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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儒珍：堅持思想無罪，寧可自囚至死
施儒珍（1916～1971年）於日治時代受文化協會影響的知識青年，戰後，親見228事件屠殺，他參加新竹市反國民黨的地下組織，當其他同志紛紛被捕和自新時，施儒珍堅持思想無罪，四處逃亡，最後躲在新竹香山家中柴房僅容得下一個人坐臥寬度的兩道牆縫之間，每天由家人移動活動磚塊送飯，或出來活動，探視睡夢中的子女，時間長達18年。直到1971年，施儒珍因黃疸病逝，草草掩埋於自家後院，等到解嚴之後，施家才得以撿骨安魂。右圖是施儒珍唯一的遺照。（鄭萬成 提供．曹欽榮 翻攝）
◆施儒昌在新竹香山舊宅，說明兄長施儒珍躲藏在兩道牆壁之間僅60公分的狹窄空間，也訴說兄長躲藏家中，必須與時常來家盤查的情治人員，不斷的周旋。（曹欽榮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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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囚三款╱施儒珍、鄭南榕與施明德 PDF 列印 E-mail
作者是 張肇烜
台灣史上有三次著名的自囚，分別代表不同的歷史與時代意義。
出生新竹香山的施儒 珍，少時深具抗日思想，曾密謀抗日活動，遭判刑六年。在二二八事件後，他對貪污腐敗的國民政府徹底絕望，開始參與 左翼的讀書會，要推翻國民政府；豈料因而在清鄉中被列為軍警緝捕的對象。他一度試圖躲在舅舅家，沒想到三天的借住，卻連累舅舅長達三年的牢災；而後他又躲 到堂伯家旁的洞穴兩年，最後才在弟弟的掩護下返家。即使回到家，他還是藏在柴房牆壁內的二尺夾層，就這麼度過了十八年的自囚歲月到死方終。
而 十八年前「外省囝仔」鄭南榕的自焚，更使人肅然起敬。他創辦《自由時代週刊》，「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抗議國民黨政府戒嚴、 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推動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並主張台灣獨立，推動新國家運動，因而不見容於國民黨當局。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鄭南榕收到「涉嫌叛 亂」的傳票，當下他立即展開自囚行動，長達七十一天，至四月七日上午八點多，國民黨軍警包圍雜誌社，破門闖入之際，鄭南榕反鎖進入總編輯室，引火自焚。他 的果決殉道，對照了國民黨政權的黑暗；猛烈的火勢，也燒出台灣今日的政治光明。
最後，則是倒扁總指揮施明德的自囚。去年九月施明德展開倒 扁運動，帶領紅衫軍「螢光圍城」、「遍地開花」。然而，這場運動的針對性， 「反貪腐」卻不怎麼反國民黨的貪腐，違反了公民運動的核心價值，終至草草收場。先前揚言「隨時準備殉道」的施明德，開始「自囚」，還宣稱要讓未來史家把這 段自囚歲月加到他的「坐牢年資」中。他在自囚聲明裡還表示要「自我囚禁，直到阿扁下台」。沒想到，昨天，四月一日愚人節這天，他突然宣布結束三個月餘的自 囚，準備繼續倒扁。
三段不一樣的自囚歲月，寫著三段不同的人生故事。施儒珍堅持「不入國民黨的牢房」，直到年老死去，他都自囚於柴房的二尺夾層牆內，女兒終生都無法大聲地喊叫「爸爸」，怕會害全家被抓。這是白色恐怖時代最失落的人倫悲劇。
鄭南榕自囚，誓言「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用行動抗議威權體制的自由箝制和民主桎梏，為台灣史寫下最光明、最悲壯的一頁。
（作者為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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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白色恐怖 柴房夾層自囚18年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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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4
