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力，1964年出生。藏書家、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復旦大學古籍保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憑個人之力，收藏古籍逾10萬冊，著有《覓食記》《覓食詩記》等。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4月本是讀書天。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卻讓與書有關的產業受到創傷。在這個特殊的4月，我們該如何定義「閱讀」的意義？「因為我在書中獲得了慰藉」—專訪藏書家韋力--訪談--中國作家網 https://bit.ly/4doIIFy
藏書家韋力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因為我在書中獲得了慰藉，從而可以去選擇相信，人們今天遇到的種種難關，必將過去。”
韋力的微信頭像是一頭猛獁象。據說，猛獁象體重可達12噸，曾經是陸地上生存過的最大的哺乳動物之一，距今約1萬年前，猛獁象陸續滅絕，這被視作冰川時代結束的標誌。用它做自己頭像的韋力說：“是的，在生活觀念上，我是滅絕動物。”
這意味著，與其說他活在當下，不如說他總是活在過去。他在紅塵中尋找一個已經不存在的世界──在他天津和北京的住所裡，有他多年來收藏的10萬多冊古籍。
京城的書商、書店老闆、藏家和拍賣行大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個書痴，多年來到處尋找各種古籍的下落，尋找和古籍有關的古人的蹤跡。他對藏書樓和藏書樓主人的了解，遠勝於對眼下的時興事物。幾年前，為了尋訪一塊古碑，他甚至在意外中永遠失去左腳。
不在外尋訪的時候，他每天像時鐘一樣按點到工作室閱讀古籍、整理古籍，寫關於覓食書、看書的文章，家人則幫他整書、上架、除塵。他不看電視，全家人也跟著不看電視。
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被佔有和閱讀的故紙堆，成了他隨身攜帶的避難所。不過今年，這個避難所也被忽然而至的疫情撼動。
當下如何定義讀書的意義
解放週末：疫情讓城市生活暫停了一段時間，您熟悉的一些書店、書商、書友近況如何？
韋力：我前不久看到布衣書局的老闆透過新媒體平台發布訊息請求書友援手。一開始我以為書店經營遇到困難，後來點開一看，是書店的實體店租約到期，老闆要在4月底前找到新的店鋪，必須在短時間裡完成選址和搬遷。本來大家都知道，實體書店的生存面對不少壓力，這次疫情，又增加了它們的困難。
像這次，因為疫情的緣故，布衣書局的許多工作人員久久不能完全到崗。我聽說現在全憑老闆一個人在處理訂單、打包郵寄等，疫情中進出不便，還要馬上找到新的合適店鋪也不容易。雖然政府對實體書店有一些補貼，但仍令人不免擔心，許多書店要面臨生死存亡問題。
解放週末：面對忽然而至的災難，亟待解決的問題太多了。此刻談書店的存亡，談論安靜地讀書，它們的重要性何在？如果此刻讀書，我們該如何定義「讀書」的意義？
韋力：從實用角度看，相對活著所需要的其他東西，讀書從來不是一件最要緊的事，書店也好，書籍也好，從來不是必需品，從來不能「雪中送炭」。但人和動物的差別，就是除了生存還需要生活。人需要生活得有質量，這種對質量的需求，就是精神的需求。
固然人的肉體一旦湮滅，他的所思所想也沒有了載體。但只要人還有一口氣，總是同時需要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滋潤。
面對疫情，誰都有恐慌感。但人不能一直活在這種狀況下，起碼不能任由自己一直慌張下去。且大多數一般人，既不能去前線救死扶傷，也不能在後方參與研發製藥，對改變現狀是無能為力的。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能改變現實，只能改變面對現實的態度，這就需要我們的精神世界有力量，需要讀一點書。因為一個人活在世上總需要信心，相信一切正在經歷的，終究都會過去。
