這樣一種“敵夷”而非“賑災”的理念，謝氏在山東地區，將活動經費高度側重於收容饑荒兒童。有人曾建議其將資金用來開設粥廠，以解青州災民的燃眉之急，結果被其拒絕。謝氏認為：青州原有的粥廠已停，災民情勢甚危;但兒童與大人不同。兒童無知，不懂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春秋夷夏大義，無法要求他們像成年人一樣有覺悟，願意為持節而慷慨赴死。故有限的資金，應該優先救濟兒童。
謝在日記中説：對上述決定，自己“理得心安”，並無愧疚。
4、士紳“抗夷大業”之成效
在各種不同場合，謝家福反覆闡釋“敵夷”重於“賑災”的理念。譬如，1877年6月22日夜間，謝氏前去訪問幾位上海紳士，力陳教堂收容中國兒童的危害。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籌集賑災經費的人士，替教堂辯解，認為不該把耶穌教和天主教混為一談，一棍子打死。隨即招來謝氏激烈的駁斥：
“某之所辦者，與教門的良莠無關，所關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東災民受洋人賑恤，三月有餘，幾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國矣。諸君好善樂輸，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國家富強之元氣，則是大大的忠臣和義士。若還反過來替教堂籌集經費，豈非漢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賑濟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終不再是中國之民。最可憐的是，那些童子尚未開蒙，如何知道這些，眼看着他們淪陷於教堂之中，於心何忍?朱子説過，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淪陷在教堂裏的兒童，遠比賑濟災民更重要。”(為便於閲讀，對這段日記略做了通俗化處理)
謝家福對洋人之賑災活動的抗拒，代表了當日中國士大夫們的主流意見。這一點從謝氏所獲得的廣泛支持中即可窺見。
這種抗拒態度，同樣流行於清廷高層。比如，1878年4月間，河南學政瞿鴻禨聽到洋人賑災的消息，立即上奏，指責洋人“其居心則險不可測”，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藉機“收拾人心”，以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清廷接到奏摺後，隨即指示山西、河南兩省巡撫(此兩省因在內陸，洋人尚未來得及進入賑災，但災情已很嚴重)，要他們但凡碰上外國人進入災區，必須“婉為開導，設法勸阻”。
在士紳的鼓動下，部分災民也懷有強烈的抗拒洋人賑濟的情緒。比如，光緒三年(1877)，山東昌樂縣災民“弗受洋賑”;山東樂安縣災民“俱情願餓死，不受洋人之賑”。河南亦有災民不肯接受賑濟，還助力當局傳播傳教士“心懷叵測”之説。對此，西方人士曾經在《申報》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饑民大不解事，於教士所分給之銀，不肯領取，意謂西教士意在買服人心，誘人入教，故特給我等銀錢，慎勿墮其術中。彼此相戒，竟無一人肯領。且仿鐵淚圖之式，造作諸般惡狀，謂教士誘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貼多張，以冀煽惑人心，該省官憲無可如何。”
能夠仿照《鐵淚圖》製作宣傳畫，並廣為宣傳，這背後必然有知識分子、亦即河南本地鄉紳士大夫們的參與。
儘管如此，傳教士仍然多次嘗試派人進入河南賑災。但結果是：當地民眾和政府不允許他們逗留，更不許他們以任何方式涉足當地賑務;且聲稱，如果他們不離開河南，就會有生命危險。河南境內反教情緒之強烈，遠勝他省——開封居民聞知傳教士花國香等人到達，竟遍貼告白曰“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更有某書院罷課，宣稱“要與西人打仗”。最終，傳教士們不得不放棄了賑濟河南的打算。整個“丁戊奇荒”期間，河南居然差不多做到了不讓西人在其域內發放絲毫賑濟物資的程度，本土鄉紳與當局的鼎力配合，可謂居功至偉。
5、消弭“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功不可沒”
