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印紫綬-漢倭奴國王印/太尉為武官的最高等級，西漢初沿置，為最高軍事長官，與丞相、御史大夫並稱三公/日本人在二千年前就「自稱」是中國人-「邪馬台國」首任女王卑彌呼/邪馬台國就從中國的史書中失去了蹤影。這種「消失」並不是說不存在了，而是改名了，改名為「日出之國」了。現在，國際權威學術界一致認為「邪馬台」是Yamato（日語大和）的音譯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EsKge1
漢委奴國王印
漢倭奴國王印是東漢光武帝頒授給其屬國倭奴國的一枚金制王印[3]。 該印於十八世紀出土，現藏於日本福岡市立博物館[4]。 這一重大歷史發現標誌著中古時期中日外交關係的正式建立，曾被廣泛引為中日交流的重要證據[4][5]。
歷史
據漢書記載，東漢光武帝在位時，當時地處九州島北部兩個部落，倭奴、犬奴二國打仗。倭奴國王希望得到中原大國相助，便遣使通過朝鮮半島來漢朝見漢光武帝，給他進貢了十根竹棍、十卷粗麻布、十名生口（男女奴隸）。便封為漢倭奴國王，並回贈了此龜鈕金印。
後漢以還，光武中興，中倭交通更形頻繁，倭奴國與東夷各國相繼入貢朝見[6]。據《後漢書·東夷傳》記載，建武中元二年，時值日本垂仁天皇時代，倭國眾多邦國當中的奴國國王帥升遣使朝貢，光武帝劉秀賜金印。「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7]
乾隆四十九年（日本江戶時代的天明四年）甲辰二月二十三日，一來自葉崎[8]的農夫甚兵衛在整修自家水田時掘獲此印[9]。 該印金質蛇紐，重約108克；印面2.34厘米見方，以陰刻篆體刻有「漢委奴國王」[3][6][10]。
儒學者龜井南冥是第一個論證金印歷史地位的學者，並將其獻給了當時福岡藩的藩主黑田家。明治以後，日本指定該印為國寶；二戰後再於1956年定為一級國寶。1978年，黑田家將金印捐給福岡市政府。[4][6]1979年福岡市美術館收藏金印，1990年改由福岡市博物館收藏金印。
在十八世紀以前，部份日本學者對《後漢書》中所載東漢光武帝賜以金印的事認為係遊戲文章，並無事實的根據[6]。 金印發現後，日本學術界對「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偽始終持有爭論，主要分為三種觀點。有人認為此印綬為東漢光武帝所賜主印，即真印說；有人認為是日本人自己所刻，即假印說；還有人認為是日本人仿刻，即偽印說[4][11]。
經日本史學家、考古家的鑑定，該印尺寸及蛇紐均符合漢制。 1956年，一枚形如盤蛇印紐的金印「滇王之印」於中國雲南石寨山西漢古墓群的6號墓滇王墓出土，經考證是漢武帝劉徹於元封二年滇王嘗羌臣服漢室後賜予的印綬。 1981年2月21日，中國揚州地區邗江縣甘泉二號漢墓出土另一顆漢代金印「廣陵王璽」。這枚印章也是純金鑄成，印體方形，龜紐，陰刻篆體字，規格、形制、篆刻技法與漢委奴國王印如出一轍，據專家考證很可能出自同一匠人之手。考古人員參照附近漢墓中刻於其它銅器上的年號推定，這枚金印就是東漢明帝劉莊子永平元年封劉荊為廣陵王時賜予他的，與授日本金印的時間（中元二年）僅隔一年，從而確定了「漢委奴國王」金印確為後漢光武帝所頒賜。[4][5][11]
此外，近代以來福岡縣系島郡前原町平原地方所發掘的青銅器等遺物亦可作為真印說之佐證。經九州大學考古學家鑑定，福岡古墳中發現的青銅鏡三十一面，鐵刀一柄，瑪瑙、玻璃，以及鹿角製的管玉各數個，玻璃裝飾小珠六百餘，大部分係中國後漢時代的產物[6]。
據此，三宅米吉博士著有論文指出，在九州志賀島發現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確是光武帝所賜，絕非後人所偽撰[6]；另有岡部長辛、松村勇造、關野雄、栗原朋信、森貞次郎、直木孝次郎等諸氏[12]，咸認為此印乃光武帝賜給倭奴國王的真印，而為學界大多數人所承認[10]。
典故
關於印紐
在古代中國，皇帝常以冊封官位或下賜印綬的手段來維持自己的最高統治地位，該印章制度也反映在漢朝的外交政策上｡一般來說，印鈕的形狀根據民族、居住地區的不同而異。經專家考證，漢制賜給中原地方的太子及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龜紐，賜給臣服國國王的印紐則多用蛇、山羊、駱駝等造型，其中匈奴等北方民族侯王接受冊封的金印多為羊紐、駝紐。[11][13]
關於印文
「漢委奴國王」，意為「漢朝的屬國倭國的子邦奴國之君主」[2]。
印文以「漢」字開始｡一般來說，若是漢朝皇帝直接管轄的國土前面一般都不加王朝的名稱。而倭奴印的印文是以「漢」字當頭的，也就是說倭在當時是漢朝的朝貢國，而不是漢朝的直轄領地｡此外末尾的「國王」兩字，為當時漢朝皇帝冊封外臣之王時使用的等級稱呼；這類稱呼總共分為五等，｢國王｣為最高等級，這也就意味著漢朝皇帝承認倭國擁有自己的領土管轄權[13]｡
至於「委奴」兩字的解釋，學者之間也有不同的看法｡天明年間日人學者認為委奴應讀為「怡土」，因福岡縣系郡前原町一帶，古代即為「怡土」國，亦即魏書伊都國原址；至今仍有怡土村存在[6]。事實上，因「委奴」兩字同《後漢書》中的記載一致，可理解為「倭奴」的簡化寫法｡一般來說，賜於外臣的金印，印文按王朝、民族、部族的順序排列，據此，印文應解釋為「倭（民）族的奴（部族）」，因而應讀作｢漢的委的奴的國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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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委奴國王金印
漢委奴國王金印印面正方形，邊長2.3厘米，印台高約0.9厘米，台上附蛇形鈕，通體高約2.2厘米，上面刻有“漢委奴國王”字樣。天明四年( 1784 ) 由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農，在耕作挖溝時偶然發現的。金印金印出土以後輾轉百年，直至1979年一個家族的後人把它捐獻給了日本福岡市博物館。
中文名 漢委奴國王金印 出土時間 1784 邊 長 2.3厘米 高 0.9厘米 通體高 2.2厘米 刻 有 漢委奴國王”字樣 收藏於 日本福岡市博物館[1]
《漢書·地理志》“樂浪海中有矮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
漢委奴國王
《後漢書·東夷列傳》“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
東漢初年，日本國王遣使入漢都洛陽進貢，願為漢臣藩。求漢皇賜名，漢以其人矮，遂賜“倭國”。其王又求漢皇賜封，光武帝又賜其為“倭奴王”。當時，日本想藉著臣屬於漢王朝樹立自己權位和王位。因此舉國大喜。並受賜“漢倭奴國王印”（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區博多灣志賀島，出土一枚刻有“漢倭奴國王”五個字的金印。金印為純金鑄成，印體方形，長寬各2．3厘米，高二厘米，蛇紐，陰刻篆體字）。
三國曹魏時期，古倭國曾在九年時間內五次向洛陽的中原王朝進貢，並首次掀開了中日兩國互派使者的新篇章。
文物出土編輯
金印的出土非常偶然。在日本的江戶時代，福岡市志賀島上的一個農民在拓寬水路時，從一塊大石下面發現了這顆金印。消息傳到福岡城內，被當時一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儒學家龜井得知，龜井馬上寫信給這個農民，願用黃金十兩買進。農民很奇怪，沒有回信，龜井再次寫信，出價一百兩黃金。農民與村人商量，就上報了。金印就被當地的領主黑田付白金若干獲得。這顆金印現陳列在福岡市博物館，但博物館沒有說明它究竟是誰的，黑田的後裔說是暫時藉給博物館的。
真偽質疑編輯
部分學者專家對印章的真偽提出質疑
因為在《後漢書·光武帝本紀》和《後漢書·東夷傳》中記有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緩。”這一枚金印作為中日兩國最早交往的證明，成了日本國寶。但是，一直以來日本的中國史專家對此存有疑惑。他們首先懷疑的是這枚金印的真偽，在金印發現的那個時代，已經有偽造這一枚小小金印的技術，因此，金印到底是不是中國之物讓人懷疑，或者這印章本就是時人為了某種目的而故意偽造。
持懷疑態度的學者認為金印上所刻的是“委”而不是“倭”字。在《後漢書》關於委奴國，除光武帝賜委奴國王印緩，及“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侵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的記載而外，再沒有其他記載。學者認為“委”字作委任解，即將印上文字解釋為漢朝委任的奴國國王。
反駁這一說法的學者表示，從漢代及之後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王朝對外派送的印信中從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多數學者認為“委”和“倭”相通，“委奴國”即“倭奴國”。但是，“倭奴國”究竟是一個國家的名稱，還是“倭”之“奴國”的意思呢，這又存在較大分歧。
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載，魏明帝時曾封邪馬台國王卑彌呼“親魏委王，假金印紫緩”。然而，中國王朝對外賜予封號一般都採用二斷的稱呼，如“漢·匈奴·左賢王”，由此，“倭奴國”便成為一個不能完全等同於《魏志·倭人傳》中“奴國”的名字。
考證分析
漢光武帝所授日本漢委奴國王金印
漢光武帝所授日本漢委奴國王金印
