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槍炮、病菌與鋼鐵》為什麼美國的制度會比

廣納式政治制度與廣納式經濟制度互相配合,才可能使國家富裕。國家只要在「關鍵時刻」下,推動改革,就有機會打破原有制度,但要注意誕生多元廣納性制度前提,是國家已有某程度的中央集權,才不會在改革時陷入無政府狀態,同時內部必須已擁有「政治多元化」才能使之制衡持久,且民間需要有社會機構,讓反對運動不會被菁英階級鬥垮,最後是媒體,告知公眾資訊與傳播,才有機會協調訴求。


【閱讀心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富裕的根本是什麼?為什麼政治菁英 不選擇富裕?(上)|方格子 vocus https://bit.ly/3YpROMF
本書受到《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啟發,但他們並非支持前書的觀點,反而提出屬於自己的觀點去推翻他。總歸一句話「笨蛋!問題在制度!」。
開場
明明兩座城市很靠近,但卻是完全不一樣的存在呢?北美洲的諾加雷斯市(Nogales)被一道牆壁切成兩半,北邊是美國,南邊是墨西哥。北邊的家庭平均年薪三萬美元,大多數青年有受教權,人們身體健康且受到保障,並擁有汙水處理、電力、電話等公共服務,不須擔心身命危險,且可以投票更換市長與議員。南邊卻大不相同,對於墨西哥而言,此城市雖然相對富裕,但年薪依然只有北邊的三分之一,大多數沒有高中學歷,並且公共建設落後,治安低落犯罪率極高,政治人物更是貪汙無能。
一個城市兩邊怎麼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兩邊的地理環境與氣候沒有差異,移民與人種來源組成也差不多,甚至在1853年美邊界才到這裡,畫出一條線分別線。短短的一百多年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答案則是我們一直都知道,卻沒有仔細思考的答案。「笨蛋!問題在制度!」但為什麼美國的制度會比墨西哥制度更加有利於經濟成功呢?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本書將說明,經濟制度決定國家貧窮與富裕,但決定經濟制度的是政治制度,所以當我們討論世界為何這麼不平等時,我們不只討論到窮困與富裕的經濟制度,更要討論窮困與富裕的政治制度。
接下來作者將提供大量故事與文獻論證,解釋人類社會的命運。
錯誤的假說
作者認為,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家對窮困與富裕根源的假設完全說不通,無法解釋的讓人信服。
錯誤的假說一、地理假說
十八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他宣稱熱帶氣候讓人懶惰,缺乏探究精神,不努力且不想創新,因此貧窮導致國家經濟失敗。而此理論發展至現代,依然有兩點會被強調,第一是瘧疾導致熱帶疾病對健康造成不利影響,第二是熱帶土地不容許高生產力的農業行為。《槍炮、病菌與鋼鐵》也使用地理假說提到,因為地理的不同導致各地方的生產力不同,因為地理環境的不同,導致農業提早的出現,於是人口密度增加,使國家、科技與軍事武力等開始發展。
然而作者表示,地理假說解開了某部分的疑問,卻沒辦法解釋今日社會的不平等。如南北韓明明都在同一個緯度上,但南北經濟差異怎麼如此之大呢?歷史文獻結果顯示,地理環境與經濟成功並沒有單純或持久的關聯。
疾病的確造成了病痛,但不該是的重大影響原因,應該是政府是投資乾淨水源於否導致,如熱帶緯度的國家的新加坡,就是打臉地理假說的例子。
世界導致農業生產力嚴重不同的差異,應該是科技與製造生產的擴散不平均導致,並不是緯度不同使人懶惰,或是農作物與農業生產表現的不同導致。作者認為地理假說並沒有參考到科技面。
地理假說也無法解釋同一個大陸內的差異,假說表示歐亞大陸是最有可能發生創新的地方,但工業革命卻發生在歐亞大陸的最角落,並且還是離島的英國,而中亞各國在大陸中間卻沒有獲得假說中的經濟發展。
理假說也無法解釋,為何部分國家會有長期停滯不發展的,或者突然爆發式增長的經濟成長。
因此作者認為地理假說為錯誤結論。
錯誤的假說二、文化假說
文化假說起源於十九世紀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他認為宗教改革激發了新的倫理。文化假說認為,宗教信仰、價值和倫理等都扮演了人類發展的重要角色,並且延伸出,巫術與魔法的迷信讓部落無法進步,儒家思想不利於經濟的成長。
文化假說對於了解世界不平等只有少少的幫助,作者認為更重要的是制度面造成的。文化的確可能造成人們對於創新與價值改變而感到抗拒,但作者認為有沒有需求誘因是關鍵,因為大部分選擇是否抗拒或信不信任,其實是歷史事件塑造,而不是文化導致的,比方說葡萄牙人帶著輪子與梨來到非洲剛果,鼓勵當地農耕可以採用這些新技術,最終缺宣告失敗,但同時間他們卻很歡迎火槍,因為當地的權貴比起農業反而更有動武的需求。
文化價值的確導致人類的不同,但對於解釋今日世界的情勢卻沒有太大幫助。
錯誤的假說三、無知假說
大多數經濟學家較喜愛的假說就是無知假說,因為經濟學是在研究「從目的與有替代用途的稀有手段間的關係,來研究人的行為之科學。」因此經濟學專注在用最佳化的方式滿足社會目的。最著名的就是「第一福利定理」,或者福利經濟學第一定律,是指在經濟主體的偏好被良好定義,並滿足以下三個條件時:1.充分競爭2.沒有資訊不對稱 3.沒有外部性,市場將會達到柏拉圖最適的競爭均衡。如果沒辦法達成,則就是「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不解決,國家就會貧窮。經濟學家與制定政策官員不知道怎麼解決市場失靈,無法擬定對的政策,這樣的無知導致世界的不平等。
無知假說與前兩個假說不同,他告訴了大家解決方法,那就是「設計」一個可以使世界富裕的經濟政策。但國家的貧窮或富有並非領導著無知或突然變得聰明選擇的經濟政策造成的不同,而是因為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製造的誘因與限制,使國家改變方向。
三個假說皆是錯誤。真正要了解世界的不平等,必須了解為什麼有些社會以極低的效率和不利社會的方向組成大多數經濟學家會專注在做對的事情,而忽略解釋為什麼窮國做錯。
為什麼會做錯?提出大量解說都不對,因為其實是當權者刻意為之,他們故意要做錯的,我們要去探究決策者為何會做出這些錯誤的決定,我們不能忽略政治在這些決策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設計」一個可以使世界富裕的經濟政策,並不會改變結構性問題。
正導致窮困與富裕的是制度
榨取式和廣納式的經濟制度。
廣納制度是富裕的引擎,他鼓勵科技創新、投資人才、鼓勵個人才能與技術,創造經濟的成長。而榨取制度則相反。
經濟制度必須有安全的財產權、法律、公共服務和自由簽約的交易合約,這些都要仰賴政府的能力機構來維持秩序,防止竊盜和詐欺。並使民間各方當事人遵守合約。政府還包含社會運作,基礎建設,沒有政府就不會誕生經濟制度。
榨取式和廣納式的政治制度。
國家定義是在社會中使用「正當的暴力獨佔」,沒有這樣的獨佔和極權,無法維持治安,更不可能提供服務與鼓勵規範與經濟活動。
足夠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制度是廣納式政治制度的特點,其中一點無法滿足則變成榨取式政治制度。廣納式制度,會廣泛的賦予權力,消除剝奪多人資源與跨入障礙的問題,並且讓圖利少數人的制度受到壓制。而榨取式制度,會把權力集中在少數人,使權力行使難以節制,並且從社會中榨取大量資源
榨取式制度,會為了政治權力與讓自己獲利,而選擇犧牲整體人口與社會利益的經濟制度並且組織軍隊與武力,保衛專制獨佔。當既有權力遭到挑戰時,新來者取代者也因為受到的束縛很小,因此產生大量誘因繼續榨取式制度,這樣的延續難以改變。但廣納式制度,因為權力被廣泛分配,難以去獨斷,較難讓人篡奪權力,讓廣納式制度根基不易受損。如果與廣納型經濟制度搭配,則可以產生正向循環,促進彼此的長久。
為什麼政治菁英不選擇富裕
經濟制度的制定必然會引發爭議與衝突,畢竟不同的制度會導致國家富裕程度與財富重新分配,以及誰可以擁有權力造成不同結果。
在這裡作者引用了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讓新事物取代舊事物,並吸走舊的產業資源與生意,因此就有了輸家與贏家。而這些舊的既得利益者害怕創造性的恐懼,就是反對廣納式經濟與政治的根源。
舊時代的菁英經濟與政治收到威脅時,舊有可能反對工業化與創新的力量。有權者,會反對經濟進步和全體富裕的火車,因為經濟成長不只是帶來更好的機器,還有更好的教育,最後帶動創造性破壞。
因此只有預期會喪失經濟特權的經濟輸家,和擔心政治權力會失去的政治輸家,他們才會不去阻擋經濟才會前進。
稀釋政治權力,讓自己更難以掌握自己的利益,對於專制的菁英階級是衝突的,因此只有多元制度可以制衡此行為。多元政治才能確保沒有過度集中的權力,必須確保沒有一個群體的權利會過度大於其他任何一個群體,才有機會建立多元的開明政府。
榨取制度下經濟依然會成長?
