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1946-1952），簡稱中共台灣省委、台灣省工委、省工委，是中國共產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台灣成立的省級組織。由於台灣在日治時期曾有共產主義政黨（即台灣共產黨）存在，省工委成員中亦有一些前台灣共產黨的成員，但是省工委與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並無繼承關係
成立 https://is.gd/gdwFp6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的起因在於1945年9月時中國共產黨命其黨員蔡孝乾（原台共黨員，彰化縣人）返台成立組織，1946年8月，蔡孝乾返台，於台北市林樑材家中與原台灣共產黨黨員集會，在會中蔡孝乾說出中國共產黨指示要在台灣成立黨的組織，於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就此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後，即陸續在新竹、台南、嘉義、高雄等地成立工委會與支部[2][3]。
活動
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經歷戰亂的台灣，百廢待舉，問題眾多。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因軍政人員貪腐失政、紀律敗壞、壟斷民生物資買賣、扼殺民間貿易、掏空民生物資、濫印鈔票應付財政支出，導致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台灣各地反抗之聲頻傳。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統戰宣傳和武裝推翻國民政府的行動，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遂在此背景下加強在台的工作。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中共台灣省工委尚屬於初期立足時期，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及各地支部所屬中共黨員七十餘人[4]。二二八事件當時，在嘉南起義，多人合組反抗陳儀政府的台灣自治聯軍，其中的張志忠與李媽兜即為中共臺灣省工委的成員[3]。另外，根據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2010年8月5日的報導，稱1949年中，省工委曾向中共中央報稱其地下黨員有1300人，並提出「攻台建議書」建議解放軍於1950年4月進攻臺灣。臺灣省工委在台北市發行《光明報》。
從1946年蔡孝乾在台北地區透過老台共廖瑞發成立中共台北市委，吸收郭琇琮將組織擴大到台灣大學、台大醫學院及宜蘭地區，成立學生工作委員會主要由外省李徐懋德領導，在北中南各區學校成立工作委員會，負責學生之統戰及學運，如聲援五二〇運動、反飢餓反內戰，導致四六事件，後期由李水井，北部地區原由張志忠領導，基隆由鍾浩東負責發展組織，後張志忠回到嘉義地區，桃園、海山地區由陳福星領導，洪幼樵負責中部地區，成立中共台中市委，另有武裝工作委員會，進行綁架勒贖、暗殺、搶劫等活動，以李漢堂、施部生、呂煥章為主[5]，南部地區台南由李媽兜負責，高雄由劉特慎發展，香港會議後陳澤民擔任南部地區主要負責人，持續發展組織，主要以牛犁會鼓動在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時反抗地主，。[2][6]
覆滅
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其在統治區內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軍隊隨即加緊進占全中國各大省市，並積極籌劃對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發起進攻。然而，隨著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海軍開進台灣海峽，人民解放軍被迫放棄跨海進攻台灣的計劃。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組織活動，在解放軍無力攻台的情勢下，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
1949年8月，中共台灣省工委發行的《光明報》遭國民黨政府破獲。10月，省工委在成功中學、臺灣大學法學院、基隆中學等處的分部亦相繼被破獲，多名負責人被捕；10月31日，省工委高雄市工委會亦被偵破，書記陳澤民（化名老錢）、委員朱子慧被捕，對其組織構成重大打擊。其後相繼爆發的基隆中學事件、鐵路組織案、竹南區委會案、楊梅支部案、松山第六機廠案、竹東水泥廠案、苗栗油廠案、佳東支部案、麻豆支部案打擊了中共在這一地區的組織活動。1950年3月，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後變節，加入國民黨，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後官拜少將軍銜），並供出中共在台人員，導致千餘人遭到株連[7][8]。工委山區游擊武裝1950年代初期在三義、大湖、三灣一帶活動，其竹子坑據點於1950年春被破獲。1950年5月，副書記張志忠被捕；蔣經國多次到獄中探望張志忠，勸降遭拒；張志忠於1954年3月遭到槍決。1950年5月，陳福星等人又重新整合組織，至1951年春天時，組織的領導機構又重新建立，但到了1952年4月時，陳福星、曾永賢等組織領導人被捕。1952年底，省工委位於石碇鄉鹿窟村的基地遭軍警特務包圍並掠捕村民，株連無辜民眾數百人，史稱鹿窟事件。在國民黨政府持續加強對臺灣的控制，以及對共產勢力的強力整肅下，省工委在臺灣再無組織性武裝反抗的實力。
組織
