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小老師應該怎麼教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對話 - 觀點同不同

228這一天是一代台灣菁英的受難，再來是3月大屠殺了。屠殺的規模、清鄉行動的血腥，是「台灣歷史永遠不會好的傷口」「只要想到國會、想到身邊近半數的人，還在持國民黨，怎麼辦呢，228來了，兇手還在呢，不認錯的人還在呢，KMT黨國香火也還在呢，中正紀念堂還在呢，慈湖陵寢還在呢。轉型正義呢?受害人與遺孤情何以堪?」  https://bit.ly/3uOYR6V

嘉義大林元宵節玩穿越秀 慢遊大唐不夜城燈會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嘉義大林元宵節玩穿越秀 慢遊大唐不夜城燈會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228事件客家人鍾逸人領導二七部隊反抗國民政府/二七部隊是誰組織起來的？他説，其實不是謝雪紅，也不是鍾逸人，而是正義的民眾和學生們，大家共同組織起來的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QzDfbM

228二二八事件/蔣中正/綏靖清鄉/二二八事發後，陳儀在三月一日同意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解決紛爭的協調單位，一邊卻向中央請兵，成立處理委員會其實只是緩兵之計/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慈湖陵寢仍由國軍衛戍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jnM5iC

張七郎父子三醫師俱死於228/張七郎出生在新竹湖口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G4sWYh

1947.3.8 報載陳儀即將被免職
2018 年 03 月 08 日 22:37:25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1947年228事件爆發，臺灣人對中國一年多來的荒謬統治忍無可忍揭竿而起，行政長官陳儀表面上與臺灣人代表談判承諾改革，背地裡卻不斷向蔣介石請求軍援。
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告期待政府改革、擁護中華民國及「蔣主席」，3月8日報紙刊出陳儀即將被免職的消息。不少臺灣人對於未來依然充滿期待，卻不知蔣介石派來屠殺的軍隊正在半路上….
圖左：1947/3/8 臺灣新生報，出自數位典藏
圖右：蔣介石回覆陳儀「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7日由滬啟運，勿念。中正」
延伸閱讀：
1947年3月8日剪報，建議逐字閱讀，了解當時臺灣人心中的想像。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87/a9.html
1947.3.8 報載陳儀即將被免職 | 台灣回憶探險團 - https://goo.gl/kqMnNe

值得敬佩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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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看二二八英靈王添灯的故事，令人感慨萬千。
1901年6月24日出生於台北的王添灯，個性直言敢為。在當新店莊役場庶務主任的時候，因為痛恨日本人剝奪台灣人的自治權力，進而推動「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計畫，經日本警察屢次警告與逮捕之後，依舊不改其耿直言行。日本在台政府於是把王添灯請到日本去見天皇，日本天皇送給他一把武士刀，並說：「台灣有像你這樣的愛國人士，很有福氣，我們日本人也愛惜像你這樣的人。」王添灯回到台灣對他的妹妹說：「日本人就算再怎麼樣對我不爽，也還是會知道真正的道理是什麼。」王添灯就這樣毫髮無傷的渡過了他人生中的日治時期。
二戰結束，日本戰敗，國府接受麥帥委派來台灣接受日本投降，並負責遣返日本人回家。這位戰前如此反日的王添灯得到了國府的封賞，當上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台北分團主任，也當選了台灣省參議會的參議員，但是眼看逃難來台灣的國府官員，大都貪污腐敗，囤積糧食，假公濟私、任用親人、搶人房舍，吃飯或坐車不給錢，調戲良家婦女等，無惡不作，一如他們在中國與北越的行為。
反日親中的王添灯依舊不改他直言性格，在省參議會上常痛罵國民黨的行政長官公署貪污腐敗，鎮日只會中飽私囊，其中尤以「白糖與鴉片煙事件」最為人所知。國府官員接收日人留下的物資，將15萬公噸白糖走私到上海去販賣，以中飽私囊，還說鴉片煙被蟲吃掉！王添灯在議會質詢此等貪污情事，被質詢的國府官員全都啞口無言，只能氣在心裡。
當時的國府官員看到台灣人普遍守法、守秩序、公私分明，還愛乾淨，晚上睡覺門沒關也沒關係，就如同後來的郝、連一樣，認為就是因為被日本「奴化」所致。曾經是超級反日的王添灯，看到國府官員這一套「皇民說」卻很不爽。他在民報上發表《告外省人諸公》一文，反駁國府怪罪守法的台灣人為「日人奴化」的謬論。他還在報紙上刊登文章，抨擊高雄市警局壓迫農民，結果遭到國府官員的控告，史稱「王添灯筆禍事件」。
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不到兩年，台灣社會整個天怒人怨，終於引爆「二二八事件」。王添灯家人都勸他要趕快逃命，畢竟王添灯已經得罪不少貪污官員。天真的王添灯還以為國民黨政府跟日本帝國政府一樣，會善待他這位直言敢諫的仁兄，他還說：「日本天皇都沒對我怎麼樣了，『祖國』的政府敢對我如何？何況我又沒做錯事！」1947年3月11日凌晨，王添灯在家中睡覺的時候被國府軍警強行拖走，只因他也是「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委員。
日本人把反日的他當成寶，國府卻把親中的他當成狗一樣地拖行！王添灯被捕後，飽受國府軍警的酷刑，鮮血從臉上直往下流，依舊繼續破口大罵當時執行酷刑的憲兵第4團團長張慕陶。最後張慕陶命令衛兵把王添灯全身淋上汽油，點火讓他活活燒死，接著再命令士兵把王添灯的屍體丟入淡水河，讓他的家人連屍體都找不到。當時王添灯留有兩個兒子跟4個女兒，都還沒成年，也通通成了孤兒。
諸如此類的悲慘故事，當時全台灣各地都在上演，直到白崇禧來台視察，大屠殺才告一段落。日後國府在各級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上卻從未提一字，只是不斷講中國又臭又長的歷史，還有瞎掰國府保衛台灣與建設台灣的神話故事！這不是在奴化台灣人，到底甚麼才是！
王添灯當年是日本公務員，待遇應該不錯，卻不像目前許多腐敗公務員那麼孬種。後者為了當順民，只顧自己的利益，哪管別人死活？王添灯卻是為當時台灣人爭取自治權利而見義勇為，不顧自己安危，日本天皇還能深明大義，送給他一把武士刀表示敬佩，然而蔣介石呢？

1946.11.11 員林血案
2017 年 11 月 07 日 23:14:08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中華民國告訴你「張燈結彩喜洋洋」「一片美好」的「臺灣光復」，實際上又是如何呢？來看看臺灣戰後慘遭中華民國政權軍事代管後的隔年，社會變成什麼樣子？
二戰日本戰敗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命蔣介石派員來臺代表盟軍接受日軍投降，於是1945年10月25日在臺北公會堂舉行降伏儀式，以為自己將成為「一等公民」的臺灣人，興高采烈迎接中華民國，卻不知卻是落入萬丈深淵的開始。
1946年5月，鹿港四方醫院院長施江西遭中國員警許宗喜夥同數名中國流氓毆打成傷，並誣指其破壞公物。施江西不甘受辱提出告訴，法院傳喚許宗喜等人拒不應訊，臺中地方法院於是簽發傳票派員進行緝捕。
1946年11月11日，數名法警及十餘名地院人員前往緝捕許宗喜等人到案，竟遭另名時任警局督察的中國人陳傳風及北斗警局所長林世民亂槍射擊，多人重傷倒地、一名法警斃命，其餘法警及地院人員被中國員警集團關入拘留所。
消息傳出後輿論沸騰，中國員警在壓力下僅能釋放被其拘禁者，但身上財物早已不翼而飛。
在日本時代已經歷相當現代法治基礎的臺灣人，對於這些情境簡直歎為觀止難以想像，將此事件稱為「員林血案」，並發起「護法守法大講演會」。隔年二月在法院判決下，除林世民一人遭判刑外，其餘全數無罪或遭大赦免罪。
臺灣人寄予厚望的「祖國」，不過是個長期戰亂，極端落後的五流政權。臺灣遭代管後，貪汙腐敗、掠奪侵吞、社會不公，民怨也不斷累積。在員林血案判決後不久，即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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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4.17 中國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
2017 年 04 月 17 日 17:56:51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1944年，二戰逐漸邁入尾聲。4月17日，中國蔣介石勢力在重慶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下令由曾於臺灣博覽會時，來臺見識過臺灣驚人進步及後續考察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擔任主席，為接收臺灣做準備。
臺灣調查委員會的任務主要分成兩個部分，首先是了解臺灣的狀況，主要研究日本對臺的各式調查報告、法令、地圖等資料，針對行政、金融、教育衛生等十九個領域完成了共四十多萬字的書籍；其次是針對接收後所需的行政、警察、教育等人員進行訓練，例如舉辦在福建的臺灣員警幹部講習班，就訓練了九百多位警務人員，成為日後接收臺灣的主力。
戰後陳儀受蔣介石任命代表盟軍前來臺灣接受日本投降，並成為行政長官。臺人原本期待可以自治成為中華民國下的模範省，結果卻是陳儀為首的行政長官制，日本人離去後的重要職缺幾乎都被中國人所佔，原本為「接收」進行的調查成為徹底「劫收」的依據，認清真相的臺灣人快速由欣喜若狂變成全面抓狂，不久後就引爆了二二八事件。
歷史總是充滿諷刺。
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臺灣正式脫離中國魔掌。
1944年4月17日，中國展開對臺灣劫收的準備。
圖：1935年臺灣博覽會時期，來臺參訪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

探看台灣史悲劇的根源——李筱峰教授二二八講座側記
本文轉載自鯨魚網站
文／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2017-05-12 10:20
李筱峰教授講座中神情。圖／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李筱峰教授講座中神情。圖／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緊隨著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週末，3月4日李筱峰教授蒞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擔綱講師。本場次報名踴躍，主辦單位屢次增開名額都快速額滿，聽眾擠滿會場。李筱峰引經據典、條分縷析，以多方史料呈現歷史悲劇的根源，作為歷史的多一層認識，更作為台灣前途的啟示。
兩個社會、兩套文化
李筱峰教授說，談二二八是希望和諧相處，台灣更豐碩、多元。我今天會用國、台語雙語演講，因為台灣是多語言多民族的國家，要互相尊重。只要互相尊重，就沒有二二八。
今天我們清楚二二八為什麼發生。可是戒嚴時期，國民黨會歸因於兩個因素，一是受「日本奴化教育」，二是「受共產黨蠱惑」。中共則說二二八事變是台灣同胞「響應毛主席」。馬英九主政時代開始承認是「官逼民反」，確實有進步，但這個說法並不周延。
另一個普遍的說法是「族群衝突」。「族群」通常是指長時間生存在同一社會中的兩種人，如美國的白人、黑人等等，二二八基本上是來自不同社會的族群，這樣不能算是族群衝突。我們應該從「文化」的角度，從歷史背景去理解、分析它。
事件爆發後上海某週刊發表的漫畫「勝利之『果』」（作者張文元），李筱峰認為是最能代表二二八事件的一張圖。圖／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1935年，曾創立中國社會黨的學者江亢虎來台參觀始政四十年博覽會，之後寫了《台遊追記》：「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同……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長養子孫。日本統治之能，可驚亦可歎也。」搭乘火車後感到「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衡矣」。
他所敘述的對比是怎麼發生的？比較一下兩個社會的命運就知道。
1898年列強瓜分、百日維新、戊戌政變、八國聯軍，1900年革命風起雲湧，1911年滿清倒台、中華民國建立、二次革命、護法運動、軍閥執政、北伐、統一、中原大戰、剿共，1930年代瀋陽事變、西安事變、蘆溝橋事變、八年抗戰，國民黨政府節節敗退，美國投下原子彈後變成戰勝國……1912到1928年這17年間，中國起碼有140次以上的戰爭，沒有一年不打仗，這樣教育如何進步？社會、經濟、文化如何發展？
反觀台灣，吸收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近代文明，50年當中日本在台完成了基礎建設、嚴密政府、司法警察機關、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體系、初等教育、農田水利、交通、電力，這些近代社會生活基礎，中國大概只有大都市有。
台灣在1920年代已經掀起公民覺醒運動，林獻堂、蔡惠如結合青年，要求設置自己的議會，也第一次有自己的政黨：台灣民眾黨。更因為有這樣的運動，1935年第一次投票時井然有序，那時中國一般人還沒有投票概念。
許多中國大陸的學者、作家和記者來台參觀後，對文化水準都有很高的評價，如上海《新中華》半月刊：「台灣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科學小說。」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在日本統治下，不斷為爭取自治而奮鬥，這樣使他們得到自治政府的最大準備。」
這樣的「中國」文化
戰後有個知名的例子，當時行政長官陳儀向台灣人民廣播說：「我們公務員有三件事情不做，不偷懶、不欺騙、不揩油。」台灣人不知道「揩油」是什麼意思，知道後覺得這其實是常識，「不偷懶」、「不欺騙」是小學的公民德性，怎麼變官員的政見？十足反映了當時統治者與台灣社會觀念的落差。
台灣戰後面對的局面相當惡劣：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
大陸人壟斷權位，21名高層官員只有1個台省籍人士；牽親引戚，如高雄劉校長請不識字的岳父當老師；外行領導內行，沒看過火車的人當鐵路局課員，薪水還比擁有10幾年經驗的副站長多；貪汙，接收成「劫收」、官員們「五子登科」。
我曾翻1946年1月底到2月的《民報》，平均兩天就有一則貪汙報導，民間流傳著「食銅食鐵，食到ALUMI（鋁）」，挖苦接收的人什麼都吃。
再舉校園內的狀況，有位台籍老師投稿1947年6月上海出版的《倫語》半月刊：「祖國教師學問如何，我不敢批評；至於日常生活，卻有些叫我們看不慣的地方。他可以在宿舍喝酒，可以遲到曠課，男教員可以領女學生看電影，可以隨地吐痰。」
當時大陸人很不適應台灣島上的日本氣息，如買東西時店員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語：謝謝）；街上有町、丁目；公文裡出現「仰爾等軍民，一生懸命」等日語用法。
大陸人因此說台灣人「奴化」，台灣人當然無法心服，畫家王白淵：「只以為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過於欺人。」
軍紀敗壞是最顯而易見的，戰後接受的那一年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
曾經當過警察的歌王洪一峰回憶說：「人家在賣菸，一群人把菸架打翻，現金沒收，人帶回派出所。結果好的菸留下來自己抽，剩下的用腳踩爛。」當時的憲兵第4團團長高維民，回憶當時接收後部隊放假的情況就提到，偷沒鎖的腳踏車、坐車不買票、對蓬萊閣女招待動手動腳……問題一大堆。
原題名為「我們已經勝利了嗎」，載於上海《中國工人》月刊。圖／吳亮衡攝，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28．七O：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展品
悲劇的根源—文化
如果翻閱1946年的報紙，會發現這一年街頭非常紛亂，有3大事件：新營事件、員林事件、布袋事件，這些事件並沒有擴散，但是各地不斷上演，227緝菸事件也只是其中一件，但它發生在首善之都，又在人潮洶湧的太平町。
事件當中又可看到中國官場說謊文化。3月5日蔣渭川希望陳儀保證不向中央請兵，陳儀回答：「我是絕對沒有這樣的意思，請你放心。」但早在3月2號，陳儀請兵的電文就發出去了。
3月8日張慕陶也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向台灣用兵」，但3小時後國軍就從基隆登陸。蔣介石說是因為處委會提出不當要求，他才決定派兵，但其實他早就派兵了。
我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結語，台灣史學者林衡道引述友人評語，二二八事件：「那是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所產生的悲劇。」
【觀眾詢答】
Q1：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被說成利用、消費二二八，要如何回應？（提問者為高雄陳先生）
檢討歷史且在紀念日提他、討論他，是絕對合理、正當的。我們應該站在台灣這個主體來看歷史，所有被外來統治者壓迫的重大事件都應該紀念，比如霧社事件，也都應該要有更正規的儀式、活動來紀念。
講述結束後，觀眾反應熱烈，共提出五個疑問請教。圖為高雄陳先生。圖／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Q2：為什麼30年前，受害者本人或家屬很少出現在街頭運動，會不會是當時沒有人出來幫助他們，感到失望而沉默？
我訪問很多受害者家屬，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你活得不耐煩了嗎？」非常害怕。再舉屏東葉秋木的例子，後來他女婿想要出來講話，葉秋木夫人講到哭，還跪下來：「我們家死一個就好了啦，你不要出來啦！」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曾經來了一位觀眾，站在潘木枝遺像前面感慨，他說：「我很對不起他…我們的病都他看的，但他死的時候，我們連捻香都不敢，也不敢靠近他家，只遠遠地面對他們家祭拜、鞠躬。」在那樣壓抑與恐懼的氣氛下，自然是沒有人敢說的，這也不能怪人家。
Q3：有人講說，受害家屬有得到賠償，總統也已經道歉，不要再紀念，要往前看。我們應該如何紀念二二八呢？（提問者為台史博志工）
賠償只是申冤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歷史教育。一個不懂歷史的民族，是無知的民族；一個不願意了解歷史的民族，是無情的民族。歷史很重要，生活中處處都是歷史。發生過什麼事件？有怎樣的影響？影響多深？我們作為社會的一份子，為什麼不去了解？沒有歷史感，就沒有將來。把自己社會的歷史搞懂之餘，也要參考別人的。但我們看自己的，除了認識還要認同，藉此來認同自己，這很重要。
台史博志工何添財先生提出問題向李筱峰教授請教。圖／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Q4：將來台灣會再發生一次二二八嗎？
我不認為會有那樣嚴重的衝突，因為我們已經慢慢發展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什麼情況可能會發生二二八？如同今天的結論，Freedom House評比台灣的人權自由度是93分，這樣的台灣如果被一個15分的國家—中國併吞，保證發生二二八。
Q5：今年中共也舉辦紀念二二八，是怎麼回事？有何意義呢？
他們每年都有紀念，規模時大時小。中國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反國民黨政權，但他們其實就經常發生類似二二八的事件，可以參考拙作〈天安門事件中的228模式〉。我看中國的紀念活動其實沒有什麼作用，他們人民事實上也不怎麼關心。
講座結束後大合照。前排持海報右者為李筱峰教授，左為台史館副館長郭碧娥。圖／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專文】探看台灣史悲劇的根源——李筱峰教授二二八講座側記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 https://goo.gl/8eXvxJ

1954.4.10 劇作家簡國賢遭處決 | 台灣回憶探險團 - https://goo.gl/QH6W7h

1954.4.10 劇作家簡國賢遭處決

那一年，死滅的春天
2017-03-01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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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是事件開始蔓延的日子，並非結束。陳儀以台灣行政長官身分，與台灣人虛以委蛇，地方仕紳組成調解委員會，表達自治化心願。但待蔣介石的軍隊從中國增援，清鄉的大屠殺悲劇就開始了。

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李筱峰教授提供）
以為法律是可以信守，自認參與調解是為了弭平事件的衝突，許許多多台灣知識份子、文化精英、仕紳，就這樣被屠殺。這種悲劇性開端，讓曾經期待所謂「祖國」，以為「中華民國」真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台灣人，從而背向中國。
挾持「中華民國」統而治之的中國國民黨，藉二二八事件大屠殺，其實是預謀為其從中國流亡來台之統治舖路。其中，甚至有一些半山台灣人為共犯。二二八事件的保密局檔案，簽報舉發的文書裡，林頂立的簽名資料就是證據之一，其他還有許多黨國威權侍從列載在吳濁流的《台灣連翹》，不乏從來的達官顯貴。
中國國民黨據台統治展示的無法無天，台南的王育霖、台北的吳鴻麒都是法界人士，因堅持司法正義而被報復。花蓮鳳林的張七郎父子三人，也因為有守有為而觸怒軍人遇難。王育霖兄弟王育德流亡日本，成為台獨運動者，吳鴻麒雙胞胎兄弟之子吳伯雄隨侍中國國民黨飛黃騰達，是台灣人面對殖民性黨國的差異典型。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最嚴重的社會病理根源，它讓統治者與在地人民分別成為加害者和被害者。其實，中國國民黨也因恐共、仇共，加害被羅織附匪的戰後移入者，但長久掩藏歷史真相，導致許多受害的所謂「外省」族群陷於事件的加害者夢魘，背負莫須有的原罪，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受到影響。
戰後的黨國統治之惡，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都是為了獨占權力、掠奪台灣。一九五○年，中國易幟，仍以殘餘、虛構、他者體制的國家意理據台，即使民主化後被迫失去獨占性，仍極力杯葛台灣的國家重建，甚至連結滅其國體的共產黨中國。
二二八七十週年紀念日已過，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破壞、殺戮才正要從各地的調解虛晃招數拖延，蔣介石從中國增兵來台後開始。紀念二二八，不是紀念一個日子，是紀念一段原應是春天，卻仍像死滅寒冬的歲月。（作者李敏勇，詩人）

寫下鷹犬的名字
2017-03-16 06:00
推文到plurk

知名廣播人崔小萍是第一位在國際影展拿下表演獎的台灣影星，卻在事業巔峰之際，被誣賴為匪諜，查無實證後，卻以意圖顛覆政府之罪，先判無期徒刑，再改判十四年，結果坐了九年四個月黑牢。圖為今年年初李行、孫越等人幫崔小萍過96歲農曆生日。（翻攝自網路）
知名廣播人崔小萍是第一位在國際影展拿下表演獎的台灣影星，卻在事業巔峰之際，被誣賴為匪諜，查無實證後，卻以意圖顛覆政府之罪，先判無期徒刑，再改判十四年，結果坐了九年四個月黑牢。圖為今年年初李行、孫越等人幫崔小萍過96歲農曆生日。（翻攝自網路）
「在那個危險時代，我受的侮辱和損傷，即便是控訴的話，也無法補償我所失去的一切。」知名廣播人崔小萍女士十一日辭世，享年九十五歲。她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面對當年誣陷她的調查員與檢察官、不肯傳證人就做出判決的審判長，生前她從沒大聲控訴，她只在自己的回憶錄「天鵝悲歌」中，一筆一畫寫下這些人的名字。
她是第一位在國際影展拿下表演獎的台灣影星，卻在事業巔峰之際，被誣賴為匪諜，查無實證後，卻以意圖顛覆政府之罪，先判無期徒刑，再改判十四年，結果坐了九年四個月黑牢。
從天堂墜落地獄，誰不怨恨憤怒？但她一直叮嚀自己要活著出獄，因為只有活著出去，才能對這不公平的裁判做見證，一旦抵不過獄中折磨而自盡，肯定被說成是畏罪自殺。
她在自傳中寫著，「求真求實，勿枉勿縱」的調查員面對她的抗辯時，先是囂張地說：「我們辦的案子，哪個敢不起訴！」再用一派輕鬆的口吻告訴她：「國民黨是水，你是魚，魚需要水，但是水不一定要魚。」最後，更冷冷地警告她：「冤枉你？就冤枉你了…我們就鬥鬥看，看誰厲害。」
至於法官辦案時的不耐煩口氣，更讓她心如刀割。法官還說調查員否認曾經威迫她，她的自白純屬自願，崔小萍說：「如果他們承認威迫，他們不就犯罪了。」恐龍法官果然一直都存在。
因為活了下來，才能用自傳洗刷冤情，才能一一寫下這些人的名字，十年冤獄被剝奪的一切，沒人能夠還她，就讓鷹犬遺臭萬年吧，這是一位弱女子面對那個殘暴年代最卑微的抗爭了。（藍祖蔚）

槍聲結束了陳舜臣的台灣生涯，遠走日本寫下記憶中的二二八

故事》槍聲結束了陳舜臣的台灣生涯，遠走日本寫下記憶中的二二八 - 自由電子報 自由評論網 - https://goo.gl/YcwsRa
陳舜臣：「如果被問及，當時我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聽那些槍響，我只能回答：...懷著滿心的祈禱聽著。如果問我祈禱些什麼，那就是祈求實際聽到的那些槍響，不是恐怖的殺人槍彈聲，而只是威嚇用的空包彈。」
故事
2017-03-19 12:06
 