由這枚金印引起的爭論使這枚金印的傳說也變得神乎其神。但隨著中國兩顆漢代印章的相繼發現，謎底正在逐漸揭開。
1956年，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西漢古墓群的滇王墓中，出土了一顆漢武帝劉徹賜給滇王嘗恙的金印“滇王之印”。滇王是漢代西南諸侯中最強的國家之一， 史記中有“西南夷長百數，獨夜郎、顛受王印”之載。出土的這顆金印亦為純金鑄成，蛇鈕，長寬各2.3厘米，通高2.2厘米。據考證，此印確是漢武帝所賜“滇王之印”。而這顆金印無論質地、字體、印鈕和尺寸大小，均與日本出土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相同。
漢明帝所授廣陵國王金印
漢明帝所授廣陵國王金印
1981年，揚州市邗江縣一婦女在甘泉二號漢墓附近的田間，發現了一顆漢代諸侯王璽“廣陵玉璽”。次印也是純金鑄成，龜鈕，長寬各2.3厘米，通高2.1厘米。後漢書明帝紀載：“永平元年（58年）八月卯子徒山陽王邢為廣陵王，遺就國。”參照附近漢墓中刻在其它銅器上的年號推定，這顆金印既是東漢明帝劉莊于永平元年封劉侀為廣陵王時所賜給他的。這與光武帝劉秀所賜漢倭奴王印的中元二年（57年）只相差一年；而且兩顆金印的字體和手法極為相似。大約出自一人之手。[2]
1989年，福岡市舉行亞太博覽會，要把兩印同時展出，南京博物院同意了。其間名古屋博物館要藉展廣陵王璽，南京博物院也同意了。福岡博覽會後，廣陵王璽轉到名古屋。此前，要準備一個圖錄，名古屋方面派照相專家來福岡拍照。當把兩顆印擺得很近的時候，兩印之間出現了在北極和南極常見的
日本發行的郵票
日本發行的郵票
那種極光，此後極光慢慢消失。有人說這是研究家的熱情給了出土文物以新的生命。
兩枚金印的出土大大的增加了“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度。因為經專家考證，漢制賜給太子及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龜紐，賜給臣服國國王的印紐則多用蛇、芋、駱駝等造型，中日兩國出土的這三枚金印均符合漢制，而且中國發現的兩個金印均被考證為真。
“漢委奴國王”這方金印經與史籍的參照印證和與“滇王之印”、 “廣陵玉璽”的對比分析，其可靠性已初步得到證明，由此也進一步證實了中日兩國交往的淵源關係。
歷史價值
漢匈奴破虜長
漢匈奴破虜長
“漢倭奴國王”金印的寶貴還在於其歷史價值。金印上銘刻的“漢”字右下角是個“火”字。一般所見“漢”字右半部是連寫的。那麼“漢”字右下角刻劃成“火”字是偶然的嗎？查閱日本出版的漢字圖錄《朝華字鑑》，沒有發現同樣的寫法。但日本幾家博物館收藏的銅印中有這個字；上海博物館藏的“漢匈奴破虜長”、“漢歸義氐佰長”(繁體)印，它們上面也刻有這個字。這幾個印章在“漢”字右半部的中間都是隔斷的。為什麼要隔斷呢？就是要使“火”字出現在印章上。為什麼要出現“火”字呢？因為漢是火德之國。中國古人認為天地間萬物都是由五種因素組成：木、火、土、金、水。漢代剛成立時，有時候說是水德，有時候說是土德，可是慢慢地就規定為火德，東漢一成立就認為自己是火德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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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委奴國王印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云：「中元二年（西元五七）春正月辛未，東夷倭奴國主（主，武英殿版作王），遣使奉獻。」同書東夷傳倭條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此印於清乾隆四十九年、日木天明四年（一七八四）二月二十三日，由筑前國那珂郡志賀島（日本福岡縣粕屋部志賀島町）農民甚兵衛於挖掘田溝時挖出。印高二．二三公分，厚○．八公分，印面各邊長二．三四七公分，重一○八．七二九公克，字體隸書，文曰「漢委奴國王」，上部鑲有蛇紐，金質，日木政府指定為國寶。（見圖1）
日本學者對此印作考證者甚多，如博多崇福寺僧幻庵宗曄著東漢金印考、皆川淇園著漢委奴國王印圖記、中井履軒著委奴印記、上田秋成著漢委奴國金印考、青柳種信著後漢金印考略、尾原景熙著漢委奴國王印記等，他們都認為委通倭，並以為後漢書所載者即指這顆金印。
然江戶時代（一六○三～一八六七），日本國學派興起，彼等受清代考據學之影響，考證之風大盛。松浦道輔於天保七年（清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在其漢委奴國王金印偽作辨中，謂此印制與漢代印制不同：一、漢代公印印文末字均有璽、章、印三字中之一字，此印則無。二、漢代公印印文首字無漢字。三、漢代公印印文為鑄文，此印則為篆體陰文。又村瀨之熙在其藝苑日涉中，雖同意此印即光武帝之所賜，但指出其印紐為蛇紐，與漢制不同。清代學者楊守敬（一八三九～一九一五）謂漢以來日本為蠻夷，故用蛇紐（列侯用龜紐，將軍用虎紐，蠻夷用蛇紐或兔紐），但用金質材料為罕見之例，當時除匈奴外，烏桓、高句麗之印皆為銅質，可見漢以倭為東方之大國。
倭奴國究指何處，說法不一。從前，有謂係統一後之日本，江戶時代學者松下見林（一六三六～一七○三）的異稱日本傳，即有此主張。其後，本居宣長（一七○三～一八○一）則自「倭國之極南界」一句下功夫，認為並非古代統一後之日本國名，而是指九州之極南端，故倭奴國為九州之一小國。金印發掘後，對倭奴國之位置又有新解，有人認為漢委奴國即漢代統治下之委奴國，與倭奴國相同。又云，魏志倭人傳有伊都郡，即倭奴國。但倭奴國或伊都國，後漢書云，在倭國之極南界，此與事實不符，蓋博多灣並非倭人居地之最南端，故有人認為極南端乃極北端之誤，明治時代學者三宅米吉（一八六○～一九二九）即持此主張，他的漢委奴國王印考謂：「倭奴國應作倭人之奴國解，其國在奴地方，即博多沿岸。倭人傳云在伊都國之東南，即記、紀所載之儺縣、那津等地。」又說：「倭國之極南界一句，係後漢書作者對倭人傳所加之錯誤註釋。倭人傳中有兩個奴國，一為伊都國東南之奴國，一為女王國（邪馬臺國）境之極南端之奴國，范嘩以為前後二奴國為同一地方，故云：倭奴國，倭國之極南界也。據此，則倭奴國者即倭之奴國，乃『漢之倭之奴國』之謂。委乃倭之簡寫，聖德太子之法華經義疏，曾將大倭國寫作大委國，可作註腳。」國人鄭樑生在其著明史日本傳正補中，亦與三宅之說法相同。（蘇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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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寶「漢委奴國王」金印是假的？
主题：日本國寶「漢委奴國王」金印是假的？
[史海钩沉] 聯合報／東京特派員陳世昌
讀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東漢光武帝曾經賜給日本倭奴國一顆「漢委奴國王」的金印。這顆金印於兩百多年前出土，現藏於日本福岡的市立博物館。
這件重大的歷史發現，曾被廣泛引為中日交流的重要證據。實則金印的發現還存在著許多謎團，金印的真偽也受到質疑，最近日本千葉大學教授三浦佑之還特別出了「金印偽造事件」一書，有意顛覆這段一向被人相信的史實。
據三浦佑之的說法，這件歷史黑幕的主謀，是當年被認為護印有功的江戶時代儒學家龜井南冥，他是偽造金印的最大嫌犯。
據說，一七八四年時志賀島農民甚兵衛整修農田水溝時發現此印，後來福岡藩的儒學者龜井南冥看出金印的重要性，因而獻給了黑田藩。明治時期以後，這顆金印指定為國寶，一九五四年再定為一級國寶。一九七九年黑田家將金印捐給福岡市，現收藏於福岡市博物館。
中國「後漢書」有如下記載：「建武中元二年（西元五十七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所以歷史學家也都據以認為，這顆金印應該來自中國。
“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偽
中日兩國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相互往來起始於何時，至今尚無定論。在中國歷史文獻中不乏有對日本的記載，提到日本（唐以前稱“倭”）最早的史籍有《漢書·地理志》“樂浪海中有矮人，分為百餘國，以 歲時來獻見雲。《山海經·海內北經入“蓋國在巨燕南，侯北，便屬燕。後漢王充《論衡·儒增篇入“週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矮人貢萱草”等等。而對中日交往作明確記載且有確鑿年代可考的是在《後漢書·東夷列傳》“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 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緩。