從某個角度來說，人活在世界上，能有點樂趣，源自於這個人有選擇的權利。外在環境好像按下暫停鍵，對個人來說，反而是個閱讀的好時機。此刻哪怕讀一點閒書，平復心緒也是好的。或者讀一點能增加本領的書，方便疫情結束後提升自己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事。
雖然疫情還沒徹底度過，但我在書中獲得了慰藉，從而可以去選擇相信，人們今天遇到的種種難關，包括書店遇到的所有難關，必將過去。
書籍究竟承載了什麼
解放週末：疫情剛發生時，您狀態如何？
韋力：當然是慌的。我做事蠻有計畫的，一般會把之後幾個月的事情都安排好。明年是孔子逝世2500週年，所以我前幾年已經和出版社商量好了，要以尋訪的形式，寫三本關於孔子的書。原本計畫二、三月去山東，四、五月去河南，我提前把車票、旅館都訂好了，但疫情暴發，一下子哪兒都不能去了，票也都退了。
一開始我覺得很煩躁，在家裡，就算捧著書也看不進去，但等心情稍微平靜點後，我決定去我的工作室拿一點書來作整理。我家住在北京朝陽區，我的書放在工作室，在豐台區。剛想去的時候，聽說我工作室所在的社區有了確診病例，這下連工作室也不能去了。所以最後，我索性在家，把別的一些欠款的書稿慢慢完成。我這個人貪大求全，過去好些書稿開了頭都沒完成，這次有了時間，正好慢慢都補上了。
解放週末：17年前，您也是在家靠看書度過「非典」的非常時期的嗎？
韋力：對，當時我在北京經歷了整個「非典」時期。那時北京的情況比較嚴重，導致很長一段時間裡北京人走到外地都令人側目。但這次疫情波及的範圍更大，人們的恐慌程度也更強，我能感同身受著身為武漢人以及湖北人的心理壓力。既然是同胞，就不該在人家的創傷上再撒一把鹽。
從歷史的長軸上看，社會總是不斷進步，即便發生令人恐慌的事，最後也會成為過眼雲煙。就是這種想法，支撐我的信心。我也要堅持要做好我手邊能做好的事，這大約也是疫情期間，一個讀書人最好的選擇。
解放週末：歷史上，不少著名的藏書家、藏書樓也曾見證包括戰爭、飢荒、瘟疫在內的重大歷史時刻。不管他們多麼愛護書、多看重書的價值，當外界改變時，藏書人本身也難以獨善其身，又如何保護這些書呢？
韋力：過去藏書家說，書有四惡：水、火、兵、蟲。因為古籍都是紙張，紙張最害怕淹水、火燒、戰爭和蟲蛀。水火還算可防，蟲蛀也能控制，但戰爭是不可預測的。所以古人對書籍的保護下了很大功夫。例如海寧的藏書樓衍芬草堂，為了保護書籍，主人蔣氏把書藏在了祖墳裡。又例如常熟的鐵琴銅劍樓，主人瞿氏把書裝在船裡，跑了很多地方，就是希望這些書不要因為外在時局的影響失傳。許多藏書人自己淡泊名利、省吃儉用，幾代人守護著這些書。為了什麼呢？這也是這麼多年，我一直在尋訪藏書人的遺跡和藏書樓的原因。
一方面，大家常說，我們的文化在歷史上是多麼偉大。但究竟多麼偉大，我們要如何印證呢？大都需要靠典籍。但保護這些典籍的人，我們卻常常遺忘了他們。不管自身遭遇什麼，藏書人都會守著書，因為他們相信中華文化是世界優秀文化的一部分，要保留下典籍，才能讓後人、讓別人知道。
這些藏書家，散盡家財，有的甚至捨去自己的性命來保護書，他們保護的不只是書，而是我們所有人的文化記憶。
記憶是所有革新的基石
解放週末：我們常常會說到記憶的重要性。在遇到一個理應被歷史記住的人物，或是經歷一件刻骨銘心的大事後，大家都肯定地說「歷史會記住」。但其實，歷史常常是善忘的。歷史的真相有時就隨著當事人的離世而消失了，有許多本應被記住的教訓也被遺忘了。在尋訪古人遺跡的時候，會有這種感受嗎？
韋力：常常會有，常常失望。事實上，當尋訪古人的遺跡時，對我而言，失望的情況佔七成。一方面，古代的許多記錄就靠文字傳承，去實地探訪一下後能釐清一些謬誤；另一方面，隨著這些年各地城市的建設，許多古人的故居、遺跡都被拆除了，因為沒有經濟上的作用。
當我意識到，我就是和記憶被拋棄的過程在奮鬥後，我就縮小了尋找的範圍。我不可能找到所有古代名人遺跡，我就去找寫書人和藏書人、藏書樓這個比較小的分支。
