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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泰山名勝古蹟：明志書院、頂泰山巖及下泰山巖 - https://goo.gl/sCeRZH

新莊「武聖廟」創建於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是當時的貢生胡焯猷等董事所倡建。在後殿右邊過水廊上，清同治七年（1868年）縣丞郭志緯所撰的重建木碑上記載：「……新庄開闢歷今百有餘年自乾隆二十五年間董事胡焯猷等建立武廟一間於米市街……」，北臺大墾戶的胡焯猷是汀州永定客家人，不僅在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興建「西雲岩」（今五股鄉）主祀觀世音菩薩，更在新庄街倡建「武聖廟」，做為商民祭祀中心，比建於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新竹「關帝廟」還早十多年，所以新莊「武聖廟」是北部地區最早的https://goo.gl/JRtZkb

武聖廟雖經多次重修，但仍留下不少重要碑匾與古物。最重要的碑有二：一是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重修時之捐獻碑，目前置於廟後空地；二是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新莊縣丞郭志緯所撰之重修與置產二木碑文，目前仍留於廟中左、右廂廊壁上。在牌匾方面，則有「萬古精忠」匾，傳說是沈葆楨所書；另有拓於正殿左、右之朱文公筆蹟壁書「忠孝」、「節義」。在古物方面，有神位數座，如艋舺分縣王丞烈、獻業施主張氏祖考批、鄭六及文衡聖帝等。其他有一個大型古算盤，又傳說有一個五百年古銅淨香爐，這些皆是僅存重要古物。

客家興學典範─明志書院

江彥震

明志書院是台灣北部第一所書院。書院是高等教育，相當於現今的大專院校。書院是民間教育體系之ㄧ，書院創建的方式有三種：一是官方設立；二是官民合辦；三是民間設立建造。它是一種公益事業團體，類似於今日的財團法人，須向政府註冊，受政府監督。各書院都設有「學田」，由地方捐助，以學田的收入來作為辦學的經費。而明志書院就是其中之一。

十八世紀初期，大陸福建、廣東兩省的漢人大量移入台北淡水流域開墾，隨著漢人社會的建立，把中國的文化與傳統也帶進本地。清乾隆年間新莊地區開發漸趨完成之時，有人開始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當時因為大甲溪以北都沒學校，所以胡焯猷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起捐獻半生辛苦建立的產業經營成立書院，因泰山地勢較高且近溪澗淡水，是新莊地區最早開墾之處，就選在今台北縣泰山鄉明志路二段的位置設立明志書院，被稱為北台首學。

胡焯猷是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的貢生，約在康熙末年來到新莊平原拓墾，與林作哲、胡習隆三人合組「胡林隆」墾號，開墾的土地分佈在今迴龍、丹鳳，經過泰山、新莊，一直至五股。到了乾隆二十八年 ，他年過七十，便將其產業大部份捐獻設立「義學」(取名「明志」，取讀書人志在聖賢，為學先表「明」心「志」之意)，校址就在淡水廳興直堡山腳(即今之泰山)，成為北台灣第一所最高學府。次年(乾隆二十九年)，閩浙總督楊廷璋立碑記之(興直堡新建明志書院碑，現鑲於屋內之牆上)，才改封為「書院」。
　　但當時的淡水廳衙門位於今之新竹市，因此在十八年後(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淡水同知李俊民將其遷至淡水廳城內。後來，新竹明志書院則於日據時期市區改正開闢道路（今西大路）而拆毀。而泰山明志書院的舊址仍舊收有學生就讀。光緒二十一年，台北知府規定泰山的明志書院只能稱做「新莊山腳義塾」，由於這個義塾，泰山才有「義學」的地名。
　　泰山明志書院真正存在的時間應在乾隆二十九年立碑至乾隆四十六年新竹明志書院落成(即1764~1781)之間的十八年，而後只是泰山地方的義塾。
　　日本人佔領台灣後，明志書院改為“國語講習所”，地方聞人蔡式穀、謝介石均結業於該所。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或攏絡台人，或推崇地方士紳，贈了「泰山學斗」匾額表彰鄭用鑑的學識，今仍懸於鄭氏家廟內，民國八十四年（1995年）修護時，將原落款「華山」，改為「樺山」，並加冠了台灣總督之銜。

泰山的明志書院原有規模甚大，可容納百餘人住宿，惜因年久失修而於道光年間傾毀。日據時期大正十年（1921年，歲次辛酉），泰山士紳發起募捐重建，但限於經費只建一進三間來供奉朱子及胡焯猷。直至現在明志書院仍於每年陽曆九月二十八日祭祀兩位先賢。廳內供奉「紫陽朱夫子神位」及「貢生胡焯猷祿位」。

列為二級古蹟的明志書院於民國九十二年（2003年）六月廿四日，因為經不起歲月的侵蝕，已腐朽不堪，加上連日大雨影響，書院樑柱承受不了磚瓦重量，突然一聲轟然巨響，整個書院，幾乎全部倒塌，坍塌的現場磚瓦散落一地，雕樑畫棟幾乎都已經遭到水浸而呈現了腐爛狀態。

胡焯猷興學的發源地明志書院歷經240年的歷史，卻在後代產權糾紛的影響下整修發包遲遲無法開工，最後終致倒塌，泰山鄉公所配合學者展開拯救書院大行動。於次年十一月開始重修，歷經一年完工。民國九十四年（2005年）九月廿六日明志書院安座，九月廿八日啟用典禮，為北台灣教育留下珍貴的史蹟。

捐田產創辦「明志書院」的胡焯猷，大約在康熙末年來到新莊，所開墾之土地超過三百甲，佃農數在一百一十戶以上，位置大約散布在成子寮、淡水鎮水碓里、同榮等村，泰山鄉貴子坑、義學村、丹鳳里境內、營盤等地。他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獻地在觀音山建西雲寺，廿五年（1760年）捐獻水田八十甲及「瓦屋一進五間，旁有廂房十二間，前鑿池塘，上接山水，下落庄田」創建「明志書院」。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監生郭宗嘏捐給「明志書院」的田產面積比胡焯猷更大，包括長道坑、八里坌等莊，計田一百六十一甲六分，園二十九甲二分。

明志書院的門聯「明德惟馨景行壯志」「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傳聖道應尊朱夫子」「捨宅作祠捐資興學惠鄉里當效胡先生」，將朱夫子治學精神及胡焯猷造福鄉里的義舉，作明確、適切之褒揚。紫陽「朱夫子」：即宋代大儒朱熹，因他曾宦遊福建省漳州、泉州兩府，對此地遺愛甚深，所以閩南地區的學校多供奉朱熹，而非孔子。貢生「胡焯猷」：貢生、監，生均是指中央學校「國子監」的學生。其中貢生是指府、州、縣學之秀才表現優秀或有功勛者被選送至京城的中央學校「國子監」修習者。但亦可在監外肄業，甚至學籍在國子監而人留在家中自修。

由於「明志」名氣大，且意義深遠，所以有經營之神稱號的企業家王永慶先生於民國五十三年（1964年）在泰山設立工業專科學校一所，仍以「明志」 為名！

明志書院在泰山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源頭，假如沒有胡焯猷捐田產創辦「明志書院」和郭宗嘏捐田產給「明志書院」，書院是絕對不可能在泰山出現，而且泰山也絕不會有太好的教育，明志書院在泰山的確是意義非凡，對台灣教育的影響可以說既深且遠。堪稱客家先賢捐資興學的典範與標竿！

胡焯猷
胡焯猷，字攀林，一字瑞銓，號仰堂，福建汀州永定忠坑（今永定縣下洋鎮中川村）人。台灣知名墾戶，原為貢生，清乾隆年間在台灣府興直堡淡水廳新莊山腳（今台灣新北市泰山區）開墾，致富後，樂善好施、廣結善緣。乾隆十七年（1752年），於新直山西雲巖獻地建“大士觀”（今西雲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新莊米市（新莊老街）捐建關帝廟。並以畢生多數財產捐建了明志書院，嘉惠士子。《台灣通史》有其傳記。
約生於康熙卅二年（1693年）左右，少時在四書五經之外，私下研究醫術，雍正十一年(1733)，胡焯猷到台灣台北發展，定居於興直堡新莊（今新莊區），乾隆十年（1745年），在台北為百姓治療瘟疫，獲得民眾肯定。
乾隆十三年（1748年），胡焯猷和林作哲、胡習隆等三人，合組“胡林隆墾號”，向淡水廳申請開墾興直堡成子寮、水碓、山腳、貴子坑、坡角、營盤一帶，原平埔族武勞灣社從事原始農業的地方，即今新北市五股區、泰山區及新莊區北邊，因為屬於“天泉水崛”的良田美地，開墾的水田超過324 甲，佃農在110戶以上。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認為淡水廳文風未啟，有心向學者需到彰化或竹塹讀書，於是將努力打拼大半輩子的積蓄，即“胡林隆墾號”名下，位於和平頂山腳的“瓦屋一進五間，旁有廂房12間，前鑿池塘，上接山水下落莊田”等資財捐出，設立“ 義塾 ”，並以約80甲的水田，歲入租谷609石（年納番租23石3鬥4升，社餉銀8兩3錢3分4釐），做為維持費，開始延請名師，給予北台灣有志向學的士子受教的機會。捐款設立書院後，留下來做為生活費的水田約28甲，即其捐出的財產幾近三分之二。其義舉感動了另一位大墾戶監生郭宗碬，郭也捐了大量金錢予“ 義塾 ”。
淡水同知胡邦翰認同胡焯猷興學義舉，呈請上層同意，閩浙總督楊廷璋核准，並定名為“ 明志書院 ”，命名“明志”，是引三國諸葛亮《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典故，期許學子恬靜寡欲，志向高遠。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閩浙總督楊廷璋立“興直堡新建明志書院碑”置於書院內之牆上，高四尺五寸（135公分），寬二尺二寸（66公分）。“義學”自此改為“書院”，成為台灣北部地區第一所“書院”。“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傳聖道應尊朱夫子”與“舍宅作祠捐資興學惠鄉里當效胡先生”，是明志書院的門聯，也是對朱熹治學精神及胡焯猷造福鄉里的義舉，做了適切的褒揚。

淡水同知胡邦翰有感於胡焯猷的誠意，不僅同意胡焯猷稟文。，淡水同知胡邦翰有感於胡焯猷的誠意，不僅同意胡焯猷稟文胡邦翰嘉揚其志使得義塾得以興設，又於同年八月初移文閩浙總督，後來總督批覆：「逐一確查繪圖定議。」夏瑚繼任淡水同知後，以「該處設立義學，誠為淡北之要務」，建議：「以書院嘉名」，其建議獲上級同意。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總督楊廷璋撰碑立記，明志義學方得「書院」之敕封。此所北臺首設之書院，比學海書院早了 70 年。楊廷璋取名「明志」，取讀書人志在聖賢，為學先表「明」心「志」之意

新莊武聖廟創建人胡焯猷等建立武廟、官方縣丞郭志緯、淡水同知胡邦翰大力協助。廟內「萬古精忠」匾，傳說是沈葆楨所書，精忠指的是岳飛，表示當時及武廟主要是崇祭岳飛、關公。（1763）胡焯猷於泰山創辦「明志書院」，胡焯猷、郭宗嘏這兩位對於明志書院有貢獻者。胡、郭皆出於姬姓，而姬姓起源於姜姓，胡焯猷創建新莊武聖廟其本人的武聖文化應來自唐宋時期的武聖姜太公。胡焯猷創明志書院時更以姜太公廟配享十哲諸葛亮為創辦宗旨；胡焯猷引三國諸葛亮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典故，期許學子恬靜寡欲，志向高遠，為學先「表明心志」。而書院精神確保三大事業藏書、祭祀、講學，其中祭祀胡焯猷選擇供奉朱子，而非當時台灣書院所祭祀的儒家孔孟系列的先賢。明志書院移到新竹武廟(新竹關帝廟)旁，也引起新竹武廟後來一度崇祭完整武聖系列-姜太公、岳飛、關公。

綜觀胡焯猷創立新莊武聖廟及明志書院，其胡姓氏起源、貢生、開墾大戶等背景可以判定胡焯猷有意以崇祭完整武聖系列-姜太公、岳飛、關公，來榮耀胡姓始祖姜太公及其所景仰的武將諸葛亮。

新竹市唯一的聖蹟亭／惜字亭在新竹武廟/新竹武聖廟/新竹關帝廟+武成王廟碑+新竹武廟 碑文 揭示 當初立廟精神，以祭祀唐宋以來武聖姜太公為主要目的爾後接續明代武聖-岳飛及清代武聖-關公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VTEopV

明志書院是北台灣第一所正式的書院，卻不是來自官方的設置，而是民間自發的力量。
乾隆28年（1763）原籍福建汀州的貢生胡焯猷，鑒於新莊平原已繁榮發展，當地卻無教育機構， 學子須遠赴彰化求學，因此捐出瓦屋一進五間，旁有廂房十二間的屋舍，做為學舍，成立義學。胡焯猷並且捐出80甲水田做為學產，以佃租收入供應書院的開銷。
這項義舉獲得淡水廳同知的讚賞，並呈報上級，閩粵總督楊廷璋聞報，而將義學命名為「明志書院」。 明志書院於是成為當時淡水廳（包括大甲溪以北的北台灣）的第一間書院。比北台第二所書院「學海書院」整整早了80年。
乾隆34年（1769）時，新莊墾首郭宗嘏響應義學，也捐出160餘甲水田作為學產， 明志書院的規模愈為宏大，盛名遠播。由於當時淡水廳衙門設於竹塹（今新竹），後來官府於是以「士途不便」為由， 於乾隆46年（1781）將明志書院南遷至竹塹，原來學產亦隨之移轉。原明志書院被地方人士稱為「舊書院」，後來經官方正式定名為「新莊山腳義塾」。
明志書院遷至竹塹後，舊書院的經費愈少，規模就漸漸縮小為地方義塾了。 至清同治年間（1862－1874），舊書院僅存正屋三間而已。
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之後，雖暫時容忍舊私塾的存在，但隨著統治穩固，大正（1912）之後， 公學校（小學）更為普及，明志書院就失去功能而房舍逐漸凋敝了。大正9年（1920），胡焯猷的後代胡全發起募款重修， 但限於經費，只建了一進三間，並題字「明志書院」於門額。然而此時書院功能已式微， 只做為祭祀的祠堂而已。
明志書院，重修於民國94年（2005） 。 明志書院，列為歷史建築。
圖：明志書院整修前的舊照
台灣光復後，隨著時間，明志書院的建築逐漸老舊，民國76年（1987），還曾一度因欠繳地價稅而遭到法院查封。由於欠缺維修，房舍的結構日漸脆弱。
民國92年（2003），明志書院因屋後山黃麻倒塌的重壓而坍塌，嚴重毀損。幸經地方人士的奔走， 獲得政府的重視，以古蹟修復工法施工，於民國94年（2005）恢復書院舊觀，並被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築。
整修之後的明志書院，恢復了大正9年（1920）重修時的一進三間格局，正廳主祀儒學宗師朱熹及陪祀明志書院的創辦人胡焯猷。 廳內還保存數塊古碑，左廂展出書院的歷史沿革，右廂則有胡焯猷、郭宗嘏這兩位對於明志書院有貢獻者的生平事蹟。 兩人都是拓墾新莊平原而致富的墾首，而都熱心興學，慷慨捐輸， 以嘉惠地方子弟。
展出資料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圖片，就是明志書院遭大樹壓覆後的殘破景象，明志書院幾已成廢墟， 若非地方人士疾呼搶救，恐怕早已被夷為平地，而不留一絲痕跡了。古蹟之保存，只在一念之間而已。
有「北台首學」之稱的明志書院，終於得以在原址長存於世。這是泰山人的歷史驕傲，而泰山鄉也多了一處可以讓旅人流連緬懷歷史的景點。
[台北泰山] ．頂泰山巖．崎頭步道．義學坑步道．明志書院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第0665篇） - https://goo.gl/a2qEju

1763清乾隆28年胡焯猷捐設明志義學，日後改名明志書院。
胡焯猷捐設明志義學，日後改名明志書院。
明志書院 1763年，福建汀洲府永定縣貢生胡焯猷捐其淡水廳興直堡山腳(今臺北泰山)之舊宅設立義學，名曰「明志」。以境內無書院，乃捐年收600餘石租穀之田地為學田，呈請淡水撫民同知胡邦翰(字雄白，號左原，清浙江餘姚人，1752年進士，1762年到任。)建為書院。1764年，閩浙總督楊廷璋立碑命名為明志書院。1765年，同知李俊原(清浙江山陰人，舉人，1764年到任。)以書院離廳治過遠，遷書院至竹塹南門內。1777年，同知王右弼(字萬長，號亮齋，清山東齊東人，1774～1778年任淡水同知。)將胡焯猷捐積穀價為移建費。1781年，同知成履泰(清山西文西人，1778～1781年12月，任淡水同知。)以南門低漥，別購西門內地基建造。計1座3進，中為講堂，後祀朱子神位，左右兩畔各房為生童肄業之所。山長束金、書院膏伙，主要靠貢生胡焯猷捐水田80甲租穀收入，及1769年，監生郭宗捐水田161甲、園29甲租穀收入支應，不敷支發，始由官墊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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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閩浙總督楊廷璋所撰〈興直堡新建明志書院碑〉
　　　明志書院碑記（電子檔須再核對紙本，內容才能精確）　　　　　　　　　　　　　　　　　　　　
楊廷璋
　　粵惟世道遞升、文明日盛，國家奄有九有，百二十餘年，列聖相承，治隆化洽。皇帝德媲虞夏、道協殷周，甫飭戎車，拓疆萬里；神武丕著、文教彌昭，寓內同文，海外有截。
　　興直堡者，遠隸臺灣，僻處淡水，風土秀美，氣象鬱。髦俊萃臻，向文慕學，實繁有徒。夫結想維殷，不如居肆；馳懷在遠，莫若連鑣。使鼓篋者樂群，擔簦者時術。創興講席，匪緩圖矣。惟是志在聖賢，義利無淆於慮；志存經濟，王霸必究其原。爰標「明志」之名，冀成致遠之器。
　　於戲！往昔荷蘭鳩處、鄭氏螘爭，斯固虎狼之窟宅、鯨鯢之淵藪也。今則海不揚波，野皆樂土。易戰攻以禮樂，化甲冑為詩書。摩義漸仁，山川換色。聖朝愷澤之數、聲教之遠，載稽史冊，未或前聞。
　　余備位臺衡，恭膺節鉞，遙遙臺海，統馭及焉。樂觀書院之成，惟拜手颺言，與多士賡歌太平之化而已。是舉也，捨宅捐租，永定貢生胡焯猷功不可泯；爰書以為來者勸。

民國五十三年七月，臺塑關係企業董事長王永慶，於臺北縣泰山鄉貴子村山麓創立明志工業專科學校。採用二百多年前閩南貢生胡焯猷創設之明志書院為名。以「勤勞樸實」為校訓。歷任校長為翁通楹、丁瑞鉠、陳履安，張志良等，現任校長為陳昭雄。

　　明志工專設機械工程、電機工程、化學工程、工業管理及工業設計等五科四十班，招收國(初)中畢業生，修業期五年，現有學生一千六百餘人。並先後接受青輔會及臺塑公司等之委託，辦理技(幹)訓班。專兼任教職員二百餘人，約四分之一擁有博士或碩士學位，為配合教學，編著各科教科書一百餘種，及實驗實習手冊二十餘種。校地四四．七六公頃，建有教學大樓、實驗大樓、實習工廠、學生宿舍、教職員宿舍、學生活動、餐廳及福利社、綜合體育館等十餘棟樓舍，並有游泳池、ＰＵ跑道運動場、籃、排、網球球場多處。為加強教學，各科有實驗室三十餘間，並使用精密ＣＮＣ車床及電腦。教學注重理論與實務之貫通，並分批到建教合作公司或工廠實習，所獲工資以供日常生活之用；並可抵繳部分學雜費，且有實際操作與管理之經驗。(陳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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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焯猷，字瑞銓，永定金豐忠坑人。例貢。慷慨好文，少時以家累，棄儒業醫。康熙間（1622~1722年），渡台至淡水，延其醫者輒有效
本 名 胡焯猷 字 號 字瑞銓，號仰堂 出生地 汀州永定 出生時間 1693
汀州永定（今永定縣下洋鎮中川村）人。例貢生，通醫術。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統一台灣後，隨即制定了薄賦招墾台灣的政策，“令各府商民有能力者任地開墾”，每甲(合11.31市畝)上等水田只收田糧二石七鬥四升。閩粵一時許多人赴台。雍正十一年(1733)，胡焯猷到台灣淡水新莊定居。
乾隆十年（1745），當地發生瘟疫。他熱情施醫給藥，活人甚眾，深受人們感戴，為以後發展開墾事業提供了很大方便。其開墾從興直堡的一片荒灘開始，在獲得淡水廳的批准後，即“出資募佃，建村落、築陂圳，盡力農功”。又多次回大陸故鄉，動員鄉親前往共同開墾，其叔侄全跟隨他定居台灣。經過十多年辛苦經營，共墾良田數千甲，年收租谷數万石，成一方首富。
乾隆十七年（1752），焯猷還曾在淡北觀音山修建佛寺，在新莊街建武聖宮。
焯猷不僅積極開墾，為台灣農業發展作貢獻，而且熱心教育事業。乾隆二十八年(1763)捐八十餘甲良田，以其收入作為辦學經費，創辦義塾明志書院，重金聘請名師執教。學生常年數十，培養了不少優秀人才。群眾莫不稱頌他的功德，清廷和台灣總督楊廷璋也分別授以“文開淡北”、“功資麗澤”的匾額。
約乾隆三十到四十年間，胡焯猷病逝。卒後，鄉人思之，為位附祀明志書院。
《台灣通史》為焯猷立傳，傳中評價：“以豪農而勤稼穡，鑿渠引水，利澤孔長，於今猶受其賜，是……有功於墾者也。” [2 ]

泰山明志書院 移民興學北台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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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30
記者謝東明／專題報導
台北縣泰山明志書院，是台灣北部第一座書院，清乾隆28年（西元1763年）由貢生胡焯猷捐屋興學建校，是客家移民墾荒之餘，在北台灣的另一項成就。
貢生胡焯猷 捐屋建學
據記載，胡焯猷是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貢生，約在康熙末、雍正初年渡海來台到新莊平原拓墾，約於清乾隆13年與林作哲、胡習隆等3人合組「胡林隆」墾號，開墾土地超過300甲，佃農數在111戶以上， 田地範圍約在五股、泰山、新莊等3鄉鎮市，是新莊平原重要的拓荒者。
捐屋創建明志書院前，曾在清乾隆17年（西元1752年）獻地在今觀音山西雲巖建大士觀，25年在新莊街獻地倡建關帝廟，乾隆28年再度捐出淡水廳興直堡山腳，即今泰山地區水田80甲及瓦屋1進5間、廂房12間等，還有年收入600餘石租穀的田園，作為義學創辦經費開辦義學。
台北縣泰山鄉文史協會創會會長張仁甫表示，胡焯猷開辦義學取名「明志」，取讀書人志在聖賢，為學先表「明」心「志」之意。
隔年夏天，當時的閩浙總督楊廷章撰文紀念此事，並將義學命名為「明志書院」，成為北台灣第一座民間書院，直到約80年後於清道光23年，台北艋舺地區才又設立了北台灣第二所書院「學海書院」，足見明志書院興學的歷史意義。
據記載，因當時淡水廳衙門位於今新竹地區，明志書院創建後18年，約清乾隆46年，淡水同知李俊民將書院遷往淡水廳城內，雖然泰山現址仍招收學生，光緒21年台北知府為了正名，規定泰山明志書院只能稱做「新莊山腳義塾」而更名，泰山鄉也因義塾有了「義學」的地名，至於搬遷到新竹的明志書院在日據時期毀壞而無法使用，如今院址被填平只供停車之用。
改名為義塾的明志書院，一直未放棄招收就讀學生，直到道光年間因屋舍年久失修傾倒，不再招生，但仍維持春、秋兩季祭祀大儒朱熹的習俗。
見證發展 公所籌資重建
日據時期約西元1921年，胡焯猷的後人胡全發起募捐，準備重建書院，雖有地方仕紳支持，籌募經費只能建1棟1進3間的房舍，不復往日盛況，也只能用來供奉朱子及創學先人胡焯猷，每年農曆9月15日朱子誕辰舉行祭祀儀式。泰山鄉公所去年再度修繕明志書院，定於每年國曆9月28日教師節為祭祀兩位先賢的日子。
經鄉公所籌資重建的明志書院，供奉朱子與創學的胡焯猷，展示部分重修前的房舍結構，書院左前方，有惜字亭1座名為「敬文亭」。據記載惜字亭是古人在學校、書院、文昌祠前所建的焚紙爐，用意在提醒學子需珍惜知識，不用的紙或書本需焚化，以示對知識的尊重，不能當垃圾胡亂丟棄，全台現存惜字亭約僅20座， 是北台灣教育史珍貴的見證。

五股西雲寺興建於乾隆十七年，廟址位於新北市五股區成洲村西雲路的西北側的觀音山上，俯視整個大臺北盆地，形勢勝絕。
臺北盆地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於八里坌設淡水營守備，雍正四年（1726）設八里坌巡檢以來，無數移民自閩粵蜂湧而來，五股區也是在這段期間開墾出來。「五股」之得名，就是由五個人合股開墾的坑谷，西雲寺所在的成洲村係由成子寮之一部分與洲子尾合成，這些地區除了漳州籍人士外，尤以汀州籍貢生胡焯猷等貢獻最大，可惜嘉、道以後閩、客械鬥頻仍，客籍不敵，最後紛紛遷往桃園一帶，五股遂成閩南人的天下。 乾隆時期此地已經是平疇沃野，阡陌縱橫，經濟繁榮，人口增多，因而興建眾多新廟，五股西雲寺就是在乾隆十七年（1752）由汀籍貢生胡焯猷捐地興建於觀音山之麓，供奉觀音菩?。觀音山原稱八里坌山，因八里坌社而得名。又稱平頂山、橫直山、新直山、興直山等各種名稱。1752年胡焯猷捐地建廟奉祀觀音之後，又因其山形貌似觀音，人們就逐漸習稱為觀音山了。
捐地建寺的胡焯猷，是福建汀州府永定縣貢生，約於康熙末年來新莊墾拓，出資募佃，築陂圳，盡力耕種，不十數年，啟田數千甲，歲入租穀數萬石，他以書生而從事墾拓而有成，又念淡水文風未啟，鄉里子弟無地就讀，又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於泰山創辦「明志書院」，其事蹟常為後人所樂道。
西雲寺第一代開山祖師為來自福建鼓山湧泉寺之省源，在嘉慶乙亥年（1815）圓寂，其墓在寺的右前方下坡路側。自創建後，多次重修，早期以客籍為主，道光後則由閩南人護持。
興建沿革
此廟初建於乾隆十七年(1752 )，主祀觀音菩薩和釋迦牟尼佛。由客籍貢生胡焯猷（福建汀州永定人）獻地興建。歷經嘉慶十六年(1811)與光緒九年(1883)兩次修繕。期間受閩粵械鬥影響，客籍信眾驟減。日治時期內部因皇民化運動而改設日式「隔天井」天花板，地面也鋪設塌塌米，至光復後拆除。西雲寺於民國七十四年(1985)公告為古蹟，民國八十九年(2000)修復完成。
周圍環境
此廟位於新北市五股區成洲村西北側的觀音山(過去稱興直山)上，前方可俯瞰塭子川及臺北盆地，後方為形似烏龜的山丘，據傳為「金龜穴」風水寶地，，日治時期的日本住持甚至將此山丘改名為金龜山。現今周圍皆是墓地，右側是為老人安養院，左側為藏金閣香客大樓，區位較偏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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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雲寺，又稱西雲巖寺、大士觀，座落於觀音山獅頭巖山腰，即今五股鄉成洲村西雲路179巷底。
寺內主祀觀世音菩薩，因為觀音山上凌雲禪寺也供奉觀世音菩薩，所以一般稱凌雲寺為「內巖」，
西雲寺為「外巖」。
台灣府志云：「大士觀在興直山西雲岩，乾隆十七年置。」
陳培桂《淡水序志》：　　
「西雲巖寺：即府志云大士觀，在觀音山麓獅頭巖，一名龜山。
乾隆三十三年胡林獻地建置，嘉慶十六年林阿成等捐修，劉建昌施捨埔園及山下渡船為香燈費；
寺絕塵埃，亦ㄧ異也。」
西雲寺草創歷史溯自乾隆十七年出身鼓山湧泉寺的省源，到興直山(今觀音山)結廬供奉觀世音，
乾隆卅三年復有汀州永定貢生胡焯猷及漳州林作哲等獻地重建，西雲寺方稍具規模。
嘉慶十六年 (1811)，以林武宗、陳朝為首事，由林阿成等勸捐重修，劉捷文及業主
劉建昌等捐資重修，並施給埔園及山下渡船為香燈費。
咸豐二年 (1852)，光緒九年 (1883)西雲寺分別重修，大致形成現今寺院的原始空間格局樣貌。
歷次的捐獻及重修都有留下碑記，目前立於寺外埕右前方碑之亭。
明治三十七年 (1904 ) 的重修由當地士紳、街庄長陳養源、陳玉源、陳石溪等所主事，
住持覺淨法師於大正六年編入日本臨濟宗妙心派僧籍、一則大東亞戰爭爆發後開始「皇民化運動」，
因此整體風格便改走和風，除正殿三間加上日式天花板，山牆鑿洞，並在地坪上鋪設塌塌米外，
另增設日式石燈.......
及從外巖至內巖間沿路參拜用之蓮花片石碑千手觀音（台北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
每五十公尺設一尊，共計一百零八尊。
這些石像，經歷時空變化，現今僅存二十座，有的只剩殘座、有的經過重塑，
真正維持原貌的石像，大約只剩一半左右而已。
西雲巖寺，為一三合院式的佈局......
主殿內有同治四年，曾任閩縣教諭的大龍峒名人陳維英所題的木刻對聯，曰:
觀音山觀音坑抱觀音寺，頑石頭頭盡為觀音點首;
和尚洲和尚港對和尚門，淨波面面好為和尚洗心......
主殿左右兩旁的廂房，在台稱為護龍，以紅磚砌成，仍是單檐懸山頂，
屋脊平直不加高，不起翹，山牆上的裝飾十分典雅。
西雲禪寺主祀觀音佛祖，從祀釋迦佛、善財童子、龍女，配祀韋馱、關帝、十八尊者等，
主要祭典除固有之下元節外，另有清明節、中元節及重陽節三次法會。
西雲寺目前已列為第三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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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書院門聯為「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傳聖道應尊朱夫子」「捨宅作祠捐資興學惠鄉里當效胡先生」，橫批為「明德惟馨景行壯志」