1784 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區博多灣志賀島，一農夫在耕地時，發現一枚刻有“漢委奴國王”五個字的金印。金印為純金鑄成，印體方形，長寬各2 ．3 厘米，高二（厘米，蛇紐，陰刻篆體字。但這是否就是東漢光武帝賜給倭奴國王的那一枚印緩，對其真偽，日本學術界始終持有爭論。有人認為此印緩為東漢光武帝所賜主印，即真印說；有人認為是日本人自己所刻，即假印說；還有人認為是日本人仿刻，即偽印說；這三種看法，起始之因就在金印上所刻的是“委”而不是“倭”字。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對倭奴國的記載：“舊百餘國，漢朝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這就是說，日本有百餘個部落國，到三國時，已逐步合併為三十國，由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統治。據日本學者考證，這個“倭奴國”應讀為“倭”的“奴國”，它就是《魏志·委人傳》所述女工治下約三十國之一的“奴國”，位於今九州福岡市附近。但《後漢韋》關於委奴國，除光武帝賜委奴國王印緩，及“永初元年（公元107 年）侵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的記載而外，再沒有其他記載。（見《魏志·委人傳）在日本》，載《文史知識》1984 年第6 期）這為考證“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偽帶有極大的困難。在史籍難稽的情況下，必須找到新的物證，用以佐證這枚金印的“真印”，同時也為中日交往史起始於漢代找到確鑿證據。
1956 年，雲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雲南晉寧縣石寨山西漢古墓群中發掘了一座滇王墓。墓中出上一枚金印“滇王之印”，是漢武帝劉徹於公元前109 年賜給滇王嘗羌的。
這枚金印亦為純金鑄成，印體方形，長寬各2 ．3 厘米，高2 ．2 厘米，蛇紐，陰刻篆體字。除上刻“滇王之印”四字與日本出上的“漢委奴國王”不同外，其它無論從外觀、尺寸、字體形狀等以及質地均同於日本的那一枚。
據《史記》載：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西漢時，夜郎古國及滇國均為西南諸夷中的強國，漢武帝時，為打通通向西域的商路，使臣去滇國。據《史記·西南夷傳》己載“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誅、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放弗誅。滇王離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复長其民。”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滇王臣服漢室，漢武帝賜於其“滇王之印”。經專家考證，漢制賜給太子及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龜紐，賜給臣服國國王的印紐則多用蛇、芋、駱駝等造型，中日兩國出士的這兩枚金印均符合漢制，並考證“滇王之印”確為漢武帝所賜金印，從而佐證“漢委奴國王”金印為真印。物證驗證了史籍的記載。但是，仍有人提出質疑，雖說以上理由均可成立。可兩枚金印，一一枚為西漢武帝時所賜，另一枚為東漢光武帝時所賜，二者年代樸差一百多年。所以，這條證據，充其量只可作為旁證，真印說仍得為自己尋找確鑿無疑的直接證據。
1981 年，在揚州地區刊江縣，一位婦女在甘泉二號漢墓附近挖地，發現一枚漢代諸侯空——“廣陵玉釜”。這枚印章也是純金鑄成，印體方形，長寬各2 ．3 厘米，只是高為二，1 厘米，比前二印少0 ．1 厘米，龜紐，陰刻篆體字，上刻“廣陵王望”四字。這枚金印的字體以及文字的雕主法與光武帝賜與日本委奴國工的金印幾乎同出一轍，據專家考證很可能出自一人之手。據《後漢書·明帝紀》載。
“水平無年（公元58 年）八月戊子，徒山陽工荊為廣陵王，遣就國”，考古人員參照附近漢墓中刻於其它銅器上的年號推定，這枚金印就是東漢明帝劉莊子水平元年（公元58 年）封劉荊為廣陵王時賜予他的。與光武帝時漢佞奴國王印的中元二年（公元57 年）僅差一年。這為“漢委奴國王”印“真印說”提供了直接的證據這也說明中日友好往來，至少在東漢時已經開始了。
當然：現在要對“漢委奴國王”印“真印說”下最後定論，為時尚早，證據還未到確鑿元疑、無可辯駁的程度。據《三國志·魏志·委人傳》己載，魏明帝時曾調封邪馬台國王卑彌呼“親魏委王，假金印紫緩”。這枚金印出士之日，也許將是金印封真偽最後揭秘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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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委奴國王印
《後漢書》中有這麼一條記載：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這個「印綬」，十八世紀在日本再度被發現，地點在九州，完全符合史書所記「倭國之極南界」。這便是有名的「漢委奴國王印」。
日本人來中國一趟，就被皇帝打賞一顆金印，看來似乎不錯。但要是認真算起這筆帳呢？
關於這顆純金印綬的價值，我所得到的資料是：重108克，約29錢，以今天的市價來算，則為13萬8千台幣。
日本人是帶使節團來的，如果是坐飛機來中國，則來回機票只夠六個人。六個人不吃不喝才能不賠錢。更何況當年只能坐船，幾個月的旅程，這旅費絕對是天價。
再怎麼算，如果來中國朝貢，只換取一枚金印，那錢是賠定了。
當然，考慮到金印除了純金以外還有其他價值(權力來源等)，那自然就遠遠超過台幣13萬了。但是18世紀金印被發現時，是在水稻田裏。看來日本人也沒好好珍惜這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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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此一金印的另一史實，則是戰後的中國，也有一顆類似的蛇鈕金印出土。
一九五六年，雲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雲南晉寧縣石寨山西漢古墓群中，發掘了一座滇王墓，墓中有一枚金印「滇王之印」，是漢武帝劉徹於西元前一百零九年賜給滇王嘗羌的「廣陵王璽」，因此可以證明給日本的是真印。
三浦教授反駁這項定論。他說，雖然同樣是蛇鈕的構造，但是日本的這顆就顯得稚拙很多，如果利用當時所蒐集到的中國古代文獻，即使在日本的江戶時代也可以偽造中國漢代的「一寸」金印。
他特別懷疑當時的儒學者龜井南冥，因為南冥當時是黑田藩的藩校甘棠館的校長，有可能為了開設學校並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偽造了這顆金印。三浦說：「愈深入調查這些史料，就發現愈多不合理的地方，卻又找不到史料佐證。」
金印的真偽之辯其實在三浦之前即已存在。特別是，金印的出土地點至今尚無定論，福岡市教育委員會曾經進行挖掘調查，但也沒找到證據，而當年發現金印的「甚兵衛」也身分不詳，金印至今仍然充滿謎團。
倒是福岡市不以為意，將這顆金印視為鎮館之寶的福岡市立博物館說，雖然疑點不少，但說它是贗品倒也缺乏證據。「有興趣的人，何妨到博物館來看個清楚」！
漢委奴國王也好，倭奴也罷，趁到福岡看王貞治麾下軟體銀行職棒隊比賽之便，抽空到福岡市博物館看看，保證讓你不虛此行！
“漢委奴國王”金印及中國人“倭國”概念的形成等
寶冢定綱撰
1784年日本福岡縣志賀島出土“漢委奴國王”金印一枚，頓時轟動全日本。如果這枚金印確系中國東漢所賜，則足以證明《后漢書》的相關記載準確無誤。但是在此后百余年間因為沒有其他考古學上的證據可以證明該金印是中國制造，所以一直有“真印說”、“假印說”（無原型的假造）、“偽印說”（有原型的仿造）并存。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中國云南寧西“滇王之印”的出土。
“漢委奴國王”印為純金制成，上部為蛇鈕，下部印面為二點三四厘米見方，刻有“漢委奴國王”五個陰刻篆字。[1] 而“滇王之印”無論在尺寸、字形、鈕形及雕刻工藝上都與其十分接近，這大大增加了“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性。此印一出，論爭頓減，但卻沒有徹底平息。有的學者指出，“滇王之印”乃是漢武帝時賜予滇王嘗羌的金印，距離《后漢書》中所述年代相差達一個半世紀之久，因此“滇王之印”充其量只能是一個旁證，如果要確認“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實性必須有更為充分的考古發現支撐。
1981年2月中國江蘇邗江出土了一枚“廣陵王璽”金印，該印的出土徹底結束了這場論爭，完全肯定了“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性及《后漢書》相關記載的準確性。“廣陵王璽”龜鈕金質，除鈕形不同外，質地、印體造型和印文字樣風格都和前印頗為相似。據考證，該印乃是漢光武帝賜給兒子第一代廣陵王劉荊的印信，時間是在公元58年，僅比光武帝賜印給倭奴國王晚一年。西漢典章規定“諸侯王，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東漢時“金璽”未變，僅改為“諸侯王赤綬”，徐廣注曰：“太子及諸侯王金印、龜鈕、纁赤綬。”由此可見“廣陵王璽”、“漢委奴國王”印都和東漢典章制度相吻合。
但是金印的真實性得以印證之后，關于倭奴國的問題卻沒有完全解決，尤其是對“委奴”二字的解釋上。有些學者認為“委”字作委任解，即將印上文字解釋為漢朝委任的奴國國王。但是從漢代及之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王朝對外派送的印信中從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所以此說支持者甚少。大多數學者還是認為“委”和“倭”相通，“委奴國”即“倭奴國”。但是，“倭奴國”究竟是一個國家的名稱，還是“倭”之“奴國”的意思呢，這仍然存在較大分歧。