1947年當時，中共台灣省工委黨員只有七十餘人，在台灣尚不構成氣候。1949年底，黨員人數尚不滿千人（根據蔡孝乾的供述）。1950年3月，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後向國民黨供出中共在台黨員，因而被捕入獄的人數有1800多人，加上其它逃走如金堯如等人，推測1950年當時中共在台黨員最少2000人以上。省工委主要的成員有蔡孝乾、張志忠(1946年加入)、陳福星(1946年加入)、金堯如(1947年加入)、廖瑞發(1947年加入)、張明顯(1947年加入)、簡吉(1949年加入)等人。蔡孝乾擔任省委書記為主要領導人，張志忠擔任省委副書記兼武工部長，金堯如擔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
中共台灣省工委在台設立全省性組織和地區性組織。全省性組織包括台灣省郵電黨支部、台灣省鐵路黨支部和學生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台灣省學委）。地區性組織則有中共基隆市委、中共台北市委、中共台中市委、中共台南市委、中共高雄市委等各區組織。 https://is.gd/gdwFp6
張志忠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tinyurl.com/y4yehjgu
蔡孝乾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tinyurl.com/y48znwgw
梁慕嫻：中共在台灣的火種不知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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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9-01-16 4:19 PM 標籤: 梁慕嫻, 臺灣, 中共地下黨,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碧雲禪寺, 魏明仁
【大紀元2019年01月16日訊】連續追蹤「台灣彰化縣二水鄉碧雲禪寺，被親共人士魏明仁改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社會主義民族思想愛國教育基地』」這則新開之後，我腦子裏出現了「台灣有沒有中共地下黨」這個問題。
歷史上，中共地下黨確曾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台灣進行革命活動。
根據新聞工作者徐宗懋在一篇題為「追尋匪諜滄桑，探索國共和解」的文章中報導，2001 年他在《老照片》系列書籍文稿中，發現1950年中共地下黨在台灣被摧毀的慘烈過程。其中著名的「吳石案」，包括國民黨原國防部次長吳石，副官聶曦，原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共華東局派遺人員朱諶之共四人，被判處死刑，於馬場町被槍殺。
文章中，徐宗懋根據「國防部保密局」資料簡述了當時的狀況。1945年中共由延安派台籍高級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來台後組成的省工委共有四名委員：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和陳澤民，分別掌管武裝，宣傳和組織等事務，並陸續在台北，基隆各地建立多個地區工委會。
1947年國民黨保密局先後逮捕了陳澤民和蔡孝乾，蔡在一週之內投降，供出所有同志名單。其中供出朱諶之的任務是來台與吳石聯絡，取得重要軍事資料。在蔡孝乾安排下逃回中國時，於浙江定海被捕。
至於另一位著名共產黨員謝雪紅的經歷，也可說明共產黨在台灣的存在。謝雪紅雖然是台灣人，早期是否中共黨員存疑，但終其一生不可置疑地都是為共產黨工作。1925年她去過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回台後創建的台灣共產黨，其實是由共產國際領導的日本共產黨負責指導，說明她在台灣的革命工作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進行的。
即是說，無論是日本共產黨或台灣共產黨，以及她後期加入的中國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根本沒有分別。不要以為她的台灣共產黨有「台灣獨立」，「成立台灣共和國」等追求就等同於現代台獨的理念，這不過是共產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策略而己。在「二二八事件」中，謝雪紅她組織二七部隊抵抗國民黨，目的也只是完成共產黨的任務，並非為台灣人民爭權益。筆者認為把一個共產黨員稱為台灣革命女英雄並不恰當。
此外，還有地下黨員金堯如在回憶錄中承認，1947年他曾在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常委工作，任職宣傳部長。至年底，被在南京的國民黨蔣介石偵悉，下令緝捕。幸而中共埋伏在南京高層深處有人緊急通知，命他轉移到香港找中共中央南方局方方書記和喬冠華，於是得以逃離死地。他以後在香港工委領導下工作，1950年擔任香港工委（當時公開招牌是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聞戰線的黨書記。
盡管當年的蔣介石曾經狠狠地剿共，但由於有毒的愛國主義思想的作崇，中共仍然會留下火種的。經過兩岸通航，民主轉型，台灣成為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社會。那些潛伏的火種自然地利用自由的空間開始活動，而遠在大陸的中共當然地會乘着自由回來找尋這些火種。魏明仁是最好的例子。
魏明仁早年取得碧雲禪寺產權後，於2015年參加「大道之行，尋根之旅」旅行團，在中國陝西參訪活動。2017年1 月1 日在「教育基地」舉行升旗禮，升的是中國共產黨黨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同時播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有超過一百人參加活動。同年1 月21 日他又在「教育基地」舉辦誓師活動，進行升旗及奏歌儀式，共有四百人參加。至2 月22 日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更明目張膽地舉辦向二二八起義共產黨員致敬活動。
這一切是怎會發生的？
作者梦仙的文章《訪問台灣愛國人士魏明仁先生》，可以為我們找到一點線索。作者於2014年率團來台參加于右任先生紀念活動中，經西安朋友介紹結識了魏明仁。在文章中，梦仙問魏明仁：「你為甚麼那麼愛國？你的動力是甚麼？」