路那
出生於 1924 年的陳舜臣，是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說家、歷史小說家與散文家。他以講述華僑謀殺案的《枯草之根》，於 1961 年獲得定位為推理小說新人獎的江戶川亂步獎出道，此作亦同時入圍隔年的日本偵探作家俱樂部獎，最終雖未獲獎，但以初出茅廬的姿態而有此番氣勢，令人印象深刻。
日後，陳舜臣成為繼邱永漢之後，第二位獲得直木賞的在日台灣人作家，與第一位拿全了江戶川亂步獎、直木獎、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的三冠王作家，更首開日本創作中國歷史小說的風氣。
在 1945 年經歷了神戶大空襲（電影《螢火蟲之墓》的背景）後，祖籍新莊的陳舜臣終於擺脫了戰爭的陰影。然而，太平洋戰爭結束的同時，在日台灣人也陷入了國籍轉換的困擾之中。
或許是想要擺脫這樣的處境，也或許是想要認識一下新的「祖國台灣」樣貌，陳舜臣在 1946 年，與其弟敏臣一同返回新莊，試著在祖居地上展開新一段的人生。
陳舜臣在許多場合都談到了自己對於身分認同的不安感，而他後來許多小說的主角，也都與其命運相仿，不斷地在故事裡面尋找安身立命的歸屬場所。（Source）
當時，仍需升學的陳敏臣考取了臺灣首批公費留學生，到了上海留學。其後，這批留學生因為 1949 年國共分治，有的從此無法回到臺灣（相關故事，可參閱《一九四六‧被遺忘的台籍青年》一書）。
因戰爭結束而中斷的學術事業的陳舜臣，因仍眷戀著學術事業，在日本教授的介紹之下，到台灣大學拜見了林茂生教授，希望能以擔任助教的形式，繼續他的學術之路。在《半路上》一書中，陳舜臣是這樣描述兩人見面的經過的：
我單刀直入的請教對方，能否讓我在這裡借用印度與西亞的書籍。
林茂生教授懷疑地看著我，大概以為我是要來找工作的年輕人。──之前也來過一個說不要薪水，只要有張書桌與座位就好的人。
不過我拒絕了。至少要寫好論文拿來讓我審查，如果審查沒通過的話，不管要不要薪水，都不可能在大學裡安插職位。先拿論文來。
林教授大概說了這麼一段話。
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光是能與老師見面，交談上幾句，林老師就算施惠於我了。
生於 1887 年台南的林茂生，原籍屏東東港。他在 1916 年拿到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1929 年獲頒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是第一位在美國拿到哲學博士的台灣人。
曾在 1945 年發表「慶祝臺灣光復」演說的林茂生，於同年創辦《民報》，該報社論日後多次批評陳儀主持下的行政公署施政。1947 年 3 月 11 日，時任台大哲學系教授的林茂生被人帶走，從此「失蹤」。
1947 年 3 月 11 日，時任台大哲學系教授的林茂生，被人帶走，從此「失蹤」。（Source: Wikipedia）
像那樣「失蹤」的人，還有陳舜臣的親友王育霖。
1919 年出生於台南的王育霖，在就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時，即取得司法官資格，之後更成為日本本土第一位台灣人檢察官。王育霖之姊嫁給了神戶怡利公司的蔡東興（蔡東興的父親蔡炳煌本籍台南）。因戰爭時疏散的關係，陳舜臣家與蔡東興家曾經比鄰而居。
戰後，王育霖和陳舜臣同時期回到臺灣。回到臺灣的王育霖當上了法院檢察官，在偵查一件奶粉貪瀆案時，發現時任新竹市長的郭邵宗涉案。執意辦案的王育霖，之後反在郭邵宗下令之下，被警察局長率領警察持械包圍並搶走辦案卷宗。王育霖憤而辭職，改任建國中學老師與《民報》的法律顧問。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自知將遭報復的王育霖走避不及，被捕遇害。
王育霖任檢察官時發現新竹市長郭邵宗涉及奶粉貪瀆案，後來辭職改任建國中學老師與《民報》的法律顧問。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自知將遭報復的王育霖走避不及，被捕遇害。（Source: Wikipedia）
然而，當時身在新莊中學教書的陳舜臣，並不曉得林茂生和王育霖在後續混亂中的遭遇。2 月 27 日查緝私菸事件與 28 日長官公署前抗議群眾遭害事件後，陳舜臣所聽到的，是不知真假的流言、是不被信任的廣播，與越過河岸的槍聲。
即便在那個通訊不太發達的年代，這樁發生於台北的事件仍以極快的速度傳播開來。長官公署前死傷者人數，也從個位數到百位數不等，跑出了各式各樣的說法，我們位於新莊，其實並不清楚事情真相。我們只能等在台北上班工作的人回來後，從他們口中聽取資訊，即便如此仍然摻雜了許多不同版本，而廣播電台都是「阿山」的，因此最初的時候大家並不信任廣播。
儘管一開始不信任廣播，但隨著其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立，宣傳組長王添灯的聲音，成了許多臺灣人的共同記憶。
提起二二八事件，對像我們這種地方上的人，就等同於透過廣播聽到的王添灯的聲音、蔣渭川的聲音。
隨著其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立，宣傳組長王添灯的聲音，成了許多臺灣人的共同記憶。（Source: by 臺灣新民報社, via 臺灣人士鑑 ver. 1937）
王添灯於 3 月 11 日被捕後，遭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以汽油生焚而亡，時年四十八歲。為官方進行廣播的蔣渭川亦遭張慕陶攻擊，雖幸運生還，但時年十五的四女巧雲與更小的兒子松平卻一死一重傷。
附帶一提，兇手張慕陶在 1948 年 7 月調職升官，死於 1985 年，享年八十四歲。而他手下的憲兵姓誰名啥？之後有著什麼樣的人生？在事發七十年後的現在，仍然不全為外界所知。
除了聽廣播外，更精確的消息來源，是身邊親友的見聞。臺大生化系教授蘇仲卿，當時在民報社打工，目擊了私菸與後續事件的現場之外，更有被槍指著逃跑的親身經驗。
後來，由於社長林茂生失蹤，民報社關閉，失業的蘇仲卿遂到了新莊中學教書，與陳舜臣結識。由於兩人的共同興趣是飲酒，在深夜對飲之際，應該也交換了許多對時局的看法吧。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兩人的身邊，都存在著事件的犧牲者。
28 日，當長官公署前的抗議群眾有六人遇害後，民眾對陳儀代表的國民黨政權與隨此一政權而來的「阿山」之憎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彷彿為了替長官公署前的悲劇討回點公道，接下來最熱烈話題，就是如何對「阿山」展開報復。
人們開始在街頭上抓住阿山，施以老拳加以制裁。不過要如何判斷是否為阿山，也是個問題。
一開始嘗試以是否能講台語來區分台灣人與阿山，普通被稱做台語的，是指閩南語（福建省南部方言），台灣人之中約有八成通用此語，但客家人並不使用。與屬於少數的原住民也能通用的語言，則是日語。
以日語攀談，如果對方沒法回答，大致就可以認定是阿山。有些年長者或未曾就學的台灣人也不懂日語，這種時候就憑感覺分辨。
—你是蕃薯還是豬？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即現今的行政院。1947 年 2 月 28 日，導致六人死亡的長官公署前抗議群眾遭害事件後，民眾對陳儀代表的國民黨政權與隨此一政權而來的「阿山」之憎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Source: by Voice of America, via Wikipedia）
事件逐漸擴大。
根據陳舜臣的說法，3 月 1 日時，鐵路警察隊「對一群來問列車何時出發的學生們開槍掃射」。而這導致了民眾前往鐵路管理局抗議，「當局請來的軍隊卻出動了裝備有機關槍的卡車，開始向街頭掃射。據說此時出現了約 30 名死者，傷者則超過百人。宣布戒嚴，一夜槍響不絕。」那天，陳舜臣留宿叔父家中，與親友有著讓人又好笑又悲傷的對話。
當天我留在叔父家中。外面傳來啪啪聲響，隔壁的爺爺還一派悠閒地說：
「那是爆竹的聲音嗎？唉呀，今天是哪裡辦廟會呀？」
不過從集會回來的叔父則邊搖頭邊說：
「阿山好像在反擊啦。我們這附近還沒有人找過阿山的麻煩，如果能不出大亂子就好啦。」
然而事與願違。
陳舜臣的弟弟敏臣當時已在上海留學。獲知消息後，在上海的台灣人們群集於臺灣同鄉會館，聽取廣播訊息。由於身在大陸，他們比起故鄉的同胞，要早一步知道國民政府欲狠下殺手之事，他們努力地想要將訊息傳往臺灣（「與其交涉，不如趕緊逃跑！」「王添灯先生處境最危險。立刻逃往山地！拜託高砂的兄弟們！」「前往琉球也行。總之在大量軍隊抵達台灣前，趕緊逃走！」），但當時線路不通，後來雖透過在日本的台灣同鄉謝春木輾轉聯繫，卻已經晚了一步：軍隊已經抵達了。
3 月 8 日，國民黨憲兵隊第四團搭乘「海平號」、二十一師團的八千士官兵搭乘「太康號」抵台。他們的到來，是血腥大屠殺的開端。這惡夢降臨的首日，掃射的槍聲之大，連與台北一河之隔的新莊，都能清楚地聽聞。
這些部隊與之前駐台的「阿山兵」不同，是配備美軍轉讓武器的軍隊。他們從最初即被告知，因為在台灣有敵人，所以必須前往執行戰爭任務。登陸的時候他們同時開槍迎擊。2 月 28 日當天雖然也有開槍，但新莊幾乎聽不到聲音。3 月 8 日的槍聲，因為有萬餘軍隊臨陣胡亂掃射，那聲音就非同小可了。而且其中還包含了一些機關槍。
當時聽得出來那可能是槍聲，但卻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不用太久，陳舜臣就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很多、很多的台灣人遭到射殺。
當時我所聽到的槍聲，究竟殺死了多少台灣人？
只有在遠處聽到槍響，這件事讓我感到非常內疚。隨著那些槍聲，自己同胞的性命一個隨著一個隕落，而自己當時卻無法實際感同身受，讓我至今仍懷抱著罪惡感。
如果被問及，當時我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聽那些槍響，我只能回答：──懷著滿心的祈禱聽著。
如果問我祈禱些什麼，那就是祈求實際聽到的那些槍響，不是恐怖的殺人槍彈聲，而只是威嚇用的空包彈。
1947 年 3 月 8 日，國民黨憲兵隊第四團與二十一師團抵台，這一日掃射的槍聲之大，連與台北一河之隔的新莊，都能清楚地聽聞。圖為版畫家黃榮燦於 1947 年 4 月製作的版畫《恐怖的檢查》，描繪 2 月 27 日查緝私菸時的景象。（Source: Wikipedia）
隨著事件的擴大與戒嚴令的實施，報導受到嚴格的管控。陳舜臣想知道事件的過程，想到了透過外國雜誌報導釐清狀況的方法。他前往台北的美國文化中心，讀了當期時代雜誌上刊登的報導。
「人在台灣，面對發生在台灣的事件，卻得透過美國雜誌來理解狀況，實在相當諷刺。」
但或許最諷刺的是，直到七十年後號稱已然平反「事件」的今日，我們依然無法確認到底有多少加害人，以及他們應該受到什麼樣的懲罰。
在「事件」發生之後，白色的恐怖開始瀰漫在臺灣的天空下。那網羅無所不在，無法燒毀也難以斷開，它網進了陳舜臣新莊初中的同事劉碧堂、網進了校長陳炯澤，也網進了陳舜臣好友何既明，這位原本要一起開書店的朋友。
該走還是該留？
陳舜臣與陳敏臣最終離開了臺灣，回到有父母與未婚妻在的日本。在自傳中，陳舜臣說他原本在臺灣就只想待兩年，待了三年是由於局勢變化的速度出乎預料所致，本就沒有長久居留的打算。
然而也是在同一本自傳中，陳舜臣這樣說：「如果我沒有先訂婚，或許就不會回日本，而會選擇留下來幫助何既明等人開的書店。書店五人組變成六人組，在白色恐怖之下，逃得慢的我，或許將如何既明所說的，將會遭逮捕而從世上消失吧。」
最終，陳家兄弟的離去，或許可以歸因於相較於中國國民黨統治之下的臺灣，在美國佔領之下的日本更是個能讓人能安居樂業的地方吧。
正如我看過二二八事件地獄般的場景，弟弟也在上海暨南大學看過鎮壓學生運動的地獄般場面。因此我們兩人都想要趕緊回家。
陳儀、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對待無辜群眾與知識份子的殘暴姿態，深深地震撼了陳氏兄弟。遣詞用字一向舒緩而優雅的陳舜臣，在自傳中提及這段往事時，運用的字詞可說是異常的激烈。在那難得顯露的深惡痛絕背後，沈澱已久的傷痛依然歷歷可見。
陳儀這幫人，把所有的台灣知識份子都視為敵人。
他們只顧著追求自己的功績，為了達成目的，完全不管會讓多少人流淚。對於這群人，我實在沒法不怨恨他們。
人要離開一段感情多遠，才能夠毫無芥蒂地微笑以對？又要離開一場屠殺多遠，才能夠心平氣和地檢視一切悲慘的細節？
2001 年 1 月，我站在該紀念碑之前。54 年前士兵們掃射的槍砲聲，又重新在我腦海中響起。事件中犧牲的人們，他們的臉龐不斷浮現又消逝。
每到這個時節，我總是會忍不住重複播放 U2 的《血腥星期天》。有那麼一場演唱會，波諾在舞台上唱完這首歌後，一個個地念出「血腥星期天」的受難者姓名。之後他說，「29 個人，太多了。」
How long, how long must we sing this song? 或者，也許更適當的問題是，我們何時會寫出屬於自己的〈血腥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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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3.15 臺灣華語教學先驅 徐征 人間蒸發

他以日語大喊「台灣人，萬歲！」…槍聲響起
2017-03-14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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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利真
上週末上台北參加一些活動，隨行帶著一本書：《湯德章 不該被遺忘的正義與勇氣》。昨晚返抵台中，凌晨一口氣讀完，赫然發現指針已過十二點，正好是「三一三」──台灣烈士湯德章律師的殉難日，內心久久不能自已……
台灣烈士湯德章律師。（資料照，記者劉婉君攝）
七○年前的今天，三聲槍響奪走了台南菁英湯德章律師的生命，那場殘酷的行刑畫面，教人掩面，不忍卒讀。
當時，二二八發生後，湯德章律師為了穩定台南市的治安，積極奔走、交涉，所以台南市的治安在三月五日已大致穩定下來。六日，二二八處委會台南分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八日，蔣介石的二十一師團登陸之後，陳儀隨即露出了猙獰的面目，準備「全面肅清」。十日，再度戒嚴，解散處委會。十一日，上午十點多，軍隊衝進了台南市參議會二樓的議場，突襲逮捕了湯德章等人。短短三天不到的時間，刑求、逼供、處決。
拷問期間，湯律師被吊在天花板下、用槍桿毆打，打到肋骨幾乎全斷，手指也因被木板夾用力地綑綁，腫脹到無法拿筷子，最後只能以口就碗吃飯…面對如此的酷刑，湯律師仍堅決不吐露任何名字，也拒絕回答任何中文的問題，這樣剛毅的態度讓那些中國兵恨得牙癢癢，凌辱也就更甚。
十三日，湯律師被雙手反綁、背插木條，用卡車遊街示眾，準備載往「大正公園」行刑。沿途圍觀的群眾，看著車上的湯德章，神情自若、眼神堅定、似乎還帶著一抹微笑…那凜然的神情，令人震懾！準備行刑前，中國兵要用布遮住他的雙眼，被他大斥一聲「住手！」，第二次要把他綁在木板上時，又被他二度大斥「住手！」，最後是三個士兵合力，才讓湯律師跪倒在地，但卻被他三度斥喝，揮跌在地。士兵們惱羞成怒死命地踹他，他則以台語怒吼：「不需要綁住我！」、「也不需要遮我眼！」、「因為我身上流有大和魂之血！」、「若一定要有罪人，那我一人已足夠！」其懾人的氣魄，讓現場屏息…最後，在一陣靜默中，他以日語大聲喊出「台灣人，萬歲！」──槍聲響起，砰！第二聲「砰！」，仍屹立不倒，當第三槍從眉心貫穿後，他的身體才緩緩倒下…
聽聞丈夫即將被槍決的太太陳濫，拖著虛弱的身子，用盡氣力的跑向刑場，但卻在距離刑場不到二百公尺的地方，猛地聽到三聲槍響，霎時癱軟在地，崩潰痛哭…
殘酷的中國兵不准家屬收屍，曝屍三日，甚至當陳濫女士拿了一條毯子請中國兵幫她把遺體蓋上時，那個中國兵只隨便揮了揮遺體旁的蒼蠅，再隨手抓起一把沙往遺體的臉上一蓋…其殘酷與冷漠，令人髮指！
身雖遭辱，意志不屈，三月，杜鵑花紅，染血的湯德章已化為一縷不朽的台灣魂，昂揚在歷史中。
（作者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高中教師）

吳資政的眼淚

2017-03-09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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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才是我的本業，銀行只是副業。」前總統府資政吳澧培是知名的成功銀行家，回台定居後，最近悄悄拓展他的副業，開起公司，拍了電影。

「一切只因為從『太陽花』之役後，台灣年輕人讓我刮目相看，再也不是國民黨奴化教育下的無知世代。」吳澧培讚歎的不只是年輕人從土地孕育而生的天然獨本色，還有挑戰威權的勇氣，「我願意來試試水溫，找台灣團隊，拍台灣故事。」

導演陳玫君本來是主動找上吳澧培，要拍他的紀錄片，最後卻被他說服，完成了劇情片《林北小舞》，「好看的電影最能穿腦入心，比教科書更有力。」吳澧培熟悉好萊塢電影，佩服電影人用《西藏七年情》訴說了藏人抗暴的往事，他的偶像李察波頓更是先後主演了《血染雪山堡》、《屠殺令》和《鐵十字勳章續集》，讓世人都能清楚納粹罪行，「台灣近代史有這麼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應該透過電影世代相傳。」

吳澧培最想拍的兩個故事是彭明敏拒做蔣朝紅人，成功躲避特務監控的大逃亡以及林義雄的林宅血案。「林義雄人在牢中，林家又有特務嚴密監控，竟然有人可以光天化日下闖入滅門？而且還是在二二八這一天。」提起這段往事，吳澧培目眶噙淚，久久不能自已，「更可惡的是還故意放話，說林義雄是美麗島事件最配合的受刑人，暗示他是叛徒，栽贓給黨外人士。」

當時，吳澧培因為手邊有林家三姊妹的合照，即時提供給紐約時報等媒體，讓林宅血案更受矚目，見證過那段恐怖歲月，「我有責任還原歷史真相。」擦乾眼淚，他接著說：「電影畢竟還是商品，不能說教，而是要拍到讓大家想看，底層訊息就能深入人心。已經八十二歲的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這位國之大老就這樣以實際行動澆灌著家鄉土地。（藍祖蔚）