這當中讓我印像比較深的有班固（32年—92年）的墓。當我們談到中國的輝煌歷史時，往往會談到二十四史，會談到《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而歷史上僅次於司馬遷的史學家是《漢書》的作者班固。幾年前，我在陝西寶雞的扶風縣找到班固的墳墓時，墓小到僅僅半米高，就是一個小土堆，三面玉米地。我看見以後極為失落。我心想：為什麼會這樣呢？班固不比很多人偉大千百倍嗎？因為這種心理落差太大了，接著我就覺得不平：為什麼我們就這樣遺落他了？
還有一次，朋友帶我去浙江嘉興塘匯鄉百花莊村找清代藏書家朱彝尊（註：1629年—1709年，“浙西詞派”的創始人，與陳維崧並稱“朱陳”，與王士禎並稱南北兩大詩宗。藏書處名「曝書亭」「古藤書屋」「潛採堂」）的墓地。到了一看，已經連碑都沒有了，但還殘留一點墓前石獸。我說：能不能我出錢給他立一塊碑？事實上也行不通。有時，尋訪著尋訪著，眼看著一些遺跡在我們這個時代消失了，我很痛苦。
再例如，清代藏書家黃丕烈（註：1763年—1825年，所藏古今善本、秘本、珍本極為豐富，因獨嗜宋本書，藏宋版書達百餘種，自號為“佞宋主人” 。他是個劃時代的藏書家。幾年前，我特意拜託蘇州當地的朋友，找到了黃丕烈的故居，是在一個絲綢工廠。過了幾年再去，發現絲綢工廠被拆掉了，當場就發火了。後來，那裡又變成了飯店會所。至於黃丕烈的墓，我也去看了，完全沒有了墳墓的痕跡，只有遺址在。我之所以確認那裡是他的墓，是因為有記載，他的墓邊上是金聖嘆的墓。現在，黃丕烈的墓址已經是一個水塘了，看不出任何別的痕跡了。
這麼多年下來，我尋訪了2,000多處古代文人故居、遺跡、墓地，並不是為了考據──我不是專業學者。當然，也不是為了開發旅遊資源。我去尋找，就是因為他們存在過。他們是我們歷史上的偉大前輩，他們保護了我們所有人的記憶。我能有機會走到他們的墓前，鞠上一躬，讓我成為一個有所敬畏的人，這已經是我的福分。
解放週末：那對大眾而言呢？梳理這些記憶對大家意味著什麼？
韋力：社會變革的速度很快，也許太快了。現在許多地方，看起來好像重視歷史了，重視文脈了，開始挖掘城市記憶了，還會為了爭奪名人故裡的頭銜而發生衝突。但本質上，有不少人不是爭論歷史的文化價值，而是爭奪名人的經濟效益，所爭取的也不是真的文化名人，而是爭奪具有社會關注的人物。例如，有些地方去爭一個潘金蓮故里或是孫悟空故居，或是傳說中的牛郎織女故裡，意義何在呢？就是爭奪經濟利益罷了，和文化毫無關係。
我感慨的是，現在整個社會高速發展，人們對物質的重視前所未有。紅塵萬丈下，去做一件沒有功利的事情，可能我的行為的確是滅絕動物才會做的吧。
在我自己尋訪的過程中，一路上固然有很多朋友給了我很多幫助，讓我非常感恩，但也沒有遇到一個像自己這樣的人，沒有遇到過真正的同道來系統做這件事，所以我還是覺得孤獨。
我能去拍照、拜訪、寫書、出書，稍微呼籲大眾來關注，也希望大眾能記住。即便一個赫赫有名的藏書人的墓地最後變成了水塘，即便一座保護書籍的藏書樓最後變成了酒店會所，但起碼還要有記憶留著，古人的精神追求也就不滅。
解放週末：為什麼「被記得」這麼重要？
韋力：站在生物學角度，每個人一出生，就走向死亡。活著，如果就是為了死，人類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呢？我想，活著的意義，是在於一個人在世時所創造的價值。如果他死後，他留下的財富、資源，大於他生前消耗的財富、資源，那麼這份剩餘的價值累積起來，最終就是人類進步的基石。
我們古人說「三立」。一個人一生，要追求有所建樹，要立德、立言、立功。這就是說，要相信自己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自己具有一個分子的價值。從社會學角度來談，人類的進步，基於人類的記憶。任何革新，都是在前人的記載基礎上才能完成的。
書籍的意義，就是幫助大家記得。即便一時不被人看到，但只要保留下來，在需要看的時候還能看到，那麼這份記憶，就有了價值。
活著就是一個經歷的過程
解放週末：7年前，您曾經在河南安陽靈泉寺尋訪古蹟的過程中受傷。那次意外對您現在的尋覓之旅有影響嗎？
韋力：我原來是個身體特別好的人，現在左腳裝了義肢，走路還行，去尋訪古蹟時，遇到要爬山爬坡時還是會受到影響的。
