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頭巾有分， 紅頭巾和藍頭巾， 都是來自廣東一帶也分，三水婆紅頭巾， 四邑婆紅頭巾， 客家婆藍頭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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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女人與新加坡「紅頭巾」 || 林幹
2023-03-08 08:15 來源: 老郭古今講壇
發佈於：山西省
在中國慶祝三八婦女節的熱鬧中，很少有人提及這樣一群在海外以自己辛勤勞動贏得尊重的中國婦女群體，她們便是在新加坡開口中名揚一時的「紅頭巾」。
在新加坡河南岸，有一個著名的街區，叫牛車水，其中一條主要的商業街口兩端分別立著一尊華人建築勞工和紅頭巾三水婆的塑像。別看這兩尊塑像不太高大，連同牛車水的名字是新加坡華人200年歷史的標誌。當中，體現華僑吃苦耐勞的奮鬥歷史最具代表的是來自中國廣東三水的「紅頭巾」女工。
紅頭巾
新加坡的三水「紅頭巾」（葉麗萍提供）
1920年代初期，一群來自廣東省三水縣（現為佛山市三水區）的中國年輕婦女或因丈夫早逝，兒女幼小；或家婆專制，不堪凌虐；或抗拒父母包辦婚姻，迫於生計，背井離鄉南下新加坡工作。到新加坡後，她們絕大多數都去投親靠友。時值新加坡大規模城市開發建設，大批工程需要大量的建築工人。如建築工地的平整，建築用的水泥灰漿，都要用大量人工用肩挑，來新加坡的移民，如果沒有文化和一技之長都會去做建築小工。三水女人到新加坡，由於她們來自農村，沒有文化，所以除部分到膠廠當雜工外，大多到建築工地，做些和洋灰、挑磚塊、搬木料的粗活。每天早出晚歸，工作在10小時以上，日工資少的時候僅五、六角錢，多的時候也只有十一二元左右。但是，雖然生活艱辛，但紅包頭巾的積極生活態度讓人感動。在家鄉，三水女人是能夠下地種田，所以建築工的粗活自然難不倒三水女人。紅頭巾每天開工前，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做午飯，將午飯放進漱口盅裡加蓋保溫，裝入竹籃裡，連同工具挑到建築工地。午休很短，匆匆吃了帶來的飯又準備開工了。
新加坡的三水紅頭巾
為了紅頭巾包得紮實，不讓紅頭巾在勞動時跌下，或散開，不誤工，三水紅頭巾在包紮紅頭巾還有個竅門。據說，戴頭巾的第一天，三水姊妹們大清早起床後，便包紅頭巾，互相檢查，直到滿意為止。當天她們一在工地出現就大搶鏡頭，有報社記者還為她們拍下照片。
勞動中的紅色頭巾
在新加坡，三水婦女多聚居在牛車水區的豆腐街。這裡的民宅只有兩層樓高，都是磚木造建築。 住在豆腐街的三水紅頭巾往往一層樓的小小住房住上五六人；夏天的晚上雖有海風，但畢竟是亞熱帶天氣，這麼多人住在一間小房裡，亦很難入睡。白天拼命做，晚上得不到好的休息，初到新加坡的紅頭巾很難適應，往往因此而生病，小病常常帶病去工地，大病便要留下來調理，只有放工後姊妹回來才有人照顧。不過，紅頭巾姊妹十分團結，她們互相幫助、照顧，姊妹中遇到沒有錢或患病名沒人照顧時，紅頭巾姊妹亦會出錢出力相助。紅頭巾的生活雖然艱苦，由於姊妹情深，大家在豆腐街感到溫暖。
建築工地上出現各色頭巾的婦女苦力隊伍，三水紅頭巾是當中最有影響也是最團結也是最有效率的一支婦女苦力，三水「紅頭巾」逐漸在新加坡形成了一個群體，成為建築業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在當時甚至有“沒有"紅頭巾"高樓建不成”的說法。因此她們的工錢比別處的高。但她們並沒有以此作為坐大。相反，她們認識到凡是從唐山（中國）來的，都是姊妹，都是親人。她們十分講義氣，從來不會壓價求工，影響別的苦力收入。經常有別地包工頭為了壓其他婦女苦力隊的工資，與紅頭巾的包工頭串通壓低工資，被紅頭巾拒絕，她們寧願不開工，也不降價，維護整個苦力市場的工資價格。此舉令三水紅頭巾的名聲大振，都說她們是有情有義的好姊妹。