胡焯猷是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的貢生，約在康熙末年來到新莊平原拓墾，與林作哲、胡習隆三人合組「胡林隆」墾號，開墾的土地分佈在今迴龍、丹鳳，經過泰山、新莊，一直至五股
泰山明志書院 移民興學北台首院
2006-03-30
記者謝東明／專題報導
台北縣泰山明志書院，是台灣北部第一座書院，清乾隆28年（西元1763年）由貢生胡焯猷捐屋興學建校，是客家移民墾荒之餘，在北台灣的另一項成就。
貢生胡焯猷 捐屋建學
據記載，胡焯猷是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貢生，約在康熙末、雍正初年渡海來台到新莊平原拓墾，約於清乾隆13年與林作哲、胡習隆等3人合組「胡林隆」墾號，開墾土地超過300甲，佃農數在111戶以上， 田地範圍約在五股、泰山、新莊等3鄉鎮市，是新莊平原重要的拓荒者。
捐屋創建明志書院前，曾在清乾隆17年（西元1752年）獻地在今觀音山西雲巖建大士觀，25年在新莊街獻地倡建武廟關帝廟，乾隆28年再度捐出淡水廳興直堡山腳，即今泰山地區水田80甲及瓦屋1進5間、廂房12間等，還有年收入600餘石租穀的田園，作為義學創辦經費開辦義學。
台北縣泰山鄉文史協會創會會長張仁甫表示，胡焯猷開辦義學取名「明志」，取讀書人志在聖賢，為學先表「明」心「志」之意。
隔年夏天，當時的閩浙總督楊廷章撰文紀念此事，並將義學命名為「明志書院」，成為北台灣第一座民間書院，直到約80年後於清道光23年，台北艋舺地區才又設立了北台灣第二所書院「學海書院」，足見明志書院興學的歷史意義。
據記載，因當時淡水廳衙門位於今新竹地區，明志書院創建後18年，約清乾隆46年，淡水同知李俊民將書院遷往淡水廳城內，雖然泰山現址仍招收學生，光緒21年台北知府為了正名，規定泰山明志書院只能稱做「新莊山腳義塾」而更名，泰山鄉也因義塾有了「義學」的地名，至於搬遷到新竹的明志書院在日據時期毀壞而無法使用，如今院址被填平只供停車之用。
改名為義塾的明志書院，一直未放棄招收就讀學生，直到道光年間因屋舍年久失修傾倒，不再招生，但仍維持春、秋兩季祭祀大儒朱熹的習俗。
見證發展 公所籌資重建
日據時期約西元1921年，胡焯猷的後人胡全發起募捐，準備重建書院，雖有地方仕紳支持，籌募經費只能建1棟1進3間的房舍，不復往日盛況，也只能用來供奉朱子及創學先人胡焯猷，每年農曆9月15日朱子誕辰舉行祭祀儀式。泰山鄉公所去年再度修繕明志書院，定於每年國曆9月28日教師節為祭祀兩位先賢的日子。
經鄉公所籌資重建的明志書院，供奉朱子與創學的胡焯猷，展示部分重修前的房舍結構，書院左前方，有惜字亭1座名為「敬文亭」。據記載惜字亭是古人在學校、書院、文昌祠前所建的焚紙爐，用意在提醒學子需珍惜知識，不用的紙或書本需焚化，以示對知識的尊重，不能當垃圾胡亂丟棄，全台現存惜字亭約僅20座， 是北台灣教育史珍貴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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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焯猷——臺灣第一先生，字攀林，永定人。自幼讀書，好學不倦，慨然有遠大之抱負。以生員身份捐納爲例貢。 乾隆初年，胡焯猷隨大陸移民乘船渡海來臺定居，在臺灣淡水的新莊落戶下來。當時，大陸許多人由於爲生活所迫，不得已移民臺灣，開墾荒地，以求生存。新莊臺北 市泰山縣)當時剛剛設立巡檢，管理地方事務。而新莊的興直堡一帶許多土地都還尚未 開墾，屬於荒地。胡焯猷瞭解到這一情況，馬上到淡水廳，請求清當地駐官允許他開墾 這塊土地，在得到許可後，胡焯猷
拿出自己的家產，招募佃戶前來墾殖。他精心經營， 不僅僅開墾土地，而且出資興修水利，使開墾過的土地有一個良好的灌溉系統，以保證 即使是旱年也能取得好的收成。水利事業的發展，給水田稻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加之當時來到臺灣的移民，很多都是掌握了當時先進農耕技術的大陸農民，他們的技術是世 代相傳和經驗積累的結合。在這種情況下，胡焯猷盡力農功有了顯著的成效，不僅糧食 連年豐收，而且他所居住的新莊附近已成爲一個極大的村落。胡焯猷在十幾年的時間裏，苦心經營已有所回報，田產已達數千畝，每年僅租谷收入就達數萬石，成爲一方富豪 。 胡焯猷並不僅僅想成爲一方富豪，他還有自己的想法。胡焯猷自幼讀書；深知儒家禮儀，感念淡水之地文風未啓，鄉裏子弟沒有地方讀書，民風世風日俗。於是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自己出資設立義塾，取名爲“明志”，他還捐出自己的田地80多畝， 多爲上好的水田，以每年的收入作爲明志義塾的各種費用。不僅如此，他還斥重資聘請名師前來施教，每年畢業的人數達幾十人。 淡水的清朝官員同知胡邦翰聽說此事後，向朝廷通報請改明志義塾爲書院。總督楊 廷璋作爲獎掖立碑以紀，這就是以後的明志書院。淡水境內有一觀音山，東瞰平原，西 臨大海，危峯古木，境絕幽邃。胡焯猷置買香田，建西雲巖寺於觀音山，遂後隱居於此 ，專意讀書。最後病逝於此。鄉人感念他爲地方所做的一切，於是祀他於明志書院，與朱熹一起同享供奉。胡焯猷可謂臺灣提倡教育、設立書院的第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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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詮釋資料:在台北平原拓墾史上，汀州貢生胡焯猷是最常為為人所稱道的拓墾者。康熙末年， 胡焯猷到興直地區拓墾，乾隆十三年（17 48）與林作哲、胡習隆三人合組「胡林隆墾號」。《明志書院案底》記載： 至該戶田業，乾隆十三年胡焯猷與林作哲、胡習隆三人合置之產，該生應得三股之一，……戶名胡林隆。《淡水廳志》所記載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永定縣貢生胡焯猷及林作哲獻地建置，改建或擴建後五股西雲寺。胡焯猷晚年隱居於西雲岩寺，病逝後，鄉人立祠於明志書院祭。
主要名稱:胡焯猷祿位-數位典藏與學習聯合目錄(6157608) - https://goo.gl/v8tTLY
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 清代至戰後的追索 - 林正慧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YR5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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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拓墾史研究>研究一文，作者尹章義收錄於《台灣開發史研究》。
貳要點摘錄:
一ˋ台北平原的發現
誰是台北平原的最早先住民?凱達格蘭族是現有文字紀錄本地最早的先住民
。台北平原被發現的契機是明天啟年間，荷蘭西班牙爭相想在福爾摩沙卡位，荷蘭地盤是南臺安平，西班牙先取雞籠轉進淡水，崇禎五年，西班牙一支八十多人探險隊循淡水河而上，順武勝灣發現台北平原此一新天地。西班牙佔北臺原本想要做為重新打開中日貿易以及傳教之中繼站，不過對日貿易遭逢德川幕府頒布鎖國只准荷蘭一國與日往來，中國商船到北臺又特少因此崇禎十一年撤淡水駐防兵毀城，縮減雞籠守備，最後為荷蘭趁虛而入奪取雞籠，台灣進入荷領時期。荷人取得北臺之地後著重採礦以及傳教，不熱衷拓墾，不過，不限制漢人在此發展。根據曹永和所撰[荷蘭時期台灣開發史略]所書，明崇禎十七年漢人獲荷允許開始雞籠拓墾，淡水一帶則是永曆二年。
二、鄭氏的北臺策略與拓墾傳說
之前的台北拓墾很多根據日治時期依能嘉矩得[清領以前之台北地方]一文和《台灣文化志》一書之拓墾沿革篇之列舉諸事例諸如鄭氏新莊海山所營盤便屯田以及劍潭古寺為鄭氏所建等傳說。很多出於傳說未說明出處。伊能氏曾寫過[盡信書不如無書]對當時之人把傳說與事實混同表示不以為然，更希望讀台灣史志的人要注意辨識，但是有學者還是常把伊能氏並不盡信的傳說改成肯定的文句。
欲了解鄭氏領臺時對雞籠淡水的看法與政策，尹章義舉《台灣外記》康熙十九年十月條的記載最有意義，他以鄭氏君臣對台北防護的對談認為，鄭氏初始對北臺雞ˋ淡一帶是採放棄政策成為流放罪犯之地，伊後因滿清對台用兵，鄭氏才被迫駐兵北臺，不過因水土不服，將士死亡過半，因此對農墾似乎也無暇他顧。
三、北臺拓墾初期的方略與業績
清領台灣後，一度對台灣棄留難定，施琅保臺政策獲康熙大帝敲定後，根據施琅的建議初期在台設總兵一員以資鎮守。不過清廷關注重點還是在南臺。開闢之初一府三縣，對於雞籠淡水一帶，時人都視之為絕地，聲稱人至即病，病則死。官員士兵被派到雞籠淡水好像要下地獄。水師春秋要更換駐地，生還者好像死裡逃生一樣。
康熙三十六年郁永河奉派到台灣採硫，是年五月初二，郁永河穿越干答門，見到台北平原和康熙三十三年大地震所造成的台北大湖，十月上旬還閩，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認為自己真的是[蹈非人之境] ，肯定台灣府人對雞籠淡水的印象，不過郁在文中提到關於漢人得活動很少。康熙六十一年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著》、《臺海使槎錄》引《裨海紀遊》之處頗多，《裨海紀遊》少數提到的漢人[趨利賴科]卻是後來被視為台北拓展的先驅。
(二)、陳璸的北臺方略
台北平原的開拓，因為康熙四十九年台灣廈門道員陳璸的追捕海盜駐兵北臺而出現意外結果，竟吸引大批拓墾者北上。這對於之前還向上級建議[應將請墾番地，永行禁止]恐怕始料未及。雖然陳璸之後，又有阮蔡文請求撤淡水汛兵，諸羅知縣周鍾瑄也提出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為界，不過為周鍾瑄修《諸羅縣志》的陳夢林卻認為[半線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 。陳璸後來升福建巡撫，晉見康熙其中一段關於淡水地方問答，顯示清主對淡水的關心。康熙五十五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合疏奏請設淡水營，五十七年正式核准，陳璸並推薦昔追隨其追剿海盜鄭盡心的黃曾榮為第一任[守備] ，不但沒有採行阮蔡文請求撤兵的建議，而增加兵備，陳璸任臺廈道與福建巡撫也正是台北平原進入大拓墾時期。
(三)、阮蔡文、周鍾瑄、陳夢林時期的紀錄
康熙五十四年阮蔡文自廈門調台灣北路參將，他與諸羅知縣周鍾瑄聲氣相投，和衷共濟，仲冬，由諸羅北哨至淡水沿海，見荒塚纍纍問之皆西來將士，因水土不服而捐軀因此對陳璸的淡水駐兵頗有微詞。與阮蔡文同屬撤兵派的周鍾瑄曾親履淡水也見識到北臺通事的活躍。陳夢林是眼光遠大，觀察入微的史家，素為史家推崇的《諸羅縣志》，就是其傑作，他遍遊北臺，其對台北平原的描述，散佈於《諸羅縣志》各卷。陳夢林認為擁有良港和三大平原的台北與廈門ˋ福州交通方便，短期內不難成為大都會。藍鼎元康熙六十年從兄藍廷珍統軍渡海來台平朱一貴之亂。他曾上窮淡水、下盡，藍家兄弟與陳夢林關係密切，因此很受陳夢林影響，藍鼎元所著《東征集》，常為研究北臺所稱引。其中貼番餉取得開墾權就襲自陳夢林。
(四) 、台北平原的拓墾
[開墾執照] 、[墾號合約] 、[番墾字]和其他土地權移轉文件都是研究台北平原拓展史的重要史料。今人所知關於台北平原拓墾文件，當以康熙四十八年陳賴章墾號取請得的[大佳臘墾荒告示為最早。伊能嘉矩所撰《台灣番政志》中認為該件是康熙四十七年，泉州人開墾台北平原，署理諸羅知縣宋永清所發諭示。連橫在台北平原拓墾者的傳末云，康熙四十七年，泉人陳賴章始墾大佳臘之野，為今府治近附而舊志不載，故老又不能言，惜哉。
尹章義在撰寫《新莊志》時，民國六十九年訪得乾隆初拓墾南新莊大租戶[張廣福]的後裔，發現其祖所留一批原始文件，包括合約、墾照、賣契等等百餘件文件，尹氏稱之為[張廣福]文件，最古老是康熙四十西八年一份合約 ，尹氏根據該原件釐清[所謂陳賴章是墾戶名非人名等幾點。以下是清領台北幾個著名墾號
賴科、胡詔與陳合議、胡同隆諸墾號:
陳和議是康熙五十二年由賴科、和王謨、鄭珍、朱焜侯所組成，他們請墾了海山庄、內北投、和坑仔口等三處草地。雍正二年鄧旋收購朱、王股權成為海山庄業主，不過由於無力開鑿灌溉陂圳、旱田收成有限，乃邀請同安人胡詔參與。胡詔入股時賴科已死，其弟將他股權賣二分之一給徐閩。賴科之子賴維偕叔賴伯謙來臺，決定單獨經營北投一庄 。由胡詔等七股掌理海山與坑口庄。胡詔所代表墾號稱之為[胡同隆] ，其承繼陳和議的拓墾開圳工作。不過由於開圳所費不貲，其他股東不堪賠累，陸續殺出持股給胡同隆。然而胡同隆最後也因籌資困難而將其一半股份賣給[張吳文] 墾號，十七年又將其子胡思睿的一股賣給張方大(日後的張必榮) ，賣半股給吳洛，(日後的吳際盛) ，由於不勝賠累，心力交疲，壯志未酬身先死，胡思睿將海山庄公館等業一概賣給張吳文後奉母命攜父靈柩回返原鄉。張吳文共花費九千五百六十兩取得海山庄所有權。
郁永河筆下[趨利賴科]曾是大雞籠通事，其個人活動為後代留下關於北臺開拓史動人的紀錄，其後代雖然放棄新莊平原的懇業不過後代迄今仍是北投與石牌一帶的鉅族。而胡詔開圳灌溉又繼承海山庄的拓墾對南新莊平原有無比貢獻。
胡焯猷與胡林隆墾號:
出身汀州的貢生胡焯猷是最為人稱道的拓墾者，他的第一項壯舉就是乾隆十七年興建大士觀於興直山西雲岩，興直山原本叫做八里岔山，大士觀建後，人們就習慣稱之為觀音山。胡焯猷另外一個壯舉是乾隆二十五年在新莊米市倡建關帝廟。不過最為後人稱道的是乾隆十八年捐出水田八十甲與莊園房舍水塘等創辦明志書院，開北臺文教之風。七十年後北臺才有第二間書院學海書院出現。在其拋磚引玉下，另一位拓墾功臣郭宗碬也捐了大宗產業給明志書院。由於乾隆三十年以後的淡水同知相繼謀求將明志書院遷往他們的駐在地竹塹，最後事成至光緒年間卻也發生兩地士紳爭奪書院田產主導權的官司，不過也因此留下很多關於胡焯猷開墾的紀錄。
郭宗暇與施茂墾號:
明志書院另一號大施主郭宗碬其開拓中港厝莊和七崁莊加上長道坑、滬尾、八里岔等地二百六十二甲和三十三甲五分園，這只是[施茂戶郭林莊業]一半業主郭宗碬成就。郭氏是在地墾首因此他在留在捐獻給興直堡福德祠的文件中強調[保此業係宗碬自己開墾之地] 。
林天成、林成祖、林三合墾號與何周沈墾號:
自中部起家的林秀俊號成祖卻在台北創立大資產，連橫的《台灣通史》對林成祖有所記載，而尹氏所得張廣福文件中與林成祖墾號相關者甚多，乾隆二年林天成、陳鳴琳、鄭維謙三人為興直庄配股而立合同也呈現康熙、雍正年間中台北平原拓墾的情況。
林天成在新莊平原到底開墾多少田地?根據其合夥人鄭維謙二子一侄因為缺錢賣出其父墾業股份，賣契上有[知見胞兄嵩生、崑生]名字以及資料推測，全庄墾田可能再六百甲以上。林天成與鄭氏分丈後，另成立[林成祖墾號]拓墾擺接、和溪洲等地，其日後拓墾範圍不僅是板橋平原新店安坑台北內湖都有其墾業。不過林家由於在板橋平原開圳拓墾花費太多因此逐漸放棄新莊平原興直莊的經營權賣給張廣福。以往台北平原拓墾有關林天成與林成祖是否同一人學者看法不一，尹氏也自林成祖後代乾隆三十一年林海籌找借契中發現，林天成與林成祖都是林秀俊同一家族墾號。而連橫林成祖傳有林成祖因為林爽文被牽扯被逮進京，其子海門攜鉅金進京救父的傳說，尹氏也自林海籌等所留契文指出林秀俊卒於乾隆三十五年，根本不可能牽扯多年後的林爽文事件。而林家在擺接平原開鑿埤圳對於板橋平原的水田化運動貢獻良深。《台北縣志》開闢志第九章敘述內湖之開闢多稱在乾隆初所開闢不歸何士蘭則歸諸林成祖，尹章義自[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找到林家三大房同立的[招耕贌耕合約字]寫到，三大房共承祖先林海廟、林海籌、林海文公號即林三合，自嘉慶年間開築水田一所，址在芝蘭一堡里族內湖粉寮庄山仔腳。林三合係林家新立墾號且開墾該地在嘉慶年間，非乾隆年間。而尹章義也在[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找到乾隆二十二年曹和所立之
[根盡賣田契] ，契面上有[內湖庄業主周沈圖記]朱印，顯示乾隆二十二年內湖庄已成立，該契並寫到置有又有[上手契拾紙]等字眼，顯然該契已經轉了好幾手
，所以推測內湖庄出現可能更早。
楊雲萍在《士林先哲傳記資料初輯》錄《士林溫古誌》云，何士蘭開墾坪頂庄、內雙溪和內湖庄又引[台灣土地慣行一斑] ，芝蘭一堡，大直、北勢、內湖等地，係何、周、沈三姓墾於乾隆初，其後周、沈兩姓窮於支應，讓予何姓，遊何士蘭開墾。
另外，尹氏根據咸豐六年張肇三兄弟所立合約寫到，今據先人與何周沈何股開闢錫口庄，嗣後分戶張國珍。可以推定何周沈與張氏合墾今松山一帶。
楊道弘:
貢生楊道弘是雍正五年在彰化縣請墾興直莊的埔地，楊道弘在興直莊與林成祖墾戶為鄰競墾並因故互控，不過楊道弘是[遙領墾首]並不駐在當地。
劉和林家族與萬安圳:
劉和林父子是拓墾北新莊平原的拓墾者也是灌溉新莊平原的功臣。日本據臺後，山田伸吾奉命調查台北縣農村經濟，寫下《台北縣下農家經濟調查書》，留下相當數量的劉家拓墾北新莊平原原始文件。劉和林是在雍正年間到達北新莊平原，他在雍正與乾隆初年報陞五十甲，乾隆二十六年其子開築埤圳，三十二年報陞水田一百九十二甲。另外，劉和林也在樹林頭庄以北至洲仔尾、關渡一帶開墾。劉氏與社番爭奪大租權互控，經淡水同知兼北路理番同知命他們[立碑定界] ，因為大租分收方式複雜乾隆五年又同立一合約說明分收方式並將全部佃人名單以及擁地面積列出，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不過劉家開萬安坡圳日後卻與海山庄業主張必榮家族槓上。
張廣惠、張廣福與永安圳:
拓墾南新莊平原，對於二重埔、三重埔和南新莊平原水田化運動貢獻最大的是海山張氏。張家是耕讀表現都很卓越的[士族] ，張家的來臺祖是張士箱，張士箱以降與其四子都是貢生。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五間甚至還產生六個舉人，科第之盛，可說冠絕全臺。士族拓墾可說是台灣拓墾傳統，張家來臺先在南部拓墾，首先到新莊平原的是張方大，他因在彰化拓墾與吳洛、馬詔文等結夥北上，陸續買進當時已具規模的海山莊墾權，並交由洪克篤管理，張沛世幫辦。
乾隆二十三年馬詔文退股，吳洛分得彭厝庄、山仔腳一帶戶名叫做[吳際盛] ，張方大分得柑園、石頭溪、潭底、三角埔等地，戶名叫做[張必榮] ，仍請洪克篤管理，張沛世幫辦。張方大原本以[張廣惠]為號後來用[張必榮] ，方高則以[張廣福]為號，而代表張廣福最早到新莊者，應是張源仁。今存張廣福拓墾最早開墾文件是乾隆十八年十月擺接社番土目茅飽琬給漢業戶張廣福即張仁豐的懇承荒埔字。張家擁有興直、海山兩莊，乾隆二十四年大水造成田損失二百多甲，男女慘亡數十人，造成重創，災後石頭溪水改道，乾隆二十六年劉和林家族竟率眾數百就此溪頭壅水築陂引流水為大埤潭，此舉引起受害的張家不滿，屢次告官不理，張家的新科舉人張源仁為此不得不親自出面向官廳施壓，為了反制也與土番合作開鑿[海山大圳]又由通事瑪佬具名開鑿新莊草店尾以北至二重埔的水圳，最後乾隆三十年雙方才講和，劉家答應照付淡水同知夏瑚所裁的六百石，大家各灌其業。海山大圳至三重埔於乾隆三十七年鑿妥，永安圳才算全部完工。
金順興、金合興與大坪林圳、青潭大圳:
山田伸吾明治三十一年訪得乾隆三十八年大坪林圳五莊合約，約中記述大坪林圳與青潭大圳開築經過甚詳。郭錫瑠所代表的金順興原擇清潭坑口今新店市青潭斗門頭為入水口，鑿陂開圳，乾隆五年屢次興工，由於[地險番猛]損失頗鉅，遂擱置多年。乾隆十七年再行開鑿均未成功。大坪林等地五莊拓墾者在蕭妙興領導下合組[金合興號]鑿圳，鑿圳時，草創寮地稱[合興寮] ，圳成後稱[合興館] ，稱為金合興號之公館。金合興號以大坪林地界，聽流開鑿圳路以及獅山邊大潭[設立陂地，付流防築]為交換條件。自青潭坑口迄新店市舊市區光明街之首汴一段，圳路所經必須鑿石穿山，工程艱鉅並且得防範山番[埋伏截殺]至乾隆二十五年石堤、石腔工作始克完成。二十五年後之後，繼續大坪林平原上公圳與私圳的開鑿工作。大坪林圳灌溉五莊，共有水分四百六十甲，於乾隆三十八年完工。尹氏以乾隆三十八年大坪林圳五莊合約，舉證民國六十九年出版的[瑠公創業二百四十年專刊中的留公沿革中很多錯誤，諸如混兩圳於一等。此約除了大坪林拓墾與大坪林圳開墾始末敘述甚詳，對於大坪林圳金合興號與郭錫瑠金順興號的瓜葛也交代很清楚。
小墾號與拓墾者的零星紀錄:
台北平原除了上述幾個大墾號外尚有一些小墾號以及零星拓墾者分布其中。而這些墾戶的活動也可透過留存迄今的懇單、契約等文件得知其活動紀錄。
番耕、番墾與番仔圳:
平埔族人少地大因此得以容納大量外來人口前來，番人做收大租。由於清廷政策上是力行[護番保產政策]因此終清之世，社番始終保有其土地所有權。在這種生存條件下，基本上漢番相處算是相當融洽。反倒是漢人間分類械鬥不斷，難怪，道光年間接任台灣道的徐宗幹說，[番地能為後患者，在漢不在番]。
結論:
西元一六二六年西班牙進駐北臺與荷蘭人抗衡後便展開台北平原拓墾史序幕。西、荷兩國對北臺態度是志在貿易、掏金與傳教，鄭氏王朝也將北臺視為極荒之地。清領後郁永河的採硫行動，透過傳播於是使得台北平原成為冒險家另一個拓墾新樂園。康熙末年陳璸為剿海盜在此駐軍意外成為拓墾者的保護者開啟了臺北平原大開墾時代來臨。吸引包括陳賴章、陳國起、戴天樞、陳和議、胡同隆、胡林隆、施茂、林天成、鄧旋其、胡詔、鄭維謙、何周沉、李餘周、劉和林、楊道弘、李成、金順興、金合興、張吳文等以及其他小墾號]在此地大展鴻圖。
本文舉證拓墾者幾乎都是挾資、合夥而來的健者、佃墾者等獨資反而很少。至於拓墾者的出身，無論清代地方官或日本統治者總愛宣揚台灣移民背景[貧苦] 、[不安分守法]等，根據本文舉證資料顯示很多都是有功名的士紳家族等。
參、重要發現
是否是富不過三代亦或是族大分散實力。本文顯示很多家族拓墾後實力相當驚人何以到清末或日治時間不見這些家族，反而板橋林家等後來居上。
優缺點
尹章義本文引經據典以所見清領時期古文契約等作為佐證指證很多台灣史上傳說以及軼史的錯誤，對於後學者是大貢獻，也引領對所謂渡台新墾區民眾都屬下階層有不同視野的解讀，彼時本文一出，對後來台灣史的考證很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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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泰山文史協會 創會理事長 張仁甫
開泰山現代教育先河的林弼卿(上)
一、山腳溝仔墘漳浦林氏家族公益傳家
　　山腳溝仔墘林氏家族源出福建興化莆田，敬奉居住於福建漳州漳浦的大卿公為始祖(一世祖)。渡台祖林志道(1637~1691)係七世祖，約明鄭時期來台。志道長子德懋、次子德玉。八世祖德玉有三子，依序為作哲、天錄、天錫。九世祖林作哲(1706~1769)為歲貢生(雅稱歲進士，但非黃甲及第的進士)，於1740年(乾隆)曾與胡世傑組成的「胡林業戶」。新莊區壽山路164號丹鳳庵左畔十八份公墓入口處，立有1867年(同治)《嚴禁塚埔放牧碑記》，碑文明載：
「緣八里坌保坡角十八份塚地，原自開闢之初，係蒙胡、林業主施捨，以便送死埋葬之區，邇來百有餘年矣！」
　　就是敘明今十八份公墓，係胡世傑與林家九世祖林作哲組成的「胡林業戶」所捐獻。林作哲另與胡習隆以及明志書院創建者胡焯猷，三人於乾隆初年組成「胡林隆墾號」，在淡水廳拓墾新莊平原今成子寮、水碓、山腳、貴子坑、坡角、營盤一帶土地約三百多甲的土地。五股西雲禪寺(昔稱大士觀或外岩)係胡焯猷與林作哲，在1752年(乾隆)共同獻地所創建。
　　林作哲兄弟(依姓名推測是林天錫)成立「林聯錫業戶」，1727年(雍正)引大科坑溪溪水築「大窠口圳」，圳道長1864公尺，灌溉山脚地區109公頃農田。林作哲三弟林天錫有子源信(十世祖)，源信有子登元、登徽(11世祖)。源信兒子(依姓名推測是林登元)成立「林啟元業戶」，亦熱心公益，造福鄉里，例如：
1779年新莊慈祐宮《重修慈祐宮碑記》記載林聯錫捐銀20圓。
1837年淡水廳同知婁雲議建「文甲書院」，1843年由同知曹謹續建完成，1847年閩浙總督劉韻珂巡臺之際，易名為「學海書院」。1871年出版的《淡水廳志·卷五》記載，1837年，張廣福、林啟元將在海山保的七十二分埤八甲九分零田，年納膏伙谷120石，捐歸學海書院掌管。
1857年：泰山區中港西路136巷口的《允福橋碑》記載業戶林啟元捐銀乙圓；
1867年：新莊十八份公墓《嚴禁塚埔放牧碑記》記載林啟元為立碑人之一。
1867年：再定學海書院七十二分埤租息，張廣福、林啟元，與林本源對半分認，兩季鳩繳，共繳膏伙谷192石。
1874年：泰山明志書院內《敬文亭碑》記載業戶林啟元捐銀壹圓。
二、山腳溝仔墘漳浦林家14世祖弼卿公
　　天錫公派下11世祖登徽公傳國佐、青選、明智三世，其中14世祖明智即林弼卿。林弼卿，1867年~1930年，父青選，妻陳氏恭娘，長子燦坤，次子深溪。幼即聰慧，學殖深厚，格古致今，熱心公益，斷事明快，鄰里稱頌。白陽帝國治台之前，已為鄉黨約首，德高望重。林弼卿世居山脚庄土名溝仔墘街140番地，約在今泰山區明志路、辭修路與明志路1段362巷所圍區塊。另在明志路1段352巷口、舊泰山區衛生所後方，曾有世襲公館一所，專門處理林家業佃水租、地租、代書等工作，此處古地名即稱為「公館仔」。現今泰山區公所基地亦原為林弼卿家族所有。
三、戮力從公，厚植政基
　　1895年(明治)日本領台，6月17日始政，社會動盪。此年7月，李春生倡設保良局，以保全良民，8月8日成立保良局台北總局，辜顯榮任總局長。鄧士英出任山腳庄保良分局長，余騰芳任正主理，林弼卿亦出役於山腳庄保良分局，安撫地方。1896年(明治)2月，在山脚溝仔墘老街吳順記茶行的左廂房成立「山脚溝仔墘憲兵屯所」。1896年(明治)6月，台北保良總局關閉，8月山腳庄保良分局關閉，林弼卿任地方約首。山腳庄憲兵屯所設置以來，陸軍憲兵一等軍曹富士谷瑠平保護人民盡心盡力，八里坌堡總理余騰芳會同林弼卿、李泰、陳養源、汪式金等16位約首，特於1897年(明治)7月致贈金質紀念章。
　　1897年(明治)地方改制為六縣三廳，9月21日，林弼卿獲派為台北縣樹林口辦務署第5區(大窠坑庄、黎頭窠庄、錢厝坑庄、柯厝坑庄、半山仔庄、橫窠仔庄、新寮庄、水碓庄、水泉空庄、蓬萊坑庄、水碓窠庄、外寮庄)庄長，事務費十圓。
　　1898年(明治)6月地方改制為三縣三廳，林弼卿獲派擔任台北縣滬尾辨務署(八里坌堡)第11區(水泉空庄、店仔街庄、大窠坑庄)庄長。因為地方事務的參與及協調，1900年6月6日，林弼卿與本地仕紳陳養源、李泰同期授佩紳章，紳章號578。
　　1901年(明治)11月，地方改制為二十廳制，林弼卿任台北廳第34區(山脚庄、楓樹脚庄、水碓庄、大窠坑庄、石土地公庄，屬新庄支廳)區庄長。
　　1906年(明治)元月1日起，地方仍為二十廳制，但台北廳39區併為28區，新庄支廳下設置六區。林弼卿擔任台北廳新庄支廳貴仔坑區(山脚庄、楓樹脚庄、大窠坑庄、頂田心仔庄、義學庄、崎仔脚庄、貴仔坑庄、下坡角庄、十八份坑庄、頂坡角庄、塔寮坑庄)庄長。在他的運籌帷幄下，1907年(明治)6月1日，貴仔坑區庄長役場(相當於今區公所，位在今明志路3段96巷內原本篤會尚議院處)興工，工程費721圓，7月底完工，8月24日舉行落成式，賀客盈門，盛況空前，林弼卿庄長宴請各界賓客。1908年(明治)1月22日，林弼卿功成身退，辭貴仔坑區庄長職，由五股坑區庄長林知義兼代。公職期間，誠信為上，鄉人拳拳服膺，雅稱林弼卿為「明智公」或「明智頭仔」(意為頭人)。
四、高瞻遠矚，教育為先
　　林弼卿對泰山地區的最大貢獻當屬地方教育事業的創建。1897年(明治)，在台北縣樹林口辦務署第5區(含大部分的泰山地區)庄長林弼卿的領導下，配合士紳余文成、陳獻琛、鄧士英等前朝生員，極力奔走爭取，1897年(明治)12月9日，台灣總督府終於核准在泰山明志書院，設置淡水國語傳習所(今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小)山腳分教場。同年12月18日，發佈教諭堀正次郎擔任分教場主任，住水碓庄1番地的前朝生員余文成擔任分教場雇員(月俸15圓的教務囑託)。1898年(明治)2月21日分教場正式成立，設甲科(翻譯科)學習半年，年齡為16至30歲、具普通知識者，課程以日語訓練為主，另加讀書及作文；乙科(一般科)為修業4年，每一年三個學期，學生年齡為8至15歲，除了日文以外，加修讀書、作文習字及算術。
～待續　開泰山現代教育先河的林弼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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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明志書院
基本資料
創立年代 清乾隆28 年( 西元1763 年)
書院地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2 段276 號
聯絡電話 02-22968436
引三國諸葛亮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典故，期許學子恬靜寡欲，志向高遠，為學先「表明心志」。
歷史沿革
有「北臺首學」美譽的明志書院創辦者，為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貢生胡焯猷。新莊地區的開發甚早，人口聚集，早在乾隆11 年（1746）時，當時八里坌巡檢署虞文桂即在新莊街尾設置義學，但不久即因八里坌巡檢署改設於新莊街而改為衙署。然而新莊地區對教育的迫切需求，卻已於此時可以看出一二。
乾隆28 年（1763），鑑於淡水文風未啟，有心向學者，需赴外地讀書，時年70 歲的胡焯猷便慨然捐出位於平頂山腳的瓦屋一進5 間，廂房12 間，以及80 甲水田做為學產，創辦「明志書院」。
《淡水廳志》記載：「明志書院在廳城西門內，原在興直堡新莊山腳，永定縣貢生胡焯猷舊宅。乾隆28 年，胡焯猷捐置義學，名曰『明志』。並捐充學租。」，同年3 月底呈文護理淡防同知胡邦翰，胡邦翰嘉揚其志，於同年八月初移文至閩浙總督，後來總督回文：「逐一確查繪圖定議。」當時的淡防同知改由夏瑚擔任，其以「該處設立義學，誠為淡北之要務」建議：「以書院嘉名」，其建議獲上級同意。清乾隆29 年（1764），總督楊廷璋立碑記載，明志書院方得「書院」之命名。明志書院的設立，較北臺第二座書院，艋舺「文海書院」（後改名學海書院）的設立要早了約八十年。胡焯猷對新莊地區的開發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依《明志書院案底》的記錄，胡焯猷為「胡林隆」墾號的三個股東之一，胡氏捐水田八十甲給明志書院做維持費，另外做為生活費的水田有二十八甲，合計一百零八甲，但這還不包括他獻給大士觀（即五股西雲寺）和關帝廟（新莊武聖廟）的土地，若僅以一股一百零八甲計算，胡林隆號開墾的土地便超過了三百二十四甲，以民國42 年（1953）時新莊農田水利會灌溉區，包括新莊、泰山、五股、三重、蘆洲五鄉鎮市全部，及樹林、板橋一部分的農田的總面積只有三千六百甲，而這之中包括了兩百年來淤積的大量河川新生地事實，便不難想像胡焯猷對新莊地區開發的貢獻。
有功於明志書院的創建，並不只有胡焯猷一人。乾隆34 年（1769），新莊地區另一位墾首監生郭宗嘏，捐獻「長道坑、八里岔等莊，計田一百六十一甲六分零，園二十九甲二分，徵租一千五十七石九升九合六勺，悉充學租」，較胡焯猷所捐獻的更多。書院設立後不久，歷任淡水同知，便相繼謀將明志書院遷往淡水廳所在地新竹，到了乾隆46 年（1781），終於正式將明志書院另建於淡水廳城西門內。
稍晚，於道光23 年（1843），艋舺成立了學海書院，光緒18 年（1892）三地的士紳，竟為了爭奪胡、郭二人所捐獻的龐大學租而大打官司。直到光緒21 年（1895）乙未割台為止，一切有關明志書院的檔案都記錄於《明志書院案底》，抄本現存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明志書院原來的規模相當大，約可容納百餘人，但因年久失修而於道光年間傾倒，現在的明志書院外觀，正是1921 年泰山仕紳發起募捐重建，因經費因素，只建第一進正身外加兩側落廒間，廳內供奉「紫陽朱夫子神位」、「貢生胡焯猷祿位」。2003 年6 月24 日，明志書院建築因年久失修，加上屋後山黃麻重壓而倒塌，經地方人士搶救， 由行政院文建會補助經費500 萬元、臺北縣政府出資500 萬元、南亞公司捐資100 萬元，由泰山鄉公所負責重建，2004 年11 月重修，隔年9 月28 日整建完成，重新啟用。
民國101 年10 月起，經過多次會議協商，沿用62 年成立登記的寺廟團體，延攬歷年來對明志書院有真正貢獻的地方士紳，作為明志書院的信徒代表，籌組信徒代表組織，於102 年4 月9 日召開信徒大會，訂定新北市泰山區明志書院組織章程，設置管理委員會，並選出9 位管理委員和3 位監察委員，共同管理執行明志書院的事務，同時辦理寺廟變動登記，經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核准，明志書院正式列為新北市登記有案的寺廟團體。
推動社教文化及辦理教學情況
為感念朱夫子和泰山區創學先人胡焯猷先賢，明志書院於每年國曆9 月28 日教師節，辦理祝禱活動，承載泰山區深厚的歷史傳承與薈萃文風。
建築特色、珍藏文物及活動剪影
曾被指定為二級古蹟，因長期疏於管理，內政部於民國74 年(1985)，解除其古蹟身分，民國92 年(2003)，書院房舍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民國94 年(2005) 修復完工，現為新北市歷史建築。
該建物日治時期改建過、棟樑建材已有變動，但基本架構仍屬傳統閩南建築。此外，在內仍留有「興直堡新建明志書院碑」一方（乾隆29 年）乃珍貴文物，朱子與胡焯猷神牌亦具紀念價值。屬一般民間宅第磚砌承重牆構造，內擱簡易的大桁架，在構造上並不細緻，且未施裝飾處理，現存建物已經修復，雖仍為磚砌，但已非清代之磚，但整體外型仍具有古意，並保留左山牆上的舊碑。
明志書院左前方的惜字亭建於清同治年間，稱為「敬文亭」。其功用是焚化寫有文字的紙張或書本，寓意尊重知識、文化。早年，人們尊重文字，慎重予以收集，在特定地方焚化，再將紙灰放入水中流去。科舉社會，這種觀念極為盛行，文人墨客或地方大戶、文社、書院等，會建造專用的「惜字亭」，彰顯其文風。
未來展望
民國以後，政府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政策後，明志書院的產權逐漸萎縮，僅剩目前區區的數百坪土地。民國62 年由胡卯成先生代表信徒，向當時的臺北縣政府申請寺廟登記，登記的建築物基地面積為100 坪，建物面積是60 坪。
泰山人對明志書院有著深厚的情感和虔誠的敬仰，對義學精神的崇拜和文化的傳承，熱度並沒有絲毫的消減，也肩負著文化傳承的重責，為了向流傳千秋萬世的歷史交代，將致力維護明志書院的產權完整，傳承發揚義學精神。