魏明仁回說，他祖籍是福建漳洲，爺爺早年來台，父親魏元奇出生在台灣。先祖父輩重視國學，教育他孔孟儒家思想，他從少接受中華傳統文化熏陶。父親於2007年去世之前，向他交代兩件事：一是父親曾在台灣南投縣參加過『讀書會』，研讀過共產黨成功的歷史，認為中國真正的希望在大陸，在共產黨。二是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宗在大陸中原，希望自己過世後，讓他到中國古城長安（西安），然後到黃河邊取黃河泥沙水澆到自己的靈前祭奠。
2013年元月，魏明仁帶着父親的遺願飛抵西安，在陜西合陽的朋友李耀君幫助下，到風陵渡黃河邊，先捧飲了黃河水，然後灌取了三塑料瓶的黃河泥沙水帶回台北，分十站把黃河水灑遍寶島台北。
這裏提到的讀書會就是尋找地下黨的線索，中共的秘密讀書會是發展黨員的工具。在香港，讀書會己經遍地開花，本人也曾為地下黨組織過不少讀書會。（請參閱拙文《消失的香港地下黨》）事情非常明顯，魏明仁就是中共在台留下的第二代愛國火種，於2013年開始在西安發芽，至2014 年受訪及2015年在西安旅遊時與中共接上了關係，2017年開始為中共做事。這樣的中共火種不知還有多少？
文章寫到這裏，筆者想向台灣的朋友們請教：當年蔣介石的剿共行動，是對還是錯？現時在台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合法還是否非法，應否取締？
2018年12月18日 https://is.gd/ieb9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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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二二八》書摘之二：中國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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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翠蓮 2017年02月27日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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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事件今年屆滿70週年，我們仍必須不斷追問，它為何會發生？為何以暴力鎮壓收場？以及帶給臺灣社會哪些衝擊與影響？（攝影：蘇郁晴）
…國府當局也將二二八事件歸咎於共產黨煽動。三月十日，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總理紀念週談話，首次針對二二八事件發表看法。蔣介石說，二二八事件是因為「昔被日本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臺人，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二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對全國廣播則稱：「光復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惡意宣傳，破壞詆毀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臺灣少數共產黨及野心家，亦同時在臺顛倒是非，造謠惑眾，利用緝私案件，掀起二二八事變的暴動大風潮。」究竟，共產黨在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國共產黨中央任命蔡孝乾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九月蔡孝乾離開延安，十二月抵達江蘇淮安，向中共華中局請調洪幼樵、張志忠、林英傑等人潛返臺灣。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蔡孝乾為省工委兼書記、洪幼樵為省工委兼宣傳部長、張志忠為省工委兼武裝部長。根據蔡孝乾被逮捕後的供詞，中共省工委會的組織發展極為有限，因為蔡氏離臺已十八載，對臺灣情形極為隔閡，又怕暴露身分，只能與日治時期臺共人士聯繫。他命張志忠經由謝雪紅，聯絡王天強、楊克煌、廖瑞發、謝富、孫古平、簡吉等人，並由華中局派來季澐（張志忠之妻）、詹世平（吳克泰）等人，再經李偉光介紹了員林醫師林糊、接洽潘華（李友邦祕書）、發展李媽兜的關係，至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全省黨員不過七十餘人。
因為共產黨員人數極少，蔡孝乾供述，中共省工委會對於二二八事件「實在起不了整個領導作用」：
對於北部的武裝暴動還沒有力量可以控制，新竹地區的林元枝部那時也未有聯絡，只有張志忠在中南部領導的武裝工作，組成了「自治聯軍」，並由謝雪紅在彰化一帶領導武裝群眾數百人，參加了二二八的暴動。但因力量不足，很快就被國軍解決。張志忠的少數武裝力量，自從襲擊西螺警察所事件失敗後，完全消失，張也從此不能再回嘉義工作，謝雪紅等也就此逃離臺灣。
蔡孝乾供詞中把謝雪紅及其部眾算做中國共產黨的一支，有商榷的餘地。謝雪紅是活躍於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舊臺共分子，其所從事的群眾工作與中共省工委會未必有關，甚至戰後初期謝雪紅本身是否已具有中共黨員身分，都是疑問。負責發展老臺共關係的張志忠就說：
我們雖然覺得有爭取老臺共的必要，唯認為老臺共有以下缺點，即很紅，目標太大，鬥爭方式太公開的鋒頭主義，接近他們很危險，而且他們自高自大，不能虛心接受領導……謝雪紅……我曾和她聯繫，因為她不能接受領導，所以在臺灣的黨籍並未恢復。
二七部隊幹部古瑞雲針對謝雪紅的黨籍問題指出，一九四六年底蔡孝乾到臺中找謝雪紅，當時謝氏要求恢復黨籍，並請求讓她所組織的人民協會成員集體加入中共，但蔡孝乾認為中共黨章規定只能各別申請，不能集體入黨，至於謝雪紅個人則需填寫入黨申請書及經歷。謝雪紅拒絕了蔡孝乾的要求。直到一九四八年香港會議時，蔡孝乾仍不承認謝雪紅為中國共產黨員。由於謝雪紅與中共在臺工作委員會領導人蔡孝乾自日治舊臺共時期就一直存在矛盾，兩人對戰後臺灣情勢評估又有分歧，謝雪紅顯然不受蔡孝乾的指揮領導。