有兩種方式會讓榨取是制度看起來是成長的。
第一種,是把資源分配在高生產力的活動,如蘇聯的五年計畫,用政府力量把資源全部用在工業化,缺忽略了其他產業,導致短時間的快速成長,但整體效率低下。
第二種,是與允許部分的廣納,因為部分產業利益不會動到既得利益者的權利,因此可以部份開放。此方法發展有可能慢慢轉為廣納式制度。
雖然會使經濟成長,但除了效率低下與社會不平等外,這樣的制度是脆弱的,因為財富集中,菁英會內鬥,導致內戰與法治的動盪,使政府運作成為問題,並導致國家失敗。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制度差異,「關鍵時刻」X「制度漂移」
歷史「關鍵時刻」的出現造成了各國發展的小差異,使各國家之間的初始制度分歧產生,並且選擇的不同導致第一時間改變,並經由長期不斷的累積,製造出「制度漂移」的過程,他們影響了社會對於經濟和政治的環境改變,促成了世界各國的制度不同,導致後來的貧富不平等。
比方說黑死病創造了歐洲的關鍵時期,但對於東西歐卻有著很不同的差異。西歐農民因為封建的瓦解,導致權力增加,但東歐缺走上第二次的農奴制度,使農奴制度依然穩固。
疑問與回答
、為什麼有些專制國家經濟會快速的發展?
因為國家將資源權力投資在某些項目,使國家看起來經濟成長快速,但如果看人均或者整體狀況會發現,對比於廣納式國家差一大截。
而這類國家因為還有很多的成長空間,所以只要有部分制度轉為廣納,就有機會快速成長。特別是這樣的成長會產生一種國家很強大的錯覺,因為過程主要是「追趕效應」或輸入國外的技術,使成長看似快速。「追趕效應」是指一國開始時較窮,它要迅速增長是容易的,因為生產者甚至缺乏最原始的工具,因此生產率低,只需要少量的資本投資就能提高這些整體的生產率。但這樣的成長是有限度的,且會後繼無力。
二、現代化理論正確嗎?
現代化理論認為,所有社會均循著同樣的軌跡,經歷同樣的階段,邁向同樣的目標而發展,因此專制只是過度,所有國家終將會走向民主。因此廣納型制度與民主都是人類發展必經的副產品。
但作者認為此理論是錯誤的,首先,民主制度與廣納型政治制度不是一樣的東西,只是彼此可以互相促進。再者,現代化理論解釋了,富裕的國家都擁有民主且尊重人權的國家,但國家的富裕也有可能是獨裁政權或者榨取是制度誕生的。因此他只解釋了現代化導致的富裕,但富裕是這樣的現代化是因為符合政治菁英階級的利益,卻不支持民主與廣納制度的誕生
三、只要有正確的經濟理論,就可以創造繁榮嗎?
作者認為,繁榮並不是可以「設計」出來的。減少市場失靈是現代經濟學決策的重點,但希望市場失靈消失,就是在設計如何讓經濟富裕。這樣只是在治標不治本,因為並沒有脈絡化的抓出為何同樣的理論在不同地方會出現不同的效果,背後是因為什麼樣的政治政策,導致經濟制度被破壞還有無法落實呢?
結論
廣納式政治制度與廣納式經濟制度互相配合,才可能使國家富裕。
可惜作者說,並沒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去啟動「賦權」的進行,並讓廣納姓政治發展。不過,以下的條件可以讓過程比較容易。
國家只要在「關鍵時刻」下,推動改革,就有機會打破原有制度,但要注意誕生多元廣納性制度前提,是國家已有某程度的中央集權,才不會在改革時陷入無政府狀態,同時內部必須已擁有「政治多元化」才能使之制衡持久,且民間需要有社會機構,讓反對運動不會被菁英階級鬥垮,最後是媒體,告知公眾資訊與傳播,才有機會協調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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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炮、病菌與鋼鐵》後,最具啟發性與解釋力的經典之作
  克拉克獎章得主,經濟學界最耀眼的新生代大師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致推薦
  以截然不同的角度,重新解釋人類社會的命運
  為什麼有些國家十分富裕,有些國家卻異常貧困?為什麼窮國都集中在熱帶或下撒哈拉非洲,富國都在溫帶?帶來繁榮富裕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富裕的社會能夠一直繁榮下去嗎?一個社會的貧困與富裕,是如同《槍炮、病菌與鋼鐵》所說,受到風土與物種之類地理因素的影響呢?或是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也許是窮國的官員想不到好的政策?
  作者的研究顯示,窮國之所以貧窮,不是由於命定的地理因素,也不是因為傳統文化作祟。糟糕的政策很可能不是因為執政者愚笨無知,而是他們刻意圖利支持其權力的特權菁英,代價是整體社會的利益。榮富裕的關鍵在於這個社會採行何種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
  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於保護個人權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作者稱為廣納型制度,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反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作者稱為榨取型制度,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卻必定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了整體社會進步。
  數千年的全球史也說明,制度可以往更具廣納性的方向移動,也可能會倒退回較具榨取性的狀態,淺層的民主也可能被綁架成為實質的權貴政治。
  中世紀的威尼斯因為採行較廣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而邁向富裕繁盛,反過來又帶動制度朝更加廣納的方向前進,盛極一時而稱霸地中海。但早期的菁英豪族不甘於新人輩出瓜分利益,在當時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下反撲成功,將威尼斯快速拉往封閉的榨取方向,因而導致它逐漸衰落。
  作者將備受推崇的多年學術成果,化為架構完整順暢易讀的一般讀物。他們以全球史為素材,運用嚴謹的經濟學分析與政治學洞見,幾乎全面檢視歐美亞非等地的歷史發展,並提出簡潔有力的理論解釋。對於臺灣當前的內外處境,此書恰是幫助我們釐清方向的重要啟示。
  基於十五年的原創研究,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列舉出許多精采的歷史證據,從羅馬帝國、馬雅城邦、中世紀的威尼斯、蘇聯、拉丁美洲、英國、歐洲、美國與非洲,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嶄新理論,非常貼近當前世界關心的重大課題:
  ◆中國在威權統治下的經濟發展,是否能持續狂飆並超越西方國家?
  ◆美國的好日子是否已經到了盡頭?美國是否正從抵抗既得利益菁英擴大自己權力的良性循環,走向讓一小撮人更富有並掌控更多權力的惡性循環?反觀臺灣呢?