認為是連稱“倭奴國”的理由主要是：一、中國史籍中提及光武帝時此事均稱“倭奴國”而不見簡略為“奴國”的；二、中國王朝對外賜予封號一般都采用二斷的稱呼，如“漢·匈奴·左賢王”，則該印上文字當為“漢·委奴·國王”。由此，“倭奴國”便成為一個不能完全等同于《魏志》《倭人傳》中“奴國”的名字。臺灣史學家王勇先生由此大膽地提出“倭奴”是“阿伊努”的對音，即“倭奴國”是蝦夷人國家。此假說驚世駭俗，但是缺乏其他的旁證，僅是為比對而作的比對，暫備一說。
主張是“倭”之“奴國”的學者則更多相信其與“奴國”的聯系，由此他們也推定福岡平野就是奴國的勢力范圍，并推斷伊都國的位置。這是邪馬臺“九州說”學者通常所采用的觀點，也是基于“倭”的總稱已經形成的狀況。
就我們而言，更傾向于前一種觀點。即使“倭奴國”真的可以按照“倭”之“奴國”來解釋，也未必就是鄰近伊都國的那個，因為據《魏志》《倭人傳》還有另一個僅錄名的“奴國”。《倭人傳》載“倭人……今使譯所通三十國”，而從對馬國開始至狗奴國總共30個，不多不少，表明兩個“奴國”并非重出。事實上我們還注意到，在這些國家中除了兩個“奴國”外，還有彌奴國、姐奴國、蘇奴國、華奴蘇奴國、鬼奴國、烏奴國、狗奴國等7個以“奴”結尾的國名。這種狀況很有可能是由一個倭奴人的大集團分裂而成各國的反映，即在邪馬臺邦聯之前很可能存在另一個范圍較大的倭人國家，所以其才有能力向東漢朝貢并受封為王。同時，我們認為因為金印在志賀島出土就認為此地即伊都國附近之奴國地域，是缺乏根據的。
這里還存在一個問題有待解釋，即“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中“倭國極南界”的說法。志賀島在九州島北端，如果這里的倭國和《魏志》《倭人傳》中九州的大致地域，則就無法解釋這個說法。否則，“倭國”就應當是指包括本州在內的更大范圍，而“倭奴國”就應當至少包括九州島的相當部分，這也間接支持了我們大“倭奴國”的觀點。那么《后漢書》中“倭國”的范圍遠超于九州意味著什么呢？表征著范曄等當時的史家也主張邪馬臺“畿內說”嗎？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
書名作者述及年代成書年代對日本總稱當時邦國稱呼
山海經 傳說時期戰國至西漢倭
論衡王充周成王時期 倭人
漢書班固前漢至后漢初約82年倭人
倭人磚 后漢約2世紀后期倭人
三國志陳壽三國3世紀末倭人、倭種邪馬臺、伊都、狗奴等
后漢書范曄后漢約432年倭國倭奴、倭面土
宋書沈約南朝宋488年倭國
南齊書蕭子顯南朝齊6世紀前半倭國
梁書姚思廉南朝梁及前事636年倭國
晉書房玄齡魏至晉648年倭人
隋書魏徴隋及前事636、656年倭國一支、竹斯、秦王等
南史李延壽南朝晉至陳659年倭國
北史李延壽北朝魏至隋659年倭國
舊唐書劉昫唐 945年倭國、日本
新唐書歐陽修唐 1060年 日本
由上表我們清楚地看到，約成于公元432年的《后漢書》是第一部將日本稱為“倭國”的中國正史，這種稱呼除了648年完成的用以補記晉朝史事的《晉書》外一直持續得到使用，直至945年的《舊唐書》中與“日本”并稱，到了1060年則完全被“日本”取代。即“倭國”的稱呼持續了整整500至600年，范曄則是這么稱呼的第一人。而此前的自西漢至晉代卻一直將日本稱為“倭”或者“倭人”，還沒有“倭國”的概念，這樣的時間大約也有600年之久。這說明，在5世紀以前，中國人眼里的日本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他們知識結構松散的邦聯，甚至僅僅是一個民族系統。而在5世紀使得當時中國人觀念發生變化的無疑是自《宋書》以降各史書中記載的“倭王”遣使獻見，即傳統意義上說的“倭五王”。正是從這些使節口中，尤其是從倭王武進獻的表文中，中國的王朝統治者們了解到日本列島發生了變化，一個統一的強勢政權已經形成，冠以“國”的稱呼名副其實。而432年范曄完成《后漢書》時，已經距413年倭國第一次遣使將近20年，并且又經歷過421年、425年、430年的后續三次倭國遣使。所以，范曄完全有可能已經認識到了日本發生的變化，并且部分了解了倭國的地理位置等情況，他以自己富有遠見的修史觀念，毅然將“倭人”改為“倭國”，并在敘述300多年前倭奴國位置時準確地提出“倭國之極南界也”的說法。
同時，范曄“倭國之極南界”的說法也表明當時的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九州在日本列島的南部，如果是從九州向近畿行進，即使方向誤認也只會夸大北向，即根本不可能將“東行”誤認為“南行”。雖然《三國志》的成書年代比《后漢書》早了百余年，但是這期間定方位的技術早已成熟，《三國志》的方向記載也應該是準確的。而將“東北行”稱為“東行”或者“北行”這完全是記敘的習慣問題，即使在今日的朝鮮半島上用“南道”和“北道”冠名的各地方也根本不是什么嚴格的南北方位關系，這就是人們習慣的體現。此外，《隋書》中記載了裴清親赴日本的記錄，稱他向東行，則也沒有發生任何以東為南的偏差。所以，除非將《魏志》《倭人傳》中的“南”都視作誤寫誤刻，而不是方向的誤認，就無法滿足“近畿說”支持者們的方位需要。
由此，我們小結這一節的觀點：一、“漢委奴國王”金印是真印，出土地點在古代倭奴國范圍內。二、倭奴國不簡單等同于《魏志》《倭人傳》中的“奴國”，而是一個涵蓋九州島相當大部分的早期倭人國家。三、自《后漢書》起“倭人”改稱“倭國”，日本列島上統一國家概念傳入中國。四、《后漢書》沒有方位誤認，推測《三國志》記載中也沒有對邪馬臺發生方位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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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委奴國王印是1784年（日本天明4年）在日本九州北部築前粕屋郡志賀島葉崎（今福岡市東區粕屋郡志賀町）出土的金印。一個叫甚兵衛的農夫在一塊耕地的水溝中發現，領主黑田只花了一點點糧食就將其弄到手，收藏起來。為邊長2.3厘米的純金方形印，高2.3厘米，底座厚約0.8厘米，重108.7克。上有成團狀的蛇鈕，蛇身劃線，佈滿呈現魚子紋鱗，頭部刻二眼。篆文分三列以陰文刻有“漢委奴國王”，一般讀作“漢倭奴國王”。金印上面所刻的漢委奴國王的讀法，從日本紅戶時代（1603－1868年）起就爭論不休。[1]
1954年，日本政府文化部門將其定為“國寶”。現存於福岡市博物館。
據考證，這顆金印是中國漢光武帝（即東漢的劉秀）於公元57年（光武中元二年）贈送給日本奴國王的。對於其真偽性，學術界仍持有爭議。有人認為此印綬為東漢光武帝所賜之印，即真印說；有人認為是日本人自己所刻，即假印說；還有人認為是日本人仿刻，即偽印說。這三種看法，起始之因在金印上所刻的“委”而不是“倭”字。
漢委奴國王印- 真偽存疑
漢委奴國王印文
漢委奴國王印文圖冊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和《後漢書·東夷傳》中記載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緩。”這一枚金印如果是真印，可作為日本在歷史上是中國附屬國的證明。一直以來日本的中國史專家對其真偽存有疑慮。他們首先懷疑的是在金印發現的那個時代，已經有偽造金屬印章的技術。
1956年，雲南一座滇王墓中出土一枚金印——“滇王之印”，讓“漢委奴國王”有了一件佐證。史書記載漢武帝劉徹於公元前109年賜給滇王嘗羌的金印亦為純金鑄成，印體方形，長寬各2.3厘米，高2.2厘米，蛇紐，陰刻篆體字。除篆刻文字不同外，其它地方如外觀、尺寸、字體形狀以及質地均與日本的金印相仿。
更加意外的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江蘇揚州市的漢墓附近又出土了一顆金印——“廣陵王璽”。“廣陵王璽”與“漢委奴國王”金印形制包括高度、邊長和重量相似，字體以及文字的雕法幾乎同出一轍，不同的是漢委奴國王印是蛇紐，而廣陵王璽是龜紐。
“漢委奴國王”印
“漢委奴國王”印面圖冊
兩枚金印的出土大大增加了“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度。同時經專家考證，漢制賜給太子及諸侯王的金印一般為龜紐，賜給臣服國國王的印紐則多用蛇、芋、駱駝等造型，中日兩國出士的這三枚金印均符合漢制，而且中國發現的兩個金印均被考證為真。
然而持懷疑態度的學者認為這並不夠，理由是金印上所刻的是“委”而不是“倭”字。在《後漢書》關於委奴國，除光武帝賜委奴國王印綬，及“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的記載而外，再沒有其他記載。這為考證“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偽帶有極大的困難。在史籍難稽的情況下，有學者認為“委”字作委任解，即將印上文字解釋為漢朝委任的奴國國王。反駁這一說法的學者表示，從漢代及之後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王朝對外派送的印信中從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之先例。多數學者認為“委”和“倭”相通，“委奴國”即“倭奴國”。
接下來，“倭奴國”究竟是一個國名，還是“倭”之“奴國”的意思呢，其中又存在較大分歧。中國王朝對外賜予封號一般都採用二斷的稱呼，如“漢·匈奴·左賢王”，由此“倭奴國”便成為一個不能完全等同於《魏志·倭人傳》中“委”的名字。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載，魏明帝時曾封邪馬台國王卑彌呼 “親魏委王，假金印紫綬”。