西方傳教士投入到“丁戊奇荒”的賑災活動之中，自然有推動教會發展的意圖。當山東的賑災活動，給教會的發展帶來非常良好的影響之後，傳教士們決定將賑災活動擴展到河南、山西等地，是很自然的事情。
朝野對洋教的排斥，也不算意外。對朝廷而言，已有太多的教案讓清帝國焦頭爛額;對士紳而言，“華夷之防”乃是大義，賑濟災民不過小節。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最後居然沒有發生值得一提的針對當局的“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可謂“功不可沒”——不是因為他們的賑災活動弱化了社會矛盾，而是因為：他們和他們的賑濟活動的出現，全面轉移了災區、非災區士紳們的矛盾指向。他們取代了朝廷，成為了士紳們眼中的“頭號敵人”。失去了士紳參與的農民暴動，缺乏底層資源整合能力，也無力提出合理的利益訴求，其結局自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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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圭（1842－1903年），字小池，江蘇江寧（今南京）人，23歲受聘任寧波海關副稅務司霍搏遜的文牘（現時的秘書），系中國近代郵政倡導者之一。 1876年，赫德委派他前往美國費城參加美國建國100週年博覽會，李圭回國後將其在美期間的考察、見聞寫出《環遊地球新錄》 一書，書中對美國郵政作了詳盡的記述，並建議開辦中國郵政。他的見解得到了李鴻章的讚許。 1885年，在葛顯禮主持下，李圭將英文的《香港郵政指南》譯成漢語，同時又擬寫了《譯擬郵政局寄信條規》（以下簡稱《條規》）。 《條規》對十幾種郵件的規格、特徵、資費等做了詳細的規定。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該書對明信片概念的認識。
事件經過
在《明信片》一節中，李圭對明信片闡述如下：“郵政局有印就厚紙片，其信資圖記也印於片上，由局出售，以便商民凡寄無關緊要之信，可就片面寫姓名住址，片寫信，不用封套，價更便宜。各國信館皆有此片，謂之明信片。”漢語的“明信片”一詞，即首見於此。該《條規》送呈葛顯禮、李鴻章、總理衙門等高級官員與部門，正因如此，“明信片”一詞當時未能流傳。 《條規》的附件中有1枚示意的“明信片”，此片借用香港1880年發行的維多利亞肖像圖郵資片，李圭將該片中上部的英文香港及徽誌刮掉，手寫了“大清國CHINA”幾個字；另在英文“萬國郵政聯盟”一行文字上面手寫“郵政局明信片”6個字，還用1枚大龍郵票將維多利亞郵資圖完全覆蓋，以示此處可印中國郵政的郵資圖。李圭將其加工的“明信片”作附件，本意就是讓上層官員產生目見實物的效果。這枚“明信片”是中國郵政明信片的雛形，“明信片”3個字首次出現在設計理念中的樣片上，其歷史意義怎樣評價都不過分。 《譯擬郵政局寄信條規》有數件版本，均為李圭手書，其恭筆齊整，足見漢字功底之紮實。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看，我們都應該慶幸中國郵政歷史上出現了李圭，只有像李圭這樣的中西文化素養淵深的清末知識分子，才能將“POSTCARD”（郵政卡） 的實際特徵與涵義準確表述，從而歷史性地創譯出了“明信片”這個至今仍舊無可替代的概念。
貢獻
1896年，中國正式開辦郵政，責成費拉爾設計郵資明信片。是年8月，他在《呈海關總稅務司備忘錄（一）》的補遺中，將“POSTCARD”稱為“書信片”。但在“備忘錄（二）”那些漢、英文夾雜的行文中，費拉爾建議把漢語的“書信片”改為“郵政明信片”，然而這是在李圭的《條規》上呈11年以後的事了。 1897年10月1日，大清郵政首枚郵資明信片發行，郵資圖下印著“郵政明信片”5個字，從此“明信片”一詞開始出現在中國各個時期的明信片上，並在國人的口語中得到廣泛的應用。
《思痛記》成書於清鹹豐至光緒年間，作者李圭，字小池。 本書講述作者為太平軍裹挾始末。
《思痛記》2卷，光緒六年刻本。 該書自述鹹豐十年被太平軍俘虜，先後在天京、金壇、嘉興、杭州等地為太平軍管理糧食收發事宜，同治初年逃往上海。 書中兼記太平天國的一些其他事務，可資參考
李圭（1842-1903年），字小池，江蘇江寧（今南京）人，系中國近代郵政宣導者之一。