  ◆要幫助數十億貧困國家的人民脫離貧困,最有效的方式是什麼?西方富國提供更高金額的人道援助?或是從本書作者對於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互動觀察當中找到可行方法?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將會改變你看待世界與理解世界的方式。博客來-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 https://bit.ly/4e7wE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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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英語: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是經濟學家達龍·阿傑姆奧盧和詹姆士·A·羅賓遜編寫的專著,2012年首次出版。該書對大量歷史案例進行研究,以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經濟史角度解釋各國發展情況不同的原因。
內容概述
本書綜合了多年來達龍·阿傑姆奧盧對經濟增長的研究、詹姆士·A·羅賓遜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經濟情況的研究,以及其他作者的部分研究,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解釋各國歷史,包括已消亡國家和現存國家。對於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的眾多研究,其中心思想可概括為制度對國家實現高水平福利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兩位作者早年的著作《獨裁與民主的經濟根源》(The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也是論述同一主題,但內容是研究諸多歷史案例[1][2][3]。
在書中,兩位作者就其他學者提出的全球不平等解釋理論進行間接辯論,包括傑佛瑞·薩克斯[4]和賈德·戴蒙[5]提出的地理角度論點、阿巴希·巴納吉和艾絲特·杜芙洛提出的精英無知論[6]、西摩·馬丁·利普塞特的現代化理論[7],以及眾多文化角度的理論,如大衛·蘭德斯關於北歐居民特殊文化結構的理論[8]、大衛·哈克特·費雪關於英國文化正面影響的理論[9]、馬克斯·韋伯關於新教倫理對經濟發展影響的理論[10][11]。兩位作者強烈批評地理理論「無法從總體層面解釋全球不平等現象」,也無法說明某些國家長時間內處於停止狀態,之後在某一些時間迅速發展,而地理位置不曾改變[12]。
過去與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合著過許多論文的西蒙·詹森沒有參與本書寫作[12]。在200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三人藉助統計數據分析,證明在決定不同國家的人均GDP方面,制度因素比文化和地理因素更占主導地位[13]。另一篇在2001年發表的論文《比較發展的殖民起源》中,三人證明歐洲國家殖民地中,歐洲定居者的死亡率影響當地制度設立和未來發展[14]。
內容
永續發展的條件
作者從美國亞利桑那州諾加利斯和墨西哥索諾拉州諾加萊斯的案例引入,對美墨邊境兩個城市發展情況的巨大差異提出疑問[15]。該書認為,某些國家想方設法實現高度繁榮的時候,其他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失敗了。而想盡辦法實現高福利的國家能長期保持穩定的高經濟增長率,這些國家的經濟被稱為「永續發展」。伴隨著這種現象的是不斷的改革和技術的發展,此過程被稱為「科技進步」。作者探尋為什麼能在某些國家看到這種現象,其他國家看起來似乎被凍結了時間的原因時,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結論,認為要先實現科技進步,必須保護社會各階層的所有權,讓民眾能從他們的企業和創新(包括發明專利)中獲得收入[16]。民眾一但獲得專利,就會竭力保證其他人不能提出比他的專利更完美的版本,這樣就可以永遠靠專利賺錢。因此,要實現永續發展,就必須實施一種阻止民眾永遠靠專利吃飯的機制,否則民眾就可以用專利攫取大量財富。對於這樣的機制,作者的結論是,多元政治制度能讓社會各階層都能參與國家治理[17]。在這個例子中,前一個專利的發明者失敗了,但其他人都贏了。在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下,做出的決定對大多數人有利,這意味著前一個發明者將無法阻止新發明的專利,因此技術將不斷改進[18][19]。將經濟發展歸功於商品及技術的不斷發展的觀點,最早由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他稱這個過程為「創造性破壞」[11][20][21]。而將這個概念經濟模型化的,是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的阿吉翁–豪伊特模型。根據他們提出的模型,新產品開發的激勵是生產商的獨占利潤,一旦更好產品被發明,這種利潤就會不復存在[22]。只有實施多元的政治制度,才能夠保證現有壟斷企業的所有者不能藉助手上的經濟權利,來阻止新技術的出現,這在作者看來是國家向永續發展過渡的必要條件。另一個實現永續發展的先決條件,是國家權力適度集中化,如果不適度集中,多元政治就會走向混亂。對於這個觀點,兩位作者在與西蒙·詹森共同撰寫的一篇論文中進行深入闡述[23]。兩位作者認為道格拉斯·諾斯的研究[24][25][26]對他們的觀點產生巨大影響[11]。
兩位作者通過分析已消亡及現存國家及社會的經濟發展來支撐觀點,包括美國、中世紀英格蘭及後來的大英帝國、法國、威尼斯共和國、羅馬共和國及後來的羅馬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與後來的蘇聯、現在的俄羅斯、西班牙及其曾有的殖民地,包括阿根廷、委內瑞拉、瓜地馬拉、哥倫比亞、墨西哥、秘魯、巴西、西印度群島殖民時期、瑪雅文明、納圖夫文化、鄂圖曼帝國及現在的土耳其、日本、北韓和韓國、明朝、清朝及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蘇丹國蒂多雷、特爾納特和巴坎、安汶島及其他現印度尼西亞領土的社區,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它們的影響、澳洲、索馬利亞和阿富汗、阿克蘇姆王國、現代衣索比亞、南非、辛巴威、波札那、剛果王國、庫巴和現剛果民主共和國、奧約帝國、達荷美王國和阿散蒂帝國、現代加納、獅子山、現代埃及和烏茲別克。書評人都不約而同指出該書歷史案例豐富[2][27][28][29]。
兩種制度的對比
兩位作者認為制度對各國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當中包括一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以及強制個人遵守社會規則的機制[30]。他們將制度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政治制度,一類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規定了各國不同部門之間的權力分配,以及這些部門的形成過程;經濟制度規定了公民的財產關係。他們的觀點由兩種對立的經濟政治制度原型組成,一種是「榨取式」[31](或稱榨取性,英語:extractive,包括提取和壓榨)[32],一種是「廣納式」[31](或稱廣納性,英語:inclusive,包括包含和聯合)[33],兩者都是互相加強和支持[27][34][35][36]。
「廣納式經濟制度」保護社會大部分人的財產權(不僅僅是精英),不允許不合理轉讓財產,允許所有民眾參與經濟關係,以獲取利潤。在這種制度的條件下,工人自願提高勞動生產率。針對這種模式,作者首先提出的例子是威尼斯共和國的「康孟達」及專利發明。作者認為,沒有「廣納式政治制度」,允許社會大部分人參與國家治理,作出有利於大多數人的決定,這兩者不可能長期存在[36]。廣納式政治制度是現代所有自由民主制國家的基石。沒有這樣的制度,政治權力就會被社會的一小部分人篡奪,這些人遲早會利用權力來獲取經濟權力,侵犯其他人的財產權,繼而摧毀包容的經濟制度[27][34][35]。
「榨取式經濟制度」將很大一部分人排除在他們自身活動的收入分配中。在這種模式下,除精英階級,其他人都不能從參與經濟關係中獲益。相反,他們可以轉讓那些不屬於精英階層的財產[37]。相關例子包括奴隸制度、農奴制和監護征賦制。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工人沒有動力去提高勞動生產率,因為所有或幾乎所有的額外收入都會被精英階層拿走[36]。伴隨著這種經濟制度的是「榨取式政治制度」,絕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國家治理之外,政治權力都集中在社會一小部分人手中,例如貴族。例子包括絕對君主制和各種獨裁政體、極權政體,以及具有民主外部因素(憲法和選舉)威權政體,其中威權政體在現代世界中十分廣泛,權利由軍隊、警察和附屬法院組成。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實:一個國家擁有選舉,並不意味著它的制度不是榨取式,因為競爭也可以是不公正的、候選人的機會,以及他們在大眾媒體的曝光程度可以是不對等的,投票也是可以出現諸多違規行為的,這樣的選舉只是一場表演,結果可以提前預知[8][34][35]。
各國家經濟發展分析
在書中,兩位作者分析了導致國家成功或失敗的因素。他們認為,地理、氣候、文化、宗教、種族或政治領導人無知等常見解釋是不足夠的。為了支持他們的論點,兩人對比研究了不同國家,其中特別強調了北韓和韓國的例子,證明相似因素導致不同經濟結果。他們還研究一些邊境城市,以分析制度環境對繁榮的影響。
兩人的主要論點是,廣納式經濟政治制度對經濟繁榮起著關鍵作用,包容性制度允許民眾廣泛參與政策制度,提供人才及創造動力。另一方面,榨取式制度只會讓一小部分精英得益,阻礙經濟發展。兩人引用歷史案例,例如英國光榮革命,以說明民主多元化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們還討論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並將其歸因於該國日益包容的經濟政策。他們認為,經濟發展可以催使政治制度變革,並警告中國,如果不改善政治平衡,很可能會崩潰,類似於1990年代蘇聯解體。
理論
全書探討兩大理論,第一個理論探討了推動民主政體和獨裁政體發展的因素第二個理論則深入探討了民主政體如何促進經濟增長,而獨裁政體如何阻礙經濟增長。
民主的推動力
兩位作者對民主背後驅動力的理論源於此前對博弈論的研究[38]。在這篇研究論文中,兩人研究了西歐與拉丁美洲歷史上的民主化進程,強調革命的威脅和精英對經濟再分配的渴望在民主轉型中的作用