〔記者曾韋禎／台北報導〕在家自囚十餘年是什麼滋味？將於今年二二八正式開館展示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重建了一座小柴房及夾層；二二八受害者施儒珍當年為了躲避政府的追捕，把自己關進這個只能躺臥、無法起身的柴房夾層內，終至病逝。
二二八受害者施儒珍為躲避追捕，家人在柴房內蓋一小夾層，將其藏匿於其中，圖中的小洞是用來送食物的出入口。（記者曾韋禎攝）
施儒珍在小柴房夾層內只能平躺，難以站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特地將側面挖空，藉以呈現夾層之結構。（記者曾韋禎攝）
位於台北市南海路及重慶南路口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原為日治時期的台灣教育會館，國民黨在戰後接收改為台灣省參議會；省議會搬往霧峰後，美國租作在台新聞處使用；台美斷交後，改為美國文化中心。行政院在二○○七年核定其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預定地，定於下週一正式開館展出。
國家館共有二層，一樓北側為二二八基金會的辦公處所；二樓為主要展場。
國家館在六年期的二二八常設展內，興建一座小柴房。基金會執行長廖繼斌指出，施儒珍在二二八後，因涉嫌閱讀左派書籍遭政府追緝，家人先在他堂伯家中挖地洞，讓他在裡面躲了將近兩年。
弟砌二尺寬密室 僅容一人躺臥
為不連累其他親人，施儒珍弟弟施儒昌在柴房砌出二尺寬的夾層，僅容一人躺臥，無法站立。施儒珍就躲在夾層內，每天送飯、遞排泄物時，就得拆下一、兩塊磚頭，再重新砌上；若施儒珍想出來活動一下筋骨，就得多拆幾塊磚。施儒珍在此躲藏十八年，至一九七○年病逝，當時才五十五歲。
廖繼斌表示，他們搬回施家的舊磚，在此重建當年的小柴房，並鏤空其側面做出當年一樣大小的夾層，讓參訪者知道裡面究竟有多狹小，目的就是讓大家知道二二八的恐怖，即便是倖存者，為了不想被政府逮捕，竟願在這種環境躲藏十八年。
展區還用一面牆展出所有申請補償的受害者姓名及照片，但竟有六、七成受害者，連其家屬也無法提供照片，館方也希望藉此次展出，協助家屬找到受害者遺留人間的影像
施儒珍（1916年－1970年），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自囚」的思想犯，被稱為是台灣版的安妮·法蘭克。出生於新竹市香山區。
施儒珍自從宜蘭農校(現國立宜蘭大學)畢業後即有反日本統治的思想，由於受到台灣文化協會成員黃旺成的想影響，施儒珍便帶領十多位青年，有意潛赴中國參加抗日活動，由於事跡洩漏，施儒珍遭到日本警方逮捕，並被處有期徒刑六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但是施儒珍對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腐敗的政治作為卻逐漸不滿，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施儒珍對國民政府澈底絕望，便開始參與左翼讀書會活動，企圖推翻國民政府，結果在二二八事件後的清鄉之中，施儒珍便成為軍警的拘捕對象。施儒珍先前往親舅舅家躲藏三天，結果導致舅舅被捕並處以有期徒刑三年的牢獄之災；之後又躲到堂伯家的屋旁洞穴裡達兩年，最後才由胞弟施儒昌掩護回家，藏在柴房的隔間牆內。而這一藏就是十八年。
施儒昌在家中隔出一道寬約兩尺的假牆藏匿施儒珍，供躲藏其中。每日拆除部分磚塊送飯，然後天黑前讓施儒珍出來活動，夜晚再回夾層內，以相思樹灰燼混合水泥再封牆。但是施家仍然不斷地受到軍警騷擾。最後施儒珍在「自囚」中罹患黃疸，但是不敢找醫生診治，而病逝家中囚室，享年54歲。而施家也不敢聲張，將施儒珍草草掩埋於後院中，結束施儒珍在家中自囚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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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就是屠殺，反不反都要殺（管仁健）