如果不是陳儀，二二八事件會有不同的結局嗎？
若將陳儀在台灣留下的惡評打分數的話，滿分是 10000 分，他老兄應該能拿到 9487 分，而且還能更高，畢竟他在大眾的印象就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元凶。為何政府誰都不派就派陳儀？陳儀他究竟做了什麼？如果我是他我會怎麼做？換個方式做真的話比較好嗎？
故事
2017-03-07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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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老ㄕ
人死留名，虎死留皮。
中國傳統歷史著述的目的之一，是給予古人評價。所謂「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為何孔夫子隨便幾筆就讓一些人心理驚恐地小鹿亂撞？就是因為孔子會對人進行評價，好對人產生道德上的威攝作用。
好的評價讓人上天堂，壞的評價讓人住套房；所謂住套房，就是被打上負面評價的人，別管他這一生做過多少好事，後人對他的印象只會套牢在短短幾句的惡評之中。
啥？看官們說：「要是當事人死不要臉，不在乎自己後世評價呢？」扣除少數人，當事人總有家屬或親戚吧？自己兩腿一蹬跨了不要緊，後人卻要不斷聽到自己祖先或親戚的惡名，可能不時還被人起底，然後冷嘲熱諷幾句：「難怪他這個樣子，因為他有怎樣的祖先……」我嚓！這種精神壓力誰受的了？好一點的後代可能跳出來幫祖先澄清，對我想這些後代心中大概都隱藏著或多或少的幹意，想對祖先說：「我是造了什麼孽，要承受這樣的壓力啊！」
因此在古代，最被後人紀念的方式，是名留史冊；然後在現代，最被人紀念的方式，是名留教科書。
不是人人都會讀史書，但大家成長中卻離不開教科書，相比專門的史書，教科書因為篇幅的受限往往對古人的事蹟只留下部分且簡短的描述。像是課本告訴你唐太宗有貞觀之治，卻沒告訴人他老兄晚年嗑藥、家庭失和外加征討遼東失敗；或是課本告訴你袁世凱稱帝，卻很少提到他在清末是個受人肯定的改革派官員。
這樣的紀錄往往是最要命的，因為後人確實會對這些當事人留下極其狹隘的印象，就好像每到了二二八，就要被拿出來批判一番的「陳儀」。
若將陳儀在台灣留下的惡評打分數的話，滿分是 10000 分，他老兄應該能拿到 9487 分，而且還能更高，畢竟他在大眾的印象就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元凶。
而我小時候讀課本，總覺得這人壞透了，派他來治理台灣的政府瞎透了；但讀到大學念歷史系學批判性思考後，我卻想：「為何政府誰都不派就派陳儀？陳儀他究竟做了什麼？如果我是他我會怎麼做？換個方式做真的話比較好嗎？」
這一連串的疑問，教科書沒辦法回答我，但這並不是教科書的錯（大家自己去看看那薄薄數十頁的課本要記錄石器時代到清朝，或是描述完整個中國現代史或是西洋史，想到要如此提綱挈領的編輯資料，我真對教科書編輯者報以同情呀），但是提供擴充資料就是咱們老師的任務啦。所以今年二二八，且讓老ㄕ探討，陳儀究竟是什麼人？他又身處什麼樣的時代？
陳儀
陳儀字公洽， 浙江紹興人，1916年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早年追隨孫傳芳勢力，後投靠國民政府，曾於 1934 年擔任福建省主席兼綏靖主任，整頓當地軍政。1937 年抗戰後，身兼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負責福建防務。
以上履歷乍看之下好像沒什麼，但老ㄕ稍微一查，就覺得陳儀此人實在不簡單。
首先，陳儀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自清末軍事改革後，許多青年學子選擇出國留學為的是學得新穎的軍事觀念。日本因為距離近，加上物價及學費相對歐美也便宜許多，成為許多有志從軍又有能力出國者的首選。
當時留學東洋的新軍，首先要通過振武學校（算是預科學校，讓人具有一定的軍事概念，但是畢業仍不算正式的軍官）的學業，再通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訓練（日文的士官其實是咱們的軍官，所以從士官學校畢業就是被大日本帝國承認的軍官了），之後才有資格就讀陸軍大學（該學校設立目的是培養高階軍官）。
當年赴東洋學軍事的莘莘學子多如過江之鯽，在此老ㄕ列舉幾位著名人物和他們對應的學校等級。
先提振武學校，雖然它只是預科學校，但要修的科目有：日文、物理、地理、歷史、化學、體操、三角函數、代數……看到這麼多科目（尤其是後面兩科）是不是頭已經開始昏了？可見振武還是有一定的標準，而咱們後來偉大的委員長蔣介石就從這裡畢業。至於就讀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後來在中國都成為一時名將，其中以蔣百里、蔡鍔最為有名，前者著作的《國防論》後來成為中日八年抗戰的戰略思想主軸、後者更因領導雲南護國軍起義在歷史課本大大留名。
陳儀相比前面幾位人物，除了具有才能，又具有一定的運氣。他老兄是在讀完士官學校回國後，又被送到日本就讀陸軍大學，在獲得國家有計畫性的栽培及經濟上的奧援下，陳儀這才有機會就讀日本最高階的軍校。但也話說回來，陳儀要沒本事，國家會特地送個庸才出國學習嗎？而且陳儀在就讀陸軍大學期間，還因表現優異獲得日本教官賞識，娶了教官的女兒（是的，陳儀的老婆是大和撫子喔），可見此人在學業成就上是非常驚人的。
而陳儀在 1934 年擔任福建省主席後，就此與台灣有著極強的聯繫，因為福建是最靠近台灣的省份，須時不時關注台灣事務好做出因應，所以在 1935 年，臺灣總督府舉行「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的時候，陳儀就赴台參觀，並對台灣的高速發展感到驚訝，還在返回福建後派人到台灣考察並於 1937 年出版《台灣考察報告》。所以要說當時陳儀是個台灣通，那可謂當之無愧，起碼，沒有任何一位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或將領會比他認識的更多。
1935年的臺灣博覽會宣傳海報。圖片來源
也因此，當中日八年抗戰進入尾聲，中華民國準備按在「開羅會議」中與英美建立的默契來接收台灣時，陳儀就成為日後管理台灣的不二人選。而從中華民國在 1944 年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並以陳儀為主任委員，針對日治時期的台灣政治、經濟、民生、軍事等各方面作出多達四十餘萬字的報告書，可見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接收也是很用心的。
看完陳儀來台前的背景，老ㄕ再從幾個問題，一一解析治台時期陳儀的狀況。
陳儀消極怠工嗎？
從陳儀曾經在寫給女兒的信如此敘述：「余固忙甚，自晨六時頃起床，直至夜十一、二時就寢，埋頭於公事之中，蓋深感責任之重……」可見陳儀自認為自己是兢兢業業的苦幹實幹。
如果看官覺得這只是陳儀的自以為，那據陳儀來台時的台灣貿易局局長于百溪回憶：「他每天總是比規定早一小時到署辦公，晚上推遲一小時回官邸。」曾在長官公署任職的蔡鼎新也回憶：「每晨八點即見他伏案批閱公文……晚間下班後，不時巡視辦公室。」
從這些紀錄，陳儀絕非慣老闆，他在任官期間的表現絕對稱得上勤勉（起碼要老ㄕ這樣上下班，我應該撐不到幾個月就想鬆懈了）。
陳儀官場道德如何？
二二八事件前夕，民眾對行政長官公署的治理越加不滿，甚至出現「五天五地」之說，也就是：「盟軍轟炸驚天動地，臺灣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政治混亂烏天暗地，物價起漲呼天叫地。」事實上，國民黨官員在抗戰後的政治道德普遍不高，各省都出現「官員接收根本是來『劫收』」的諷刺。陳儀身為一省之首，自己是否有中飽私囊的舉動呢？
其實，陳儀在擔任福建省主席時，就已有廉潔的名聲，因為他只申報必要的特支費，若特支費有餘款，他都上繳中央不挪作己用。從側面觀察，陳儀居住在上海的日本太太曾向人借錢，或是自己去菜市場買菜，如此的行為在當時普遍過著貴婦生活的國民黨官太太中，簡直是不可思議。
另外，陳儀放棄住日治時期總督官邸的台北賓館，而是住一般民宅，在總督府辦公時的午餐就是一葷一素一湯，比日後蔣經國強調廉潔而提倡的五菜一湯梅花餐還省。（看官們可以說他是在作秀，老ㄕ自己也無法從這些行為就判定陳儀一定清廉公正好棒棒，但起碼他老兄就以身作則的原則，算是很到位了。）
日後擔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曾回憶及評價：「陳儀是廉正的人。」若從以上資料敘述看來，陳儀作為高官，是蠻有節操的。
陳儀
那陳儀沒有能力嗎？
陳儀在台灣從做了一個極為勇敢也英明的決策：阻擋大陸流通的法幣，繼續在臺灣發行台幣。
要知道當時國民政府的金融體系是由孔宋家族操作。孔指蔣介石老婆宋美齡的大姊夫─孔祥熙，宋指宋美齡的大哥─宋子文，要在金融政策上拒絕這兩大家族需要何等的勇氣？而法幣在抗戰時期就已經嚴重通貨膨脹（抗戰後，法幣的面額已經漲了 400 倍），然後抗戰結束後……通貨膨脹更嚴重（國共內戰三年下來，大概暴漲1000倍）！現在大家會認為陳儀沒有膽識或見識嗎？
說到這，各位難道不覺得奇怪？一個對台灣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才，並且拼命的苦幹實幹，最後的結果是搞出一個二二八事件？這不科學呀！所以我們把場景拉遠，看看直至 1947 年 2 月 28 日前的台灣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一、經濟困境
還記得前面提到的五天五地，頭一句就是「盟軍轟炸驚天動地」？
二戰期間，美軍對台灣進行過大轟炸，多項基礎設施及經濟建設嚴重損毀。就拿發電來說，在盟軍的轟炸下，台灣的發電量僅剩正常的 1／10，導致日本人撤出台灣時曾這樣說過：「我們怕三個月後，台灣可能就會黑暗一片。」沒有電力，一切經濟發展都是免談，而一個經濟有問題的社會怎能期待有好的發展呢？
二、失業問題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當初被徵發去南洋做軍伕的約 20 萬台籍日本兵返回台灣。這些人回到台灣迎接他們的不是家鄉的溫暖，而是無情的失業。畢竟前面就有提過，眾多基礎設施及經濟建設被毀損，這本就導致工作機會的下滑，加上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外省人是又占走許多職缺（尤其是公職），這都使眾多青壯人口陷入失業的窘境。而失業不只使經濟發展受到阻礙，更會引發社會問題。
1946年9月30日的《民報》詳細控訴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臺灣人民的淒慘情況。
三、國共內戰
上述問題擺在和平時代來處理都已經相當棘手（像是日本在戰後也是要面對殘破的家園重建，以及大量的士兵失業問題，而且情況只比當時的台灣更嚴重），何況當時的台灣其實已經捲入一場戰爭當中，那就是國共內戰。
內戰雖未延燒至台灣，但為了支援戰事，許多資源不斷被國民政府徵收。像是台灣總督府儲藏為數可觀的戰備物資就合理的被轉到大陸（當然也有不合理的，那就是來台的外省官員把台灣物資 A 回家鄉了），而台灣盛產的米及糖，更是被輸往對岸來支援國民政府的需求。
物資不斷被輸送的結果，就是造成台灣本身反而物資短缺。
就拿糧食為例，台灣直到日治時期產米量都有 490 萬日石（約 88200 萬公升，以台灣人口 400 萬計算，每人每天大約可享有 900 多公克的米）。但是到了行政長官公署，每位民眾每天只被配給八兩的米（約 300 公克）。被配給糧食其實對台灣人並不陌生，因為日治晚期，也就是 1937 年過後，台灣總府為了因應戰事就已經採取糧食配給制度；但對於台灣人民來說，隨著日本天皇在 1945 年透過玉音放送宣布投降，戰爭應該就結束啦？怎麼和平時代還要被限制糧食（甚至狀況比以前更嚴重）？
對於陳儀來說，別指望政府能給予多少物質性的支持，只怕能少收到一些物資徵收的命令都要偷笑了，而面對戰爭時均是第一的要求，很多內政必須要改良的狀況，主政者並非沒想法，卻在現實下有志難伸。
四、外省勢力的衝突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有一說是族群衝突。各位想想，男女朋友都會為了一些小事吵個面紅耳赤（蛤說沒有另一半很難想像？嗯……那就換成你和你媽吧。再不行，換成你學校老師總可以吧？）兩個相隔 50 年，而且生活習慣及思想完全不一樣的族群突然送作堆，怎會不起任何衝突？
但老ㄕ真正想說的，是外省人作為台灣新的統治階層，他們自己的內部也是派系林立、內耗不斷。像陳儀由於和政學系大佬有所交集，因此被視為政學系的一環（陳儀本人表示：「什麼政學系？我這人根本不認為自己屬於任何派系呀！」主政福建期間，陳儀就因和國民黨另一派系的 CC 派衝突，最後被 CC 派發動輿論給捻下了福建省主席的職位。如此被自己人扯後腿的狀況有沒有在台灣發生呢？
我就這麼說吧，還記得前面我提過，陳儀曾在阻擋法幣的議題上和另一派系的孔宋家族有衝突嗎？各位就想你是當時的陳儀，在先天條件如此負面及嚴苛的狀況下，能夠避免社會動亂的發生嗎？
很多時候，歷史事件的發生是在時代背景下的不得已。在1945~1947年的台灣，無論由誰主政，必然會有動亂發生，陳儀只是正好身處於事件發生的時間點。
看到這，不知有沒有看官要叫嚷：
「嘿！金老ㄕ又要搞翻案文章，然後用一句時代背景下的不得已就要為陳儀開脫罪名。」
且慢。
首先，我這人從來不寫翻案文章，我只是就我所看到的資料，提出我認為的想法；再來，一代人的確只能作出在所屬時代的情況相對應的行為（舉個淺顯一點的例子：原始人吃生肉，不是因為他沒有衛生觀念，是因為他沒有弄熟食物的技術），但同時每個人獨特的行事作風，會讓相同事件有著截然不同的走向。
換句話說就是：民間動亂在當時的台灣一定會發生，但陳儀的一些個人作為卻使這必然發生的動亂，變成今日使台灣人無法忽略的傷痕二二八。
那到底陳儀做了什麼措施，使二二八成為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疙瘩呢？
一、調走過多駐軍
在二二八事件中，南部秩序明顯失控，當時各地民兵和國軍激戰，而身為正規軍的國軍，其軟弱的表現著實令我感到吃驚。當時已經配置較多兵力的高雄、嘉義水上，這兩個分別擁有港口及機場對外聯繫的交通重鎮，國軍竟無力維持秩序，或是退守要塞之中，讓市鎮陷入無政府的失控狀態，或是出現僅被 60 多名的鄒族嘉義民兵攻陷軍械庫的窘境。至於在中部，國軍面對當時全台民兵數量最多的二七部隊，二部隊數量不明，但估計了不起數百人，結果台中市國軍竟被團團包圍，最後還被強迫繳械投降。
雖說政府最應該的措施，是防範衝突於未然，鎮壓則是迫不得已的手段，但當國軍在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初期未能維持秩序，導致許多市鎮就在動亂中飽受經濟損失，以及日後國軍選擇用更強硬的手段做出報復性的鎮壓導致更多悲劇上演。
為何國軍無法維持秩序？那是因為當時駐台國軍兵力僅有5000人，且須分散在數個戰略要地，像是當時的台北竟只有 200 多人守備，完全犯了「不可過度分兵」的兵家大忌，所以在面對動亂時顯得戰力薄弱。那又為何國軍駐台兵逆如此稀少呢？
其實在 1945 年，國民政府可是派了「國民革命軍七十軍」、「國民革命軍六十二軍」分別自基隆和高雄登陸好接收並駐紮在台灣。雖然來台的國軍並非蔣介石的主力軍，但只要有槍有炮，那就是不同於平民老百姓的武裝力量，足以維持治安。何況七十軍及六十二軍被調來台灣後，立刻招募人員補充缺額，並更換裝備重整戰力（這兩支部隊後來分別改番號為整編七十師及整編六十二師）；但當這兩支部隊人數多了、武器有了、休息夠了，然後……陳儀就把他們給調走了！
為何陳儀不讓這兩支部隊繼續駐紮台灣？那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前後時期可是國共內戰的年代；尤其 1946 年末至 1947 年初，中共在東北逐漸坐大，相比交戰激烈的東北戰場，孤懸海外的台灣可謂風平浪靜，自然不需要那麼多部隊駐守。而且陳儀認為：「駐台軍隊太多，軍費就要增加，我這是減少開銷；還況這兩支部隊非我嫡系不聽我號令，留了也沒意思。」所以陳儀調兵往大陸，既順應中央命令及需要，對台灣經濟也可減輕負擔，這在戰略及政略上都是正確的。可問題是：你老人家怎麼為了省錢竟把兩個師都調走呢？
其實當初中央要調派駐台部隊時，就有詢問陳儀：「要不要給你留下一個師的兵力？」陳儀的部屬也擔心部隊過少將不利台灣治安的維持，但陳儀大概是對台灣治安太有自信（還是對自己的能力感覺良好？），回覆說：「不必，兩個師都可調走。」於是這才導致二二八前夕，國軍駐台兵力不足的問題。
如果有足夠的部隊，讓國軍可以迅速穩住各地秩序，陳儀應該就不會陷入到恐慌狀態，以至於言詞迫切（甚至是過度誇示島內動亂）的向中國大陸的國民政府要求派軍，從而避免國軍的報復性鎮壓？這一切都只能推測了，但陳儀省錢的特性加上判斷的失準，讓他在二二八事件動亂的擴大上有難以推拖的責任。
二、過度鎮壓台籍人士
二二八事件中，相對動亂的南部，北部的反應相對較為平靜，很大的原因跟「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調解有關，這個由台籍菁英自發性組成並通過陳儀認可的團體，一方面協助政府安定人心，一方面趁機向行政長官公署提出改革措施，然後……然後他們就死了！
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是本省人的痛，就是有太多無辜的菁英在「清鄉」行動中慘死。像是嘉義的畫家陳澄波，他老兄啥事都沒幹，最後竟被帶到嘉義車站公開槍斃，還不准家屬領回屍首。這或許跟陳澄波身處的台灣南部，在二二八時的秩序已全然失控；使歷經國共內戰多年的陳儀覺得這與共產黨曾發起的城市暴動或農村起義實在太相像，所以他才奉行「寧肯錯殺一千也不肯放過一個」的處置方式……吧？
如果覺得上一段的解釋很牽強，那陳儀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就更顯得沒道理，舉幾個例子來看陳儀是如何處置這群治台有功的菁英人士。
曾擔任臺灣省議會參議員，後又擔任二二八調解委員會宣傳部長的王添灯。
此人從職務來看，應該話很多；事實上，這人不僅話多，還是個政壇重砲手，不斷抨擊揭發行政長官公署腐敗貪污的弊案，而在二二八事件中，又提出《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的主張。
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內容很多，老ㄕ就撿我認為最重要的幾條來敘述：
第四條 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秘書長，民政、財政，工鑛，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應該如是）
第五條 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工鑛警等察卽刻廢止。
第十六條 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
第十八條 撤消專賣局，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
第二十一條 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第二十二條 各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各半數以上省民充任。
第二十四條 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為本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用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
第二十八條 警備司令部應撤消，以免軍權濫用。
3 月 5 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通過組織大綱，並於隔天選出常務委員會。
從王添灯的發言，我大致歸納他訴求的幾個重點：
1. 可以接受最高長官是外省人，但本省人要擔任絕大多數公職。
2. 行政長官公署應該取消對經濟（尤其是對民生物資）的控制。
3. 長官公署不能濫用武力。
4. 有鑑於先前製造的混亂，長官公署最好先暫時將權力交給調解委員會，我們等情況穩定以及你國民政府答 應我們的訴求後，就會歸還權力。
站在陳儀的角度來看，一群台灣人夾帶民意，突然要求行政長官公署交出人事任命、經濟管理、法律執行等權力，這不是一群暴徒試圖架空我的權力？而且還要我取消警備司令部……我你個去！沒槍桿子，那還不是任人宰割！
我個人覺得，對於習慣掌控一切的陳儀來說，二二八調解委員會的要求件件都採到底線，而對於軍警武力的要求，更是刺痛一個軍人，尤其是經歷戰亂許久的軍人最敏感的神經。
但平心而論，王添灯的發言有沒有道理？
當然有！畢竟長官公署的人事任命權，使得期待地方自治、或是想要投身於政治的台籍人士失望；與長官公署無力穩定治安的情況相比，二二八調解委員會迅速回穩地方秩序，站在王添灯等台籍人士來看，你長官公署自然閃一旁讓專業的來處理情況。
於是慘劇發生，發言最多、抨擊政府最猛的王添灯，半夜被國軍強行押解，之後被淋上燈油活活燒死……
王添灯曾擔任臺灣省議會參議員，後又擔任二二八調解委員會宣傳部長
或許王添灯的大嘴巴很討人厭，但陳儀見笑轉生氣，還讓人不得好死的處置，無疑是太超過了！
再說說另一個二二八受難人物─陳炘。
他曾遠赴南京參與日本隊國民政府受降儀式，並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是最積極和國民政府合作的台籍菁英。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陳炘看到動亂，就跑去找陳儀說：「希望你開誠布公，勿被少數特殊份子包圍。」但陳炘的下場卻是被軍隊逮捕後遭到處死。陳炘既沒鼓動民眾動亂，甚至沒有主動參與二二八調解委員會（沒有主動參與二二八調解委員會），先前還如此密切與國民政府聯繫，我橫看豎看，實在想問：「給我一個這人罪可至死的原因呀？」
花蓮名醫並任制憲國大代表的張七郎。
他老人家對於國民政府也是歡迎的很，從他留下的墨寶中，動不動出現「歡喜江山歸依舊；迎來旗幟慶重新」、「四百餘里鯤身已去復返；五十一年婢僕垂死重生」、「治世三民無慚國父；共和五族一樣弟兄」，可見他是多麼力挺國民政府，但他的下場卻是：與兩個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被押到鳳林郊外的公墓槍斃（其實張七郎上有一二兒子─張依仁，要不是依仁老兄具有軍醫身分遭到釋放，恐怕張家所有男丁都要被脫去打靶了）……
寫到這，我真是一聲長嘆：「陳儀你有必要這麼搞嗎？」或許陳儀受迫於動亂的環境以及對異地人民的不信任，但沒必要連溫和、甚至沒有參與二二八事件的人都如此趕盡殺絕呀！
如要繼續細究，陳儀還有許所作所為是值得批評的，可寫到此處，老ㄕ最想表述的，已經不是誰對誰錯的責任歸屬，畢竟如果後人如此歸納：「就是某某人的錯導致XXX事件。」那真是把事情看簡單了。
如同我前面所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背景，絕大多數人並非有意造成悲劇，而是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最後不得已的走向時代下的必然結局。我們設身處地想一想，換成我們是陳儀，能做得比他更好或是避免民變的發生？老ㄕ自己讀二二八的歷史，有時不禁感慨：「陳儀何其不幸？要在如此困難重重的時代背景下治理台灣。」這是我這後人選擇對前人，尤其是無法完全了解所處時代背景下的寬容。
喔？所以就因為後人不了解前人，所以前人的所作所為都可以被原諒？那又是不對的。讀二二八歷史，我同時也有一種感慨：「台灣人是何其不幸？是在那個時間點碰上了陳儀，以至於遭到無法承受之痛。」如果當時換作是個文官來治理台灣，是否比剛硬的陳儀更有可能降低紛爭的損失？如果陳儀一開始就擁有一個師的兵力維持台灣秩序，是否二二八不會如此悽慘？如果……事實上，歷史沒有如果，因為那已經是發生過的往事，但對過去持續的探索，卻是我們後人檢討並有可能避免相同悲劇發生的一線契機。
隨著時光不斷向前，二二八事件中的種種因素我想將會持續不斷被討論。面對複雜的過往，很多時候身為後人的我們是剪不斷理還亂，如同現在的老ㄕ無法為二二八及陳儀下一個肯定的結論。但我在這次的二二八回顧中，自個摸索出一些想法，僅供參考的分享給各位。
「檢視過往，需要多一些檢視及慎重；面對古人，何妨多一些設身處地及寬容；而透過歷史回顧現今時，那是一個自省及改變的機會。」
僅以這不成氣候的拙文，望能為二二八的探討有些許幫助

德國宗教領袖，怎麼看「二二八」的傷痛和憤怒、懲罰和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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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7，台灣「二二八」事件滿70週年，同時也是西方宗教改革500週年。2月28日，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天主教台北總教區合作辦理「二二八70週年和好禮拜」，全程採長老教會與天主教會共融禮儀。副總統陳建仁、德國在台協會處長歐博哲（Martin Eberts）皆受邀出席這場和好禮拜，也有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親赴現場。
這場禮拜的另一亮點是古倫神父（Anselm Grün）的講道，題為：「慈悲與正義的社會醫治與轉化」。
古倫神父是德國知名人士，擔任德國明斯特史瓦扎赫（Münsterschwarzach）聖本篤修道院的經濟管理人長達36年，常受邀主講「靈修生活」與「價值領導」等課程，他的課程往往在開課前一年就爆滿，忠實聽眾裏不乏企業高管，陳建仁，也是古倫神父的忠實聽眾之一。
2月28日，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天主教台北總教區合作辦理「二二八70週年和好禮拜」，全程採長老教會與天主教會共融禮儀。攝：陳朗熹/端傳媒
攝像者: 攝：陳朗熹/端傳媒
二二八70週年前夕，古倫神父在台灣接受端傳媒的專訪，全文如後：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您在1945年出生於德國，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那一年。談談二戰對您和家族的影響？
古倫神父（以下簡稱「古倫」）：我家的姓氏「古倫（Grün）」有部分猶太傳統，曾因此惹上麻煩。納粹德國期間，納粹祕密警察曾有兩度要來抓我父親，但都被父親逃過。
希特勒剛上台時，我還沒出生；但爸爸當時就常關起門來跟家人說：「他（希特勒）是一個罪犯」，並叮囑姊姊在學校絕口不提他在家中對希特勒的批評。
我家是靠做小本生意維生的。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家父曾協助一名猶太人藏身於他經營的店鋪。他不但把猶太人藏起來，還透過祕密管道，把這名猶太人送到奧地利避難。父親過世時，這名猶太人還有來我家致意。對我父親而言，此舉代表的是對人類的同情、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情懷。
我的父親是很有勇氣的人，也是非常注重自由的人。這對我的價值觀有很大影響。
端：想請神父談談，這次您來到台灣，除了主講數場心靈講座，也在二二八70週年主持「和好禮拜」。談談「和好禮拜」的安排與理念？
每一個國家，都應該要優先去處理不義、不對的事情。這些事情如果沒有被好好處理、被公開出來、認真面對的話，社會就會變得很僵化。
德國有兩次轉型正義經驗，用以處理社會上所隱藏的不公、不義。第一次是納粹政權所造成的不公義；第二次是德國統一後，必須處理東德共產黨期間的餘毒、罪行。
今年是宗教改革500週年，光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一起，共同辦這樣的禮拜，本身就是一種「和好」。換句話說，這兩個在宗教改革後分裂的宗教，如果能透過這樣的儀式展現「共融」，也可以影響社會。
古倫神父認為每一個國家，都應該要優先去處理不義、不對的事情。
端：以德國的兩次轉型正義經驗為例，前述的「和好的儀式」是否常見？
古倫：是的。
在德國，不管是加害者或受害者，都能主導這種「和好儀式」。
舉例來說，我所屬的修道院在納粹時代面臨被解散的命運，因為納粹不允許有宗教自由。1945年，納粹德國倒台，同一年，主導解散修道院的省黨部主委自殺之前，先殺了他的太太和女兒。
這名納粹高官殺死妻女時，有另一名女兒不在家中，活了下來。這名唯一倖存女兒，後來結婚生下一子，然而，孩子隨着年齡增長，愈發覺得家中氣氛怪異，尤其，母親從來不說家裏的事。
十年前，這名已故省黨部主委的孫子開始暗中研究家族歷史，赫然發現，自己的外祖父竟是納粹高官。身為加害者的後代，他決定主動做和好儀式。他前往後來被恢復名譽的修道院，跟時任院長道歉，和他們做了一個和好彌撒。
這樣和解的主動過程，其實對兒子來說是很好的，因為他解脫了內在的重擔；同時對修道院來說，也是很好的事。
從這個真實故事可以看出，「和解」這件事情，不只是當下的加害者、受害者能做；而是兩造的後代也能承擔和解的責任。所以我主張，如果加害者、受害者都過世，他們當時那一代沒做的事（和解儀式），可以由下一代完成。
端：在歐洲，您最受歡迎的心靈講座主題之一，是「悲傷陪伴」、「悲傷輔導」等相關課程。二二八事件屆滿70之際，其實許多受難者家屬還在悲傷之中。您怎麼看待這種社會集體的悲傷？如何走出這種悲傷？
古倫：德國社會心理學家米雪莉西（Alexander Mitscherlich）夫婦在1967年時寫了一本書，名為《無力哀悼》（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書中他描述德國社會沒有能力為納粹德國時期所發生的不義事實而哀悼。
米雪莉西發現，1945年後，德國社會就是因為「無能於哀悼」，轉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經濟發展和重建，試圖轉移掉悲傷的感覺——集體不想面對過去發生的不義，這是不對的。
那些犧牲者、受害者的悲傷，必須被聽見。德國知名哲學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出一個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不可讓加害者在受害者頭上歡呼」。
假設受害者的傷痛沒有被平反，同時加害者仍然具有有利的條件，或是受害者繼續處於不公平處境，這就是所謂的「加害者在受害者頭上歡呼」。
戰後的德國，其實也存在這樣的現象：有許多在納粹時期掌司法、行政或經濟部門重要位置的人，依然保有他們的權力。雖然他們不再效忠納粹，但仍持續從他們在獨裁時期所佔據的位置上獲得利益。而在東西德統一後，徹底處理前東德共產主義遺毒的過程中，也常見類似問題。
唯有那些被公開和被揭露的事情，才能被光所照。沒有被公開的不公義，對社會就像毒素一樣，會逐漸散開。
讓真相被光所照之後，接下來，悲傷陪伴很重要下一個階段是：讓受害者不要繼續停留在受害者的角色。
這時，很重要的一個過程就叫做「原諒」。此時，一個和好的儀式，就顯得非常重要。「原諒」並不是要我們忘記軍事獨裁時的不義，而是要我們用更積極的態度轉變這不義行為對我們的影響。若想揮別受害者角色，除了原諒之外，還有一種方法：祝福。
耶穌曾說：「你要祝福那些詛咒你的人」。那是因為，「祝福」本身就是讓受害者不會停留在和加害者心理上的糾結，而是可以保護自己；和加害者之間維持清楚關係，就不會再受到內在的綑綁。如果能祝福對方（加害者），就可以讓自己勇敢站起來，變成有主動性、有行動力的人。於是，你會在裏面發現自己的尊嚴。
端：提到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德國轉型正義經驗裏面常使用一個詞：「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在歷史上，亞洲同樣發生過許多不義，但似乎沒有「克服過去」的概念。想請教您的看法：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
古倫神父認為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是以慈悲心去理解社會的苦難，以及懂得如何面對人民的苦難。攝：陳朗熹/端傳媒
攝像者: 攝：陳朗熹/端傳媒
古倫：我對亞洲文化沒有了解很深，所以不敢做太多批評或評論。但基本感受是這樣的：和德國相比，亞洲社會比較不想要面對社會的錯誤，這乃是因為「怕丟臉」的心態。加害者怕丟臉，所以不願意承認錯誤；受害者部分，較容易遷就、屈就於現實，停留被動狀態。
但台灣的政治事件受害者比較不一樣。就我的觀察，和解的推動，常是由受害者方面主導的。
端：您先前提到轉型正義有不同階段，先是讓真相「為光所照」，再來才是追求原諒、和解。您認為台灣現在停留在什麼階段？什麼事情是迫切需要推動的？
古倫：二戰之後，德國並沒有立刻進行轉型正義工程。當時大家雖知道德國是世界的戰犯，但並未真正檢討迫害猶太人之事，至多只是少數希特勒重要幕僚在戰後被處死。一直到後來，政府乃至於整個社會，才慢慢發現大量的個人加害者。光是把事實揭露出來，就是需要一段時間。
以我認知到的台灣目前狀況，是「連加害者本身都還不願承認」，不見加害者出來道歉、表示願意主動負責任，常聽到的只是「很遺憾社會發生這種衝突」。但，到底誰是該負責的？這些，都尚未被完整揭露。
因此，我認為，就二二八事件來說，「揭露歷史」、「歷史事實呈現的這部分」，台灣還沒有做完全。
我要強調的是，歷史事實的呈現，並非為了控訴或報復；而是為了最大的目標：走到和解這一步。但是，和解之前，你總得先知道你要和解什麼啊。
基督宗教很重要的社會倫理原則，是強調慈悲與正義。這在「發現歷史事實」這個課題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正義是把歷史事實揭發；另一方面，慈悲是讓受害者不要流於控訴。
發現歷史事實這一步，也包括了懲罰。懲罰是必要的；懲罰並不是報復，而是讓他（加害者）至少要負這個責任。
就心理學上來看，如果一個受害者本身無法揮別受害者角色，可能會導致一個嚴重結果：他自己會變成暴力、甚至成為加害者。
就台灣的現況來說，雖然目前二二八事件加害者還沒公開承認，我建議受害者不要一直停留在被動的情況，一直等待加害者悔改、道歉。應該要有更積極的方式，主動走出受害者的角色。
端：要達成「原諒」之前，有哪些先決條件？
古倫：我將「原諒」歸納為五個具體步驟。
古倫把「原諒」歸納成了5個具體步驟。
首先，不可以跳過傷痛，相反的，應該認真看待傷痛。換言之，我們必須認真看待受害者的傷痛，絕不可以淡化或輕視。如果沒有認真體察傷痛，原諒就完全失去意義。
第二個步驟：允許憤怒。憤怒是一種力量，它可以幫助我們跟傷害我們的人事物保持距離。就政治層面來看，等於是和那些行不義之事的人保持距離。我們必須跟對方保持一個健康的內心距離，才能夠進一步談到原諒。此外，必須將憤怒轉變成高昂的志氣。
第三個步驟：客觀觀察、分析：真相是什麼？這包含使用社會學與心理學方法，來分析事實真相。當我們能夠完全瞭解真相與原因，才能進一步處理。
第四個步驟：達成我前面所說的「原諒」。這當中又分為兩個層次。首先，這裏的「原諒」，是要淨化這些傷害在受害者內心所產生的負面能量，並讓受害者從中解放出來。其次，「原諒」要讓受害者從加害者的掌控權力中解放出來——如果我們無法原諒與放下，就會一直把自己跟這個加害者綁在一起。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原諒，並不是要我們忘記一切，而是在內心和加害者保持距離，同時不再讓加害者掌控受害者的情緒與思想。
第五個步驟：把傷口變成珍珠。政治面來看，受害者傷痛經驗轉變成人性化的經驗。許多受難者承受許多苦痛，但是，他們透過這些苦難，也更加成熟，在內心產生堅強的力量，進而對於整個國家社會具有正面的貢獻，而非只是可憐兮兮的停留在受害階段。
「把傷口變成珍珠」最好的例子就是前南非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他自己也是不義政權的受害者。在監獄中，他透過「原諒」而變得成熟、受人敬重，因為他的苦難經驗，他為「和解」做出許多貢獻，並帶給南非全新的自信。
端：延續您先前所提到「由加害者和受害者去承擔和解的責任」，就二二八事件的後續來說，您覺得前述的和好或和解形式，適用於今日的台灣嗎？
古倫神父指受害者不要一直停留在被動的情況，一直等待加害者悔改、道歉，要更積極走出受害者的角色。
古倫：是。不論是加害者或受害者，其實年輕一代都可以負擔和解的工作。一邊表示歉意，另外一邊接受這樣的歉意——這才是完整的和解。
如果能夠真的達成這種完整的和解，這個社會曾經發生的不公義，才不會一直被當成一種控訴的工具。

