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重文抑武或重文輕武是宋朝建立後的國策，由於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奪權建立了宋朝，且當時五代時期下屬推翻上司軍事政變奪權稱帝的現象相當普遍，所以對武將非常不放心，採用杯酒釋兵權的方式，用豐厚的待遇以解除他們對中央皇權的潛在威脅。[1][2]但此後宋朝被遊牧民族蒙古所滅，明朝被遊牧民族清朝所滅，此政策造成漢人菁英愈來愈少人投身軍事，民國初年文學家沈從文因貧困而去當職業軍人時，發現當時軍隊裡只要識字就可當軍官，軍隊素質不佳。
北宋對民間武器採取較為嚴格的管理，一般不允許使用帶刃的器具。[3]
重農主義（英語：Physiocracy，其希臘字源為Physio（自然）-cracy（治理），也稱作重農學派）的經濟理論認為，國家財富的根本來源為土地生產及土地發展，偏重以農業勞動為主的自然秩序的概念。該理論以1750年代～1770年代初的法國弗朗索瓦·魁奈和杜爾哥為主要代表，這和「科爾貝爾主義」偏重以國家以關稅管制貿易並鼓勵及控制工商製造業不同，重農主義者傾向降低關稅（特別是農產品）及經濟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主義。[1]
重農主義者認為，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是來自農業生產的的盈餘，而其它的如工資、消費、地租是這盈餘的轉化及衍生活動。
魁奈的重農理論將經濟行動者分為三階級：資產階級（Proprietary）的地主、有（農業）生產力（Productive）的農業勞動者、及無（農業）生產力（Sterile）的工匠及商人。[2]在政策方面，為鼓勵生產創造真正的物質財富，國家徵的稅應主要在土地擁有者而非農業勞動者上，並要求國際的農糧貿易要自由化並免除關稅。[3]
國家的財富決定於農業生產。其他的經濟活動，如製造，被看作是利用農業產品的盈餘部分，將其轉化為另外的產品形式，用盈餘的農產品養活從事製造的工人。雖然製造業和其他非農業工人還是有其用途，他們的收入並非最終來源於他們的勞動，而是農產品盈餘部分的轉化。
重農主義的最早思想起源於古希臘學者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重農主義在18世紀晚期非常流行，是最早的、較為完整的經濟理論。
重農主義者得到法國君主（Pompadour夫人及早期路易十六）[4]的支持，並且定期在馬賽會面。亞當·斯密在法國講學期間深受其影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大段引述重農主義觀點，將其發展為現代的勞動價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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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抑武開創文官政府新時代
2016-02-26 由 開封網 發表于 歷史
北宋是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立國的，因此他對武將、軍人掌權的危險有清醒認識。再加上五代時期國家被將領所左右的歷史經驗，所以趙匡胤立國之後非常重視對武將的限制，確立了以儒立國、重文抑武的國策。重文抑武這一基本國策開創了文官政府新時代，文官制度達到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使宋代成為一個以成熟的文官制度為基礎、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空前強化的王朝，但也嚴重削弱了軍隊戰鬥力和國防實力，造成武力積弱的局面。
削弱武將權力
建隆二年，一天晚朝結束後，趙匡胤把石守信、高懷德等禁軍高級將領留下來喝酒。喝到酒酣耳熱之際，他突然屏退侍從，推心置腹地向他們訴起了衷腸。他說：「若不是靠你們出力，我是到不了今天這個地位的。為此我從內心念及你們的功德。但是，做皇帝太艱難了，還不如做個節度使快樂。不瞞各位說，這一年來，我從來都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石守信等人聽了，忙問這是什麼緣故。趙匡胤不慌不忙地繼續說：「這不難知道。我這個皇帝的位，誰不想坐坐呢？」石守信等人聽出了話中之音，連忙叩頭說：「陛下何出此言，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趙匡胤說：「不然。你們雖然無異心，然而你們的部下想要富貴，一旦把黃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當皇帝，到時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話，軟中帶硬，將領們知道自己已經受到猜疑，弄不好還會引來殺身之禍，頓時冷汗淋漓，一邊流淚，一邊叩頭，請趙匡胤給他們指一條明路。趙匡胤緩緩說道：「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所有追求富貴的人，不過是想多聚些金錢，多些享樂，使子孫後代免於貧困而已。你們不如放棄兵權，多買些良田美宅，為子孫置下永久的產業。同時，多買些歌伎舞女，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我再同你們結為兒女親家，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豈不是很好嗎？」石守信等人見趙匡胤已經把話講得這樣明白，只得俯首聽命，表示感謝趙匡胤的恩德。第二天，侍衛親軍司馬步兵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張令鐸、殿前司副都點檢高懷德、都指揮使王審琦等，都上表聲稱自己有病，要求解除軍職，趙匡胤欣然同意，罷去他們禁軍職務，到地方上去任節度使。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北宋建國後，一改唐末五代之重武風尚，實施重文抑武政策。重文抑武，「武」並不是指軍隊和武事，而是統領軍隊的武臣或武將。武將出身的趙匡胤深知軍隊的重要性，削奪武將權力使軍隊歸己掌握。剝奪武將權力，首先從禁軍入手。趙匡胤首先降低禁軍武將的政治地位。宋太祖開國後，沿襲後周兵制，禁軍由殿前司軍和侍衛司軍組成，設5個最高軍職：殿前點檢、殿前副都點檢、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侍衛馬步軍都虞侯。當時，禁軍最高長官殿前都點檢不但為正二品，而且與文臣宰相處於相同官階，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的官階也僅次於宰相。通過「杯酒釋兵權」等方式，禁軍5個最高軍職被廢。宋太祖將禁軍兩司分成三司：殿前司、侍衛馬司、侍衛步司。三司均設置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和都虞侯。其中，殿前都指揮使從二品，副都指揮使為正四品，而侍衛馬、步兩司的都指揮使和副都指揮使僅為正五品，三司的都虞侯僅為從五品。趙匡胤處心積慮地廢除兩司的5個最高軍職，而代之以品秩較低的9個三司長官掌軍，其意圖十分明顯——降低武將地位。北宋除了將禁軍的最高軍職品秩降低外，武臣的品位在整個官品中官階也相對降低了。宋初，節度使、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為武階之最高者。宋中葉後，重文抑武進一步加強，武將官品下降。節度使降為從三品，節度觀察使為正四品，觀察使為正五品，防禦使、團練使、諸州刺史為從五品。節度使本是武官的最高職銜，到宋朝時已不再是武將的專利，而成為宗室、外戚及前宰相、執政的加銜。因此，對於武官來說官品降低了。相反，文臣最高官職中書令和尚書令為正一品。這一降一升的結果是大大降低了武將的政治地位。
除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掌握禁軍指揮權的幾個高級將領的兵權外，趙匡胤還任用中級將領分掌禁軍，但不授予調兵發兵權；設置樞密院以掌握調兵發兵權，但樞密院無權直接掌握軍隊，其所發一兵一卒都必須有皇帝的命令。這樣，禁軍的兵權實際上是掌握在皇帝手裡，這就改變自中唐以來禁軍高級將領手握重兵、尾大不掉的現狀。接著，他又將矛頭對準地方武將——藩鎮。對於五代以來盤踞一方的部分強大節度使解除了他們的兵權。同時，北宋中央採取削減轄區、剝奪司法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等措施，極大削弱了地方藩鎮的權力。通過這些措施，宋代統治者把禁軍以及原來藩鎮掌握的諸多權力逐步收歸中央，事權的歸一極大限度地抑制了武將，唐末、五代那種專制一方甲兵、錢穀、司法權的藩鎮就不復存在了。
將武將的權力收歸中央後，宋朝統治者還對帶兵出戰的武將進行限權。古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歷朝名將均能享受這一權力，唯獨北宋武將不能。整個宋朝，只有狄青平南時能專權，而狄青在北宋武將中如鶴立雞群和其悲慘際遇，也體現了北宋重文抑武政策實施之嚴。宋代沿用了唐代的宦官監軍。宋太祖即位後，差遣宦官充當監軍藉以削弱主帥兵權。如宋太祖進攻北漢時，宦官竇神寶、李神公式從征；曹彬伐江南，又派宦官王繼恩率兵會討，遂成制度。宋太宗即位後，實行「將從中御」，賦予監軍們更大的監督權，縱容他們在軍中胡作非為。監軍設置泛濫成為武將行動的掣肘，在北宋釀成多幕悲劇。宋太宗第二次征遼期間，名將楊業被監軍王公式逼死。除縱容監軍外，宋代帝王還喜歡自繪陣圖，親授作戰方案，閉門造車。宋代特設一種官叫做「走馬承受公事」，其職責是負責傳遞皇帝各種軍令，擔任這種職務的多是內侍。本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北宋的將領在外作戰，凡事都要請示朝廷，在前線作戰的將領如果不依照皇帝的陣圖打仗，失敗了要罪加一等，即使打勝了也不一定能得到獎勵。這在其他朝代看來是匪夷所思，而在宋朝則是稀鬆平常之事。為配合這一政策的有效實施，宋朝廷往往任用那些「謹慎能御下」的平庸將領，對那些有勇有謀的武將多加壓制，呼延贊、楊業等抗遼名將的悲慘遭遇即是明證。
對文臣禮遇有加
宋太祖在太廟寢殿的夾室內刻了一塊誓約石碑，每當有新皇帝繼位，朝拜完太廟之後，必須打開封閉的夾室默誦誓詞，除了一個不識字的宦官，其他人只能遠遠恭候。正因為如此，只有歷任皇帝才知道誓約內容。直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金兵攻占東京（今開封），為了搜羅戰敗賠款，曾打開皇宮的所有宮門，將太廟和宮廷的祭祀禮器席捲而去，人們才看到此碑。宋太祖在誓碑上命令子孫為皇帝者，要優待前朝宗室之後裔，且不得濫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之人，否則天必討滅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太祖碑誓」。
宋代統治者對文官的禮遇是其前後各朝所無法相比的。立國之初，宋太祖就立定了不輕殺大臣與言官的「祖宗家法」。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曾說過：「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因此，宋代除了周懷政等叛逆、謀反的「不貳之臣」和宋初的少數貪官污吏外，其餘時期，文官們罕有被刀斧之刑者，一般都是貶黜地方，但俸祿照舊。罪大者也不過貶謫到邊遠州軍安置，過嶺（大庾嶺）、過海（瓊州海峽）算是最嚴重的處置，但仍然可以做官食祿。而武將則根本享受不到這樣的「恩賜」，比如一代名將岳飛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的。
宋代統治者在政治上對武臣防範極嚴，動輒生疑懼。反之，如果文官犯罪、貪贓，則是姑息遷就，松之又松，甚至根本不予查處。開國元勛、文官之首的趙普，私自接受錢公式賄賂，而趙匡胤卻是一笑了之。宋代文官在退休（即致仕）後，還可依條例蔭補子孫為官,並且皇帝還會為主動請求致仕的文官設筵餞行，賜詩題字。每逢重大節禮活動，如祀明堂、封泰山、為皇帝祝壽等，朝廷還常常聘請已致仕的高級文官前來參加。
除了政治上的優待以外，宋朝廷還在經濟上給予文官們極為優厚的待遇，文官的俸祿相當高，可以說已經達到「高薪養廉」的地步。以宰相和樞密使為例，他們每月的俸錢就達300貫，足夠買上等良田百畝以上。此外還有冬春服裝、隨從人員的費用等。高官如此，低級官員也不差，主簿、縣尉等官每月俸錢也有7貫以上，還有兩三石的祿粟。根據宋史研究專家何忠禮先生考證，北宋前期，在通常年景下，每斗米的價格在30文到60文的範圍內波動。按常人的消費量論，每人每天需食米1.5升，再加上每人副食品支出10文左右，如果按平均值每斗米價45文計算，一個文官每月平均用在「吃上」的費用大約為425文。最低級的文官縣尉的最低月俸按7貫計算，養活一個10口之家綽綽有餘，況且他每月還有至少2石（即200升，可供5人食用1個月）的祿粟。這麼一來，高級文官的俸祿之厚也就可想而知之了。而當時的武將，最高級別的，即三衙之首的殿前司每月只有30貫的俸祿，只相當於文官中一個知縣的水平；而低級武將諸如虞侯等每月僅有3貫的正俸。也就是說光憑月俸,一名低級武將連自己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更別說解決其家人的吃喝了。除此之外,尚有各種名目的恩例，每次數量之多，令人咂舌。宋代宗法思想盛行，一人當官，便往往會有許多親屬聚集在其周圍，少則數十人，多則二三十人、甚至四五十人，全靠當官的一人來養活。蘇軾從黃州貶官至汝州時，隨從者20餘人。王安石在其《上執政書》中，也稱自己內外數十口。這幾十口人都是靠他養活的。
宋代的文官不僅任職時經濟待遇很高，就是其致仕後經濟待遇也是不低的。宋代不但給致仕官半祿，而且發放原有體料衣賜一半。宋太宗淳化元年五月,詔令正式規定：「應曾任文武職事官，恩許致仕者,並給半俸，以他物充，於所在州縣支給。」職事官致仕後領取半祿，至此成為有宋一代的定製。在規定的體祿、職錢外，宋代文官特別是高級文官致仕時或致仕後，皇帝還往往特賜錢物，這也是致仕文官生活來源的一個重要方面。咸平四年五月，時翰林士、吏部郎中知制浩朱昂致仕，宋真宗不僅下詔「可給全俸」，還賜銀200兩、帛300匹，並給歸鄉釋券。元豐年間，曾任參知政事的元絳告老還鄉，宋神宗賜他白金千兩。平時，每遇大禮、皇帝登基及慶壽等重大活動時，恩及百官，除為致仕官晉升官資外，還賞賜禮物。逢年過節，則詔令各州縣為當地的致仕官送羊、酒、粟、帛等。少數官員居住在京師，皇帝還特賜生日禮物等。宋代武將品階既低（武將之首三衙長官不過正五品），又頗不受皇帝重視，由皇帝賞賜的其他額外收入很少，所以宋代的武將在經濟方面的待遇與文官比起來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甚至在情感上，宋代統治者對其文官的禮遇都是歷朝各代所不曾見的，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清代學者趙翼就有句著名的評論：「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禮遇與優給俸祿相結合，培養了宋代文官實踐儒家思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封建王朝的興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唯恐朝廷的弊政引起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因此，宋代的許多文官都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思想。這種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關心國事、關注民生加入文官隊伍，為發展文官制度、支持趙宋政權的統治起了重要作用。正所謂「國朝之待臣甚厚，養吏甚優，此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樂於為用，蓋以有養其身而因其心也」。趙翼也稱：「（宋代）待士大夫可謂厚矣，唯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公式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唯宋末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