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在國府援軍抵達前往埔里撤退。但因情勢瞬時逆轉，謝雪紅與楊克煌並未堅持長期鬥爭，也未與部隊同進退，反而在國府軍進攻埔里前的三月十四日，以「保存黨的力量」為由，先行遁逃。被拋棄的二七部隊隊員們在失去領導、缺乏糧食彈藥補給的不利情況下，終究寡不敵眾，難逃潰散的命運。……
※作者陳翠蓮：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記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已出版《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戰後臺灣人權史》（合著）、《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合著）、《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一九五○》等。
本文摘自《重構二二八》一書第四章第四節「中國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頁二四○─二四二。由衛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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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入校園的風暴——省工委與五〇年代白色恐怖
◎生傳三 廖翊筌 人類二 陳瀅 https://is.gd/auIop4
大多數的臺灣人民，對於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不是陌生，就是有相當程度想當然爾的誤解。然而，隨著官方資料的解密，受難者口述歷史的出現，還原這段歷史的線索，讓我們得以一窺白色迷霧中的真相。近幾年來，大家已經不再懷疑，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確實存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以下，讓我們簡略地介紹省工委的起源，以及省工委與校園白色恐怖的關係。
政治脈絡：國共內戰下的臺灣
光復初期，臺灣的社會充斥著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愉悅，以及回歸祖國的期待。遺憾的是，這樣的期待，隨著陳儀政府毫無紀律的統治手段消散無蹤。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警方一次粗糙的查緝私煙行動，點燃臺灣人民長期累積的不滿。各地大規模的抗議與動亂驚動了統治者，行政長官公署連忙向中央請求軍隊鎮壓，這就是大家熟知的二二八事件。
另一方面，臺灣的命運，也受中國本土國共內戰的局勢牽引著。一九四七年年初，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一九四八年到隔年年初的三大戰役，局勢逆轉，採取主動攻勢的國民黨，從全面進攻轉變為全面退守。當時，蔣介石已預見國民黨在大陸無可挽回的潰敗局勢，早把目光轉向到海峽對岸的臺灣。同樣的，共產黨也注意到臺灣在國共爭鬥中，日趨明朗的關鍵地位。在一九四八年年中，中共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臺灣是國民黨最安定的後方，並積極發展在臺灣的地下組織活動。
為了保存國民黨最後的反攻基地，蔣介石逐步加強對於臺灣的控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任命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規定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為全省各縣市戶口總檢查時間，清查臺灣島上的各類人口。同年的五月二十日，頒布了《臺灣省戒嚴令》，正式將臺灣納入戰時狀態的一環。此後，透過一系列的出入境管制與特別法規，國民政府已經做好了「決戰臺灣島內」的前置工作。六月二十一日制訂的《懲治叛亂條例》，也為國民黨稍後的殘酷掃蕩，提供了法律上的基礎。
國共鬥爭的地下戰線：省工委在臺灣
日本宣布投降不久，中共即派遣臺籍幹部組成「省工委」，由蔡孝乾任省委書記，領導臺灣島內的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以後，幹部們陸續潛入臺灣，著手地下組織的籌建。起初，省工委只能從舊有的人際關係發展，到二二八事件前，全臺僅有七十多名黨員和幾個城市支部。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對省工委來說是始料未及的。未有預先準備的省工委，只有個別黨員透入地方性質的抗爭。事件過後的清鄉，使得積極參與事件的城市地區地下黨，陷入了地下工作的低潮期。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地下黨逐才漸恢復了活動，到一九四八年香港會議之前，已經有將近三百名黨員。
一九四八年五月到六月，中共高層於在香港召開「臺灣工作幹部會議」（即檔案所稱之「香港會議」），擬定了快速擴張組織的工作目標，至一九四九年底，省工委共計有十七個市區工作委員會、二O六個支部、十個武裝基地，另有三個全臺性質的工作委員會，即「學生工作委員會」、「郵電職工工委會」、「臺灣省山地委」。
其中，「學生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學委會）成立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原稱為「臺灣大學學生支部」，隷屬於「臺北市工作委員會」，負責全臺各大專院校學生的組織發展及學生運動領工作，下轄臺灣大學法學院、工學院，以及師範學院等近十個支部小組。其後，擴大為「學生工作委員會」，以臺大、師院學生為主要發展對象，工作目標著重在培養幹部，畢業後的幹部多轉至縣、市、區委員會等地方系統，開展各地區工作，進而展開全臺的學生運動。也就是說，學委會擔負著發展學運，以及培育地下組織工作幹部的任務。