2015/02/26 19:49
新頭殼newtalk2015.02.26 文/管仁健
四、五年級生應該都有印象，我服役與當代課教員那幾年，每逢228，軍公教警無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情治機關甚至廣派鷹犬「滲透」各單位，若是不慎被這些走狗貼了反動標語，該單位值夜者連同主管都還要被懲處。
如今當權者雖然年年228都會行禮如儀的追悼受難者，但在之前的113與之後的45這兩天，依然去桃園向那2具殭屍「謁陵」。這種變態到又拜殺人者，又拜被殺者的荒唐行徑，看來不等他像阿扁那樣下台後進土城報到，歹戲一定還要拖到棚垮犬散為止。
據2015年2月26日《自由時報》報導，228事件紀念基金會昨日舉辦《見證228》新書發表會，包括民進黨前主席姚嘉文及多位受難者家屬與會。新書邀人權攝影家潘小俠、白色恐怖受難者楊碧川、人權及文史工作者陳銘城參與，總計採訪拍攝228位受難者或遺族，受難族群包含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4大族群，事件發生地點遍及台灣全島。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本身也是228受難者家屬，他的伯父陳成岳在事件中被槍決。據陳成岳的媳婦陳賴麗卿在書中受訪指出，陳成岳出身羅東醫生世家，戰後曾任台北縣參議員，228時擔任羅東地區治安委員會主委，維持地方治安，營救並安置40多名外省人，兩個月後卻被警察抓走，4月29日晚間被抓到舊蘭陽橋上槍決，滾落橋下後，還被槍尖刺到死。
其實早在阿扁還在位時，國民黨就在2006年2月22日的中常會裡，由黨主席馬英九定調228事件是「官逼民反」，但這種無稽的推論隨即引發爭論。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昨天表示，他的伯父陳成岳當年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醫生，根本沒有「反」卻被殺害，他曾向馬英九總統表示，228事件是官逼民反的說法，他無法接受。
陳士魁還表示，228受難者家屬張安滿去年就曾表達，不能接受國民黨定調的「官逼民反」說，而張安滿的心情他能理解。事實也就是如此，很多受難者當時根本沒反，也不敢反，純粹就只是在國軍清鄉時無辜被殺。去年中樞紀念儀式到花蓮舉行時，陳士魁說，他曾向馬總統當面表達，而他也相信馬總統聽得懂他的解釋。
正如好友蔡其達說的：「可以理解受難家屬不願揹負『官逼民反』的心理；但以順民姿態求平反，只會乘了統治者的心願。不論228、白色恐怖，若永遠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人，那麼轉型正義就只會空轉，民主、人權的根基永遠不踏實。」當然，從歷史來看，228的來龍去脈，實在不可能用有限的幾千字解釋清楚。我只好借用胡忠信大哥的破題法：「先講結論，228就是屠殺，反不反都要殺」。
228發生在二戰結束後1年多，老蔣剛從日本手上取得對台統治權，但這時兩岸之間的發展已天差地別。不要提什麼法治、經濟、教育，就拿最基本的衛生來說吧！老蔣這麼一個野蠻的軍閥，要統治一個相對文明的地區，悲劇就已揭開了序幕。
1896年馬關條約簽定後，日軍入台面對了各地的抗日民兵，結果戰死的只有164人，卻病死了4,642人，病死是戰死的40倍。台灣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的流行，逼得日本政府一度考慮讓中國贖回台灣。諷刺的是台灣的蚊蠅，竟然比反抗軍更能讓日軍懼怕。當時日軍的《征台衛生彙報》中如此描述：
「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
日本治台之初，致力於衛生醫療的改善。從廣建醫衛設施到普及教育，並禁止妨礙衛生的民俗。更透過強制的「港口檢疫」，將台灣與外來病源（主要來自中國）隔離開來。終於有效地防治鼠疫、天花、霍亂、瘧疾、白喉、傷寒、猩紅熱等瘟疫。
但是，戰後老蔣一「光復」台灣，政治經濟倒退也就罷了，士兵上街搭車、看戲、買東西都不付錢也罷了，連絕跡多年的天花、鼠疫、霍亂等瘟疫也都「光復」了。1947年2月27日，就在228事變爆發前一天，《民報》社論就這樣說：