趙宋王朝一貫實行文治，「以文制武」，厚待文官，使得很多士人都願意為朝廷效力，於是文官隊伍急劇膨脹。面對如此龐雜而又人數眾多的文官隊伍，朝廷必須擁有一整套關於文官的錄取、任用、考核、獎懲等等的規範與制度，即文官制度。宋代文官人數多、水平高，又竭盡全力地為朝廷服務，這又反過來促進文官制度的進一步改進與完善。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最終促使宋代文官制度獲得了充分的發展，開創了文官政府的新時代。
文臣掌握大權
皇公式四年，宋仁宗欲升狄青為樞密副使，御史中丞五舉正、左司諫賈黯及御史韓贊等人便紛紛上奏反對，列出了狄青出身行伍、四夷輕蔑朝廷、大臣恥於與之為伍、動搖人心及破壞祖宗成規等「五不可」的理由。之後，狄青率軍平定儂智高之亂，取得自統一以來宋朝邊境戰爭最大的勝利。宋仁宗不顧宰相龐籍等官員的激烈反對，將狄青升為樞密使。狄青在任樞密使4年中，處處受文臣節制，還遭來無數流言蜚語。後來，在文臣歐陽修、劉敞、呂景初等人的附會日食徵兆輪流極諫下，宋仁宗不得不將狄青調外任。狄青至任所不過半年，便鬱悶而死，時年僅50歲。
宋朝的重文抑武政策不僅表現為文臣與文士政治地位相對於前朝明顯抬高，武將地位相對於前朝則不斷下降而且權力遭到極大限制。更重要的是，宋朝帝王依靠或利用文臣來壓制武臣，實施以文馭武的策略。因而雖同在一朝，文臣與武將的地位卻極不平等。
北宋政府以文抑武政策首先表現為中央掌兵機構逐漸為文臣控制。作為中央的掌兵機構，其權力掌握在武將手中應是正常現象，反之則是不正常現象。樞密院是北宋的中央掌兵機構，其長官樞密使從後漢開始一般由武將擔任，北宋初沿後周制，以武將掌樞密院。但自趙普任樞密使以後，這一軍事最高長官逐漸由文官擔任。有人對北宋樞密院的正副官員的文武出身進行統計，樞密院正職共85人次，其中文職出身者63人次，占總人數比例的74.2%；武職出身者22人次，僅占總人數比例的25.8%。樞密院副職共143人次，其中文職出身120人次，占總人數比例的83.9%；武職出身者23人次，僅占總人數比例的16.1%。自宋仁宗朝始，樞密院正職中文官人數大大超過武官人數，宋英宗朝開始樞密院正職由文官單獨主掌。由此可見，在北宋中央掌兵機構樞密院的演進中，武將與文臣的勢力是互為消長的。一方面，武臣逐漸從中淡出，另一方面是文臣在樞密院的影響愈來愈大，成為決定力量，武臣在樞密院的話語權必定不斷遭到文臣的蠶食。文臣與武將在政權中的這種權勢占有的演變，正是北宋重文抑武政策的鮮明體現。
其次，地方武將權力也為文臣所侵占。地方上，文臣代替武臣任知州，「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不久，宋太祖「置諸路轉運使……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剝奪了節度使的財政大權。這樣，從中央到地方的政、財權盡歸於文臣，由皇帝直接領導。
陸續派文臣知州事，逐步剝奪禁軍將領和地方節度使的軍政大權之後，宋朝廷又加強了對監督權和司法權的控制。建隆三年十二月,宋太祖詔「諸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與主簿同」，由初登科第的進士們擔任。鑒於「五代以來，領節旄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書，必自署親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權不法」，乾德三年三月收回了節度使和州郡長吏任用軍校、僚佐為幕職官的權力。唐末以來，諸州府任牙校為馬步軍都虞侯及判官，掌獄斷，多草菅人命。開寶六年七月，太祖下詔：「改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為司寇參軍。」自此，從兩使職官到判司簿尉的所有幕職、州縣官全改由朝廷從選人中委任。
宋仁宗時，戰場上的指揮權也交給了文臣。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韓琦、龐籍、王沿負責指揮對夏戰事。正如北宋神宗時任尚書左僕射、尚書右僕射的劉摯所說：「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摩。」通過文臣，宋廷將中央的權勢伸入到地方和軍隊，各種權力包括行政權、財稅權、基層官員的任免權、司法權、徵兵權等權力都由文臣掌握，武將在政治上的權勢遭到文臣的蠶食。
為了改善軍隊將領的素質，北宋通過武舉制度選擇武將。宋仁宗天聖八年起「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武舉成為制度。武舉取士人數遠不如科舉取文士人數。在中選者任職方面，武舉人也遠不如高中科第的文人。北宋武舉中選後，分三等授官。其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正九品）」，這與科舉進士授大理寺承（正八品）形成鮮明的反差。就連北宋官員考核升遷制度，也存在著十分明顯的重文抑武傾向。事實上，由於北宋統治機構為文人所控制,武將在實際政治活動中遭受的壓制必定比表面的政策要大得多。由此可見，北宋確實存在重文抑武政策，文臣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武將的政治地位突然大幅度降低。
宋朝採取了一系列重文抑武政策，使社會上產生了與前朝截然相反的重文輕武的社會心理，認為當文官有出息、當軍人沒出息。因而，當時的人們多以讀書做官為榮，以習武從軍為恥。宋朝兒童啟蒙讀的《申童詩》，一開頭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民間流行的俗語則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
重文抑武的影響
北宋時期出現朝廷有意提高文臣地位、降低武將的政治地位，並通過文臣來壓制武將的政策，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趙氏帝王出於保全皇位傳承子孫萬代之目的；另一方面強大的士大夫集團為重建封建秩序和維護其既得利益，防止武人得勢，而竭力維護、強化崇文抑武政策的執行。從其實際效果來看，確實達到了擴大統治基礎，防止藩鎮割據的目的。
不僅如此，作為一個貫穿整個北宋的基本國策，重文抑武政策的實施給當時社會和以後歷史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北宋重文政策推動了民智的開化和教育的普及，促成了讀書辦學的風氣。宋朝人讀書求知之風之濃，在我國封建社會實屬罕見。不但帝王帶頭讀書，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都認為讀書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范仲淹寄語鄉里的詩中，就號召「鄉人莫相羨，教子苦詩書」。「尊師重教」蔚然成風，文化教育不再為豪門望族所壟斷，也不再是通都大邑文人墨客的專利。北宋中期以後，公私學校林立，書院講學盛行。據統計,宋代書院達到397所，其中聞名天下的「四大書院」都是興於北宋。北宋州縣學在其發展興盛時，規模之大、學生之多也遠過於前代。唐代學生最多時，全國共有63070人。而宋徽宗大觀年間,僅州縣學生就有16.7萬餘人，超過唐代10萬之多。《三字經》、《百家姓》等孩童的啟蒙普及讀本開始通行。在當時世界上，宋朝的文化教育水平應是非常高的。
北宋重文政策大大激發了知識分子的創造性，使得宋代在科技、文學與史學等領域，都進入了一個輝煌時期。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文化最繁榮的時期，這已為多數學者所認同。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初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史研究專家鄧廣銘也指出：「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載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
北宋政府以高官厚祿網羅了大批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這批人講學立論、著書立說，促使地主階級思想文化的勃興。僅《宋史·藝文志》中所收錄的書目，就有8卷，這還遠不能反映兩宋時代的書籍之多。早在宋仁宗慶曆年間所編成的《崇文總目》，所收錄的書目就達60卷之巨，到南宋孝宗淳熙與寧宗嘉定年間先後編成《中興館閣書目》、《中興館閣續書目》，二者合起來共100卷之多，兩書目合計共錄書59429卷,足見兩宋時代的書籍之多。
在文學藝術與史學方面，宋代也取得巨大成就：散文方面，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宋代；宋詞的成就，更是中國文學史的一塊瑰寶；宋代話本的出現，在我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開啟了明、清時代白話小說發展高潮的序幕。宋代的史學，也以各種新體裁史書的編纂及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著稱，對後代史學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現行《二十四史》中，有三部為宋人所修，即《舊五代史》、《新五代史》、《新唐書》；同時，司馬光主修《資治通鑑》294卷，開啟了宋、元、明、清的「通鑑學」之先河；袁樞編《資治通鑑紀事本末》42卷，開創了中國史書的新體例——「紀事本末體」；李燾歷時40年編撰《續資治通鑑長編》520卷：朱熹修《資治通鑑綱目》59卷、鄭樵的《通志》200卷，這都是中國古代史籍的經典之作。
在自然科學方面，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博士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引以為榮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活字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是在宋代發明或取得重大的技術突破的，這三項發明都對後來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產生巨大的影響。在數學、天文學、醫藥學等領域，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重文抑武國策也帶來了很大的消極影響。宋朝重文抑武政策實施所產生的導向效應，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的重武輕文的社會心理，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心理。北宋諸帝防範武臣專權，選用武將，採取「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的方針，打擊良將、重用庸將，導致軍隊將領整體的作戰能力下降，同時，庸將當權影響了軍隊指揮與管理，進而造成整個北宋軍事實力的下降。這嚴重影響北宋的軍事實力。縱觀北宋邊疆之爭，宋與遼戰，宋屢戰屢敗；宋與夏戰，宋也是敗多勝少，失去了外交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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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重文輕武從薪資及職稱等級可以看出來

吳郡山租?: 吳氏家族結社成村的故事 - 曾慶國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dECr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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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為何選擇「重文輕武」的國策？
2017-02-09 由 書生幕僚 發表于 歷史
兩宋時期，雖然幾經戰亂，但是有個基本國策一直保留下來，這個國策就是「重文輕武、以文制武」；因為這個國策也導致兩宋政權與周邊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遼、金、西夏、元）在戰事上，屢屢吃虧，最終還是被軍事力量強大的元朝滅掉，以至於後代歷史學家對於宋代的印象就是「弱宋」，那麼宋代為何制定這個國策呢？
1、五代十國的歷史背景
大唐，雖然民風強悍，卻滅於藩鎮割據，晚唐時期，唐中央政府對藩鎮用兵的屢屢失利，意味著大唐中央政權最終失去對各路諸侯的約束，只能消極等待滅亡。
五代十國時期，延續唐的戰亂格局，各個軍閥也是有槍便是草頭王，誰也不服誰，整出戰亂多年，達半個世紀，百姓們苦不堪言；戰亂中，很多軍閥都是以軍事起家，進而奪位，軍事力量成為衡量能否奪位成功的重要標準。
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看到軍事的威力，都擔憂軍事將領勢力做大，難以操控，進而反戈，導致力量向北變化，所以大家都想用何種辦法來制約橫行的軍事勢力。
2、趙匡胤的歷史反思
北宋的開國皇帝是趙匡胤，他本來是後周大將，依靠「陳橋驛兵變」成為皇帝。按理說，人依靠什麼專長謀生，以後有機會上位，更會大力推廣專長職業，但是武將出身的趙匡胤表現卻恰恰相反，沒有做皇帝前依賴做軍官謀生，兵變成功後，卻開始「重文輕武」，還整了一出「杯酒釋兵權」，收回武將手裡的權力。
趙匡胤這麼做，也不是胡鬧，他深深懂得亂世之中，要完成統一，必須依靠軍事，但是手下的將領擁兵自重，卻可以為所欲為，那樣只會增加更多的分裂勢力，而且他的皇位是怎麼來的，他自己最清楚，同時也擔心下屬依樣畫葫蘆，所以「重文輕武、以文制武」的國策確實有利於他皇位的穩固，保證下屬沒有力量去犯上。
縱觀歷史，兩宋統治多年，很少有軍事將領能學安祿山、史思明，做出叛亂之事；這說明，「以文制武」的國策還有用的。
3、兩宋統治區域，地處中國南方，相較北方，尚武之風不濃厚
南宋地圖
國家國策的制定，都是以現實以依據，兩宋國策的制定依據也不例外。兩宋的統治區域，多在今天的南方地區，相比較於北方尚武、勇猛、擴張的民風，南方尚武之風不那麼濃厚，南方人更加重視經濟、科技與人文的發展，對於軍事的熱衷程度遠遠不如北方。
「重文輕武、以文制武」的國策確實比較適合南方的社會現實。兩宋轄區很小，軍事屢屢戰敗，政權生存多年，全依賴南方充足的物質基礎和發達的科技，以及人文領域的優越之處。
4、文官、武將之間權力制衡，保證內部的相對穩定
武將用兵自重，經常發生叛亂、宮廷政變之事，這樣的歷史教訓太多了，比如：曹丕、司馬昭、朱溫等；文官權力大，最多結黨營私，還不足以發動叛亂，改變宮廷政治，以文官制約武官，可以用品德、社會輿論的力量壓制武將的張狂與驕橫。
文武之間，只要有相互制衡，就可以保證權力不集中在某一方手裡，難以出現一派獨大的局面，從而保證統治內部的相對穩定。
政策後遺症？