7年前在靈泉寺，當石碑忽然砸下來時，我身邊一個人也沒有，沒有人可以求助。我看到左腳流血不止，在地上找到一張塑膠布綁住傷口止血，被路過的司機送到山下的醫院。後來，就是因為這塊塑膠布太髒，所以導致傷口感染潰爛。等我被送到北京，去了積水潭醫院接受治療的那段時間，真是痛得晝夜睡不著。我前後經歷了5次手術，看著我的左腳一次比一次截得短。
後來我好多了，到了復健醫院，也沒有辦法看書，就讓家人拿了藏書家潘景鄭（註：1907年—2003年，藏書家，版本鑑定家。藏書樓寶山樓的擁有者之一。潘家私家藏書遞傳六代，藏書至30萬卷）的手札來，一邊做復健，一邊點校了書。
解放週末：後來還去過河南嗎？
韋力：我沒有再去過事發地。大概在截肢兩年後，我到開封去做了一個講座，那是出事後我第一次到河南。實話說，當我重新站在河南時，心裡還是非常感慨。人生的可悲之處，在於不能改變現實。既然這樣，為什麼要靠心理折磨度過一生呢？有時，人最大的問題不是遇到難事，而是恐慌。既然把最大的恐慌的源頭──死亡這個事也想清楚了，還有什麼別的能擾亂心緒？
我所經歷的意外，不禁讓我想到，生命是多麼脆弱。古人說，死生有命。但既然死是那麼容易的事，我決定就不去管它了。現在我到處走訪尋找的頻率，比我出事前反而更高了。我要趕緊在活著的時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這次疫情來襲，更加深了我的判斷。
解放週末：現在您的芷蘭齋藏書規模如何？如果可以邀請，您會邀請哪位藏書家，到您家的書齋看看？
韋力：我現在收藏的古籍，有10萬多冊。另外還有些新近出版的書，我當作工具書，放在我住處的書房。
我們國家的藏書歷史，經歷了一個從私藏到公藏的變化。古代是沒有公共圖書館的概念的。書籍的保存，全靠私人藏書家的守護。近代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過去大量藏書樓的書都進入公共圖書館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沒有像古代這麼大規模的私人藏書了，也沒有能和古代藏書家相提並論的藏書人了。
我的藏書的質和量，放在古代都不算什麼。如果要邀請古代的藏書家到我家來看，我會深感慚愧。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去看看全盛時代的錢謙遜（1582年—1664年）的藏書樓綛雲樓（1650年毀於大火），也希望能邀請黃丕烈來我家看看，我想聽聽他對藏書的見解。
我還會繼續覓食，尋訪古人遺跡，不一定要找什麼，而是給後人寫一點故事。活著，就是一個經歷的過程，也是一個講述的過程，即使其中有些人的功績和貢獻會被遺忘。而我們活著，透過找書、讀書、寫書，就是為了記得他們。
「因為我在書中獲得了慰藉」—專訪藏書家韋力--訪談--中國作家網 https://bit.ly/4doIIFy
韋力（1923年11月—2023年1月17日），雲南華坪新莊鎮人，中國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黨員[1][2][3]。原天津市第一中學校長[4][5]。
人物生平
早年
1923年11月，韋力出生於雲南滇西山區的華坪縣新莊鎮。1936年韋力以會考第一的成績考上華坪縣高小，1939年考入麗江中學。學校聘請了一批從華北流亡來的大學生擔任教師，韋力受其影響開始接觸他們的思想[6]。1942年畢業於麗江市第一高級中學[1]，後考入雲南大學文史系。大學期間曾參加民主運動，在昆明街頭和各中學散發《學生報》、《時代評論》等民主報刊[6]。
1948年10月，韋力進入河北解放區。1949年1月15日，中共占領天津後，韋力從解放區進入天津，在軍管會文教部工作；11月11日加入中國共產黨，韋力因此將自己的出生日期也定在了這一天。12月韋力被派到津沽大學（河北大學前身）擔任黨支部副書記、政治輔導處主任，不久因其教學質量高而獲得講師職稱[6]。
任天津一中校長