胡焯猷引三國諸葛亮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典故，期許學子恬靜寡欲，志向高遠，為學先「表明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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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向諸葛亮學十堂課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今山東省沂南縣)人，是中國三國時代著名的政治家及軍事家，也是古代著名的智者。諸葛亮寫給兒子的一封信，只用了短短八十六字，但是對於為學、做人有精簡而且具體的忠告。
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智慧，在今天的科技時代，原來仍然有其參考價值。年青時聽人說：「真正的智慧，可以超越時空，歷久常新。」初時不知所以，現在覺得所言甚是。讓我們一起向諸葛亮老師學習十堂課，在變局中安身立命，在逆境中找到力量：
諸葛亮給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怠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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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寧靜的力量
「靜以修身」、「非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
諸葛亮忠告孩子寧靜才能夠修養身心，靜思反省。不能夠靜下來，則不可以有效的計劃未來，而且學習的首要條件，就是有寧靜的環境。 現代人大多數終日忙碌，你是否應在忙亂中靜下來，反思人生方向？
第二課：節儉的力量
「儉以養德」。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節儉，以培養自己的德行。審慎理財，量入為出，不但可以擺脫負債的困擾，更可以過著紀律的簡樸生活，不會成為物質的奴隸。在鼓勵消費的文明社會，你有否想過節儉的好處呢？
第三課：計劃的力量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計劃人生，不要事事 講求名利，才能夠了解自己的志向，要靜下來，才能夠細心計劃將來。 面對未來，你有理想嗎？你有使命感嗎？你有自己的價值觀嗎？
第四課：學習的力量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
諸葛亮忠告孩子寧靜的環境對學習大有幫助，當然配合專注的平靜心境，就更加事半功倍。諸葛亮不是天才論的信徒，他相信才能是學習的結果。 你有否全心全力的學習？你是否相信努力才有成就？
第五課：增值的力量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增值先要立志，不願意努力學習，就不能夠增加自己的才幹。但學習的過程中，決心和毅力非常重要，因為缺乏了意志力，就會半途而廢。你有否想過，一鼓作氣人多，堅持到底人少的道理？
第六課：速度的力量
「怠慢則不能勵精」。
諸葛亮忠告孩子凡事拖延就不能夠快速的掌握要點。電腦時代是速度的時代，樣樣事情講求效率，想不到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智慧，也一樣不謀而合。 快人一步，不但理想達到，你有否想過，有更多時間去修正及改善？
第七課：性格的力量
「險躁則不能冶性」。
諸葛亮忠告孩子太過急躁就不能夠陶冶性情。心理學家說：「思想影響行為，行為影響習慣，習慣影響性格，性格影響命運。」諸葛亮明白生命中要作出種種平衡，要「勵精」，也要「冶性」。你要提升自己性格的品質嗎？
第八課：時間的力量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
諸葛亮忠告孩子時光飛逝，意志力會隨著時間消磨，「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時間管理」是個現代人的觀念，細心想一想，時間不可以被管理，每天二十四小時，不多也不少，惟有管理自己，善用每分每秒。 請你想一想，你有蹉跎歲月嗎？
第九課：想像的力量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諸葛亮忠告孩子時光飛逝，當自己變得和世界脫節，才悲嘆蹉跎歲月，也於事無補。要懂得居安思危，才能夠臨危不亂。想像力比知識更有力量。 你有沒有從大處著想，小處著手，腳踏實地，規劃人生呢？
第十課：精簡的力量
以上諸葛亮寫給兒子的一封信，只用了短短八十六字，精簡地傳遞了具體的訊息。我相信精簡的表達源於清晰的思想，長篇大論的內容，容易令人生厭，精簡溝通更有效果。你懂得言之有物地精簡溝通嗎？
從以上的十堂課之中，你能夠找到一點啟發嗎？
在逆境中，我衷心替您打氣，也請你百忙之中靜下來，以往後的題目向你的人生提問，在改變中不斷改善。最後衷心祝福您：「人生攻守、貴乎奮鬥」。

諸葛亮《誡子書》：「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不可多得的經世哲理
2016-08-25 由 西曦大語文 發表于 歷史
《誡子書》是三國時期政治家諸葛亮臨終前寫給他兒子諸葛瞻的一封家書。從文中可以看作出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潔、才學淵博的父親，對兒子的殷殷教誨與無限期望盡在此書中。全文通過智慧理性、簡練謹嚴的文字，將普天下為人父者的愛子之情表達得非常深切，成為後世歷代學子修身立志的名篇。
《誡子書》的主旨是勸勉兒子勤學立志，修身養性要從淡泊寧靜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險躁。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學的經驗，著重圍繞一個「靜」字加以論述，同時把失敗歸結為一個「躁」字，對比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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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文字清新雅致，不事雕琢，說理平易近人，這些都是這篇文章的特出之處。
諸葛亮（181—234），三國時期政治家、軍事家。字孔明，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人。早年避亂於荊州，隱居隴畝，時稱「臥龍」。劉備三顧茅廬，他提出聯合孫權抗擊曹操統一全國的建議。此後成為劉備的主要謀士。劉備稱帝後，任為丞相。劉禪繼位，被封為武鄉候，領益州牧，主持朝政。後期志在北伐，頻年出征，與曹魏交戰，最後因病卒於五丈原。有《諸葛亮集》。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4zpk5v.html

諸葛亮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
　　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治性。
　　年與時馳，志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白話翻譯:
才德出眾的人的品行，
　　依靠內心的恬淡平和來涵養德性，以淑善其身，
　　依靠謙和有節制的行為來培養品德。
　　不恬靜而不慕名利，就不能表明志向，
　　不安靜平和就不能影響後世，推行久遠。
　　學習必須專心且安定，增進才能必須刻苦學習。
　　不學習就不能廣博才識，不專心且安定就不能成就學問。
　　怠慢就不能縝密研究，暴躁就不能陶冶性情。
　　年華隨著光陰流逝，意志隨著歲月消磨，
　　最後就像枯枝敗葉一般凋零，對社會無用，
　　守著自己的破舊小屋悲傷嘆息，如何能夠來得及。
----延讀----
戒子書是諸葛亮寫給兒子的一封信八十六字!
一封信有十堂課：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怠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第一課：寧靜的力量
「靜以修身」、「非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
諸葛亮忠告孩子寧靜才能夠修養身心，靜思反省。不能夠靜下來，則不可以有效的計劃未來，而且學習的首要條件，就是有寧的環境。
第二課：節儉的力量
「儉以養德」。諸葛亮忠告孩子要節儉，以培養自己的德行。
第三課：計劃的力量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計劃人生，不要事事 講求名利，才能夠了解自己的志向，要靜下來，才能夠細心計劃將來。
第四課：學習的力量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諸葛亮忠告孩子寧靜的環境對學習大有幫助，當然配合專注的平靜心境，就更加事半功倍。
諸葛亮他相信才能是學習的結果。
第五課：增值的力量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增值先要立志，不願意努力學習，就不能夠增加自己的才幹。但學習的過程中，決心和毅力非常重要，因為缺乏了意志力，就會半途而廢。
第六課：速度的力量
「怠慢則不能勵精」。
諸葛亮忠告孩子凡事拖延就不能夠快速的掌握要點。
第七課：性格的力量
「險躁則不能冶性」。
諸葛亮忠告孩子太過急躁就不能夠陶冶性情。
第八課：時間的力量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
諸葛亮忠告孩子時光飛逝，意志力又會隨著時間消磨，「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第九課：想像的力量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諸葛亮忠告孩子時光 飛逝，當自己變得和世界脫節，才悲嘆蹉跎歲月，也 於事無補。
要懂得居安思危，才 能夠臨危不亂。想像力比知識更有力量。
第十課：精簡的力量
諸葛亮寫給兒子對於為學做人的忠告腳踏實地，規劃是人生。
以上諸葛亮寫給兒子的一封信叫戒子書

諸葛亮〈誡子書〉
2013年7月21日 0:01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嘆窮廬，將復何及。
講到個人的管理，我今天抽出諸葛亮的《誡子書》，我的考慮，讓你們拿去背背。諸葛亮給兒子的這封信，非常重要，我希望你們諸位企業家背背。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這裡每句話發揮起來意義都很多，我們先把原文大概念一下。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一點，希望中國新起的企業家，尤其是各位，要注意能不能澹泊；不但生活要淡泊，思想也要淡泊。我想你們都會知道，從漢朝諸葛亮這封信以後，一般人常常講的名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就是在他的這兩句話裡裏提出來的。
「夫學須靜也」，真講學問，要一個寧靜的環境，寧靜的時間，每天諸位，十二個鐘頭裡只要三四個鐘頭，自己有個單獨寧靜地反思、反省，有個讀書的時間；「才須學也」，知識的增加，才能的增長，要學問中來。「非學無以廣才」，不求學，不求廣泛的知識，才能是有限度的；「非靜無以成學」，沒有寧靜的心境，寧靜的思想，你的學問不會深入。有的版本是「非志無以成學」，「志」，就是立志，沒有深刻的願望、意志，學問也不可能深入。
「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也有版本是「險躁則不能治性」。這兩句話是對起來的，這是漢文的特點，句子對應的。自己對自己原諒、放逸、不精進是「慆」；「慢」是傲慢，自己認為滿足了，了不起了，每個人都容易犯這個毛病。譬如你們諸位，同我們一般年輕的人讀書一樣，一看以為都懂了，其實連影子都沒有摸到，這就是慆慢，慆慢則不能研精、精到；「險躁」，內心思緒跳動，思想不穩定，脾氣很躁，則不能理性，管理不了自己。
這是諸葛亮對兒子的教育。他的兒子諸葛瞻，戰死於綿竹的，所以諸葛亮是一門忠孝。諸葛亮幫助劉備在四川，兒子也帶到四川，在家裡讀書，他也沒有空閒教兒子，這是他教訓兒子的一封信。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年齡跟著時間跑了，年齡老了，思想衰退了，一歲一歲，你覺得自己長大了，今年四十，明年四十一，好像長大了，實際上你是衰老了，落伍了。
「遂成枯落」，最後你是落伍了，跟不上時代。「悲嘆窮廬」，老了，沒用了。古人有一首詩， 「壯不如人老可知」啊，有什麼可談呢？悲嘆窮廬是自己後悔！「將復何及」，後悔也來不及了！
諸葛亮《誡子書》，我當年二十多歲教軍校學生，就要他們背這個，每天要背來，你將來要做統帥、做領袖的，不讀這個不行。諸葛亮的文章不多，但他寫信，最令人佩服了，都是短文，簡簡單單幾句話，包括了很多的意思。諸葛亮一輩子最了不起的文化著作，流傳萬古，只有前後兩篇〈出師表〉。所以古人說，「但得流傳不在多」。
我最近常常感嘆，范仲淹寫了一篇文章〈岳陽樓記〉，但他根本沒有去過岳陽樓，他那個時候在鄧州做官。范仲淹一個孤兒出身，出將人相，影響中國文化那麼大！這篇文章最有名的兩句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以大家讀書，研究學術，想著書流傳，注意這一句話「但得流傳不在多」。
那麼，我講了這篇〈誡子書〉，提出來諸位的修養.要隨時反省自己，千萬不要給勝利衝昏了頭，不要讓鈔票把自己腦子搞亂。古人有一句話「唯大英雄能本色」，我常常吩咐同學們，也吩咐朋友們，我們都是鄉下出來的孩子，所以曾國藩用人喜歡用鄉下出來的，他有「鄉氣」。我們這位張院長是西北鄉下出來的，他還保持那個鄉氣。「唯大英雄能本色」，不要傲慢，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