無論如何，由這枚金印引起的爭論仍在繼續，關於這枚金印的傳說也變得神乎其神。據說有一次廣陵王璽被借到日本福岡參展，名古屋的攝影專家前往拍照。當把兩顆印擺得很近的時候，兩印之間出現了在北極和南極常見的那種極光，此後極光慢慢消失。日本人說這是研究家的熱情給了出土文物以新的生命。
漢委奴國王印- 實物佐證
漢光武帝賜委奴國之金印小檔案
漢光武帝賜委奴國之金印小檔案圖冊
1784年發現的這枚刻有“漢委奴國王”的印璽為純金鑄成，蛇鈕，長寬各2.3厘米，通高2.2厘米。《後漢書·東夷傳》有“委奴國奉貢和，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贈以印綬”的記載。故一般認為該金印是光武帝授予倭國王的印章，但也有人提出，金印上所刻的是“委”字，而不是“倭”字，因此對上述說法表示懷疑。這個使人困惑的問題，隨著我國兩枚同時期漢代印章的相繼發現，謎底被緩緩的揭開。
．1956年，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西漢古墓群的顛王墓中，出土了一顆漢武帝劉砌賜給顛王嘗恙的金印“顛王之印”。顛王是漢代西南諸侯中最強的國家之一，《史記》中有“西南夷長百數，獨夜郎、顛受王印”之載。出土的這顆金印亦為純金鑄成，蛇鈕，長寬各2.3厘米，通高2.2厘米。據考證，此印確是漢武帝所賜“顛王之印”。而這顆金印無論質地、字體、印鈕和尺寸大小，均與日本出土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相同。
．1981年，揚州市邢江縣一婦女在甘泉二號漢墓附近的田間，發現了一顆漢代諸侯王璽“廣陵玉璽”。次印也是純金鑄成，龜鈕，長寬各2.3厘米，通高2.1厘米。《後漢書·明帝紀》載：“永平元年（58年）八月卯子徒山陽王邢為廣陵王，遺就國。”參照附近漢墓中刻在其它銅器上的年號推定，這顆金印既是東漢明帝劉莊于永平元年封劉侀為廣陵王時所賜給他的。這與光武帝劉秀所賜漢倭奴王印的中元二年（57年）只相差一年；而且兩顆金印的字體和手法極為相似。大約出自一人之手。
“漢委奴國王”這方金印經與史籍的參照印證和與“顛王之印”、 “廣陵玉璽”的對比分析，其可靠性已初步得到證明，由此也進一步證實了中日兩國交往的淵源關係。[2]
漢委奴國王印- 史籍記載
《漢書·地理志》“ 樂浪海中有矮人，分為百餘國，以 歲時來獻。”
《後漢書·東夷列傳》“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
東漢初年，日本國王遣使入漢都洛陽進貢，願為漢臣藩。求漢皇賜名，漢以其人矮，遂賜“倭國”。其王又求漢皇賜封，光武帝又賜其為“倭奴王”。當時，日本想藉著臣屬於漢王朝樹立自己權位和王位。因此舉國大喜。並受賜“漢倭奴國王印 ”。
三國曹魏時期，古倭國曾在九年時間內五次向洛陽的中原王朝進貢，掀開了中日兩國互派使者的新篇章。
1922年，日本政府在金印出土地刻石立碑“ 漢委奴國王金印發光之處”。
1935年10月5日，郭沫若先生在東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講時指出：“漢委奴國王金印”是“東漢時代的文物”，“足證東漢時代中國與日本已經有政治上的密切關係。”
日本著名史學家井上清指出：“日本歷史的起源較晚，據已知的遺物和遺跡來看，在舊石器時代是沒有居民的。列島上的最初居民，很可能是在距今5000年以前，或者是7000年前，從居住在今中國東北和濱海地帶，使用新石器的人群中遷移來的。其後，又有來自北方的蒙古係人種，來自南方的印尼係人種，相繼在列島上混血融合。……” [3]
20世紀70年代中日兩國恢復邦交，金印發現地闢為“ 志賀島金印公園 ”，以為永久性紀念。
1984年是金印出土200週年，福岡市政府特意複製了一枚“漢委奴國王金印”，派出友好代表團專程來中國西安贈予陝西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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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本說成是《倭國》，是對日本的不敬，還建議網管明文規定，禁用“倭”字。這怎麼說呢？有些“主子不急奴才急”了。
待我從頭細說，古時，日本並無國名，漢朝時，因日本人矮小，漢人稱其為“委人”（委即矮也），日本人又如蝦子一樣的弓背（日本古名又稱“蝦夷”），在漢朝，奴才要弓背，這是爲了表達對主子的尊重（見《甄嬛傳》連續劇中的太監都是弓著背），因此漢政府稱日本為《委奴國》，當時的日本各方割據，相互攻擊，有某集團就派人來中國，希望能被中國皇帝冊封，這可以合法化自己的政權，光武帝劉秀就以宗主國的身份賜予來使一方金印，上書《漢委奴國王印》等字樣。後來，曹操掌權，他認為，日本人好歹也是一個人，稱其為“委”不太恰當，就把“委”加上“人字旁”，變成了“倭”字，曹操並應日方所請，又賜予《親魏倭王》的金印，現在，日本人有了國名了，國名是《倭奴國》，其人民自稱《倭人》。
日本人向來不認為“倭”字是羞辱，甚至連“倭奴國”都很珍惜，這是2000多年前宗主國中國所賜予日本的，據歷史記載，漢光武帝劉秀以刻有《漢委奴國王》（漢朝時“委”即“倭”）的金印賜予日本國王，這確定了當時日本政府的合法性（漢朝時，日酋自稱日王，唐朝時，日本山寨唐高宗和武則天的天皇和天后的稱呼，日王改稱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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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給力！日本福岡市向遊客發售“漢委奴國王”金印手機挂件飾物！ 【共同社5月14日電】福岡市博物館近日發售一款手機挂件，其設計源自該市志賀島出土的國寶級文物“漢委奴國王”金印，售價為1000日元（約合人民幣79元）。該挂件與實物一模一樣金光閃閃，由於價廉物美在博物館小賣店裡頗受遊客歡迎。 挂件是約七成大小的模型，在博物館研究員精心測量實物所得的數據基礎上，用鋅合金製作而成。實物上“漢委奴國王”的文字得到忠實再現，還能用紅印泥蓋章。 福岡市博物館此前一直銷售的是金印複製品（售價3675日元）等紀念品，但由於遊 客紛紛表示“希望能買到價廉物美的紀念品”，博物館方面才下定決心推出手機挂件。據悉，館方還在考慮推出根據金印設計的坐墊等更多紀念品，進一步充實“金印系列”。 福岡市博物館發售刻有國寶“金印”圖案的手機挂件，挂件上忠實再現了“漢委奴國王”的文字。 圖為“漢委奴國王”手機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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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光武帝授金印之謎
古代中日兩國人民的交往，不但有具有嚴肅特點的史書的記載，而且有充滿著遐想的動人的傳説，還有那常年埋藏在地下的最具有説服力的實物。在日本距離中國大陸較近的九州地區，曾經在發掘的日本彌生時代（西元前後）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由中國大陸傳去的古器物，主要是銅鏡、銅劍、銅茅等。而中國史書所記載的歷史上漢光武帝授于倭王的那塊彌足珍貴的金印，竟然也在1700餘年之後於日本九州的志賀島奇跡般地重見了天日。這一重大發現，無疑是反映中日兩國古代交往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
◎ 中國史書關於漢光武帝授金印的記載
在中國古代史籍中，最早對日本作出具體記載的是《三國志魏書》的《倭人傳》。該傳認為在中國漢朝時，倭國已開始遣使交通，“漢時有朝見者”。南朝人范曄撰《後漢書》，其《倭傳》有關倭國列島情況的記載，幾乎全部抄自《三國志》。不過，在談到兩國之間交往時，則有不少增補內容，其中關於漢光武帝賜倭人印綬的記載，便是《三國志》所沒有的。《後漢書倭傳》中説：“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建武中元二年，即西元57年，也是東漢光武帝在位的最後一年。《後漢書倭傳》明確記載了這一年光武帝接見倭國使者，向倭人“賜以印綬”之事。由於在《後漢書》之前問世的《三國志》未載此事，而《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又是最早系統記載日本列島情況的史書，加上也沒有旁的記載可資佐證，此事的可信度，確實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受到一些史家的質疑。
◎ 日本福岡縣誌賀島漢金印的發現
1784年陰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區福岡縣的志賀島上，一個名叫甚兵衛的農民發現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國漢朝時期的金印。