韋力提出的校訓「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鬥的作風、自理自學的能力」，位於天津市第一中學D座大廳內。
1952年8月23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委派韋力任天津市第一中學副校長，同年10月，由時任天津市市長的黃敬簽署委任狀，任命韋力為天津市第一中學校長[2]。韋力主持學校恢復重建工作，很快就在一中建立起正常的教學秩序[7]。1959年全國高考中，天津一中為全國第二。1963年海河抗洪，韋力曾帶領千名學生護衛大堤[6]。在任期間提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鬥的作風、自理自學的能力」的校訓[2]，主張培養學生的「自治能力」和「自學能力」，又總結出教師「四心」、「四不」的精神，即「事業心、責任心、上進心、自尊心」與「氣不倒、問不倒、累不倒、難不倒」[6]。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韋力作為「培養修正主義苗子的黑樣板」遭到批鬥。1978年，韋力重新被任命為天津一中校長，其反對當時社會上片面追求升學率的風潮，主張推行素質教育。後被評為特等勞動模範[6]。
1982年，韋力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為聯合國亞太地區普通教育專家[6]。曾出任第七屆、第八屆兩屆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93年、1994年先後兩次應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之邀到中南海參加政府工作報告討論稿的意見徵求工作[1]。1993年10月離休[7][5]。1996年創辦華夏學校[6]。
2017年6月15日，天津市第一中學在建校70周年之時邀請韋力題詞[4]。2023年1月17日14時52分，韋力因病醫治無效，在天津逝世，享年99歲。天津市教育兩委及天津市第一中學亦舉辦相關悼念活動。[8]
榮譽
韋力曾任天津一中校長、全國教育管理學會副會長、全國高級中學校長協會會長、全國教育科研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又先後被推選為天津市勞動模範、天津市特等勞動模範，曾被國家教委授予「全國優秀校長」稱號[1]。
韋力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zHab7s
談到線裝書，有個名字無法繞過，那就是大家公認的中國民間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藏書家韋力。藏書家韋力：線裝書是中國國粹_藏界人物_新浪收藏_新浪網 https://bit.ly/4gOriFi
由讀書而藏書，由藏書而研究書，這就是韋力20多年藏書歷程。為了藏書，他毅然下海經商，在商界取得成功的同時，也成就了藏書界的一段佳話。
線裝書符合東方美學
「過去收集的郵票和現在收藏的書，都是紙質的，我對紙質的物品有著特殊的愛好。」談到自己藏書的愛好，韋力這樣說。
正是因為這種對紙本書的鍾愛，韋力並不認同那種電子書將取代紙本書的觀點。他說，攝影書剛出來的時候，人們驚嘆繪畫將會消亡，但100多年過去了，繪畫藝術反而更加興旺，電視機發明以後，又有人驚嘆照相機將會退出歷史舞台，事實證明，這些人又錯了。 “紙質書籍面臨的同樣是這種狀況，我認為，不管多少年以後，紙質書籍還是會和電子書並存。”
韋力所藏的古籍善本，大部分都是線裝書的形式，這樣的收藏成果也讓韋力對於線裝書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
韋力告訴記者，線裝書是中國獨有的一種書籍裝幀形式，西方最初的書籍，也不是線裝的模式。 「可以說，線裝書是中華民族偉大的發明。書籍的包裝在東西方以截然不同的形式出現，並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這是緣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我認為，線裝書更符合東方人的審美情趣。