李圭（1842-1903年），字小池，江蘇江寧（今南京）人，23歲受聘任寧波海關副稅務司霍搏遜的文牘（現時的秘書），系中國近代郵政宣導者之一。 1876年，赫德委派他前往美國費城參加美國建國100周年博覽會，李圭回國后將其在美期間的考察、見聞寫出《環遊地球新錄》一書，書中對美國郵政作了詳盡的記述，並建議開辦中國郵政。 他的見解得到了李鴻章的贊許。 1885年，在葛顯禮主持下，李圭將英文的《香港郵政指南》譯成漢語，同時又擬寫了《譯擬郵政局寄信條規》（以下簡稱《條規》）。 《條規》對十幾種郵件的規格、特徵、資費等做了詳細的規定。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該書對明信片概念的認識。
相關事件
在《明信片》一節中，李圭對明信片闡述如下："郵政局有印就厚紙片，其信資圖記也印於片上，由局出售，以便商民凡寄無關緊要之信，可就片面寫姓名住址，片
寫信，不用封套，價更便宜。 各國信館皆有此片，謂之明信片。 "漢語的"明信片"一詞，即首見於此。
該《條規》送呈葛顯禮、李鴻章、總理衙門等高級官員與部門，正因如此，"明信片"一詞當時未能流傳。 《條規》的附件中有1枚示意的「明信片」，此片借用香港1880年發行的維多利亞肖像圖郵資片，李圭將該片中上部的英文香港及徽志刮掉，手寫了「大清 國CHINA"幾個字;另在英文"萬國郵政聯盟「一行文字上面手寫」郵政局明信片「6個字，還用1枚大龍郵票將維多利亞郵資圖完全覆蓋，以示此處可印中國郵政的郵資圖。
李圭將其加工的"明信片"作附件，本意就是讓上層官員產生目見實物的效果。 這枚"明信片"是中國郵政明信片的雛形，"明信片"3個字首次出現在設計理念中的樣片上，其歷史意義怎樣評價都不過分。
《譯擬郵政局寄信條規》有數件版本，均為李圭手書，其恭筆齊整，足見漢字功底之紮實。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看，我們都應該慶幸中國郵政歷史上出現了李圭，只有像李圭這樣的中西文化素養淵深的清末知識份子，才能將"POSTCARD"（郵政卡）的實際特徵與涵義準確表述，從而歷史性地創譯出了"明信片"這個至今仍舊無可替代的概念。
個人貢獻
1896年，中國正式開辦郵政，責成費拉爾設計郵資明信片。 是年8月，他在《呈海關總稅務司備忘錄（一）》的補遺中，將"POSTCARD"稱為"書信片"。 但在"備忘錄（二）"那些漢、英文夾雜的行文中，費拉爾建議把漢語的"書信片"改為"郵政明信片"，然而這是在李圭的《條規》上呈11年以後的事了。
1897年10月1日，大清郵政首枚郵資明信片發行，郵資圖下印著"郵政明信片"5個字，從此"明信片"一詞開始出現在中國各個時期的明信片上，並在國人的口語中得到廣泛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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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圭
李圭（1842~1903），字小池。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生，江寧（今南京）人。 清鹹豐十年（1860年）入太平軍，掌軍中糧食收發。 同治初遁至上海，追憶太平軍中生活，撰《思痛記》2卷。 后在英人戈登軍中辦理文案。 同治四年（1865年），任寧波關文牘。 光緒二年（1876年），赴美國費城參觀世界博覽會，回國後撰《環遊地球新錄》4卷，詳述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等。 光緒四年，他的《美會紀略》、《遊覽隨筆》及《東行日本》刊行於世，轟動一時，後擢升海寧知州。 光緒六年，李圭上書李鴻章，提出發展工商業、加強邊防、改進武備、學習西方等建議。 光緒七年《中俄伊犁條約》簽訂后，他即撰《蠡測罪言》，又倡富國強兵之議，深得清末外交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薛福成的賞識，並薦其任洋務委員。 還著有《海寧安瀾書院徵信錄》、《鴉片事略》2卷、《金陵兵事匯略》4卷。 其《金陵兵事匯略》，以編年體記述太平天國在南京的始末，所據頗多當時抄本，資料珍貴
李圭，中國第一位參加世博會的公務員，「中國郵政明信片之父」
李圭，中國第一位參加世博會的公務員，「中國郵政明信片之父」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3vvCY87
弱冠之年的人生逆旅
1842年，李圭出生在江寧府，即今天的南京市。李圭所在的家族是一個大家族，家境殷實，人丁興旺。