警鐘：三二九青年晚會與四六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不少臺大師生投入抗爭，政府雖於事件後對學生從寬免咎，但其後之綏靖、清鄉，以及一連串的訓導措施，均使得校園活動趨於沈寂。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臺大與師範學院的學生因單車雙載遭警拘捕，引發兩校學生不滿，曾三度赴市警局請願，要求立即釋放扣留學生。學委也動員了眾多學生高喊著「團結就是力量」、「警察無權打人」、「反對法西斯迫害」、「反對內戰，要和平」、「反對官僚作風」、「保障人身自由」及「吃公吃光」等口號示威遊行抗議。
同年三月廿九日，臺大和師大為主的學生自治會成員，在臺大法學院操場舉行「青年晚會」，宣布在各校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成立臺灣學生聯盟和臺北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並呼應中國各大城市學生運動「結束內戰」、「和平救國」、「反飢餓，反迫害」的訴求，號召全省學生的串連。結果，這樣的訴求引起情治單位的注意，認為其中可能有共黨勢力滲透，掀起全省學潮的企圖。
四月五日傍晚， 警備總部以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甚至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人員為由，下令逮捕六名師院學生。師院學生領袖周慎源亦遭到誘捕，隨後脫逃。臺大與師院的學生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隔日早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政府綁架學生的暴行。六日凌晨臺灣省警備總部副司令彭孟緝與保安處處長林秀欒親自坐鎮指揮，逮捕臺大學生二十多人、師院學生兩百餘人，此即為「四六事件」。被逮捕的學生多數被家長「領回管教」，少數被處一年至兩年不等的徒刑。
肅清：白色恐怖下的臺大
在四六事件之後，校園內的管制日趨嚴格。學生將不論在圖書館借書、領取掛號信都要檢查身份證，甚至遭遇陌生人時都得立即出示身份證，以證明身份。同時，為避免共黨勢力與異議思潮深入校園，學生社團也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甚至遭到解散。情治單位編有「臺大課外活動團體暨負責人名冊」記錄學生詳細的資料並對社團充分的掌控，而學生的自主性活動則趨向沉寂。情治單位甚至成立學運組，用以調查學生活動，了解當時學生在校內、外的言行舉止，使其成為監控之目標。
五月十九日，臺灣省警備司令部所頒布「戒嚴令」，宣布隔日全臺實施軍事戒嚴。六月二十一日頒布「懲治叛亂條例」；翌年六月十三日頒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賦予臺灣省警備司令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調查局等情治單位極大的權力，對共黨黨員或左傾思想者即逕行逮捕、拘押，在在使得校園活動及臺灣社會陷入停頓。校園中百花齊放的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都可能被視作反對的陰謀。一九四九年八月以降，省工委的地下組織逐漸遭到破壞，臺大師大內的學委會，也陷入了大逮捕的風暴之中。往後數年內，大量參與地下組織的學生遭到槍決、監禁，此為校園中白色恐怖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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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委領導班子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投降國民黨後，發表告全省黨員書，該文可視為一篇省工委的簡史。(圖片翻攝1950.05.14中央日報4版／作者提供）光輝蒙塵的台灣魂 白色恐怖大逮捕七十周年祭 -- 上報 / 評論 https://bit.ly/33eucPk
今年是「白色恐怖大逮捕」70周年。70年前，也就是1950年，台灣戰後最大規模的逮捕行動進入白熱化階段，從年頭到年尾，國民黨的軍警特機關無時無刻不在抓人。根據後來國防部提供的資料，光是1950年，因為「叛亂」及「匪諜」案件被捕的就有1882人，比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總逮捕人數還多，平均每天有5個人被消失（秘密逮捕）。然實際數據遠高於此，因為很多人短暫羈押數日、十數日或數十日後即被釋放，沒有移送軍法處。之後，1951到1954年，官方統計每年仍有上千人被捕。整個1950年代抓了將近一萬人（意味有一萬個家庭因此破碎），而被捕者大部分是年輕人。
台灣青年的大犧牲時代
那是台灣青年的「大犧牲時代」，對許多二、三十歲青年而言，則是真真實實的末日；擺在眼前的，不是浪漫愛情或燦爛前程，而是血腥的刑求和斃命的刑場。更多人被送到綠島集中營，還有許多人逃亡深山，與蟲蛇飢寒為伴。這場末日悲劇和二二八一樣，都緣於台灣在戰後被「送中」後，遭受外來政權的凶殘鎮壓，而國際社會都毫無聲援，坐令悲劇無止盡擴大。
這場世紀悲劇的關鍵字是「中國共產黨」，大部分因涉共案件被抓；而其中大部分又是牽涉到「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的案子。從官方到民間，從70年前到70年後，普遍對這13個字顧名思義，不求甚解，認為這些案件的受難者就是中共黨員（官方也許清楚真相但樂於誤用），其實這是對台灣近代史最大的迷思之一。無法破解這層迷思，就無法看懂這段台灣史，也無法了解這數千名青年犧牲受難的意義。
省工委：不是中共的中共
要破解迷思，必須藉助李登輝那句「我是不是我的我」的名言。這句話極具哲學高度，不只是講李登輝，也是講台灣近代史。沒錯，台灣是「不是台灣」的台灣（國民黨不認台灣，只認中華民國；國際社會不認中華民國，只認台灣），省工委則是「不是中共」的中共。它雖頂著中共招牌，但從裡到外，與中共迥然不同。它雖由中共華東局（或上海局）催生，前期（1946.04-1949.05）與中共尚有時斷時續的聯絡；但陳誠在1949年5月發布戒嚴，以及省工委領導班子從1949年10月起陸續被捕後，情勢丕變。