在經書子集的傳統四部分類中，韋力的收藏的「經」部古書最多，他認為，「經」部書籍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 「『五四』以來，人們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使得『經』書受到了很長時期的打壓。其實，過去的四部分類也不是平行的，『經』部始終是最重要的部分。
韋力笑稱，一些專家學者認為，自己從讀書到藏書，境界是越走越低。但他並不在意這種看法，更由藏書轉向了「研究書」。韋力所指的“研究書”，並非研究其內容，而是考證其出處，研究起裝幀。他說，這種研究類似考古，屬於實證類的範疇，而非思辨類的研究。這就需要接觸更多的原版。這也是他不斷收藏古書的動力。
「毫無疑問，書的最主要的功能是傳播知識，傳遞思想，內容是書的核心，但作為這些知識和思想的載體——書本身也不該被忽略。」韋力認為，對於書本身的研究是一門很有意義的科學。
讓他感到有些失望的是，中國的學界並沒有太多人對書本身的研究感興趣。他給記者講一個小故事，以前有一位大學老師到外國講學，說起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的時候，很自豪地說，社會主義國家不會有失業問題。這位老師舉例說：「例如大學教師，如果他不能勝任教學的任務，可以調去圖書館工作。」這一番話讓在場的外國人都大吃一驚，因為在外國，圖書館的管理員必須是博學的，他們肩負著指導學生選書的重任。 「這說明了我們在對於書研究方面的缺失。日本一些大學裡有『書志學』這門課程，這就是教大家如何『研究書』的課程，而中國的大學至今沒有這樣的科目，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韋力藏有古籍8000餘部，7萬餘冊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寫本200餘冊，宋元遞修本和宋元明遞修本近20部、300餘冊。明刊本1200餘部、一萬餘冊。皆依傳統的經、史、子、集排序，再結合年代、版本分類收藏。在天津，他擁有一座三層的藏書樓“西苑書樓”，近百個大書架陳列其中；在北京，他先後購置了總計超過1000平方米的空間，為的是給自己收藏的古籍善本們建立新居。
做書只為拯救國粹
除了藏書，韋力還做書。他曾經印製100套《御用道德經》，每10套用一種紙，以三種顏色印刷等，非常考究。
他告訴記者，他做書的標準是力求原汁原味──宣紙是自己出錢依照古法製成，印刷也是最古老的雕版印刷。這樣下來，印一套書的成本不斐。很多人想不到，韋力花了這樣的時間精力和資金做書，不是為了賣書賺錢。
韋力說，歷代藏書家都做過一些書，大多數人做書是為了拯救“孤本”，他們仿造這些孤本，以免將來消亡。而韋力做書最主要的目的，卻是為了挽救即將消亡的國粹。
「在揚州有個老先生，是專門從事雕版的，他是現在國家惟一認可的從事雕版印刷術的藝人，但他根本沒有用武之地，他的子女也大多轉向玉石雕刻，因為做那些更能賺錢。
而對於紙本的要求，韋力也非常苛刻。韋力告訴記者，市面上賣的宣紙，已經是沒有用傳統工藝生產出來的了，因為根據傳統工藝，成紙最少需要兩到三年時間，在高度工業化的今天，沒有人願意投入這麼多時間和成本。 「很多廠商的做法，使用化學紙漿和手工紙漿兌在一起，手工紙漿所佔比例最多只有一成，化學紙漿每噸幾千元，而手工紙漿每噸要幾萬元，這樣做出的宣紙成本自然低了很多。 ，韋力專門聯繫到一家古紙研究所，用最傳統的工藝印紙，“我每年都會出錢印一批紙來做書。”
韋力說，印刷術和造紙術都是中國的四大發明，這樣的傳統工藝如果失傳，是一種極大的悲哀。他希望能夠盡自己的一點努力，盡量不讓這些國粹消亡。
韋力告訴記者，現在他已經透過雕版印刷仿印了5套書，此外，還影印了他所收藏的遼刻本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這樣做出來的書很少，對於韋力來說，都是非賣品，他都用來贈送同好。