初戴紅頭巾，姊妹們都有點彆扭，收工回到豆腐街的住地便除下。一般出街買東西都不戴。後來三水紅頭巾的影響大了，受到各界人士敬重，便有人開始戴紅頭巾出街，逐漸習慣。以後，更是把紅頭巾視作一種榮耀，出街不戴紅頭巾感到缺少了什麼似的。後來，新加坡的老一輩紅頭巾阿婆，遇到有喜慶，遇到大節日都興戴紅頭巾出街。
新加坡牛車水街區入口的紅頭巾塑像（林乾攝）
紅頭巾以自己的吃苦耐勞以及對新加坡建設的貢獻贏得了新加坡人民的尊重，在新加坡的國慶遊行慶典上，經常有一輛花車會以他們為主題，他們的故事已經被寫進新加坡小學課本中，博物館設有他們的紀念塑像，甚至出售以她們為原型的玩偶紀念品。 80年代期間，新加坡曾上演一部名為《紅頭巾》的電續劇，此片在獅城播出，紅極一時。本劇的英文譯本是《Samsui women》，意譯即三水女子。
2008年2月16日（正月初十），104歲的梁杏容老人在三水蘆苞敬老院安然辭世。作為三水最後一位“紅頭巾”，隨著她的離去，“紅頭巾”這個稱呼正式步入歷史的後台。但是，三水女子不僅在新加坡開口中留下自己的紅頭巾身影，更是在中國華僑史上載入史冊
三水女人與新加坡「紅頭巾」 || 林幹_中國_婦女_姊妹 https://bit.ly/3A17mxQ
紅頭巾：用汗水築起一座堅毅之城
紅頭巾：用汗水築起一座堅毅之城 | 獅城新聞 | 新加坡新聞 https://bit.ly/4fD2NKG
上世紀20年代已經有三水女子南來，半個世紀以來，「三水女工」成為本地建築行業主要的力量。這些在工地干粗活的女子多數來自廣東三水地區的農村，少數來自花縣、清遠、江門、福建等地。三水女工用漿硬的紅布折成十字方形帽子套在頭上，俗稱「紅頭巾」。由於頭巾的折法特別， 像個十字，廣東人也稱她們為「紅頭十」。來自清遠及其他地區的女工則戴藍頭巾。頭巾除了用來遮陽擋灰塵，亦成為地緣的標誌，方便彼此照應。
紅頭巾與藍頭巾是新加坡逝去的文化特色之一，它們所散發的是華族女性刻苦堅毅，逆境求存，不屈不饒，默默付出的精神。
如今尚存的中峇魯保留區（1930年代）、前高等法院（1939）、南洋大學（1955）、文華大酒店（1971）、中國銀行（1953）、亞洲保險大廈（1955）等早期建築物，都凝聚著紅頭巾的滴滴汗水。年約90的李泰麟回憶，自己還是半個新客的時候，坐在紅燈碼頭的路邊咖啡攤，親眼看著這群「三水婆」萬丈高樓平地起，建立新加坡最高的亞洲保險大廈和中國銀行。上世紀60年代新加坡獨立後，辦公樓宇、商業大廈、娛樂場所、組屋區如雨後春筍，三水女工成為建設隊伍的主力。
中國銀行
笑口常開的石獅子乃義大利雕刻家Cavaliere Rodolfo Nolli的創作
1936年，中國銀行在絲絲街(Cecil Street)設立新加坡分行。那是個繁忙的商業區，也是許多移居本地的船工苦力居住之所。當時中國的東北抗日戰場正在擴大，在新加坡成立海外銀行來開拓戰爭經費的源頭。日戰蔓延至新馬前，南洋華僑的愛國情緒高昂，寄返祖國的匯款支撐著中國的戰爭經濟。
戰後新中貿易蓬勃發展，在陳嘉庚的建議下，中國銀行於百得利路(Battery Road)興建17層樓大廈。1953年落成的中國銀行建築風格跟上海外灘和香港的銀行大樓一脈相承。但守在銀行外頭的兩頭獅子跟常見的「中國獅」是不一樣的，笑口迎人的石獅子由義大利雕刻家Cavaliere Rodolfo Nolli創作。華人產業融入西方藝術元素在新加坡是頗普遍的。