誡子書
2013/12/11 20:53瀏覽1,662迴響1推薦6引用0
出處
諸葛亮的「誡子書」，是寫給七歲的諸葛瞻
諸葛亮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
　　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治性。
　　年與時馳，志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白話翻譯:
才德出眾的人的品行，
　　依靠內心的恬淡平和來涵養德性，以淑善其身，
　　依靠謙和有節制的行為來培養品德。
　　不恬靜而不慕名利，就不能表明志向，
　　不安靜平和就不能影響後世，推行久遠。
　　學習必須專心且安定，增進才能必須刻苦學習。
　　不學習就不能廣博才識，不專心且安定就不能成就學問。
　　怠慢就不能縝密研究，暴躁就不能陶冶性情。
　　年華隨著光陰流逝，意志隨著歲月消磨，
　　最後就像枯枝敗葉一般凋零，對社會無用，
　　守著自己的破舊小屋悲傷嘆息，如何能夠來得及。
----延讀----
戒子書是諸葛亮寫給兒子的一封信八十六字!
一封信有十堂課：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怠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第一課：寧靜的力量
「靜以修身」、「非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
諸葛亮忠告孩子寧靜才能夠修養身心，靜思反省。不能夠靜下來，則不可以有效的計劃未來，而且學習的首要條件，就是有寧的環境。
第二課：節儉的力量
「儉以養德」。諸葛亮忠告孩子要節儉，以培養自己的德行。
第三課：計劃的力量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計劃人生，不要事事 講求名利，才能夠了解自己的志向，要靜下來，才能夠細心計劃將來。
第四課：學習的力量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諸葛亮忠告孩子寧靜的環境對學習大有幫助，當然配合專注的平靜心境，就更加事半功倍。
諸葛亮他相信才能是學習的結果。
第五課：增值的力量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增值先要立志，不願意努力學習，就不能夠增加自己的才幹。但學習的過程中，決心和毅力非常重要，因為缺乏了意志力，就會半途而廢。
第六課：速度的力量
「怠慢則不能勵精」。
諸葛亮忠告孩子凡事拖延就不能夠快速的掌握要點。
第七課：性格的力量
「險躁則不能冶性」。
諸葛亮忠告孩子太過急躁就不能夠陶冶性情。
第八課：時間的力量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
諸葛亮忠告孩子時光飛逝，意志力又會隨著時間消磨，「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第九課：想像的力量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諸葛亮忠告孩子時光 飛逝，當自己變得和世界脫節，才悲嘆蹉跎歲月，也 於事無補。
要懂得居安思危，才 能夠臨危不亂。想像力比知識更有力量。
第十課：精簡的力量
諸葛亮寫給兒子對於為學做人的忠告腳踏實地，規劃是人生。
以上諸葛亮寫給兒子的一封信叫戒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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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與白起、諸葛亮並列，成為兵家“十哲”之一！情懷歷史 08-20 22:11 大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春秋戰國、楚漢爭霸以及三國等戰亂時期，可謂盛產軍事家的的歷史階段。唐肅宗在位時期，尊姜太公武成王祭典與祭孔子相同。太公尚父廟簡稱武廟，姜太公為主祭，張良為副祀，並以張良等十位兵家代表人物分列左右。其中，左列：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右列：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由此，以上十人被稱為武廟十哲或者亞聖十哲。一 就春秋戰國時期，共有白起、吳起、孫武、樂毅、田穰苴這五個人入選“十哲”。其中，不管是白起、吳起，還是孫武、樂毅，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都具有較高的知名度。但是，就另外這位田穰苴來說，似乎在歷史知名度要小的多。具體來說，田穰苴是田完的後代，也被稱為司馬穰苴，是春秋末期的齊國人。在齊景公在位時期，齊國遭到了晉國和燕國的聯合入侵，並在初期對戰上屢屢失利。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司馬穰苴登場了。二 彼時，晏嬰作為齊國的相國，在齊國危急時刻將司馬穰苴推薦給了齊景公。司馬穰苴在和齊景公一番交談，很快贏得了後者的讚賞，並奉命率軍抵抗晉國和燕國的入侵。在司馬穰苴出發前，主動要求齊景公派遣親信大夫莊賈去擔任監軍。在治軍過程中，司馬穰苴不僅跟吳起一樣與士兵保持親近，而且通過軍法處置了違規的大夫莊賈來樹立威信。在恩威並重之下，司馬穰苴很快得到了齊國士兵的衷心擁護。三 在得知齊國軍隊爭相參戰的消息後，晉國選擇撤兵，而燕國也回到黃河以北，放棄了攻打齊國的計劃。不過，司馬穰苴顯然不會就此作罷，選擇帶領齊國軍隊乘勢追擊，不僅剪滅了晉國和燕國的部分軍隊，還全部收復了已失去的齊國城邑和土地。經此一戰，司馬穰苴被提拔為齊國執掌軍事的大司馬，並且促進了田氏家族在齊國地位的提高。但是，正因為樹大招風，司馬穰苴被國大夫鮑氏、高子、國子之輩陷害。後來，司馬穰苴被齊景公罷了官，並專心撰寫軍事理論內容。四 最後，在司馬穰苴發病去世後，田氏家族自然非常不痛快。尤其是田乞、田豹等，因此怨恨高子、國子等齊國大夫。及至田常掌權時期，不但弒殺了齊簡公，還盡滅高子、國子的家族。另外，對於司馬穰苴之所以能夠成為武廟十哲之一，主要不是因為他的軍事戰績，而且相對於白起、吳起等人，他的軍事戰功實在比較匱乏。對此，司馬穰苴整理總結了古代歷史上的司馬兵法，也即《司馬穣苴兵法》，並構建起自己新的兵學體系。此兵法代代流傳，在北宋時期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成為將校必讀之書。
诸葛亮兵书 - 诸葛亮原著，严锴 编著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7bEa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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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諸葛亮入選武廟十哲，是古人傻到不如網絡軍事家們懂軍事？
煮酒說史 2017-03-02 16:08
首先先看一下武廟十哲中哪些人
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年）尊太公望為武成王祭典與祭孔子相同。太公尚父廟更名成武成王廟，簡稱武廟。當時武廟的主神是太公望，以張良為副祀。包含張良在內的歷代名將十人坐像分坐左右。
左列：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
右列：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
張良、諸葛亮入選武廟十哲，是古人傻到不如網絡軍事家們懂軍事？
武廟十哲
以下說說武廟，先瞅瞅武成王姜太公旁邊杵著的是誰？是狀貌如婦人好女的張良。難不成這位是靠戰績壓倒韓信、白起等人，榮陞亞聖的？張留侯之為將，史書明明：
與韓王將千馀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遊兵潁川。
基本就是主場作戰，被秦將甲打得四處勝利轉進的水平。如果十哲只靠戰績上位，不說韓、白，甚至不說諸葛亮、樂毅，即便是戰功最水的司馬穰苴也該呵呵了？
說正題。本著有幾分史料說幾分話的原則，看看武成王廟的入選門檻為何？
《舊唐書》：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太公尚父廟一所，以漢留侯張良配饗。天寶六載，詔諸州武舉人上省，先謁太公廟，拜將帥亦告太公廟。至肅宗上元元年閏四月，又尊為武成王，選歷代良將為十哲。
很明白，入選的基本標準為：良將。
又，
《宋史》：太祖建隆三年，詔修武成王廟，與國學相對，命左諫議大夫崔頌董其役，仍令頌檢閱唐末以來謀臣、名將勳績尤著者以聞。
很顯然，武廟居，大不易，需勳績尤著，非浪得虛名者可入，但此處之勳績，不僅指戰功，更在謀功。
又，貞元四年八月，兵部侍郎李紓膽肥，開撕姜太公：
太公述作，止於六韜， 勳業形於一代，豈可擬其盛德，均其殊禮哉！
雖說最終皇帝一把稀泥了事，但由此可見，述作也是武廟入選乃至排定位次之重要標準。蓋立德、立功、立言，是為三不朽，後武廟兼有武學之用，重視著述無足為奇。
更且，名不正則言不順，何為十哲？
《說文解字》：哲，知也。釋言：智也。
故，謀在戰前，重視述作即為武廟十哲評選題中應有之義。
由此推之，十哲座次問題迎刃而解。
張良、諸葛亮入選武廟十哲，是古人傻到不如網絡軍事家們懂軍事？
張良
且看張子房，戰績雖乏善可陳，論謀功卻為帝王師，更傳承《三略》，與韓信序次兵法，又完身完名，可謂垂範千古，位居亞聖，順理成章。
再看司馬穰苴，同樣不以戰績稱，但其治軍思想，乃至著述卻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同樣高坐廟堂，冷豬頭伺候。
既然如此，諸葛孔明受此待遇又有何疑？
論戰績，孔明東和西取，南征北伐，於十哲中也僅遜色於韓、白、李靖、吳起等這幾人而已。論謀功，隆中對孤篇橫絕，所謂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弘規。論著述，《李衛公問對》中提及之兵法典範，即有諸葛亮奇正之法。又，孔明治軍布陣之學更於後世影響深遠，直至茅元儀編訂《武備志》仍可窺見一斑。
張良、諸葛亮入選武廟十哲，是古人傻到不如網絡軍事家們懂軍事？
如此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之四有人才，大名已垂宇宙，躋身十哲其所宜也。從唐至宋，十哲中人進進出出，武成王都難免於口水糊面，諸葛孔明卻穩若泰山，甚至被視作兵家典範，用以攻擊孫、吳兵學：
《通考》：宋慶曆三年，詔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以阮逸為教授。八月，罷武學，以議者言"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等，豈專學孫、吳"故也。
值得注意的是，趙宋重立武廟，先後以道德問題屏白起、吳起、李勣於十哲之外，易言之，如白起之流尚可大標其名，足證李唐初立武廟，實績為先，並未著重考量入選者的道德問題。
總之，入選武廟並不能證明諸葛亮的戰績彪炳千秋，但足以證明其軍界地位震古鑠今，所謂【軍事家】的定位實至名歸，自古以來，絕非《辭海》、《大英百科全書》抑或羅貫中惠贈。
對比現在的網絡軍事家、鍵盤大將軍們，也只能呵呵了。
張良、諸葛亮入選武廟十哲，是古人傻到不如網絡軍事家們懂軍事？ - 新文頭條 - https://goo.gl/1oGh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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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武聖廟【忠孝‧節義】 - https://goo.gl/qx7v24