兩宋政策看起來有合理一面，但是文武始終是並行發展的，少了那一面都不行，最終宋還是滅於軍事征服，所以多發達的科技、經濟，沒有軍事做藩籬，最後還是遺憾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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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傑：從唐到宋，是什麼改變了中國人？
2016-12-18 由 拙誠學堂 發表于 歷史
中國歷史在此時方向盤打得過了些
文 | 張宏傑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戰：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
唐代女人外向潑辣，宋代婦女卻內斂柔和。唐代女人喜歡騎著高頭大馬招搖過市，宋代婦女卻只能站在重重幃簾之後，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張望一下。
◑ 唐（左）、宋仕女圖
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凡是唐代的事物，無一不博大恢宏，健碩豐盛。唐代洛陽龍門石窟中的大盧舍那佛，氣勢不凡，雍容華貴。而宋代文物的風格則細膩而文雅。
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晉祠的侍女像，藝術評論家說它的特點是「流暢、秀麗，特別是在刻畫性格、心理方面更有超越的成就」。
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人喜歡畫駿馬、蒼鷹和牡丹。因為這幾種熱烈、奔放、大氣的意向正抒發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別是牡丹，因為其熱烈奔放，艷壓百芳的強勁感官衝擊力和至強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為唐代的國花。
與宋代的文人畫家卻偏愛畫梅蘭竹菊，它們獨處山中，低調含蓄，幽冷寂寞。
◑ 唐代大明宮
唐詩熱烈，宋詩沉思。唐朝文人們「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他們熱情地嚮往建功立業。李白「十五學劍術」、「一射兩虎穿」； 岑參「近來學走馬，不弱并州兒」。他們下馬能飲酒，上馬能殺人。
宋代文人卻不再嚮往到邊塞去領略風沙，習武從軍在他們看來是卑賤的事業。宋詩中很少出現邊塞、駿馬和戰爭。
唐人筆下的邊塞壯麗無比：「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
對比之下，宋代為數不多的邊塞詩詞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讀起來是那麼的淒涼。如果說唐詩體現的是少年精神，那麼宋詩則充滿了中年人的冷靜和沉思。
到底發生了什麼，使得唐宋兩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
變化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恐懼。
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
開國不久，趙匡胤就通過「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接著，他又在制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
除了給武將戴上枷鎖，趙匡胤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
開國十年之後的開寶三年（970），以一條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軍州的宋太祖頒布了一條意味深長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顯然不想再有第二個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孫趕下皇位。
趙匡胤的子孫們十分重視祖宗的這條「祖制」。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021）、景佑二年（1035）、慶曆八年（1048）、嘉祐七年（1062）、宣和六年（1124）、宣和七年（1125），宋代七次頒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種法律，禁止的地域範圍從首都擴展到了全國，武器種類則從兵器擴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範，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了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將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
他又設「三司」來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在地方上，他同樣也大行其「分權」和「制衡」的秘訣，規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許三年。
◑ 宋代宮殿
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
在宋代，將軍們不管立了多大功勳，也難有文臣那樣的風光。有人說，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復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田況《儒林公議》）
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
正如梁啓超所說：「相尚以文雅，好為文詞詩賦訓話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傑勇，亦閒置而無所用武，且以粗魯莽悍見屏於上流社會之外。
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身家安全的結果，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
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在北宋幾次恥辱的失敗之後，趙宋王朝終於被驅離中原，南渡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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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為什麼面對北方遊牧民族這麼不堪一擊，癥結原來在這裡（圖）
2016-03-22 由 文裁縫 發表于 歷史
節選自《宋朝果然很有料2》，中國工人出版社
大宋王朝對外用兵屢屢受挫，原因除了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弱化武將權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宋太宗趙光義的改革。
趙光義改革的原因，一共有三條。
原因一，國家需要，必須擴招。
咱們都知道，宋朝篡奪了前朝的江山，趙匡胤更是全盤接受了後周的官員。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宋朝並不缺少官員，所以太祖也沒有進行大規模的錄用。然而，伴隨著宋朝不斷地統一天下，兼并的割據政權越來越多，官員數量不足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
看看這張兼并天下的數據表吧：
建隆四年（963年），宋滅荊南，得3州；同年（963年），宋滅湖南，得14州；乾德三年（965年），宋滅後蜀，得46個州；開寶四年（971年），宋滅南漢，得60州；開寶九年（976年），宋滅南唐，得19州。
根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在滅掉上述政權後，到宋太祖末年，宋朝共有297個州，縣1086個，而太祖一朝一共錄取了188個官員，平均每州不到一人。因此，太宗登基即位的時候，全國的官員根本不夠，邊疆的官吏更是嚴重缺乏
所以太宗皇帝玩命擴招，是由當時的現狀所決定，這並不是什麼草率之舉。
人員缺乏，是趙光義玩命擴招的第一個原因。
原因二，興文抑武，文人治國。
咱們都知道，趙匡胤在建立宋朝後，他使用了杯酒釋兵權、調地方精壯部隊入京、實習更戎法、完善樞密院等政策。這些政策雖降低了武人的地位，抬高了文人的地位，但是統一天下的戰爭還沒有結束，所以太祖還是需要武人，因此在選拔人才時，宋太祖還是以武將為主。
有一個例子，就能很好地反映太祖對人才的選拔標準。
話說開寶八年（975年），趙匡胤在殿試的時候，他告訴這些舉子們：「我出三道題，你們誰先答完，且沒有錯誤，他就是金科狀元。」結果呢，有兩個舉人同時交卷，內容也完全正確。
由此勝負難定，無法區分兩人名次。
要知道，這種事情如果放到別的朝代，大不了重考一次，或者讓他們並列冠軍，這都是可以的。然而，趙匡胤是怎麼解決的呢？
根據《王照新志》記載，趙匡胤下令：你們兩人打一架，誰贏了，誰就是金科狀元！
大家好好地想像一下吧：堂堂大宋王朝神聖不可侵犯的金鑾寶殿，就在趙匡胤的這道聖旨下，瞬間變成了殊死肉搏的擂台了，真是讓人看得瞠目結舌。
縱觀中國五千年歷史，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也。
後來，一個叫王嗣宗的人最終勝出，他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神奇無比的一個狀元。
這個故事充分反映了宋太祖對文人的態度，雖重文輕武，但還是希望武力占優，所以說，文人的春天，還遠未到來。但是，等到了太宗時期，太宗進行了井噴式的擴招，基本上把全國的官員換了一次血，並把這些「武力尚存」的官員，全部替換了一遍。
至此，全國上下，由中央到地方，由地方到邊疆，文人完全取代了武人，他們不僅向世人宣布了一個「興文教，抑武事」的思想，更開創了一個文治的時代！
這，就是趙匡胤玩命擴招的第二個原因。當然了，下面這個原因，才是趙匡義井噴式錄用人才的根本原因。
第三個原因，培養親信，籠絡人心。
宋太宗這樣大張旗鼓地擴大科舉考試規模，除了錄用更多的文人外，還有一個非常直白的目的——收買人心。
事實也正是如此。
通過這次科舉考試，趙光義開始了對宋朝的改造，他要讓每一個人都高喊自己的名字，永遠對自己感恩戴德，並從內心深處去掉太祖時期的陰影，且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永久烙上只屬於自己的印記。
除此之外，為了讓讀書人繼續對自己感恩戴德，趙光義還下令，以後每次考中的進士們，都要從東華門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出去，並以唱名的方式昭告天下，以顯示皇恩浩蕩，重文輕武、榮耀文士，並由此成例。
至此，宋朝文人們的春天，終於隆重來臨；武人們寒冷的冬天，也就此開始。
這樣真的好嗎？
幾十年後，當帝王的勳章、戰士的胸膛，根本比不過文人一篇臭文章時；當宋朝一代臭嘴韓琦，對一代名將狄青叫囂「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兒」時；我真的不知道，當時的那種局面，是好還是壞。歷史自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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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匡胤有鑑於五代時尚武風氣極盛，武人干政，對宋代之政權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用一定一詞含糊），遂實行重文輕武政策，以鞏固其政權。然而，重文輕武之實行，卻導致日後北宋積貧積弱，武功不振。 北宋初年，宋太祖實行重文輕武政策，銳意壓抑武人之勢力及地位。故此，北宋透過不斷開科取士的方法，重視文教，提高文人之地位。為了維持重文的政策，政府不斷讓文人出仕，但卻造成冗員的問題。北宋的國家支出，給予官吏的薪俸便佔其中三分之二，又經常賞賜及「恩蔭」，使國庫空虛，入不敷支。過多的官吏，使行政架構架床疊屋，政出多門，官員權責不清，往往推卸責任，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政治腐敗。（這是否代表國勢衰弱，之前此詞未下定義） 重文輕武政策對北宋之政局確實構成極大的影響。大量起用文人，使國家失去文武並重調和的平衡。再者，北宋為了籠絡仕子，除了以開科取士的手法外，更提高文人的社會地位，明確指出「刑不上大夫」，文人亦從此沉醉於追求功名，考取科舉為畢生志願，荼毒後世。重文政策下，官員絕大多為文官足 往往因政見不同而分別結黨。黨與黨之間互相攻擊，形成北宋中葉黨爭激烈，引致朝廷上下未能齊心一致對抗外患，造成日後北宋之覆亡。 此外，北宋的輕武政策，亦造成了國力積弱不振。為了打擊五代以來的尚武風氣，故刻意提倡文治，扭轉當時尚武之風，改變社會觀念。當時有言「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可見重文輕武的政策的確打擊了尚武的風氣。更由於宋太祖本為武將，宋代之建立亦因他成功篡後周自立所致，故深明武人干政之遺害。因此，他絕不信任武將，故意讓文人知軍事，軍人遭到社會的鄙視，其素質及社會地位日益下降。另一方面實行更戍法，造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軍隊的戰爭力大為下降。 隨著軍人素質日益下降，北宋之禁軍及廂軍的戰爭力亦日益下降。但北宋一代外患熾熱，北有遼、西北有西夏等外患，而燕雲十六州亦於石敬塘時代失去，長城的保護頓失。太祖為了實行天子戍邊，以鞏固國防，便定都於汴京。但汴京四野平曠，全無天然屏障保護，一旦遼大舉入侵，中央失缺，地方亦無力抵抗，如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便是最佳例子。為了彌補汴京在地理上的失利，唯有大量養兵以鞏固國防，但朝廷卻對軍人既不信任亦不重用，而軍人素質下降更大大降低戰爭力，結果造成愈養愈多不得用之兵。冗兵的問題，不僅使國防支出大增，更由於不斷戰敗求和，到宋真宗時更開了歲幣的先例，使日後北宋繳付龐大而沉重的歲幣開支。而汴京常有水患，對北宋之經濟影響甚大，因為每次水患皆勞民傷財。這可見輕武政策造成了許多連鎖問題，對北宋之積貧積弱影響甚大。 縱觀以上各項因素，足以証明重文輕武政策的確為北宋帶來嚴重的積貧積弱問題。然而，還有一些外在因素，亦深化的北宋的國力不振的問題。北宋為了防止地方割據，不惜實行強榦弱枝政策，將地方的軍、政、財三權收歸中央。這不但使地方無法進行任何建設，更甚者，一旦中央淪陷，全國便迅即瓦解。而外患的熾烈亦是北宋無法控制的問題。北宋的外患，除了遼及西夏，還有吐蕃、南詔諸國，經常侵擾邊疆，對北宋之政權構成極大威脅。
1.使宋代成為武力不振的時代
2.日後戰事大多數係lose.........(實行更戍法，定期換防，將帥常調)將領經常調換～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
3.使日後王帝緊握着權力(驚d武將造反)
利:
1.防止做繼五代後的第六個短命的王朝.
2.5似五代,好多將領造反.
3.令民生得以改善.
(宋代重文輕武,是一時之勢.不可避免的.
大凡讀歷史,不可以單靠影響來評定一個政策的功過.
宋代之所以成為武力不振的時代,是因為五代十國,仍至唐後期藩鎮割據造成軍人當政,威脅皇權而至.在五代十國終結的時期,如果要一改皇權低落的局面,只有實施重文輕武的政策.
歷史亦證明,宋代重文輕武令宋朝避免了武人專政局面再生.