關於這情勢，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台灣與中國海峽相隔，二是省工委沒有電台。因此，省工委在各地吸收的黨員，經過黨中央（書記蔡孝乾、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等人）審可後，必須透過交通員將名冊傳遞出境，交給中共審核。中共有沒有審核？通不通過？通過幾個？都是層層大問題（當時中共對黨籍審核甚嚴，謝雪紅的黨籍問題就是一例）。但理論上，我們假設戒嚴之前，由交通員送出去的名單，中共知道。
然而戒嚴後，當局開始抓人，出入境設下巨障，省工委與中共的交通頓阻；1949年秋省工委領導班子大崩盤，陳澤民、張志忠、蔡孝乾、洪幼樵先後落網。蔡孝乾於1950年1月首度被捕，此後輾轉逃亡，行蹤極隱（直至4月再度被捕），不太可能審核新的黨員；新黨員既未審核，名單又送不出去，中共不可能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可能通過。換言之，最早從1949年10月以後，最遲從1950年1月以後，加入省工委的「黨員」，包括一些熟知的名字，都不可能是中共黨員。
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年輕時堪稱美男子，後來投降國民黨。統派論述一貫將省工委的覆亡歸咎於蔡孝乾，這是將複雜史實過度簡化的做法。(圖片取自網路)
組織一團迷霧 國共各取所需
然而省工委各地組織不僅持續吸收成員，甚至1950年5月以陳福星為首的「省工委重整組織」（中共可能完全不知道有這個組織存在）成立後繼續吸收新血。於是詭異的情形發生了：這些被吸收者，「自以為」或「被視為」加入中共，其實根本沒加入，成為「沒有加入的加入」和「不是中共的中共」。再加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加入組織」（只是參加讀書會或某某互助團體），乃至什麼也沒參加、純被特務硬栽罪名者，其數更為可觀。
事實上，國民黨宣稱的「共產黨員」，除了來自省工委外，還有省工委的化名或二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以及各地讀書會、牛犁會、豬肉會、同窗會、互助會、兄弟會、歌謠會、結拜會、自治會、道德會等等，名目繁多，水準參差，成員駁雜，乃至是不是「外圍組織」都莫衷一是。本來，這在「台灣解放」後，所有成員透過總清查或總登記，都可以進行總確認；但台灣遙遙獨立於中共統治之外至今，這一切問題林林總總，皆懸而未決。最後變成一團迷霧，便宜了兩個黨：一是把他們全部打成「共匪」的國民黨，一是把他們當作統戰工具的共產黨。
從數據來看，1950年5月省工委領導班子四人聯名發表〈告全省中共黨員書〉，稱全省黨員「共計九百數十名」。這是省工委最後認可的黨員人數，其中許多是1947年二二八以後（特別是1948年以後），為配合中共的瞎指揮而浮濫吸收者。然而據台灣官方統計，1950年1月到1954年6月的匪諜和匪嫌案件，共逮捕4075人；加上當時已核准自首的匪諜「不下二、三千人」，那麼1950-1954年的匪諜匪嫌總數，多達六、七千人。即使扣掉非省工委案件者（例如中共其他單位遣台的正港匪諜，人數不多），落差仍有數千人之鉅。這數千人既不是中共，也不是省工委，卻也被官方當成「匪類」處理。白色恐怖冤到什麼程度？這是一個觀察點。
無名英雄廣場：利用死人欺騙世人
對於這些從姓名到身分都無從知曉，從「九百數十人」到六七千人之譜都無從證實的「匪諜」，中共的態度很清楚：不認這筆帳。這一點台灣人認識不清，對白色恐怖當然看不透。中共只肯承認它派遣來台的外省黨員如吳石、朱諶之、錢靜芝、計梅真等；對於有多少和哪些台灣黨員，則是讓台灣人自己去猜，它不公布也不表態；甚至大施障眼法，從模糊中獲取統戰利益。
例如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了「無名英雄廣場」，刻了846名台灣白色恐怖死難者，就是其統戰代表作。其中有真有假，假的是內容錯誤百出，基本上是把台灣網路搜尋可得的死刑犯名單，全部收割為「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灣執行任務、犧牲於台灣」者，利用死人來欺騙世人；真的是所有碑文都沒有提到這些人是「黨員」或「烈士」，只稱其為「無名英雄」。事實上，該廣場的興建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共軍對台心戰單位），擺明了就是做統戰，與認證黨員或烈士無關（中共只「追認」很少數的台灣人如張志忠、林正亨等為「烈士」，但烈士不必然是黨員，而且登記有案的烈士多達數百萬人）。
以上是從歷史脈絡來論「省工委」不等於「中共」。其實兩者從緣起、發展、資源、人數，到成員結構、權力樣態等，都截然不同，最顯著的分別在於手段。中共採取武裝革命和暴力奪權，早在戰前就已屠殺近六十萬人（調查局統計）；更在魔王毛澤東等人領導下，從早期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政黨，質變成一個「最徹底的邊緣人集團」（余英時語）。省工委則自始至終都停留在言論和組織階段，絕大部分採非暴力抗爭。就筆者所見資料，其對內對外所殺者不到三十人；若以三十人計，還不到中共戰前殺人數字的兩萬分之一。「匪」和「中共」這些帽子，根本扣錯了省工委。陳英泰將省工委定義為「台灣反蔣地下活動的大聯合」，才是一語重的。
二二八到白恐 台灣人兩度做替死鬼
這一點，對理解1950年代的大逮捕至關重要。這悲劇是重重無盡和深不可測的，和二二八一樣達到悲劇之極致。其中有多個層次。第一層：省工委雖不等於中共，卻因頂著中共招牌，而承受國民黨對中共的深仇大恨，在國民黨敗逃台灣後，被當成中共趕盡殺絕，絕大部分成員遭到不合比例原則的嚴懲重判。這個「不是中共的中共」，做了中共替死鬼。白色恐怖深冤如海，至今無法探底，這是關鍵原因。
事實上，國民黨這種「移恨」作用不是第一次。二二八時，由於陳儀當局把責任「甩鍋」給台灣的抗爭民眾（官方稱為奸黨），並把國軍兩大敵人：共產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人）嫁接到「奸黨」身上，導致台灣人被當成共產黨特別是日本人慘遭屠殺。尤其蔣介石對日本「以德報怨」，國軍無處洩恨，台灣人乃成了日本替死鬼。這是何以國軍會採用刺殺、沉屍、鐵絲穿掌等虐殺手段，使二二八異常血腥恐怖，因為這都是日軍侵華的殺人術，被國軍用來報復於台灣人。
互相不認識 生死苦糾纏
第二層：中共與省工委，不只前者不清楚後者，後者也不了解前者，甚至為前者送死，關係怪誕無以言喻。固然社會主義是當時顯學，但即便把所有著作背得滾瓜爛熟，也不可能了解「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共。省工委唯一的「中共通」，恐怕只有走過長征、親歷紅色恐怖的蔡孝乾，但他既是中共代理人，不可能講實話。整個省工委，就在先天對中共資訊不足、模糊懵懂，後天又因單線領導而加劇「以盲引盲」之下，形成集體迷思。如果這只是網路的虛擬遊戲還好；問題是，這是殺頭賠命的事業，省工委諸君把青春生命賭在這盤不清不楚的棋局上，而且全盤皆輸，令人無比痛惜。