在他們的博弈論模型中,兩人做了諸多假設。他們假設一個社會被分成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政權被分為民主或非民主,民眾的優先權完全由貨幣再分配決定。他們也考慮民眾對未來再分配,以及國家經濟產出波動的擔憂。此外,社會中的每個個體都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在這個模型中,假設的國家從非民主社會起步,一小群富人控制著財富,統治著貧窮的大多數。富人決定稅率,窮人要麼接受富人提供的再分配,要麼選擇反抗,但反抗需要付出代價。遊戲的結果取決於富人的徵稅提議,以及窮人是否反抗。當富人自願增加貨幣再分配,同時給予窮人特權,以避免革命時,民主化就發生了
上述分析證明不斷出現的革命威脅促使富人推行民主化。該理論與克拉克、戈爾德和戈爾德的論文相一致,他們的論文討論了政府如何根據利益決定是否剝削或保護公民,而公民可以選擇離開、保持忠誠或通過抗議表達他們的擔憂[39][來源可靠?]。類似地,這場博弈還提供了退出收益、發聲成本及忠誠度價值等變量如何改變國家是否進行掠奪的行為的見解。
民主如何影響經濟表現
該書第二個觀點探討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兩位作者之前在《制度是長期增長的根本原因》(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for Long-Run Growth)一文中討論過這個觀點[40]。兩人的理論使用單一框架,解釋了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政治制度就像憲法,決定著政治權力的紙面分配,而經濟資源的分配則是實實在在決定政治權力的分配。紙面分配和實際分配都影響經濟制度,以及生產行為範式,也塑造著未來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也決定資源在未來的分配。這個框架與時間息息相關,因為今天的制度決定明天的經濟增長和制度。例如,光榮革命發生前,歐洲,尤其是英國的政治權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然而,國際貿易利潤的不斷增長,導致經商貴族和商人階層崛起。如此一來,政治和經濟制度開始有利於商人階級,最終導致英國君主制度垮台,高效經濟制度建立。
兩人與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員西蒙·詹森合著論文《比較發展的殖民起源:一項實證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中,兩人利用歷史上的一項自然實驗證明不同制度導致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兩人分析了殖民時期不同國家的制度選擇,以及這些選擇對眼下經濟發展的影響[41]。他們的研究發現,在疾病叢生的環境中,殖民者很難存活(死亡率高),於是建立壓榨政權,導致這些地方今日的經濟發展慘澹。相反,在殖民者死亡率低的地方,殖民者定居下來,照搬母國的制度,取得了成功,例子包括澳洲和美國。因此,100年前殖民者的致死率決定這些殖民國家現今的經濟發展水平,導致各國走上了不同的制度道路。
在《歐洲的崛起:大西洋貿易、制度變革和經濟增長》(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這篇論文中,兩位作者與詹森提出的政治經濟制度相輔相成理論進一步加強[23]。這篇論文提到了1500年後歐洲經濟崛起:1500年後,跨大西洋貿易開展,貿易利潤不斷增加,從而催生商人階級這個挑戰君主權威的角色。通過回歸分析,作者還揭示了大西洋貿易與政治制度之間存在顯著的相互作用。具體而言,專制君主的存在阻礙了大西洋貿易對經濟的影響,這解釋了為什麼西班牙儘管可以進行同樣的貿易,但在經濟發展上卻落後於英國。
兩位作者對上述理論的解釋,很大程度上受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和美國政治學家巴里·R·溫加斯特影響。在1989年出版的論文《憲法與承諾:十七世紀英國公共治理制度的演變》(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中[42],諾斯與溫加斯特得出的結論是,歷史上的勝利者塑造制度,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在光榮革命的案例中,獲勝的商人階級建立財產保護法,限制君主權利,在根本上推動經濟發展。後來在2009年論文《暴力與開放獲取秩序的興起》(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Open-Access Orders)中,兩人將這種法治稱為「開放獲取」[43]。有了開放獲取、平等和思想的多樣性,社會就更能夠繁榮昌盛。
學界點評
以下評論是針對本書、作者或書中論點的直接或間接回應,按點評人英文名字母順序排列。
阿爾溫德·蘇布拉馬尼安
印度經濟學家阿爾溫德·蘇布拉馬尼安在《美國利益》一書中提到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理論潛在的內生性問題[44]。他認為,《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假設政治制度影響經濟表現,但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現代化也能導致政治制度的改善,《失敗》沒有解釋後者觀點為什麼沒用。事實上,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2001年出版論文利用兩階段回歸測試,嘗試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回歸測試在《失敗》一書中有提及。
蘇布拉馬尼安也認為《失敗》沒有解釋中國與印度近期的經濟發展。在威權政體下,中國取得快速的經濟增長,而奉行民主制度的印度遠遠落後,這個案例挑戰了《失敗》一書的廣納式與榨取式政治制度的觀點。蘇布拉馬尼安不太滿意的是,上述理論無法世界人口眾多的情況,而且根據《失敗》的預測,中國或印度在近期不會出現重大變化。
對此,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反駁稱[45],他們的理論將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區分開,沒有講政治制度直接促進發展,而是說經濟制度由政治制度塑造。對於中國,自1978年鄧小平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這項政治制度對推動經濟改革起關鍵作用,而這個案例恰好支持了政治制度轉變能塑造經濟制度,影響經濟表現的看法。他們推測中國經濟發展會在未來影響其政治制度。然而,如果中國維持威權政體,就算變得像美國或德國一樣富裕,也不屬於這個理論的範疇。至於印度,兩人認為廣納式政治制度與選舉民主之間存在區別。印度的政治體制一直被國大黨主導,存在腐敗、議員面臨刑事指控、種姓不平等等問題。印度民主質量低下、政治制度不完善,導致經濟制度不完善,阻礙了經濟增長
大衛·R·亨德森
在《規定》的文章中,大衛·R·亨德森給出了正面評價[27],但批評作者對中央政府在促進發展方面的作用的論述不一致。作者認為,在阿富汗、海地、尼泊爾等失敗國家,強勢中央政府缺位,但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只能擁抱弱勢政府,索馬利亞就是這樣的例子。亨德森也指出《失敗》作者在提到美國時的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他們指控約翰·D·洛克菲勒等「壟斷者」是掠奪者,而事實上,洛克菲勒是通過降低石油價格來獲得市場份額;第二個錯誤,他們忽略了美國經濟學家對美國內戰及美國民權運動之間經濟歷史的主流研究,未能認識到南方實際上正在與北方融合[27]。
法蘭西斯·福山
在《美國利益》的文章中[46],法蘭西斯·福山批評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的理論很像2009年諾斯、沃利斯和溫加斯特出版的一本書[47]。福山同意《失敗》的一個結論,即經濟失敗往往歸因於有利於精英階層的制度。但他指出,這種歸因方法將問題簡單化了,因為它將不同制度歸為一類,並對不同社會進行了有缺陷比較。福山也不同意支持該論點的歷史證據,特別提到該論點並不適用於現代中國。
針對福山的評論,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稱他們的研究是在諾斯三人的基礎上進行建立和補充[48]。其次,他們對過度簡單化方式分析複雜政治制度持保留意見。他們還將中國的經濟增長歸因於一定程度的包容性,但預測在目前的壓榨式制度下,中國的人均收入不會達到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水平。
賈德·戴蒙
在《紐約書評》的文章中,賈德·戴蒙[37]指出,《失敗》理論只關注制度,而忽略了地理等其他因素。《失敗》作者論點的其中一大問題是內生性:如果良好的政治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原因,那麼如何解釋它們呢?戴蒙比較熱帶和溫帶地區,提出一種導致各國發展差異的地理原因。他認為財富差異是由氣候條件造成的,例如熱帶地區的疾病率較高、農業生產力較低。他還批評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只關注光榮革命等小歷史事件,忽視了西歐的繁榮。
針對戴蒙的批評[49],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表示,《失敗》的論點確實考慮了地理因素,但地理並不能解釋不同的發展水平。地理對國家而言是初始因素,對發展的影響是由制度決定。他們提出「命運逆轉」理論,解釋為什麼美國、澳洲、加拿大等曾經貧窮的國家,即便自然資源有限,也變得富裕。他們也批駁了「資源詛咒」理論,強調縱觀歷史,制度對塑造國家利用自然資源的方式起到重要作用。
戴蒙並不同意[49]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的回應,重申了《失敗》存在謬誤的觀點。他強調,地理因素深入決定了國家是富是窮。例如,熱帶疾病在尚比亞流行,導致男性工人長期患病,生產力大大降低。戴蒙還強調地理因素如何影響各地種植園的建立,以及古代農業實踐在各地的發展,認為這些實踐反過來又塑造了各地定居生活方式和社會互動,最終導致各國形成獨特的社會制度和不同的經濟成果。
傑佛瑞·薩克斯
美國經濟學家傑佛瑞·薩克斯認為[50],《失敗》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狹隘地將關注度集中在國家政治制度上,忽視了其他因素,包括技術發展及地緣政治。例如,地理對制度塑造起到關鍵作用,西非諸國的弱勢可能是當地河流無法通航造成的。薩克斯還對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關於威權政體無法促進經濟增長的假設提出質疑。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例子能輕易反駁兩人說政治制度是經濟發展先決條件的例子。此外,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忽視了技術進步(例如工業化和信息技術)等宏觀經濟因素。
對於薩克斯的批評,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在《失敗》的博客中提到了12個具體觀點。第一,對於地理的作用,兩人認同地理對制度塑造起關鍵作用,但不認為地理對經濟發展起決定作用。第二,對於威權政府對經濟發展起正面作用,尤其是中國的觀點,經濟快速增長可能是這種趨同效應的一部分。但是,僅憑中國的例子還不能得出決定性理論。最後,對於工業化,他們認為工業化取決於制度。根據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的回應,薩克斯在個人網站上寫了一篇反駁文章[51]。