宋代成為武力不振的時代,如其將此歸究於宋重文輕武,例不如將其歸究於當時朝中掌權大臣不思進取,對改革變法毫不支持,導致宋代成為武力不振的時代 . )抄自： 嵇崿
參考資料：
弊多於利，雖然「重文輕武」政策可以削弱地方權力，強化皇權，不過對外患的對應能力卻相對減弱，要割地賠款，這種喪權辱國的情況，宋室的存在並不能甫補償。
http://www.china10k.com/trad/history/5/52/52.htm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統治時期。這一時期，北宋統治者除了致力於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之外，著重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制度方面進行改革，以確保宋朝統治長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軍制改革。取消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職務，朝廷設樞密院掌管調動軍隊，但無統兵權。三帥統兵權和樞密院調兵權職責分明，相互制約，直接對皇帝負責。軍隊實行更戍法，定期換防，將帥常調，以防止官兵「親黨膠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設數名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以分其軍、政、財三權，使宰相無法獨攬大權。對獨霸一方的節度使，採取「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辦法，逐步從地方調回都城任閑職，其原領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對朝廷負責。規定地方財政每年賦稅收入，除支度給用外，凡屬錢幣之類，「悉輦送京師」。經過改革，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得到強化。這對政治穩定，結束分裂局面和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權也帶來「強榦弱枝」，地方權憲太小，軍隊戰鬥力削弱等消極後果。
http://www.china10k.com/trad/history/5/52/52b/52b01/52b0101.htm
趙匡胤的「強榦弱枝」、「重文輕武」政策，雖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權力，使宋朝國祚延長，但卻造成兩宋的積貧積弱，使財政拮据、地方凋敝、外患深重。終兩宋之世，這種局面一直沒有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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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為什麼重文輕武呢？宋朝走向滅亡的最大原因
2016年02月22日 歷史真相 暫無評論 閱讀 289 次
　　宋朝重文輕武，重內輕外。所以，今天看宋朝歷史，就會覺得奇怪。宋朝文化興盛，經濟繁榮，軍事上卻軟弱至極，不堪一擊。後人看前朝歷史，正如事後諸葛亮，挑起來錯誤百出。可實際上，宋王朝這種積貧積弱的局面卻是宋王朝的統治者吸取前代教訓，千方百計方才達到的長治久安的理想狀態。封建時代的皇帝不擔心軍隊實力不夠強大，而是怕它太強大，以至於自己無法控制，威脅自己的寶座。只要有一支軍隊，足以鎮壓地方小規模的叛亂，就可以使皇帝安心了。正是這種思想，導致了宋朝強幹弱枝的禁軍、廂軍制度。
　　唐朝時中央軍隊為南北衙軍，歸宦官控制。畢竟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到了唐朝中後期，皇帝的廢立就由宦官說了算。唐末五代，皇室衰微，禁軍多為藩鎮軍隊，因此才上演了一出出大將篡奪皇位的鬧劇。北宋立國之初，為了防止悲劇重演，宋太祖採納了宰相趙普的建議，收回了節度使的軍權，將各地的精兵都選調到京城，由中央統一指揮，成為宋代的禁軍。由於禁軍是挑選地方軍隊的精銳而來，所以人數雖少，戰鬥力卻強，地方部隊根本無力與中央抗衡。
　　禁軍實力強大，如果控制不當，皇帝反而會深受其害。為此，宋朝先是將禁軍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殿前都指使司率領，一部分由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率領。後來，後者又分為馬軍司和步軍司兩部分。到此，禁軍分由三個衙門統率，稱為「三衙」。三衙統率軍隊，卻無權調動。調動權歸屬文官主持的樞密院。兩者之間互相限制，但實際上卻是以文制武、重文輕武、權歸中央。北宋統治者貫徹強幹弱枝政策，禁軍作為天子衛兵，平時守衛京師，有事則出發應變，達到內外相制，保持京城內外兵力平衡。因此，京師禁軍主要分佈於開封府界內。
　　宋太祖還苦心積慮，使兵將分離。禁軍各軍輪番守衛邊防重鎮和內郡要地，既減輕了京師的供應負擔，又使得將領手中無兵，從而不可能對中央政權構成威脅。禁軍之外，還有廂軍和鄉兵。禁軍可算中央常備軍，廂軍和鄉兵則用於維持地方治安和充當官府勞役。廂軍和鄉兵中的精銳被抽調到禁軍中之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平時又疏於訓練，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戰鬥力。很多時候，他們被派去修築城池、製造武器等。宋朝禁軍、廂軍制度的確立，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北宋王朝重文輕武的趨勢，這種趨勢隨著禁軍的日益腐朽最終導致宋王朝不堪一擊，備受西北遊牧民族的侵擾，並最終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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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制度的三大死穴：重文輕武導致了最後的亡國
2016年01月03日 歷史解密 暫無評論 閱讀 169 次
　　宋朝的滅亡：宋朝(960—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時代，分北宋和南宋。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的人不在少數。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期。那麼宋朝又是為何會滅亡呢?
　　北宋立國之初，太祖趙匡胤便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這一聖諭促進了宋朝商業、手工業的蓬勃發展，推動了科技、文化、藝術、城市化建設和對外貿易等的全面進步，使宋朝成為我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封建朝代。
　　北宋時期，全國人口約7000～8000萬，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10萬人口的城市達到40個，百萬人口的城市有汴京、臨安、長安、洛陽和南京5個，城市化率達到30%。經濟空前繁榮，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經濟總量佔到了全球的75%以上，實現了富國的目標。據記載，宋朝的年均財政收入為8000萬貫錢以上(當時1兩白銀=1貫銅錢)，這是我國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都沒法比擬的。為減輕攜帶現錢的負擔，在世界上首次推出了紙幣和銀行信用。
　　我古代的四大發明中，指南針、印刷、火藥都是在宋朝發明的;各種礦產大量開採，冶煉技術蓬勃發展，有色金屬得到廣泛使用;一大批世界首創性的製造廠，如造船廠、造紙廠、火器廠、印刷廠、織布廠等相繼問世。航海、造船、醫藥、工藝、瓷器、農技、絲綢工藝等遙遙領先於世界。
　　宋代還擁有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至阿拉伯、東非、印度、東南亞和東亞的日本與朝鮮。廣州、杭州、明州、溫州、泉州、密州、華亭海各設市舶司門，管理海外貿易。與中國通商的有占城、真蠟、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裡、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裡、斯伽裡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
　　「富國強兵」是任何一個國家發展的必由之路。富裕的宋朝，似乎也沒有忘記對國防的投入。宋朝每年國防開支極為龐大，和平時代為2000萬貫錢，戰時達到3000萬貫錢以上。憑借高昂的軍費開支，常年養備著裝備精良的過百萬的軍隊，還擁有一大批如宗澤、岳飛、韓世忠、文天祥等甘願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愛國將領。
　　然而，就是這麼個富饒、軍費開銷龐大的國家，竟然屢屢敗於那些人口不過幾百萬人的異族，最後亡國。這到底是為什麼?翻閱歷史，我們不難找到答案。
　　1、苟且偷安不思進取
　　眾所周知，社會經濟越發展，物質越豐富，社會的文明程度就越高，人們的私心惰性就會越發強烈，貪圖享受、精神頹廢就會成為一種社會常態。清明上河圖描繪的繁華景象，千年後仍讓世人驚歎不已。宋朝經濟的高速發展造就了一大批中產階級。國難來臨時，他們和精英階層一樣，依然是享樂至上。「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就是那種無視國難、「醉生夢死」的真實寫照!
　　優越的物質條件常常使人們過多地強調個人利益而無視國家利益，甚至會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惜犧牲國家利益，直至賣國求榮。於是，宋朝就成了我國歷史上巨奸佞臣最多的朝代之一。大名鼎鼎的巨奸有丁謂、蔡京、童貫、高俅、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賈似道等，還有張邦昌、秦檜等賣國奸賊。奸黨國賊對上糊弄昏君，對下妖言惑眾，禍國殃民。
　　而北方遊牧民族，由於剛剛走出氏族社會、自然條件惡劣等原因，在物質和文化上處於落後地位，生活條件極為艱苦，爬冰臥雪是家常便飯，千里跋涉更是習以為常，這些練就了他們極為堅韌耐勞的性格。物質條件的匱乏與落後，促使他們將掠奪作為了自己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手段，故而不畏生死，時刻保持著強勁的擴張和掠奪鬥志。他們連續作戰的意志和能力，是養尊處優的宋朝貴族和穿上軍裝的農民永遠也比不上的。
　　2、對武將不信任
　　由於宋朝的江山就是後周武將趙匡胤發動政變而奪取的，所以宋朝統治者非常忌諱武將擁兵自重。為了防範武將威脅其政權，實行了「兵將分離」制度，儘管軍隊過百萬，但卻是「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這種違背軍事原則的屯兵做法，疏遠了官兵關係，降低了指揮能力和協調能力，也大大削弱了戰鬥力。這是宋朝軍力孱弱的重要原因。同時，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宋朝皇帝嚴重違反這個軍事指揮原則，對自己的大將一點也不信任，派出去的大將，還沒打幾個月就趕緊招回來，再換一個去，生怕他們造反，結果一敗再敗。漢朝和唐朝為何強大?唐朝李靖長年帶領十萬精騎在外作戰，唐太宗對他很放心;漢朝漢武帝對衛青、霍去病也是一百個放心。
　　再看看當時的少數民族軍隊。他們大都是軍政一體、軍民一體，其民皆兵、其兵皆民。廣大牧民平時勞動，戰時則跨馬彎弓投入戰鬥。各部落的首領既是生產生活的管理組織者，又是軍事行動的管理組織者。這種生產、行政、軍事三位一體的組織，有效地解決了國小力單、兵源不足、指揮不便等矛盾，把部落變成了大兵營，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力量。
　　3、沒有強大的騎兵
　　冷兵器時代，沒有強大的騎兵就沒有強大的軍力。宋朝的經濟雖然強大，卻一直沒有建立起自己強大的騎兵，就算是抗金英雄岳飛轄下的騎兵也不過三千左右，其他部隊的騎兵就更少了。這種「重步輕騎」的指導思想，讓宋軍在戰場上機動能力很差，時時陷於被動。
　　而無論是西夏、金、遼還是蒙元，他們都是北方少數民族，都擁有強大、機動、快速的騎兵。他們的部隊機動性強，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規模機動，使宋軍很難預料和防範到他們的攻擊。他們善於遠距離包抄迂迴和分進合擊戰術，戰鬥素質和技能極為驚人，鐵蹄踐踏之處，無不望風披靡。
　　歷史一再證明，富並不是強，一個沒有尚武精神、沒有強大國防作後盾的民族，即使經濟再繁榮強大，文化再燦爛輝煌，也是人家的盤中餐。歷朝歷代，沒有武功，哪有文治?而宋代統治者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使文化發展到空前高度，歐陽修、范仲淹、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柳永、辛棄疾、李清照等大家燦若星河。就連那些大小官員平時也以附庸風雅為能事，對咬文嚼字、賣弄文采、風花雪月、淺斟低唱等樂此不疲。而一旦國家危機，就推諉扯皮，束手無策，甚至奴顏婢膝，卑躬屈節。由於文氣過重，武功萎靡，最終慘遭屠殺，被蒙元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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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真的重文輕武？步兵裝備歷史第一！
2016-04-10 14:06:20
雖然宋代給後世的印象是重文輕武。但鮮為人知的是，宋朝擁有中國古代防護最好的重裝步兵。
在宋代，歐洲鎖子甲的重量不過15公斤，15世紀時的哥德式全身甲也只有20公斤。雖然17世紀最重的盔甲達到了42公斤，但普通的重型四分之三甲也只是在20——30公斤的範圍內。以重量而言，中國宋代的步人甲（步兵鎧甲）是中國歷史上最重的鎧甲，根據《武經總要》記載，北宋步人甲由鐵質甲葉用皮條或甲釘連綴而成，屬於典型的札甲。其防護範圍包括全身，以防護範圍而言，是最接近歐洲重甲的中國鎧甲，但是也沒達到歐洲重甲那種密不透風般的防護程度。
▲宋朝步人甲和金朝鐵浮屠
根據宋紹興四年（1134）年的規定，步人甲由1825枚甲葉組成，總重量達29KG，同時可通過增加甲葉數量來提高防護力，但是重量會進一步上升。為此，皇帝親自賜命，規定步兵鎧甲以29.8KG為限。此後，又把長槍手的鎧甲重量定為32-35KG；由於弓箭手經常捲入近戰格鬥，其鎧甲定為28-33KG；而弩射手的鎧甲定為22-27KG。同時期的歐洲步騎兵的鎧甲類型還以鎖子甲為主，沒有達到如此的重量。
▲宋代步人甲分解圖
紹興十年前後，是宋朝軍隊最強大的時期。名將岳飛、韓世忠等，率領以鐵甲、長槍強弩為主要裝備的重步兵，以密集陣容屢屢擊敗金朝騎兵。包括兵器在內，當時宋軍重步兵的負荷高達40-50KG，由於裝備過重，機動性受到影響，如紹興十一年（1141）的祏皋戰役，以步兵為主力的宋軍，由於身被重甲，加上過於長大的兵器，負荷過重，因為未能全殲已潰不成軍的金朝騎兵。
▲電視劇《岳飛》中的宋代將士裝束
同時為了更有效抗擊裝甲騎兵的需要，宋代還生產了大量的各種大刀。特別是在南宋的初期，大刀和大斧已成為裝甲步兵（重步兵）的重要裝備。例如，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宋軍和金兵的郾城之戰，宋將岳飛就把裝備有大刀、大斧的裝甲步兵按兩翼擺開陣勢，有效地阻止了金兵裝甲騎兵的進攻。當時，用大刀對付裝甲騎兵進攻的基本戰術，先是用大刀劈砍防禦比較弱的馬腿，然後，對準騎兵的胸部猛砍。
但是冷兵器時代,沒有強大的騎兵就不可能成為軍事強國.漢武帝為對抗匈奴,組建了強大的騎兵部隊,改變了步兵為主的步兵體制,才得以主動出擊,大漠逐鹿.唐太宗則最喜選擇敵陣薄弱部位,親率騎兵衝鋒,"敵無不潰敗".一騎飛馳於前,數萬騎兵緊隨其後的場面, 今日想來,尤叫人神往.正是精銳的騎兵使唐帝國威震四方.然而自從中唐以來,漢人失去了西北的產馬地,軍隊又逐漸轉為以步兵為主,宋代既是如此. 宋軍中騎兵只占七分之一,騎兵中又往往有十之三四無馬.最高曾達十之八九無馬. 如劉光世軍五萬二千人,僅有三千多戰馬,可見宋軍缺馬到何種地步.宋馬體形較小,一般大約1.36米,按現在的標準也不算大馬.韓世忠曾向高宗獻馬一匹,"高五尺一寸,雲非人臣敢騎",約合1.58米,而這已是宋朝罕見的大馬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遼,西夏,金,元的軍隊都是以騎射見長,平均一人有兩匹馬,精銳部隊可達人均三匹.北方民族的騎兵非常靈活,一次衝鋒,一個回合的交戰即使失敗, "敗不至亂",利用騎兵機動性強的優點,退出戰鬥,重整隊列,再次衝鋒.當時即使是宋軍兵力占優的一些大戰,雙方仍要激戰幾十回合,才能分出勝負.而宋軍只要一次潰敗,就會一瀉千里.
