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中村正直
日本启蒙思想家。生于江户。1832—1891，别名敬宇。自幼学习汉学，兰学，英文，精通儒家经典。
中村正直，别名敬宇。自幼学习汉学，兰学，英文，精通儒家经典。1862年升为御儒者(幕府官名)。1866年赴英留学， 归国后任藩学静冈学问所教授，著《西国立志编》，翻译过《自由论》等西洋著作。明治维新初期，参加“明六社”，致力于启蒙思想的宣传。1881年出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890年敕选为贵族院议员。1875年4月在《明六杂志》第三十五号发表《论支那不可侮、不该侮》文章，论述不应蔑视中国的理由。他认为，中国“发明有用器具甚多，非本邦所能及”，“倘若支那学欧美，其见识或将超过欧美”。他批评那些学了一点欧美皮毛便蔑视中国的日本人，例如“身穿他人之华美服饰而蔑视衣著简陋之人也。”主张靠本国自己的努力获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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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身分 教育家、学者（人文科学）
出身地（現在） 東京都
生没年月日 天保3年5月26日〜明治24年6月7日
（1832年6月24日〜1891年6月7日）
号・別称等 中村敬宇（なかむら けいう）
中村敬太郎（なかむら けいたろう）

父は幕府の同心。昌平坂学問所に学び、安政2年（1855）学問所教授、文久2年（1862）幕府の儒官となる。慶応2年（1866）幕府遣英留学生の監督として渡英。維新で帰国し静岡に移り、『西国立志編』『自由之理』を翻訳刊行、ベストセラーとなる。明治5年（1872）上京し、大蔵省に出仕。6年家塾同人社を開設。7年明六社に参加。キリスト教にも関心を持ち受洗。女子教育・盲唖教育にも尽力した。14年東京大学教授、19年元老院議官。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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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3年5月26日～明治24年6月7日（1832～1891）
東京生まれ。教育家。父は幕府の同心。昌平坂学問所に学び、安政2年（1855）学問所教授、文久2年（1862）幕府の儒官となる。慶応2年（1866）幕府遣英留学生の監督として渡英。維新で帰国し静岡に移り、『西国立志編』『自由之理』を翻訳刊行、ベストセラーとなる。明治5年（1872）上京し、大蔵省に出仕。6年（1873）家塾同人社を開設。7年（1874）明六社に参加。キリスト教にも関心を持ち受洗。女子教育・盲唖教育にも尽力した。14年(1881）東京大学教授、19年(1886）元老院議官。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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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系八十週年系慶講座

作為「唐虞三代」之西洋——中國學術對「明治維新」的影響

渡邊浩教授主講
2008年12月3日，東京大學前副校長、法學部教授渡邊浩先生專程來台，為本系主講這場別開生面的學術演講。

渡邊教授的專長是德川至明治時期的思想史、日本政治思想史，擅長透過比較思想史的視野，分析東亞地區的政治思想狀況，著有《近世日本政治思想》、《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等書。

渡邊教授首先略述明治維新前中國與日本的政治局勢與文化活動。中日兩國面對西方「近代性」的衝擊，紛紛興起向西方取經的改革運動，展現在中國的情況，就是我們熟知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等舉措；日本則有「攘夷運動」、「明治維新」等手段，不一而足。

他認為，長久以來我們受這種「衝擊－反應」理論的籠罩，造成對近代性的理解，是從外部向內部探求、從部分推論全體，是一種以西方為師的近代化方案。因此，渡邊教授利用各式各樣的史料，從中日兩國的思想本身闡釋演講主題。

當時日本內部存有三種西洋觀：一是基督教概念的西洋觀，因為西方多為基督教立國地區，一提到西方，就聯想到基督教。二是一種「窮理」式的比附理解。渡邊教授舉高杉晉作（1839-1867）與中國舉人溫忠彥的筆談為例，兩人針對朱熹所云的格物窮理，與西洋所謂窮理的異同之處，進行討論。渡邊教授指出，日人認為西方各國經由「窮理」理解事物，西洋的技術、術數是「理」的表現，而西洋技術進步，則是「理」的本質。日人翻譯西書，藉以理解西方，近於中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心態。第三種西洋觀，則是所謂「唐虞三代」的西洋觀。如徐繼畬（1795-1873）在1850年出版的《瀛寰志略》中所云：「華盛頓異人也。……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橫井時存（1809-1869）在1860年刊行的《國是三論》中亦云：「在墨利堅，自華盛頓以來……政教皆由倫理，為生民無不急。殆至符合三代之治教。」把「唐虞三代」由古代中國移到近代西方，向西方學習就取得了普遍的合理性。

渡邊教授從「教」、「仁」、「公」三個面向進行剖析上述的問題。接續德川時代的傳統，明治時代的日本經常使用儒家思想議論政治，以儒學教養、價值做為思考基礎。在「仁」的部分，當時日本人認為西方人的「仁」就是愛人。在歐洲，「愛人」不僅是思想、口號，更是制度。日人認為，中國、日本對於「仁」的思想的儒學實踐，遠遜於西方各國。在「公」的面向，渡邊教授則指出是否符應「天理」，或西人所稱的「天律」（natural law）的概念。他認為，當時日人如此思考與西方國家之關係，係因日本思想與中國有深厚的淵源，不得不在考慮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時，透過傳統價值的再解釋，以表現近代性。

▲渡邊浩教授（左）與主持人陳弱水教授
　 （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最後，渡邊教授以「文明開化」與「百教一致」的觀念發展，做為總結。日人認為「文明」（civilization）是用以理解西洋觀的現實，最為恰當的方法與心態。日本越向西方學習，就越往文明靠攏。真正的文明，是使每個人都通情達理，必須透過法教的手段加以造就。「教」就是要「教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教人之所以為人之道的「道」，則是指人性皆同的「率性之謂道」。

渡邊教授利用中村正直的背景與思想為例證。中村是基督徒兼儒學者，他在1871年出版的《擬泰西人上書》中，便對西方諸國以「教法為精神，以為治化之源」的益處屢屢申述，而他同時也是一位相信儒學天道觀念的學者。由此即可看出，日本的西洋觀並非可以所謂的西洋化∕西方化一筆帶過，而是具有儒家式文明觀的基礎。至於明治日本學習西方，特色是視此為追求普遍價值的實現，而非帶有恥辱感的被動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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