保羅·科利爾
牛津大學發展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在的《衛報》書評[52]中歸納了《失敗》的發展的兩個關鍵元素:第一,中央集權國家;第二,包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以中國為例,中央集權國家可以帶領國家擺脫貧困,但如果沒有包容的制度,這種增長就不可持續,正如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所言。但這個過程不是自然發生的,只有當精英階層願意在特定情況下將權力移交給多數人時才會發生。
彼得·富比士
彼得·富比士(Peter Forbes)在英國《獨立報》的書評中寫道:「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寫的這本書受到其先驅者的一致好評,包括賈德·戴蒙、伊恩·莫里斯、尼爾·弗格森、查爾斯·曼恩,成功地闡釋了從大航海時代到現代的歷史[53]。」盛讚之餘,富比士將《失敗》傳遞的信息與美國和英國等已開發國家的當代政治聯繫起來。儘管這英美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經濟體之一,但它們的一些部分從本質上看是掠奪性,例如,影子銀行體系和綜合企業製造商等的存在。他警告,不要打著包容性經濟的幌子進行掠奪性實踐。
沃倫·巴斯
沃倫·巴斯(Warren Bass)在《華盛頓郵報》的書評中寫道:「這本書振奮人心、滔滔不絕、雄心勃勃,最終充滿希望。事實上,它可能算得上是一部傑作[34]。」表揚之餘,巴斯也指出《失敗》的幾個缺陷。首先,榨取式和廣納式制度的定義過於模糊,無法用於政策制定。其次,儘管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雄心勃勃地涵蓋了歷史上所有國家的案例,但這種嘗試受到了地區專家和歷史學家的審查。例如,他們對鄂圖曼帝國「高度專制」的指責可能並不準確,因為與歐洲同行相比,鄂圖曼帝國內部的寬容和多樣性程度較高。
威廉·伊斯特利
威廉·伊斯特利在《華爾街日報》的書評中總體上支持《失敗》論點有合理性,但批評《失敗》未能引用現有統計證據,來支持歷史案例研究的有效性[54]。例如剛果的例子,《失敗》認為,剛果之所以貧困,是因為剛果靠近奴隸貿易裝運點,這種歷史案例研究方法只提供了一個數據點。此外,伊斯特利還指出了事後合理化的危險,認為《失敗》將不同的發展水平歸因於制度,這種方法未免太過簡潔。例如,在解釋威尼斯共和國解體的時候,其陷落可能是當時掠奪制度造成,也可能是從地中海貿易轉向大西洋貿易引發的。歷史案例研究方法可能有失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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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這本好書的大哉問是:為什麼有些國家十分富裕,有些國家卻異常貧困?為什麼窮國都集中在熱帶或下撒哈拉非洲,富國都在溫帶?帶來繁榮富裕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富裕的社會能夠一直繁榮下去嗎?一個社會的貧困與富裕,是如同《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所說,受到風土與物種之類地理因素的影響呢?或是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也許是窮國的官員比較無能?
【Gene思書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總統蔡英文上任前埋首苦讀這本書-風傳媒 https://bit.ly/4f5594i
雖然《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觀點和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很不同,但是作者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坦承他們是受了《槍炮、病菌與鋼鐵》極大的影響。《槍炮、病菌與鋼鐵》是難得一見的好書,也是少數寫給一般社會大眾看,極具有極深遠學術影響力的書!
賈德.戴蒙是這百年來少有的通才,他原本是洛杉磯加大(UCLA)醫學院的生理學教授,他在膀胱生理學的研究讓他獲選上美國藝術及科學院院士;另外他也是著名的鳥類生態學家,他在生態學的貢獻讓他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除此之外,他的研究也涉及演化生物學、人類學和生物地理學,他在生理學系退休後,還被UCLA地理學系聘為地理學教授。賈德.戴蒙在這本《槍炮、病菌與鋼鐵》「科普書」中,真接提出他的創見:各大洲的「自然資源」(也就是生物地理)本來就分配不平等 ,所以導致各地社會的發展在起跑點上就有落差。《槍炮、病菌與鋼鐵》把生物地理學帶進了人類學、歷史、經濟學、政治學的研究當中,激發了學界許多討論。這樣的影響力,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以降罕見的。
20180411-總統蔡英文11日出席「總統府茶會」。(顏麟宇攝)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是總統蔡英文上任前的必讀書籍,圖為蔡英文11日出席「總統府茶會」。(顏麟宇攝)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是一本我期待很久的好書,最早注意到這本好書,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一本好文-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1 Percent,提到《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指出中世紀的威尼斯因為採行較廣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而邁向富裕繁盛,反過來又帶動制度朝更加廣納的方向前進,富裕到盛極一時而稱霸地中海。但早期的菁英豪族不甘於新人輩出瓜分利益,在當時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下反撲成功,將威尼斯快速拉往封閉的榨取方向,因而導致它逐漸衰落。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中譯書名很直譯,其實我覺的推薦序中指出的《國敗論》是個更棒的譯名。《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要探討的問題是3P的起源-權力(power)、富裕(prosperity)和貧困(poverty)如何產生。作者戴倫.艾塞默魯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制度經濟學家,詹姆斯.羅賓森是哈佛政府學院的比較經濟學家。這本結合了制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學的好書和《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地理論很不一樣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指出,窮國之所以貧窮,不是由於命定的地理因素,也不是因為傳統文化作祟。糟糕的政策很可能不是因為執政者愚笨無知,而是他們刻意圖利支持其權力的特權菁英,代價是整體社會的利益。繁榮富裕的關鍵在於這個社會採行何種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所以照他們說的,「笨蛋!問題在制度!」。
他們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用了近五百頁的篇幅,反覆論證指出,在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下,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於保護個人權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反之,在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卻必定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了整體社會進步。 少數特權菁英害怕的,就是經濟學大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而寧可固步自封。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再強調英國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限制了君王的權力,是英國能成為日不落帝國的原因之一!限制君王的權力,這在儒家文化下恐怕是難以想像的吧。儒家倫理對經濟發展可能確實有些限制,最近剛好讀到這兩篇好文:〈「安分守己」和「積極進取」〉和〈【讀者投書】雨蒼:華人文化傳統的惡性循環〉就有些討論,歷史大師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提到,「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立法院議場。(顏麟宇攝)
台灣立法院(國會)議場外觀。(顏麟宇攝)
不過《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卻認為文化不是重點,雖然過去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1864-1920)曾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提出基督教新教的工作倫理是資本主義興起的主因之一。可是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台灣和韓國經濟實力現在卻不容小看。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日本、台灣和韓國是作者們認為的廣納型制度。
民主自由在台灣確實有一番成就,可是近年來在即得利益者的政治操作下,台灣也面臨了財產權不保(土地強徵)、媒體壟斷、補貼無競爭力企業(鮭魚返鄉)還有裙帶資本主義等現象。就連作者作為和北韓比較的南韓,也有大企業壟斷、影響政治和媒體的現象。《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也指出,數千年的全球史也說明,制度可以往更具廣納性的方向移動,也可能會倒退回較具榨取性的狀態,淺層的民主也可能被綁架成為實質的權貴政治。因此即使在民主自由的台灣,我們仍得要小心翼翼地守護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提高公民的參與,制衡即得利益者的權力,才能維持永續的經濟社會發展!