面對善騎的勁敵,宋朝也有人主張發展騎兵,但這種主張不占主導地位,宋朝總的對策還是以步制騎.因為組建騎兵需要大量馬匹,而宋朝的馬匹主要是通過與貿易得來,需要耗費巨大的投資."計一騎之費,可贍步軍五人",這是許多官員反對發展騎兵的重要理由. 甚至曾與西夏交戰多年的范仲淹也是反對加強騎兵的.但是沒有騎兵,就只能永遠處於消極防禦的地位,這是宋軍的一個致命弱點.其實不善騎射的狀況是可以通過訓練和戰爭改 變的.南宋時,岳飛是非常重視騎兵的.岳家軍主要通過戰場上繳獲大量戰馬,組成了相當強大的騎兵.在堰城大戰中,由岳雲率領的岳家騎兵曾於金朝引以為驕傲的主力騎兵搏戰. 看來岳家騎兵的素質已不見得比女真騎兵差.可是除岳飛之外,宋軍其他大將仍然局限於以步制騎的戰略,沒有以騎制騎的戰例.
▲來自網友手繪的宋代步人甲
遼,西夏,金等舉行大規模會戰時,往往集中幾萬至幾十萬的騎兵,而步兵僅僅負責運輸,開挖壕塹.而宋軍卻不懂的編組騎兵大部隊,集中使用的重要性,而是將騎兵分散在各個戰場和部隊中,作為步兵的附庸.使數量本以很少的騎兵更顯劣勢.此狀況宛如二戰初期的英法聯軍分散使用坦克,結果一敗塗地. 總之,馬匹缺乏,再加上作戰時分散使用,成為決定宋軍武運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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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問「重文輕武」是否在宋朝存在過，倒不如問這個理論是否具有解釋能力，以及被實行到甚麼程度。假如，這個理論還可以用來闡析北宋的文武關係，又或者用這個理論進行詮釋時，能夠發現出一個從這樣的視覺透視出的現象和立場，那這個理論未嘗不能被肯定。在這種條件下，若以演繹法的角度開展，即首先肯定這個理論在中國歷史上的有效性，那麼，透過分析每一時期的文武關係，可以發現這種分期能夠以皇帝的在位時間劃分，也能用這種關係的重要演變作為論述基礎。當然，對於後者，應該假設一般人本身對這個問題已有見解，因而誠若適才所說，在論述的過程中總有演繹法的概念蘊含。
於是「重文輕武」應該被視為一個曾經用來解釋有宋一代的文武關係的理論。而「重文輕武」和陳峰所創的「祟文抑武」之間，作為一個制度史的理論除了名稱不同外，對事實並沒有分別。當然，陳峰對「重文輕武」的理解始終是正確的，那必須同意「重文輕武」應該是一個官僚制度和社會文化上的理論，而不是大戰略方針上的取向。
理論總該有其合理性與合理性的限度。在上段，筆者提出其中一個探討的方法，是從每一個皇帝的在位時間——皇帝應當被視為有獨特的政治風格和愛好的領袖——作為研究基礎的。從每一個皇帝的個性，以及他與他的朝廷所面臨的特殊問題中，會發現這個理論的解釋能力有所不同，但總有其適用的地方。關於後面的陳述，除了證明——作為一個循環——「重文輕武」果真是一個理論因而可以被推翻外，更說明「重文輕武」不但是一個用來解釋宋代國策的理論，而且也是一個中國組織文化的重要概念。所以如果要加以總結，那麼：「重文輕武」是一個再集權的手段——上面已用這個名詞借代了這個手段並且使之成為解釋這個手段的理論了。
二
「重文輕武」是一個可以單獨研究的理論。雖然這個理論和宋代皇帝為抑制武臣權力的其它手段有關聯性，而且並不能說佔主導地位。但假設，其它手段的實行也會令整個朝廷——長遠來說是一國的文化——意識到皇帝及其重要的顧問努力地達成「重文輕武」的現實，可是「重文輕武」依然是一個單獨的手段——直接地重文及輕武——讓宮廷達成他們的目標，而其它一樣重要的理論也不約而同地與「重文輕武」有關。這現象是並不出奇的。政策有如制度，本應環環相扣，從各方面保證目標能夠清晰顯示。《宋史》卷258〈曹彬傳〉記載了傳主這樣一個舉動：
彬性仁敬和厚，……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
「重文輕武」的意識從曹彬主動地讓路於文人的情況中暴露無遺。這除了宋太祖主動地設法扭轉五代那種將文人置於秘書或者財務機關的傳統，因而對文臣予以優待外，曹彬在宋太祖收兵權的一系統措施中也自必感受到這種轉變。曹彬謹慎的性格與對君臣關係的異常敏感當然更促成了他心中「重文輕武」的感覺形成。
三
當然，如果說宋太祖是「重文輕武」的始作俑者，倒不如說他是一個促成者，他實際所做的是「右文」。 陳峰 先生將「重文輕武」理論與宋太祖脫鉤，某程度上是一個正確地研究宋史的方向。正如陳峰所論，宋太祖仍處身於軍閥割據的時代，直到太平興國三年，中原還有一個異姓皇帝存在，而遼國依然佔據著燕雲。終北宋之世，北宋朝廷始終視燕雲為故土。因此，說宋太祖對武臣有甚麼輕視乃絕不可能，而他的文官顧問作為刀筆吏和只善長典章禮樂的學者，也沒甚麼比武臣更優越之處。當然，假如認為宋太祖並不擔心武臣受傳統影響而取而代之又是不切實際的。宋太祖對同為後周高級指揮官的戰友們的猜忌，以及他始終不敢向邊防指揮官授予節度使官銜和都部署職務就可見一斑。而張瓊被宋太祖派出去監視禁軍指揮官的親信誣陷至死，也揭示出宋太祖對軍人始終有一份不安——即使像張瓊一樣是他所寵信的人也是如此受到監視和猜忌。楊信突然變成啞巴， 何冠環 先生便不無懷疑地指出過當中的疑點。而宋太祖選中這位能夠忍受沉默的人作為他的禁軍指揮官，也能看出其心中所思者為何。而北宋朝廷往往援引宋太祖對邊將的處理方法以證明皇帝不應對指揮官授予大權，就更顯露了這種推測應有合理之處，《續資治通鑑長篇》(以下簡稱《長篇》)卷45咸平二年十一月丙子條載錢若水奏：
其將來安邊之術，……太祖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王彥昇在原州，但得緣邊巡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其位或不過觀察使。
事實上，除了作出這種推測外，筆者已難以在現有的史料與研究下找出更合理的，對宋太祖這個人事任命情況的推論。
四
「重文輕武」取得決策上的地位是宋太宗時。這個理論除了有宋太宗主動抬高自己得位的正當性而宣揚「王者雖以武功克定，以文德致治」的精神支持外，也是因為他經略幽燕的失敗而被迫出台的。宋太宗兩次收復幽州的行動都受到了一些武臣的鼓勵：太平興國三年的行動是由崔翰一手促成的；而熙雍三年的事前部署則瞞過了全由文臣執掌的中書門下。可以說，在熙雍之役以前，宋太宗雖然因為軍事經驗不足所以害怕因即位並不名正言順而被忠於宋太祖的高級指揮官反對，故有意識地利用宋太祖的右文政策，透過太平興國三年和五年大量擢拔士人去鞏固統治權外，宋太宗並沒有更多的壓抑武臣。雖然，他因為上述的原因和酬庸的關係而提升了他還是晉王，開封府尹，同平章事時網羅的武臣，這些武臣因為完全依附於宋太宗因而絕對聽命於他外，根據竺沙雅章的研究指明，宋太宗的性格也使他有意識地親近那些循規蹈矩的武臣。假如，將 竺 沙 教授這觀點聯繫到陳峰探討呼延贊的專文中，就可以得到宋太宗性格的全面認識。
以下，還是回到宋太宗如何處理征服幽州的願望落空後，朝廷對其不聽「忠言」的質疑中去。固然，宋太宗不斷高調地為他的行動作出反省，而且透過編撰《太平御覽》，重用愛好「立言」的文人以表示自己「聖人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的本性——當然筆者並不十分懷疑宋太宗真的喜歡閱讀，但宋太宗因為聽信了崔翰的建議，並未顧及軍隊在征服北漢後已非常疲勞而再興師動眾，以及曹彬和潘美作為當時首席指揮官而在會戰中遭到決定性打擊的表現，使得武臣的地位發生動搖。宋朝在經歷了這些挫折後必須休養生息的事實也與文官「先安內，後攘外」的思想不謀而合。宋太宗的失敗以及失敗後所採取的措施似乎更證明了文官集團的建議的正當性。尤其是早已反對戰爭的張齊賢竟然在代州利用廂軍挫敗了遼國派出追擊部隊而為皇帝稍稍挽回了面子時，就折射出文官是比武臣更有前瞻性和能力的集團，尤其是崔翰代表了宋太宗朝少壯派的代表這一身份。
而說起崔翰，或者可以說宋太宗很幸運地得到一個既有指揮官才能又有傳統意義上的武將的人物。但這樣的武臣在滿城會戰中，仍被迫違心地跟從宋太宗的指示部署他的軍隊。從崔翰的經歷中，可以斷定後期的宋太宗的思想進一步向「文治」傾斜——而這種傾斜可能是真心真意的。
五
宋真宗朝是一個關鍵時期。由戰爭到和平狀態的過渡是這個政策得到落實的關鍵。時勢造就了這個理論的發展——不論戰爭還是和平竟也對這理論發生影響。
宋太宗的潛邸武臣在宋真宗時代已成為高級指揮官，而宋真宗幾乎必須依賴於他們的效力。而他為鞏固權力，也有意擢拔自己的潛邸功臣成為國之棟樑，而放棄了似李繼隆般勇冠三軍，會臨陣應變的指揮之才。固然，李繼隆被投閒置散有比「重文輕武」理論的實施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李繼隆家族曾在繼承人問題上站到反對宋真宗的一方。此外，為了講求有效地控制握兵指揮官，「將從中御」——對陣圖的過猶不及的使用——這一方針也自其父那裡貫徹起來，為具組織文化的戰略—戰術運作意識的指揮官提供了晉升機會。但從壞處著眼，軍隊裡也浮現了不少謹慎而缺乏判斷力的指揮官。——這裡，筆者將判斷力視為勇氣的表現，亦即將決定點的掌握與在瞬息萬變中作出決定的信心。這個論點是從克勞塞維茨講述戰爭的迷霧中發見的。為了促成這種文化的形成，北宋皇帝對這些武臣在戰爭中的失敗採取了寬鬆的處置。這一系列處置甚至招惹了文臣的不滿。《長篇》卷46咸平三年正月乙酉條載：
上駐大名既踰旬，邊捷未至，且聞驍將楊延朗、楊嗣、石普輩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之不以聞，繇是大怒，命樞密都承旨王繼英召潛與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石保吉等，各以所部兵赴貝冀路行營。潛至冀州，乃遣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潛等詣行在，至則下獄，命工部侍郎錢若水、御史中丞魏庠、知雜御史馮拯按鞫之，一夕而獄具，罪當斬。百官議論如律，上封者請正刑典。詔特貸其死。中外公議無不憤惋。
但要求武臣的服從——特別是「將從中御」這一政策的實施——看來是需要以他們的主動性為代價的。宋真宗顯然認識到這點。同書同卷庚寅條云：
貝冀行營副部署王榮受詔以五千騎追敵。榮無將才，但能走馬馳射，性恇怯，數日不敢行，伺敵渡河而後發，敵剽淄、齊者數千騎猶屯泥沽。榮不欲見敵，乃以其所部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上憫之，遣使收瘞，置榮不問。
因此傅潛被從輕發落，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釋。
六
在和平時代，武臣應該在文臣之下的意識就更突出了。當然，有些並不是蓄意的，畢竟文官集團的地位已無需由降低武臣的地位而顯露，反而，「重文輕武」更像是一個已被肯定的概念被文官所運用，王欽若在皇帝之前向馬知節的一些咆哮事件即為顯例。寇準也曾用這樣的口吻損害曹利用的尊嚴而把後者推向反對他的政治集團。在戰爭時期，武臣是不會這樣地被壓制的。即使文臣集團試圖以「重文輕武」的國策向武臣眩耀自己的地位，也易於被武臣反擊。高瓊在澶州城中對馮拯的搶白透露了這個真相。但高瓊在宋真宗朝的和平時期終於嘗到了惡果：馮拯在高瓊臨終前阻止宋真宗到其府邸探視，而這是高瓊那時唯一的心願。
曹利用在這段時間所掌握的權力是和平時期「一 國 君臣如病狂然」之下的產物。這是他的機緣。而文官集團掌握了樞密院也因黨爭的結果而完成。曹瑋的貶拙是將門世家被排除出樞密院的標誌，從此以後再沒有武臣能在那裡獲得恰如並份的權力(但曹瑋能主持保護寇準的審判也主要在於他當時身為宣徽院的長官，而被審訊者為受宣徽院管轄的武臣)。曹利用作為「澶淵之盟」的關鍵人物，他離開權力舞台的原因雖然與這場戰爭的過去無關，但他的成名途徑本身即代表了一個時期的結束。
的確，宋真宗時代，文人的勢力是必然獲得抬頭的。這除了是戰爭與和平的基本問題外，宋真宗所關注的東西也助長了文人取得決定性地位。眾所周知，宋真宗大不同於乃父，宋太宗相信人力可以勝天，但他卻沉迷於祭祀活動中。或者說，宋真宗的自信心和統治的合理性來源於「天命」，而他的父親則傾向於相信統治的效果本身。無可否認，不論是宋太宗還是宋真宗，他們所相信的，都使文臣成為他們最好的合作伙伴。
宋真宗因為簽訂了「澶淵之盟」而使中國在現實上存在兩個皇帝。如何彰顯自己的合法性——是奉天承運的天子——成為了宋真宗的當前急務。在乃父乃祖的傳承下，向儒家思想尋求解決方法也許是唯一的選擇。兼之宋真宗或者受宋太宗影響而同時也篤信道家，因此揉合兩派思想的封禪行動——說明「統一」以及向上蒼表示這種成功的儀式——很自然是宋真宗的選擇。這個取向即使連秦始皇這位執行法家思想和絕對主義最力的統治者也無法避免。而實行封禪大典，必須詳盡地考察這個失傳了很久的儀式的每一個部份。這必須依靠文人對典章禮儀的熟諳去彌補。
另一方面，和平時代的休閒活動也必然使講求優雅高貴的皇室向文人靠攏。丁謂「魚畏龍顏上釣遲」的才思就在一場掃興的酒會中把宋真宗哄得笑逐顏開。此外，為表示自己治下的是盛世，宋真宗毫不例外進行大規模的編修典籍的工作。《冊府元龜》的編撰代表了宋朝對長治久安和文化傳承的渴望與自我承擔意識。這些機緣無一不有利於文臣，因此，才不得不承認宋真宗時代對 「重文輕武」的關鍵性，尤其是留意到宋真宗朝也是北宋官僚制度定型的時候，就更想到「重文輕武」的必然傾向了。若再參照宋仁宗時代由文彥博主持編修的《武經總要》，則更不能否認文臣已成為凌駕武臣的力量。
七
宋仁宗的前期是後宋真宗時代，也是北宋治世的最後時期。曾一度成為定論而沉寂的文武關係的緊張，隨著宋夏戰爭的開啟而又成為北宋朝廷深切關注的問題。對武臣的渴求，鼓勵與如何安置戰功彪炳的指揮官，是宋仁宗到宋哲宗朝制度上的其中一個主調。