回首二二八 看波濤中的成大

蔡政府追228、白色恐怖真相 3年369萬頁 政治檔案解密
2017年03月05日 04:10 周思宇／台北報導
國家檔案局局長林秋燕表示，檔案內容的分析判讀將作為轉型正義調查報告之基礎。（本報資料照片）
3年369萬頁 政治檔案解密
國家檔案局3月起啟動「政治檔案整理計畫」。預計3年內至少完成369萬頁的判讀。
3年369萬頁 政治檔案解密
檔案局的資料量多且分類龐雜，民團認為開放檔案看不出明確目標、指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本報資料照片）
為追查228事件及戒嚴統治真相，國家檔案局3月起啟動「政治檔案整理計畫」。國家檔案局局長林秋燕受訪時表示，今年6月底前，會再有99萬頁政治檔案移入，預計3年內，至少要完成369萬頁的判讀，作為撰寫「國家轉型正義調查報告」的基礎。
立《政治檔案法》 逼國民黨繳械
民團：開放檔案目標模糊 本末倒置
同時，檔案局草擬完成《政治檔案法》草案已報行政院待審，草案明定持有政治檔案的私人及團體，須主動通報檔案局，檔案局也可主動訪求。
總量疊起來約18公里
蔡英文總統日前宣示「和解必須建立在真相上」。釐清真相的第一步是徵集資料，國家檔案局從3月1日起，要將過去散布在各機關，所有關於228事件、白色恐怖時期的自白、筆錄、跟監、判決、公文書，都清查出來，並進行判讀、檔案修復、目錄補正、數位化等工作，預計3年完成。
林秋燕表示，現有國家檔案總量如以「高度」計算，疊起來約18公里。其中典藏政治檔案約450公尺、初估約270萬頁，加上去年6月起向各機關徵集的政治檔案，預估再徵集99萬頁，總計會有369萬頁政治檔案要解讀。
林秋燕表示，不排除部分機關仍有檔案未繳，檔案局將派員協助；或是有遺漏、流落在民間，甚至是海外政治檔案之複製，將利用這段時間盡量蒐集。
部分年代相近未公開
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檔案分有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公務密等，檔案能否解密，須由原主管機關判定。林秋燕說，檔案局每年會清查、管控，發函各機關要求解、降密的檢討，形成一股推力，但直到民國81年才解嚴，有些機密檔案年份近，主管機關仍有顧慮，不願降低密等。
關於未解密檔案數量，林秋燕說疊起來高度約450公尺的政治檔案中，目前密等不一，如228事件約有4000多件目前已全數解密；美麗島事件原有2000餘件，目前只剩20幾件仍須留密；另，戒嚴時期的原列密等檔案約有3000多件，目前只剩下300多件。
分析判讀委外找專家
檔案局徵集資料後，林秋燕說最重要是檔案內容分析判讀，提供學者研究，甚至作為轉型正義調查報告之基礎。
礙於政府員額限制，檔案局只有199名員額，卻得面對鉅量檔案分析，被專家學者質疑分析、判讀能力有限。林秋燕坦言，檔案局人力的確有限，所幸行政院已核定3年計畫經費，約2900萬元，將透過委外研究，尋求專家學者協助。
私人持有檔案須通報
為向民間徵集檔案，檔案局所草擬的《政治檔案法》已上報至政院，草案明定持有政治檔案的私人及團體有主動通報檔案局之義務，檔案局也可主動訪求政治檔案之審定，但對於拒絕者，並無罰則，被質疑無強制力。
林秋燕說，現行《檔案法》只規範政府機關檔案之移轉，《政治檔案法》希望能透過捐贈、收購、受託保管等方式，補足私人、團體所持之政治檔案，如果是合法取得，將會有補償或是予以獎勵等誘因，後續就看行政院、立法院如何修改，檔案局將依法執行。

陳儀深：應追究蔣介石、彭孟緝加害者責任

談轉型正義 鄭麗君：非去蔣而是去威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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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長鄭麗君今天接受廣播節目專訪，她重申中正紀念堂轉型是推動轉型正義，不是去蔣化，而是去威權化。 （記者陳逸寬攝）
2017-03-06 10:31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228事件今年屆滿70週年，文化部長鄭麗君日前宣布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停售蔣中正公仔、文具等威權統治者意象鮮明的商品，不再於開閉館時播放〈蔣公紀念歌〉，遭國民黨批評是「去蔣化」。鄭麗君今早親上火線，接受廣播節目專訪談轉型正義，也重申中正紀念堂轉型不是去蔣化，而是去威權化。
文化部長鄭麗君上電台節目接受專訪。 （記者陳逸寬攝）
文化部長鄭麗君上電台節目接受專訪。 （記者陳逸寬攝）
綜合媒體報導，鄭麗君今天接受Hit FM台北之音《蔻蔻早餐》廣播節目專訪，表示推動轉型正義是大方向，中正紀念堂在228閉館是正確決定，禁歌也不算是轉型正義，選擇真誠面對過去，才算是真正轉型正義。
鄭麗君強調，轉型正義不是在功過評定，而是釐清政治責任，釐清責任歸屬之後，才能促進社會與族群和解，這無涉及統獨與黨派，下架蔣中正公仔等措施，是推動轉型正義，不是去蔣化，而是去威權化。
鄭麗君表示，轉型正義無關左右統獨、左右世代，「世界上許多國家也都曾經做過轉型正義，這些國家都還存在啊！」鄭麗君說，對於威權時期所受到的歷史，應該還原真相，「文化部在做中正紀念堂轉型的，也希望多做溝通與對話，對我來說，溝通與對話也很有價值」。
鄭麗君也說，轉型正義有兩大前提，首先是法治基礎要建立，再來是國會要有共識，「朝野各黨都要有共同的共識，就連促轉條例、政治檔案法這些修法過程，都要讓下一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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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最慘烈戰役 民軍總指揮12日現身埔里