再深究之，何止省工委與中共互不了解，台灣與中國也互不了解。台灣在戰後迅速送中，並迅速捲入國共內戰，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資訊認識對方和保護自己。中國不了解台灣，所以國民黨把台灣人當日本人和共產黨來殺；台灣不了解中國，所以陷入「祖國」迷思，也任由「祖國」擺布。不懂祖國而獻身祖國，和不懂中共而加入中共，以及戒嚴年代不懂國民黨而加入國民黨，都是荒謬卻真實的台灣經驗。當時反抗陣營，像史明能親入紅軍見聞暴行，發現不堪的革命真相，毅然與中國脫鉤，追求台灣獨立者，恐怕絕無僅有，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第三層：省工委為了救台灣而加入它不了解的中共，而真正洞悉中共暗黑本質和手段者，偏偏是它所反抗的國民黨。這層三角關係令人窒息。宏觀來看，中共殘暴更甚國民黨，在國共戰爭中，國民黨主要殺中共和親共人士，中共卻連百姓和自己人都無情殺戮。國民黨防守台灣，也確使台灣免於赤化。從「保台」觀點來看，省工委與國民黨立場一致，本可合力抗共，但戰後國府劫收和二二八事件，斷了這一切可能性。歸根結柢，國民黨做得太絕了！
史明年輕照片。他加入紅軍，目睹紅色恐怖，沒有加入中共；而省工委許多人沒去過中國，不知道紅色恐怖，卻(自以為)加入中共。(圖片取自史明回憶錄)
中共瞎指揮 惡龍大逞凶
關於省工委的命運，有兩個關鍵因素常被忽略：第一，省工委原本走「隱蔽精幹」路線，嚴選黨員，二二八時才不過七、八十名；但隨著共軍在國共內戰節節勝利，中共向省工委下達1948年「發展出兩千名黨員，組織五萬人武裝力量」的指示，準備「配合解放軍作戰」。這種「大躍進」式的指示，迫使省工委顧不得隱蔽精幹，盲目擴充，導致組織成員浮濫，行動大膽躁進，因而提早曝光和加速崩潰。設使中共沒有瞎指揮，也不會有這麼多人加入省工委的死亡遊戲，白色恐怖災情不會如此嚴重。
第二，國民黨在大陸雖血腥剿共，那是因為中共對國民黨的寄生奪權、分化滲透，特別是武裝暴動，讓國民黨忍無可忍，傾力撲滅。但對中共的「統一戰線」夥伴或外圍群眾，手段較為收斂；對言論自由尚能容忍，傾共報刊能在「國統區」發行即是一例。然國民黨敗退台灣，「痛定思痛」，在1949-1950年進行特務、黨務兩大系統改造後，不僅大肆迫害無辜，言論入罪，而且對異議人士和反對黨有近乎病態的敵視。從罪與罰的比例原則來看，國民黨在台灣的凶殘程度絕不亞於在中國的剿匪。正如尼采所云「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邪惡的共產黨讓國民黨更邪惡。省工委（以及台灣人）不幸，遇到這個邪惡2.0版的國民黨政權。
反抗不是叛亂 義行永垂不朽
第四層悲劇：如前所述，省工委不了解中共，也不等於中共，卻被中共錯下致命指示，再被國民黨趕盡殺絕，之後又被「叛亂」污名封印七十年。因為染紅，它被中共當成統戰工具，又被統派套進紅統論述，更被台灣社會長期遺棄和漠視。晚近人權振興，才開始得到平反（或稱轉型正義）。但特別注意的是，這平反僅停留在人權層面；對於其犧牲受難，礙於紅色關係和叛亂罪名，仍未給予正面評價。不同於《自由中國》和《美麗島》諸君受到推崇，省工委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至今沒名沒姓，不明不白。
問題的癥結，是我們不曾真正了解1950年代。
事實上，省工委既不是中共（如前所述），也沒有叛亂。「叛亂」不是國民黨說了算。一直到1990年代國會改選和總統直選之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始終沒有真正的合法性（顛覆民選政府，才能稱為叛亂）；特別是省工委那個時代，國民黨是一個在戰後劫收、在二二八屠殺、在白色恐怖鎮壓的外來政權，台灣人起而反抗，是天經地義的事。設身處地，設若中共今天攻台，台灣人必會抵抗到底；當年的省工委，就是做今天台灣人會做的事，何叛亂之有？
從因緣來看，省工委反抗國民黨是「因」，加入中共是「緣」，而且是很不具足的緣。緣是偶發的，對省工委而言，中共只是它反抗國民黨的助緣而已。當我們撥開迷霧，凝視正因，深入史料，就會發現省工委實以民主自治為驅動為目標，不斷於民主運動的大洪流。這些人的反抗、犧牲與受難史，與台灣山河大地同其不朽。謹以此文，紀念這段「極致悲劇」的1950年代，並遙祭這群光輝蒙塵七十年的台灣魂。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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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20日舉行《史明相關案件史料彙編》等三本新書發表暨座談會。圖為「獨台會案」李登輝批可宋心濂簽呈之影本翻攝。（記者楊丞彧攝）
2024/01/21 07:11「獨台會案」被郝柏村「突襲」？ 史料證實李登輝知情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HrO9pD
〔記者楊丞彧／台北報導〕國史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20日舉行《史明相關案件史料彙編》等三本新書發表暨座談會。1991年5月9日調查局闖入清華大學逮捕碩士生廖偉程等，引發「獨台會案」，過去有部分觀點認為是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對時任總統李登輝所發動的「突襲」。然而，國史館修纂處協修吳俊瑩指出，李登輝早知本案的偵辦，也親自批可行動之簽呈。然而，本案有兩份簽呈，另一份則由郝柏村批示。郝柏村當時的權力是否比外界想像還大，耐人尋味。
對於史明相關史料，吳俊瑩以一份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海外工作委員會（海工會）函文給外交部之史明個人資料指出，雖然內容無太多新意，但這份檔案的意義在於，國民黨海工會有一批監控海外人士的資料，仍等待史學界挖掘。而這正是目前政府在檔案徵集過程中，仍然缺失的一塊，也是國民黨遲遲不肯繳出來的資料。這也代表，檔案清查工作未來還有努力空間。
吳俊瑩也指出，1990年左右當時台獨聯盟人士準備闖關回台，在郝柏村命令下不准其回國，要就得個案審查。當時國安局列出的境管台獨對象分為第一、二級，一共79人，包括陳唐山、陳南天、金美齡、宗像隆幸、彭明敏、史明等都在名單之列，「怎麼會沒有黑名單」！