在宋夏戰爭中，文臣在戰略上的無知與及指揮官在實戰上的失誤，使北宋朝廷在震撼中深刻反映出缺乏將材的問題。武舉的出現某程度上說明了北宋朝廷的確有一時三刻的痛定思痛。可是朝廷的反省只是集中在文臣階級中。歐陽修甚至能夠公開地批評比他高級的王德用。而王德用可以處身在樞密院，也只因為他在敵人當中 樹立起來的名聲。換言之宋朝只是著重於這個武臣過去的作用，卻不是他可以提供的，對大戰略層次上的實際建議。
如果武臣身在樞密院，還敢於表達自己對大戰略上的看法，他將招致不幸。在宋真宗時代，曹瑋已深諳這個道理。縱使有跡象暗示宋真宗依賴於曹瑋的軍事經驗，但並無任何證據可以得知曹瑋於簽書樞密院事任上願意在公開的議事場合向宋真宗傾訴他的識見。狄青也是這樣。曹瑋被趕出朝廷的原因主要是黨爭，但狄青倒台卻純粹是因為「重文輕武」這個因素。這位名將被排斥的原因，在於他的行伍出身——即連累世將門也不是。其次，單純的戰功過高而獲致高位，因此成為士卒的偶像也被懷疑是不忠的可能性。最後，文臣誤以為有宋一代的歷史裡從未有過武臣成為樞密使，也成為他們針對狄青的理由。自最後一點中可了解，武臣應該遠離樞密院這個決策部門是如何理所當然。——歐陽修似乎忘記了以前曾有多少武臣擔任過樞密使。另一個具體例子是郭逵被韓琦推薦並最終得到任命為簽書樞密院事，是因為他的位望較輕，而他的實際在位時間亦不過短短數月。而他在位時的行為當然亦不會比馬知節、曹瑋、王德用等在和平時代被任命的武臣好得到那裡好。
八
不能忽略的是宋朝尚有像劉平那樣並不介意從文官轉換成武官的人。劉平或者有作為文官的過去，因此他的一些建議有幸受到重視，在官場上他也算是平步青雲。但這顯然也有他全力支持呂夷簡的原因在內。然而，正因為有這種背景，使得他和葛懷敏在對夏戰爭中失敗時，朝廷便普遍地漫延著渴求將材的焦慮。
同時，韓琦、范仲淹和龐藉的出現使北宋朝廷將眼光鎖定在文臣集團之內，而喪失了向武臣中尋求人材的機會。這幾個人的成就當然在戰略上影響了北宋的未來，但從「重文輕武」的角度加以觀察，就同時也難於否定因他們的成功經驗而使北宋朝廷依然抱持以文制武的想法。此情況，與宋太宗時的張齊賢與宋真宗時之寇準相比，也有相似性。陳堯咨被勸說從侍郎換為節度使，亦是北宋把將材的定義限制在以文臣集團為基礎的前提下之產物。
文臣知兵者，多以謀略見長。如范仲淹所行「將兵法」、种世衝之善於用間、王韶的「平戎三策」，以及章楶實踐「淺攻戰略」，都是戰略性較重的好例子。行軍佈陣，仍舊是武臣的專長。邊防戰略在戰略理論的的架構中屬於戰區戰略的層次，而且也具有明顯的防禦性質，因此文人這種專長恰好能夠應付這方面的問題。當宋神宗將大戰略方針由防禦型轉為攻擊型時，戰略運作的需求就使武臣再次成為軍事領域上的主角。此外，某些工作，例如參謀性的機宜文字，也由文臣和武臣共同擔任，文臣也不再必然是武臣的上司——或者狄青對儂智高的戰爭中，余靖對他只有從屬地位這個特例已為這情況透露了端倪。這使得文武關係後期在宋仁宗朝所形成的框架下開始融合。於是，在史冊中，既能發現有种諤這種獨當一面而不可一世的武臣，但同時沈括、徐禧等文臣仍擔負著重要的角色。
誠然，一路經略使——亦即都部署(總管)——始終由文臣承擔著，坦言之最後的指揮權還是緊緊地握在文官集團手裡。這點的確從未改變。甚至在中央，王安石作為劃時代的改革者，依然殘存著歐陽修 的那種意見，還是反對把禁軍將領提拔到樞密院，可是當意識到賈逵同時對禁軍事務所作出的貢獻，則發現北宋似乎又回到了宋初文武關係的狀態中了。
九
文武關係似乎因另一種問題而退為次要的階級衝突。在宋神宗朝成為文臣的打擊對象的是宦官。值得指出的，是從一些抨擊宦官的言論裡，隱藏在現實主義精神背後的道德觀。這種道德觀有時甚至是赤裸裸地袒露出來的。《宋史》卷467〈宦者二．李憲傳〉云：
安南叛，……諸將皆聽節度 。於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極論其不可，又言：「鬼章之患小， 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
另外，而如果留意到宦官和「攻乎異端」的伎術官在北宋曾和武臣分享了同一個武階序列，而他們也曾在戰場上貢獻過莫大功勞，則可能又從另一方面找到了武臣以甚麼方式被設定為「二等公民」。
但長久以來，在宋軍中供職的宦官都只是作為監軍存在，但唐末宦官握兵的現象依然對文臣們是殷鑒不遠的，而宋代的宦官又偏偏與朝臣有所勾結，某些文臣還明目張膽地巴結宦官。一位文官甚至願意為李憲洗腳而換取仕途利益，這種行為甚至連李憲也加以白眼。因此，宦官的問題也是文臣的問題。北宋的黨爭至熙寧臻白熱化，文臣之間的鬥爭漸次取代已趨固定的文武關係。「重文輕武」的理論此時己無順再刻意提起。
以上，說明了「重文輕武」總是存在著的，換言之在北宋歷史上總會發現這個理論的有效性。即使 陳峰 先生有意識地將宋太祖與這個理論脫鉤，但按照宋太祖的經驗所引伸出的治國概念，他依然是這個理論的重要推手。當然，將這個理論闡發的得最淋漓盡致的始終是宋太宗和宋真宗，而這也證明了客觀形勢也有利於這個理論的實現。客觀形勢固然使宋廷無法放棄武臣，但這也同時加重了重帝對武臣的猜疑。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復又由武臣長久被受冷落因之無法駕馭戰局而增長，這在宋仁宗時的朝廷得到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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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不換武」現象看北宋社會的重文輕武風氣
北宋時期，在政壇上存在著突出的“文不換武”現象，即文臣一般不願改換武職，武將又通常難於躋身文官之列。於是，不僅昔日“出將入相”之說在北宋消失殆 盡，而且士人群體也遺棄了“投筆從戎”的觀念。這一現象之所以能夠產生，完全在於宋初以來不斷壓制、歧視武將和過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結果。由此，遂加劇了當 時社會中“重文輕武”風氣的流行。
中國自古以來便有“出將入相”之說，文臣改任軍職、武將轉為文官的現象不足為奇。如：西漢大將周勃以主管軍事的太尉之職轉任丞相，唐初宰相徐世勣幾度出為統兵大總管等等。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民族危亡之際，文人身上還會迸發出“投筆從戎”的豪情壯氣，如唐詩所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到北宋時期，社會上卻長期存在著文官不願改任軍職、武將罕有轉為文臣的現象，文武之間換職出現了相當大的障礙。這一現象無疑是引人深思的社會史問題。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外學界尚未有專論，惟有寧可先生的《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載于《學林漫錄》第3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黃寬重先生的《中國歷史上武人地位的轉變：以宋代為例》（載於《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版）兩文對此問題有所涉及，但無全面論述。本文試就這一問題展開探討，希冀有助於加深宋代社會政治史的研究。
一
有關北宋時期“文不換武”的記載相當多，試先列舉幾個文官不願轉換武官的代表性例證如下：
其一，開寶五年冬，宋太祖有鑒於因西川武將處置不當，而引起農民起義、士兵造反不斷的局面，便考慮派遣懂軍事的文臣前往管軍。太祖問宰相趙普：儒臣中有無“武勇兼濟”者？趙普遂推薦左補闕、知彭州辛仲甫，認為其“膽辨宏博，縱橫可用”。於是，太祖當即將辛仲甫改換武職，任命為西川兵馬都監，同時令辛氏進京接受考察[1]。
從史料記載來看，辛仲甫算得上是一名難得的人才。他出身于五代時文官之家，自幼好學，具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後周時，辛仲甫進入武定節度使郭崇幕府。宋朝建立後，他繼續在郭氏手下任職。辛仲甫精於吏事，多次妥善處理了疑難案件。宋初，郭崇遭人誣陷，太祖派人前來查驗。郭崇接受辛仲甫的建議，冷靜配合朝廷使者，遂倖免於難[2]。更難得的是，辛氏作為一名文官，其武功竟然超群。據說，他初投軍時曾向郭崇學習射箭，但以後郭崇在射術上反要拜他為師。如此一來，辛仲甫在當時文臣中便頗有一些武名。辛仲甫入京後，宋太祖親自在宮中對其進行測試。史稱：辛仲甫手持“勁弓”，毫不費力就射中靶心。他又穿戴全副堅甲，行走如披“單衣”。太祖對辛氏的武功大加讚賞，便鼓勵他認真對待軍職，以後可授與剌史之位。然而辛仲甫卻深感遺憾，他向太祖委屈地申辯道：“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于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表達了他鍾情文官、輕視武職的心情。太祖只得加以勸勉：“果有奇節，用卿不晚。”[3]辛氏只得悻悻地走馬軍營。但以後，他卻仍然轉回文官佇列。
其二，宋真宗咸平時，陳堯咨狀元及第，名噪一時。此後，其仕途頗暢，屢遷至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翰林學士。據記載，陳堯咨不僅文辭出眾，而且在射術上有名於當世，有“小由基”（春秋時著名射士名養由基）的佳號[4]。“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雙方保持來往，但遼使到開封後，常挾能騎善射之長蔑視宋朝。真宗為了挽回臉面，也打算在文臣中尋覓“善弓矢、美儀彩”者，以陪伴對方出入靶場。於是，有人就推薦了陳堯咨。真宗有意讓陳氏轉為武職，便托人給他帶話：“陳某若肯改武，當授節鉞（即節度使）。”按：節度使為當時武將最高軍銜，俸祿甚至優於宰相。但當陳堯咨將此事稟告其母后，陳母大怒，一面杖打其子，一面憤憤地責備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汝欲叨竊厚祿，貽羞於閥閱，忍呼？”此事遂寢[5]。
宋仁宗天聖時，由於陳堯咨與執政大臣不和，遭到謗言。結果，“方以詞職進用”的陳氏，突然被宣佈改為與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觀察使的武職，調任知天雄軍。這顯然屬於排擠貶逐之舉，自然引起狀元出身的陳氏的強烈不滿。史稱：“堯咨內不平，上章固辭。”垂簾聽政的劉太后為了安慰他，特親自加以召見，“敦諭之”。陳堯咨無奈，只得屈從。後其雖官至節鉞，卻終於未能像兩位乃兄那樣步入中書，只能抱恨死於地方衙門。值得注意的是，陳堯咨晚年性情極為暴躁，所謂“多暴怒”，動輒便對屬下揮舞大棒。這又很可能是其極度失意情況下宣洩積怨的一種表現[6]。
其三，宋仁宗慶曆中，左司郎中、龍圖閣直學士范仲淹與文臣韓琦、龐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對夏戰事。也許是出於鼓勵軍隊士氣的考慮，宋中央突然下令，將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統帥的文職同時改為屬於武職的觀察使。范仲淹接到這一任命後，上書堅決辭之。他向皇帝這樣說道：“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二人均為觀察使銜帶兵將領）為伍，第恐為賊所輕”。史稱其言辭“甚切”。由此可見，即使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雖勇於指揮作戰，但也不願充任武職。繼范氏之後，龐籍和王沿也先後上表堅辭，“不肯拜”[7]。當時唯有韓琦接受了任命，他在給天子的上啟中表示了忍辱負重的意思：“雖眾人之論謂匪美遷，在拙者之誠獨無過望。蓋以寇仇未殄，兵調方興，宵旰貽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尚所甘心……”[8]。不久，宋仁宗只得又恢復了四人原來的文職。無獨有偶，據《宋史•張旨傳》記載，當時一名叫張旨的地方官堅守城池，打敗了西夏軍。事後，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推薦其“鷙武有謀略”，宋廷遂改任其為武職，但張氏同樣“固辭”，此事只得作罷。
其四，宋哲宗元祐時，蘇軾曾幾次向皇帝舉薦一名“不幸”淪為武職的文士。據蘇軾的奏文可知，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文人，在先朝曾六次落第。元豐五年，才以特奏名的途徑通過了省試。何氏雖屢挫於科場，但卻飽讀兵書，善於論軍談兵。在最後殿試時，宋神宗對其兵學見識頗為欣賞，便問他可否充任武職。何去非“不敢違聖意”，遂被迫接受了右班殿直、武學教授之職。以後遷至武學博士，先後著有《何博士備論》、《司馬法講義》及《三略講義》等兵書。蘇軾與何氏相識後，嘆服其才學，認為其識度高遠，有補於世，於是在元祐四年初向哲宗上奏推薦何氏。蘇軾在上奏中稱：何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為武吏”。蘇軾建議允許其換為文資，仍做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9]。以後，在蘇公的關心下，何去非雖轉為文資性的承奉郎，但畢竟因為有武職出身的背景，所以被差遣到徐州任州學教授，官職明顯降級。如蘇軾所說：“比于博士，乃似左遷”。次年十月，蘇軾再次上奏替何氏鳴不平，希望朝廷能重用何去非這樣的有用之才[10]。然而，以兵學見長的何去非最終不過做到州通判之類的地方官。諸如此類記載，在北宋可謂不勝枚舉。