美國國會,國會山莊。(美聯社)
美國國會山莊。(美聯社)
美國之所以強盛,我想主要也要歸功於美國有三權分立運作良好的憲法,即使小布希政府試圖以反恐為藉口濫權,也因立法、司法權以及媒體第四權的監督和制衡而破壞有限。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被譽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總統,他在戰時勇敢地擔負憲法賦與他三軍統帥的權力,取消人身保護令、關閉反戰媒體和逮捕異議人士,可是在戰爭結束前,他本著法治精神,挑戰自己頒佈的《解放黑奴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在戰後的合法地位,積極爭取修憲而催生了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這在史蒂芬史匹柏以歷史學家桃莉絲.基恩斯.古德溫(Doris Kearns Goodwin)的《無敵:林肯不以任何人為敵人,創造了連政敵都同心效力的團隊》(Team of Rivals: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為藍本的電影《林肯》(Lincoln)中有深刻的刻畫。林肯維護了美利堅聯邦及其領土上不分人種人人生而平等的權利,後來在劇院觀劇時被奴隸制度支持者演員刺殺,可是卻改變不了美國國土完整和憲法已廢奴的事實。
由於《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是寫給社會大眾讀的書,作者並沒有用深奧的學術術語和模式來解釋他們的理論,在讀的時候我也不禁有點懷疑作者是否有循環論證的問題,把成功的發展國家都先歸類成廣納型以及失敗的國家為榨取型。還好《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中譯版有台大經濟系的林明仁教授撰寫推薦序,把艾塞默魯和羅賓森的學術研究成就很簡單淺顯地作了很棒的介紹,才得知《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的結論是有深厚的學術根基的。根據IDEAS/RePEc資料庫,艾塞默魯在現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排名所有經濟學家中第八名!艾塞默魯在2005年榮獲為四十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與知識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設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
201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人在加薩走廊大舉示威,以色列軍方實彈還擊,造成慘重死傷(AP)
201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人在加薩走廊大舉示威,以色列軍方實彈還擊,造成慘重死傷(AP)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列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也深入舉出許多精采的歷史證據,從羅馬帝國、馬雅城邦、中世紀的威尼斯、蘇聯、拉丁美洲、英國、歐洲、美國與非洲,還有他們也試圖預測這些問題,例如中國在威權統治下的經濟發展,是否能持續狂飆並超越西方國家?作者卻指出,以蘇聯為例,榨取型制度也能在一段時間內創造經濟成長,因為農村資源被轉作工業發展的資源,可是卻會無以為繼。他們認為中國也是步其後塵而已,如果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再改革成廣納型制度的話
既然是制度在作祟,在國際外交課題上,要幫助數十億貧困國家的人民脫離貧困,最有效的方式是什麼?西方富國提供更高金額的人道援助?或是從本書作者對於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互動觀察當中找到可行方法?作者坦白地提出,富國對窮國的援助,有許多早就消耗在層層的關卡中,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手中寥寥無幾,這些援助雖然寥勝於無,不過僅是富國讓自己更好過些。
如果說廣納型制度要能運作得良好,想當然要在一個民主制度發展得良好的國家,教育和經濟制度允許階級的流動,並且保障個人的各種自由和公民權利。簡而言之,就是要有民主政治、自由經濟、權力制衡、言論自由、公民參與、公平分配、人權保障和社會多元化。這種我在這篇文章〈民主究竟有多好?〉中的種種發現不謀而合啊!
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五次全體會議。(美聯社)
據稱《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也是中國領導人必讀書單;圖為中國第13屆全國人大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5次全體會議。(美聯社)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真的是一本大家都該好好讀一讀的好書,雖然《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批評中國的制度,可是據說對岸領導人對這本《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是非常重視的。我前幾天搭捷運時讀這本書,第二天又見一位年輕人也在捷運上讀這本書,真是有前途啊!現在在捷運上讀書的年輕人真的不多,更何況是這種嚴肅的大部頭著作,雖然這本書讀起來一點也不艱澀。《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其實也該列為所有國家的公務員和大學生必讀好書!(相關報導:準總統書單 蔡英文埋首苦讀這五本書|更多文章)
如果要雞蛋裡挑骨頭,《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有些論述我比較認為要再檢驗的是,對於局外人來說,很多國家發展的秘辛和箇中因素,並非簡單的外部數據就能輕易解釋的。而且《槍炮、病菌與鋼鐵》中的地理論無法完全解釋了現在各大洲的國家發展現狀,不過卻也解釋了為何歐美能成為世界強權,因為歐美現在能過得比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還爽,雖然他們國內的制度是廣納型的,可是他們畢竟也在前幾個世紀在世界各地榨取了許多資源回去做各種基礎建設。而且,亞洲雖然在上個世紀普遍落後歐美,可是在制度成熟後,卻發展神速,這如果完全不考慮文化和地理因素,恐怕也很難完整地解釋吧?不過瑕不掩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的這些觀點相信也會激蘯出更多的啟發和思考!【Gene思書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總統蔡英文上任前埋首苦讀這本書-風傳媒 https://bit.ly/4f559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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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國家如何才能持續繁榮?為什麼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對今天處於極度動盪和不確定的世界各國來說,恐怕都迫切想要一個答案。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A.羅賓遜,為的是表彰他們對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影響繁榮的研究。阿西莫格魯等三人的研究戳中了很多國家的痛點,尤其是對「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獲獎的三人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2012年合作出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一書,系統回答了「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個世紀命題。在該書作者看來,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不是文化,不是地理,也不是經濟,而是制度。而且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均存在包容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兩者的相互組合作為分析框架,不同國家的發展模式均可套用該框架來解釋,且只有在包容型制度下才能夠實現長期經濟增長。
諾貝爾經濟學獎2024年10月14日揭曉,由3名來自英國、美國的經濟學家奪得(影片截圖)
所謂攫取型經濟制度,包括不安全的產權保護,行業進入壁壘,不公平競爭,阻礙市場運行的管制。與攫取型經濟制度相反,包容型經濟制度強調產權保障,零壁壘的行業進入,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公平競爭的環境等。所謂攫取型政治制度,指的是權力集中於一小部分人手中,缺乏權力的約束、監督和平衡,缺乏法治,這種制度支持的往往是攫取型的經濟制度。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包容型政治制度,表現為權力在社會中廣泛分佈,政治權力受到約束和監督,包括選舉、公民社會組織、媒體等。
如果將中國放在這一分析框架中,得出的結論顯然並不令人樂觀,該書作者對此也毫不諱言。作者認為,雖然中國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向包容性經濟制度做出了重大跨越,且只要中國經濟制度一直還在更加包容的道路上發展,增長就會持續,但中國的增長是建立在採用當前技術和快速增加的投資而不是創造性破壞的基礎上的。換言之,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改革,中國的增長模式並不可持續,何況中國的產權保護還不完善,勞動力的流動性受到制約,為確保共產黨在經濟和政治決策方面的核心地位,政府對經濟抱持高度控制。
在一次公開活動中,阿西莫格魯曾更直接表示,放眼更大的背景,雖然中國發展過程中包含了很大成分的經濟開放,但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是一種處於攫取型經濟制度下的增長,它只是利用了資源的重新配置,而沒有去改變更大範圍內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來推動經濟增長。如果沒有社會和政治的轉型,中國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
中國經濟・中國出口・中國製造業・中國製作・中國製鋼材:2020年5月27日,中國江蘇省連雲港的一個港口,工人將出口的鋼鐵產品裝載到一艘貨船上。(Reuters)
怎麼辦?阿西莫格魯在公開活動中也給出了建議:其一,不要重蹈蘇聯的覆轍,因為蘇聯奇蹟的覆滅,恰恰是因為不能改革攫取型制度,從建立在資源重新配置的追趕型經濟轉向一個創新型經濟;其二,中國處在一個關鍵時刻,不要浪費從更深層次改變自己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契機,這需要中國從利用技術轉向產生技術,需要出現細分類型的產品、新工藝流程和新的根本性的創新,而這要求中國的制度升級到包容型經濟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只有這種結合才能支撐創新和「創造性破壞」。
對中國來說,如果用「制度決定論」來概括《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提供的分析框架,並不新鮮也不陌生。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論及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時就曾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於貫徹。」
前段時間在國慶招待會上露面的前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2013年舉行的最後一次總理記者會上也曾公開談及政治體制改革,温家寶說,「隨着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蘇聯解體後不久,鄧小平南巡,中國從此堅定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視覺中國)
雖然鄧小平和温家寶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看似與「制度決定論」不謀而合,但他們也同時強調,任何領域和層面的改革必須符合中國實際和國情。鄧小平說,「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我們現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決定的」。温家寶說,「在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又必須從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