「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雖然剝削無所不至，但是關於瘟疫和飢荒卻經漸漸變作不是天命了。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卻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
老蔣派來的接收部隊與官員，在經過殘酷的日軍統治後台灣人眼中，簡直是一支乞丐兼強盜的團體。品德的低落已讓人無法忍受，個人衛生習慣更是讓人無法恭維。隨地吐痰、大小便，讓瘟疫的一發不可收拾。連台灣省政府公營的《台灣新生報》，在1946年3月6日社論都坦承：
「我們向來自認台灣是個衛生樂土，而所以能確保這衛生台灣的榮名的原因，全在衛生思想普及，防疫設施完備這2點。關於這一方面，我們不容諱言，是日本殖民統治功罪史裡的一個不能消滅的事實。」
從老蔣個人的昏庸自私，到兩岸發展上的落差，會出現228事件，絕非歷史的偶然，而是現實的必然。因此大家可以發現，228事件一等國軍登陸，只要日治時代曾在中國生活過的台灣人，無論左右，都是先逃再說。然而大多沒有中國經驗的台灣知識份子，以為祖國的軍隊總不至於比異族的還殘暴吧？結果國軍一登陸後，立刻針對全島知識份子作了大屠殺，受害的名人包括：
台灣第1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歸來的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煉、專賣局煙草課長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連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複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的著名律師湯德章、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
這些不勝枚舉，台灣各地的社會菁英，絕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動，但卻無故遇害，國軍既是前來「平亂」的，為何卻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顯然他們不是被誤殺的，因為不可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裡，有那麼多社會菁英人士會如此「巧合」被誤殺，那是老蔣安排下有計劃的謀殺。經過這場知識份子大屠殺（當然有更多平民百姓，還有些外省人也跟著陪葬），台灣人從政的機會更少了。當然，對擁有無限權力當權者來說，屠殺就只是要立威，反不反都要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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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國家歷史
2015-03-15 06:00
◎王美琇
人民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米蘭．昆德拉〈笑忘書〉
悲痛的歷史，就是台灣人的BACKBONE（脊椎）。我一直這麼認為。
認識、體悟和記憶那種深刻的痛，然後，找到身為台灣人的意義和責任；然後，台灣人的背會挺得更直；然後，當我們迷失時，可以找得到初心。
和解方程式太虛假
二二八紀念日甫過，轉型正義有往前再推進一步嗎？或者只剩下行禮如儀的紀念儀式？一方要求歷史真相，一方高喊和解，冰冷的高牆依然對峙。馬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對台灣的歷史悲劇有真正的徹悟反省嗎？恐怕沒有。一切都像在演戲。他們的和解方程式實在太虛假：二二八官方儀式照樣上演，而教育部強硬通過的新調課綱「八月要上路」，絲毫沒有退讓。
眾所周知，這個「調整比率超過六十％的新課綱」就是要重返大中國史觀，讓台灣史觀退位，以及把「白色恐怖」從公民和歷史課本中「徹底挖掉」，讓老師授課時跳過「白色恐怖歷史」，一切悲劇彷彿從來沒有發生。
二二八大屠殺和白色恐怖的歷史傷痕有多深？幾萬名被害者是如何受害？他們的家屬後代如何度過「被社會遺棄」的漫漫歲月？他們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台灣社會的受傷又有多深？長輩們千萬個叮嚀「不要涉政治」不就是從此而來？這麼深刻的歷史傷痕有經過療癒過程嗎？有寫進憲法和教科書告訴子孫「絕不要重蹈歷史覆轍」嗎？沒有。什麼都沒有。