從以上幾例可以看出，北宋文臣中普遍存在著以從軍為恥的觀念，少有願意改換武職者。更有意思的是，景德初，尚書左丞陳恕臨終前因為其長子曾私用了自己的錢財，為了發洩不滿，竟向真宗訴說不肖之子常與無賴交友，又好習武，所以請求將其黜為外地軍官。不過，真宗考慮到丞郎以上文臣子弟不宜淪為軍伍，還是授以陳恕之子外州司馬之職[11]。
二
就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而言，不能說沒有接受，甚至主動要求換武的文官，但有關這方面的記載既不多見，其結局又常常相當淒慘。如：
其一，宋初文壇俊傑柳開，雖以進士出身入仕，但因性情豪爽，厭煩地方官的案牘瑣事，遂在太宗朝上書要求進入軍旅，報效沙場。於是，柳開由殿中侍御史的文職改換為崇儀使的武職，一度到河北前線任職。然而，以後柳開卻難以施展抱負，只能輾轉、困頓於地方，最終死於七品如京使的武職之位。不僅如此，柳氏因為有了從武的經歷，最終還在士大夫筆下留下了嗜殺，甚至喜食人肝的傳聞[12]。
其二，宋仁宗登基初，先朝強於吏才的吏部侍郎、三司使李仕衡，官拜尚書左丞。但李氏因年高且患足疾，難以繼續擔當重任，不久便被改為同州觀察使的武職，出知陳州。之後，李仕衡受到女婿、樞密使曹利用獄案的牽連，被貶為左龍武軍大將軍的閒職，遭到分司西京（洛陽）看管的下場，抑鬱而終[13]。
其三，天聖時，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李維在使遼期間，曾奉遼帝之命即席而就《兩朝悠久詩》，頗得對方的讚賞。還朝後，仁宗依慣例欲擢李維為樞密副使。但有人指責李維在遼國寫詩時“不當自稱小臣”，有辱本朝體面。結果，李氏僅得到刑部尚書的虛銜。史稱：李維在翰林之位上任職已久，“厭書詔之勞”。加上遭到此次意外打擊，心灰意懶，便拒絕接受新頭銜，而援引昔日李士衡故事，要求改換武官。李維遂出為相州觀察使。不料，李氏換武的任命公佈後，立即引起了一片非議。有言官上奏彈劾道：李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14]。按：北宋觀察使雖名位不顯赫，更無實權，但俸祿卻不薄。如李維所任翰林學士承旨的官職，月俸錢不過120貫，而觀察使的月俸錢則為200貫，其俸祿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基本相同[15]，這種俸制規定是宋初收兵權時給武將的一點經濟補償。所以，身居清華之位的李維仕途受阻後，轉求觀察使的舉動，雖在情理之中，卻不免遭到文臣的蔑視。
其四，宋仁宗慶歷時，右侍禁蒙守中“自陳不願為武吏”，被允許改換為大理評事的文職。不過，蒙氏的出身、經歷卻非一般，其早年曾進士及第，景德初不幸“陷契丹”。以後回歸本朝，才被授以武職[16]。在對夏開戰期間，還有種世衡、張亢兩位文官因為關心國防，多次提出用兵方略，而被轉換為武職。種、張二人可謂北宋少見的有為邊臣，但卻最終遭到壓制，仕途坎坷，至死未能顯達[17]。
如果說北宋時文臣主動改換武職的現象極為少見的話，那麼武官轉為文官的事例就更為稀有。北宋人孫逢吉所著《職官分紀》和南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實類苑》都有武臣換文的記載，但所記僅有一例，即：宋太宗朝，錢昱曾由白州刺史的武職換為秘書監的文職。錢氏遷官至工部侍郎後，又再度轉換為觀察使的武職[18]。其實還有幾例值得一提：太平興國初，吳越王舉國歸宋，吳越王之子錢惟演因其特殊的出身背景，被朝廷援引慣例授以象徵性的武官之職。但錢惟演自幼善詩賦，不甘心于武名，遂向朝廷獻上詩文，請求轉換文職。後在皇帝的直接過問下，錢氏由右神武將軍改為太僕少卿[19]。另如：還是太宗時，夏竦因“父歿王事”，獲得三班差使的低級軍職。不過，夏竦自恃能文，不願居於軍人之列。他便以詩文拜獻于宰相李沆馬首，傾吐了嚮往文職之意。終於在李沆的薦舉下，夏竦跳出軍營，改任某縣主簿[20]。與當時文官轉武職後的淒慘結局相比，錢、夏二氏由武轉文後，都仕途頗暢，乃至位極人臣。這又從反面證明了當時“文不換武”之風的存在。
北宋元豐時期，為了振興武備，改變國防頹勢，曾一度打破常例，允許武官申請考核詞賦水準，凡能通過測試者，便可換為文資官銜。宋神宗此舉，顯然有打通久已隔閡的文臣武將之間的關係，以減弱歧視武人的偏見。如宋神宗曾對主管吏部的官員說：“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21]但是，進入宋哲宗元祐之時，各項變法措施先後遭到清算，武臣換文資的制度也自然被視為一種弊政。元祐二年，朝中文臣們便議論：武官通過考詞賦換文資後，“待之至厚”，乃產生了請托、僥倖的“惡習”。於是，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這一制度被廢除。用朝臣的話解釋便是：“故不得不革，非有他也。”[22]
不久，與以上舉措相配合，右正言劉安世又向執政大臣反映：祖宗創設儒館，意在養育人才，“名卿賢相，多出此途”。但近年來，或憑藉門第出身，或通過理財聚斂，或以“軍功”，皆可獲得館職。因此，他要求恢復舊制，以文學出身及才能作為入館標準，嚴格限制入選人數[23]。劉氏所說的儒館，即所謂“館閣”，包括史館、昭文館、集賢院及秘閣，統轄于崇文院內。長期以來，館閣一直被視為清華之地，直館、修撰、校勘等館職都被目為“華選”，在仕途上升遷頗快。同時，宋廷也常將館職加授于有文名而受器重的文臣，此稱“貼職”[24]]。但是，貼職並不隨意授人，其入選條件頗為刻苛，像以軍功起家的官員通常與其無緣。元豐五年，宋神宗放鬆了對館閣兼職的限制，對邊關功臣也授以館職，這又顯然與允許武臣換文職的措施一樣，含有鼓勵軍功的意義。因此，在“元祐更化”的背景下，文臣們自然要收回這一原本屬於他們的特權，將兵武色彩清掃出“儒館”之外。
三
通過上述幾方面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宋時期存在著突出的“文不換武”現象，而這一現象的產生，則有著深刻的歷史及現實背景。
如所周知，中唐開始的藩鎮割據局面，至五代時進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將稱雄的後果。此時，割據王朝帝王皆出自軍閥，朝中大政操于親信大將之手，地方更陷於節度使控制之下。一時，皇權淪落式微，天子常常被武將玩弄於鼓掌之上。後晉時大將安重榮曾毫無愧色地說道：“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25]與此同時，文臣地位掃地，不僅仰承武夫鼻息，還往往有身家性命之憂。後漢時，軍帥史弘肇曾宣稱：“安朝廷，定禍亂”者，只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即毛筆)焉足用哉!”[26]此語正道出了當日武將們的普遍心聲。所以，不僅地方文臣依附于武臣，縱然是朝中宰相也要對掌管兵權的樞密使惟命是聽。如王安石便指出：“五代用武，故政出樞密，宰相備位而已”。[27]數十年間，文臣飽受強兵悍將淩辱，甚至屢遭殺戮。清代史家即評價道：士人生於此時，纏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28]。正因為如此，當時社會上便形成了強烈的“重武輕文”風氣，世人大都視軍旅為發跡要途。如五代時將領侯章所說：我是粗人，全以戰鬥博取富貴[29]。於是，許多文人學子也棄文從武，加入行伍的佇列。如曆仕後晉、後漢及後周三朝節度使的焦繼勳，青年時喜好讀書，但在兵火歲月中卻無法施展才能。當看清書生可悲的前途後，他憤發誓：“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哉?”遂毅然投筆從戎，置身戰場之中，終於如願以償[30]。
在上述背景之下，北宋從開國伊始全力推行強化中央集權方針，以重新確立天子權威的同時，也對長期存在的文臣武將之間關係嚴重失衡的問題刻意加以解決。但在宋朝初，社會上武風依然甚烈，將官們對文臣仍然相當輕蔑，像大將高懷德，性情粗獷，厭煩書本文辭，對來客不加禮貌，其骨子裏仍然看不起士大夫[31]。甚至還有武將敢於敲詐朝中大臣，如功臣將領王彥升在任京城巡檢一職時，曾借機夜闖宰相王溥家門，以索酒為名進行敲詐[32]。
面對積習已久的驕兵悍將逞強、文臣委瑣吞聲的局面，不僅廣大文官深為不滿，宋初最高統治者也從中看出了潛在的危險。武將敢於在文人面前飛揚跋扈，實際上便是漠視朝廷法度、乃至天子權威的一種表現。文官長期受到壓制只能導致武將勢力的過度膨脹，使國家機構中文武職能無法保持均衡，其結果是社會既無法得到安定，兵變也難以根絕。更何況千餘年來封建文人高揚的儒家學說，又是以維護國家大一統局面和君臣關係為宗旨。於是，宋太祖、太宗朝在實行收兵權等各項措施的同時，一方面給予軍事將領優厚的經濟待遇，另一方面則從各個方面對其政治地位和權威加以抑制。宋人對此有這樣的評說：“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33]朱熹也指出：“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34]通過一系列的防微杜漸措施，不僅消除了將帥自專軍隊、干預政治的問題，而且極大地降低了武官的角色地位，使文官掌管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大權，並有意提高文臣的社會地位，處心積慮地在朝野營造“崇文”的氣氛。如此以來，逐漸在政治上樹立了文臣的權威和影響，在社會上則培植起“重文輕武”的風氣。武將隨著地位的日漸下降，既無權染指朝政，又在各方面屈從于文臣。
從有關文獻記載來看，北宋建國後，宋太祖便在各方面做出尊儒崇文的表示。如太祖登基不久，便下令擴修國子監中的儒家先聖祠廟，重新塑造和繪製“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太祖不僅親自為孔子及顏回作贊文，還一再率群臣幸臨國子監，拜謁文宣王廟。建隆三年，太祖又下詔對文宣王廟行使一品禮儀[35]。這些舉動固然大都屬於禮儀的範圍，但對孔子及儒家是否行禮，又採取何種禮，卻往往是當政者對儒臣文士態度如何的一種標誌。五代後樑時，孔廟便失去祀禮，以後雖有恢復，但卻無人重視[36]。這種“禮崩樂壞”的現象，正是當時武人摧毀文臣精神的反映。因此宋太祖對文宣王廟和國子監的禮遇，便向天下傳達了“崇文”的資訊。
又如：文人入仕的主要管道——科舉制度，也在宋太祖一朝迅速得到重視，步出艱難、寂寞的境地。北宋建國次年，遵循舊制舉行科考，僅錄用進士11人[37]。但此後隨著“崇文抑武”局面的初生，錄取舉子的人數逐漸增加。開寶中，進士和諸科中舉者已達百餘名[38]。開寶三年，宋太祖在錄用合格科考者外，又下特旨賜103名曾15次落第者進士、諸科出身[39]。由此而開兩宋科舉“特奏名”先例，擴大了錄用文官的數量。此外，以後趙匡胤還以考生狀告考官不公為由，親自對舉子進行測試，然後才予以放榜，於是形成了“殿試”定制[40]。天子主持殿試，顯然是向天下作出“禮賢下士”的姿態。如此以來，中舉入仕的文臣都成了“天子門生”，其榮耀之感自然非昔日可比。“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于盜賊奸宄”。“英雄豪傑皆汩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41]。據宋人記載，太祖在世時還曾在宮中豎有石碑，令後世繼承者跪讀。碑文內容之一，便是不殺文臣士大夫[42]。這一戒律正反映了宋太祖對文官的寵遇。
可以說，北宋開國皇帝體會到儒學苦心維護封建朝廷法紀的用意後，不僅願意聽到文臣們發出的“君尊臣卑”的呼聲，而且也希望看到武夫們的舉動符合儒家所定的君臣關係標準。所以，宋太祖曾要求：“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43]
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宋家天子既有殷切願望，武將中自然便有人出來響應。據史籍反映，一些武將看到太祖有尚文的舉動，便也找來書本閱讀，以至還鬧出一些笑話。禁軍大將党進本不識字，但也不甘落伍。某次，黨進奉命奔赴前線。臨行前，他想對太祖致辭以示告別，掌管宮廷導引的官吏勸他：作為武將，不必如此。但党進卻執意要做。官吏只得替其在笏板上寫下話語，教他熟記下來，然後一同登殿。結果，黨進“抱笏前跪”，一時忘記所背之詞，又不認識笏板上的字，場面頗為尷尬。也算黨氏機智，他突然抬頭看著天子，高聲道：“臣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聽黨進說出如此話語，連侍衛們都不禁掩口失笑。當党進出宮後，左右問他何故說出如此之句，誰知黨進卻說道：“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44]這實在可以說是一個笑話，但卻足以說明宋太祖的崇文態度，對武夫們產生了多麼大的影響。