【民報】學者：228事件/台灣人告別大中華民族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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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2月11日發表一篇美國天普大學日本分校（Temple University Japan）亞洲研究部主任傑夫.金士頓（Jeff Kingston）的一篇專文，名為「（228）與台灣的今昔夢魘」（Dealing with Taiwan’s nightmares past and present），該文將1947年的228事件定調為，台灣人不堪中國入侵者（國民黨政權）竊奪權力資源，並對台灣人頤指氣使，任意發號施令；尤有甚者，台灣人受夠了大陸人的腐敗與暴政治理，因此揭竿而起，發動抗暴。
當時的大陸人被視為落後族群，國民黨部隊軍紀渙散每每暴力對付台灣人。就在1947年228的前一天，台北菸酒專賣局查緝員，強行取締1名販賣私菸的年長女性小販，並加以毆打，一名旁觀者前往理論，為她求情，反遭擊殺；此一事件終於點燃台灣人的悲憤怒火。
K黨無情掠奪台灣戰後貧困資源
專文引述任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博士後研究員伊恩.羅文（Ian Rowen），在「轉型正義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一篇即將出版的論文內容指出：國民黨（KMT）接管台灣之後，因其殘暴與貪腐的高度集權，很快就讓台灣人大失所望。當時的K黨政權並不理會，台灣人才剛經歷過日本殖民地、奴隸化處境；反倒進駐之後，即行掠奪台灣二戰殘破之際，相當有限的民生資源，拿去援助該黨在中國日愈呈現頹勢的失敗內戰。
暴動過後，K黨在台的行政長官陳儀宣佈軍事戒嚴；台灣士紳組成的團體則強力要求「自治」。不過，當3月8日來自中國21軍所屬部隊登陸高雄、基隆等地之後，隨即展開血腥鎮壓，台灣人的自治訴求，轉眼成空；當時，起碼約有上萬台灣人遭屠戮，另有3萬人受傷，遭殺害對象多數是知識菁英。
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在228過後，面臨「中國化」的強迫性再教育。官方語言由日語改變為國語（即普通話），中華中心史觀正式進駐教科書，公共場所與街道名稱亦用「中國化」名稱重新命名。學者羅文指出：對於當時處於發軔期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而言，K黨急欲灌輸效忠國民黨等於效忠國家的洗腦教育，恰恰好欲蓋彌彰，愈加彰顯其為非法的「外來政權」（alien regime）。
台灣人親日並不附和日本殖民台灣
228起義，讓獨特的台灣人認同觀，浮上檯面；然而，隨之而來的血腥鎮壓，卻「全面禁錮台灣的社會聲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韋勒黑東亞研究所（Columbia University’s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WEAI）博士後研究員維克多.魯忍（Victor Louzon）提出上述見解；他進一步解釋表示：台灣人「選擇性」的採用過往日本殖民地時代的經驗，來主張台灣人的「非中國認同」，並不等同於台灣人親日，附和日本對台的「殖民化統治」。他並強調：台灣民族主義者，往往藉由過去被日本殖民經驗，來對比嘲諷K黨政府對於台灣的治理，有多麼糟糕！
美國學者魯忍也不認為台灣人會相信日本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Yoshinori Kobayashi in），在2000年評論漫畫《臺灣論》（Taiwan-ron）提出的觀點。小林善紀在書中引述K黨造成228事件為例證，來對比、反證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是何等的開明、仁慈，因此日本殖民精神應該（在台）得到讚揚；此一日本右翼觀點，相信只有非常少數的台灣人能夠認同。
228轉型正義即台灣本土「認同政治」
學者魯忍進一步指出，台灣人對於日本統治並非懷抱天真，不切實際幻想；反倒，多數島民向來相信他們自己有權追求「自治」或「獨立」，因為台灣人向來擁有不同於中國的認同觀。1947年的起義事件，成了反對統一，確立「台灣認同」的強大象徵。北京則認為，台灣人的日本情結，這類對於過往被殖民經驗的「傷感式懷舊」，根本是出賣「中華民族認同」。
冷戰時代的白色恐怖期間(1949-87)，K黨政權採取專制統治手段，將異議人士用通匪（資匪）名義羅織莫須有罪名，並將其打進大牢。隨著198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腳步到來，運動人士要求針對過往漫長的血腥鎮壓史，真相還原、解密；並要求恢復受難者名譽，補償受害者或其家屬。這一波波的民主化運動，基本上在1990年代獲得勝利；遺憾的是，當年的行兇加害者，並沒有任何1人遭到定罪，甚至連名單也付之闕如。
美國學者魯忍也提出一項重要觀察認為，「轉型正義」運動，正與台灣土地的「認同政治」發展密切吻合。1947年的228事件成了獨派眼中，台灣民族（或名之為台灣意識）對抗入侵者的抗暴例證，
紀念228敲響「統一」警鐘
中研院外籍學者羅文指出，實現轉型正義，對許多台灣人而言，目前仍是個未竟志業。228是台灣史上最為鮮明的「國家暴力」行徑，以致解嚴前後數10年來，民間人士大聲疾呼要求政府當局，落實轉型正義。僅管近數年來，228紀念館、相關碑誌，與紀念活動，呈現激增趨勢；年輕人也一年一度手持火把，在名為「共生」的主題音樂聲中，肅穆追悼當年遭遇血腥的受難者；然而，卻在揪出「加害元兇」問題上，遇到難以突破瓶頸；接下來，長達38年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的彌補問題，也很難妥善處理，因其涉及的受害者人數更加眾多。
隨著追究228事件加害者元兇的呼聲蔚為風潮，追悼228活動在台灣社會逐漸出現新的意涵；此即相應於中國方面高調推進「中華民族統一」口號，台灣228事件，則為中台「統一」敲響警鐘，提醒台灣人統一可能帶來的禍果；換言之，與中國謀求統一，根本就是228重演，夢魘一場，也將摧毀台灣數10年來，得之不易的民主成果。
耳聾般寧靜的中國文革50週年
中研院學者羅文論述指出，台灣總統蔡英文提出召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與海峽對岸中國處理傷痛的模式，形成鮮明對比。去年文化大革命（1966-76）50週年之際，中國官方與官媒對於那場暴力蹂躪、摧殘批鬥的10年浩劫，或噤聲或僅用簡練文字聊聊數語帶過，形同耳聾般寧靜（deafening quiet），根本不把歷史教訓當一回事，
學者羅文還說，「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成立，發出告別台灣過往威權，也與中國現行的專制畫清界線的雙重訊號；並證明台灣是個恪遵人權國際準則，持守民主，追求民族自決的國度。他還補充提到，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標幟出台灣的政治文化與中國多麼不同；台灣也夠資格被認可為民主國家，足以傲然昂首，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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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一場未療癒的228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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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裔美國人NGO組織創建的《延伸台灣觸角》（Outreach for Taiwan）網站，發表一篇「走過228」專文，內容指出，二二八事件（即發生於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接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透過軍事鎮壓台灣民眾暴動事件的總稱），至今不僅殺人真正元兇未明，連確切的受害人數也成了不清楚的謎團（只籠統概算約成千上萬），在在皆成了台灣認同過程，追求「和解」與「正義」實現的阻礙。
藉共產黨叛亂名義要求增兵
眾所周知1947年228事件導火線，源自中華民國政府與台灣住民的文化（文明）、制度強大落差。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未取得合法統治台灣權利，只是代表盟軍在二戰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暫時「暫時接管」台灣。
2月27日當天，因為一名年長女性林江邁，在台北天馬茶行（位於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交會處，即距離今天的中山捷運站不遠處）販賣私菸，遭專賣局查緝員使用暴力手段取締，史稱「緝菸血案」，導致這位賣菸婦人頭部重傷，另一名旁觀民眾，則遭射殺。其後，民眾群情激憤，到了隔天的2月28日，當局還繼續殺傷數位抗議民眾，當時的臺灣行政公署長官陳儀因應變局方式為，一方面頒布戒嚴法，另一方面又藉故使出拖延政策，並藉由共產黨叛亂名義，要求中國增派部隊赴台敉平暴動。
32項要求
當時在日本殖民體制下成長的台灣菁英士紳們，集結起來，並於3月7日聯合發表32項要求（32 Demands），主要訴求增加台灣人的代表席次，並要求政府針對殺害民眾的官員追究責任；提出如此多項訴求目標，顯示中國（可能）已準備對台施加「鐵腕鎮壓」手段。台灣人在忍無可忍，怒氣衝天之下，開始攻擊不會講台灣話或日語的外來族群。國民黨在台灣的強力鎮壓，引發台灣人接二連三的失序暴力反擊，以致中國人、部份客家人，甚至原住民社區（Aboriginal communities）一度淪為台灣人洩憤的攻擊對象。
中國軍隊殘暴行刑
3月2日，蔣介石電令駐京滬線之第21軍開赴台灣「平亂」，這支部隊素以殘暴聞名，這支鎮壓部隊組成，包括有軍部及直屬的營、連，以及第146師頃刻在吳淞上船直開基隆，第145師也在連雲港集結候輪開赴高雄港，皆限期於3月8日前到達，抵台後即歸陳儀指揮。僅管台灣的抗暴行動，在規模及強度早就減緩下來，中國21軍幾乎在登陸後立馬對台灣人開火，導致成千上萬死亡（絕大多數是台灣人）；行刑的手段包括有，絞死、推入河流，以及在犯人集結在卡車上被集體槍決。當時指揮官之一的彭孟缉將軍，就得到「高雄屠夫」的封號。全臺血腥鎮壓與清鄉，導致為數眾多的台灣菁英及平民百姓罹難。解嚴後，行政院官方調查的罹難人數約有1.8-2.8萬人，這樣的概況數據，仍嫌粗糙。
被出賣的福爾摩沙
228血腥鎮壓事件傳遍全球，包括美國外交官喬治·科爾（George Kerr）在「被出賣的福爾摩沙」（Formosa Betrayed），以及聯合國工程師艾倫·沙克爾頓（Allan Shackleton）在「福爾摩沙的召喚」（ Formosa Calling）等著作，皆專述台灣當年經歷的228慘劇。當228大殺戮之際，這2位國際人士皆透過管道向所屬總部呈報；然而，美國、聯合國都沒有採取制止行動。其它國際媒體，例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澳洲《珀斯每日新聞》（ The Daily News of Perth）皆有報導228事件。
歷時38年的白色恐怖
僅管軍事戒嚴始於1947年，其正式批准生效之日，則在1949年蔣介石政權帶著200萬流亡黨政軍以及百姓，逃到台灣強行進駐之後；展開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統治，直到1987年才宣佈解除。為期38年的戒嚴即俗稱為「白色恐怖」，這曾是人類史上最悠久的軍事戒嚴時期，直到2001年才被中東國家敘利亞所超越。估計當時約有14萬人遭監禁，包括3-4千人被迫害處決，一些人士任意遭到濫殺。當時的情治人員往往系統性鎖定某些知識份子，以及反國民黨人士，導致不少台灣人被迫流亡海外，這類亟待訴說的悲傷故事（ harrowing story to tell），還繼續在海外傳唱開來。另一項不怎麼有趣的事蹟是，目前座落台北市信義商圈的國際五星級飯店台北君悅酒店（Grand Hyatt Taipei），曾是白色恐怖時期，槍決政治犯、思想犯的刑場之一。
228話題禁忌
直到1987年解嚴之前，228一直被視為高度機密的禁忌話題；1995年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以受害者身份，首度代表政府針對228公開向全民道歉，並宣佈228為國定假日，以紀念當年的受難者。從李登輝以降的台灣總統，每年皆例行性進行鞠躬、致歉，並向228受難者家屬頒發受難者無罪證書。228事件報告書，也在1992、2006年等年度多次推出，全台各地亦舉辦228追思活動，其中台灣第一場公開紀念228活動，始於1990年的嘉義。228事件五十週年之際的1997年，台北228紀念館正式創設於新公園（已改名為228紀念公園），該場址曾是228事件早期，民間人士向大眾發佈消息的廣播站。
藝術、小說陸續揭露228塵封面紗
1989年推出的「悲情城市」，是名導候孝賢呈現台灣228事件，及其社會影響餘波的第一部228電影，並向國際社會揭露228事件的塵封面紗。近幾年來，數部關於228的國際小說、電影，包括有台裔美國人珍妮佛.高（Jennifer Chow）的小說「228遺產」（The 228 Legacy）；茱麗.吳（Julie Wu）與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的小說，則聚焦於家庭的228經驗。另外，台裔美國人刁毓能（Will Tiao），則於2009年推出一部電影，名為「被出賣的福爾摩沙」（Formosa Betrayed），其焦點著重描寫白色恐怖，而非228事件。僅管刁毓能的電影，沿用美國外交官科爾的書名「被出賣的福爾摩沙」，其情節卻著墨於江南著作關於陳文成命案的描述，以及描寫林義雄女兒林奐均在1980年代（林宅血案後）的經歷。
228受難者也有琉球人
2007 以及2011年的琉球人代表團，亦來台參加228紀念活動，代表團成員其中幾位家庭近親，曾在228軍事鎮壓下喪命。據估計，約有30位從事貿易的琉球人，在當時的基隆社寮島（即今天的和平島）被殺害。另外，2012 年間日本中央大學的教授松野良一（Professor Ryoichi Matsuno of Chuo University ）首度發掘，228期間曾就讀過該大學的學生，有17人遭殺害，其中大多數是台灣人；這些台灣學生有機會前往日本留學，在當時算是罕見盛事。
228主謀元兇至今成謎
目前228事件的主謀元兇，指向蔣介石、日本殖民政府（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或陳儀等可能的其中之一。僅管2006年《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將元兇指向蔣介石，此一論點並非所有台灣人都能接受。1995年3月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篇名為「過往」（Past Time）專文，也與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委託的報告書內容、觀點相符。其內容指出，陳儀一名警衛隊成員，曾目睹一分來自蔣介石的機密電報，要求陳儀「殺光他們，不要走漏風聲。」目前台灣主流民意（包括受難者家屬在內），也將矛頭指向蔣介石，認為他終究必須承擔228事件的最大責任。另有一類明顯荒謬見解認為，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台灣50年，帶給台灣不同於中國的「社經體制」（即日本在台灣種下禍根），因此228衝突事件，日本殖民政府難辭其咎（譯註：此一見解，顯係「倒果為因」、「邏輯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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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化元：蔣介石在白色恐怖的責任只有「多大」 沒有「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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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部長鄭麗君、台北市政府副市長陳景峻、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今早代表國內人權三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簽署合作備忘錄，期待三館合作，早日實現轉型正義，繼續照亮臺灣人權的發展。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薛化元董事長表示，蔡英文總統上任後，轉型正義是重要的施政目標，無論是228或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與家屬，所以期待的都是透過轉型正義，除了釐清真相，更重要是探究責任，才能記取歷史教訓，為未來奮鬥。三館重整合作可以互動協調研究，共享資源追求真相。
文化部長鄭麗君表示，228與白色恐怖有無數的台灣先輩受難犧牲，有無數的家屬遭受岐視、承受無盡的哀痛，這是一段台灣歷史上、世界人權上的共同傷痛，這段傷痛在台灣是不分左右、不分統獨、不分族群、不分世代，這是台灣人民共同承受的巨大歷史悲劇，面對這段歷史，我們沒有迴避的責任，不能留給後人。國家人權博物館必須兼負史料的整理、協助還原歷史真相、更重要是人權教育重要的基地，轉型正義不是要挑起對立，而是邁向和解必經的路途，提醒自己避免再犯錯，才是民主的真諦。台灣需要重生，我們需要從人權、自由、民主的價值中重生，懇切社會各界放下成見，用同理心共同面對這段歷史，還原歷史真相，找出真正的加害者，而不應該讓加害者無限擴大，讓部分人揹負加害者的包袱，造成社會的猜忌，也能撫平受害者的悲痛，轉型正義的真諦是為了愛，重建台灣的民主生活。
政治受難者家屬代表大眾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簡明仁表示，現在部分年輕人對228沒什麼感覺了，覺得是久遠的歷史，甚至少數人說過去的事還吵什麼吵，這是教育的失敗。歷史要透明公開，留下真實的記錄，才能看到真相，讓人民知道對或錯、善或惡，行公義的人才能得到尊重，社會才有向上提昇的力量。
文化部長鄭麗君向受難者家屬蕭錦文握手致意，蕭錦文誇讚鄭麗君做得很好。圖/蔡育豪
媒體詢問「萬一史料證明蔣介石是清白的？」、「要不要拆除蔣介石銅像？」薛化元說，目前看到的史料裡面，蔣介石的責任只有大到什麼樣的地步，沒有「無責」這個選項。史料不斷的出土，轉型正義不是一天就能完成，就像德國的納粹至今仍在追究。鄭麗君補充說，政府會盡到責任，整理史料還原真相，至於加害者的責任，史料會說話。至於拆除各地學校機關的蔣介石銅像，不是文化部的權責，但民間有拆除銅像的行動，是提醒政府要去推動轉型正義，但轉型正義不只是拆除銅像而已，促轉條例通過法案後，台灣社會各界會有法律依據來進行這些紀念象徵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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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七十周年好文精選／永遠的戰士－鍾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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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時的「二七部隊」部隊長的鍾逸人，現年94歲高齡，尚可駕車南往北來，堪稱台灣史上傳奇人物之一。
大難不死　94高歲猶精神瞿然
鍾逸人，是個歷經二二八事件而大難不死、現年94歲高齡猶精神瞿然，尚可駕車南往北來的傳奇人物。他在二二八事件中，在中部與台灣抗國府第一名女人「台共」謝雪紅，文學社會運動家楊逵、葉陶夫婦，都扮演了某些面向的重要角色。而鍾逸人是「行動派」，籌組「二七部隊」，擁有實際武裝力量，曾試圖置兵於鐵路的大安溪隘囗，欲阻國民黨軍隊自北南下台中，然獨木難撐大廈，於是退守埔里山區，所部黃金島隊，於牛欄吊橋附近和國府軍隊遭遇，發生戰鬥，但後續無援，遂告潰散，武裝抵抗失敗。不過，由於二七部隊的組成和實戰，使國府軍隊未敢小覷，對中部地區幾無鎮壓，也大大有別於台北、嘉義和高雄等地區的血流成河慘況。
兵敗潰散而逃亡的鍾逸人，輾轉各地藏慝，一度想買舟東渡日本不果，終場還是被「抓耙仔」許子哲所出賣而就逮，和楊逵夫婦繫獄隔牢。而謝雪紅在稍早之前，經由在左營軍區當教官的台籍友人掩護，搭乘補給艦潛至中國大陸，以致於後來中共號稱二二八事件，是由台灣共產黨發動領導的革命運動，其實是悖離事實毫無根據自我膨風的宣傳。
判刑15年 鍾逸人卻坐了17年牢
鍾逸人和楊逵夫婦同時繫獄，其中楊逵夫婦經查未參與實際行動，故後來判無罪開釋，鍾逸人則命在旦夕，隨時有被軍法判死刑槍斃的可能。此時幸逢蔣介石欲平撫民心，撤銷了陳儀主政專制的行政長官公署，改設省政府，由外交部長魏道明出任首任省主席，二二八涉案者由軍法審判改由司法審判。鍾逸人從鬼門關走一回，由法院一審判15年徒刑，他恐怕上訴反加重其刑，故放棄上訴而定讞。
鍾逸人服刑大部分都在綠島政治犯監獄唱小夜曲，天天搬石頭建監獄圍牆，把自己和難友們圈起來。他把吃苦當做吃補，練就了一身強健的體魄。
發生在不久前的高雄大寮監獄挾持人質事件，涉案嫌犯稱讚馬英九當年在當法務部長時，修正法令使服刑期滿三分之一以上，即可申請假釋。若時光倒流，鍾逸人在綠島坐牢5年，應有獲假釋機會，或援用一般滿二分之一以上可假釋出獄的規定，那也只是喪失七、八年的自由。但國民黨政府對政治良心犯特別「優待」，一定要讓他們吃「免錢飯」到刑期期滿，少一天都不行。而鍾逸人不知為何，15年期滿並未獲釋，也未因他案加判，他却結結實實關了17年才重獲自由。他對多2年刑期乙事，也莫名所以，常自我安慰：「大概是本刑15年的利息吧」！
回首二二八事件中，鍾逸人在台中市受推為「二七部隊」部隊長，緣於他曾留學日本入「東京外語學校」，卻因思想問題而坐過巢鴨監獄的牢。二戰末期因父病危未完成學位即返台。自此，他未再赴日完成外語學業，而藉工作職務之便，常到台北「文山茶行」與王添燈、連溫卿、林日高、王萬得、蘇新等傾向社會主義的人聯絡聊天。在台中地區，則與謝雪紅、楊逵、葉陶夫婦、二林洪挑醫師等相熟。簡括來說，五湖四海，交遊廣闊，尤其二戰後參與在台中地區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之時，風雲際會，分團及區隊、分隊之負責人，幾乎網羅全大台中地區之知名文化人、醫師、律師…等，皆一時俊彥。
如眾所知，二二八乃突發性「星火燎原」的擦槍走火事件，並非事先籌劃預謀的，而是陳儀部以「勝利者」高傲姿態，來台當「接收者」，而視台民為「戰敗者」、「被光復者」的岐視。種種對台人不公不義所引起怨懟的累積，故而二二八雖是「突然」，但也是「必然」，當天不爆發，往後任何一天都會爆發。鍾逸人參與領導抗暴，其實也是身為台灣人的正義使命感驅使，而非一時興起。
出版回憶錄 記錄二戰後寶貴台灣史料
鍾逸人出獄後，和等他17年的未婚妻北斗望族林玉扃小姐結婚，是現代版的王寶釧苦守寒窯記，令人動容。今年台灣歲有94高齡，雖去年一度罹癌開刀，但復原後然仍可健步如飛，精氣神瞿然，毫無老態。近二十多年來，除了蒐集資料加上其天賦異稟的驚人記憶力，陸續出版了三大冊的回憶錄，包括二戰以前留學日本、二戰中在台經歷，及最重要的終戰後國府派陳儀來台「劫收」的實況記錄，都是寶貴的史料。他也常獲北美各地台灣同鄉會之邀，面對面述説當年往事及評論，甚受歡迎。他本人更如前輩史明一樣，是台灣本土的鮮活國寶。
鍾逸人是二二八事變中部地區唯一有武裝的反抗團隊的領導人，吾人不以成敗論英雄。他以台灣人價值為念，敢揭竿抗暴，終是獨木難撐大廈，但已寫下可歌可泣的史詩篇章。如今做為二二八事件重要參與者，雖逃過死劫但也結結實實坐了17年黑牢的他，幾乎是唯一碩果僅存的老兵，就如麥克阿瑟將軍所說：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而已。吾人無以名之，謹勉力為此前記，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慕。(原登載於民報​201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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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七十周年好文精選／永遠的戰士－鍾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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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時的「二七部隊」部隊長的鍾逸人，現年94歲高齡，尚可駕車南往北來，堪稱台灣史上傳奇人物之一。
大難不死　94高歲猶精神瞿然
鍾逸人，是個歷經二二八事件而大難不死、現年94歲高齡猶精神瞿然，尚可駕車南往北來的傳奇人物。他在二二八事件中，在中部與台灣抗國府第一名女人「台共」謝雪紅，文學社會運動家楊逵、葉陶夫婦，都扮演了某些面向的重要角色。而鍾逸人是「行動派」，籌組「二七部隊」，擁有實際武裝力量，曾試圖置兵於鐵路的大安溪隘囗，欲阻國民黨軍隊自北南下台中，然獨木難撐大廈，於是退守埔里山區，所部黃金島隊，於牛欄吊橋附近和國府軍隊遭遇，發生戰鬥，但後續無援，遂告潰散，武裝抵抗失敗。不過，由於二七部隊的組成和實戰，使國府軍隊未敢小覷，對中部地區幾無鎮壓，也大大有別於台北、嘉義和高雄等地區的血流成河慘況。
兵敗潰散而逃亡的鍾逸人，輾轉各地藏慝，一度想買舟東渡日本不果，終場還是被「抓耙仔」許子哲所出賣而就逮，和楊逵夫婦繫獄隔牢。而謝雪紅在稍早之前，經由在左營軍區當教官的台籍友人掩護，搭乘補給艦潛至中國大陸，以致於後來中共號稱二二八事件，是由台灣共產黨發動領導的革命運動，其實是悖離事實毫無根據自我膨風的宣傳。
判刑15年 鍾逸人卻坐了17年牢
鍾逸人和楊逵夫婦同時繫獄，其中楊逵夫婦經查未參與實際行動，故後來判無罪開釋，鍾逸人則命在旦夕，隨時有被軍法判死刑槍斃的可能。此時幸逢蔣介石欲平撫民心，撤銷了陳儀主政專制的行政長官公署，改設省政府，由外交部長魏道明出任首任省主席，二二八涉案者由軍法審判改由司法審判。鍾逸人從鬼門關走一回，由法院一審判15年徒刑，他恐怕上訴反加重其刑，故放棄上訴而定讞。
鍾逸人服刑大部分都在綠島政治犯監獄唱小夜曲，天天搬石頭建監獄圍牆，把自己和難友們圈起來。他把吃苦當做吃補，練就了一身強健的體魄。
發生在不久前的高雄大寮監獄挾持人質事件，涉案嫌犯稱讚馬英九當年在當法務部長時，修正法令使服刑期滿三分之一以上，即可申請假釋。若時光倒流，鍾逸人在綠島坐牢5年，應有獲假釋機會，或援用一般滿二分之一以上可假釋出獄的規定，那也只是喪失七、八年的自由。但國民黨政府對政治良心犯特別「優待」，一定要讓他們吃「免錢飯」到刑期期滿，少一天都不行。而鍾逸人不知為何，15年期滿並未獲釋，也未因他案加判，他却結結實實關了17年才重獲自由。他對多2年刑期乙事，也莫名所以，常自我安慰：「大概是本刑15年的利息吧」！
回首二二八事件中，鍾逸人在台中市受推為「二七部隊」部隊長，緣於他曾留學日本入「東京外語學校」，卻因思想問題而坐過巢鴨監獄的牢。二戰末期因父病危未完成學位即返台。自此，他未再赴日完成外語學業，而藉工作職務之便，常到台北「文山茶行」與王添燈、連溫卿、林日高、王萬得、蘇新等傾向社會主義的人聯絡聊天。在台中地區，則與謝雪紅、楊逵、葉陶夫婦、二林洪挑醫師等相熟。簡括來說，五湖四海，交遊廣闊，尤其二戰後參與在台中地區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之時，風雲際會，分團及區隊、分隊之負責人，幾乎網羅全大台中地區之知名文化人、醫師、律師…等，皆一時俊彥。
如眾所知，二二八乃突發性「星火燎原」的擦槍走火事件，並非事先籌劃預謀的，而是陳儀部以「勝利者」高傲姿態，來台當「接收者」，而視台民為「戰敗者」、「被光復者」的岐視。種種對台人不公不義所引起怨懟的累積，故而二二八雖是「突然」，但也是「必然」，當天不爆發，往後任何一天都會爆發。鍾逸人參與領導抗暴，其實也是身為台灣人的正義使命感驅使，而非一時興起。
出版回憶錄 記錄二戰後寶貴台灣史料
鍾逸人出獄後，和等他17年的未婚妻北斗望族林玉扃小姐結婚，是現代版的王寶釧苦守寒窯記，令人動容。今年台灣歲有94高齡，雖去年一度罹癌開刀，但復原後然仍可健步如飛，精氣神瞿然，毫無老態。近二十多年來，除了蒐集資料加上其天賦異稟的驚人記憶力，陸續出版了三大冊的回憶錄，包括二戰以前留學日本、二戰中在台經歷，及最重要的終戰後國府派陳儀來台「劫收」的實況記錄，都是寶貴的史料。他也常獲北美各地台灣同鄉會之邀，面對面述説當年往事及評論，甚受歡迎。他本人更如前輩史明一樣，是台灣本土的鮮活國寶。
鍾逸人是二二八事變中部地區唯一有武裝的反抗團隊的領導人，吾人不以成敗論英雄。他以台灣人價值為念，敢揭竿抗暴，終是獨木難撐大廈，但已寫下可歌可泣的史詩篇章。如今做為二二八事件重要參與者，雖逃過死劫但也結結實實坐了17年黑牢的他，幾乎是唯一碩果僅存的老兵，就如麥克阿瑟將軍所說：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而已。吾人無以名之，謹勉力為此前記，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慕。(原登載於民報​201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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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精選】不可不知的二二八事件現場 ──重繪專賣局台北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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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寫進歷史教科書後，大家不再對它茫然不知，可是，在導火線發生地專賣局台北支局，究竟在台北什麼地點，恐怕就很多人不知道了。
只消一談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就會觸動台灣族群的神經，但仇恨可以原諒，歷史不可以消磁，整個事件，就依「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官方陳述來說明：
「二二八大屠殺事件」導火線源自一意外的圓環緝煙事件，事情的經過大致如下: 民國36年2月27日上午11時左右，專賣局接到密報⋯⋯淡水港有走私船運入火柴、香煙五十餘箱等情事，專賣局乃派葉得根、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盛鐵夫、傅學通六名查緝員，會同警察大隊所派四名警察前往查緝，但當他們抵達淡水時，僅查獲私煙五箱。不久，又據密報人說：這些走私貨已移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太平町，今之延平北路）附近，按此是台北最大的私貨集中地。查緝人員與警察先到太平町附近的小香園進晚餐，以便就近訪查。下午7時30分，當他們到達天馬茶房時，私販早已逃散，僅查獲一位40歲寡婦林江邁的公私煙，遂將其全部公私煙和現金加以沒收。林江邁幾乎下跪苦苦地哀求說：「如果全部沒收的話，我就沒飯吃了，至少把錢和專賣局製的香煙還給我吧⋯⋯。」但查緝人員不予理會。當時圍觀的民眾很多，紛紛加入求情的行列。林江邁情急，進而抱住查緝員不放。其中一查緝員「葉得根」，用槍管打她的頭，致林婦的頭顱鮮血直流 。目睹此景的群眾極為氣憤，乃將查緝員包圍，並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講理」、「豬仔太可惡」、「還給香煙」等情緒激動的話。查緝員見勢不妙，連忙逃走，但群眾卻緊追不捨。其中一查緝員傅學通為求脫身，乃向群眾開槍，不幸誤射當時在自宅樓下觀熱鬧的市民陳文溪(年約20歲，次日死亡)。
事件經過一夜，仍未平息，且有燎原大火之勢：
2月28日上午9時，民眾因緝私傷害人命事件未獲解決，乃沿街打鑼，通告罷市，市民、商店立予響應，相繼關門。一批民眾遊行至太平町二丁目派出所前，派出所主管黃某欲加制止。民眾因黃某平時藉勢凌人，將其圍打，並搗毀所內玻璃、物品等。隨後，遊行民眾越聚越多，10時許，衝入位於本町（今重慶南路）之肇事單位專賣局台北分局，發現局內有緝私員。群眾以為其中之一是昨夜之兇手，乃將他與另一警員圍毆致死，又毆傷四人，並將局裡所存之火柴、煙、酒及一輛汽車與七、八輛腳踏車拋至街上焚燒，至次日仍未全熄。當時圍觀民眾達二、三千人，憲警隨即趕到，但也知難而退，不敢處理。
二二八事件裡「專賣局台北分局」係見證歷史的關鍵現場，現在原專賣局台北支店已成重慶南路上的「彰化銀行台北分行」，再經拉皮，原貌已然改觀。
二二八事件裡「專賣局台北分局」原貌已然改觀。
專賣局台北支局原為株式會社辰馬商會本町（重慶南路）本舖，自1662年以釀造清酒起家，1896年跨海來臺，先在大稻埕建昌街開設支店，代理各種日本清酒、麥酒、醬油、清酢、味噌等，以現存「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的資料來看，當時的「黑松白鹿」、「楓白鹿」等本家生產的清酒品牌皆極為暢銷，「移入」（進口）孔急，1924年還取代「石黑商會」成為熱銷飲料カルピス（可爾必思）的代理商。取締役社長為河東富次，這人極為活躍，1912年中國福建省常駐諮議施景琛來臺調查實業發展，寫就《鲲瀛曰記》記錄取經過程，便提到在臺南知事官邸和他共進晚餐，辰馬商會那時候在臺中、臺南都設有支店。
1928年辰馬商會進一步投資台北市本町3丁目1番地的樂天地商辦建築開發，其平面總面積為為170.5坪，興建3層樓加強磚建築，樓高40尺3寸，另有附屬倉庫1座，總樓地板面積為288.852坪，由臺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設計施工，於1928年7月動工，隔年5月竣工。
研究歷史建築之網站「小林昇之米克斯拼盤」依據《臺灣建築會誌》的記載，推斷：
辰馬商會的新建物1樓原規劃為2間大店舖，以及兩側臨巷子各有3間小店舖，後方為倉庫，店舖與倉庫之間有採光及通風用的天井，2樓亦隔為2間事務室，或可為陳列室，臨街側又分別隔出應接室和特別室，3樓則完全沒有隔間。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向株式會社辰馬商會租下該建築兩間大店舖，將中央隔間牆打通，全部供台北支局使用，於1934年3月10日正式遷入。
終戰後移轉為國有，管理機關為臺灣省公產管理處，1968年3月1日移轉予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同年5月17日移轉為彰化銀行臺北分行使用，現場並沒有隻字片語提及二二八事件，久之，台灣人自然會忘了這歷史教訓了。
用手機拍得影像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ikHl-4t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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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精選】屬於台灣人的博物館：台灣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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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台南市安南區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是國內唯一以台灣歷史作為詮釋之公立博物館，期許成為全體台灣人的博物館。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簡稱台史博) 自1999年成立籌備處，展開台灣歷史文物與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典藏的工作，於2011年10月29日開館迄今，是國內唯一以台灣歷史作為詮釋之公立博物館。
台史博之成立是在台灣史研究成熟後，亟需國家歷史詮釋場域的時空背景下而籌設。1980年代之後台灣社會出現「本土化」論述取向，台灣歷史研究議題受到學界重視，除了教科書上大幅增加「認識台灣」的歷史課程外，各大學科系紛紛成立台灣史研究所，台灣史研究成為顯學。除此之外，台灣歷史的文物也受到重視，各地的文史工作者、收藏家興起台灣文物、民藝品收藏熱潮，各單位開始重視台灣史料與文物的收藏、整理工作。一個專責提供台灣歷史研究、典藏與展示的博物館，在政治與社會環境氛圍的醞釀下應運而生。
斯土斯民：台灣的故事
為了彰顯台灣歷史多元與特殊性質，在籌備之初即廣徵學者專家建議，摒除傳統政治史觀，採用多元詮釋的歷史觀點，以歷史時間軸序列，穿越割裂的統治政權，表現台灣文化與生活。並以土地為舞台，以人為主角，建構台灣歷史長時間、多族群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歷程，展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並將常設展命名為「斯土斯民－台灣的故事」。依時代分為「早期的居民」、「異文化相遇」、「唐山過台灣」、「地域社會與多元文化」、「鉅變與新秩序」、「邁向多元民主社會」等7單元，使用影片、模型、造景、文物等手法展示出台灣歷史發展。
在展場的每個單元中我們利用擬真造景將人與環境互動歷程呈現出來，強調人與大自然相為依存的關係，在「早期的居民」中舊石器時代的長濱文化、新石器時代的墾丁遺址、進入鐵器時代的淇武蘭遺址，除了展示出土的文物外，將當時生活的環境與型態用模型塑造出來。到「地域社會與多元文化」中以等比例的造景將台灣沿海生態、平原農業作物、丘陵植物環境呈現出來，讓人群的社會活動與自然環境互動，在各展場角落觀眾可以深切感受到自然環境與歷史人文的互動。歷史除了政權遞嬗外，在台灣的故事展場中，著重經濟社會生活的敘述，強調人們在不同的地域環境中，展開的各式各樣的生計生活，形成不同風貌的社會。
「鉅變與新秩序」場景中從宏偉的派出所建築、高聳的日月潭水利發電與新型的街屋造景，我們想告訴觀眾是日本殖民時代的來臨，帶來了新的時代與社會秩序，在留聲機、電影、照相機等現代化聲光音效中，為觀眾帶來不同的感官體驗。在歷史大道的尾端有兩幅大型的黑白照片，一張是日本居民離開台灣登上船艦的身影，一張是1955年大陳島居民抵達基隆港步下船艦的身影，代表一群人的離開，接著又有新的一群人的抵達，台灣就是一座舞台，人們來來去去的在這塊島上生活著，有血、有淚、有夢想、有理想地創造豐富的歷史紀錄。最後，我們拍攝了來自各地小朋友寫給台灣的一封信作為終場，透過小朋友的眼光來反思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歷史不只是回顧過去，還要展望未來。
最後，台史博想要告訴觀眾的歷史，不是偉人的事蹟，而是許多無名氏的故事，在展場中各單元中大量塑造人物模型，有士、農、工、商、男、女、老、少等，有漢人、原住民，也有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英國人等，讓這些被隱藏在強人背後人群，能夠在台史博的場域中被看見，他們的身影不再埋沒於歷史洪流中。台史博期許作為一個「大家的博物館」，因此在展場中也盡可能將各階層的人呈現出來，來表述多元族群互動的台灣歷史。
公眾歷史的平台
台史博期許作為一個「全體台灣人的博物館」，除了展示教育工作外，特別著力於大眾歷史的研究，體察台灣常民經驗與生命細節，讓過去歷史書寫與紀錄中常被遺漏忽視的論述與角色，有機會於博物館現身。
女性向來是歷史紀錄中被忽視的一群，而現代女性從家庭進入社會職場中，從身體的束縛到解放，女性所創造的歷史不容小覷。爰此，台史博建置了「台灣女人網站」，依照主題描述，搭配豐富圖像資料，呈現台灣女人的文化特質。為積極蒐集建立台灣女性相關史料，彰顯台灣歷史中女性的各種形象及不同面貌，台史博進行多年台灣女人音像影音記錄，收集許多年長女性的口述資料，讓台灣女性史料更為豐富。且於2012年策劃「台灣女子‧非常好」展覽，讓觀眾看見歷史另一半的身影。透過一系列成果的呈現，做為台灣女性研究的礎石，以達成建構兩性平權的社會願景。
台史博為了呈現更多庶民的生活樣態，因緣際會下收藏幾批私人的日記資料，如2005年入藏范遠霖「高雄飛行場日記」、2009年陸東原家族文物中的陸季盈日記，2013年的許天催日記（戰前地主及曾任街庄長）、鄭書聲日記（戰後初期小學校長），及曾任鹿港街長的陳懷澄日記（1916-1932年份）等等，涵蓋台灣各社會階層，透過整理與發表，讓更多非官方觀點的資料，成為歷史研究的素材，呈現更多元的歷史面貌。
公眾歷史是近代史學研究的趨勢，台史博在經營策略上重視公眾歷史論述且提供論述平台，讓公眾聲音得以於此發聲，因此特別關注大眾議題或庶民生活文化的資料及文物的蒐藏。當下所發生的社會運動或政治事件相關的物件、資料等，像各式選舉公報、社會運動報導、文宣品等，均為台史博所關心蒐藏研究的範疇。而聲音採錄技術的發展，在台灣已經有百年的歷史。從唱片、膠卷錄音帶到數位化時代，有聲史料紀錄了台灣社會的政經與文化動向，成為現代大眾接觸歷史文化的絕佳材料。台史博一方面擴充並整理唱片文物，一方面也積極與典藏有聲資料的民間機構合作，進行各類有聲史料的蒐羅保存與整理工作。
做為一個公眾論壇的博物館，為此台史博曾策劃了「島嶼‧地動‧重生：921地震十五周年特展」、「來自四方：近代台灣移民的故事特展」，在展場中觀眾不僅理解事件始末，但深層的意義是博物館期望透過展示來關懷那群台灣人--地震時的災民或來自各國的移民。資料被收藏、研究與展示是一種手段，最終目的是想讓在台灣生活眾生群相，得以在博物館被看見、被重視與被了解。
海外史料與新史料的蒐羅
台灣歷經荷蘭人、鄭氏家族、清朝、日本、國民政府統治，由於政權的轉變，檔案資料散佚各地，許多重要的檔案與文物流散海外，台史博為完整蒐羅這些史料，從2002年以後開始啟動「海外台灣相關資料調查與收藏計畫」，迄今在外文資料的典藏上，累積了質量較為整齊的16至19世紀西方出版有關台灣的地圖以及古籍資料。
19世紀末以後西方世界開始出現對於台灣記錄及研究的專書，書寫者有學者、傳教士或記者，這些書籍呈現早期西方人台灣研究的成果與觀察，對20世紀以後台灣史的研究有開啟之功。為能完整呈現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外國人眼中的台灣，台史博積極規劃翻譯出版，以豐富台灣歷史研究視野與觀點。
此外，地理概念為歷史知識之基礎，本館收藏大量而豐富的地圖資料，陸續針對17到19世紀古地圖，以及日本時代地圖，發行《經緯福爾摩沙》、《測量台灣》等出版品，並建立GIS地理資訊系統，致力於地圖資料的剖析與展現。2013年開始進行歷史地圖繪製與出版規劃，推動台灣歷史的圖像化工作，將成為新歷史教育的基礎教材，從地理資訊開發新的認知歷史方法，成為公民地理歷史教育的新據點。
期許為台灣人的博物館
台史博除了期許成為全體台灣人的博物館，透過研究、典藏、展示讓台灣人在此看見自己生活記憶，對於台灣歷史有深層的認識，對土地有認同的情感。為了服務更多的群眾，台史博近年提倡友善平權計畫，期望讓社會大眾均能夠進入博物館，為各階層提供友善的服務，成為公眾論述的平台。
在象徵原住民與漢人意象的建築外觀中，台史博期望構築一個溝通的平台，把各族群在這塊土地努力奮鬥過程呈現出來，大家透過這個場域，，相互理解、和解與融和。最後我們期望營造一座植根過去、展望未來，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誕生知識、快樂學習、友善平權，屬於全體台灣人的歷史博物館。（本文原載於民報2015年3月8日）
台史博常設展呈現台灣人與土地的互動歷程。圖／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清代的台灣村落展示。圖／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於2011年10月29日開館。圖／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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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精選】盼來了祖國 又避祖國─林獻堂的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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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民族運動對抗日本長達20年的林獻堂，卻在魂縈夢牽的「祖國」來了之後，避居日本、客死異鄉，寫下「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的心境。
林獻堂在日治時代以14年的時間，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又大力支持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啟蒙運動，參加台灣民眾黨，後來又投身「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日治時代，林獻堂有著相當濃烈的「祖國」情懷，是十足的「民族派」人物。從他和梁啟超「筆談」時落筆的字句——「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可見其心；從他的詩句「祖國我欲乘風歸」，更見其情。而發生在他身上的所謂「祖國事件」，更說明了林獻堂的「祖國」情懷。
濃烈祖國情懷 卻被國民政府打成漢奸
儘管到了戰爭時的「皇民化時期」，林獻堂被授任總督府評議員、「皇民奉公會」台中支部大屯郡事務長、貴族院議員，但這些皆非其所願，反而感到「我心已冷」。在日政當局極力攏絡之下，他仍堅不改姓氏、不講日語。
1945年8月中二戰結束，林獻堂興奮地參加陳炘籌組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然而，夢寐以求的「祖國」來了不久，林獻堂卻被打成「漢奸」！1946年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以捕治台省漢奸為名，濫捕台灣士紳十餘人，林獻堂赫然在黑名單上。後幸賴從中國歸來的丘念台幫助，才幸免於難。
1946年5月台灣省參議會成立，林獻堂當選省參議員，以其聲望原可膺選議長，但終在壓力之下退讓給當局中意的「半山」黃朝琴。在日治時代領導議會運動達14年，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的獻堂仙，竟然當不上議長！
林獻堂在歡喜迎接「光復」不久，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局面？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瘟疫流行……民心日漸流失。1年4個月後，台灣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引來一場大屠殺。
228事件 林獻堂被列為暴動首謀名單
二二八事件使林獻堂在精神上大受打擊，他的許多好友同志如陳炘、林茂生，無故被捕遇害。林獻堂因事發當時恰巧在主持彰化銀行成立典禮，接待當時的財政處長嚴家淦，逃過一劫，但事後卻也名列陳儀當局所開列的「暴動首謀」名單之中。
林獻堂處境之危險不言可知。在風聲鶴唳，菁英紛紛遭捕殺之際，他寫了〈二二八事變感懷〉的詩，發表在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創辦的《正氣》月刊，可以看出那是向當局交心輸誠的無奈之作，全詩如下：
光復欣逢舊弟兄，國家重建倍關情。
干戈頓起誰能料？消息傳來夢亦驚！
全島幾難分黑白，大墩（台中舊名）有幸自昏明。
從茲綏靖多良策，不使牝雞得意鳴！
林獻堂這首表態詩，引起《正氣》月刊上多篇唱和詩，清一色都是在迎合當局。不過他的秘書葉榮鐘，卻寫了一首幾乎是在反駁林詩的唱和詩，或許這才是林獻堂內心的真實感覺？葉詩如下：
莫漫逢人說兄弟，鬩牆貽笑最傷情，
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寞，重重疑案未分明，
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對政局失望 離台赴日自我放逐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省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林獻堂被聘為省府委員；翌年，台灣省通誌館成立，由他擔任館長，然而他對政局卻頗感失望。1949年9月，林獻堂離台赴日，自我放逐，自署居處為「遁樓」，以明心跡。論者有人以為林氏避居日本，是對當時進行的土地改革不滿；他對土改雖略有微詞，但畢生慷慨捐輸從事民族運動的林獻堂，豈真在乎被「三七五減租」嗎？林獻堂這首題為「菜頭」（蘿蔔）的五言絕句，或許才是他離台的心情寫照：
埋頭人不見，豈是為逃名？
祇恐渾荊棘，徒傷雪玉清。
林獻堂若不流亡海外，恐怕就難逃接踵而來的白色恐怖，而真要「徒傷雪玉清」了！然而，避開白色恐怖的林獻堂，卻仍憂慮著蔣家統治下的台灣政局。他這首七言絕句，即反映對時局的擔憂：
軍政紛紜似亂絲，黎民飢餓苦安之。
風濤萬里重洋隔，欲吐哀音只賦詩。（〈步文方君冬日雅集房韻〉）
1952年5月，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赴日訪候林獻堂，並詢問有無回台計畫。林獻堂以詩回應：
別來倏忽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
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
蕭蕭細語連床話，煜煜寒燈抵足眠，
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須待菊花天。
林獻堂思鄉何不歸故里？然而故里卻在蔣家的掌控下，雖想整裝回鄉，卻等不到清朗的菊花天。林獻堂自己刊布的《東遊吟草》，輯有他自1949年赴日至1951年間的詩篇，頗有助於我們了解他晚年的情思。在這本詩集中，有兩首與友人酬和的詩，約略透露了林氏何以執意羈身異地的訊息─—
其一、〈次鏡邨氏鐮倉晤談有感原韻〉
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
底事兄弟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沉，
解愁尚有金雞酒，欲和難追白雪吟，
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其二、〈次鏡邨氏辛卯元旦爐邊感作原韻〉
亂絲時事任迍邅，夜半鐘聲到枕邊。
底事異鄉長作客，忍遭浩劫未歸田。
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憐？
不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渡餘年。
林獻堂以69歲之齡赴日養病，孤身寄寓扶桑，從此未再回台灣。1955年7月，他的次子林猶龍在台病逝，林獻堂雖哀慟至極，卻仍無歸意。
1956年9月8日，林獻堂病逝東京，享年76歲。在自己的土地上領導民族運動對抗日本長達20年的林獻堂，卻在魂縈夢牽的「祖國」來臨不久，避居海外，客死異鄉。林獻堂這段「廿年風雨負初心」的歷史，發人深省！
林獻堂簡介：
林獻堂在日治時代以14年的時間，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參加台灣民眾黨，後來又投身「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日治時代，林獻堂有著相當濃烈的「祖國」情懷，是十足的「民族派」人物。1945年8月中二戰結束，林獻堂興奮地參加陳炘籌組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
1946年5月台灣省參議會成立，林獻堂當選省參議員，以其聲望原可膺選議長，但終在壓力之下退讓給當局中意的「半山」黃朝琴。二二八事件使林獻堂在精神上大受打擊，他的許多好友同志如陳炘、林茂生，無故被捕遇害。1949年9月，林獻堂離台赴日，自我放逐。1956年9月8日，林獻堂病逝東京，享年76歲。（本文原載於民報201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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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70」嘉義紀念美展：「台灣首座228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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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70周年，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規劃「溯與恕‧2017嘉義二二八事件70周年紀念美展」今26日（日）10點半舉行開幕典禮，而「2017年海外二二八遺屬返鄉團」今也前往二二八紀念碑前追思獻花。
市長涂醒哲表示，透過藝術喚起更多關注與轉化非常重要，這次的二二八紀念美展就是全台唯一以「藝術與人權」為理念的藝文活動，將嘉義市從二二八事件的傷心地，轉型為人權藝術的指標聖地。
尤值一提的是「全台首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由蘇振明教授策展的「溯與恕‧2017嘉義二二八事件70周年紀念美展」特別展示歐陽文所畫該座紀念碑的作品，該座紀念碑也是監察院長張博雅在擔任嘉義市長時提供該地設立，張博雅昨也特別前往參觀。
1987年發起二二八平反運動的陳永興醫師，日前在成大演講時，特別提及該座紀念碑的興建原由與過程，陳永興說，全台首座紀念碑原本要設在南港，由二二八受難者、台灣首位文學博士林茂生之子林宗義教授提供的一個山坡地，但國民黨獲訊很快將該地變更為公園預定地並將其徵收，所以當時只好在第三年找向嘉義市，而當時市長是張博雅。
陳永興說，嘉義市火車站原本有一個吳鳳銅像，那一年長老教會、原住民與民主運動人士在火車站拉下國民政府教材虛構、假的漢人吳鳳，所以他想在該地興建二二八紀念碑，因為嘉義在二二八死傷慘重，嘉義水上機場曾發生很激烈衝突，嘉義市參議會組織和平使節原要去勸雙方不要衝突…，惟後來和平使節全部被槍斃包括時任參議員的陳澄波…，所有和平使節全被抓、遊街並在嘉義火車站被槍決、曝屍、不准收屍，所以嘉義火車站是一個很重要悲慘的紀念場域，所以他向張博雅要求在火車站蓋紀念碑。
陳永興說，張博雅雖同情二二八受難者但深恐太敏感，所以後來選定在嘉義市彌陀三角公園蓋首座台灣首座二二八紀念碑，惟當時省主席邱創煥還下了命令給嘉義市府不准民間蓋紀念碑，陳永興向張博雅回應請其回覆：「這座紀念碑非嘉義市府所蓋，與嘉義市無關」。
陳永興強調，我們是用民間的力量，當時徵求全台228人，每人出一萬，所以那時在碑文寫228有兩種涵意：「紀念二二八與228人出錢出力所蓋」，當時包括嘉義市長老教會、嘉義市民進黨一些前輩加上228和平促進會三方共同努力，陳永興說：「這個碑文也是其所寫，我們並在其下放了本聖經…」。
「我們認為公義…上帝的話語，讓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公義使邦國高舉」，陳永興說，要有公義才有真的和平…這是當時蓋台灣首座紀念碑的過程。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規劃「溯與恕‧2017嘉義二二八事件70周年紀念美展」今開幕典禮，蒲添生雕塑紀念館館長蒲浩志，也是陳澄波的外孫，也捐贈了館藏「岳母」塑像給嘉義市政府，在228紀念日時象徵陳澄波夫妻團圓，別具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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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七十周年紀念受難人物系列三／仗義執言、不畏權勢的律師湯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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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陰影未除 家屬噤聲
1992年《民眾日報》刊出一則標題為〈訪湯聰模談228事件〉的報導，受訪者湯聰模的父親是為228事件犧牲的台南名律師湯德章，文中詢問到「家人對此事的態度」，湯聰模的回覆是「至於我本人，其實我並不樂意談這件事，更不願發表對此事的評價。因為不平又怎樣？發牢騷又怎樣？」「……我父親真的像李筱峰書中所寫，可算是台灣菁英〔指《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嗎？只不過就是在那時候死了？」顯示228家屬在解嚴不久的年代，無奈心境與缺乏資料、真相未明之時所留下的見證。
俠義之士性格的湯德章
湯德章不是菁英嗎？回憶其人其事。他出生於1907年，台南楠西人，是台日混血兒，父親坂本德藏是日本警察，母親湯玉是台灣人，兩人在坂本德藏被派往台南南化服務時結識，生下姊弟兩人湯柳與湯德章，從母姓。坂本德藏於擔任南化竹頭崎巡查時，在1915年噍吧哖事件遇害身亡，遺下的孤兒寡母，投靠玉井的漢醫師楊泉。
根據湯德章就讀噍吧哖公學校（今玉井國小）的六年級老師林心回憶：湯德章「為人勤勉誠實，做事有魄力、負責，有點不修邊幅，但有抑強扶弱之氣慨」。另據楊泉醫師的孫子楊顯堂（與湯德章相差18歲，情同父子、屬舅侄輩）描述，湯德章「體格魁梧，好打抱不平，看似吊兒郎當未認真讀書，卻是絕頂聰明一舉考進台南師範」。捍衛善良鄉民的俠義之士就是他給人的形象。
警察轉途當律師
1934-1935年湯德章擔任台南警察署的警部補，之後升遷，曾被派往中國廣東、廣西任警察顧問，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有相當的觀察與認識。湯德章除血統因素遭歧視待遇之外，選擇與台灣人站在同一陣線的立場，也讓他有志難伸。在發生日人醫師鹿沼輾斃台灣青年卻利用特權免責事件時，湯德章主張追究到底未果後，離開警界，到日本留學。
在日本期間，被叔父收養，曾改日本名為坂本德章。他刻苦的考取司法科與行政科的高等文官司法人員考試後返台，向台灣總督府登錄辯護士（律師）資格。執業時常為台灣人伸張正義而與日本司法界人士關係緊張。二戰後，湯德章在台南地區更為活躍，人望頗佳。執行律師業務時，對於委託人委託的案件以調解為原則，承辦案件常只酌收廉價的訴訟費用，或義務辯護以回報昔日窮困潦倒時被關照的恩惠。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湯德章被推任台南市南區區長，於霍亂流行時（台南患者統計，自1946年5月爆發至8月25日，共963人染病、死亡338人），基於保障人民健康權益，要求衛生局進行防疫工作，被外省籍官員拒絕後以辭職抗議。也因「當中國官一定在心理上要做貪污的準備，我不願埋沒自己的良心」，而拒任陳儀推薦的台灣省公務員訓練所所長職位。
他在1946年底，擔任民間團體「台南市自由保障委員會」主委，在召開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時，決議「市民如有被妨害自由事件發生時，可用口頭或文書告該會，由該會調查後負責代訴云」。
平定治安有功 卻遭刑求從容就義
228延燒至台南時，湯德章被推選為228事件處理委會治安組長。他運用日治時期擔任警官的人脈關係，找來各方角頭加以溝通與請託，紛亂的治安隨即平定。《中華日報》在當時依舊能在台南每日出刊，可見治安在湯德章的努力奔走之下頗有成果。
湯德章並出面接收群眾的武器，未料反被官方要求交出參與者名單。他被捕時以武術抵抗拒捕以爭取時間焚毀參與228事件的社會人士與學生名單。被捕後即使遭到刑求（遭受木片夾手指、肋骨被槍托打斷的拷打）仍堅持拒絕供出名單。行刑前被遊街示眾，押赴民生綠園（今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時湯德章拒絕下跪，在高喊「台灣人萬歲！」聲中被子彈貫穿，之後仍昂然挺立許久。
士兵原不讓家人立即收屍，經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許以毛氈覆屍。後來沒有預先通知就限時將遺體移走，等待棺木運來耽誤些許時間，士兵以刺刀相向並出言恐嚇。年約12-13歲的湯聰模（湯柳之子，甫出世就過繼給沒有子女的湯德章）手捧香火，親眼目睹附近消防隊的樓頂上安置著機關槍，槍口正對著現場呈警戒狀態，現場風聲鶴唳。
打破統治者史觀
由李筱峰教授與筆者合著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於2015年2月增訂再版，與原版書時隔25年，更多史料出籠，增訂版其實也是台灣人長期努力的成果展現。讓歷史以原本的面貌呈現，就是打破統治者史觀的最佳反制。(本文原登載於民報​2015-03-01)
1992年2月8日，湯聰模接受228民間研究小組訪問的報導。（引自《民報日報》）