過著衣食無憂、飽讀詩書生活的李圭，本可通過考取功名走上仕途之路，但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改變了剛及弱冠之年的他的人生軌跡。
李圭
戰爭讓李圭失去家人，流落他鄉，飽嘗生活艱辛。在避難途中，李圭曾經三次被太平軍所抓，前兩次都僥倖逃脫。在第三次的逃亡中，李圭與其弟再次被抓。
在看到原清軍投降至太平軍的這部分人，對試圖逃跑之人兇殘至極的做法時，他們決定先靜觀其變。
李圭在後來的《思痛記》中是這樣描述清降兵殺人的場景：
"途中有老弱不良行者，稍一蹲坐，亂刀交下，薨於路旁；或有突然跳入河，冀逃脫者，甫入，爭以長矛刺之，或擊以火槍，百無一生，水之為赤。農民欲逃而被觀破，或逃而被獲，立割其耳，而反縛其手以行，雖血流遍身，不容駐足……至婦女幼弱被驅迫踐踏而死，抉眼流腸，尤不可以數計。"
李圭作為太平天國運動的親身經歷者，通過他的描寫，讓人不由心生恐懼和悲憤。
不管是以什麼目的發動的戰爭，百姓永遠都是最無助最絕望也是最被動的人，主宰他們生死的往往不是命運，而是擄走他們的人。
死亡和創傷也永遠是戰爭展示給我們的面相，在這滿目瘡痍之下，清降兵的做法，更是讓人看清戰爭之下人性的醜惡。
李圭是個讀書人，本有志於仕途建功立業，無奈此刻自身身處險境，看到太多類似這樣兇殘的畫面，無能無力的他，也只能先求自己和弟弟的自保。
太平天國運動
所幸，那時候的太平軍對知識分子還是以禮相待的。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李圭成為太平軍中的"寫字先生"，這才使得他和弟弟在軍中又平安的度過了兩年。
在太平軍營中呆了三十二個月之後，李圭與同伴謀劃成功，逃至上海。經朋友介紹在青浦"常勝軍"中辦理文案，因此結識了一些西方人士，後來受聘於時任寧波海關副稅務司的霍博遜，司以文牘一職，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秘書。
正是這次任職，奠定了李圭將來的世博會之行。
第一個以官方身份正式參加世博會的中國人
1876年，美國為慶祝建國100周年，在費城舉辦了"美國百年紀念展覽會"。全世界有37個國家應邀參展，中國也在其中。
1876年5月13日，李圭同一名華人翻譯從上海出發，經日本東渡太平洋，約一個月後抵達美國舊金山，又坐了七天的火車到達費城參加博覽會。
為何李圭能獲得出使美國的機會？
1875年12月，經時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任命，"世博會中國代表國委員會"成立，其成員包括各外籍海關稅務司、美國旅華商人、幫辦及海關方案秘書李圭。
費城世博會場景
李圭雖然只是一個秘書，但在太平軍營中的經歷，讓他學會了與各色人等打交道；而他此時在寧波海關工作也已有十年之久，與當時的海關稅務司德翠琳關係密切。
並且，李圭是當時海關中為數不多的懂得洋文的中國官員，德翠琳將他舉薦給赫德，從而獲得出使美國的機會。李圭有幸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代表清政府參加世博會的中國人。
李圭參加世博會的意義
封閉了一個多世紀的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失敗後，被強行推開國門，但李圭此次卻是代表清政府主動走出國門，意義重大。雖然在此之前，中國人也參加過世博會，但那都是商人以個人的名義參加。
在博覽會期間，李圭幾乎經歷了全過程，清晰地看到了晚清政府與西方國家在工業、科技、教育等方面成就的差距。
費城世博會場景
比如在美國館裡，李圭感受到一個嶄新的、充滿著力量和創新的"機器世界"正在開啟。
而中國的產品大都是中國傳統的農副產品與手工製品，展現的是一副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圖景。
雖然有差距，但是與會的各國來賓、客商中對來自東方的古老國家的精緻優雅的產品，如瓷器、牙雕、絲綢、景泰器、漆器、字畫等，還是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不吝溢美之詞。
也許在西方人的眼中，這些精細奇巧的物品，比機器建築更有吸引力，他們紛紛表示"願以他物相易"。
參加這次博覽會,對晚清政府來說，除了通過李圭及展品，將國人的精神面貌及國家各種文化展現給西方人，加深自己與西方各國的文化交流外，並通過自己傳統商品的優勢獲得了貿易之利。
對李圭個人來說，改變了以他為代表的當時一些中國人陳腐的觀念。雖然來世博會之前，李圭也長期同洋人共事，但他認為世博會也不過是西方國家工商業的競技形式，"竊嘗謂美國創是會也，若似乎徒費"，同時也浪費了清政府的資源。