泰山明志書院 移民興學北台首院
字體列印轉寄|plurkshare
2006-03-30
記者謝東明／專題報導
台北縣泰山明志書院，是台灣北部第一座書院，清乾隆28年（西元1763年）由貢生胡焯猷捐屋興學建校，是客家移民墾荒之餘，在北台灣的另一項成就。
貢生胡焯猷 捐屋建學
據記載，胡焯猷是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貢生，約在康熙末、雍正初年渡海來台到新莊平原拓墾，約於清乾隆13年與林作哲、胡習隆等3人合組「胡林隆」墾號，開墾土地超過300甲，佃農數在111戶以上， 田地範圍約在五股、泰山、新莊等3鄉鎮市，是新莊平原重要的拓荒者。
捐屋創建明志書院前，曾在清乾隆17年（西元1752年）獻地在今觀音山西雲巖建大士觀，25年在新莊街獻地倡建關帝廟，乾隆28年再度捐出淡水廳興直堡山腳，即今泰山地區水田80甲及瓦屋1進5間、廂房12間等，還有年收入600餘石租穀的田園，作為義學創辦經費開辦義學。
台北縣泰山鄉文史協會創會會長張仁甫表示，胡焯猷開辦義學取名「明志」，取讀書人志在聖賢，為學先表「明」心「志」之意。
隔年夏天，當時的閩浙總督楊廷章撰文紀念此事，並將義學命名為「明志書院」，成為北台灣第一座民間書院，直到約80年後於清道光23年，台北艋舺地區才又設立了北台灣第二所書院「學海書院」，足見明志書院興學的歷史意義。
據記載，因當時淡水廳衙門位於今新竹地區，明志書院創建後18年，約清乾隆46年，淡水同知李俊民將書院遷往淡水廳城內，雖然泰山現址仍招收學生，光緒21年台北知府為了正名，規定泰山明志書院只能稱做「新莊山腳義塾」而更名，泰山鄉也因義塾有了「義學」的地名，至於搬遷到新竹的明志書院在日據時期毀壞而無法使用，如今院址被填平只供停車之用。
改名為義塾的明志書院，一直未放棄招收就讀學生，直到道光年間因屋舍年久失修傾倒，不再招生，但仍維持春、秋兩季祭祀大儒朱熹的習俗。
見證發展 公所籌資重建
日據時期約西元1921年，胡焯猷的後人胡全發起募捐，準備重建書院，雖有地方仕紳支持，籌募經費只能建1棟1進3間的房舍，不復往日盛況，也只能用來供奉朱子及創學先人胡焯猷，每年農曆9月15日朱子誕辰舉行祭祀儀式。泰山鄉公所去年再度修繕明志書院，定於每年國曆9月28日教師節為祭祀兩位先賢的日子。
經鄉公所籌資重建的明志書院，供奉朱子與創學的胡焯猷，展示部分重修前的房舍結構，書院左前方，有惜字亭1座名為「敬文亭」。據記載惜字亭是古人在學校、書院、文昌祠前所建的焚紙爐，用意在提醒學子需珍惜知識，不用的紙或書本需焚化，以示對知識的尊重，不能當垃圾胡亂丟棄，全台現存惜字亭約僅20座， 是北台灣教育史珍貴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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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焯猷
字攀林，福建永定縣人，以生員納貲為例貢生，乾隆年間（一說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來臺，居淡水廳新莊山腳，與林作哲、胡習隆3人合組「胡林隆戶」墾號，向淡水廳請墾興直保成子寮、水碓、山腳、貴子坑、坡角、營盤一帶，約今林口臺地與新莊之間，開墾成田達數百甲之多，因念及淡水文風未啟，乃捐出自己分下80甲田地，歲入租穀600石，設立義塾，延請名師任教。淡水廳同知胡邦翰有感其義舉，遂上書呈請將義塾易名為明志書院。除捐獻學田外，焯猷亦曾於1752年獻地建大士觀於興直山西雲岩寺，於1760年在新莊米市倡建關帝廟。晚年隱居於西雲岩寺，病逝後，鄉人立祠於明志書院祭祀之。
撰稿者：曾品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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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焯猷
胡焯猷，字瑞銓，永定金豐忠坑人。例貢。慷慨好文，少時以家累，棄儒業醫。康熙間（1622~1722年），渡台至淡水，延其醫者輒有效。
汀州永定（今永定縣下洋鎮中川村）人。例貢生，通醫術。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統一台灣後，隨即制定了薄賦招墾台灣的政策，“令各府商民有能力者任地開墾”，每甲(合11.31市畝)上等水田只收田糧二石七斗四升。閩粵一時許多人赴台。雍正十一年(1733)，胡焯猷到台灣淡水新莊定居。
乾隆十年（1745），當地發生瘟疫。他熱情施醫給藥，活人甚眾，深受人們感戴，為以後發展開墾事業提供了很大方便。其開墾從興直堡的一片荒灘開始，在獲得淡水廳的批准後，即“出資募佃，建村落、築陂圳，盡力農功”。又多次回大陸故鄉，動員鄉親前往共同開墾，其叔侄全跟隨他定居台灣。經過十多年辛苦經營，共墾良田數千甲，年收租谷數萬石，成一方首富。
乾隆十七年（1752），焯猷還曾在淡北觀音山修建佛寺，在新莊街建武聖宮。
焯猷不僅積極開墾，為台灣農業發展作貢獻，而且熱心教育事業。乾隆二十八年(1763)捐八十餘甲良田，以其收入作為辦學經費，創辦義塾明志書院，重金聘請名師執教。學生常年數十，培養了不少優秀人才。民眾莫不稱頌他的功德，清廷和台灣總督楊廷璋也分別授以“文開淡北”、“功資麗澤”的匾額。
約乾隆三十到四十年間，胡焯猷病逝。卒後，鄉人思之，為位附祀明志書院。
《台灣通史》為焯猷立傳，傳中評價：“以豪農而勤稼穡，鑿渠引水，利澤孔長，於今猶受其賜，是……有功於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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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淡北的汀州移民與林本源家族
作者：曾令毅（全文授權本館刊登）
一、新莊的汀州移民與板橋林本源家族
　　汀州永定移民渡臺甚早，大致在清朝康熙末年間就已經開始，一部份分布在三芝、石門地區，一部分自八里坌登陸上岸，沿淡水河逆流而上在五股、新莊一帶墾拓。汀州人在淡北的代表人物為胡焯猷，其約生於康熙32年（1693）前後，卒年已不可考，其原籍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官方文書中稱其為「永定縣貢生」。身負功名的胡焯猷曾於乾隆28年（1763）上呈給護理北路淡防同知胡邦翰時，自承「以四十餘年手創基業」，由此可推知約在1720年間，即康熙末年時期，胡焯猷已橫渡黑水溝前來北臺灣開墾。據《明志書院案底》所載，可知乾隆13年（1748），胡焯猷與林作哲、胡習隆等人合資置辦「胡林隆墾號」，其開墾區域大致涵蓋成子洲、水碓、山腳（今五股）；貴子坑、田心仔、陂角（今泰山）；丹鳳、營盤（今新莊）等地，總開墾面積逾324甲，招墾佃戶數在110戶以上。
　　乾隆十七年（1752）後，胡焯猷開始以「胡林業主」的名義獻地建造西雲寺，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在新莊建造武聖廟，乾隆二十七年（1762）創辦明志書院。乾隆年間興建的凌雲寺，也與胡焯猷有關。另據同治12年（1873）的鄞山寺碑記所載「鄞山寺供奉定光古佛，為汀人會館（中略）嗣經江日璋、江乾陽、游增上、胡焯煪、胡陳益、江和興各投鉅資開闢成田，作本寺祀費（後略）」，以及現今鄞山寺右側廂房所供奉的胡焯猷功德牌位，即可知鄞山寺之興建應與胡焯猷及其家族有關。也就是說，約莫在乾隆以後汀州移民開始以新莊為中心，沿著淡水河口在泰山、五股、八里、淡水、三芝一帶區域進行墾拓，並藉由土地開墾成功之收穫，以新莊為據點經營米穀貿易，進而在累積財富後，開始參贊地方事務。
圖1、鄞山寺內供奉的汀籍領袖胡焯猷長生祿位
　　不過，嘉慶以後淡北地區所爆發的數起分類械鬥，卻造成臺北地區族群勢力的重整，連帶的影響汀州移民的勢力範圍與分布。根據施添福教授的研究，其認為臺北盆地之內，今八里、新莊一帶，康熙末年以來原有許多粵人入墾，但因嘉慶14年（1809）的漳、粵與泉人械鬥，以及道光13年（1833）與20年（1840）的北路閩粵分類械鬥案，於是使得這一帶的粵籍居民開始變賣田產，並陸續遷至桃園中壢地方。而道光13年的閩粵分類械鬥之中，汀州移民則因跨省方言認同及在淡北的區位弱勢，從而選擇「附粵」，並與漳人聯合一起對抗泉人。因此，嘉慶以後的分類械鬥，造成原本居於新莊的汀州墾戶開始變賣土地，並陸續「隨粵」往南遷至桃園中壢。
　　那麼，這些原本在新莊地區的汀州業主，退出原有勢力範圍後，土地由誰承繼？根據許雪姬教授的研究，「胡林隆墾號」中股東胡習隆，曾與胡連興、復興合買興直堡一帶的土地，胡習隆之子為胡咸臨，孫為饒裕、襄裕、斐裕等，除了三分為胡直系子孫所繼承外，另外三分則合組復興季及聯興季。依據現存契約所顯示，自嘉慶22年（1817）起胡習隆之子孫開始變賣土地，最後一筆則是道光13年，全數典賣給板橋林本源家族的開基者林平侯。而依據契約資料估算，林平侯生前購地以興直堡所購土地為多，這些土地均為乾隆初期胡焯猷所墾拓，加上胡焯猷在八里坌的土地也陸續被林平侯所收購，並在其後以此為基礎，開始積極購買周邊土地，拓展其勢力。因此，我們可以推測汀州移民逐漸將土地移轉至漳州林平侯家族的原因，可能肇因於嘉慶以後淡北地區的多起分類械鬥。不過，相對於汀州移民「附粵」南遷後拋售土地的動作，林平侯生前雖然也因分類械鬥移至大嵙崁，但從購地的動作來看，顯示其並未因此而放棄原來的新莊，反而藉原有勢力的退出，積極拓展勢力。
圖2、林本源號開創者林平侯
二、從鄞山寺再探汀州移民的興衰
　　至於，另一群雍乾年間即已入墾並分布在三芝、石門一帶的汀州人，是否有受到嘉道年間新莊汀州人南遷所影響？藉由鄞山寺的變革與興衰或許恰可說明。鄞山寺倡建於道光2年（1822），由當時汀籍領袖的張鳴崗及滬尾當地商人羅可斌兄弟所創建。張鳴崗的父親為張英才是永定縣的一名太學生，張鳴崗本人也捐了一個「州同」的頭銜。據《淡水廳築城案卷》記載，道光7至9年（1827-1829）淡水廳城修築時，「州同張鳴崗」就曾提捐「城工銀一百兩」，並因此受到清廷表彰。可見張為當時地方的領袖，與政府有良好的關係，由其出面主持建廟並擔任總理，是地方菁英與同籍鄉親共同合作的一個結果。而主要的捐資者羅可斌、可榮兄弟，本在滬尾東興街經營商店，嘉道以後汀州移民渡臺或返鄉多由滬尾出入，兩兄弟的商店就成為汀州移民的集合點。鄞山寺建成後，他們又捐出廟前一帶的田地三段共租穀350石，作為寺廟經費。只是，在此不久後羅氏兄弟就相繼去世，現今寺旁的「羅公亭」即為道光12年（1832）「汀郡眾信」幫他們設立的墓碑。因此，道光初年該寺的興建，代表汀州移民在淡北地區的發展，繼乾隆年間的胡焯猷之後，達到另一階段的高峰。
圖3、清代汀州移民信仰中心的鄞山寺
圖4、鄞山寺興建總理張鳴岡
圖5、捐資興建鄞山寺的羅可斌、可榮兄弟神位
圖6、捐資興建鄞山寺的羅可斌、可榮兄弟墓碑
　　不過，羅氏兄弟在滬尾經營的是什麼生意？從其「獻穀寄附」的動作來看，大致可以推測應與米穀貿易有關。而著名的鄞山寺風水傳說，或許也說明了羅氏兄弟的經營事業。這個傳說是說鄞山寺在建置時就在寺後挖掘兩口水井，並寺前廟埕前興建半月池，形成風水上的「水蛙穴」，而水蛙類似蟾蜍，據說有咬錢帶財之效，故汀州人乃藉此風水保佑生意興隆。不過，這個穴位卻與鄰近滬尾街上的草厝尾街（暗仔街）的蜈蚣穴，形成相剋之勢，即水蛙為蜈蚣的天敵，故而相剋，造成草厝尾街泉籍居民心生不安，於是請來風水堪輿先生出策破解。這個破解的方法即是命草厝尾街泉籍居民每夜樹立釣竿，同時在竿頭點火以為釣餌，並奏樂念咒。不久，此方法果然奏效，鄞山寺後面的其中一口水井，即由清變濁，表示水蛙的眼睛被釣起勾破，風水穴位於是破敗。據說，之後該廟的管理人即使不死也要罹患重病。可是由於管理人有很多好處，所以人們仍然趨之若鶩。這個當地口傳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汀州移民與附近居民的關係，以及雙方如何為了各自的風水利益而相互對抗，並且把寺廟管理人與風水傳聞聯繫起來，做出因果關係的解釋，突顯了汀州移民在淡北生存及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圖7、鄞山寺風水傳說中代表水蛙穴之眼的兩口水井
　　這個傳說所謂的穴位相剋，其實也意味著雙方在生意上的競爭。滬尾的草厝尾街（暗仔街）即現今淡水公明街，屬泉籍聚落，緊鄰當地的小地名「米仔市」（清水街），位於清水祖師廟一帶，為滬尾街主要的米穀集散中心，故所謂的相剋之說，即顯示鄞山寺捐獻人羅氏兄弟所經營的事業應為米穀對口貿易，而其米穀的來源應為同鄉的三芝、石門一帶的梯田，或是由淡水河內陸的新莊的汀籍同鄉業主而來。特別是前述道光13年的閩粵分類械鬥，促使新莊的汀州移民因「附粵」，並於事敗後「隨粵」南遷。這些經濟能力相對較高的新莊汀眾陸續南遷，不僅致使部分三芝地區的汀眾外移，連帶也使得羅氏兄弟在滬尾的米穀對口貿易受挫，並影響整體汀州人在滬尾當地的勢力與經濟地位。換句話說，道光中葉新莊汀眾南遷的時間，對照鄞山寺的風水傳說，似乎頗為呼應。
　　另外，道光末年以後，鄞山寺發展則有兩點值得注意：（1）道光末年（1850）主神龕左側增設觀音神位的時候，江姓人已經在護屋的另一個房間的門楣上，加上了書有「濟陽」堂號的匾額，說明江姓勢力已經在鄞山寺內佔據著相當強勢的地位，經營權正在隨著內部勢力的消長而發生變化，而這個江姓可能並非居於新莊，而是三芝一帶的江姓汀州人；（2）另根據〈鄞山寺石碑記〉所載，同治年間發生的廟產爭奪事件，更加說明廟產已落入江姓為主的家族，而他們也成為「臺北汀眾」的代表，往後因分類械鬥南遷竹苗，以及原鄉的汀眾實際上已無權過問廟務的運作。
　　也就是說，咸同年間以後淡北汀州移民已經因鄞山寺的廟產問題，在關係上產生了變化，雖說促使三芝的汀州移民得以強勢入主鄞山寺。但從另一面講，也說明三芝汀眾在淡北處於「孤立」的狀態。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面對滬尾街上強勢的泉州各縣移民，特別是1860年開港前後三芝地區的汀州移民如何發展與謀生？板橋林本源家族進入淡水的時間與原因，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其中的關鍵。
三、林本源與淡水河口區域的淺山經濟
　　嘉慶12年（1816），林平侯辭官返臺，此後不再涉足宦途，致力於經濟與社會事業的發展。由於平原地區大多已開發，於是林家逐漸將注意力注轉到北臺山區的開發，並於道光8至9年間（1828-1829）由新莊遷至內山要地的大嵙崁，以就近經營墾拓工作。不過，林家除了在大嵙崁一帶進行淺山地區的墾拓，獲取樟腦等高經濟價值的山林資源外，事實上也開始在淡北一帶的淺山地區進行開發。淡水河口兩岸的八里坌與滬尾及其周邊的淺山地區即是林本源家族所注目的重點之一。
　　前已提及，林本源家族獲得八里坌一帶的土地，主要是來自嘉道年間汀州胡習隆之後代南遷拋售而來。其後，林本源乃以此為基礎，開始承購周邊土地，同時設立「蛇子形莊」租館，並進入觀音山進行墾拓。現今仍矗立於觀音山境荖芊坑，記載林本源家族林朝芝因無後嗣，造成同治4年（1865）後土地屢被姻親及佃戶侵占之紛爭，並於同治12年（1873）由淡水北路總捕分府調解後所立的〈憲示立碑〉，則是林本源家族入墾觀音山的最佳證據。如果按照上述的邏輯，林本源家族也有可能在同時期前後開發淡水河口沿岸興直一帶的淺山區域（五股）。當然，這個推測需要更多的史料出土來證明。
圖8、記載林本源在觀音山麓開墾與土地紛爭的〈憲示立碑〉
　　那麼，林本源何時進入淡水（滬尾），進入的目的為何？這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仍與嘉道以後汀州移民在淡北的發展與流動有關。關於林本源家族進入淡水，目前僅有王世慶及黃富三教授提及林本源在淡水縣管下的滬尾街有設立一座租館，依淡水縣於光緒5年（1897）才設官治理，表示至少在同治年間林本源在淡水的經營，就已經有一定的規模。至於，林本源進入淡水的時間，據現存可見文獻及碑記顯示：（1）據現今位於淡水林子的〈重造公司田溪橋碑記〉可知，同治元年（1862）重造立碑時，林本源就已捐銀「廿四元」，在近百於捐獻人之中排名第二高；（2）另據現今位於淡水幸福里與英專路一帶的庄子內福德祠〈庄子內福德庙重修〉碑記可知，同治6年（1867）該廟重造立碑時，林本源曾捐銀「弍元」，金額雖然不多，但由此碑記所載捐獻者均為「業戶」（業主）的情況來看，此時林本源在當地已經擁有土地；（3）依據《淡新檔案》第13704.46–47兩份文件所載，同治3至4年（1864-1865）「林本源頂何維辛應完應完供股一百二十七石七斗二升八合三勺七抄八撮」，為當時芝蘭堡應上繳土地稅額最多的業主。依許雪姬教授的研究，嘉道年間林本源在芝蘭堡的土地主要分布於芝蘭二堡（奇里岸、石牌、社仔），同治初年又承頂他人應納稅額，顯示此時期這些芝蘭堡的地應該是剛取得不久。對照上引兩塊碑記，說明這裡面應包含芝蘭三堡（滬尾及其腹地）的土地。
圖9、重造公司田溪橋碑記
圖10、庄子內福德廟重修碑
　　不過，上述這些描述大致只能說明同治初年林本源已經在淡水地區進行墾拓的事實，但實際上林本源進入淡水地區的時間應早於同治年間。筆者曾於淡水採集到一套乾隆至明治時期的〈淡水吳鶴記古文書〉，其中即收存一張道光4年（1824）滬尾新厝街吳家繳納給庄子內「圭北屯社番」大租的執照，說明當時庄仔內屬於圭北屯社屬地。該社範圍在嘉道年間約在林子與北投子一帶，對照同治6年「庄仔內福德重修碑記」吳鶴記商號吳士綿家族也曾捐銀「弍元」的紀載，說明同治以前該社所有地包含庄仔內、林子、北投子等地，均可能已盡賣於漢人，往北部的三芝山區遷移，故漢人由才會由佃戶，轉變為業戶。因此，比對前述古文書及碑記，大致可推測這些漢人取得土地的時間約在道光中葉至咸豐年間。特別是前述林本源於同治初年曾承頂芝蘭堡何姓業主之稅額，故推測林本源進入淡水的時間應為咸豐年間。
圖11、〈淡水吳鶴記古文書〉中收存的道光4年的番大租執照
　　除了庄子內以外，林本源在淡水地區還有哪些土地？依1911年林本源家族的土地登記資料，載其產業分布在庄子內、中田寮庄、草埔尾、興化店、灰磘仔等地，且林本源在滬尾街設有租館，表示同治年間其在當地的經營應頗具規模。租館，又稱公館，滬尾街有一地名即為「公館口」，位置在福佑宮附近。滬尾曾有淡水社、外北投社、圭柔社（雞柔山社），以及後來被合併的圭北屯社，因此這個公館最初可能是通事辦公的地方。而這個通事可能就是乾隆2年（1737）購買滬尾北港塘西北勢園地及荒埔地的何恩，其所購土地之坐落大致就包含「公館口」一帶。何恩之孫為何占梅，其墾號為「何長興」，因此這個公館就成了何姓業主的佃戶繳納租穀之處。而「何長興」因何恩具通事身分之故，雍乾年間即開始介入圭柔社所屬地的買賣（八連溪一帶），該社屬地即位於現今淡水、三芝地區，加上從「何長興」設有公館的規模來看，其在這一帶所擁有的土地應該不少。因此，嘉慶17年（1812）連通滬尾至小雞隆之間的公司田溪橋被沖毀時，則由「何長興」家族的何錦堂等人修換。不過，咸豐年間淡北地區分類械鬥頻傳，滬尾也因此受到波及而蕭條了一陣子，除迫使滬尾泉籍領袖黃龍安遷往艋舺、大溪，還使得「何長興」開始賣地歸返原鄉，似乎自此放棄臺灣的產業。
　　特別是從前引《淡新檔案》中同治初年林本源承頂何姓業主之稅額為當時芝蘭堡最多，而滬尾頗具規模的墾號「何長興」又自咸豐年間開始拋售土地，加上淡水附近僅此一個「公館口」，故合理推測這個何維辛也許是「何長興」家族的成員。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林本源在淡水的土地應是購自「何長興」，所謂林本源的滬尾租館，可能就是沿用「何長興」的公館而來。
　　那麼，林本源家族進入淡水地區的動機為何？事實上滬尾街因開發較早，泉籍移民勢力早已穩固，能插手介入的事業有限。因此，林本源進入淡水的動機與前述入墾觀音山相同，主要是著眼於淺山地區的資源。林本源於咸豐年間即在滬尾庄子內進行墾拓活動，依據1911年林本源的土地登記資料顯示，其於此地有「山林六分八厘三絲」，顯示其墾拓活動已進入淺山，對照1898年《臺灣堡圖》所顯示，庄子內東側緊鄰樹林口庄，地勢屬海拔100至300公尺的淺山地帶，該地有一地名為「樟栳寮坪」，說明當淡水東北側的淺山地區應有樟樹可伐，故林本源進入庄子內開墾，即可能與樟腦有關。
圖12、緊鄰淡水庄子內的「樟栳寮坪」
　　另外，根據《淡水廳志》及《淡水郡管內要覽》記載，此區域主要物產為赤松、相思樹、竹林，同時也有梯田產米、柑橘，並產大菁與茶。特別是赤松、相思樹可作為居家生活必備的柴薪燃料，同時也可作為採掘煤礦坑道時樹立之木柱，更可製作木炭，開港後更因製茶業需要不少木炭進行烘焙，因此淡水地區北方的腹地及淺山，以及觀音山區域遂成為北臺柴薪的主要來源之一。另據日治初期的調查報告，八里坌曾出產數量極多的「北山茶」，而屬淡水淺山地區的大屯山一帶也曾出產零星的茶葉。1860年開港之後林本源在大稻埕六館街設立「建祥號」，林家又是號稱全臺最大的茶商。因此，八里坌與淡水淺山地區所產的茶，應與林本源有關。特別是從上述的例子，或許說明同光年間林本源開發該地淺山經濟，促成了其掌握原料採收、烘培、販賣等茶葉經營「一條龍」之契機。
圖13、1911年土地登記資料中林本源在淡水、三芝的土地
　　因此，從前述同治元年所立的〈重造公司田溪橋碑記〉即可知，為何一個小小的石橋被沖毀，就有上百人響應捐獻，且除林本源外，自外地捐獻且較為有名的就有新竹林恆茂、艋舺張德寶、大龍峒陳悅記，本地則有祖師公翁濟美、龍山寺洪雨記、關渡媽祖廟黃興遠，以及北港塘的文館與滬尾的課館。說明這條自滬尾連結小雞籠淺山地區的公司田溪橋，是通往蘊藏豐富淺山資源的必經要道。因此吸引著這些已經將重心移往大溪內山開墾的林本源家族，以及淡北的豪商同時在此進行投資與墾拓。
圖14、公司田溪橋交通連絡相對位置圖
　　總之，隨著1860年代開港，及清末撫墾政策所帶來的邊區開發熱潮，淡水河口兩岸的淺山資源逐漸被重視，但砍伐柴薪、燒炭或種植茶葉均需要人力，因此包含汀州移民在內，居住在淡水及三芝淺山區域的居民就提供了這項服務。也因此咸同年間在淡北處於「孤立」的狀態的三芝汀州移民，或許因為所處區域的淺山地帶逐漸被外界重視，因此才得與和外界合作，進行大規模的開發活動，並藉此謀生致富，進而在當地站穩腳步、形成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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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攀林，福建永定縣人，以生員納貲為例貢生，乾隆年間（一說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來台，居淡水廳新莊山腳，與林作哲、胡習隆3人合組「胡林隆戶」墾號，向淡水廳請墾興直保成子寮、水碓、山腳、貴子坑、坡角、營盤一帶，約今林口台地與新莊之間，開墾成田達數百甲之多，因念及淡水文風未啟，乃捐出自己分下80甲田地，歲入租谷600石，設立義塾，延請名師任教。淡水廳同知胡邦翰有感其義舉，遂上書呈請將義塾易名為明志書院。除捐獻學田外，焯猷亦曾於1752年獻地建大士觀於興直山西雲巖寺，於1760年在新莊米市倡建關帝廟。晚年隱居於西雲巖寺，病逝後，鄉人立祠於明志書院祭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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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諸葛亮、張良並列武廟十哲，卻因演義而被曲解低估
2016-04-21 09:28:19
大唐開元十九年，唐玄宗為了祭奠歷朝歷代的名將，設置了一座武廟。
玄宗搞了個類似琅琊榜一樣的名將評選。最後武廟以呂尚（姜子牙）為主祭，另選出十人分列左右。他們分別是，左列：秦白起，漢韓信，蜀漢諸葛亮，唐李靖，唐李勣。右列：漢張良，齊田穰苴，吳孫武，魏吳起，燕樂毅。是為武廟十哲。這十個人應該算是唐為止最強的全明星陣容了。
這其中，有人因為小說被高估甚至神話了，也有人因此被低估。今天筆者要講的這位，就是因為演義，現在幾乎連他的名字都被人遺忘了。他就是唐英國公李勣。 在演義中，徐茂公是瓦崗寨的三號人物，一位神神叨叨的軍師。這位徐茂公就是歷史上的李勣了。然而，李勣其實是一位名將…
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山東菏澤人。徐世勣隋末出生富家，自小就樂善好施。611年，天下大亂，年僅十七的徐世勣加入了翟讓的瓦崗寨。徐世勣很快就展現了自己卓越的才能，在他的勸說下，翟讓襲擊運河的隋船，獲得大量物資，瓦崗寨得以壯大。後來，徐世勣與瓦崗寨二當家李密結識，關係很好。在二人努力下，瓦崗寨很快發展到二十多萬人。
後來李密殺了翟讓成為瓦崗寨領袖，徐世勣由於幾次大敗王世充的戰功而獲得重用，被封東海郡公，後來李密令徐世勣鎮守黎陽，李密被王世充擊敗後，率領瓦崗寨殘兵跑去關中投奔李淵。此時，徐世勣占據黎陽大片地區，在領導李密跑了的情況下，仍然盡職盡責鎮守自己的地盤。
不久，李淵陣營的魏徵過來勸降，徐世勣展現了自己的忠義。《舊唐書.李勣傳》記載「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李密）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於是他選了一種特別的投降方法，把黎陽的戶口，兵冊，將領名錄送給李密，由李密獻給李淵。這樣，功勞算在李密頭上。李淵知道後，說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於是賜姓李，封曹國公。
此後勢力強大的軍閥竇建德進攻黎陽，因為父親被抓了，李世勣不得已降了竇建德。雖然降了竇建德，但是李世勣的心裡卻時刻想著回歸李唐。後來李世勣果然趁亂逃走了。 說起來，竇建德也算是一位英雄，他在得知李世勣逃走後，非但沒有殺了李世勣的父親，還說李「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
此後李世勣跟隨李世民征討四方，多次與王世充交戰，都大敗對手。李世勣出奇謀，向東占據虎牢關，後又平定大軍閥竇建德，擊敗王世充，班師回朝。《舊唐書.李勣傳》記載，「論功行賞，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與太宗同穿金甲，這是何等榮耀。
此後，李世勣又先後討伐徐圓朗，輔公祏，所到之處，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平定了兗州和江南地區。
公元625年，李世勣和李靖聯手，發兵攻打北方的突厥，突厥長久一來在北邊邊境滋擾，對唐朝形成巨大的威脅。629年，李勣和李靖兩位唐初名將在沙漠口擊敗突厥軍，並成功俘虜了頡利可汗和突厥的其他部落首領，共俘虜五萬多人而歸。為唐朝除掉了突厥這一大患。
637年，李世勣被封為英國公，李世民對勸他修長城的人說，李世勣就是我的長城。有他在，大唐還需要什麼長城啊！委李世勣為并州刺史，他在并州十六年，邊塞安寧，北面各族都不敢進犯。
此後，李世勣又東征高句麗，北平突厥，為唐朝的邊境立下汗馬功勞。到李治繼位後，為了避諱父親「李世民」的名字，李世勣改名李勣。 此後李勣可謂是出則為將入則為相，無論文治還是武功，都堪稱是棟樑之才。669年，李勣病死。 可惜的是，幾十年後，他的孫子起兵反武則天，戰敗被殺，還連累李勣被撅棺毀屍，還被剝奪了李姓。
李勣是不世出的軍事天才，一代名將，在唐初僅次於李靖，李靖後來被神話為托塔天王，而李勣卻漸漸被人遺忘。
為什麼李勣會被演義塑造成為軍師形象？主要是因為李勣在謀略方面確實有很多亮眼表現。例如獻計翟讓奪運河，出奇謀破王世充大軍，妙計滅突厥等等，真是這樣的智商爆表的表現，讓演義把他設成軍師，以至於武功卻無人記得。 唐太宗的凌煙閣24功臣，李勣僅排第23位，為什麼？其一，是因為李勣在玄武門之變時選擇了中立，其二，是因為李勣不是李唐的核心圈子關隴貴族集團的出身。
無論就軍事才能，還是謀略巧計，李勣都無愧於武廟十哲之列。更何況，李勣還是一個品格高尚，忠義豪爽的忠臣良將。這樣的人，不應該被遺忘。
文章來源：史海拾遺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z24RM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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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廟， 古代皇帝為表彰並祭祀歷代名將說設置的廟宇， 相比于紀念儒家先賢的文廟， 武廟的知名度實在是小了不少， 到了元明時期， 武廟更是被取消了。 武廟雖然被取消了， 但以前廟裡供奉的那些名將們都是大名鼎鼎， 如雷貫耳的人物， 時至今日， 某些名將的思想還在流行和運用， 比如孫武的《孫子兵法》等等。
武廟中供奉的最大BOSS是薑子牙， 配的是張良。 當然， 這次我們不討論這兩位仁兄， 這次主要討論武廟中的十哲。
唐宋兩朝供奉的武廟十哲是有區別的， 唐朝武廟中的十哲是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績、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和樂毅。 宋朝人因為崇尚道學的緣故， 做了改變， 張良本就是配享在姜太公旁邊的二號人物， 就沒必要落到比他低一個檔次的武廟十哲中， 白起和吳起， 一個有濫殺無辜之嫌， 一個有道德問題（母亡不歸）因此被排擠出武廟十哲中， 取而代之的是管仲、范蠡和郭子儀。 武廟十哲一直都是軍事愛好者和歷史愛好者們討論的話題， 有人認為這十人中有些角色名不副實， 那麼事實到底如何呢？
首先讓我們先分析那七個不變的名額：韓信、諸葛亮、李靖、李績、田穰苴、孫武和樂毅。
韓信， 這個不必說， 他算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厲害的名將， 沒有之一， 他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他的背水一戰都是經典中的經典。 如果說有唯一的遺憾， 那就是沒留下兵書。
諸葛亮， 這是爭議最大的一個人物， 誰都無法否認他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 但不止一群人否定他是一個出色的軍事家， 理由很簡單， 缺乏戰績， 數次北伐， 無功而返。 其實， 名將， 軍事家這些概念都是比較綜合性的， 憑藉是否附和名將標準並非完全靠戰績， 而是要從各方面考慮， 比如戰略， 戰術， 後勤， 練兵， 科技， 戰績以及兵法。 諸葛亮在戰績方面確實有所不足， 不過他在其他方面卻表現得十分出色，
在戰略上， 他的《隆中對》是永恆的經典， 在戰術方面， 他的陣法和伏擊都很出名， 最典型的例子是射殺魏國名將張郃， 後勤就不用說了， 練兵方面他也有一手， 他招募了不少南蠻部落的子弟， 組成了一支驍勇善戰的士兵。 科技方面有諸葛連弩和木牛流馬。 此外， 他的文集中有幾片文章是敘述兵法的。 至於戰績， 他也並非一無是處， 最起碼他運用攻戰為下， 攻心為上平定了南中。 這樣一個全才的人物， 配得上軍事家和名將標準。
李靖和李績是大唐雙子星， 他們戰功顯赫， 是當之無愧的名將， 尤其是李靖， 他曾帶領三千精兵突襲匈奴腹地， 打得匈奴丟盔卸甲， 這份謀略和膽略實在不是衛青和霍去病之流能夠比擬。
田穰苴， 這是武廟十哲中最微不足道， 名不副實的一個， 他的戰績是有限的， 唯一能夠為他加分的是他的《司馬法》， 但怎麼看， 他都和後世的一些名將有差距。
孫武， 毫無疑問的武廟十哲， 撇開戰績不說， 他的《孫子兵法》可是風靡全球的存在。
樂毅， 作為諸葛亮的偶像， 也是一個叱吒風雲的人物， 歷史上關於他行軍打仗的記載很少， 但這不妨礙他成為名將， 因為他帶領五國聯軍打敗了不可一世的齊國， 為燕國報仇雪恨。 要知道聯軍聯合作戰是有很大難度的， 樂毅能夠做到統一指揮， 足夠證明他是一個有手段， 有謀略的人物。 他的作用有點類似二戰中的歐洲盟軍總司令艾森豪， 做的是統籌全域的事。 當然， 他的位置也不是不可替代的，
畢竟他所效勞的燕國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
看完這個七個人， 我們再看看其他五個， 唐朝武廟十哲中的白起， 吳起以及宋朝武廟十哲中的管仲， 范蠡和郭子儀。
白起， 戰國第一名將， 他一生大小數百戰無敗績， 他參加的戰爭中規模最大， 爭議最大的是長平之戰， 當然這裡的爭議大大不是他的戰術問題， 而是他坑殺俘虜的問題。 雖然他坑殺俘虜是有苦衷的， 但他做了， 污點也就有了。 古人崇尚仁義， 認為仁義的將軍才陪得上將軍這個高尚的名詞， 否者和屠夫無異。 戰爭本就殘酷無情， 白起配不配得上武廟十哲， 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了。
吳起，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比白起更出色， 因為他有著名的《吳起兵法》，
因為他首創了中國古代特種兵魏武卒， 因為他在陰晉之戰中用五萬人代表了五十萬秦軍。 另外他還是一個優秀的改革家。 但就這麼一個全才， 人品有問題， 母亡不歸， 殺妻求將， 這樣的人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都會被噴， 不為別的， 只為名將的前提是人。
因此， 白起和吳起被宋人排擠出武廟十哲是有道理的。 那麼宋人推崇的管仲， 范蠡和郭子儀三人是否擔得起武廟十哲的威名呢？
管仲和範蠡兩個人都是大政治家， 大戰略家。 他們運籌帷幄， 統率全域這點毋庸置疑， 他們的身份和張良是相似的， 既然張良能夠配享， 那他們兩位入選武廟十哲也在情理之中。 除去戰略方面， 他們和韓信， 諸葛亮等人相比差距是明顯的， 所以他們的入選有湊人數之嫌。另外要說的是管仲雖然有經天緯地之才，但他的人品也是有缺陷的，他的驕奢淫逸也是出了名的。宋人為什麼要排擠吳起和白起而捧管仲，實在讓人不解。
郭子儀，對唐朝有再生之德，行軍打仗方面也不錯，另外他低調的人生哲學也讓人崇尚，與田穰苴和樂毅想必，他的武廟十哲的稱號當之無愧。
每個人心中都有評選名將的標準，每個人對名將的看法也不一致，只要的是我們要保持一顆名將的心，吸取名將的自信，勤奮等等優點，或許我們的生活會更加精彩。
所以他們的入選有湊人數之嫌。另外要說的是管仲雖然有經天緯地之才，但他的人品也是有缺陷的，他的驕奢淫逸也是出了名的。宋人為什麼要排擠吳起和白起而捧管仲，實在讓人不解。
郭子儀，對唐朝有再生之德，行軍打仗方面也不錯，另外他低調的人生哲學也讓人崇尚，與田穰苴和樂毅想必，他的武廟十哲的稱號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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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武聖廟，簡稱新莊武廟、又稱新莊關帝廟、新莊關帝君廟。位於臺灣新北市新莊區，為國家三級古蹟，新莊老街三大廟宇之一，也是清朝時北臺灣最大的關帝廟，主奉關帝君軟身神像。建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廟中保有許多柱、碑、匾及香爐等珍貴文物，據說有清末名臣沈葆楨字跡匾額，具有歷史文化價值。
簡介
祀神有關聖帝君、關平太子、周倉將軍、玉皇大帝、南斗星君、北斗星君、三官大帝、五老天君、斗姆元君、左輔星君、右弼星君、天皇大帝、紫微大帝、文昌帝君、文財神、五路財神、玄天上帝、魁星、張天師、太歲星君、歷代聖賢、施主神位。
本廟不設門神，以門釘代之，因關帝君本乃武神，英勇威武、故不用武士衛護。每年農曆正月十三日為關帝君飛昇日；農曆六月二十四日為關帝君聖誕日，春秋節慶、五月十三日關平太子誕辰、十月卅日周倉將軍誕辰日，皆舉行盛大祭典。
據連雅堂《臺灣通史》記載：「新莊武聖廟，係在清乾隆廿五年（西元1760年），由貢生胡焯猷在興直堡新莊倡建，祀漢壽亭侯關羽。」胡焯猷乃福建汀州人，乃貢生，也經商，是「胡林隆」墾號的三大股東之一，墾地致富，因而建廟感謝神恩。當時新莊是先闢之大港，臺北一帶的米糧由新莊港運販唐山，故新莊頗得商利。武聖廟也在此時興建，也是當時北臺灣最大的武廟。
年表
清乾隆廿五年（西元1760年），由貢生胡焯猷在興直堡新莊倡建。
嘉慶二年（1798年），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人張穆，寄付錫口（今臺北市松山區）田地為廟內香火田產，設租佃農，田租即為香火錢。
道光元年（1820年），新莊縣丞王承烈，與本地林家之首林平侯、高玉峰等士紳集資重修。
咸豐三年（1853年），新莊發生泉漳械鬥，武聖廟也不能免難，毀於兵火。
同治元年（1862年），新莊縣丞郭志緯，首倡重建武聖廟，並託士紳高國瑞進行重修工程。同治七年（1868年）竣工，並在後殿迴廊豎立「重修」及「置產」二木碑。
1945年至1949年，武聖廟進行三度修建，增廣殿宇。
民國68年（1979年），以現代鋼筋水泥工法整修。
民國74年（1985年），頒定為國家三級古蹟。
民國88年（1999年），921地震，公家判定新莊武聖廟有立即危險[來源請求]，開始修復工程，2002年竣工。
民國92年（2003年），武聖廟建立附屬圖書館於廟側，提供在地民眾完善的閱讀空間，嘉惠學子。
從前新莊設置有「廟田」，招設佃農，可收近百石租穀，換得銀錢，作為「新莊武聖廟」、「新莊文昌祠」之香火錢。後因為政府推動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因而失去此經費的收入。
參考資料
新莊武聖廟管理委員會：《新莊武聖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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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建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廊所畫名將，以杖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何為受享於此？”命人去之。左拾遺知制誥高錫因上疏論王僧辯不克善終，不宜在配享之列。乃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別加裁定，取功業始終無瑕者。
乾德元年（963年）六月癸巳，昭等議升漢灌嬰、後漢耿純、王霸、祭遵、班超、晉王渾、周訪、宋沈慶之、後魏李崇、傅永、北齊段韶、後周李弼、唐秦叔寶、張公謹、唐休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梁葛從周、後唐周德威、符存審二十三人；退魏吳起、齊孫臏、趙廉頗、漢韓信、彭越、周亞夫、後漢段紀明、魏鄧艾、晉陶侃、蜀關羽、張飛、晉杜元凱、北齊慕容紹宗、梁王僧辯、陳吳明徹、隋楊素、賀若弼、史萬歲、唐李光弼、王孝傑、張齊丘、郭元振二十二人。詔塑齊相管仲像於堂，畫魏西河太守吳起於廡下，馀如昭等議。
乙未，秘書郎直史館管城梁週翰上言曰：“凡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一旦除去神位，吹毛求異代之非，投袂忿古人之惡，似非允當。臣心惑焉。”不報。
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對武廟的祭祀名單又有調整，共有歷代名將七十二人。分成殿上十人及兩廡六十二人兩組，雖無十哲之名，仍有其實。名單如下：
主祀：武成王姜太公。
配享：留侯張良，陪伴在姜太公旁邊。
配享於殿上：共十人。
東側西向：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勣。
西側東向：田穰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
從祀於殿外廡間：共六十二人。
東廡西向：白起、孫臏、廉頗、李牧、曹參、周勃、李廣、霍去病、鄧禹、馮異、吳漢、馬援、皇甫嵩、鄧艾、張飛、呂蒙、陸抗、杜預、陶侃、慕容恪、宇文憲、韋孝寬、楊素、賀若弼、李孝恭、蘇定方、王孝傑、王晙、李光弼人等二十九人。
西廡東向：吳起、田單、趙奢、王翦、彭越、周亞夫、衛青、趙充國、寇恂、賈复、耿弇、段颎、張遼、關羽、周瑜、陸遜、羊祜、王濬、謝玄、王猛、王鎮惡、斛律光、王僧辯、於謹、吳明徹、韓擒虎、史萬歲、尉遲敬德、裴行儉、張仁亶、郭元振、李晟等三十三人。
武廟之配享及從祀名單此後時有微調。
武廟十哲_百度百科 - https://goo.gl/EAK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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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唐代就被封為武廟十哲，為何還有那麼多人懷疑其軍事才能
2016-05-31 由 大野史 發表于 歷史
歷史上究竟到底有沒有諸葛亮這個人呢？首先，三國演義的原著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說明諸葛亮並不是因為三國演義把他捧起來的，是自古就被承認的。
諸葛亮...歷史定位為政治家 軍事家
政治方面自然不用多說 但其軍事之才 多少還是有點爭議的
南征蠻夷 平定益州 而四次北伐 勞而無功....
有人評諸葛亮治軍為長 而用兵為短..
那什麼是武廟十哲？
「武廟」是指唐朝開元十九年，玄宗皇帝為表彰並祭祀歷代名將所設置的廟宇，它以周朝開國丞相、軍師呂尚（即姜子牙）為主祭，以漢朝留侯張良為配享，並以歷代名將十人從之。這十哲分別是：齊王國最高指揮官【大司馬】田穰苴吳王國大將軍孫武魏王國西河郡郡長【西河太守】吳起燕王國昌國君樂毅秦王國武安君白起漢王朝初三傑之一淮陰侯韓信蜀漢帝國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唐王朝國務院右最高執行長【尚書右僕射】衛國公爵李靖司空【三公之三】英國公爵李世績（即徐世績）。
到了宋代增加到七十二位名將。《宋史》卷一百零五 《禮志八》記載：宣和五年，禮部言：「武成王廟從祀凡七十二將」於是釋奠日，以張良配享殿上。按照朝向不同分檔 ：一檔：張良二檔：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績並西向，田穰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並東向三檔：東廡，白起、孫臏、廉頗、李牧、曹參、周勃、李廣、霍去病、鄧禹、馮異、吳漢、馬援、皇甫嵩、鄧艾、張飛、呂蒙、陸抗、杜預、陶侃、慕容恪、宇文憲、韋孝寬、楊素、賀若弼、李孝恭、蘇定方、王孝傑、王晙、李光弼，並西向。西廡，吳起、田單、趙奢、王翦、彭越、周亞夫、衛青、趙充國、寇恂、賈復、耿弇、段飃、張遼、關羽、周瑜、陸遜、羊祜、王浚、謝玄、王猛、王鎮惡、斛律光、王僧辯、于謹、吳明徹、韓擒虎、史萬歲、尉遲敬德、裴行儉、張仁但、郭元振、李晟，並東向。
古人把諸葛亮和 白起 吳起孫武李靖 放在一塊 本身就是對其軍事才能的肯定
唐朝李世民和李靖的軍事實力無人懷疑了，李靖在當時甚至近乎戰神，正所謂行外看熱鬧、行內看門道，當時他兩評價「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跡焉」。
唐朝時亦將諸葛亮評選為武廟十哲之一，與張良、韓信、白起等九位歷代兵家享同等地位。諸葛亮亦推演了兵法，作八陣圖，直至唐代將領李靖仍然十分推崇。這是對諸葛亮的肯定。
也有人說諸葛亮頂多算個政治家，稱不上軍事家。
諸葛亮宜政不宜軍，這是劉備都能看到的，諸葛亮用兵，常常分兵，委責於人。分兵本來無錯，但是諸葛亮卻忘記（或根本不願）執行分兵的最後一步「分進合擊」，無論是一出祁山導致街亭之敗、二出祁山遇曹真的以逸待勞、三出、四出均被司馬懿步步為營所困，甚至是在電影《見龍卸甲》中，兵分三路攻三座堅城，從根本上違背了中國集中兵力的軍事傳統，以至兵分三、三皆敗。
毛主席曾評點說：「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敗。」認為造成蜀漢滅亡的原因就是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國兵法強調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勢，戰勝兵力分散之敵。這也是毛主席慣用的策略。分兵使本已弱勢的蜀漢政權兵力不得集中，國勢分散，戰而無功，最終滅亡。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8nm8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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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焯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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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焯猷，字攀林，一字瑞銓，號仰堂，福建汀州永定忠坑（今永定縣下洋鎮中川村）人。臺灣知名墾戶，原為貢生，清乾隆年間在臺灣府興直堡淡水廳新莊山腳（今臺灣新北市泰山區）開墾，致富後，樂善好施、廣結善緣。乾隆十七年（1752年），於新直山西雲岩獻地建「大士觀」（今西雲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新莊米市（新莊老街）捐建關帝廟。並以畢生多數財產捐建了明志書院，嘉惠士子。《臺灣通史》有其傳記。
簡介
約生於康熙卅二年（1693年）左右，少時在四書五經之外，私下研究醫術，雍正十一年(1733)，胡焯猷到臺灣臺北發展，定居於興直堡新莊（今新莊區），乾隆十年（1745年），在臺北為百姓治療瘟疫，獲得民眾肯定。
乾隆十三年（1748年），胡焯猷和林作哲、胡習隆等三人，合組「胡林隆墾號」，向淡水廳申請開墾興直堡成子寮、水碓、山腳、貴子坑、坡角、營盤一帶，原平埔族武勞灣社從事原始農業的地方，即今新北市五股區、泰山區及新莊區北邊，因為屬於「天泉水崛」的良田美地，開墾的水田超過324甲，佃農在110戶以上。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認為淡水廳文風未啟，有心向學者需到彰化或竹塹讀書，於是將努力打拚大半輩子的積蓄，即「胡林隆墾號」名下，位於和平頂山腳的「瓦屋一進五間，旁有廂房12間，前鑿池塘，上接山水下落莊田」等資財捐出，設立「義塾」，並以約80甲的水田，歲入租穀609石（年納番租23石3斗4升，社餉銀8兩3錢3分4釐），做為維持費，開始延請名師，給予北臺灣有志向學的士子受教的機會。捐款設立書院後，留下來做為生活費的水田約28甲，即其捐出的財產幾近三分之二。其義舉感動了另一位大墾戶監生郭宗碬，郭也捐了大量金錢予「義塾」。
淡水同知胡邦翰認同胡焯猷興學義舉，呈請上層同意，閩浙總督楊廷璋核准，並定名為「明志書院」，命名「明志」，是引三國諸葛亮《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典故，期許學子恬靜寡慾，志向高遠。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閩浙總督楊廷璋立「興直堡新建明志書院碑」置於書院內之牆上，高四尺五寸（135公分），寬二尺二寸（66公分）。「義學」自此改為「書院」，成為臺灣北部地區第一所「書院」。「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傳聖道應尊朱夫子」與「捨宅作祠捐資興學惠鄉里當效胡先生」，是明志書院的門聯，也是對朱熹治學精神及胡焯猷造福鄉里的義舉，做了適切的褒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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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北的客家文風 － 明志書院
圖片
明志書院，為淡北地區最早創建的民間書院，呈現客家人重視文教的傳統文風（採茶文化工作室提供，拍攝年代2011年）
大臺北地區的第一家傳統書院，是位於新莊平原的「明志書院」，它是清代客家人參與新莊平原開發的活見證，建立這家書院的是汀州貢生胡焯猷。
胡焯猷是來自於汀州府永定縣客家人，他於事業有成之後，捐資興學嘉惠後代子孫，堪稱客家人的楷模。胡焯猷於乾隆初年來臺，住在新北市五股地區。胡焯猷於清乾隆13年(1748)，和林作哲、胡習隆等三人，合組「胡林隆墾號」。
乾隆初年「胡林隆墾號」，向淡水廳申請開墾興直保的成子寮、水碓、貴子坑、營盤一帶，這一大片地區原來是武撈灣社平埔族擁有的社地，位於今五股、泰山及新莊區北邊，開墾的水田超過300多甲。胡焯猷致富後樂善好施，熱心於地方公益事業，於清乾隆17年(1752)，獻地建大士觀西雲岩(今西雲寺)，清乾隆25年(1760)，再於新莊老街捐建關帝廟。
乾隆中葉時期，胡焯猷認為淡水文風未啟，有心向學的年學子，需到彰化或新竹讀書，於是捐出「胡林隆墾號」名下，位於和平頂山腳的房地田產，設立「明志義塾」，引用諸葛亮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典故。他名下水田有 80甲，歲入租穀609石，做為明志書院的維持費，延請名師，給予有志向學者受教育的機會。淡水廳同知胡邦翰認同胡焯猶捐獻學田的義舉，將義塾更名「明志書院」。胡焯猶去世後，鄉人為其在明志書院立祠，按時祭祀。
到日大正10年(1921)，泰山士紳見明志書院餘屋破舊，募捐重建，限於經費，建成一進三間的房舍，供奉朱子及胡焯猷。曾被指定為二級古蹟，因長期疏於管理，民國74年(1985)為內政部解除其古蹟身分。民國92年(2003)明志書院建築因年久失修，加上屋後山黃麻重壓而倒塌，經地方人士搶救，經文建會、臺北縣政府及台塑關係企業王永慶共同出資補助，於民國93年11月(2004)重修，隔年9月28日重新啟用，供奉朱子及胡焯猷。
胡焯猷為客籍一代大墾首，其一生樂善好施，對於新莊泰山地區的拓墾，有重大的貢獻，客家後代子孫，不能忘記客家先賢胡焯猷的功績。現在其周邊有明志科技大學、明志國小、明志路等，見證歷史，也見證這位客家先賢為地方做出的傑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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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焯猷 1693－？
字攀林，福建汀州永定人，約生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前後。以生員納捐例貢。康熙末葉來臺，入墾淡水廳興直堡一帶。乾隆十三年（1748），與林作哲、胡習隆合組「胡林隆」墾號，出資募佃，開墾今新莊、泰山等地，盡力農功，不十數年，啟田數千甲，歲入穀數萬石，翹然為一方之豪。乾隆二十八年（1763）乃自設義塾，名曰明志，捐置水田八十餘甲，以其所入供膏火，又延名師教之，肄業者常數十人。淡水同知胡邦翰聞其事，詳請改為書院，總督楊廷璋嘉之，立碑以紀。境有觀音山，乾隆十七年（1752），焯猷嘗獻地建大士觀於西雲巖，又獻建關帝廟於新莊街。卒後，鄉人思之，為位附祀明志書院。（林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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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第一先生 ─ 胡焯猷 我的來台先祖 [原北京市台辦介紹 + 自行修正]
新竹明志書院紀事
胡焯猷，字攀林，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人。自幼讀書，好學不倦，慨然有遠大之志。以生員身份捐納為例貢。
康熙末年胡焯猷隨大陸移民乘船渡海來台定居，在臺灣的興直堡 (現為臺北縣新莊市) 落戶下來。當時，大陸許多人由於為生活所迫，不得已移民臺灣，開墾荒地，以求生存。興直堡當時剛剛設立巡檢，管理地方事務。而興直堡一帶許多土地都還尚未開墾，屬於荒地。胡焯猷瞭解到這一情況，馬上到淡水廳，請求清當地駐官允許他開墾這塊土地，在得到許可後，胡焯猷拿出自己的家產，招募佃戶前來墾殖。
他精心經營，不僅僅開墾土地，而且出資興修水利，使開墾過的土地有一個良好的灌溉系統，以保證即使是旱年也能取得好的收成。水利事業的發展，給水田稻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加之當時來到臺灣的移民，很多都是掌握了當時先進農耕技術的大陸農民，他們的技術是世代相傳和經驗積累的結合。在這種情況下，胡焯猷盡力農功有了顯著的成效，不僅糧食連年豐收，而且他所居住的新莊附近已成為一個極大的村落。胡焯猷在十幾年的時間裡，苦心經營已有所回報，田產已達數千畝，每年僅租谷收入就達數萬石，成為一方富豪。 他是一個在地墾首，一直真正參與新莊的拓荒工作。當時灌溉方式利用水塘和井水蓄水灌溉，沒有開鑿圳渠，明志書院內即有兩口水塘。
乾隆十三年（1748年）胡焯猷與林作哲、胡習隆三人合組『胡林隆』墾號，開發新莊的營盤、丹鳳、泰山、海山大部份的土地。 乾隆十七年（1752年）捐建興直山（現稱觀音山）西雲岩寺（一名大士觀，俗稱龜山岩 ，又有「外岩」之稱，與「內岩」淩雲禪寺對稱。）。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獻建新莊關帝廟。
胡焯猷並不僅僅想成為一方富豪，他還有自己的想法。胡焯猷自幼讀書，深知儒家禮儀，感念淡水之地文風未啟，鄉里子弟沒有地方讀書，民風世風日俗。於是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自己出資設立義塾，取名為「明志」，位於現今的臺北縣泰山鄉，俗稱泰山義學。他還捐出自己的田地80多甲，多為上好的水田，以每年的收入作為明志義塾的各種費用。不僅如此，他還斥重資聘請名師前來施教，每年畢業的人數達幾十人。 乾隆二十八年，改明志義塾為明志書院，又稱北台首學。
淡水的清朝官員同知胡邦翰聽說此事後，向朝廷通報請改明志義塾為書院。總督楊延璋作為獎掖立碑以紀，這就是以後的明志書院。興直堡北邊有一座興直山，在淡水河左岸，東瞰平原，西臨大海，危峰古木，境絕幽邃。胡焯猷置買香田，建西雲岩寺於興直山，遂後隱居於此，專意讀書，最後病逝於此。由於西雲寺主祀觀音，後人遂改稱興直山為觀音山。後人多誤以為觀音山是因為像觀音的側臉而得名。
鄉人感念他為地方所做的一切，於是祀他於明志書院，與朱熹一起同享供奉。胡焯猷可謂臺灣提倡教育、設立書院的第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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誡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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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諸葛亮的「誡子書」，是寫給七歲的諸葛瞻
諸葛亮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
　　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治性。
　　年與時馳，志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白話翻譯:
才德出眾的人的品行，
　　依靠內心的恬淡平和來涵養德性，以淑善其身，
　　依靠謙和有節制的行為來培養品德。
　　不恬靜而不慕名利，就不能表明志向，
　　不安靜平和就不能影響後世，推行久遠。
　　學習必須專心且安定，增進才能必須刻苦學習。
　　不學習就不能廣博才識，不專心且安定就不能成就學問。
　　怠慢就不能縝密研究，暴躁就不能陶冶性情。
　　年華隨著光陰流逝，意志隨著歲月消磨，
　　最後就像枯枝敗葉一般凋零，對社會無用，
　　守著自己的破舊小屋悲傷嘆息，如何能夠來得及。
----延讀----
戒子書是諸葛亮寫給兒子的一封信八十六字!
一封信有十堂課：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怠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第一課：寧靜的力量
「靜以修身」、「非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
諸葛亮忠告孩子寧靜才能夠修養身心，靜思反省。不能夠靜下來，則不可以有效的計劃未來，而且學習的首要條件，就是有寧的環境。
第二課：節儉的力量
「儉以養德」。諸葛亮忠告孩子要節儉，以培養自己的德行。
第三課：計劃的力量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計劃人生，不要事事 講求名利，才能夠了解自己的志向，要靜下來，才能夠細心計劃將來。
第四課：學習的力量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諸葛亮忠告孩子寧靜的環境對學習大有幫助，當然配合專注的平靜心境，就更加事半功倍。
諸葛亮他相信才能是學習的結果。
第五課：增值的力量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諸葛亮忠告孩子要增值先要立志，不願意努力學習，就不能夠增加自己的才幹。但學習的過程中，決心和毅力非常重要，因為缺乏了意志力，就會半途而廢。
第六課：速度的力量
「怠慢則不能勵精」。
諸葛亮忠告孩子凡事拖延就不能夠快速的掌握要點。
第七課：性格的力量
「險躁則不能冶性」。
諸葛亮忠告孩子太過急躁就不能夠陶冶性情。
第八課：時間的力量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
諸葛亮忠告孩子時光飛逝，意志力又會隨著時間消磨，「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第九課：想像的力量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諸葛亮忠告孩子時光 飛逝，當自己變得和世界脫節，才悲嘆蹉跎歲月，也 於事無補。
要懂得居安思危，才 能夠臨危不亂。想像力比知識更有力量。
第十課：精簡的力量
諸葛亮寫給兒子對於為學做人的忠告腳踏實地，規劃是人生。
以上諸葛亮寫給兒子的一封信叫戒子書