【民報】不識民主，嫁禍臺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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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今年屆滿七十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日前舉行記者會，發言人安峰山宣布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將提前舉辦紀念會，並稱二二八起義「是臺灣同胞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權利的一個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部份」。
從民主進步黨所植基的臺灣本土歷史和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二二八是應該歡迎、更要表示感謝。因為過去臺灣紀念和論述二二八，在中國國民黨蔣中正和蔣經國主政時期是不被允許的，只有在中國大陸每年始終可以有官方認可的紀念活動，公開保留著二二八僅存而微弱的香火。
今年是民進黨重新執政第一個二二八紀念日，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搶攻二二八歷史詮釋權的陽謀，民進黨和政府都應該要進一步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來談這個紀念的意義在哪裡？
其實二二八事件發生，臺灣人民的普遍心向並非要搞臺灣獨立，臺灣自治的主張，是延續自反日本殖民抗暴的政治社會運動傳統，而日本時代主張臺灣民族獨立建國的，反而是中國共產黨所支持的臺灣共產黨。現在民進黨重新執政，應該好好利用二二八，作為民共兩黨交流起點，重新思考，怎樣從兩岸人民反帝國主義和反專制獨裁的歷史中尋找共同的連結，化解當前因無知而引起的諸多不必要的誤會。
過去國民黨的二二八官方說法，都推說是中國共產黨的煽風點火。確實，反抗者除了廖文毅之外，多數是同情或認同共產黨的，所以中共地下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才能在二二八之後，反而吸引許多臺灣人的投入。不可否認，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往後的三、四十年，全世界紀念正式二二八的地方，只有北京，但在冷戰結構和反共體制下，卻也導致了臺灣人民的誤解，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黃鼠狼給雞拜年，而心生反感。回歸歷史來看，對於二二八，在關鍵的年代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反抗者伸出援手，給以庇護並長期對國民黨的壓迫保持異議，不見得完全不懷好意。這是對的事情，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僥倖佔領了一個道德的制高點，而同時表達對於臺灣人民抗暴起義行動和政治追求的認同，而這的確是和當年中國大陸人民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爭取憲政民主的鬥爭連成一氣的。
國民黨過去何以指控二二八是共產黨煽動的，理由有二，第一，因為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三月二日寫給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請兵電報，稱二二八是「奸匪煽動」，上面提到「匪」，在國民黨的說法中，也指共產黨，所以有可能讓蔣中正誤會，而在日後正好把責任推給共產黨。但仔細比對歷史，二二八當天，蔣中正是在西安坐鎮指揮國民革命軍第一戰區司令官胡宗南統兵二十三萬，準備攻打延安，毛澤東則率部撤退游擊，當時是否有能力，可以遙遙指揮在臺灣的共產黨省工委？自顧都不暇了，根本不可能；第二個原因，地下黨或是前臺灣共產黨人，雖然在二二八各地的抗暴中，是有一定的角色，但全省的抗暴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完全沒有關係。然無可否認，由於對國民政府的失望，許多反抗者在二二八後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倒坐實了國民黨的栽贓。舉例而言，臺北學生軍的郭琇琮和嘉義臺灣民主自治聯軍的簡吉都是事後才入黨，謝雪紅的黨員身分是到了中國大陸才獲得承認，當時和省工委書記蔡孝乾不合，並不服從蔡的領導。
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當然可以利用二二八，開啟民共的歷史性對話，對兩岸歷史重新了解與認識，因為從歷史正義和反抗者的立場，對二二八擁有發言權的，不是民進黨，就是共產黨。民進黨過去對於共產黨在二二八中的角色，其實還沒有嚴肅思考和正式表達任何看法，共產黨對於二二八起義，或許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但是他最終保護了當年臺灣參與抗暴的人，好比謝雪紅，也對臺灣人民給予聲援，仍是情義感人而值得我們感謝的。當時臺灣人民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狗去豬來，又換來新形式的殖民統治，面對國民黨政權，把臺灣再解放的希望寄託於新中國，這種反抗者普遍的心態，當然是跟許多大陸人民站在一起，共同面對統治者的壓迫。這是歷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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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報】二二八對青年世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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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台北市大稻埕所發生查緝私煙的事件，點燃台灣民主歷史上最讓人震撼與心痛的一頁。時至今日，已經七十年頭，回首來時路，台灣從殖民歷史的過程中，經歷不同外來政權統治，台灣人也培養出對威權體制下所產生出的民族韌性，也締造出台灣人對這塊島嶼所發展出不同於漢人社會的精神淬煉與文化之美。體現出台灣人對於外來抗壓有相當高程度的精神。
或許現今老一輩的台灣人會嫌棄年輕人過於安逸，但自從2014年318學運發生後，年輕人對於國家體制的失望與當時政府黑箱服貿的作為，群起上街頭，爭取自己未來對這個社會的權益，甚至包圍全國最高的立法機關長達一個月，露宿街頭，舉辦不斷的宣講與表達年輕人對台灣這片土地的未來關愛。這種精神，就如同在過去228時，當時政府因私菸查緝，台灣人民對政府發出不鳴之聲，但不同的是，當時政府用機槍與國家機器的權力，罔顧人民所發出的怒吼，造成許多當時許多台灣文化，教育，科學等本土菁英犧牲，且當時的彭司令企圖要殘殺當時14到50歲的台灣人，只留下13歲以下的台灣人，用文化暴力方式強行洗滌台灣特有的文化精神，灌輸大中國思維。正所謂：消滅一個民族，就先消滅它的文化與語言。所幸當時的白崇禧將軍蒞台發現，怒責才消除此一危機。
直到今日，現在台灣年輕人歷經台灣民主轉型正義的思維，更多人認同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一份子，回首中國當局，仍不斷用文攻武嚇，恫嚇台灣人民，不斷對外切斷台灣的友邦外交，宣稱自己在台灣的合法統治權，一種鴕鳥阿Ｑ心態的作祟。現今資訊發達，現在年輕人許多認同對台灣的愛與精神，願意在此成家立業，努力打拼。正當一些人在唱衰鬼島台灣的同時，不好好思維如何能在這塊土地，貢獻自己的所知所長，讓它變得更好，制度更完善，生活更無慮。並且讓國際外交對台灣能更認同更肯定。
這是一個目標，當願意做時，這是可以達到的目標；但當您不願認同這土地讓自己變得更好，只會好高騖遠驚他國的豐裕，看衰鬼島時，再多的目標跟願景，只因自己的不努力與輕視，都是淪為空談與口號。台灣的精神，最基本就是認同台灣這塊土地精神，認同自己的正面價值！！在228七十週年的到來，願大家作伙共勉之。
陳儀和柯遠芬把臺灣省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大綱》，當中有關臺灣自治的所有主張，包括成立省政改革機構，裁撤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政府官員、各級法院推事、檢察官、駐軍多用臺灣人等，都視為臺獨叛國，在清鄉期間，利用黑道和特務，命令憲兵團對處委會委員和臺灣菁英大肆密裁屠殺，目的是為了掩滅罪證、剷除異己，而拿臺獨作為藉口。《政治大綱》的精神延續自臺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自道本《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之宗旨，實亦與即將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省縣自治制度相通，怎麼會是臺獨？但對於民主素養落後的統治者而言，「朕即國家」，他們不懂得民主與自治的道理，不接受黨國的領導，就是要搞分裂，要獨立，然後拿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血滴子對異議者大開殺戒。
二二八當時臺灣人民的反抗根本沒有想要搞獨立，完全是國民黨栽贓，今昔對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看民進黨執政，主張主權在民、臺灣主體性和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同樣地，也以為民進黨喊中華民國就是要搞臺灣獨立，這不是同樣的邏輯嗎？二二八不是一個很好的對話和反思的起點嗎？再者，對於共產黨與國民黨爭抗戰正統，抗戰到底八年還是抗戰十四年，民進黨政府同樣也應該面對歷史，表達立場。中華民國政府為何不能談對日抗戰？歷史的事實證明國民革命軍在正面戰場犧牲慘重，毛澤東當年也是在七七事變後方才共赴國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才成形。民進黨主政者的歷史意識或政治意志不夠強大，才讓郝柏村一個人在抗戰論戰中對共產黨孤軍作戰。
臺灣人民曾經把脫離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希望，寄託於中國的強大。國民革命的成功，乃至於中日戰爭的勝利，都是解放臺灣的契機。戰後中國要和平建國、要制憲，中國的民主化讓臺灣人無限憧憬，希望臺灣光復或是終戰後臺灣人當家作主出頭天的願望，能夠和新中國的命運在一起，共同實現。民共的歷史對話，是否也能夠回到初心，回到戰後臺灣人民跟中國大陸人民共同爭取憲政民主、反抗黨國專制暴政的起點，讓已經實現憲政民主的臺灣，向中國大陸人民召喚曾經有過的共同價值，讓使得中華民國在臺灣脫胎換骨的民主化經驗，也能夠回饋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在歷史文化感情和價值信念的基礎上，兩岸才有可能真誠歡喜營造共同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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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正廟改為台灣近代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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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前夕，蔡政府一宣布計畫推動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工程，毫無例外地立即引發藍營歇斯底里的反應。國民黨定位此乃民進黨政府全面「去蔣化」的肇端，該黨主席洪秀柱更質疑根本是要「去中華民國化」，只會引起社會更多的對立，製造更多的仇恨。
前年七月才主張「不能說中華民國存在」的洪秀柱，這時卻怕執政者要「去中華民國化」，不是神經錯亂嗎？按她內心深處的想法，「去中華民國化」（讓中華民國消失）不是正中下懷嗎？況且，去北京參加中國閱兵大典、去聆聽習近平訓話的國民黨眾多退休高官和將領們，早就以行動讓中華民國消失了。可見藍營已經陷入死胡同，連「自圓其說」都做不到，其歷來所言所行之愚民本質，乃一覽無遺。
其實，台灣社會至今仇恨難消，對立不止，全因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眾多犧牲者沉冤未雪、真相未明之故，而其癥結所在，則是早被指為禍首的「蔣公」還高坐殿堂供人膜拜。台灣社會能夠容忍至今，原因不外：（一）藍營長期執政推行的愚民教育十分成功，多數人認為崇蔣拜蔣理所當然：（二）白色恐怖和二二八陰影猶在，選擇明哲保身者眾；（三）相關資訊遭到封鎖，人民未能透視真相。
上述情況經過七十寒暑的洗禮，已有顯著變化，中正廟的轉型，實乃時勢所趨。筆者認為，讓台灣各族群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是將它改為「台灣近代史博物館」，以展示下列各項史實：（一）原住民植根本土，久與大自然和諧共存；（二）漢人來台與原住民磨合後的開荒墾拓；（三）鄭氏東寧王國的起落；（四）清廷領台後的民變與義民；（五）葡、西、英、荷等殖民帝國的經略；（六）日本治台五十年；（七）蔣介石以「中華民國」招牌「復行視事」後的台灣；（八）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九）雷震事件、＜台灣自救宣言＞發表後的台灣民主運動，包括美麗島事件、林宅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命案、鄭南榕自焚殉道等的衝擊；（十）歷任總統施政的功過評價。
以上純屬個人觀點，宜在集思廣益後增減定奪。當然，如果藍營堅持蔣介石「功在黨國」，應保留其偉大銅像，則不妨在展示與歷任總統相關的文物之外，另闢專室容納該銅像，旁邊附上他一生事蹟的說明，正負並列，讓世人了解台灣經歷過一段又暗又長的獨裁統治，同時也可達成郝龍斌等人的願望，啟發中國觀光客，思考台灣的民主開放進步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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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秀蓮憂中國併吞台灣倡中立國 南社：整合共識將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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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中午，呂秀蓮前副總統到訪台灣南社，為她極力推動的「台灣和平中立公投運動」尋求支持，期待共同推動。台灣南社則由張復聚社長親自率領理事蔡勝雄、簡天春，以及資深社員郭憲彰律師、陳三兒律師和秘書長謝德謙出面迎接。
會談中，呂前副總統明示，台灣面臨支那併吞、美國新任總統Donald Trump就任後政策尚未明朗，以及國際情勢難以預測等危機，並強調支那內部文件顯示其可能在2017年侵略、併吞台灣，說明她極力推動台灣中立化的用心。
張社長則以台灣尚未法理獨立、有待成為正常國家等質疑，台灣成為中立國的訴求是否有所跳躍；同時，並表示歡迎將「台灣和平中立」的訴求，提出於陳永興醫師成立的「台派團體交流溝通平台」，彼此討論、促進共識，以收未來共同推動之效。
此外，蔡勝雄理事則表示台灣文化確保和台灣意識提升，是台灣自保的重點；簡天春理事則指出讓台灣問題國際化的重要；陳三兒律師也提及中立國是應以堅強的武裝和自衛能力做後盾，而非憑空想像和平的到來；郭憲彰律師則強調補正公投法，確保民主機制，才是台灣發展與安定的保證等。
對此，呂前副總統則回應，中立國主張係為避免刺激支那。而且，支那迄未對此加以批評，希望南社支持，共同推動台灣成為永久中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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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七十周年紀念受難人物系列二／台灣金融先驅 陳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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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陳炘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當時，台灣沒幾人有這樣優秀的學歷。返台後陳炘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開拓，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
二戰終戰之初，有一次蔣介石問來自台灣的蔡培火，台灣有無人才？蔡回答，有兩人不能不知，一是林獻堂，一是陳炘，前者是台灣的象徵領袖，後者是金融人才。
1893年(清光緒19年) 陳炘生於台中大甲。兩年後滿清政府因為甲午戰敗割讓台灣給日本。
陳炘7歲喪父，直到13歲(1906，日本明治39年)才入大甲公學校。因聰穎用功，跳級升班，三年後就從公學校畢業，旋於同年（1909）4月考入當時一般學子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名「台北師範學校」)。
1913 (日本大正2) 年3月，陳炘自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返大甲公學校任教。但服務年限未滿，即賠錢辭職，考入慶應大學理財科。這是陳炘學商之始，奠下他往金融界發展的基礎。
在東京留學時，陳炘成為台灣留學生的領袖，於1918年被推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會長（此學生會原稱「高砂青年會」，首任會長即林茂生）。
陳炘在日本求學期間，正逢台灣留日學生掀起民族運動的序幕。以東京台灣青年會為主體的青年學生，在前輩蔡惠如的運作下，於1920年元月，組成「新民會」，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行刊物《台灣青年》。「新民會」成立時，陳炘也是創會會員，並參與經營和編寫《台灣青年》雜誌。在創刊號上，陳炘以古體漢文發表〈文學與職務〉，提倡台灣文學建設之重要性。
1925年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陳炘學歷優異
1922年4月，陳炘從慶應大學畢業返台，與台南女子謝綺蘭結婚。
結婚翌年（1923），陳炘赴美進修。先進入愛荷華州的Grinnell學院攻讀經濟學和商業管理。一學期後，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1925年陳炘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獲碩士學位。在當時，台灣沒有幾人有這樣優秀的學歷。
陳炘返台後正值台灣的民族運動、文化運動蓬勃展開。由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正在全島各地進行多項活動。陳炘頗受林獻堂的激賞，獲邀擔任文化協會夏季學校講師，講授經濟學科目。
返台後的陳炘更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他認為要提升台灣人的地位，不僅要提升台灣人的文化，也要振興台灣的民族產業資本，才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與日人一較長短。而且改變土地資本走向商工資本發展，才可以和日本人分庭抗禮。因此他結合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開始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1926年（日本昭和元年）12月底，台灣人的第一家金融公司—「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在陳炘的奔走籌備之下，終於誕生。在日治時代以純粹的民族資本，組織金融信託業的，陳炘是創舉。
陳炘創舉 以民族資本組織金融信託業
由於大東信託會社目的在謀台灣人的經濟利益，同時期能有所裨補於民族運動，因此這個公司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總督府當局因而故意刁難，日本人的金融同業亦加歧視，百方阻擾，最後經過相當折騰才突破困難而成立。大東信託以資本額二百五十萬圓，設本店於台中市，設支店於台北和台南，董監事都是台灣中部的在地士紳，而且多為文化協會的支持者。推林獻堂為社長，陳炘為專務取締役(總經理)。大東信託成為「台灣經濟運動中的中樞機關」，是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經濟自衛行動。所以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被形容為「台灣人最大的民族金融機關」「台灣運動的金庫」。
日政當局自然心存顧忌而想加以阻擾。由於當時台灣尚未有信託法，日政當局常視信託會社為不合法組織，並以此為壓制的藉口。在大東信託會社未倡設前，日政當局歷來對一般的信託會社的取締很寬，及至大東信託募股以來，日政當局的態度便大為改變。大東信託會社在現實環境壓力下慘澹經營，雖欲求一紙可供依循的信託業法而不可得，但到了1934年，大東信託已成為台灣島上僅存的五家信託公司中，成績最優者(與屏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合稱為當時三大信託公司)。
228事件陳儀藉機整肅 陳炘難逃厄運
經過陳炘、林獻堂等人的力爭，到了1944年8月，日本當局才在台灣實施信託法及信託業法，並藉機以當時台灣最有力的大東信託為中心，計劃設一「台灣信託株式會社」，合併大東、屏東及台灣興業三家，並由台灣銀行、商工銀行、彰化銀行及華南銀行共同出資，「台灣信託株式會社」遂因此成立。陳炘仍被聘任專務取締役(總經理)。此時已是日本治台的最後二年。
大戰結束後，陳炘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熱烈迎接心目中的祖國，不料他卻受到從「祖國」來的陳儀政府的排擠。陳炘有感於江浙財團將壟斷台灣經濟，因此他糾集台灣本地資本，籌組了一個台灣本土企業—「大公企業公司」，陳儀視之為眼中釘，而於1946（民國35）年3月被陳儀以「漢奸」罪名逮捕！所幸經過一個多月的偵訊，終告無罪開釋。然而，幸與不幸，誰能逆料？翌年（1947）二二八事件爆發，陳儀藉機大整肅，陳炘仍難逃厄運。3月11日清晨，正患有瘧疾而臥病在家的陳炘，被警憲人員帶走，一代金融先驅從此一去不回。
（附記：關於陳炘一生，詳見李筱峰著《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本文原登載於民報​2015-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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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什麼不想讓你繼續談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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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幾個有心人跑到228新書發表會和義光教會鬧事。他們到底想做什麼？
2月27日，十幾個有心人跑到台大校友會館，擾亂陳儀深老師《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的新書發表會。有人表演跌倒，想嫁禍給出席人士。他們辱罵高齡90幾歲的彭明敏，還把80幾歲的228事件受害者推倒在地。
今天他們鬧事的地點更過分：「第2次228事件」的林宅血案原址：義光教會。
1979年12月10日，「黨外人士」在高雄發起「國際人權紀念日」活動，在有心人的操作下，最後演變成流血衝突。當局將責任全部推給運動的發起人，並展開大逮捕。原本沒有積極參與這次活動，當天也沒上台講話的省議員林義雄，也在3日後被以莫須有的理由逮捕入獄。翌（1980）年2月28日，有人於當局嚴密監視林義雄住宅的情況下，潛入他家意圖殺害他的家人。林義雄的母親林游阿妹與兩名年僅7歲雙胞胎幼女林亮均、林亭均罹難，僅長女林奐均在重傷之餘、大難不死。
第一個趕到林宅發現事故的，是當時擔任林義雄秘書的田秋堇。她的母親田孟淑立即請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發動牧長們禱告。4月24日，高俊明牧師也因協助施明德藏匿而被當局逮捕。高牧師的夫人高李麗珍與長老教會的翁修恭牧師、商正宗牧師、鄭兒玉牧師商議，以家庭禮拜來關心政治受難者家屬。這個家庭禮拜的成員，後來在得知林義雄夫人方素敏在遭遇經濟困難時，想將凶宅賣掉卻無法脫手，遂禱告將這個宅邸買下，建堂聚會，命名為「義光教會」。
義光教會不但直接淵源於美麗島事件政治受難者家屬的家庭禮拜，成立後更推己及人，致力於關懷其他的政治受難者。創會會友、美麗島辯護律師李勝雄在義光教會成立10周年時撰文指出，該教會「幾乎每一主日均為台灣的政治事件及政治受難者祈禱。所以，義光教會成為政治受難者及關懷者最喜歡來的教會。」
義光教會的228追思禮拜，對所有台灣人民而言，具有雙重意義，不但是紀念228事件，也是紀念台灣追求民主化的道路上所有犧牲的人。到義光教會鬧事，也跟到靈堂鬧事一樣，天理難容。
既然如此，為何會有人做這種事情？
以往，每年228除了會有想要追求真相的學者發表新書，一些黨國御用學者和所謂的「民間學者」也會出版著作，來將責任推卸給美國、日本，甚至長老會。但今年有心人顯然想以鬧事的方法，來左右輿論。而許多媒體不知是不察還是故意，也將這些有心人當成「民眾」，讓整件事情看起來只是不同立場的人互相爭論，形成「228事件未定論」的假象。
其實，派有心人砸場鬧事，是黨國體系行之有年的伎倆。當年美麗島雜誌社剛創立時，與特務機關有淵源的「流氓」就常去砸美麗島雜誌社在各縣市的服務處。周平德先生接受我學生訪談時，便曾證言「流氓」在高雄市的美麗島雜誌社分處搗亂後，雜誌社的人追出去，看到警察就站在門口，卻任由「流氓」逃逸，對雜誌社的人報案卻愛理不理。
台灣民主化之後，在許多黨國反撲的反民主活動上都曾出現「黑衣人」。他們若真憑藉集會遊行的保障而提出訴求，倒也是合法的權益；然而，我們也經常看到他們遊走於灰色地帶，採取恫嚇甚至暴力。當他們涉嫌違法時，警方卻經常姍姍來遲，甚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在此我們要呼籲首都市長柯文哲，即便您習慣以騎腳踏車來逃避228事件，請別忘了守護市民是您的責任。別再任由有心人挑戰法律！同時我們也要呼籲媒體同業，別假裝沒看懂這些是有心人的把戲，根本不是「民眾」的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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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稱228事件 賴清德定調228是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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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台灣爆發台灣史上影響至今的重大事件『228大屠殺』。」台南各界紀念228事件70週年和平追思會今（28）日上午舉行，台南市長賴清德第一句話就直指228是「大屠殺」，而不稱「事件」，表明他對228的看法。
賴清德並強調，轉型正義的下一步就是讓真相水落石出，公布加害者，且寫入教科書，讓當事人和家屬可以得到安慰，求得他們的原諒，也讓社會可以進行和解；更重要的是，避免228事件再度發生。
228受難檢察官王育霖之子王克紹醫師也指出，228不是族群問題，台灣各族群已經融合在一起，不分彼此，請國民黨的名嘴不要再模糊焦點，228慘案就是政治案件，當時國民黨極權統治的當權者必須負責，元凶就是蔣介石，只求政府給他父親確切的就義日子及地點，好讓為人子女盡點孝心，有個祭拜的忌日。
台南市各界紀念228事件在台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舉行，台南市政府邀請受難家屬和各界代表參加，並由賴清德和台南市議長賴美惠代表一一向受難家獻花致意。雖然228事件發生已經70年，但受難者家屬和許多台灣人民因為真相尚未釐清，加害者尚未公布，迄今依然不能釋懷，因此追思活動現場氣氛相當凝重。
賴清德說，228大屠殺是台灣的國殤，學界已指出這事件關鍵是蔣介石，他不僅造成大屠殺，也是後來白色恐怖政治源頭，威權獨裁者歷史定位已昭然若揭。有學者說：「一個不了解歷史的民族，是一個無知的民族；一個容易忘記歷史的民族，是一個無情的民族。一個無情又無知的民族，是一個無前途的民族！」特別是影響至今既深且鉅的228大屠殺，不能對它無知，不能將它忘記，不能不記取歷史教訓。
賴清德同時引用哲學家黑格爾名言「人類從歷史得到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強調228大屠殺已70週年了，我們真的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嗎？當年台灣人滿懷期待心目中的「祖國」，却迎來一場腥風血雨，今天我們記取歷史教訓，不必再期待外在的「祖國」，不讓悲劇重演，我們要立足台灣，不分彼此，建設和平公義的新國家。
賴清德致詞時指出，「70年前，台灣爆發台灣史上影響至今的重大事件『228大屠殺』。」 圖：黃博郎/攝
受難者家屬代表王克紹上台致詞表示，228慘案就是政治案件，當時國民黨極權統治的當權者必須負責，元凶就是蔣介石。 圖：黃博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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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不是只有歷史資料和平公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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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在228事件罹難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年參加228事件中樞紀念儀式時回答記者有關如何落實轉型正義的問題時表示，歷史資料用平和、中立的態度公開、不要有政治目的，「這樣就好了」。很可惜，他對轉型正義的理解實在不足。
旅德記者林育立在他的大作《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一書中，有1/3的篇幅在描述德國的轉型正義。以東德為例，德國在統一後耗費極大的力量整理檔案，並不是只為了和平公開，而是為了「釐清」（Aufarbeitung）：「釐清不堪的過去需要勇氣，史塔西檔案局給民眾翻閱自己案底的機會，迫使加害者面對責任，也使受害者直視人性的黑暗，從此雙方都不用繼續活在欺騙中，提高對話的意願。當社會持續不斷地提醒自己不要忘記過去的不正義和不人道，對是非和公義的想像漸趨一致時，自然就能告別陰謀論和對立，走出獨裁」（林育立，2017: P. 182）。
要釐清什麼呢？「各機關主管得向檔案局提出詢問，釐清旗下員工在東德時代與史塔西（國家安全部）的關係，對象包括司法人員、軍官、公務員、議員、公法人董事和選務人員等。如果檔案局發現某人確實是線民，例如曾經私底下向史塔西報告同事的舉止和行蹤，或擔任監視同學的職業學生，就會出具報告和檔案影本，說明他和史塔西合作的時間長短、方式，以及當年被吸收為線民的背景，供各單位參考。…有上萬人因當過史塔西的線民被革職或調職」（林育立，2017: P. 220）。
值得注意的是，這絕對不是單純公開檔案而已，還包含追究責任：「1990年10月3日，東西德統一，從此東德成了冷戰留下來的歷史名詞，也被視為是踐踏人權的獨裁國家。先鋒隊解散，軍訓課廢除，情治檔案開放，黨產歸還和歸公。政府全面清查公務員和特務的關係，連前國家領導人也面臨司法審判，民主轉型後的正義，正一步步實現」（林育立，2017: Pp.189-190）。
轉型正義並非只追求歷史資料和平公開！國際轉型正義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指出，轉型正義並不是特定的正義類型，而是要在歷經衝突與國家鎮壓之後的轉型期間追求正義的舉動。藉由追究責任並賠償受害者，轉型正義承認受害者的權利，提升公民對國家的信任，並強化民主法治。
台大歷史學系教授花亦芬在其大作《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指出：「轉型正義主要牽涉到兩個領域，一是司法，一是歷史。換言之，除了在民主法治體制上必須處理『司法平復』及『不當黨產』的問題外。『歷史記憶』與『檔案開放』是另外兩個重點」（花亦芬，2016: P. 22）。
轉型正義不是只要追求歷史資料而已，追究責任也同樣重要。唯有究責，社會才能真正深切檢討，不再重蹈覆轍。想要「不再悲傷、不再仇恨、不再對抗，從此更和諧、更團結」（柯文哲在今年228的談話），絕對不能止於公開檔案。該追究的，就不應該河蟹！
轉型正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人權在先前的階段曾普遍地受到侵害。受害者有權利見到加害者遭懲罰，有權利知道真相，並且接受賠償。系統性地侵害人權，受到影響的並不只是直接的受害者，也衝擊到整體社會。因此，國家有責任確保公權力侵犯人權的行徑不會再度發生。也因此，直接涉入侵害人權的政府組織乃至未能阻擋政府侵害人權的官署，都是國家有義務改革的對象。
公開歷史資料只是第一步，追究失職公務員責任、檢討體制上的問題、賠償受害者的損失都是轉型正義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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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她拆銅像 10年後滿意度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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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一到，全台林立的蔣介石銅像又成為各界關注焦點，代表威權象徵的銅像拆或不拆，已成為當權者必須面對的棘手難題，尤其是在野時高舉轉型正義大旗的綠營政治人物，常常是外界檢視對象。「避免社會對立」幾乎是這些政客們在228議題上年年赴約、又年年爽約的百搭藉口，這一點，從「促轉條例」不斷延宕三讀期程，就可略知一二。
但當時光倒回10年前，2007年陳水扁執政末期，民進黨政府面臨扁案等內憂外患，作為前一年底才剛以1,114票險勝國民黨對手的高雄市長陳菊，面對轉型正義這一關，她不多作政治判斷，毅然決然拆除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內，這尊高達8米、擁有25年歷史的蔣介石銅像。
拆銅像前一年...高雄只贏1千票
儘管為求迅速、降低社會成本，導致銅像與標語的拆除過程必須「大卸八塊」而顯得粗糙，但最終還是順利移除藝文展演空間內的「巨型」威權象徵，而且只花了短短一夜的時間。而對於過去所信奉的政治符碼被解構，藍營支持者當時衍伸出的膜拜、淚訴、衝撞等行為來發洩不滿，火爆程度也不亞於當今部分激進的統派團體。
陳菊拆除銅像時所面對的，除了市民對於這尊銅像的情感連結，還包括：持續下挫的中央政府聲望、5比5的舊高雄市藍綠基本盤，以及藍大於綠的議會生態。暫不論陳菊在銅像拆除前，是否獲得中央授意或施壓，與台南市長賴清德現在拆除市內銅像幾乎毫無阻力相比，陳菊在10年前做出「去蔣」決定的挑戰與壓力，可想而知。
不過，「去蔣」所引發的社會陣痛期並非永久，靠著成功舉辦世運、推動市政建設有成，陳菊的人氣不僅沒有因為拆除銅像而受挫，反倒扶搖直上，2006年得票率險勝0.14%的她，4年後的縣市合併首次選舉，立刻以懸殊差距擊敗對手，2014年再以近百萬張得票連任，2016年底，她拿下「新台灣國策智庫」6都市長滿意度首位，好評橫跨藍綠，此時距離銅像拆除已10年。事實證明，扭轉現況、勇於轉型，並不會成為執政包袱。
撐過「去蔣」陣痛期 需要魄力
蔡英文總統28日承諾，會讓228事件「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情況獲得改善，文化部長鄭麗君也公開宣示要提案修法、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大致上，為民進黨政府的轉型正義藍圖勾勒出初步輪廓。但藍軍阻力不容小覷，民意至今仍易將政治性法案解讀為藍綠惡鬥產物，立法與行政單位能否挺住壓力、貫徹總統意志，最需要的還是「菊姐」當年的那股魄力。
此外，台北市長柯文哲對於轉型正義議題始終保持觀望的態度，善於精算民調的他，或許也嗅到台北市的「保守」民風對於類似討論接納有限，一碰就受創慘重，但過去作為優秀外科醫生，因為「怕痛」而放任威權時期遺留的毒瘤存在於台灣社會體內不除，該如何勇敢劃下轉型正義手術的第一刀，柯P恐怕也得好好學學花媽。
遭支解拆除後的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蔣介石銅像，經拼裝後，目前存放於大溪兩蔣文化園區內。 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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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轉型正義 共生青年他們這樣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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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轉型正義」的共生音樂節自2013年舉辦至今已是第五屆了，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的七十週年，使得今天的活動別具意義。
「共生音樂節」是由一群共生青年所發起的，這群《共青 》都是1990戒嚴後出生的，「共」就是二二八，其實民主對共青他們而言，是與生俱來的，因為他們長大後，呼吸到的都是自由的空氣，正因如此，所以他們可以用完全不同以往的目光，檢視二二八。
今年的共生音樂節以「欲行ê路」作為第五屆共生音樂節與第三屆中部共生音樂節的活動主題：「欲行」代表的是轉型正義的路還很長、還有很多要反省以及處理的遺緒與威權，並期待能透過這樣的活動使得社會感受到轉型正義的必要，也希望能使執政者公開並保存歷史記憶、清除威權象徵、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與其家屬，進而使台灣社會邁向和解與共生。
今年共生音樂節以遊行拉開序幕，遊行隊伍從行政院出發，經過二二八公園與公會堂，最後集結於凱達格蘭大道。而凱達格蘭大道現場除了45個攤位與書面的靜態展覽，主辦更透過「真人圖書館」這樣的活動，邀請到鄭南榕的親屬鄭清華、蔣渭川的親屬蔣理容，以及陳炘的家屬高兆弘，親臨現場與現場民眾談論二二八事件；音樂表演的部分更邀請到了平時便相當關注台灣社會議題的歌手如：美秀集團、厭世少年、大支、嗎啡因、雨國、馳云章、巴賴、王榆鈞與時間樂隊，使得陰雨綿綿的現場充滿了熱情的樂聲。
而今年首度加入由「中部共生青年組合」舉辦募資的中部共生音樂節，期望能夠重新構築在中彰投區域中部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希望能以記憶來對抗獨裁，實現真正的轉型正義。而中部的共生音樂節之所以訂於3月4日，主辦單位表示，是為了讓民眾能夠感受到「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僅一日於台北所發生的事件，而是延續性的擴散影響，故中部活動選在3月4日，因為在228事件當年的3月4日，台中發生了保衛戰。
共生音樂節是台灣目前規模最大的民間二二八紀念活動，共生音樂節的經費主要仰賴公部門、民間團體與群眾募資，由於在音樂、文宣及活動等面向都投入了大量資源，加上此次活動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使得活動預算大幅提升，所以造成了資金缺口，所以主辦方特別透過flyingV資平台募資，希望活動能夠永續經營。
今年「共生音樂會」音樂表演部分，邀請到平時關注台灣社會議題的歌手輪流上台演唱，讓陰雨綿綿的凱道現場充滿了熱情的樂聲。 蔡幸秀攝
今年活動現場共有45個攤位，都是關懷台灣社會議題的團體，是歷年來規模最大的。 蔡幸秀攝
「共生音樂節」是由一群追求轉型正義的「共生青年」發起的，至今第五屆，活動的規模愈來愈大，「轉型正義」的議題也愈來愈受到注意。從左到右分別是第一屆主持人張瑜庭，共生音樂節發起人藍士博，第五屆總召蔡喻安，第五屆論述組李思儀。 彭素華攝
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的七十周年，使得今天的活動別具意義。 彭素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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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師復辟？警察與獨派學生228當天在自由廣場遭統派流氓圍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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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當天下午2:00在中正紀念堂兩廳院，一些支持獨派的學生來到兩廳院的東側，發現一位林姓民眾被打昏而且流鼻血，現場有一位便衣警察正在打電話叫救護車，結果遭「中華統一促進黨」的群眾推擠辱駡，雖然該警員（中正一分局保防組組長楊文振）表明身分，仍遭統促黨人毆打。但現場警察二、三百人均無動於衷。
一群中華統一促進黨的同伙約有一百多人，看到不是他們的人就叫囂，並圍起來毆打，估計約有二丶三十人以上被毆打。而現場的警察二丶三百人竟然縱容中華統一促進黨的人公然毆打人。被毆打的學生要求警方逮捕現行犯，警方均置之不理。被打學生當場要求警方指認毆打的嫌犯，警方同樣推拖不理。
以上是前台南縣長蘇煥智在他臉書上貼出的訊息。蘇煥智卸下公職後，在台北市開設律師事務所。2日下午，一群青年學生到他的事務所陳述這件事，並提出警察打人的錄影檔，有好幾位臉上及手腳還有明顯傷痕及大片烏青，這件事情才曝光。
陪同前往的，還有3位228凌晨在輔仁大學鋸蔣介石銅像的學生及協助攝影民眾。學生羅宜表示，蔣介石是228事件後，下令派國軍21師抵台展開無差別大屠殺的元凶，這已經是很清楚的史實，學校到現在還豎立蔣銅像供人頂禮膜拜，會造成歷史認知的錯亂，學生在校的行為校方無法處理，竟由教官報警，學校不但沒站在保護學生的立場，反而放任警察進入校園逮捕學生，簡直是228事件及白色恐怖的翻版，令人誤以為台灣又倒退回到70年前的殘暴統治，同學們正在考慮發動教官辭職道歉等活動，又發生自由廣場警察放任統派流氓圍毆群眾事件，令人慎怒。
二二八事件70週年卻發生身穿「統一促進黨」紅色背心的統派人士毆打獨派支持者的暴力事件。圖／翻攝自網路影片
被打民眾說，台灣號稱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人人有權表達各自不同的意見。這樣的自由民主是從前多少前輩的犧牲換來的，他們在街頭被打被噴水，想不到解嚴至今30年來，處理街頭事件很有經驗的台北市警方，在優勢警力的群眾運動現場，統派黑道竟然連出示身分的便衣警察都出手毆打，現場二、三百名他的警察同仁，在群眾高喊逮捕襲警現行犯聲中，竟然無動於衷，毫無動作。
統派流氓得寸進尺，只要看到非他們同伙的人，就把這些人趕到他們的包圍圈予以圍毆，228當天就有二、三十人以上被打。打人者看起來是黑道打扮的打架高手，不但警察不敢制止，連被打群眾事後去驗了傷後，很擔心遭到幫派跟踪報復，猶豫了兩天，始終不敢採取進一步的告訴及召開記者會等行動。
這令人回想70年前蔣介石派21師從基隆登陸後，一路展開的無差別大屠殺；想不到70年後的今天，在自由民主的台灣的自由廣場上，兩三百名警察眼睜睜看著自己同仁被打、群眾被圍毆，竟然毫無作為，難道台灣真的被併吞了嗎？
蘇煥智鼓勵他們勇敢站出來揭發事實真相，反而是免於被黑道報復的最好方法，也鼓勵當事人出面到立法院、警政署、監察院、台北市議會等相關單位陳情，最好能找到幾位立委及市議員出面主持記者會，才能有效向行政部門施壓。
蘇煥智說，現場警方若不是偏袒就是不敢得罪中華統一促進黨的施暴者，顯然已經嚴重失職，而且違法應作為而不作為。他將協助這些青年學生們提出以下具體要求：
1、警方應該儘速追究施暴者；
2、對於假藉政黨名義，行組織暴力脅迫民眾的政黨，警政署應以組織犯罪嚴辦，不可再縱容。
3、對於現場警方失職人員，應該予以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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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餘警力228進輔大抓學生 立委要求調查誰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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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28凌晨，輔大學生試圖以砂輪機拆除校內蔣介石銅像，最後4名學生在校園內被逮捕送辦，民進黨立委吳思瑤今（2）日質詢時表示，輔大要求警方進入校園，以50多名不對等的警力對付4位學生，完全過當，要求教育部長潘文忠調查，是誰要警察進入學校抓學生？
潘文忠今天赴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備詢，吳思瑤質詢時表示，輔大還有20多名教官，教育部也逐步派駐校安人員協助校園秩序、安全維護，為何輔大仍要求警方進入校園？
吳思瑤追問，要求警察進入學校的決策者是誰？是校長？駐衛警？還是教官？決策過程是否合宜？依據什麼規範？要求潘文忠進行調查，校園言論自由受到校方以秩序維護理由而遭踐踏壓抑，凸顯輔大欠缺「警方進入校園」的作業規範。
她指出，各校處理銅像是「一個台灣，兩種對待」，南台灣各校處理的不錯，中山大學就非常進步，認為銅像議題屬公共事務教材，但北台灣的輔仁大學，卻讓警力進入校園，讓50多名警察對付4位學生。
有關威權銅像處置及更名等事，吳思瑤認為，教育部應鼓勵各校進行公共討論，落實轉型正義，同時要求教育部宣示立場，在非有緊急且立即的校園安全問題時，校方不得任意讓警察進入校園，輔導各校訂定「警察進入校園之標準程序」，避免一人決策，濫用公權力。
潘文忠回應，對輔大引入警力逮捕學生感到遺憾發生，他支持各校針對「警察入校」建立標準程序，教育部將進行輔導，也鼓勵各校啟動校園轉型正義，包括銅像移除、校名更改，都可進行討論，落實人權教育。