但當他親眼目睹了美國這座典型的近代城市，在工商業方面的進步時發出了："今知其意在聯交誼，獎人才，廣物產，並以藉助通有無，是有益於國家而不徒費"的感慨。
19世紀世博會場景
李圭此次的世博之行，不但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最大的收穫就是將世博會以及西方的情況介紹給中國，更是將自己代表的中國形象展現在西方人面前，讓西方人從中捕捉到關於中國的社會和歷史文化的種種信息。
李圭此時已然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開創了晚清中國官員與博覽會接觸的先河，使中西文明的交流產生了新的有利的契機。
因世博之行促成了廣為流傳的著作——《環遊地球新錄》
值得一提的是，李圭在這次博覽會上，還見到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留美學生。其中，就有後來大名鼎鼎的詹天佑。這些學子是由學校安排，集體來參觀世博會的。
李圭對在展覽會上展出的留美學生的學習成果，特別是對留美學生們在參觀時所顯示出的良好的文化修養，學識水平衷心讚譽。
李圭稱中國留美少年："幼童聰明好學，互相親愛，見人禮數言談彬彬然"，並且認為，派中國少年留美學習，可以取西方之長、補自身之短，"可備國家器使"。
通過對留美幼童所學知識的觀察，也讓李圭深刻感受到中西方教育，在先進性和實用性上的差距。後來這批留學幼童歸國後創造的史實也證明，李圭的判斷頗有道理。
在參加費城博覽會後，李圭又繼續參觀了美國華盛頓和紐約、英國倫敦、法國巴黎、里昂、馬賽，過地中海、紅海、印度洋，最後返回上海，歷時近9個月，行程8萬里，獲得了許多新鮮的知識與見聞。
《環遊地球新錄》
李圭把自己的這些親身經歷都一一記錄下來，編成《環遊地球新錄》，記錄費城博覽會的內容則是此書的重點。
此書寫成後，洋務派大官僚李鴻章讀後十分讚賞，親自為此書寫了一篇序，上呈當時清政府辦理外交事務的特設機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給資印行3000部。
此書的出版，對打開當時的國人眼界、推動中國的開放與進步，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國近代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出使英國期間，曾認真閱讀此書，還記入了日記。戊戌變法的領導人康有為在青年時代也曾讀過這本書了解西方國家情況，後來才逐步走上了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道路。
中國近代郵政的倡導者之一，"中國郵政明信片之父"
李圭在赴美途中，路過日本時，曾經在長嶺、橫濱，神戶停留了幾日。在長嶺，李圭看到這裡的郵政局以及電報局比較普遍，而且都仿適西法樣式，這令他驚嘆不已。
後來在美國首都華盛領，李圭更是目睹了西方郵政制度的先進性，對西方通信設施的完善大加讚美。
19世紀末晚清的中央郵政局
此時的李圭不禁聯想到中國的驛站制度。中國的驛站體制一直以來都比較完善，但這種體制是官辦的，主要是為官方服務，"專遞公文，不遞民間書信"，也就是說這種制度獲益的是國家而非個人。
李圭感嘆"以民為邦本，國無民不立，此制雖便於國，未便於民"，出使美國的經歷，讓他切身體會到建立國家郵政的重要性。
李圭後來在《環遊地球新錄》中，表達了他對未來晚清開辦郵政的期待。他的建議與見解也得到李鴻章的讚許。後經多方努力，在1896年，晚清政府正式開辦郵政通信。
可以說，李圭對中國近代郵政的建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在葛顯禮主持下，李圭將英文的《香港郵政指南》譯成漢語，並擬寫《譯擬郵政局寄信條規》時，除對十幾種郵件的規格、特徵、資費等做了詳細規定外，首次提出了明信片的概念。
在《條規》的《明信片》一節中，李圭是這樣描述的:
"郵政局有印就厚紙片，其信資圖記也印於片上，由局出售，以便商民凡寄無關緊要之信，可就片面寫姓名住址，背面寫信，不用封套，價更便宜。各國信館皆有此片，謂之明信片。"
《條規》的附件中還有一枚作為樣本的"明信片"。此片借用香港1880年發行的維多利亞肖像圖郵資片，李圭將該片中上部的英文香港及徽志刮掉，手寫了"大清國CHINA"幾個字;另在英文"萬國郵政聯盟"一行文字上面手寫"郵政局明信片"六個字，還用一枚大龍郵票將維多利亞郵資圖完全覆蓋，以示此處可印中國郵政的郵資圖。