明志書院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oNjJFO

台灣319個鄉鎮市中有一個地方，最重要的一條路叫「明志路」，最高學府是「明志科技大學」，有一所叫做「明志國民小學」的國小，鄉裡面還有一個叫做「明志村」的行政區。不過，這個地方不叫「明志鄉」，而是叫做「泰山鄉」。
學生時代，當朋友問起「泰山鄉有什麼特產？」時，我都會很不好意思的說：「墳墓。」在那個文化資產不被重視的年代裡，「特產」絕對不是問你鄉里有什麼古蹟，而泰山多山的環境是陰宅選址的好所在，連陳誠墓園都選在這裡。也因為當時不重視文教，當年從我家要走半小時才會到我讀的國小，每次放學排路隊回家，走到最後大家都回家了，當我跟我弟到家時，路隊就解散，因為沒人了。
那時候明志路上的車不多，小學生放學回家要排路隊其實也不是怕遇到危險，而是要監督彼此是不是放學後真的有直接回家，沒有在半路跑去田裡嘻鬧，甚至是跑到圳溝裡戲水釣青蛙。當然不是每個孩子都是乖寶寶，也不是每個乖寶寶都不會偷偷脫離路隊跑去玩，這時候就需要鄰居孩子們彼此的合縱連橫互助合作。其實大人應該也都知道自己家的孩子在變什麼把戲，那時候不流行擄人勒贖，小孩子在外面玩得累，回家才睡得好，大部分的父母只要知道自己的孩子沒落單，沒在外面惹大麻煩，基本上是不會太在意小孩偶而晚點回家的。
在我上學的途中會經過一個老房子，旁邊的小屋裡有一家賣糖果的雜貨店，屋前有一棵老茄苳樹，還有一塊平地，有時候我們會跟店裡挽著髮髻的老婆婆買糖果，然後幾個好朋友就在平地上追逐嬉戲，那時候也不覺得這棟老房子有什麼特別，只覺得房子好舊好舊，門上面寫的「明志書院」四個字倒是認得的，畢竟「明志」兩個字也是我學校的名字。
大人常說，這裡面住著孔子，經過時要對著裡面拜一拜，考試才會有好成績，那時候總覺得孔子應該住孔廟，住的地方不應該這麼破舊，而且，拜了真的考試就會一百分嗎？我常常買了糖果之後坐在房子前面，望著屋脊上的雲發呆。
小小的年紀裡，嘴巴含著的糖果才是真的，房子裡面住的是誰比不上今天店裡有什麼糖果重要。隨著年齡的增長，糖果對我們的影響力漸漸減弱，雜貨店也關門了，老房子就變成上學途中的一個點綴。
等到我年紀再大一點，開始通車去外地求學，每次經過老房子都覺得這房子遲早會倒掉，也沒有刻意去注意它，在偶然的機會裡才知道，原來老房子大有來頭，是台灣北部創設歷史最早的書院。
康熙末年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貢生「胡焯猷」與林作哲、胡習隆三人合組「胡林隆」墾號，開墾從現在丹鳳、迴龍一帶，經過泰山、新莊一直至五股的新莊平原。乾隆28年 (西元1763年)，「胡焯猷」將積蓄半生的大部分產業「瓦屋一進五間，旁有廂房十二間，前鑒池塘，上接山水，下落庄田」及年收六百餘石租穀的田園捐獻出來設「義學」，取名「明志」，是三國蜀諸葛亮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典故，期許學子恬靜寡欲，志向高遠。隔年，閩浙總督楊廷璋立「興直堡新建明志書院碑」，「義學」才改為「書院」，成為台灣北部第一所「書院」。　　
乾隆46年(1781年)，淡水同知李俊民將「明志書院」遷到淡水廳衙門所在的竹塹城內，但泰山的舊明志書院仍保持講學的功能，稱為「舊書院」。直到光緒21年（1895年），台北知府以「正明」為由，將之改稱「新莊山腳義塾」，明定不得再以「舊書院」為名。
日治大正10年(1921年)，泰山士紳建餘屋宇破舊，發起募捐重建，但限於經費只建成一進三間的房舍供奉朱子及胡焯猷。光復後，明志書院曾被政府列為二級古蹟保護，但因長期疏於管理，在「文化資產保存法」實施後被內政部在民國74年解除古蹟身份。
民國92年6月24日明志書院建築本體因年久失修，加上屋後山黃麻重壓而倒塌，經過地方人士搶救，文建會及台北縣政府各補助500萬，台塑關係企業王永慶贊助100萬，在民國93年11月開始重修，隔年9月28日重新啟用，現在所看到的明志書院即是此次搶修的成果。
重修後的明志書院，原本流離在外的文物也物歸原處。原本被鑲在明志書院廳左側內壁，乾隆29年閩浙總督楊廷璋所立的「興直保新建明志書院碑」現在被從牆中取出，另立台座展示在書院內廳左側，雖然碑文許多字跡模糊不清，但不改它重要文物的地位。
原碑文如下，標點及分段為後人所加：
興直保新建明志書院碑
粵維世道之昌，迺極文明之盛。國家奄有九有百二十餘年，列聖相承，治隆化洽。皇帝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甫飭戎車，拓疆萬里，神武丕著，文德彌昭，五緯珠聯，二紀璧合，光披四表，瑞應乾垣，寓內同文，海外有截。
興直保者，遠隸臺灣，僻居淡北，風土秀美，氣象鬱蔥，髦俊萃臻，弦歌聿起，向文慕學，實繁有徒。夫結想業精，不如居肆，馳懷室遠，莫若驅驃；使鼓篋者樂群，擔簦者時術，刱興講習，詎曰緩圖。志在聖賢，義利不淆，于慮，志存經濟，王霸必究其原，爰標「明志」之名，冀成志遠之器。
於戲！往昔荷蘭鳩據，鄭氏螘爭，斯固虎狼之窟宅，鯨鯢之淵藪也。今則海不揚波，野皆樂土，易戰攻以禮樂，化甲冑為詩書，糜義漸仁，山川生色。聖朝愷澤之敷，聲教之遠，載稽史冊，未或前聞，猗與盛哉。
余備位臺衡，恭膺節鉞，遙遙臺海，賜履及焉。樂觀書院之成，有拜手颺言，與多士賡歌，太平之化而已。是舉也，舍宅捐租，永定貢生胡焯猷功不可泯，書以為來者勸。
時乾隆貳拾玖年歲次甲申孟夏，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兼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一級楊　　撰。
計開佃田租石總收除外所立規條列明於後：
一　佃胡旭盧等二十七名，共耕田八十甲零肆厘三毫，年納正供粟一百二十七石七斗三升九合，番地租粟二十三石三斗四升。
一　總共租粟六百零六石九斗九升六勺，勻下純羨銀共十兩三錢六分零，社餉銀八兩三錢三分四厘。
一　朱子春秋二祭，每年應貼谷二十石
一　延師束金，每年議谷一百二十石
一　董事辛勞，每年議谷三十二石
一　修茸房屋，每年議谷三十石以為經費，俟將來房屋增添，另議酌增。
一　童冠膏火，每年上下二季，除額費外，餘剩穀石照人數均分。
一　租谷每年上下二季，谷要乾淨量交，不得虛濕。
一　租斗照衣布司頒給倉斗平大，不得大小。
一　所交租谷，每斗用斗蓋蓋平，不得堆尖不蓋。
一　二十七佃田，經丈定，租已核實，永遠不得加減。
一　義學竹圍內，二口池塘之水，原灌義學面前田畝，雨晴聽佃蓄水，不得藉養魚阻擋。
給彰化縣上淡水義學立碑
「興直保新建明志書院碑」同一側的另一塊古碑之前是被鑲在明志書院廳右側內壁中，後來斷成兩段，流落到台北縣政府，明志書院這次重修後才回到原處。這塊碑立於清同治13年（1874年），紀錄「敬文亭」修建年代及捐款者名錄，碑文如下：
敬文亭
八里坌保新建敬文亭，捐艮開列於左：
業主胡三槐捐艮壹元，林啟元捐艮壹元，陳繩芳捐艮貳元，蔡敦仁捐艮貳元，鄧合源捐艮陸元，監生陳武玉捐艮貳元，余騰芳捐艮貳元，陳守義捐艮貳元，生員陳學詩捐艮壹元，黃紹祖捐艮壹元，蔡成全捐艮壹元，陳必桐捐艮壹元，徐德裕捐艮壹元，林志清捐艮壹元，林鳳翔捐艮壹元，陳聰俊捐艮壹元，黃三燦捐艮壹元，陳士水捐艮壹元，陳和白捐艮壹元，陳碧江捐艮壹元，郭學濂捐艮壹元，胡合盛捐艮壹元，賴汝霖捐艮壹元，許天佑捐艮壹元，陳天純捐艮壹元，陳其招捐艮壹元，張怡和捐艮壹元，林瑞成捐艮壹元，劉玉成捐艮壹元，黃符節捐艮壹元，李振遠捐艮壹元，黃□凱捐艮壹元，陳其外捐艮壹元，王文港捐艮壹元，李火生捐艮壹元，陳錫周捐艮中元，賴明修捐艮中元，楊昌明捐艮中元，李景琳捐艮中元，錢光輝捐艮中元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 日，首事陳君德、陳學詩、鄧合源、徐碎如、余文成
現在明志書院門聯為「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傳聖道應尊朱夫子」「捨宅作祠捐資興學惠鄉里當效胡先生」，橫批為「明德惟馨景行壯志」，除了推崇朱夫子（熹）的治學精神外，更表揚胡焯猷捐設書院的義舉，也因此明志書院大廳上供奉有兩人的神位。
「紫陽朱夫子神位」供奉的是南宋代大儒朱熹。他曾經宦遊福建閩南地區，對此地區的教化影響甚大，因此中國南方地區大多將其視為神尊崇，學校也大多供奉他而非行履未及南方的孔子。
「貢生胡焯猷祿位」供奉的是書院創始人胡焯猷。「貢生」是指府、州、縣學之生員因為表現優秀或有功勛者被選送到京城「國子監」修習的人。胡焯猷創設義學的義行，讓他在此得享萬世香煙。
在我的印象裡，明志書院一直是個很樸實的地方，沒有太多華麗的雕樑畫棟，也沒有太多繁複的紋飾，有的只是尋常民家的淡泊嫻雅，紅磚鋪陳的穩重厚實。當然，它裝飾最多的屋頂大脊長期被屋後的山黃麻大樹壓著，也是原因之ㄧ，屋主甚至因此在屋脊正中央敲了一小塊缺口避免大樹直接把重量壓在屋頂上。當我看到現在書院裡展示的書院模型時，說真的，還當真有點看不出來，從我有印象以來，左邊護龍就一直是水泥蓋的平頂房子，屋頂的燕尾好像也沒那麼高，最重要的是色彩好像沒有那麼華麗。
不過，反正是模型嘛！而且如果沒記錯的話，書上的照片是黑白的。
重修後的屋頂燕尾脊現在成為明志書院的建築特色，我是很懷疑，日治時期的重修是因為資金不夠才修成現在書院一進三間的建築形式，現在弄得這麼華麗好嗎？我認同重修者的用心，跟其他重修的歷史建築相比，明志書院算是重修的典範，但對於在這裡長大的我來說，這不是我的明志書院，我的記憶裡，明志書院是個色彩黯淡卻感覺親和的地方，我可以在這裡大聲嘻鬧，大聲喧嘩。重修的書院屋脊，高聳的燕尾彰顯了往昔書院在社會上的崇高地位，卻也製造了距離，或許在推行文教的現代，書院推廣教育的意涵需要重新被彰顯。我過往的記憶已塵封於時光之中，希望重建後的明志書院能夠負起人們對它的期望。
明志書院建築中另一樣最常被人提起的特色是「惜字亭」。明志書院左前方的惜字亭建於清同治年間，稱為「敬文亭」，建立時的碑記如今收藏於書院內。惜字亭的功用是焚化寫有文字的紙張或書本，是一種對於知識文化的尊重。早年人們會慎重地收集字紙後，在特定的地方焚化，再將紙灰放入水中流去。科舉社會裡，將此觀念更推而宏之的，便是常有文人墨客，或是地方大戶、文社、書院等，建造專用的「惜字亭」以彰顯文風。
明志書院建築中還有一個常被人們忽略的地方，就是它的「太極八卦樑」。書院正廳的屋樑上畫了一個太極八卦，代表這裡是建築物真正的『中心』，也有以太極八卦鎮煞除魔的功能。明志書院中央屋樑的泰及八卦圖繪因為書院建築本身裝飾的簡約而顯得特別明顯，更能顯出太極八卦的圖像之美。
現在的明志書院雖然正立面的紅磚新舊雜陳，美觀度雖然略遜一籌，世代接替的意味卻更濃了，這個曾經被埋沒在時間之流的古建築如今以新的面容再度紅塵，希望這一次它可以走的更久，為後人繼續講述前人奉獻建學的事蹟。