宋太祖在位後期，明智的將領們已適時調整了自己的心態，對文官們采取了恭敬的態度，這其中又尤以曹彬最為突出。為人謹慎的曹彬看出朝廷崇文的用意後，遂在與文人交往中表現出謙卑的姿態。有關曹氏這方面最具說服力的事例，莫過於他在外出途中遇到文臣的反映。據記載，曹彬雖位居樞密使的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車馬，他都“必引車避之”[45]。這一極端化的舉動在以往歷史上實在罕見，而其之所以出現於北宋，正是當時“崇文抑武”國策的一種產物。當尊嚴和榮譽在與利益和前途發生衝突時，生存于專制集權體制下的現實主義者，可能採取的行動通常便是壓抑前者而維護後者。作為一個明智的軍方首腦，曹彬自然會審時度勢，苦心塑造自我形象，以迎合太祖的歡心。
宋太宗即位後，更表現出空前的崇文熱情。如在即位僅兩個月後，他就親自安排科考，錄取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達五百多名，大大超過以往的規模，甚至連執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46]。又如：太宗稱帝后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極為器重，因嫌其原址狹小，特下令斥鉅資遷址重建，並多次親臨工地監督。當“輪奐壯麗，甲於內庭”的三館建成後，太宗又親賜名為“崇文院”[47]。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閣落成後，太宗不僅率文臣登樓觀書，設宴款待眾人，而且還要求禁軍首領也來參觀，所謂“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48]。還值得一提的是，太平興國八年，太宗將沿襲已久的宮中內殿——“講武殿”，更名為“崇政殿”[49]。此舉看似枝節小事，實則反映宋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難怪宋太宗為翰林學士院題寫“玉堂之署”四字之後，翰林學士李昉激動地詠出“君恩無似此時深”的詩句[50]。
也正是在宋太宗時代，隨著兩次北伐的失敗，統治集團眼光完全轉向內部，在大力推行崇文方針的同時，對武將實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甚至打擊政策。一時，武官們在政壇上黯然失色，其地位和影響遠遠低於文臣。這種局面的存在，就連當時一些文官都覺得過分。如端拱二年，王禹偁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統禦，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常官。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錫之數，動逾千萬”，“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王禹偁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進主張[51]。透過王禹偁及當時田錫等幾位文臣的議論，不難看出宋初以來的“崇文抑武”政策至此已遠遠走過了頭，造成了武官飽受歧視的嚴重後果。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52]但在宋太宗朝，這一局面並未得到改變。到宋真宗以後，其政策反而變本加厲，甚至連戰場上的用兵指揮權也交給了文官，將領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范仲淹所說：“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藉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53]又如宋哲宗時人劉摯所指出：“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麾。”[54]於是，武夫倍受壓制和歧視，從而產生了一大批諸如傅潛、楊崇勳、郭承祐及夏守贇之類的怯懦無能的將帥。另據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憶：頗有謀略的武臣馬知節與文官王欽若、陳堯叟同在樞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即王旦），至則見冀公喧嘩不已，馬則涕泣”[55]。以此可以窺見當時武將所處的低下地位。難怪宋仁宗天聖時，宰相王曾便毫不客氣地將地位與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將的樞密使張耆，蔑稱為“一赤腳健兒”[56]。以後，名將狄青進京赴任樞密副使，竟被文人們貶呼為“赤樞”（當時軍人有“赤老”的蔑稱）[57]。而翰林學士歐陽修也敢於輕視樞密使、老將王德用，譏諷道：“老衙官何所知。”[58]
正是“此一時，彼一時”。曾幾何時，武人們為所欲為的歲月痕跡尚依稀可見，北宋統治者已將文官推到了社會的前列，所謂“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59]。於是，在“重文輕武”風氣薰染之下，世人必然拋棄五代時令人鼓舞的“以戰鬥博富貴”的理念，而願意將一番抱負投于文臣的角色之中。在此形勢之下，文官便羞于與武人為伍，更不願轉為軍職。也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時的文官辛仲甫當然對轉任武職之事不會熱心；宋真宗時，陳堯咨也終於拒絕了“節鉞”的誘惑。而陳氏以後對朝廷改任自己為武職的做法，理所當然地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宋仁宗朝，范仲淹等名臣也很自然地要堅辭中央下達的改換武職的命令。其後的小臣何去非，如果說在神宗朝提倡武備的形勢下尚能勉強接受武職的話，到哲宗朝“元祐更化”以後，就不能不深感冤枉了。至於錢惟演、夏竦等個別武職出身的文人，則實在要慶倖能夠順利轉入文官佇列。
綜上所述，北宋時文臣武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彼此換職已不多見，文臣不願充任武官，武將更難轉為文職。推究其因，即在於“重文輕武”政策及風氣的影響。而這一特有現象的存在，也從一個側面表明北宋是一個“尚武”精神淪落的時代。

趙匡胤是怎樣以仁君手段反腐肅貪的？
宋初，郡縣的官吏承接五代的惡習，貪贓枉法，欺詐良民，讓趙匡胤痛下辣手，嚴懲貪墨之罪。宋開寶三年，有一位地方官員，受贓七十萬，按傳統律法不當死；當時老趙剛剛平定南漢，聞聽此事，撥亂反正，特意下詔將其正法。後來在南郊祭祀天地神祇，按禮制，要頒發特赦令。老趙規定：大赦天下，但十惡罪、劫殺罪、官吏受贓罪，不赦。
左贊善大夫申文緯奉詔到商河縣查驗田畝，田畝多少直接關係到租稅多少，但一村一鄉田畝總數不差。有刁民就故意少報田畝，以備日後少交租稅，但有少報就有多報，因此不公。商河縣令李瑤收受賄賂，申文緯沒有調查到這個事實，結果被人起訴告發。老趙知道後下令：杖殺李瑤，申文緯除籍為民。維護士庶利益時，老趙不手軟。
給事中常準，在大名府為括田使，丈量田畝檢查漏賦時，有詐取不公行為，地方農民上訪，直到宮闕，老趙大怒，直接罷免了常準的兩個官職，原來授他為兵部郎中，也免了。本縣令程迪，則決杖流放到海島。並詔令他縣，官員括田按視，必須實事求是，不得虛報以加重百姓租稅。
有一兵部郎中監秦州稅務官名曹匪躬，還有一海陵、鹽城兩監屯田副使名張藹，這倆貨屬於軍隊建制下的官員，居然命人帶了緊俏商品往江南去做生意，謀取私利。趙匡胤知道了，曹匪躬殺頭，張靄除籍為民。軍人還想做生意​​？在趙匡胤時代，是絕不允許的。
薛勳，是國家糧庫總管，掌管常盈倉（周轉漕運糧食的倉庫），漕運來糧，他盤剝最為嚴重。史稱“受民租，概量重”，接受百姓的租稅（糧食），使用大斗盤剝。此事惹惱趙匡胤，下詔免除了他的職務職稱，發配到遠方做苦力，跟他一塊使用大斗進的倉吏殺頭。官吏欺侮剝削老百姓，只要叫老趙捉住，基本就是剝奪政治權利，流放或殺頭。
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和《宋史·本紀》統計（這應該是一個不完全統計），兩宋319年總約140宗貪污案，其中大部分貪贓者被正法或流放。
這裡是太祖趙匡胤一朝的貪贓記錄，總22樁：
楷體, 楷體_GB2312, SimKai;">商河縣令李瑤坐贓杖死。
大名府永濟主簿郭顗坐贓棄市。
知制誥高錫言，諸行賂獲薦者許告訐，奴婢鄰親能告者賞。知制誥高錫坐受藩鎮賂，貶萊州司馬。
宗正卿趙礪坐贓杖、除籍。
職方員外郎李岳坐贓棄市。
殿直成德鈞坐贓棄市。
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贓殺人，棄市。
光祿少卿郭玘坐贓棄市。
樞密直學士馮瓚、綾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為宰相趙普陷，以贓論死，會赦，流沙門島，逢恩不還。
倉部員外郎陳郾坐贓棄市。
右贊善大夫王昭坐監大盈倉，其子與倉吏為奸贓，奪兩任、配隸汝州。
右領軍衛將軍石延祚坐監倉與吏為奸贓，棄市。
右千牛衛大將軍桑進興坐贓棄市。
太子洗馬王元吉坐贓棄市。
殿中侍御史張穆坐贓棄市。
右拾遺張恂坐贓棄市。
左拾遺秦亶、太子中允呂鵠並坐贓，宥死，杖、除名。
左拾遺劉祺坐受賂，黥面、杖配沙門島。
宋州觀察判官崔絢、錄事參軍馬德休並坐贓棄市。
吳越王奏內客省使丁德裕貪狠，貶房州刺史。
太子中允郭思齊坐贓棄市。
王全斌入蜀，貪恣殺降，雖有大功，即加貶絀。
大宋帝國因此漸漸拋棄了五代惡習，國家建設走向正規，各地出現很多“循吏”，也即奉公守法的模範人物。“循吏”的出現，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一個標誌性事件。郡縣治，天下治。在亂世之中，“循吏”的出現難度極大，完全依賴於聖賢書教誨下的個人覺悟，因為得不到鼓勵。但在治世之中，“循吏”有了受到朝廷鼓勵的可能，更有製度性監督，故聖賢教誨就會在這樣的氣氛條件下的到更多的輾轉張揚。所以，“循吏”多起來，才有希望推演天下太平的盛世。
史稱宋代之所以得到“循吏”，有三個原因：
第一、太祖趙匡胤之世，地方官出任，老趙都要親自接見，考察、詢問政事，覺得合格，然後派遣。這是精煉的“簡擇之道”。
第二、然後又設各級監司，察訪各州郡太守，太守又察縣令，都需要按時向朝廷匯報察訪結果，此事有專門的朝臣督治。這是縝密的“考課之方”。
第三、官員犯他罪可以從輕，但一旦犯有貪贓罪，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赦。這是嚴肅的“防閒之令”。
三個原因，其中之一是“除貪”。
顧炎武又評價大宋這種“除貪”制度說：不赦犯贓之罪，是大宋得到循吏的重要原因，到了宋仁宗天聖年間以後，士大夫都開始知道廉恥，互相砥礪，應該與趙匡胤這種對贓瀆的懲治、對廉介的鼓勵有關。
按宋·陸游《避暑漫抄》，關於“誓碑”的來龍去脈大略是：
趙匡胤踐祚第三年，秘密鐫刻了一個石碑，立在太廟寢殿的夾壁室內，謂之“誓碑”。“誓碑”用銷金黃幔遮蔽，夾壁室門鑰封閉甚嚴。並詔敕有司：從此以後，天子歲時祭祀，及新天子即位，到太廟禮畢後，要由有司奏請恭讀“誓碑”上的誓詞。屆時，只有一個不識字的小黃門侍者跟從，其餘的侍從一律站在遠處，不得窺見。這時，皇上要到“誓碑”前，拜跪、瞻仰、默誦，完畢，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皇上在此有何盟誓。從此以後，歷代帝王都要按此行事。
一百多年，沒有人知道“誓碑”的內容。直到靖康之變，兵亂中，太廟各門皆洞開，才有人得以窺見“誓碑”。
據說，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
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船山先生在《宋論》中評價《誓碑》道：
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
嗚呼！論到《誓碑》中的這三條，不說這是政制之盛德是不可以的！之所以說它是“盛德”，是因為這都是反求諸己的結果啊！
《誓碑》是老趙“立德立功立言”之舉。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
從此以後，“三不朽”成為中國人臧否人物的重要尺度。
唐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對“三不朽”做了深刻界定，至今不可移易：
“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
“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
“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
以此來衡量《太祖誓碑》，正是老趙一生“立德、立功、立言”的精彩寫照。即使趙匡胤什麼貢獻也沒有，僅憑《誓碑》一項，已經“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