在阿西莫格魯看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政治事件,經濟制度變化是改革開放後施加於中國的。而在中國官方語境中,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場規模空前的制度變革,包括政治的、社會的,也包括經濟的、文化的。
學者劉勝軍在《「窮國的指路明燈」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一文中即寫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其本質是一場制度的變遷。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制度包容性不斷提升的過程。從大鍋飯,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不允許私有企業,到鼓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運動式治理,到法治化軌道;從自我封閉,到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從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決定一切,到如今的市場法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十八大以來的精準脱貧、共同富裕、歷史性反腐,都是為了提升經濟的「包容性」,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習近平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走對路,走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視覺中國)
從這個層面來看,中國確如阿西莫格魯所言,處在一個關鍵時刻,而從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強調「高質量發展」來看,官方也意識到包容型制度建設仍需持續努力。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從「國家為什麼失敗」得出「中國已經失敗」顯然為時過早,但如何讓制度成為自主創新的推動力而非阻礙,如何避免改革的決心和意志被舊體制的習慣勢力所軟化,如何持續推動法治政府、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如何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如何創造開放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國還面臨很大挑戰。
原文網址: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啟示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1066553?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啟示 https://bit.ly/40rR3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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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 Cyan Salon https://bit.ly/4frGiaE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2005 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專為四十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與知識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設,是僅次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也是未來最熱門的諾貝爾獎人選。艾塞默魯是全球經濟學文獻引用次數最多的前十名經濟學者,他的論文產量驚人,是經濟學界最猛悍的新秀。
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為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既是政治學家也是經濟學家。他是世界知名的非洲與拉丁美洲專家,目前在剛果、獅子山共和國、海地與哥倫比亞各國皆主持研究計畫,每年夏季會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安地斯大學授課。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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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2013)
國家興衰的原因,一直是熱門的研究主題。過去已經有許多學者嘗試從地理、文化或是領導者無知的角度切入,試圖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會成功,有些國家卻會失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是兩位作者投入 15 年的研究成果,提出另一個影響國家成敗的因素 — 制度。
政治和經濟的制度決定了國家社會生產和分配資源的方式,國家如果能透過制度保護人民的財產權,人民就會有誘因尋找創新機會;反過來說,國家也可以透過制度來控制人民,強奪他們的財產,在這樣的環境下,人民往往不會有動力進行創新研究。
對應於上述兩種治理國家的方式,兩位作者將前者定義為廣納式(inclusive)制度,將後者定義為榨取式(extractive)制度,並從歷史中挑選了非常多國家的發展案例,來解釋制度是如何造成近兩百年內國家之間形成的巨大貧富差異。
廣納式和榨取式制度
廣納式經濟制度,容許並鼓勵人民自由地參與經濟活動,例如向銀行貸款、合夥成立事業、投資創新研究等等,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制度裡,做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要建立廣納式的經濟制度的核心前提是,人民必須獲得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利,否則當人民預期自己的努力成果,最後終將被政府沒收,就會喪失打拼的誘因。實行廣納式的經濟制度的政府,必須維持公正的法律制度,並且提供公共的基礎建設與服務來促進經濟活動,並確保所有人都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下交易或締結合約。擁有廣納式經濟制度的國家,如美國、南韓。
榨取式經濟制度,高壓脅迫大多數的人民,從他們身上榨取勞力、收入和財富,來圖利少數的菁英和政府官員。採用榨取式的經濟制度的社會,人民無法擁有私人財產,也無法自由地做出經濟決定,政府不在乎環境是否公平、法律是否公正,而是專注在利用教育宣傳政治理念,或是以各種手段來脅迫人民進行國家想要的勞動。擁有榨取式經濟制度的國家,如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北韓、蘇聯、中國。
雖然榨取式制度充滿負面的特徵,但它還是有可能創造出跟廣納式制度相同的經濟成長幅度,原因是國家能有效地動員全國,將資源集中投入到產值高的產業,在短期間創造亮眼的成績;但是隨著經濟快速成長,人民逐漸掌握新的資源與技術,榨取式政府會開始擔心政權受到威脅,進而出手沒收人民的財產與事業。這就是為什麼榨取式國家的經濟成長通常很難長時間保持下去,以及無法像廣納式國家一樣,不斷推出破壞式創新
兩種經濟制度雖然南轅北轍,但是它們卻有一個共同點:政府必須具備中央集權的能力。有了中央集權,政府才能在廣納式社會中扮演公正的第三方,依法執行公權力,維持公平自由的環境;或是在榨取式社會中搜刮國家的資源與武力,奴役人民,確保人民沒有反抗的能力。若政府無法將權力集中,就會像非洲的索馬利亞,多個部落之間為了搶奪權力與資源,時常發生動亂,無法建立任何國家的秩序。
廣納式的良性循環
英國在 1688 年爆發的光榮革命,是英國開始朝向廣納式國家的關鍵時刻。促成光榮革命的主要團體輝格黨,代表的是新興起的商人和經濟利益,在 1714 到 1760 年主導著國會,卻開始像過去王室一樣,掠取人民的權益。老百姓不斷受到輝格黨的侵擾,因而扮演「黑面」在各地群起反抗。儘管輝格黨強勢通過黑面法案(Black Act),新增許多理由來將黑面判處絞刑,但是光榮革命後法治觀念已漸漸普及,法官曾經因為蒐證的方式不合法,判決黑面無罪釋放。
過去的國王若不滿判決,可以直接免除法官的職務,但輝格黨卻沒辦法如此橫斷專行,因為光榮革命是由仕紳名流、商人、實業家、輝格黨和托利黨所組成的大聯盟,推翻專制政權並且分散權力,形成了政治的多元性。統治階級的合法性建立在依法行事的基礎上,一旦試圖破壞這個制度,就會失信於其他團體和所有人民。
廣納式制度建立在兩個事實上,其一是統治階層權力的行使受到制約,其二是社會上政治權力分配是多元的。因此,廣納式制度使所得的分配更為平等,社會中更多的人民獲得權利,因而削弱統治階層復辟專制的可能性,使政治場域更趨於平等,形成一股良性循環的動力。廣納式的政治與經濟互相支持,使英國一步步地轉變為成熟的民主自由國家,成為孕育工業革命的溫床。
雖然良性循環的動力能幫助維持廣納式制度,但是廣納式制度還是有可能遭受到嚴峻的挑戰而崩解,例如 1745 年斯圖亞特王朝的小僭王曾入侵到倫敦周圍,試圖推翻光榮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或是英國內部菁英階層曾經想要以高壓手段遏止政治系統進一步開放。事實上,這些歷史事件的成功或失敗存在著偶然性,若是任一事件的結果翻轉,今天的英國可能就不是這樣了。
榨取式的惡性循環
西非國家獅子山在 1896 年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在殖民期間,基於統治的目的,興建了鐵路通達各個地區,以防止叛亂。獅子山在 1961 年獨立,並在 1967 年由北部林巴族人(Limba)史蒂芬斯(Siaka Stevens)取得政權。此時英國建造的鐵路已經轉而支持經濟活動,運輸咖啡、可可及鑽石出口,其中咖啡和可可的種植戶都是位於南方的曼德蘭,而曼德人在選舉時並不支持史蒂芬斯。史蒂芬斯為了掌握權力,停止興建通往曼德蘭的鐵路,甚至把鐵軌和車輛全部拋售,寧可犧牲獅子山的經濟成長,也要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
除此之外,殖民地獅子山與獨立國獅子山之間還有許多制度上的延續,例如英國設置產銷協議會向農民徵稅,獨立政府變本加厲,稅率更高;英國指派大酋長進行間接統治,獨立政府繼續沿用此殖民制度於鄉村治理;英國建立的鑽石獨佔事業排除了非洲人的參與,獨立政府依舊如此。獨立後的新政府雖然替換了殖民地政府,但是權力行使依然沒有受到任何約束,只要繼續沿用榨取式制度,財富就能滾滾而來
獅子山的發展,可以說是惡性循環的最佳寫照。英國殖民所建立的榨取式制度,原本人民期待在獨立後能夠改頭換面,但是獨立後非洲的政客依然樂於沿用這些榨取式制度,甚至變本加厲。榨取式制度犧牲多數人民的權益,來成就統治者與少數菁英的利益,這些人因此擁有了更多的資源,可以建立自己的軍隊、收買司法、操縱選舉,讓他們有更高的機會可以繼續掌權,形成惡性循環
從歷史來看,惡性循環並非無法打破,但是強大的負向回饋,會為惡性循環培養出強大的韌性。單一團體對獨裁者發起的革命,往往只會製造出下一個獨裁者,唯有透過廣泛結盟所發起的革命,才比較可能產生多元的政治制度,制衡權力的行使。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社會的現行制度之所以各不相同,取決於過去的改變,如同基因在演化過程產生隨機的突變或漂移,制度也是。兩個相同的社會,會因為各種利益與權力的衝突,間接產生制度的微小改變。這些衝突無法預測,也無法預料結果,造成的變化也不一定會隨時間擴大。但是當關鍵時刻來臨時,制度形成的微小差異,可能就會引導國家走上不同的道路。
歷史充滿著偶然性,沒有一套理論能夠預測歷史的發展。但無論如何,兩位作者認為這個理論對於政策分析還是十分有用,可以在擬定政策時認清哪些建議是不好的,有時候不犯錯和解決問題一樣重要。
嚴格來說,這本書的理論只是其中一種理解國家發展的視角,在找資料時也發現博客來的留言區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深入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看看。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在閱讀這本書時的趣事。這本書是我從圖書館借閱回來的,讀到一段在講述「榨取式制度會產生巨大的所得差距」時,在旁邊看到其他讀者的評註「廣納制度一樣製造了巨大的所得差距!」,令我會心一笑。第一次從借閱書籍裡挖到這種驚喜,原來這就是漂書的魅力,很感謝這位讀者激發了我更多的思考。《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 Cyan Salon https://bit.ly/4frGi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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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如何打造持續繁榮的體系? | 蔡依橙 https://bit.ly/3NKwcWD
先說結論
這本書提出一個獨特觀點:榨取 vs 廣納,以解釋現今世界,為什麼有些國家繁榮?有些國家衰敗?