仁醫欲救士兵卻遭劍穿腹部、大腸外露亡 檔案揭二二八「最慘烈滅門血案」當局「密裁」證據 https://bit.ly/3dBnf0O
1947年4月6日，花蓮縣鳳林南郊發現3具衣物、隨身物品皆遭剝空的遺骸，死者為前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與擔任醫師的兒子張宗仁、張果仁，傷勢不僅背透前胸兩槍，甚至有眼眶劍刺傷痕、腸部受劍大腸外露而亡等慘況，即二二八事件時期堪稱花蓮「最慘烈滅門血案」之張七郎父子命案。
20日下午，國史館進行《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新書發表會，纂修歐素瑛即報告花蓮縣、屏東縣發生之二二八屠殺始末，其中，主使「密裁」的市長不僅未遭究責，花蓮縣長張文成對張七郎遺孀張詹金枝之訴冤狀痛批「妄造事實，企圖誣告」，屏東縣長龔履端往後更是轉任台中縣長、又任台灣省立農學院（今中興大學）副教授。
制憲國大代表與醫生兒子遭控二二八「主謀」拒捕遭擊斃 遺孀訴冤揭：他都生病沒外出，縣長挾怨報復可能性高
關於花蓮縣張七郎滅門血案，國史館纂修歐素瑛報告，雖然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各地成立處理委員會、成為往後遭盯上清算的對象，事實上張七郎未任職處委，雖然在3月9日被選為花蓮縣長候選人，張七郎也在《東台日報》宣佈放棄、辭掉候選人職務，理應與事件無關，但在4月4日遭捕後，一家男丁除了有軍醫證的張依仁以外，全數過世。
本案關鍵檔案為4月1日上午8點30分台灣東部綏靖司令部發給花蓮縣長張文成的電報，當時以「極機密」、「至急」發出，內容認為張七郎有共黨嫌疑，指控張七郎到南京開國民大會行動詭異、表露對政治不滿態度、留在中國20幾天等，甚至張七郎3個兒子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曾於日本留居、服務東三省（前滿洲國）的狀況也被提出；電報最後提到，希望張文成「注意張七郎行動及事變主謀經過」──這不只說要「注意行動」，甚至認為張七郎就是二二八事變主謀。
張七郎與二二八關聯何在尚未釐清，但4月11日，台灣省行政公署長官陳儀便發電報給張文成，提及據聞國大代表張七郎全家被暗殺、是否屬實請立刻查明；4月12日，張文成密電鳳林區警察所以「極機密」電覆，說張七郎父子是因為拒捕被追擊斃、且無「全家被暗殺」情事，之後往來確認張文成又說，被擊斃者是張七郎與兩個兒子，因為身為二二八事變「主謀」而被擊斃。
二二八事件遇害之國大代表張七郎（取自wikimedia commons）© 由 風傳媒 提供 二二八事件遇害之國大代表張七郎（取自wikimedia commons）
二二八事件遇害之國大代表張七郎（取自wikimedia commons）
當時花蓮縣長張文成與鳳林區警察所口徑一致，就是直指張七郎主使二二八事變、拒捕被擊斃，然而後續張七郎遺孀張詹金枝的訴冤狀，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視角──就張詹金枝說法，張七郎在二二八事件中都生病、沒有外出，為何遭此橫禍，原因可能包括張七郎曾緊盯花蓮縣府預算不符問題、於鳳林初中校務提建議惹張文成不快、曾被推為縣長候選人而成為張文成眼中釘，所以張文成捏造事實、害死張七郎父子等人。
就張詹金枝經歷的，4月4日下午8點鳳林區警察所員林志雄引導21師獨立團第2營第5連數十名國軍到張宅、預用機槍4枝埋伏，當時張七郎由浴室盥洗出來，軍隊連穿衣時間都不給，就將他與次子張依仁一起抓走。至於長子張宗仁，下午6點在仁壽醫院碰到一批士兵懇求說現在罹病士兵很多、希望去協助，張宗仁信以為真、立刻帶藥同行，沒想到就被拘押在鳳林饒菊枝宅，三男張果仁也被以同樣手法抓走。
4月5日上午，張詹金枝準備4筐飯菜要給父子當早餐，拘留處卻只收一筐，當時她已覺得不對勁。6日下午5點，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的遺骸就在鳳林近郊被發現，不僅身上衣服物品都被剝空、分別受背透前胸兩槍致命傷勢，張宗仁眼眶受層層密密劍刺傷痕、右手腕下骨折，張果仁更是腸部受劍刺、大腸外露亡。就附近居民說法，4月4日晚間11點聽到有哀嚎聲與槍聲6響，張家父子唯一倖存者只有身上有軍醫證的張依仁。
參議員響應二二八被以「暴亂首謀」密裁、割掉耳鼻生殖器遊街示眾槍殺 市長一路留任還去當教授
9月4日，警備總部將張詹金枝的訴冤狀轉給張文成、要他回，張文成一律撇清，說張七郎父子案件發生前他毫無所知，是張詹金枝「妄造事實，企圖誣告」，要警總中央派員調查「以明是非，依法辦理」──儘管張文成如此撇清，歐素瑛指出，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典藏之保密局檔案，其實有「覆張七郎密裁案」相關文件，這很可能是關鍵。
張七郎一家遇害前後，張文成也相當擔心原住民族在二二八事件的動向，3月6日就派員去各鄉遊說，事件告段落後即陸續獎勵原住民，在秀林鄉、吉野鄉、壽豐鄉、卓溪鄉都說「領導有方，深明大義」，連地方人士、阿美族頭目都因「深明大義」讓地方族人不會起來參與事件而受獎勵，看來張文成在事件中對山區秩序維護感覺相當滿意，獎勵部份較多。
同樣未經審判就遭槍決的，在屏東則有葉秋木、莊迎等人。當時屏東市長龔履端祖籍福建、暨南大學教育系畢，曾任江西省政府秘書、福建臨時參議會第二屆參議員，學經歷佳，然而歐素瑛也說，屏東二二八事件發展與擴大其實都與龔履端有關。事件後雖然龔履端有提出請辭，之後還是擔任市長到直到1948年5月轉任台中縣長，之後成為台灣省立農學院（今中興大學）副教授。
二二八事件當時在屏東被視為「暴亂首犯」的葉秋木與莊迎，係在1947年3月8日21師劉和嘯營長進屏東搜索後陸續被帶走，任職記者的莊迎被控從台北帶「暴徒」到屏東搗亂治安、12日未經審判就被槍決，葉秋木則是被推舉為臨時市長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副主委，事件中因有積極活動被視為「主謀首犯」，10日被逮捕、12日亦未經審判被槍決。
歐素瑛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提供資料介紹，葉秋木肄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戰後參加三青團，於1946年擔任屏東市參議會副參議長。基於人民長期對國民黨統治不滿，3月2日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消息一來，葉秋木就決定響應與政府談判，莊迎等青年代表也到屏東市府要求交出印信與武器彈藥，官民拉鋸到3月8日軍隊進屏東陸續被逮捕。而後葉秋木被以「暴亂首謀」之名，遭國府軍隊割掉耳鼻、生殖器遊街示眾後遭槍殺。
二二八事件遇害之屏東參議員葉秋木（取自wikimedia commons）© 由 風傳媒 提供 二二八事件遇害之屏東參議員葉秋木（取自wikimedia commons）
二二八事件遇害之屏東參議員葉秋木（取自wikimedia commons）
至於屏東市府在3月10日後的「善後工作」，包括要求老百姓各歸工作、正常生活、戶口檢查、交出武器、遇到行跡可疑的人都要報給軍警機關，12日陸軍整編21師的獨立團屏東指揮部也提出各種規定，包括非屏東人不許入屏東 、屏東人不許出，火車不準准行駛、汽車只有公用跟軍用可以動，就連通行時間都受限制，屏東市區限早上6點到下午8點、九如與萬丹地區是限早上6點到下午6點，儘管當時龔履端聲稱「秩序已恢復」，屏東仍處於封鎖狀態。
許雪姬看「處委會」遺憾：明知道去有些危險，還是去了…
就本次《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之花蓮、屏東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回憶，她從一開始就被分配到嘉義、高雄、台南、屏東、澎湖地區的研究，其中屏東是二二八事件時期官方防備最嚴密的，但參議員希望為國家、為人民做中間協調人以減少事件損失，也因此未顧慮到自身生命危險，捲入橫禍。
就嘉義來看，3月9日政府軍隊開進嘉義，陳澄波、潘木枝等地方仕紳還敢去水上機場談判，就是因為怕軍隊濫殺無辜才去談，甚至也類似高雄方面相信「兩軍交戰，不斬來使」，抱著使命感去談判，沒想到就被抓了。在許雪姬看來，屏東市參議會副參議長葉秋木的狀況也類似，這些人對中國軍隊傳統作法、想法完全不知道，以為可以談判，卻沒想到對方是官員、自身只是老百姓參議員，去談判，對方怕嗎？甚至當時軍隊都已經來了。
「我對這些前輩感到痛惜就是這樣，明知道去有些危險，還是去了……」許雪姬說。這些人能傳遞的最後心聲，可能就像陳澄波被提醒當晚要被槍斃、寫遺書、仰賴他人送信傳出。
在二二八事件中，出來調停的潘木枝（左）醫師、畫家陳澄波，竟遭軍方槍決示眾。（圖/維基百科）© 由 風傳媒 提供 在二二八事件中，出來調停的潘木枝（左）醫師、畫家陳澄波，竟遭軍方槍決示眾。（圖/維基百科）
在二二八事件中，出來調停的潘木枝（左）醫師、畫家陳澄波，竟遭軍方槍決示眾。（圖/維基百科）
從檔案中，許雪姬也稱許歐素瑛編纂時的用心之處，例如市民死傷名單。當時本省人傷勢都是槍傷、刺傷，外省人則是受打撲傷、眼角傷，沒有例外，這可證明當時台灣人雖然可能有武器，卻無法跟軍隊對抗──雖然這事早就知道了，但透過檔案，是再次肯定這個事實。
雖然二二八事件後許多外省官員說要離職，說沒想過生命危險這麼大、要回中國，許雪姬也從檔案看見外省官員力保自身後續求償一面，雖然他們說被台灣人搶劫，許多西裝名目都是虛報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也說不能賠這麼多。
對於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彙編持續出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提到，基金會與國史館其實長久以來在這方面都有緊密合作關係，國史館前館長張炎憲最早開始出了整套為數可觀的史料彙編，隨後吳密察任內又出幾本，陳儀深接任後更是持續這項工作。就未來，二二八基金會希望持續與國史館持續合作，不只有檔案出版，也希望未來相關部會能支援檔案打字、全文檢索對照，讓二二八研究也有新一步進展。
仁醫欲救士兵卻遭劍穿腹部、大腸外露亡 檔案揭二二八「最慘烈滅門血案」當局「密裁」證據 https://bit.ly/3dBnf0O