説起金印的發現，其實是很偶然的。當時志賀島農民甚兵衛正在為防備來年可能出現的旱災而修築一條水渠。在搬動一塊大石頭時，他無意間發現了大石底下一塊與泥巴相裹著的金屬。他並不認識此物，便讓家裏人和近鄰辨識，一個名叫才藏的米鋪主人告訴他這是一方金印，不過這個人也沒有認識到此印章的價值。後來消息傳到地方官那裏，金印便逐級上交到了管轄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賞給了農民甚兵衛五枚白銀，又將此印送給藩中一個很有學問的名叫龜井南溟的儒者鑒定。龜井南溟經過仔細鑒定後告訴黑田藩主，這方上面刻有“漢委奴國王”三行五個字的金印，便是中國《後漢書》裏記載的漢光武帝所賜印章。黑田藩主知道這方金印的價值後，便將它作為傳家之寶珍藏起來。據近代變法人士黃遵憲《日本國志》記載，他當時做駐日本公使時，“嘗于博覽會中親見之”。印是“蛇鈕方寸，文曰‘漢委奴國王’”。現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岡市立美術館中，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當年發現金印的地方，早在1922年就樹立了一塊刻有“漢委奴國王金印發光之處”的石碑，以作紀念。
◎ 志賀島漢金印的真實性問題
那麼，志賀島上所發現的金印果真是《後漢書》中記載的、被人們傳説已久的漢光武帝所賜日本委奴國王的印章嗎？龜井南溟的鑒定究竟是否可靠？經過中日雙方的學者的長期考證和一些新的考古發現，證實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漢制的，它的真實性完全可以確定。
志賀島漢金印後來經過實測，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釐米見方，高約2.2釐米，蛇鈕高1.3釐米，陰文篆書。根據漢制，賜予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這塊金印每邊長為2.3釐米，正好符合東漢建初銅尺的一寸，可以説在尺寸上是符合漢制的。
不過，漢代的印章是等級分明的，一般從質地來講，天子是玉印，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銀印，蠻夷則為銅印；從印鈕來講，諸侯王為駝鈕，列侯為龜鈕，將軍為虎鈕，蠻夷則為虺鈕。從這兩方面看，學者認為志賀島上所發現的金印並不完全與漢制符合，所以當初龜井南溟鑒定此印時，也説與漢制有一些出入。不過，龜井南溟認為蛇鈕倒是可以解釋得通，因為蠻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類，蛇鈕應該同於虺鈕。這個問題隨著1956年中國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的東漢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確的解釋。在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鈕金印。這個發現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東漢所賜蠻夷的印章，並不完全依照漢制；金印駝鈕本為諸侯王印章，蠻夷一般為銅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鈕的。
◎ 金印與中日的早期交往
自從金印發現後，中日兩國學者對它進行了長期的研究。那麼，為何一枚金印會受到中日兩國學者如此的重視？它在古代中日關係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義？
首先，日本九州志賀島漢金印的發現，證明了中國古代史籍記事的嚴謹，一條看似不經意的記載，卻決不是憑空而來，它一定是有所依據的。
其次，漢光武帝賜予日本委奴國王金印，説明早在西元57年時，日本列島已經有國家向中國漢朝奉貢朝賀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賜給委奴國王蛇鈕金印，以諸侯王的規格相待，説明漢皇朝對於委奴國遣使的高度重視，廣言之，也就是對於與日本列島交往的重視。
再次，金印是古代中日兩國友好往來的標誌和證據。古代中日之間的往來，最早要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在先秦時期，更有一些中國難民經過朝鮮半島來到日本列島，也有少數直接從海上到達日本，關於這些被日本稱作“渡來人”的中國流民，在中日兩國特別是日本的早期史書和其他書籍中都有很多的記載。相對而言，在西元前後日本彌生時代中日相互間的往來可能更加頻繁一些，這一點從考古發掘中已經得到證實，同時史籍中的記載也可為佐證。就在《後漢書倭傳》記載光武帝賜金印之事後，又接著記載了漢安帝時日本倭國遣使的情況：“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永初元年，即107年，這與上次委奴國遣使相距剛好50年。這裡所獻“生口”，一般認為是奴隸，也有學者認為是派來學習的，近似于後來的遣隋使、遣唐使。不過無論哪種説法，從“百六十人”這個數字可見，這次的遣使規模確實是很大的。將此兩件事結合起來看，説明日本彌生時代，也就是中國漢朝時，日本遣使往來不但比較頻繁，而且規模也比較大。由於比起書籍記載，實物更具有直觀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金印無疑是古代中日友好往來的最好的見證。
最後，隨著中日兩國自古以來不斷的民間往來，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賀，先進的中國古代文化也因此而源源不斷地輸入到古代日本，這對於古代日本社會的進步、生産力的發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別是離中國最近的九州地區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無疑産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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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漢書』東夷伝には、”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貢朝賀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建武中元二年、倭の奴国、貢を奉じて朝賀す。使人自ら大夫と称す。倭国の極南界なり。光武、賜ふに印綬を以ってす）”という有名な一節がある。印綬とは、印とそれに付ける組み紐のこと。江戸時代の天明４年(1784)２月２３日、博多湾に浮かぶ志賀島しかのしまで百姓の甚兵衛の発見した金印が、これにあたるとされる。印影は「漢委奴国王」となっており、「委」は「倭」の略字と見て、「漢の倭の奴の国王」と読むというのが通説になっている。
■ 平成１３年(2001)の４月、壱岐・対馬を訪れたいとの衝動にかられて、気がつくと福岡に来ていた。壱岐・対馬行きのフェリーの時間を確かめるために博多港に行き、その後、埠頭に立って沖を眺めていると、水平線に浮かぶ志賀島に渡って見たくなった。志賀島は金印が発見された島であり、発見場所あたりが金印公園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博多港からは市営フェリーを利用すれば３０分ほどで島のの南端の渡舟場につく。海岸線に沿って島を一周する道路を１キロほど進むと、右手の道路脇に「漢委奴国王金印発光之處」と大書された大正１１年(1922)建立の石碑が立っている。
■ その脇の階段を登ると、広場があった。そこが海岸の山肌にへばりついているような金印公園だった。公園の端の玄界灘を見下ろせる場所に、巨大な金印の印影のレプリカを埋め込んだ碑が置かれ、その脇に案内板が立っていた。案内板は、中国の『後漢書』に西暦５７年、時の皇帝光武帝が使節を派遣してきた奴国なのくにの王に印綬を授けたことが書かれており、天明４年(1784)その金印が偶然この地から出土し、昭和２９年３月２０日国宝に指定されたと説明してある。
■ さらに続けて、印面には「漢委奴国王かんのわのなのこくおう」と凹刻されており、「委わ」は日本人に対する古い呼び名で、「奴な」は現在の福岡市を中心とする地にあったその時代の小国家の名であると補足してある。金印は一辺２．３ｃｍの正方形、厚さ０．８ｃｍ、重さ約１０８ｇの純金に近いもので、つまみの部分は蛇がとぐろをまいたような形をしている。しかし、金印がどのようなわけで、この地に埋もれていたかについては、いまだに学界の謎とされているという。 ■ 実物は当事の福岡市立博物館に保存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ので、博物館に足を運んで、ガラスケースの中に安置されていた金印を見学した。２０００年の歳月を経ても黄金の輝きを失っておらず、ほとんど無傷のまま出土したことに感心した。見学の記念に、印刻をデザインしたネクタイピンを一つ買った。今でも、背広を着る機会があるときは、ネクタイを止めるのに愛用している。
■ 三世紀の『魏志倭人伝』にも、「奴な」の国名が記されていて、博多湾沿岸にあったと推定されている。その国がさらに２００年前にすでに現在の福岡市付近に存在し、後漢に使節を派遣したとしても不思議ではない。だが、光武帝が下賜した印綬が１７００年余りも経って、なぜ志賀島の叶かなノ崎から出土したのかは興味がある。弥生時代、志賀島は文字通り島であって、現在のように「海の中道」と呼ばれる砂嘴でつながっ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しかも、金印が見つかった場所は、弥生時代の遺跡でも墳墓でもない、甚兵衛という農夫が田んぼに水を引く水路を補修していて偶然護岸の石の下から見つけたという。 ■ だが、近隣公園は山腹に位置し、水田などが営まれる場所ではない。階段下は道路を挟んですぐ海岸が迫っていて、水田があったようにも思えない。案内板に出土地点が特定してなかったのが、今から思い返せば不思議だった。公園入口の石碑には「金印が光を発した處」と彫られていたが、本当にこの地で出土したとは思えなかった。