中國國民黨只是要想盡辦法「把一切骯髒事掩埋掉」，然後，讓二二八當天有個紀念儀式，社會每年陣痛一次。反正忍兩天就過去了，掌握政權比較重要。
遲到六十年的遺書
甫過世的張炎憲教授、口述歷史工作者和諸多台灣史老師們二十多年所做的，就是在搶救被掩埋的台灣歷史，以及療癒受害者家屬和社會的創傷。最近剛出爐的新書「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時代失落的人」，更讓我們讀來痛徹心扉。
書中記載，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判死刑的政治犯，在被槍決前所留下給親人的最後遺書，竟被當局扣留近六十年才回到親屬後代的手中。根據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一日軍法處簽呈記載：「陳良致其母、兄的遺書內稱：『這條路時時都有降臨在每個人身上的可能。』、『該為時代犧牲的孩兒而驕傲』之句，似有暗示『台灣獨立』為『時代』使命之意。…此遺書似不宜送達其家屬，而免發生不良影響。」（註）
「遺書，沒有送達。因著文字裡燃燒著理想的光，讓統治者難以忍受。」採訪書寫的作者這樣詮釋。這些政治受難者不但生命被剝奪，甚至連跟親人最後道別的遺書，也被封藏、掩埋了近六十年。
「從被捕到刑死，十五個月又十二天，劉耀廷從來不曾獲准與他的妻子施月霞見上任何一面。秘密逮捕，秘密偵訊，秘密審判，秘密改判，秘密槍決，一切形同謀殺。」（註）
「黃溫恭受難後，家族的悲劇並沒有劃下休止符。過去五十多年來不斷侵襲黃家，不論求學、就業、遷徙或出國，均長期遭掣肘。當時，警察三天兩頭就會上門做『戶口調查』，美其名是關心戶口流動，實際上是對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長期騷擾與精神轟炸。…膽怯的黃楊清蓮（黃溫恭之妻）養成隨身帶著小包包，裡頭放著身分證以備檢查的習慣。即使晚年失智，她依舊每天拿出身分證反覆確認著、呢喃著：警察就要來檢查了，丟掉會被抓去關…。風燭殘年的老嫗，已不記得自己的女兒和孫女，但那深深刻印在內心深處的恐懼，卻怎麼也忘不掉。」（註）
這就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及其家屬所經歷的生命創痛。
我們必須深刻體悟和記憶這樣的痛，才能了解前人付出的代價有多大，以及「人權」與「民主自由」必須落地生根的真諦。
國家歷史立足台灣
用記憶抵抗遺忘，是確認身分認同的一種必要。了解歷史真相，是為了知道「我是誰」和「我們是誰」，更是為了形塑國家的精神面貌。
前南非大法官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曾說：「一群沒有共同記憶的人不可能組成國家，也不可能孕育出共同的公民精神。你不可能在同一塊土地上有一套白人歷史，一套黑人歷史，而且兩者毫不對話，各自表述。你需要有一套單一、普遍、被大多數人接受的國家歷史。」
沒有共同歷史的國家，注定成為分裂的國家。台灣終究不是中國，中國歷史和國民黨的黨史不應該、也不能成為我們的國家歷史。我們的國家歷史必須立足於這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台灣。這是凝聚台灣人生命共同體的國家想像，也是讓子子孫孫在這塊土地上攜手創造未來的必要抉擇。
如果中國國民黨不願放下「中國」，繼續抗拒面對歷史真相，也不願推動讓台灣歷史進入教科書且成為人民共有的國家歷史，只是更證明這樣的政黨，實在不配在民主選舉時代成為台灣人民的選項。讓它繼續挫敗到底，也許就是催促它徹底反省的唯一手段了！
至於民進黨的最後一哩路，不僅是重返執政，未完成的國家歷史，更是重中之重啊！
（註）取自「無法送達的遺書」一書
（作者王美琇為專欄作家）
沒有《寄生上流》的幸運，他自願寄生牆洞17年、終孤苦病逝牆內…他：台灣從不缺苦難故事-風傳媒
沒有《寄生上流》的幸運，他自願寄生牆洞17年、終孤苦病逝牆內…他：台灣從不缺苦難故事-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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