單兵作戰的台獨「小蜜蜂」謝常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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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事件最慘烈的期間，其實是在蔣介石派兵展開大屠殺的3月8日，高雄市則早在3月6日，彭孟緝就派兵殺到高雄市政府了。而1987年當鄭南榕、陳永興及李勝雄等人首次打破禁忌展開228和平日促進會環島遊行時，3月7日遊行到彰化縣政府前，受到最嚴重的鎮暴警察暴力攻擊，多位手持鮮花參加遊行人士被打得頭破血流。
彰化縣政府雖然應景式的辦了兩場與228相關的活動，卻都未深入談到70年前在彰化這塊土地上發生的228故事。一位旅美工程師、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台灣史地研究員、土生土長的北斗人謝常彰，因而決定在北斗鎮老人會館，自行舉辦228事件七十週年的說明會，時間是3月4日下午2:00~5:00，他以個人40多年來的研究心得旁徵博引，告訴故鄉人70年前的此時，北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附帶告訴鄉親台灣獨立建國的重要性。
謝常彰，成大土木系畢業後赴美深造，曾在大學任教，多數時間在工程顧問公司任職。大約10年前退休後，每年返回故鄉台灣兩個月，他去尋找從前為民主運動打拼的早年街頭戰將，送給他們一個不大不小的紅包以示敬意，多數時間他自己製作比選舉時候選人插在馬路上的旗子還要大的大旗，上面寫著「打倒中華帝國主義」，一個人騎著腳踏車沿路展示他的標語旗。
他一開始是以這種最原始的方式宣揚理念。有一次在北斗街上，剛好碰到一位曾任縣長的民進黨政治人物，對方竟然特地跑到他面前說：「你不要太激烈啊。」令他相當錯愕，「騎車帶個標語就算激烈？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未免太自我設限。」
他回到家中休息時，就把旗子拿下來，綁在自家屋頂，想不到第二天起床，旗子不知被誰拿走了。
後來他看到選舉時候選人拜票利用「大聲公」沿街宣傳，他覺得這方法不錯，立刻去買了一套設備，有時騎車，有時搭公車或火車，想到哪就到哪，最遠曾經跑到淡水及高雄等地。有一次他到高雄的一個公園演講，等他講完後，聽眾對他說：「我們這裡你不必來講了，我們都很清楚，你要去清水、龍井那些地方講給他們聽啦。」
「我第二天真的就到龍井街頭開講，沒想到海風很強，家家戶戶門窗緊閉，根本講不下去。」
這大概是謝常彰街頭小蜜蜂突襲式演講最受挫折的一次，其餘多數時候，無論他在菜市場、在十字路口、在廟口，不管聽眾多少，他總是找到一個定點就開講。
「有一次我對著田間一位正在工作的農婦演講。講完後路旁一間民宅突然有人打開窗子向我拍手。」這更堅定他無論人多人少走到哪講到哪的一貫堅持。有時連搭火車的時間都不錯過，一上車就對著乘客演講，也常常博得很多掌聲。
難得的是，謝常彰的演講一如他的科學訓練，內容紮實，有憑有據。問他什麼時候開始研究這些非他本行的台灣史？「我是從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開始深感有必要深入研究：為什麼聯合國這個國際組織會把台灣立即逐出？絕對是這個政府隱瞞了我們什麼事。」就這樣一頭鑽進台灣近代史與國際關係的研究。
這次自辦228紀念活動是他靠著個人之力舉辦的第二次，上一次是10年前的六十週年紀念，他事先完全沒有宣傳，竟也來了20多人。這一次他拜託一位在地的媒體朋友，加上自己事先打了好幾通電話，還騎著腳踏車在鎮內宣傳，預估約有50人會去聽講。
他很認真準備資料，除了平日鑽研的國際局勢之外，也會談〈北斗二二八與北斗暴動〉，很多北斗人一定不知道，原來早在1946年秋，溪湖糖廠即向簽約的埤頭佃農表明將收回土地雇工自做，導致佃農唯恐失去工作起而抗爭，糖廠竟賄賂轄區的北斗區警察所所長楊其秀，楊其秀乃趁夜間開消防車去「修理」不馴的佃農，又向佃農收「保護費」，甚至誣指佃農為共產黨⋯⋯。
這一連串的欺壓人民行徑，到了228事件發生，終於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引發「北斗暴動」，其餘許多精彩的故事，就請有興趣的朋友屆時前去聽謝常彰開講囉。
一個長年旅居美國的人士，可以獨自一人每年以兩個月的時間回到故鄉，和故鄉人談國家的前途、談台灣的歷史與未來國家的發展走向；光是看他自辦的228七十週年紀念活動所準備的內容，都遠比彰化縣政府動用政府預算委外辦理的紀念活動，來得更具意義，為政者能不感到於心有愧乎？
1980年美麗島大審前夕謝常彰參加台灣同鄉在底特律的示威活動。圖／謝常彰提供 
謝常彰在大城路旁開講。圖／謝常彰提供 
謝常彰單車走天涯宣傳理念。圖／謝常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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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基隆港？ 台史博錯拿史料被罵到翻
By 江飛宇, www.chin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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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9日, 2017
基隆於3月8日發生過群眾衝突，在當年的報紙上亦有記錄，此時21師並未登陸。
攝像者: 圖/網路
今年是228事件後70週年，相關的討論也顯得特別熱烈，位在台南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最近進行「228．七Ｏ：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在臉書頁面上也持續更新，不過在3月8日的內容中，提到「1947年3月8日國軍在基隆對民眾屠殺，還血染基隆港」，則引起了網友的強烈質疑，因為台史博所引用的資料並不正確，網友痛批台史博成了「小說館」。
台史博在臉書上稱，「國軍21師於1947年3月8日登陸，開始用機槍對岸上民眾掃射，死傷巨大，鮮血染紅碼頭」，結果網友拿出檔案紀錄質疑，當時21師的登陸日期是在3月9日，要如何「超時空屠殺」?台史博就引用21師副官何聘儒的口述歷史，反被網友更強烈的反擊，因為何聘儒重提228過程是在1964年7月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八輯，是事件發生後十幾年後，而且是大陸依當時政治需要所做的宣傳品，可信度低。在受到一連串的質疑後，台史博的說法已漸趨保守。
政府出版的228史料檔案中，明確提到3月8日群眾攻打要塞造成的死傷。
攝像者: 圖/網路
近年與228相關的政府檔案已披露的相當多，很多熱心分析228歷史的網友，不再只看教授學者的著作，而是從原始檔案中找尋答案，卻發現現在坊間228的歷史著作都有偏頗與扭曲原始資料的情況。比如在當年的紀錄與檔案中，基隆在3月8日確實有流血衝突，但是事件真相是：持械群眾試圖破壞、或是佔領碼頭，因此與駐衛警發生衝突。同一天，持械群眾也衝向基隆軍事要塞試圖搶奪武器，結果被要塞守軍擊退，群眾出現9名死傷後一哄而散，基隆治安單位趁機宣布戒嚴，鞏固基隆治安。3月8日晚間從福州來的憲兵隊與楊亮功特使率先抵達基隆碼頭，到3月9日時，21師才陸續抵達。
考證錯誤 歷史動漫虛實不分
平心而論，228事件確實是歷史的傷痛與悲劇，政府失靈而群眾失控，也就是都有犯錯與都有責任。但是如今228事件卻加了太多的政治算計，使得真相變得更難看清。不過也拜資訊披露之賜，普通人也能查找相關原始文獻，也就容易發現歷史盲點與破綻。
吳資政的眼淚
2017-03-09 06:00
「台獨才是我的本業，銀行只是副業。」前總統府資政吳澧培是知名的成功銀行家，回台定居後，最近悄悄拓展他的副業，開起公司，拍了電影。
「一切只因為從『太陽花』之役後，台灣年輕人讓我刮目相看，再也不是國民黨奴化教育下的無知世代。」吳澧培讚歎的不只是年輕人從土地孕育而生的天然獨本色，還有挑戰威權的勇氣，「我願意來試試水溫，找台灣團隊，拍台灣故事。」
導演陳玫君本來是主動找上吳澧培，要拍他的紀錄片，最後卻被他說服，完成了劇情片《林北小舞》，「好看的電影最能穿腦入心，比教科書更有力。」吳澧培熟悉好萊塢電影，佩服電影人用《西藏七年情》訴說了藏人抗暴的往事，他的偶像李察波頓更是先後主演了《血染雪山堡》、《屠殺令》和《鐵十字勳章續集》，讓世人都能清楚納粹罪行，「台灣近代史有這麼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應該透過電影世代相傳。」
吳澧培最想拍的兩個故事是彭明敏拒做蔣朝紅人，成功躲避特務監控的大逃亡以及林義雄的林宅血案。「林義雄人在牢中，林家又有特務嚴密監控，竟然有人可以光天化日下闖入滅門？而且還是在二二八這一天。」提起這段往事，吳澧培目眶噙淚，久久不能自已，「更可惡的是還故意放話，說林義雄是美麗島事件最配合的受刑人，暗示他是叛徒，栽贓給黨外人士。」
當時，吳澧培因為手邊有林家三姊妹的合照，即時提供給紐約時報等媒體，讓林宅血案更受矚目，見證過那段恐怖歲月，「我有責任還原歷史真相。」擦乾眼淚，他接著說：「電影畢竟還是商品，不能說教，而是要拍到讓大家想看，底層訊息就能深入人心。已經八十二歲的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這位國之大老就這樣以實際行動澆灌著家鄉土地。（藍祖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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