■ 筆者が当事抱いた疑問はそのまま記憶の底に忘れ去ってしまった。だが、同じような疑問を出発点として当事の古文献を丹念に精査し、金印は江戸時代に我が国で制作された偽造品であるという衝撃的な研究成果を発表された国文学者がいる。千葉大学の名誉教授・三浦佑之みうらすけゆき氏である。三浦氏には『古事記』など上代文学関連の著作が多いが、金印についても研究しておられ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 ■ 三浦氏は、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幻冬舎から幻冬舎新書の創刊を飾る１冊として『金印偽造事件』というタイトルで、研究の成果を発表された。表示には”「漢委奴国王」のまぼろし”というサブタイトルが付いており、帯には”あの国宝はでっち上げだった！”という衝撃的な文字が躍っていた。蛇足ながら、「舟を編む」という作品で今年度の本屋大賞に輝いた直木賞作家三浦しをんさんは、教授の娘さんである。 ■ 早速インターネット書店から新書を購入して読んでみた。金印発掘の経緯を追う著者の姿が非常に分かりやすい文章で綴られており、一気に読み終えた。著者は国宝である金印が江戸時代の偽造品ではないのかという疑念から、金印発掘の経緯を調べ出している。動機は、やはりなぜ志賀島のような所から発見されたか、であった。そして、発見の経過とそれを郡の役所に届け出た経緯に関してある疑念を感じられた。
■ 金印発見に関わる「口上書」というものが残っている。それによると、百姓の甚兵衛が金印を見つけた日付は天明４年(1784)２月２３日になっている。田の境の溝の流れが良くないので、彼は岸の部分を切り落としていたところ、二人がかりで持ち上げるほどの大石が出てきた。金梃子を使って石を動かすと、その下にあった石に挟まれるように金印が置かれていたという。 ■ 甚兵衛の兄の喜兵衛が以前奉公していた福岡の酒造業六代目の豪商米屋才蔵の所にその金印を持参し見て貰ったところ、大切な品だと言われた。そのまましまっておいたところ、３月１５日になって庄屋の武蔵から、すぐに役所に差し出すように言われ、甚兵衛は金印を発見した次第を口上書の形で作成し、翌日の３月１６日に郡の長官＝奉行の津田順次郎に提出した。口上書には、甚兵衛の口上に間違いないと、庄屋の武蔵と組頭の吉三および勘蔵の名が併記されている。 ■ 三浦氏が最初に抱いた疑問は、この口上書の内容だった。まず、金印が発見されてから役所に提出するのに、なぜ２０日以上も要したかである。さらに、口上書には「金印と共に」とは書かれていない。その間、金印は本当に甚兵衛の手元にあったのだろうか。米屋才蔵の手元に置かれていたとは考えられないのだろうか。 ■ 金印発見の記録は甚兵衛の口上書だけではない。志賀島の「吉祥寺」という寺の古記録には、天明４年の項に「二月二三日、小路町の秀治、田を耕し大石の下より金印を掘出す」とある。また、金印公園の北東に当たる「勝馬」という所の某氏蔵書に、金印が押されて「右之印蓋漢之光武之時自此方窃到彼所賜之物乎倭奴者非和国之謂而」云々との記述があり、末尾に「志賀島農民秀治・喜平自叶崎掘出」とあるそうだ。 ■ こうした資料から判断すると、甚兵衛は田の持ち主であり、田を耕していて金印を見つけたのは、甚兵衛の小作人だった秀治または秀治と喜平の二人だ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また、金印は糸島あたりの神社に神宝として祭られていたという伝承もある。そこで、三浦氏は甚兵衛の口上書そのものに作為の可能性があるのでは？と、疑惑を持たれた。
■ 疑惑の第二は、豪商米屋才蔵と奉行の津田源次郎および黒田藩の漢学者亀井南冥かめいなんめい(1743 - 1814)の関係だ。米屋才蔵と南冥は旧知の間柄であり、津田源次郎は才蔵と南冥の共通の学問上の知友だったという。奉行の源次郎が才蔵に金印の鑑定を誰に依頼したらよいか相談したところ、南冥に見せろと言われた。南冥は金印を見て家宝にしたいと考え、郡役所に１５両で買いとりたいと申し出たが受け付けられなかった。では１００両出そうと言ったため、郡役所はそんなに貴重なモノなのかと、さきの甚兵衛口上書を添えて黒田藩に届け出たという。 ■ 当事、黒田藩では２つの藩校が開校したばかりだった。城の東の赤坂門前の修猷館しゅうゆうかんと、城の西の唐人町に建てられた甘棠館かんとうかんである。修猷館の初代祭酒（学長）に任命されたのは、福岡藩の藩儒竹田家の第４代当主竹田定良たけださだよしだったが、甘棠館の祭酒（学長）に抜擢されたのは、福岡藩主黒田治之に儒医として採用されていた町医者の亀井南冥だった。 ■ 亀井南冥は寛保３年(1743)に町医者亀井聴因の三男として生まれ、宝暦６年(1756)、父の勧めで肥前蓮池藩の黄檗僧大潮元皓に弟子入りし荻生徂徠の学問を学んでいる。安永６年(1777)には京都に学び、翌安永７年に黒田藩に戻ると藩主から儒医として採用されている。天明３年(1784)１２月、屋敷の隣接地に甘棠館を建て、翌年２月１日に祭酒なっている。
■ 町人あがりで徂徠の系統をひく古学派の亀井南冥は、福岡藩の朱子学者として代々仕える竹田家に対して、激しい対抗意識を燃やしていた。甘棠館を開館した直後に発見された金印は、甘棠館の開館に対するご祝儀のように彼には思えたであろう。福岡藩は、双方の藩校の儒者に鑑定させている。修猷館の儒者たち数人がかりで出した結論は、漢の光武帝から垂仁天皇に送られた印であり，安徳天皇が壇ノ浦に沈んだとき海中に没したが，志賀島へ流れ着いたものであろうというものだった。しかし、南冥は二通の鑑定書を提出した。一通は金印の外形、質量を示した書面、もう一通は印面の文字の解釈で、中国の書に日本のことを倭奴国と書いてあり、委と言う字は倭の省略と考えるというものだった。彼の鑑定書は漢籍を参照した立派な内容のものだった。これによって、南冥の評価は一気に高まった。
■ こうした鑑定結果を踏まえて、福岡藩は金印を黒田家所有とした。それ以後、黒田家の家宝として庫裡深く所蔵されていたが、明治になって国宝に指定され、昭和２９(1954)年の文化財保護法に基づく再指定で改めて第１級の国宝となり東京の国立博物館に保管されていた。その後、昭和５４年(1979)、黒田家から福岡市に寄贈され、平成２年(1990)年１０月の福岡市博物館の開館とともに、市の博物館に戻され一般公開されている。 ■ 二通の勘定書を裏付けるために、亀井南冥は「金印弁」という論文を書いている。４００字詰め原稿楊氏に換算すると１５～１６枚に相当する分量だそうだ。その中で、金印の出土状況、どのような由緒を持つ品物かを記述し、さらに「金印弁或問」という一問一答式の文章を載せている。その作成日付は分からないが、三浦氏は２通の鑑定書からあまり間を開けず３月中には書き上げたと推測しておられる。
■ 亀井南冥は金印を鑑定しただけでなく、金印発見の情報を積極的に藩の外に流している。京都の国学者藤貞幹とうていかんなどは，発見から一月あまりで，委奴は倭奴いとであるとしてこれを伊都國（今の福岡県糸島郡）王が光武帝から授かった金印である，という説を発表している。 ■ ところで、自分が鑑定し賞賛された金印について、南冥はある時期を境に口をつぐんでしまった。息子の昭陽に対しても口封じをしたという。どうやら金印発見当時の状況には、他言をはばかるような事情があったようだ。そう推察した三浦氏は研究を進めるうちに、ある論文にであった。駒澤大学教務部課長だった田中浩之氏がは平成１２年３月、『駒沢史学』第５５号に発表した「漢委奴國王金印の出土に関する一考察 －亀井南冥の動静を中心に－」という論文である。 ■ 田中氏の推論によれば、ある人物が金印を発見したが奉行書に差し出さず手放してしまった。米屋才蔵が何かの縁でそれを買い取り、知人の奉行津田源次郎に届けて処分を委ねた。その直後に二人は南冥に金印を鑑定させたところ、歴史的価値のあるものと判明した。南冥は金印の買い取りを申し出たが、津田はこれを断って藩庫に納めることにした。だが、そのためには金印の正式な発見届けが必要だった。 ■ 発見の届けがなく、その後の経緯が不明のまま金印の売買が行われたとあっては、発見者や才蔵らが拾得物を売買した罪になりかねない。そこで、甚兵衛という架空の農民を発見者として、農作業中に金印を発見したとする「口上書」をでっち上げ、藩に提出することにした。本当の発見当時の経緯を知る南冥らの発言が「口上書」の内容とは異なるとまずいので、以後は金印発見当時の状況について言及を控えたのでは・・・というのが田中氏の推論である。 ■ 甘棠館の開校から８年目の完成４年(1793)７月、亀井南冥が藩命で突然官職を取り上げられ御役御免の処分を受けた。処分の理由はよくわかっていないが、金印出土に関する欺瞞工作があったという推測も流れたようだ。欺瞞工作とはなにか。三浦氏は田中浩之氏の推論をさらに推し進め、南冥と親交があった豪商の米屋才蔵と奉行の津田順次郎がつるんで、金印を偽造したのでは、と考えられたようだ。 ■ 金印の贋作説は江戸時代からあったが、多くは支持を得ることなく消え去っていった。そのことを百も承知で、天下の国宝が偽造品だとは大胆な推論である。しかも、その犯人は金印を最初に鑑定し、『後漢書』に書かれている"印綬”であることを看破した儒学者であり、誰もがその学識を讃えた人物であると特定するには、誰もが納得する動機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三浦氏はその動機を、同じ時期に開校した修猷館しゅうゆうかんに対する甘棠館かんとうかんの祭酒（学長）の野心に求められた。 ■ 藩校が同時に二校も開校するなどとは他藩には例のないことであった。しかも、修猷館の祭酒に任命されたのは、福岡藩の歴代藩儒だった竹田家の第４代当主竹田定良だった。亀井南冥と竹田定良が軋轢が生じていたとしても不思議ではない。亀井派の連中は甘棠館の開校を祝福し南冥の株をあげるためになにかをしようと計画した。それが『後漢書』に記載された金印の偽造だったという。偽金作りならぬ偽金印作りを持ち出したのはおそらく商人の米屋才蔵であろう。そしてその計画に知人で奉行の津田順次郎も同調したという。 ■ 豪商の米屋才蔵はともかく、藩校の学長に任命された亀井南冥や藩の治安を預かる奉行の津田順次郎は、計画が露見すれば、死罪だけでは済まぬ重い刑罰が科せられることはわかっていたであろう。果たして、こうした無謀とも言える計画に荷担したであろうか。だが、三浦佑之氏は三人がトライアングルを組んで、金印偽造事件を成し遂げたと推論されている。しかし、その推論には以下に示すように様々な無理がある。 |