雖然耗資巨大，但做書的過程同樣能夠為韋力帶來滿足和享受，從造紙到雕版到裝訂，他參與了全過程，也更驚嘆於我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現在也有部分出版社出版線裝書，不過韋力對於這種做法並不是特別認同。他認為，這些線裝書除了裝幀是線裝以外，無論從紙質到製版印刷，都沒有遵照傳統工藝，並沒有太大的收藏價值。 「比起線裝書來，現代裝訂的書籍更容易閱讀。」他說，這種線裝書既不方便，又沒有收藏價值，沒有必要僅僅「為形式而形式」。
線裝書升值悲喜參半
在線上裝書的收藏界中，韋力以只買不賣而聞名，對此，韋力笑稱自己有著超級的“戀物癖”，擁有了就捨不得出手。但他很反感把他的這個收藏特質提升到「道德」層面上來說事。他表示，買賣收藏品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從來沒有反對過藏家賣書。
「書從誕生那天起，就是一種商品，商品當然應該體現價值。我不賣書並不是因為我高尚，一是因為我喜歡，二是因為我還沒有研究透。如果有一天，我的經濟出現問題，我需要靠賣舊書而去收購新書的話，我也會毫不猶豫去賣書的。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樣只買不賣，那我到什麼地方去找到好書呢？
這幾年，古籍線裝書的價格不斷攀升，時常出現拍賣天價的古書。對於這種漲價，韋力有一種複雜的心理，那就是悲喜參半。
「從我個人角度來說，我希望古書不要漲得太快了，否則我都覺得買不起了。」韋力半開玩笑地對記者說。
韋力最早收書的價格很低，「文革」以後，他認識一位「抄家資產」退賠辦的工作人員，他了解到那些書退到了哪裡，就上門去找人購書。由於不少藏書者的後人沒有藏書的興趣，而且受住房、經濟等限制無法繼續保存古籍書，因此，韋力大部分都能夠得償所願，以較低的價格買下這些退還的古籍書。這段時間裡，韋力收到了大量的古籍書，為自己的書籍收藏數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後來，線裝書價越來越貴，韋力漸漸感到力不從心，為了能夠繼續買書，他毅然下海做起了生意。初次經商的韋力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收入一下子是過去的上百倍，於是，韋力每年花在買書上面的資金也達到數百萬元。而這兩年，古籍書價更是飆升，即便是韋力這樣的經濟實力，也開始感嘆買不起書了：「兩年前一套三四十萬元的線裝書，現在能夠拍賣出一百三四十萬元的價格，我每年花在購書上面的錢還是那麼多，能夠買到的東西卻越來越少了。
雖然因為個人原因抱怨書價太高，韋力還是認為，書價上漲是好事。他說，這是一種價值回歸的體現。 「現在古代字畫和瓷器在拍賣會上價錢遠高於古書，其實在這些東西剛剛製造出來的時候，書籍是最貴的，加上書籍很難保存，不可能像其他文物那樣從地下挖出來，實際上這些書都是一代代藏書家保存下來的，價錢當然應該貴一些。
韋力表示，古籍書價錢提高以後，一些珍貴的古籍書開始出現在市場，這對藏書家來說，是個好消息。 「過去很少能夠見到好書，古籍書大幅度漲價以後，有一些好書出現在拍賣會上，即便買不起，能夠看到這個版本也是好的。」他認為，漲價還能夠起到保護古籍書的作用，不論是投資還是收藏，購買了天價書的人肯定會小心翼翼地保存和保護。
「此外，古籍書漲價也反映出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韋力說。
或許由於大量收藏古籍線裝書的緣故，韋力的名片是繁體豎排，以線裝書的模式來印製的。他說，他是個傳統的人，對國粹的東西都很感興趣，而線裝書就是一種國粹，是中華民族應該引以為傲的東西。
藏書家韋力：線裝書是中國國粹_藏界人物_新浪收藏_新浪網 https://bit.ly/4gOriFi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