內容非常精彩,博古通今,言之成理。從馬雅、阿茲特克、英國、美國、俄羅斯講到中國,其中尤其「殖民」對世界各國造成的影響,以及個別差異,描述得非常之好。但敘事有點螺旋式,同樣的事情可能在三個地方講,前面先預告,中間提一下,最後才說清楚。如果你懂得看共筆應付考試,表示你已經能把碎片集合成系統,那就沒問題。
推薦給對台灣未來走向有興趣的朋友,以及對於「如何讓一個體系繁榮」有興趣的朋友。
衛城出版
在 Facebook 上,聽陳豐偉學長推薦這本 500 頁的書至少三次,他第一次讀就推薦,接著在台灣幾個重大事件(我忘了是萬人送仲丘還是太陽花學運),以及政黨輪替,蔡英文上台後,又接連多次提到。
我想,這本書應該與台灣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吧。
之後偶然發現這本書是衛城出版的,剛好想捧「讀書共和國網路書店」的場,就順手勾一勾帶回家。整個六月都在讀這本,花了比平常久的時間,一方面是開課工作實在太忙,一方面是因為書實在回答了我很多疑惑,速讀模式還特別調慢了一點
讀完後的結論是:果然,只要標題有興趣,「衛城」以及「八旗」的書,隨便買,隨便都好看。
核心觀念
藉由對世界史的全盤認識,作者提出一個核心概念:國家要持續的繁榮,必須是廣納式的經濟制度,配上廣納式的政治制度。
與廣納式對立的,就是榨取式。像是西班牙殖民南美,壓榨當地人勞力,並掠奪其黃金、白銀、錫礦,就是榨取式;像是蘇聯以計畫經濟規範人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就是榨取式。
廣納經濟+榨取政治,可永續乎?
至於廣納式的經濟制度,配上榨取式的政治制度,行不行呢?作者舉了許多盛極而衰的案例,如:威尼斯、法國王權時代,說明這種組合不永續,最後政治的力量一定會摧毀廣納式的經濟制度。
只有當經濟制度鼓勵人民創新,且政治制度能保障用創新賺到錢的人能有話語權,整個國家社會才能產生技術疊代,走向永續繁榮
榨取式經濟,也能成長?
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能不能成長呢?可以,但將是短暫的,撐最久的就是蘇聯 1928-1960 的連續狂飆,這種成績是由國家帶頭分配資源,將許多閒置能量釋放,所以可以獲得炫目的成長,但效率有其極限。最終將因為缺乏(廣大人民)自主創新的動機、保護與舞台,整個經濟體沒辦法達成下一階段的升級,必然崩潰。
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問題
而且,榨取式的政治制度,因為有權力者能坐享其成,甚至修改規範去掠奪人民財產,強制收歸國有,這樣超高權限的「魔戒」,會使反對派永遠都在,內部鬥爭極為兇險,所以我們常看到許多專制國家,頻繁政變,導致整個社會土崩瓦解,終至毀壞。
殖民的詛咒
被殖民過的地區,為什麼很難有好的未來?因為殖民過程中所建立的榨取系統,往往會被下一個殖民者,或獨立後的本土政權接收,「這麼好的體系誰捨得換?當然是留下來自己用。」
而且,即使統治者知道「廣納」才有未來,但改廣納,是要立刻放棄絕對優勢,社會將有未來,但自己與子孫可不一定,合理的決策,當然是延續「榨取」。
這個機制,就導致了悲慘的歷史一直重複。例如:西班牙殖民過的南美地區、英國離開後的衣索比亞,都是如此。
澳洲為何先進?
你可能發現了,英國也殖民過澳洲,甚至是丟罪犯過去,為什麼澳洲今天能有很高的人均 GDP?本書作者提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釋,也就是「資源的詛咒」的對立面:「無資源的祝福」。
年其實澳洲的英派官員和重刑犯之間的關係,也很類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但因為當地實在沒有幾個原住民可以壓榨,重刑犯也做不了那麼多事,榨取式的經濟制度作了一陣子,卻榨不出東西,只好開放重刑犯創業、做生意,甚至讓罪犯雇用其他罪犯,給予財產權、公民權,建立起初步的廣納式政治與經濟體系,一起走向富饒之路。
回看台灣
以本書的模型來看台灣,會發現 2014-2016 的台灣,是往好的方向走。
這次的政黨輪替,民進黨選擇廣納許多盟友,包括台北市長選戰中,與柯文哲協調,以及立法委員選舉中,與時代力量的合作。
政治上,往「廣納式」的走,人民意見更廣泛的被反應,也從根本避免了民進黨完全繼承國民黨「魔戒」時的歷史輪迴。多些朋友看著自己,總是好的。
經濟上,就看後續修法,以及產業消長的趨勢,我們一起監督、一起關注。
本書對我個人的啟發
我們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治國。但本書提出的廣納與榨取概念,適合拿來分析任何產業與團體。
您可以思考看看,所處的行業中,是否鼓勵創新?成功的創新,是否能取得金錢的回報?制度是否保障你的所得,或有相關法令隨時可以掠奪你、翻臉不認?又,你的行業內,取得經濟成功者,是否也能取得政治話語權?或者,制訂規則的人千年不變?
我們不能治國,但在選擇自己奮鬥的戰場時,懂得分析,就能知道該往哪裡奮鬥。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很鼓勵醫師同道,往國際學會努力的原因:在國際期刊,你的文章夠好就能被刊登,你的成績夠好就能當 reviewer 或 section editor;在國際學會,你的簡報與研究夠好,就會被看見,你有能力做好別人做不好的事,就會被委以更大的責任,並有更大的話語權。
我常說,「優秀的戰士,不只要有強大的戰鬥能力,也要懂得如何替自己選擇正確的戰場。」廣納與榨取的概念,提供我們非常好的分析模型,在一場大戰役中,看見別人不認同,但卻正確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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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美國3學者證明社會制度對國家繁榮的重要性獲獎-技術創新帶來經濟成長 只在包容性制度下有效-研究證明了社會制度對國家繁榮的重要性,研究發現法治情形較糟的社會、剝削人民的政府機構,對於國家繁榮有負面的影響。為何社會制度在一些國家的繁榮中扮演要角,但在其他國家卻沒有-「廣納型制度」,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但若相反,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作者則稱為「榨取型制度」,那麼國家必然走向衰敗-為改善非民主國家的經濟體系,必須獲得政治權力的是社會公眾,而不是社會菁英-姜朝鳳宗族|痞客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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