「金印偽造事件」説の欺瞞
■ まず、『後漢書』東夷伝の文章に着目してみよう。そこには、「朝貢してきた倭の奴国王に対し光武帝は賜ふに印綬を以ってす」と書かれている。だが、倭奴国王へ授与した印綬が金製だったとも、その鈕が蛇鈕だったとも書かれていない。 ■ 三浦佑之氏が推定したように、仮に亀井南冥一派が金印の偽造集団だったとした場合、彼らは何を手本として「漢委奴国王」の金印ご偽造したのであろうか。江戸時代には、まだ漢代の古印は我が国に伝わって来ていない。唯一彼らが参照できたものがあるとすれば、それは『集古印譜しゅうこいんぷ』という書籍だとされている。 ■ 『集古印譜』は、鑑賞や研究を目的として印章の印影や印款を中心に掲載した書籍である。明代の隆慶６年（1572）に、顧従徳こじゅうとくと王常おうじゅうという二人の人物が、漢や晋などの古い時代とそれ以降の時代の公印や私印を集め、印面を捺しその上に鈕の形状などを記したものである。初版は僅か２０部であり、秦・漢の古印の印影を１７００方余り集めている。
■ 去る７月２２日、邪馬台国の会の第３１１回講演会が文京区で開かれたので参加した。元産能大教授の安本美典氏が主催する講演会で、邪馬台国に関するテーマが取り上げられるので人気があり、参加者も多い。講演の冒頭で安本氏は金印論争を取り上げられ、三浦佑之氏が主張する「金印偽造事件」は論理的に無理であることを指摘された。その最大の理由が『集古印譜』を参照しても金印はねつ造できないとのことだった。 ■ 理由は簡単である。安本氏によれば、『集古印譜』に示された印章の圧倒的多数は銅印または銅印塗金で、わずかに玉印があるが、金印と記したものは全巻を通じて全くない。したがって、三浦南冥たちが『集古印譜』を見て偽造するのであれば、それは銅印または銅印塗金しか作れなかったはずである。 ■ 南冥ほどの儒学者であれば、『魏志倭人伝』も読んでいたであろうから、魏の皇帝が邪馬台国の女王・卑弥呼を親魏倭王として讃え、金印紫綬きんいんしじゅ>)を与えたことは承知していたであろう。したがって、光武帝が奴国王に下賜した印綬も金印だったことは想定できたであろう。
■ 実は、偽造する「漢委奴国王」の印が金製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判断すべき別の資料が存在していた。７世紀に唐の張楚金が編んだ例文集『翰苑かんえん』である。９世紀には我が国に伝わっていたが、大陸でも日本でも早くから散逸してしまい幻の書と言われた。その最終の第三十巻（蛮夷の部）だけが太宰府天満宮に眠っていたのを、歴史学者の黒板勝美が大正６年(1917)に発見した。そこには、”中元の際、紫綬の栄”とあり、ほかの文献の例から綬が紫なのは金印に限られ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だが、南冥たちは太宰府天満宮近くに住んでいたとはいえ、当事は『翰苑』の存在を知るよしもなかった。 ■ では、南冥たちは金印が蛇鈕であることをどのように知ったのだろうか。南冥が書いた「金印弁」に続く部分に「金印弁或問」と題された部分があり、南冥の自問自答を文章にしたと思われる。その中の二番目の問いで、古印の鈕には、カメやトラ、ラクダなどいろいろあるが、なぜ蛇鈕にしたのかを聞いている。その答えとして、『集古印譜』には晋が蛮夷に与えた印の中にマムシの鈕があり、南蛮の地にはマムシやヘビが多いから、マムシの鈕にしたと答えている。 ■ ところで、漢代の印章の規格は「方寸」すなわち一辺が一寸の正方形と決められていた。最近では、中国各地からの出土品を計測して、それぞれの時代の一寸の長さが判明しており、一寸の長さは時代とともに長くなっている。例えば、春秋戦国・前漢の頃は２．２５ｃｍ、１～3世紀の新・後漢の時代になると２．３０４ｃｍに延びている。3世紀の魏の時代には２．４１２ｃｍ、6世紀末の隋の時代には２．０５１ｃｍ、7～10世紀の唐の時代には３．１１ｃｍである。 ■ 亀井南冥は荻生徂徠に師事したのであれば、徂徠の『度量衡考』を読んでいたであろうから、漢代の一寸を現在の約２.２４ｃｍと見ていたはずだ。金印の印面の一辺の長さは四辺とも若干のバラツキがあるが、平均値は２．３４７ｃｍであり、徂徠の一寸とは１ｍｍ以上の誤差がある。なぜ、このような誤差が生じたのかを三浦氏は説明していない。彼の説明はユニークだ。『集古印譜』に捺された印の一辺の長さを測って、それと全く同じ大きさの印を作れば、漢代の方一寸と同じ長さの辺をもつ印章はできるとされる。では、台の高さや、鈕の高さや鈕長はどうか。『集古印譜』に描かれた図形からまともな数値が割り出せるとは思えない。
■ 昭和３１年(1956)、中国の雲南省の滇池てんち東岸の石寨山で５０基の古墳が発掘されその６号墳から金印が掘り出された。「滇王之印てんおうのいん」と名付けられたこの金印は、鈕形が「ヘビ」だった。この滇王之印は、紀元前１０９年に前漢の武帝が滇王に与えたと『漢書』に記されている。つまり、「漢委奴国王」印が真印ならば、それよりも１６６年前に作られたものである。
■ 両方の金印の蛇鈕を見比べた場合、ずいぶん形状が異なる。滇王之印の蛇は縄状の胴体をらせん状に巻いているのがはっきり分かるのに対して、三浦氏は漢委奴国王印の蛇は「ダンゴ」状であると言われる。そして、蛇鈕の形状を実際に知らなかった偽造グループが作成した金印であるため、こうした差が出たたのであり、偽造の有力な証とされている。だが、前漢と後漢とでは時代が異なり、また１５０年以上の時代差があれば、蛇鈕の形状も異なっていて当然だと小生には思える。 ■ さらに気になるのは、金印の純度である。1989年に国宝の金印の純度を蛍光X線分析によって測定したところ、金９５．１％、銀４．５％、銅０．５％という値を得た。金は純度が高いと柔らかになり、加工するにも使用するにも扱いにくい。そこで、銀や銅を混ぜてそこそこ堅くしている。現代の装飾品であるブローチや指輪の標準は１８Kと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は金の純度７５％に相当する。上記の滇王之印の純度も９５％前後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ている。この奇妙な一致をどのように解釈したらよいのだろうか。
■ その他にも興味深い事実がある。漢委奴国王印の全体の重さは１０９グラムだが、印台と鈕の部分が全重量に占める割合はそれぞれ８６．５％と１３．５％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ている。ところが、約９０グラムと若干軽い滇王之印の場合も、全重量に占める印台と鈕の部分の割合は、やはり８６．５％と１３．５％だそうだ。つまり、両金印は何かの規格に基づいて作られていたことが明白である。そのことを我々が知るのは、滇王之印発見以後のことである。 ■ 三浦佑之著『金印偽造事件』を一読してみると、推論のいろんな点に矛盾を感じる。その矛盾が吹き出してくる所以は、真印であるはずの金印を、己の藩校の売名のため、知人たちの協力を得てねつ造し、喧伝したとする無理な設定にある。何時の時代でも骨董品や美術品の贋作造りは世の常であるが、いやしくも名のある福岡藩の藩校の学長が、奉行や豪商と結託して似印を偽造しようとするだろうか。秦漢の古印を手本とした作風で印聖とよばれた高芙蓉こうふようや江戸時代中期の有職故実研究家藤貞幹とうていかんと組めば、金印「漢委奴国王」などいとも簡単に作れたにちがいないと言い切られると、もはや学術的な論考の世界ではない。 ■ 三浦氏自身が述べているように、金印の偽造は証明しきれないもどかしさがある。厳然として存在する国宝が真印ではなく偽造品であるとして論理を組み立てるのは、推理小説としては面白いが、学術的な著作としてはいかがなものかと思う。 ■ ７月２２日の邪馬台国の会の第３１１回講演会で、安本美典氏が話された内容は、季刊『邪馬台国』１１３号にほぼ同じ内容で掲載されているのを後で知った。また同じ雑誌には、古代エッセイシストの石原秀晃氏も、三浦佑之氏の『金印偽造事件』に対する批判が掲載されている。今回のレポート作成にあたり参照させていただいた。追記： 亀鈕金印の「広陵王璽 ■ 1981年、中国の江蘇甘泉２号墓から「広陵王璽」が出土した。亀鈕金印である。光武帝の子劉荊（りゅうけい）を広陵王に封じた後５８年、ちょうど「倭奴国王」の朝貢の翌年に作られたもので、鈕の形は異なるが、一辺が２．３ｃｍという大きさ、タガネで施した鈕の魚子文、印文の字形などが「倭奴国王」金印と共通する。そのため、洛陽の同一工房で製作された可能性が大きい。そのため、「倭奴国王」金印が真印であり、「倭奴国王」の朝貢に際して光武帝が与えた印綬そ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ほぼ確実となっ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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