而在與史明相關的案件之中，吳俊瑩指出，所有參加地下工作組織者，唯一被處死的70年代「鄭評」案。吳說明，鄭評出身中下階層，從小信仰基督教，曾在牧師帶領下，赴日本與史明碰面，被控發展組織。雖曾討論過購買槍械，但真正做的事情只有購買徽章，要送給同伴。吳表示，相較於左派案件，國民黨政府對台獨案件通常下手不會「這麼重」，然而，確實也有人未獲得救援而被判死。
而有關獨台會案，吳俊瑩說明，本案調查局早已準備很久，早在1989年就布建一名叫「青山」的人在史明身邊，而非如史明所認為，其組織未被國民黨特務滲透。青山不僅受命將獨台會貼紙給王秀惠，也將準備付印的獨台會革命綱領交給陳正然。本案很早被注意到，是透過當時的「郵電檢查」，針對寄往史明日本住址的信件逐一檢查，因此，相關通訊早已被警總鎖定。而當時台灣大學「大陸社」幹部名單，也全被掌握。
而在國安局、調查局等偵辦過程中，吳俊瑩指出，李登輝都有透過時任國安局長宋心濂掌握。在1990年8月29日，李登輝就已經知悉調查局成立專案小組，對獨台會案進行偵辦。過去曾有說法認為，李登輝在本案是遭郝柏村「突襲」，是郝柏村自己要幹但卻把李登輝矇在鼓裡。然而，就史料檔案來看，李登輝其實都有掌握情況。
吳俊瑩說明，在宣布終止動員戡亂後4天，1991年5月4日宋心濂專報極機密簽呈，李登輝同日批可法辦獨台會潛台成員的偵辦行動。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國安局理應受總統指揮，但宋心濂卻將同樣的簽呈也送了一份給郝柏村批示；而郝在1991年5月7日批示「依法究辦」。行政院長是否能對國安局指指點點，讓人打個問號。換個角度思考，郝柏村在當時所握的權力是否比我們想像中來得更大，都是該份簽呈所凸顯的疑點。
情治機關對於偵辦獨台會案，也對社會輿情做判斷。然而，吳俊瑩指出，事前國安情治機關深具自信，認為或許會有人示威抗議，例如全學聯，但只需注意而不用擔太心。況且，本案「事證明確」，應可獲得民眾支持。然而，後續走向並不如情治機關所預料，對於台灣社會發展完全誤判。而闖進清大逮捕廖偉程，更引起知識界強烈反彈。最後，立法院於同月17日火速廢止《懲治叛亂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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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校園自治！闖台大校園逮失聯移工 移民署未事先通報惹議
2025/08/08 1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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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忠翰／台北報導
移民署台北市專勤隊進入台大校員查緝失聯移工。（圖／資料照）
移民署台北市專勤隊接獲檢舉，7日下午進入台大校園查緝失聯移工，引發學生疑慮，校方為此找上移民署，希望當面溝通執法方式；對此、移民署則表示，當天下午專勤隊員會同勞運處前往台大說明並致歉，未來將尊重校園自治原則，並強化事前聯繫作業。
據了解，昨天下午時分，數名穿著便服的移民署專勤隊員，進入台大校園查緝失聯移工，還在校內攔查學生，至少1人被要求出示證件，最後專勤隊園帶走1人離去；由於專勤隊員是單獨行動，並無校方人員陪同，引起學生注意，並在臉書社團《台大交流版》討論，台大學生會亦留言表示，他們已組成專案小組，將進行後續處理。
根據《警察人員進入校園執法相關機制》規定，警方未經校方同意，不得任意進入校園，因此專勤隊進入台大校園攔查民眾，涉及校園自治的敏感議題；移民署並未事先通報，校方渾然不知這起查緝行動，遂火速找上移民署，欲當面表達學校立場。
對此，移民署表示，因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接獲檢舉，遂由1名台北市專勤隊員，偕同3名勞運處稽查人員，前往台灣大學校園稽查攤商，當場查獲1名越南籍失聯移工。
專勤隊員僅盤查該攤商員工，以及欲離開現場的雇主兒子，並未攔查任何在校學生，但稽查工作未能事先聯繫校方，引發台大學生疑慮，本署對此深表歉意，將深刻檢討相關通報機制，強化跨機關協調聯繫。
移民署還說，當天下午時分，專勤隊園已會同勞運處前往台灣大學說明並致歉，未來將秉持依法行政，尊重校園自治之原則，持續精進執勤合宜性，並強化事前聯繫作業；另外，本署查獲的非法雇主及失聯移工，將依規定移送主管機關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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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石1936年已授國軍陸軍少將，但在1948年徐蚌會戰前就已是中共地下黨員，將「淮海戰場形勢圖」、「敵我雙方兵力位置圖 」洩露給共軍，加上當時同樣為中共特工的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相當於現在的聯三次長負責作戰計畫）郭汝瑰所洩露的作戰計畫，並以「看似軍事上合理，但實務上極不利於國軍」的「完美失誤」，令國軍大敗徐蚌。
前國防部軍情局長、退役陸軍中將劉德良2025年11月1日在一場演講中說明人員情報之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他以共諜害國軍徐蚌會戰大敗為例指出國軍情報作戰失敗導致敗果。不過，他也強調，「叛國者都不會有好下場」。（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劉德良本月初在「台灣勵志協會」演講時就曾指出，徐蚌會戰從1948年11月6日一直打到1949年1月10日，只打了66天，卻是國共內戰最關鍵的一場戰役，此役結束後國軍基本上已無還手餘地，一路敗退至撤台。"變節共諜「吳石」致老蔣「單向透明」 坑害徐蚌會戰55萬國軍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5241529?utm_source=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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