五股西雲寺為淡北地區重要的觀音廟宇，位於觀音山南麓半山腰，該地原稱新直山(八里坌山)龜山獅頭巖處，註7. 因廟名也稱「西雲巖」或「龜山西雲巖寺(龜山岩)」。註8. 西雲寺在臺灣早期的方志多有載錄，不過關於何時所建，則有乾隆十七年 (西元1752年) 與卅三年 (西元1768年) 兩種說法：
一據乾隆廿五年 (西元1760年) 余文儀《績修台灣府志》：「大士觀：在新直山西雲巖，乾隆十七年置(西元1752年)」。註9.
一據同治十年 (西元1871年) 陳培桂《淡水廳志》：「西雲巖寺：即《府志》云大士觀，在觀音山麓獅頭巖，一名龜山，乾隆三十三年(西元1768年)(《府志》作十七年)胡林獻地建置，嘉慶十六年(西元1811年)林阿成等捐修，劉建昌施捨埔園及山下渡船為香燈費，寺絕塵埃，亦一異也」。註10.
兩者時間上的差異，據民國八十三年成功大學的調查分析指出，乾隆十七年(西元1752年) 應是建置的時間，而乾隆卅三年(西元1768年)則是指改建或擴建。註11. 《淡水廳志》所稱的「胡林獻地建置」，一般多謂是指西雲巖乃乾隆初期興直地區大墾戶，汀州客屬的胡焯猷、林作哲與胡習隆合組之「胡林隆墾號」所捐獻興建，註12. 但也有一說「胡林」是指墾首胡世傑與林作哲合組的「胡林業主」。註13. 因此西雲寺草創的歷史應是乾隆十七年(西元1752年)出身鼓山湧泉寺的省源，到新直山結廬供奉觀世音，乾隆卅三年(西元1768年)復有汀州永定貢生胡焯猷及漳州林作哲等獻地重建，西雲寺方稍具規模。另有一說指胡林隆墾號於乾隆十七年(西元1752年)時便獻地創建西雲寺，註14. 存查。
乾隆四十五年(西元1780年)，當地加里珍庄的劉姓粵籍墾戶繼胡焯猷等人之後，亦捐獻田園給寺方。註15. 嘉慶十六年 (西元1811年)，以林武宗、陳朝為首事，由林阿成等勸捐重修，劉捷文及業主劉建昌等捐資重修，並施給埔園及山下渡船為香燈費。 註16. 咸豐二年 (西元1852年)，游世泵、劉掌成等「全厚福季」弟子五十四人捐置八里坌堡大窠庄田(今泰山大科里一帶)一處，以其租穀所得供住持作神前香燈之資及祭典開支，註17. 因此至清末時西雲寺已有許多的廟產。光緒九年 (西元1883年)，西雲寺再度重修，大致形成現今寺院的原始空間格局樣貌。註18. 上述嘉慶、咸豐、光緒等朝的捐獻及重修都有留下碑記，目前立於寺外埕右前方碑之亭。
日據時期西雲寺復有兩次重修，明治三十七年(西元1904年)的重修是當地士紳、街庄長陳養源、陳玉源、陳石溪等所主事，當時應該是在光緒九年(西元1883年)的架構上再作修護，仍沿用傳統作法，格局應仍為一殿兩廂。註19. 昭和十四年(西元1939年)第二次重修時西雲寺在管理與法脈上都有較大的改變，除了施行寺廟管理人制外，一則住持覺淨法師已於大正六年(西元1917年)編入日本臨濟宗妙心派僧籍、一則大東亞戰爭爆發後開始「皇民化運動」，因此整體風格便改走和風，除正殿三間加上日式天花板，山牆鑿洞，並在地坪上鋪設塌塌米外，另增設日式石燈、及從外巖至內巖間沿路參拜用之蓮花片石碑千手觀音(台北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每五十公尺設一尊，共計一百零八尊。註20.
光復後，西雲寺的住持仍由覺淨法師擔任至民國五十三年覺淨法師圓寂。民國五十四年由最妙法師繼任住持，曾創觀音放生會。民國五十九年最妙法師圓寂，改由大陸來台的悟明長老接任主持，一直到民國九十五年方傳由聖輪法師接任主持。在覺淨與最妙法師擔任住持期間，西雲寺改建正殿兩旁過廊間為信徒供奉家人蓮位的副殿；悟明長老接任後增建第二右護龍、藏經閣、圖書館、香客大樓等建築，將正殿後方的伯公壇改建為土地公廟、並在廟中增設祝生娘娘的拜殿。註21. 從某個角度來說光復之後西雲寺雖不再是日本佛教的道場，但也往台灣民間佛教靠攏的現象。
民國七十四年西雲寺被認定為台北縣第三級古蹟，受到保護，民國七十九年度開始籌畫古蹟修復。為健全寺廟管理，民國八十二年由五股鄉公所主導籌備信徒組織，成立管理委員會；隔年縣政府委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完成《臺北縣三級古蹟五股西雲寺調查研究及修護計劃》。註22. 民國八十四年審查籌畫修護的計畫，隔年開始古蹟修復，以光緒九年(西元1883年)修建之格局為主(即一殿兩廂，或稱為「單進兩護龍」形式)，左右外護龍為輔之建築為藍本，拆除了日據時期正殿內日式增建的部分、以及部分後來增加的附屬建物，民國八十八年底，整修工程完竣，縣府與鄉公所舉行修護落成暨開光安座典禮。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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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 陳培桂，〈志一 封域志．山川．山〉，《淡水廳志》卷二，收入《臺灣文獻叢刊》172(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1962)頁32。
註8. 尹章義、洪健榮、葉志杰，《續修五股鄉志》頁381。又傳聞西雲寺廟址為「金龜穴」風水。參見梁明昌主持，《臺北縣第三級古蹟五股西雲寺修護工程工作報書暨施工紀錄》，頁1。
註9. 余文儀，〈雜記．寺廟．淡水廳〉，《績修台灣府志》卷十九，收入《臺灣文獻叢刊》121(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1962)頁650。
註10. 陳培桂，〈考三 古蹟考．寺觀(附)〉，《淡水廳志》卷十三，頁345、346。
註11. 梁明昌主持，《臺北縣第三級古蹟五股西雲寺修護工程工作報書暨施工紀錄》(臺北：符宏仁建築師事務所，2000)頁5。
註12. 三人當中，胡焯猷的籍貫為汀州永定，為客屬；林作哲為漳州漳浦，應為閩南人；而胡習隆的籍貫不詳，但有可能是胡焯猷的永定同鄉。因此乾隆十三年 (1748) 成立的「胡林隆墾號」可說是粵閩合作的代表，在台灣開發初，期閩粵關係和諧，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三人之中以胡焯猷排為首位、若胡習隆也是永定客屬，這代表著客家人在「胡林隆墾號」中佔有主要的地位。參見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台北：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03)頁103-107；關於林作哲的籍貫，可參見陳宗仁、黃子堯，《行到新故鄉：新莊、泰山的客家人》(台北：台北縣政府客家事務局，2008)頁23、24、及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頁186、187，尹氏在書中認為漳浦的林作哲家族為客屬，但陳宗仁等似未持此說。
註13. 胡世傑可能是人名、或合夥之墾號，但應與汀州的胡姓移民有關，因此大概不脫客家人或客屬群體。胡世傑與林作哲組成的「胡林業戶」較「胡林隆墾號」要早，在乾隆五年 (1740) 年便已成立。參見陳宗仁、黃子堯，《行到新故鄉：新莊、泰山的客家人》頁36、38。
註14. 尹章義，《新莊志 卷首──新莊(臺北)平原拓墾史》(台北：新莊市公所，1981)頁42、尹章義、洪健榮、葉志杰，《續修五股鄉志》頁381。
註15. 尹章義，《新莊志 卷首──新莊(臺北)平原拓墾史》(台北：新莊市公所，1981)頁42、尹章義、洪健榮、葉志杰，《續修五股鄉志》頁381。
註16. 梁明昌主持，《臺北縣第三級古蹟五股西雲寺修護工程工作報書暨施工紀錄》頁5、7、尹章義、洪健榮、葉志杰，《續修五股鄉志》頁381。
註17. 尹章義、洪健榮、葉志杰，《續修五股鄉志》，頁381。「全厚福季」的五十四人中多為游、張、劉姓，可能是客家族群所組成之「神明會」。參見陳宗仁、黃子堯，《行到新故鄉：新莊、泰山的客家人》，頁60。
註18 梁明昌主持，《臺北縣第三級古蹟五股西雲寺修護工程工作報書暨施工紀錄》頁5、7。
註19. 梁明昌主持，《臺北縣第三級古蹟五股西雲寺修護工程工作報書暨施工紀錄》頁5、6。
註20. 梁明昌主持，《臺北縣第三級古蹟五股西雲寺修護工程工作報書暨施工紀錄》頁7。此「台北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是昭和元年 (西元1926年) 某仿日本參拜佛道場的設計，在西雲寺外巖經內巖凌雲寺到凌雲禪寺開山院的道路沿途安置蓮片石雕觀音像，每尊造型各異，依序有番號，供拜山者沿途參拜，順著石雕觀音番號上山。不過一般資料顯示沿路共卅三尊觀音像，而非一百零八尊，但當地耆老確有「轉角就有觀音，共 108 番」的說法。光復後許多石佛遺失或遭破壞，目前僅存完整座像12尊，底座有11座，目前由西雲路至西雲寺路上沿途目前有二番、三番兩尊，四番僅剩底座，西雲寺內及上方有六番、八番、九番、十番等四尊。
註21. 梁明昌主持，《臺北縣第三級古蹟五股西雲寺修護工程工作報書暨施工紀錄》頁7。
註22. 尹章義、洪健榮、葉志杰，《續修五股鄉志》，頁383。
註23. 梁明昌主持，《臺北縣第三級古蹟五股西雲寺修護工程工作報書暨施工紀錄》頁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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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書院的門聯「明德惟馨景行壯志」「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傳聖道應尊朱夫子」「捨宅作祠捐資興學惠鄉里當效胡先生」，將朱夫子治學精神及胡焯猷造福鄉里的義舉，作一明確適切之褒揚。
(1)紫陽「朱夫子」：即宋代大儒朱熹，因他曾宦遊福建省漳州、泉州兩府，對此地遺愛甚深，故閩南地區的學校多供奉朱熹，而非孔子。
(2)貢生「胡焯猷」：貢生、監生均是指中央學校「國子監」的學生。其中貢生是指府、州、縣學之生員(即秀才)表現優秀或有功勛者被選送至京城的中央學校「國子監」肄業(修習)者。但亦可在監外肄業，甚至學籍在國子監而人留在家中自修。
乾隆四十三年 (1778)，書院南遷新竹，淡水廳同知成履泰乃撥出廳庫積穀變價銀四千六百二十九圓，作為書院移建的費用，而這批積穀，為乾隆三十四年(1769)新庄中港厝的監生郭宗嘏所捐贈的學租。
清乾隆廿八年（一七六三）讀書人「胡焯猷」出錢出地，用八十甲田，作為聘請老師教書的米穀費用，設一所義學叫做「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粵械鬥，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早期有明顯的「血緣聚落」，「錢」家所建立的村莊，居坑谷地叫做「錢厝」坑、姓柯的人家叫做「柯厝」坑等等，直接了當，一清二楚，保留古風。泰山鄉的地名大多被「美化」了，開墾時較原始的地名多被美化，因此「台仔山」變「泰山」，「鬼仔坑」變成「貴雅坑」「貴子村」。「大窠坑」改為「大科村」。本鄉的地名，或許可謳歌如下：林胡二姓來開發，血緣聚落漢人家。「台」地小「山」稱泰山，鬼仔坑變貴仔坑，陳、蘇、吳厝好厝邊，大窠坑裡「柯」與「錢」。楓樹腳下位居東，落葉喬木入秋紅，明志書院吹文風，胡家義學在乾隆。
清乾隆廿八年（一七六三）讀書人「胡焯猷」出錢出地，用八十甲田，作為聘請老師教書的米穀費用，設一所義學叫做「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粵械鬥，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早期有明顯的「血緣聚落」，「錢」家所建立的村莊，居坑谷地叫做「錢厝」坑、姓柯的人家叫做「柯厝」坑等等，直接了當，一清二楚，保留古風。
乾隆 46 年 (1781 年 ) ，淡水同知李俊民將其遷至淡水廳城內 ( 新竹的明志書院在日據時期已毀壞 ) 。而泰山明志書院的舊址仍舊收有學生就讀。在鄭用鑑、鄭用錫等人的經營下成為北台最高學府。而終在乾隆四十六年將明志書院遷往新竹，原址因而不得再以書院為名，乃改稱為「新莊山腳義塾」。
1875 年新竹、淡水縣分治，造成新竹〝明志書院〞與艋舺〝學海書院〞經費分配之爭，而始祖的泰山〝明志書院〞落得只分得十分之一。日人據台時期，明志書院只能偏置為泰山義墊，變化之大令人不無滄海桑田之嘆。
遷移到新竹明志書院
明志書院遷往新竹
從涯家到阮兜 ～談胡焯猷的台灣經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許楓萱
「客舍並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干水，卻望並州是故鄉。」
唐賈島‧ 《渡桑幹》
前言
清代台灣歷經荷人治理、鄭氏時代，一直呈現了多元化的社會樣貌，其間的居民，難道真如李鴻章所說的「男無情、女無義、鳥不鳴、花不香的地方」？在先民胼手胝足、篳路藍縷的開闢過程中，應是漸漸展現出屬於台灣深刻而賦含人情的社會風貌。今日台灣高唱本土意識的同時，時人卻常常囿於族群等問題而有所爭論，實為可惜。本文以胡焯猷為例，回溯台灣清代移民心態，並將之回應到對今日台灣人的啟示。 台灣人建立共同情感的過程，正如清代先後來到台灣的各族群，也是藉著聚落、共同防禦體系、祭祀圈的建立，逐漸揚棄舊有的「祖籍地」或地方意識。最後並得以擺脫「分類械鬥」的陰影，並擴大、融合成新的生活共同體，這是台灣尋求自主、邁向國際的起始點。清代移民社會正是循著這一條軌跡發展，而社會穩固的文教發展也因應而生。本文所要探討主人翁～胡焯猷，以閩省生員的身份渡海來台，大半輩子的墾拓生活，使得身為墾首他對開發當地產生了深厚的情感，老年時將多數私人產業捐出，僅留給自己得以餬口的家業。何以為求生存、艱辛渡海的客籍人士願對移民地方貢獻？並以地主身份對教育推展不遺餘力？這些珍貴的歷程在移民史中發光發熱，值得引鑑後人。 文首藉由唐代詩人賈島作品，一種思鄉卻略帶溫情的詩句、描寫自己寓居異鄉、他鄉變故鄉的情懷，來表述清代來台移民人士的心聲。清代台灣，伴隨著生活境遇和心靈嬗變而發展的移民足跡，墾闢了荒地、對於產業的演進，亦立下了根基。而由墾首帶領而興的地方發展，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現象。胡焯猷，即是以一位客籍移民、地方墾首的雙重身份促進了新莊地方的發展，其中更促成了清代北台第一所書院～明志書院的成立，功勞甚大。本文試圖從胡焯猷的生平、移墾過程、對地方的貢獻三面向來描繪胡焯猷移民台灣的經驗，藉由敘述他和地方發展的關係及人事的互動來推敲胡先生身為移民的心理變化。如何從外來客的角色到當地人的歷程。 藉由胡焯猷的故事，目的在探討在清代移民，移居台灣過程中的心理現象。其中包含了移民個體與群體的心理特點、動機、行為、交往、溝通、衝突、社會角色轉換、社會心理承受能力等面向，何以將思鄉情懷化為力量，在艱辛環境中站穩腳步，進而共同營造多樣貌的台灣景象？吾人藉由胡焯猷墾闢台灣的經驗，來探討移民的心態、對自己歸宿的考慮以及對未來的思考，試圖描繪出移民對於原鄉與遷移地的情感轉換及定位。 胡焯猷的生平 很多故事皆是由胡焯猷開始的，繼而衍伸出一個身為眾人墾首、地方墾戶、廟宇捐士、書院捐贈者的多重身份所發展的精彩故事。只是在史冊中未見胡焯猷太多的資料，其中可能可以《台灣通史》所載一言「 舊志不傳其人 」 [2] 理解，表示先前史料的缺乏，一來是胡焯猷性格不喜鋪張渲染所為，再者從他來台後期所捐建之地亦可見未以家族身份或是墾號墾首的角色行善倡學，而僅以「貢生胡某」的角色自居，以下就資料可尋的部分瞭解胡焯猷的生平。 胡焯猷，字攀林，福建汀州府永定人， 生於康熙三十二年（ 1693），以生員納捐取得生員資格。康熙末年來台，就一直在興直堡一帶從事開墾， [3] 經當地官府同意，張榜招募佃農，建築村落，修築陂圳，進行開荒種植。胡焯猷雖然一大地主，根據台灣通史的記載： 胡焯猷，字攀林，永定人，以生員納捐例貢。乾隆初來臺，居於淡水之新莊山腳。時新莊方駐巡檢，而興直堡一帶多未闢。焯猷赴淡水廳請墾，出資募佃，建村落，築陂圳， 盡力農功。不十數年，啟田數千甲，歲入租穀數萬石，翹然為一方之豪矣。 [4] 胡焯猷一直到七旬前後，在地方鄉里的回饋令人稱善。而返鄉前的家產捐獻，對於北台文教裨益極大。可說客屬移民中，對北台極有貢獻之人，因其為首的胡林隆墾號等以客家人為首墾的客屬團體，也為其客籍子弟在北台的紮根立基。 開墾北台的經歷 胡焯猷開墾北台的過程，就像許多移民一般，是經歷千辛萬苦的，除了從內地渡海的危機要面對，亦包括到台灣之後，取得墾號的重重關卡，始能進入實際的墾伐行為，是經歷了「渡海來台」、「墾號取得」、「開墾區域」三個階段，以下就分為三部分進行描述。 （一）渡海來台
雖然史冊中未見胡焯猷是如何渡海來台的，但可由胡焯猷入台時間，配合當時環境來推測他的遷移過程及所遇到的困難。胡焯猷入台時期是乾隆年間，正是清朝漢人移入台灣最蓬勃發展之時。但是其實在清朝治台以前，即有漢人的入台開墾，只是數量不多。荷領時期，大陸移民不足五萬。到了明鄭時期及清領前期，渡台者多為單身男子，台灣南部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正是描寫這種景況。 [5] 鄭經進入台灣後，在陳永華的輔佐下，「東寧王國」一方面引進中原政權的文教制度，如設科舉、建孔廟；另一方面則相當「國際化」，致力發展國際貿易。清廷雖封鎖台灣，但台灣轉而向外發展國際貿易，使得台灣仍維持自荷蘭以來遠東商品的集散地的角色。以政治力為主導，來重新規劃社會結構，是鄭氏家族統領台灣的主要原則，而與荷蘭人經濟掛帥者不同。
康熙四十年（ 1701）以後，閩粵移入人數眾多。累積至嘉慶十六年（1811），在台漢民已達二百餘萬， [6] 與平埔族及高山族相比，大陸族群已經成為開發台灣的主力。而且逐漸改成定居，不過又因清朝政府日益不安，後來才又開始嚴格查禁。不過，若單從各族群人口的消長來看，則明以前居少數的大陸移民，此時顯然已經躍居多數，而且是絕對的多數了。 [7] 以大陸移民居人口絕對多數的時代，從康熙年間開始形成。
即使移民漸入，但是礙於清朝政策的多變，使得政府並不能給予移民任何生活保障。在清朝治台初期，治台政策是採消極的態度。其實無可厚非，因為長久以來， 皆是從內地政權的角度來看待台灣的取捨問題。譬如 明朝曾有澎湖廢墟之舉，將澎湖居民內遷漳泉 (1387)，原因是明初湯和見方國珍、張士誠兵敗軍退逃海上，數度征伐無效，以「澎民叛服不定」為由，奏請太祖：「遷徙澎民於近郭，廢巡檢司而墟其地。」史載：「洪武五年(1372)湯信國經略海上，以澎湖島民叛服難信，議徙近郭，二十一年（1388），盡徙嶼民，廢巡檢司而墟其地。」 [8] 政府官員所以有此種想法，是抱持台灣未曾被當作中國領土觀念，「台灣府、古荒服地，先是未隸中國版圖。」 [9] 再者，認為台灣不值得編入版圖，因為「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加廣；裸體文身之番，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 [10] 還有把已定居台灣的漢人、開拓者仍然視為逃犯或盜賊，後來的對台政策長期是「防臺而治臺」，心態是「台灣乃海外孤懸之地，易為奸究逋逃之藪，故不宜廣闢土地以聚民。」 清初對台灣不放心的態度，可能原因是視台灣為危險之地，故派自大陸的官吏三年一調，調自大陸的駐兵也三年輪班，以防未然。再者，也不鼓勵大陸人移民台灣，移民渡台，諸多限制。 [11] 然而，移民政策雖然門檻極高，閩粵移民仍不斷湧入，或正式持有照單入台，或買通船頭偷渡，清治初期在限制或禁止渡台的禁令下，福建廣東人民在山多田少生活不易的情況下，突破安土重遷的宿命性格，犯禁冒險渡海來台，在渡海時夾雜希望期待與惶恐危險，皆不計九死一生，甘冒「黑水溝」 [12] 波濤之險。
在古代的航海條件下，穿渡海峽並不容易。在澎湖群島風櫃尾和虎井兩孤島間的海面，被稱為「黑水溝」，這是一條湍急的海流，不知吞噬了多少移民的生命，留下了「六死三留一回頭」的悽慘傳說。 [13] 移民赴臺並不容易，除了只有木帆船這一航海工具的局限外，還有就是航線和氣候上的風險。「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這句話說出了台灣移民的辛酸。 [14] 胡焯猷即使在家鄉以捐納獲得貢生身份，但是在渡海的歷程中並未獲得優勢，因為艱難的自然環境並未有長足進步的航海條件來因應，可料想過程的艱辛。
（二）墾號的取得 胡焯猷舉家遷台的開始，就是一幅移民圖像，一群人推著行李，承載著活命的糧食，背負著全家家當，奔赴一個未知的環境。這幅移民圖像，顯然和史家描繪十九世紀中葉後的台灣，已進入和內地相近的文治社會有很大區別。 [15] 可見先民在自然環境惡劣，又政府採不支持立場下的遷徙是多麼艱辛。可是為什麼胡焯猷還要經歷千辛萬苦渡台呢？ 赴臺的閩粵移民各有各的原因。林再復先生曾經對歷史上閩粵地區對外移民情況進行分析，認為在人口外移的原因中，經濟困難佔 60%以上；投靠海外親友者佔20%；企圖發展一番事業者約佔3%左右。 [16] 從中可以看出，閩粵移民中的大部分是為了解決生存難題，只有一小部分是為了發家致富、造就事業。今日吾人推敲胡焯猷從福建來台，應是人口壓力所造成的。 胡焯猷是原籍汀州府的客家人，來台不走南路，而趨北方水路，其因前已述，可能有二：由於客家人移民較晚，加上平原大都被閩籍人士所佔，客人只有深入山區開墾及往台灣北部發展。 [17] 當時有許多客家人由於生活所迫，必須開發「番仔林」。顧名思義番仔林，應是原住民地。先民墾闢番仔林的當下，同時有著水土不服和原住民出草的危機，故多半以宗族的單位進行開墾。而胡焯猷開墾地應非宗族聚居地，而是異姓新墾的村落。 [18] 宗族聚集開墾的地區，宗親間可互相奧援，並形成內部自治力量，有糾紛可由親族出面解決。至於非宗親聚集的聚落，由於並非墾戶抱隘招來的佃戶，墾地的所有權並不明確。 [19] 當時清代的土地制度很不合理，土地所有權取得的方式，如清朝戶部例則記載： 凡報墾者必開縣界址土名，聽官查勘，出示曉諭後五個月，如無原業呈報，地方官即取結給照，限年陞科 … 冒認己業者，均依隱佔他人田宅律治罪。墾戶不請印照，以私墾論。 [20] 申請開墾的墾戶獲得墾照後，常招來佃戶來開墾，像胡焯猷即是登記有案的墾戶。因為台灣農業由旱田轉向水稻耕作，使原來佃戶無法兼顧原來田地，勢必分出土地給佃人耕作，因此就形成官廳授與大租戶土地權，再移轉到小租戶至現耕佃人的狀況。 這種土地所有權的分配過程，造成了社會階層的分化。 [21] 早期的墾首大都是擁有資本的富豪所組成，且申請墾照要申請費，也非這些赤貧的墾民所能負擔。胡焯猷是經過官廳批准的墾戶，以合法的手續獲得紙公文書，是合法的墾首。胡焯猷的身份是登記有案的墾首，其開墾的正當性和合理性自然不在話下。雖然墾首的身份使胡焯猷成為新莊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地主，但是胡焯猷真正對地方上的影響力卻非權勢而成，而是積極參與地方建設的氣度感人。
（三）開墾的區域
康熙之後，由於台灣墾地北移的關係，路線也逐漸北移。此時，移墾客家人主要是福建汀州府屬， [22] 早在 康熙末年，胡焯猷、林作哲等人已到北台開墾。 [23] 在台北平原拓墾史上，汀州貢生胡焯猷是最常為人所稱道的拓墾者。乾隆十三年（ 17 48年），與林作哲、胡習隆三人合組「胡林隆墾號」，據《明志書院案底》的記載：
至該戶田業，乾隆十三年胡焯猷與林作哲、胡習隆三人合置之產，該生應得三股之一，……戶名胡林隆。 [24]
胡林隆墾號拓墾的土地， 大略分佈在成子寮、山腳、貴子坑、坡角，盤營一帶， 約在今五股鄉，泰山鄉及新莊市北邊 ，正是今日林口台地與新莊斷層的交接處。 [25] ，也正是擁有「天泉水堀」的易墾地。胡焯猷在十餘年時間裏，開墾出田園數千甲（每甲合 10畝3分1厘），每年可收租谷數萬石。乾隆十七年（1752），又曾獻地建大士觀於興直山西雲巖。 [26] 二十五年（1780）更以董事身份獻建關帝廟於新莊街。 [27] 可見胡焯猷立根興直堡以來，長年扮演著貢獻鄉里的角色，其墾號之名聲也在當時冠於群雄。 [28] 他們從韓江將口順著台灣北部港口上岸。其中從淡水河口八里坌登陸者，則大多沿淡水河上溯至興直堡墾殖。嗣後，以新莊平原為中心，擴及整個台北盆地。 [29]
只是到了 嘉慶年間，因分類械鬥，多數舉家遷往竹塹以避禍，寄人簷下，家徒壁立。 客屬的南遷，逐漸匯集在桃竹苗的同鄉之中，形成臺灣最大的客家領土。 台北平原的開墾，目前發現的最早墾照，是清朝康熙四十八年（西元一七０九年）陳賴章墾號之「大佳臘墾荒告示」，墾區包括整個台北盆地。而康熙四十九年（西元一七一０年）台廈道員陳璸，奉令追捕海盜鄭盡心，即發現墾民請照到北台開墾的事實。康熙五十一年（西元一七一二年）陳和議墾號（由賴科、王謨、朱焜侯所組成）請墾海山庄、內北投、坑仔口（桃縣蘆竹鄉）等地。康熙末年，胡焯猷、林秀俊也相繼到北台開墾 ，至此台北盆地才趨於墾闢完全。而胡焯猷所墾闢的興直堡一帶相當完善。 貢獻地方 （一）新莊的開墾
新莊最早稱為武勞灣社，因為住著平埔族武勞灣社的住民而得名，他們在這兒過著漁獵和簡單的耕作生活。 [p1] [30] 清朝康熙年間漢人才陸續到這兒來開墾。乾隆時期，稱為興直堡新莊街。新莊是指新形成的村莊。因為清朝初期，大量的漢人到這兒開墾，於是就聚集形成一個新的村莊。 台北地方在清康熙年間就已開拓，當時新莊是台灣北部最重要的口岸，雍正以前，新莊商業之盛況，還超過「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艋舺。 [31] 新莊平原的開墾，一開始由林成祖打頭陣。林成祖為福建漳浦人，雍正十二年（ 1734）來臺，乾隆十五年（1750），復墾擺接、興直二堡，所墾之田：曰新莊，曰新埔，曰後埔，曰枋寮，曰大佳臘，歲入穀十數萬石，墾闢功勞極大。 [32] 而 胡焯猷緊接著繼續開墾觀音山、興直堡一帶， 到了雍正年間，另一位郭崇嘏也加入移墾的行列，並以現今的中港厝為開墾地區。 [33] 到了清乾隆年間，新莊平原陸續開鑿了「張厝圳」及「劉厝圳」二條重要的圳渠，從此新莊地區的水田面積大增，新莊也成為台灣重要產米的地區之一，而新莊街則稱為興直堡新莊街， [34] 新莊經過了移民的努力，成為當時聚落完整，繁榮熱鬧的大市鎮。
（二）捐地建廟
胡焯猷身為地方大地主，權勢皆備，在台四十餘年的歲月， 其間義行風範，澤被萬民，建有新莊廟、修鳳山縣學宮、捐明志書院學租、建恩赦橋、修晉廟…等，有蹟可徵。 廟宇在清代移民社會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移民渡台，面對新的環境，將家鄉神明的分身或香火袋帶到台灣來，搭寮或建廟供奉，成為移民者的守護神、信仰中心、交誼中心，透過這些功能安定移民者的心，使陌生環境變成棲身之所，定居下來發芽生根茁壯。故胡焯猷的晚年所捐建的廟宇，確有給予當地移民心靈寄託之效。以下就胡焯猷在廟宇上的貢獻進行討論。
乾隆十七年（ 1752），二甲進士林作哲與胡焯猷獻地建大士觀於新直山西雲岩（今西雲寺），西雲寺在觀音山麓，稱獅頭巖，一名大士觀，俗稱龜山巖。又有「外巖」之稱，與「內巖」凌雲禪寺對稱。乾隆三十三年（1768）修建之後，香火更興盛，聲勢頗為浩大，曾在獅子巖河岸自設關卡，向來往船隻徵收「觀音媽香火錢」作為寺內經費。 [35] 西雲寺俗稱(外岩)又稱「龜山岩」，而當時開拓新莊的先鋒，亦是福建省的貢生楊道弘，招募了很多的佃戶來開墾新莊，對其寺的發展功不可沒。
新莊武聖廟為清朝時期北臺灣最早的關帝廟，亦是新莊三大廟宇之一。由胡焯猷捐建，胡焯猷身為新莊地區「胡林隆」墾號的三大股東之一，墾地致富後為了感念神恩，即獻地捐款贊助宗教慈善事業。 [36] 連橫亦提及：「新莊武聖廟，係在清朝乾隆二十五年（ 1780），由貢生胡焯猷在興直堡新莊倡建，祀漢壽亭侯關羽」 [37] 新莊武聖廟建廟之初，興直堡（新莊舊稱）已成台灣北部大鎮，該廟亦是淡北地區最大武廟。至道光元年（1820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出生永定之貢生胡焯猶捐創「明志」義學，於興直堡新莊山腳，此為竹塹明志書院前身。乾隆四十六年（1781）遷至竹塹西門，在鄭用鑑、鄭用錫等人的經營下成為北台最高學府。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出生永定之貢生胡焯猶捐創「明志」義學，於興直堡新莊山腳，此為竹塹明志書院前身。乾隆四十六年（1781）遷至竹塹西門，在鄭用鑑、鄭用錫等人的經營下成為北台最高學府。
鄭用鑑主講新竹明志書院前後三十年，臺北舉人陳維英師受業於用鑑之門下，此後陳維英掌教臺北及宜蘭仰山書院，臺北宜蘭之文風間接受鄭用鑑影響。鄭用鑑為竹塹七子之一，同治六年（1867）卒，享年七十有九。新竹市志記載，鄭用鑑於道光五年考中拔貢，成為北台地區首位拔元 。 次年循例在禮部覆試 ， 保和殿朝考，經取錄為二等第七名。但因「秉性至孝」，念雙親衰老，胞弟早亡故不赴科場，不圖仕進，專以授業課徒為務。
　　 開台進士的鄭用錫，道光十七年因不慣官場陋習及應酬，以母親年邁需要照料為由，告假返鄉。鄭用錫也主持明志書院多年，曾自製「摺卷」， 教授學生書法之便，對學子習字貢獻良多。
　　日人佔領台灣後，明志書院改為國語講習所，地方聞人蔡式榖、謝介石均結業於該所。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或攏絡台人，或推崇地方士紳，贈了「學山泰斗」匾額表彰鄭用鑑的學識，今仍懸於鄭氏家廟內，八十四年修護時，將原落款「華山」，改為「樺山」，並加冠了台灣總督之銜。
　　 日人實施市區改正（ 都市計畫 ）， 不少街路取道原有的公共建築與私人名園，明志書院即被西大路與西門街劃過，考棚被闢為文昌街，東瀛福地為東門前街穿過，林家潛園被中山路貫穿 ， 導致明志書院與考棚就此湮滅 ， 東瀛福地他遷。明志書院原址在關帝廟之西，內天后宮之南，即今之西大路與西門街交會點附近。
　　 除了鄭用鑑在明志書院長期任教外 ， 被譽為「竹塹雙璧」 的鄭用錫和郭成金、新竹縣采訪冊作者陳朝龍等，均曾任教於明志書院。
清乾隆廿八年（一七六三）讀書人「胡焯猷」出錢出地，用八十甲田，作為聘請老師教書的米穀費用，設一所義學叫做「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粵械鬥，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
清乾隆廿八年（一七六三）讀書人「胡焯猷」出錢出地，用八十甲田，作為聘請老師教書的米穀費用，設一所義學叫做「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粵械鬥，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早期有明顯的「血緣聚落」，「錢」家所建立的村莊，居坑谷地叫做「錢厝」坑、姓柯的人家叫做「柯厝」坑等等，直接了當，一清二楚，保留古風。泰山鄉的地名大多被「美化」了，開墾時較原始的地名多被美化，因此「台仔山」變「泰山」，「鬼仔坑」變成「貴雅坑」「貴子村」。「大窠坑」改為「大科村」。本鄉的地名，或許可謳歌如下：林胡二姓來開發，血緣聚落漢人家。「台」地小「山」稱泰山，鬼仔坑變貴仔坑，陳、蘇、吳厝好厝邊，大窠坑裡「柯」與「錢」。楓樹腳下位居東，落葉喬木入秋紅，明志書院吹文風，胡家義學在乾隆。
清乾隆廿八年（一七六三）讀書人「胡焯猷」出錢出地，用八十甲田，作為聘請老師教書的米穀費用，設一所義學叫做「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粵械鬥，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早期有明顯的「血緣聚落」，「錢」家所建立的村莊，居坑谷地叫做「錢厝」坑、姓柯的人家叫做「柯厝」坑等等，直接了當，一清二楚，保留古風。泰山鄉的地名大多被「美化」了，開墾時較原始的地名多被美化，因此「台仔山」變「泰山」，「鬼仔坑」變成「貴雅坑」「貴子村」。「大窠坑」改為「大科村」。本鄉的地名，或許可謳歌如下：林胡二姓來開發，血緣聚落漢人家。「台」地小「山」稱泰山，鬼仔坑變貴仔坑，陳、蘇、吳厝好厝邊，大窠坑裡「柯」與「錢」。楓樹腳下位居東，落葉喬木入秋紅，明志書院吹文風，胡家義學在乾隆。
台北盆地邊緣的台地小山丘，舊稱「台山」，雅化為「泰山」。
在多任同知的努力下，明志書院終於遷移新竹，成為北台一重要書院，至於泰山明志書院舊址因「距新建書院較遠，留為租館，仍聽生童照舊肄業」，至同治時期（一八六二～一八七四），「僅存正屋三間，中廳供朱子神位，歷年就學租內抽出銀拾伍圓交董事經理，春秋祭祀，餘屋久圯」。光緒二十一年，台北知府規定泰山的明志書院只能稱做新莊山腳義塾，但仍維持有教學的功能，由於是義塾，今日泰山才有義學的地名稱呼（義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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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1 陳儒逸的相片
回應: 明志書院南遷
由61131 陳儒逸發表於2008年 01月 22日(二) 20:02
明志書院，歸於當時的新竹縣管轄的地方，所以明志書院就搬到新竹了，但原址仍設義學。另一熱心教育人士郭宗嘏則捐資以助學，延續地方教育的香火。書院在泰山雖僅有兩年
，而今其遺址除朱熹、胡焯猷神位、楊廷璋碑志外，早已破敗不堪，但「北台首學」的紀錄仍深留地方人士及史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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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3 周孟翰的相片
回應: 明志書院南遷
由51103 周孟翰發表於2008年 01月 22日(二) 20:09
清乾隆廿八年（一七六三）讀書人「胡焯猷」出錢出地，用八十甲田，作為聘請老師教書的米穀費用，設一所義學叫做「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粵械鬥，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早期有明顯的「血緣聚落」，「錢」家所建立的村莊，居坑谷地叫做「錢厝」坑、姓柯的人家叫做「柯厝」坑等等，直接了當，一清二楚，保留古風。泰山鄉的地名大多被「美化」了，開墾時較原始的地名多被美化，因此「台仔山」變「泰山」，「鬼仔坑」變成「貴雅坑」「貴子村」。「大窠坑」改為「大科村」。本鄉的地名，或許可謳歌如下：林胡二姓來開發，血緣聚落漢人家。「台」地小「山」稱泰山，鬼仔坑變貴仔坑，陳、蘇、吳厝好厝邊，大窠坑裡「柯」與「錢」。楓樹腳下位居東，落葉喬木入秋紅，明志書院吹文風，胡家義學在乾隆。
台北盆地邊緣的台地小山丘，舊稱「台山」，雅化為「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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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3 周孟翰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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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51103 周孟翰發表於2008年 01月 22日(二) 20:15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出生永定之貢生胡焯猶捐創「明志」義學，於興直堡新莊山腳，此為竹塹明志書院前身。乾隆四十六年（1781）遷至竹塹西門，在鄭用鑑、鄭用錫等人的經營下成為北台最高學府。
鄭用鑑主講新竹明志書院前後三十年，臺北舉人陳維英師受業於用鑑之門下，此後陳維英掌教臺北及宜蘭仰山書院，臺北宜蘭之文風間接受鄭用鑑影響。鄭用鑑為竹塹七子之一，同治六年（1867）卒，享年七十有九。新竹市志記載，鄭用鑑於道光五年考中拔貢，成為北台地區首位拔元 。 次年循例在禮部覆試 ， 保和殿朝考，經取錄為二等第七名。但因「秉性至孝」，念雙親衰老，胞弟早亡故不赴科場，不圖仕進，專以授業課徒為務。
　　 開台進士的鄭用錫，道光十七年因不慣官場陋習及應酬，以母親年邁需要照料為由，告假返鄉。鄭用錫也主持明志書院多年，曾自製「摺卷」， 教授學生書法之便，對學子習字貢獻良多。
　　日人佔領台灣後，明志書院改為國語講習所，地方聞人蔡式榖、謝介石均結業於該所。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或攏絡台人，或推崇地方士紳，贈了「學山泰斗」匾額表彰鄭用鑑的學識，今仍懸於鄭氏家廟內，八十四年修護時，將原落款「華山」，改為「樺山」，並加冠了台灣總督之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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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3 周孟翰的相片
回應: 明志書院南遷
由51103 周孟翰發表於2008年 01月 22日(二) 20:21
代台灣歷經荷人治理、鄭氏時代，一直呈現了多元化的社會樣貌，其間的居民，難道真如李鴻章所說的「男無情、女無義、鳥不鳴、花不香的地方」？在先民胼手胝足、篳路藍縷的開闢過程中，應是漸漸展現出屬於台灣深刻而賦含人情的社會風貌。今日台灣高唱本土意識的同時，時人卻常常囿於族群等問題而有所爭論，實為可惜。本文以胡焯猷為例，回溯台灣清代移民心態，並將之回應到對今日台灣人的啟示。 台灣人建立共同情感的過程，正如清代先後來到台灣的各族群，也是藉著聚落、共同防禦體系、祭祀圈的建立，逐漸揚棄舊有的「祖籍地」或地方意識。最後並得以擺脫「分類械鬥」的陰影，並擴大、融合成新的生活共同體，這是台灣尋求自主、邁向國際的起始點。清代移民社會正是循著這一條軌跡發展，而社會穩固的文教發展也因應而生。本文所要探討主人翁～胡焯猷，以閩省生員的身份渡海來台，大半輩子的墾拓生活，使得身為墾首他對開發當地產生了深厚的情感，老年時將多數私人產業捐出，僅留給自己得以餬口的家業。何以為求生存、艱辛渡海的客籍人士願對移民地方貢獻？並以地主身份對教育推展不遺餘力？這些珍貴的歷程在移民史中發光發熱，值得引鑑後人。 文首藉由唐代詩人賈島作品，一種思鄉卻略帶溫情的詩句、描寫自己寓居異鄉、他鄉變故鄉的情懷，來表述清代來台移民人士的心聲。清代台灣，伴隨著生活境遇和心靈嬗變而發展的移民足跡，墾闢了荒地、對於產業的演進，亦立下了根基。而由墾首帶領而興的地方發展，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現象。胡焯猷，即是以一位客籍移民、地方墾首的雙重身份促進了新莊地方的發展，其中更促成了清代北台第一所書院～明志書院的成立，功勞甚大。本文試圖從胡焯猷的生平、移墾過程、對地方的貢獻三面向來描繪胡焯猷移民台灣的經驗，藉由敘述他和地方發展的關係及人事的互動來推敲胡先生身為移民的心理變化。如何從外來客的角色到當地人的歷程。 藉由胡焯猷的故事，目的在探討在清代移民，移居台灣過程中的心理現象。其中包含了移民個體與群體的心理特點、動機、行為、交往、溝通、衝突、社會角色轉換、社會心理承受能力等面向，何以將思鄉情懷化為力量，在艱辛環境中站穩腳步，進而共同營造多樣貌的台灣景象？吾人藉由胡焯猷墾闢台灣的經驗，來探討移民的心態、對自己歸宿的考慮以及對未來的思考，試圖描繪出移民對於原鄉與遷移地的情感轉換及定位。 胡焯猷的生平 很多故事皆是由胡焯猷開始的，繼而衍伸出一個身為眾人墾首、地方墾戶、廟宇捐士、書院捐贈者的多重身份所發展的精彩故事。只是在史冊中未見胡焯猷太多的資料，其中可能可以《台灣通史》所載一言「 舊志不傳其人 」 [2] 理解，表示先前史料的缺乏，一來是胡焯猷性格不喜鋪張渲染所為，再者從他來台後期所捐建之地亦可見未以家族身份或是墾號墾首的角色行善倡學，而僅以「貢生胡某」的角色自居，以下就資料可尋的部分瞭解胡焯猷的生平。 胡焯猷，字攀林，福建汀州府永定人， 生於康熙三十二年（ 1693），以生員納捐取得生員資格。康熙末年來台，就一直在興直堡一帶從事開墾， [3] 經當地官府同意，張榜招募佃農，建築村落，修築陂圳，進行開荒種植。胡焯猷雖然一大地主，根據台灣通史的記載： 胡焯猷，字攀林，永定人，以生員納捐例貢。乾隆初來臺，居於淡水之新莊山腳。時新莊方駐巡檢，而興直堡一帶多未闢。焯猷赴淡水廳請墾，出資募佃，建村落，築陂圳， 盡力農功。不十數年，啟田數千甲，歲入租穀數萬石，翹然為一方之豪矣。 [4] 胡焯猷一直到七旬前後，在地方鄉里的回饋令人稱善。而返鄉前的家產捐獻，對於北台文教裨益極大。可說客屬移民中，對北台極有貢獻之人，因其為首的胡林隆墾號等以客家人為首墾的客屬團體，也為其客籍子弟在北台的紮根立基。 開墾北台的經歷 胡焯猷開墾北台的過程，就像許多移民一般，是經歷千辛萬苦的，除了從內地渡海的危機要面對，亦包括到台灣之後，取得墾號的重重關卡，始能進入實際的墾伐行為，是經歷了「渡海來台」、「墾號取得」、「開墾區域」三個階段，以下就分為三部分進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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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獸
回應: 明志書院南遷
由保元 孫發表於2008年 01月 26日(六) 11:15
乾隆46年 (1781年)，淡水同知李俊民將其遷至淡水廳城內(新竹的明志書院在日據時期已毀壞)。而泰山明志書院的舊址仍舊收有學生就讀。在鄭用鑑、鄭用錫等人的經營下成為北台最高學府。而終在乾隆四十六年將明志書院遷往新竹，原址因而不得再以書院為名，乃改稱為「新莊山腳義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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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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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元 孫發表於2008年 01月 26日(六) 11:17
清乾隆廿八年（一七六三）讀書人「胡焯猷」出錢出地，用八十甲田，作為聘請老師教書的米穀費用，設一所義學叫做「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粵械鬥，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早期有明顯的「血緣聚落」，「錢」家所建立的村莊，居坑谷地叫做「錢厝」坑、姓柯的人家叫做「柯厝」坑等等，直接了當，一清二楚，保留古風。泰山鄉的地名大多被「美化」了，開墾時較原始的地名多被美化，因此「台仔山」變「泰山」，「鬼仔坑」變成「貴雅坑」「貴子村」。「大窠坑」改為「大科村」。本鄉的地名，或許可謳歌如下：林胡二姓來開發，血緣聚落漢人家。「台」地小「山」稱泰山，鬼仔坑變貴仔坑，陳、蘇、吳厝好厝邊，大窠坑裡「柯」與「錢」。楓樹腳下位居東，落葉喬木入秋紅，明志書院吹文風，胡家義學在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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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8 潘琦的相片
回應: 明志書院南遷
由61128 潘琦發表於2008年 01月 28日(一) 20:36
清乾隆廿八年（一七六三）讀書人「胡焯猷」出錢出地，用八十甲田，作為聘請老師教書的米穀費用，設一所義學叫做「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粵械鬥，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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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0 李品逸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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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61110 李品逸發表於2008年 01月 30日(三) 10:33
西元1978年，現今日本學者岡崎郁子到臺灣求學時想從事臺灣文學的研究，國內學者卻駁以「臺灣那有文學﹖」的質疑， 幾年以後，因為國內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轉變，臺灣文學的研究才隨之熱絡起來，甚至逐漸蔚為風氣。近年來不僅新生代中出現了許多以臺灣文學為博、碩士論文研究對象者，甚至各公、私立大學，也紛紛開設臺灣文學課程，如臺大、師大、清大、成大、靜宜等，這正具體說明了不管前人腦海中是否已準備完全接受「臺灣有文學」這樣的概念，新轉變中的社會、文化環境培育出來的新生代卻早已肯定了如斯的事實，甚至衝擊、影響了上一輩的文學研究者。當然，我們希望這樣的互動與刺激，在不久的未來，能使臺灣文學這個目前最嶄新而待開發的研究領域，吸引更多墾荒者，使這片沃土開放出動人、耀眼的花朵來。不僅國內學院派學者的省思，正在促進臺灣文學研究邁向學術化、深刻化，彼岸學者對臺灣文學的重視，更是早已提出了亮麗的成績單 。而藉由彼岸的研究著作中，我們也發現兩岸研究成果交流的必要。以臺灣文學的發展史而言，許多早期由大陸來到臺灣的流寓詩人，以及後來在甲午戰後返回祖籍定居者，就有許多文人的作品現存於大陸各地，以福建一地為例，丘逢甲、陳濬芝、汪春源、陳望曾等人之佚文遺物便在此地出現 ，而國內遍尋不著的劉家謀《觀海集》 亦藏於福州省立圖書館 。此外更令人意外地是，連開台進士竹塹鄭用錫與其堂弟鄭用鑑在西元一八三四年纂輯的《淡水廳志略》，竟被收藏在貴州圖書館。 這樣的情形，使我們警覺到兩岸從事臺灣文學研究時，相關資料、作品未獲確切整理與挖掘，將可能導致研究成果的不足與錯誤。因此多方蒐集、整理這些文學史料，是當前臺灣文學研究者刻不容緩的事。
以臺灣目前本地學者言，欲從事臺灣文學研究，尤其是明鄭時期迄日據時代為研究範疇者，所仰賴之文獻資料，多半被記載或介紹在《臺灣通史藝文志》、《臺灣先賢著作提要》、《三百年來臺灣作家與作品》、《臺灣省通志學藝志藝文篇》、《台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等書籍中，其中尤以近年省文獻會重新編撰之《重修臺灣省通志藝文志著述篇》 後出轉精，對於清朝迄日據時代、戰後的文學史料，有了比《台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台灣省通志學藝志藝文篇》更豐富的登錄，因此現更為眾多學者所使用。不過本書雖是民國八十二年方才出版之新著，仍因人力不足，文獻蒐羅匪易，還有些許闕漏之處，部分史料有傳無傳之誤記、佚存情況之不確，易使研究者有所誤解，以致研究成果停滯不前。
也許是體悟了這種官方記載的不足，這兩三年來臺灣文學的研究者，更注意到紮根的工作，紛紛從地方文獻的掌握開始著手。因此與各地文化中心合作，進行耆老口述歷史訪談或田野調查，務使文獻資料一一出土，唯有從地區性文學史料的建構做起，他日才能擁有一周密完整的全台文學史料。目前台中縣文化中心出版的《台中縣文學發展史》正是這一方面研究的肇基者，而主其事的施懿琳，更繼續努力於撰寫彰化縣文學發展史；而花蓮縣在顏崑陽的主持下，也將挖掘當年花蓮地區文學發展的種種風貌；據聞嘉義地區也在搜羅資料中。筆者出生於風城，對新竹地區的文學發展自有高度興趣，個人鄉土情懷的主觀選擇，雖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對新竹地區從清朝到日據時代的傳統文學進行研究，則因目前研究者的興趣多集中於新文學中 ，而對古典文學較少關注；更因塹城在清朝已是「北台文學之冠」 ，而日據初期傳承漢文化最重要的書房，又以新竹地區最多 。 此外，日據時代古典文學重鎮的傳統詩社，數目亦夥。凡此種種跡象顯示，新竹地區從清朝到日據時代文風斐然，研究斯時斯地之文學，自有其意義與價值。筆者既有心於新竹地區傳統文學之研究，故年來致力於詩社耆老之訪問，期能對清朝到日據時代傳統詩社有更深入之了解。此外本人更汲汲於竹塹文人及本地遊宦人士之著作、或其他相關文學史料之搜集，迄今略有收穫，可稍補《重修臺灣省通志藝文志著述篇》之不足，亦能對此略加刊謬。以下權以《台灣省通志藝文志著述篇》中所列新竹地區傳統文學史料為底本，再列表補充說明本人蒐輯整理所得，以詳述這些傳統文學史料的存佚現況，藉供學界參考。（本論文所謂傳統文學史料，僅指成書成冊者，零星散篇之作品暫不列入討論。）列表之前，先說明本文之研究範疇，凡出生於新竹地區（包括現在行政區域中之新竹市及新竹縣）之文人或客居本地之重要流寓人士，卒年在清朝或日據時代之內的，其傳統文學作品自然是本文研究對象；至於生於清、或生於日據時代，但卒於戰後者，其作品若在日據時代已完稿、出版者，則本文亦列入討論。不過，少數新竹籍之文人，雖出生於此，而後因故離邑，其對新竹地區之影響反不及他地，則本文將不列入討論，如駱香林、王石鵬、魏清德…等；此外，日據時代本邑部分文人間有從事傳統、白話文學創作者，倘其傳統文學作品已在日據時期傳世，則亦加以說明，否則亦不論述，如吳濁流…等。至於本文題目所示研究時間始自清朝，而未由明鄭起，乃因新竹地區之開墾在康熙三十年 ，而文風之盛更在嘉慶二十年後 ，故以清朝為本研究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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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衣
回應: 明志書院南遷
由陳 冠宇發表於2008年 01月 30日(三) 11:17
清乾隆廿八年（一七六三）讀書人「胡焯猷」出錢出地，用八十甲田，作為聘請老師教書的米穀費用，設一所義學叫做「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粵械鬥，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早期有明顯的「血緣聚落」，「錢」家所建立的村莊，居坑谷地叫做「錢厝」坑、姓柯的人家叫做「柯厝」坑等等，直接了當，一清二楚，保留古風。泰山鄉的地名大多被「美化」了，開墾時較原始的地名多被美化，因此「台仔山」變「泰山」，「鬼仔坑」變成「貴雅坑」「貴子村」。「大窠坑」改為「大科村」。本鄉的地名，或許可謳歌如下：林胡二姓來開發，血緣聚落漢人家。「台」地小「山」稱泰山，鬼仔坑變貴仔坑，陳、蘇、吳厝好厝邊，大窠坑裡「柯」與「錢」。楓樹腳下位居東，落葉喬木入秋紅，明志書院吹文風，胡家義學在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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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圖片
回應: 明志書院南遷
由61113 潘俊霖發表於2008年 01月 30日(三) 21:12
清乾隆廿八年（一七六三）讀書人「胡焯猷」出錢出地，用八十甲田，作為聘請老師教書的米穀費用，設一所義學叫做「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粵械鬥，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早期有明顯的「血緣聚落」，「錢」家所建立的村莊，居坑谷地叫做「錢厝」坑、姓柯的人家叫做「柯厝」坑等等，直接了當，一清二楚，保留古風。泰山鄉的地名大多被「美化」了，開墾時較原始的地名多被美化，因此「台仔山」變「泰山」，「鬼仔坑」變成「貴雅坑」「貴子村」。「大窠坑」改為「大科村」。本鄉的地名，或許可謳歌如下：林胡二姓來開發，血緣聚落漢人家。「台」地小「山」稱泰山，鬼仔坑變貴仔坑，陳、蘇、吳厝好厝邊，大窠坑裡「柯」與「錢」。楓樹腳下位居東，落葉喬木入秋紅，明志書院吹文風，胡家義學在乾隆。
台北盆地邊緣的台地小山丘，舊稱「台山」，雅化為「泰山」。
參考資料 http://www.wfdn.com.tw/9206/030605/news/060504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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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2 詹榮誠的相片
回應: 明志書院南遷
由61112 詹榮誠發表於2008年 02月 11日(一) 14:05
明志書院，歸於當時的新竹縣管轄的地方，所以明志書院就搬到新竹了，但原址仍設義學。另一熱心教育人士郭宗嘏則捐資以助學，延續地方教育的香火。書院在泰山雖僅有兩年，而今其遺址除朱熹、胡焯猷神位、楊廷璋碑志外，早已破敗不堪，但「北台首學」的紀錄仍深留地方人士及史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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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06 陳俊偉的相片
回應: 明志書院南遷
由61106 陳俊偉發表於2008年 02月 13日(三) 15:54
乾隆 46 年 (1781 年 ) ，淡水同知李俊民將其遷至淡水廳城內 ( 新竹的明志書院在日據時期已毀壞 ) 。而泰山明志書院的舊址仍舊收有學生就讀。在鄭用鑑、鄭用錫等人的經營下成為北台最高學府。而終在乾隆四十六年將明志書院遷往新竹，原址因而不得再以書院為名，乃改稱為「新莊山腳義塾」。
1875 年新竹、淡水縣分治，造成新竹〝明志書院〞與艋舺〝學海書院〞經費分配之爭，而始祖的泰山〝明志書院〞落得只分得十分之一。日人據台時期，明志書院只能偏置為泰山義墊，變化之大令人不無滄海桑田之嘆。
遷移到新竹明志書院
圖像(BMP) untitled.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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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8 張嘉峻的相片
回應: 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 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
由61118 張嘉峻發表於2008年 02月 13日(三) 21:23
明志書院」，在今泰山鄉的「明志村」。可惜後來台北發生閩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就被迫南遷，到竹塹城南門（新竹市...