19世紀記錄中國民情的明信片圖案
可以說，這枚"明信片"就是中國郵政明信片的雛形，"明信片"三個字首次出現在設計理念中的樣片上，其歷史意義怎樣評價都不過分。
只有像李圭這樣的中西文化素養深厚的清末知識分子，才能將"POSTCARD"(郵政卡)的實際特徵與涵義準確表述，從而歷史性地創譯出了"明信片"這個至今仍舊無可替代的概念。
1897年10月1日，大清郵政首枚郵資明信片發行，郵資圖下印著"郵政明信片"5個字，從此"明信片"一詞開始出現在中國各個時期的明信片上，並在國人的口語中得到廣泛的應用。
作為晚清一名普通的知識分子，在歷史的長河裡同一時期中，李圭似乎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但縱觀其一生，其所做之事卻一點也不普通。
在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李圭因獻策有功，被當時的洋務主要領導人之一——薛福成保舉為海寧知州。
在任期間，李圭帶領百姓治理河道，發展慈善事業，編修《海寧州志稿》等等。任海寧知州五年後，李圭因腦疾去世。
李圭，中國第一位參加世博會的公務員，「中國郵政明信片之父」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3vvCY87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o3q9lkq.html
他參觀美國博覽會，獨具匠心翻譯「明信片」，是中國郵政先驅
2018-09-02 由 大眾日報 發表于資訊
機遇的降臨，往往醞釀出出人意表的果實來。
1876年，20多歲的年輕人李圭受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委派，作為中國工商業的代表，前往美國費城參加美國建國100周年博覽會。
李圭到達美國後，親眼目睹博覽會，覺得「廣致天下物產互相比賽，美其名『百年大會』，又曰『賽奇公會』焉。」
他帶著好奇的目光關注著新奇的世界，如當時最先進的蒸汽機，「輪徑三丈余，力抵馬一千五百匹……大輪動，則院中各器凡需蒸汽者，皆藉汽以運動……如吸水、印字、紡織、鋸、磨諸器咸賴焉。」
李圭看到了機器的巨大功用，反對食古不化的保守思想，「機器正當講求」，反對「可以利民者置諸弗取也」。
李圭看到「女工院」工作場景後，感嘆「泰西風俗，男女並重，女學亦同於男，故婦女頗能建大議，行大事」。對比中國重男輕女思想，及至婦女地位的低下，他不無憂慮呼籲，「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落後觀念是錯誤的，「惟此語為能誤盡女子矣」。
李圭向中國人展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新世界。他將自己的赴美遊記取名《環遊地球新錄》，李鴻章為其作序，印行三千冊。渴求新知的士大夫們爭相購買，郭嵩燾、康有為也都是這本書的讀者。
在此書中，李圭著重介紹了美國的郵政業，並建議清廷加大郵政發展，促進國內通訊便捷。
他的見解得到了李鴻章的讚許。1885年，李圭將英文的《香港郵政指南》譯成漢語，同時又擬寫了《譯擬郵政局寄信條規》。
《條規》對十幾種郵件的規格、特徵、資費等做了詳細的規定。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該書對明信片概念的認識。
在《明信片》一節中，李圭將POSTCARD翻譯為明信片。他闡述如下：「郵政局有印就厚紙片，其信資圖記也印於片上，由局出售，以便商民凡寄無關緊要之信，可就片面寫姓名住址，片寫信，不用封套，價更便宜。各國信館皆有此片，謂之明信片。」漢語的「明信片」一詞，即首見於此。
該《條規》送呈李鴻章、總理衙門等高級官員與部門。《條規》附件中有1枚示意的「明信片」。此片借用香港發行的維多利亞肖像圖郵資片。但因為怕引起清廷不滿，李圭故意將該片中上部英文香港及徽志刮掉，手寫了「大清國CHINA」幾個字。另在英文「萬國郵政聯盟」一行文字上面手寫「郵政局明信片」6個字，還用1枚大龍郵票將維多利亞郵資圖完全覆蓋。
這枚「明信片」是中國郵政明信片的雛形。
1897年10月1日，大清郵政首枚郵資明信片發行，郵資圖下印著「郵政明信片」5個字。從此「明信片」一詞開始出現在中國各個時期的明信片上，並在國人的口語中得到廣泛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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