明志書院是北台灣第一所正式的書院，卻不是來自官方的設置，而是民間自發的力量。
乾隆28年（1763）原籍福建汀州的貢生胡焯猷，鑒於新莊平原已繁榮發展，當地卻無教育機構， 學子須遠赴彰化求學，因此捐出瓦屋一進五間，旁有廂房十二間的屋舍，做為學舍，成立義學。胡焯猷並且捐出80甲水田做為學產，以佃租收入供應書院的開銷。
這項義舉獲得淡水廳同知的讚賞，並呈報上級，閩粵總督楊廷璋聞報，而將義學命名為「明志書院」。 明志書院於是成為當時淡水廳（包括大甲溪以北的北台灣）的第一間書院。比北台第二所書院「學海書院」整整早了80年。
乾隆34年（1769）時，新莊墾首郭宗嘏響應義學，也捐出160餘甲水田作為學產， 明志書院的規模愈為宏大，盛名遠播。由於當時淡水廳衙門設於竹塹（今新竹），後來官府於是以「士途不便」為由， 於乾隆46年（1781）將明志書院南遷至竹塹，原來學產亦隨之移轉。原明志書院被地方人士稱為「舊書院」，後來經官方正式定名為「新莊山腳義塾」。
明志書院遷至竹塹後，舊書院的經費愈少，規模就漸漸縮小為地方義塾了。 至清同治年間（1862－1874），舊書院僅存正屋三間而已。
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之後，雖暫時容忍舊私塾的存在，但隨著統治穩固，大正（1912）之後， 公學校（小學）更為普及，明志書院就失去功能而房舍逐漸凋敝了。大正9年（1920），胡焯猷的後代胡全發起募款重修， 但限於經費，只建了一進三間，並題字「明志書院」於門額。然而此時書院功能已式微， 只做為祭祀的祠堂而已。
明志書院，重修於民國94年（2005） 。 明志書院，列為歷史建築。
圖：明志書院整修前的舊照
台灣光復後，隨著時間，明志書院的建築逐漸老舊，民國76年（1987），還曾一度因欠繳地價稅而遭到法院查封。由於欠缺維修，房舍的結構日漸脆弱。
民國92年（2003），明志書院因屋後山黃麻倒塌的重壓而坍塌，嚴重毀損。幸經地方人士的奔走， 獲得政府的重視，以古蹟修復工法施工，於民國94年（2005）恢復書院舊觀，並被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築。
整修之後的明志書院，恢復了大正9年（1920）重修時的一進三間格局，正廳主祀儒學宗師朱熹及陪祀明志書院的創辦人胡焯猷。 廳內還保存數塊古碑，左廂展出書院的歷史沿革，右廂則有胡焯猷、郭宗嘏這兩位對於明志書院有貢獻者的生平事蹟。 兩人都是拓墾新莊平原而致富的墾首，而都熱心興學，慷慨捐輸， 以嘉惠地方子弟。
展出資料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圖片，就是明志書院遭大樹壓覆後的殘破景象，明志書院幾已成廢墟， 若非地方人士疾呼搶救，恐怕早已被夷為平地，而不留一絲痕跡了。古蹟之保存，只在一念之間而已。
有「北台首學」之稱的明志書院，終於得以在原址長存於世。這是泰山人的歷史驕傲，而泰山鄉也多了一處可以讓旅人流連緬懷歷史的景點。
[台北泰山] ．頂泰山巖．崎頭步道．義學坑步道．明志書院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第0665篇） - https://goo.gl/a2qEju

十八世紀的北台灣拓荒者
林秀俊，墾號：林成祖，福建漳州人
於內湖新里族粉寮，日治昭和三年（1928年）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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