中國銀行在本地的處境並非一帆風順。新馬合併期間，按照馬來西亞的銀行法令，外國政府持股的銀行必須結束本地的業務，中國銀行因此受到波及。新加坡身為馬來西亞獨立的州府，儘量拖延中央政府關閉中國銀行的要求，那是考慮到中國銀行為新中貿易提供重要的融資服務，廉價的中國商品有助於維持本地人民的低生活開銷。不過在中央政府的壓力下，中國銀行的臨時執照於1965年8月14日期滿，不能再延期。當時許多民眾表達不滿，前往排隊存款，支持中國銀行繼續營業。湊巧的是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銀行關閉令失效，中國銀行的運作出現轉機。
2015年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逝世，停柩於國會大廈供公眾瞻仰，烈日下新加坡河兩岸擠滿人龍。中國銀行率先給公眾派水，小小的善意舉動傳遞著重要的互相關懷的訊息。
戴著皇冠的亞洲保險大廈
上世紀50年代興建中的亞洲保險大廈
1955年開幕的亞洲保險大廈跟雄偉的中國銀行一左一右，成為紅燈碼頭海岸線的亮點。亞洲保險大廈所在地的地質鬆軟，加劇了工程的難度，結果延長6年才完工。興建後期剛好碰上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登基大典，於是設計師重新設計，讓大廈「戴」上皇冠作為紀念。
雅詩閣集團(Ascott)購買亞洲保險大廈後決定不更改大廈的外貌，以保留中央商業區內的瑰寶為榮。如今大家所看到的服務式公寓依然保存著最初的結構，冠冕堂皇的頂樓特別醒目。
前高等法院
1939年的海峽時報報道三水女工興建高等法院的貢獻
典雅的前高等法院如今為國家美術館，原建築從奠基到落成，只花了兩年半時間，於1939年完工。海峽時報圖文並茂，高度表揚參與建設的三水女工。
前高等法院外牆上的楣梁和科林斯式柱，跟中國銀行的石獅子一樣，同樣是義大利雕刻家Cavaliere Rodolfo Nolli的創作。楣樑上的圖案描述各族先民的拓荒史，城市的誕生彙集著來自五湖四海人民的勞動結晶。
高等法院見證過日戰結束後審理日軍戰犯、荷蘭母親爭奪女兒的瑪麗亞事件、商業罪案與謀殺案等。這座前殖民地建築物內，亦審理過馬共的案子。冷戰的年代，本地一些年輕人在丹絨巴葛火車站跟送行的家人朋友揮別，抵達吉隆坡後，由接頭人安排進入半島北方的大森林，從此過著對外界變化一無所知的戰士生涯。1989年底，馬共跟泰國和馬來西亞簽署和平協議，千多人有的返回馬來西亞，有的留在泰國。由於新加坡沒有參與簽署，如何處理滯留在泰國的新加坡籍馬共成員呢？時任總理李光耀表示本地憲法接受所有新加坡人重新融入本地社會，但他們必須證明自己已經放棄共產主義。
第一批歸來的男性離開新加坡16年，因偷溜出國，沒有履行後備軍人職責而被提控。初審時，他們各被判處18個月監禁，上訴庭大法官法內容情，改判罰款三千元，提心弔膽的日子終於告一段落。這場審訊可視為新加坡對那段為理想而鬥爭的時代所作的總結。
最新國家古蹟
加文納橋的承重量為 3CWT，也就是150公斤
這趟建設之旅走過將被列為新加坡國家古蹟的大草場以及新加坡河上的三座橋：加文納橋、安德遜橋和埃爾金橋。大草場(The Padang)早在開埠年代就已存在，這裡是散步消閒，運動賽會和舉辦節慶的地方。大草場見證過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如慶祝抗日戰爭勝利、向日本追討血債群眾大會、爭取獨立的默迪卡集會、新馬合併遊行與獨立後的國慶日慶典等。
80米長的加文納橋是新加坡河上唯一的懸索橋，用來紀念新加坡開埠50周年，由印度罪犯勞工裝配。懸索橋的作用是漲潮時將橋身吊起來，讓船隻通過，就像倫敦泰晤士河上的塔橋一樣。由於計算出現誤差，懸索橋吊不起來，反而催生了駁船業務。
安全考量方面，英國工程師倒是小心翼翼。在格拉斯哥組裝時已經接受過承重測試，印度客工將橋安裝在新加坡河上後，工程師安排120名印度軍(Sepoy)步操越過橋樑後才正式啟用。當時過橋的運輸工具也有嚴格限制，牛車馬車不准過，其他車輛重量不可超過3CWT，也就是約150公斤。
1912年安裝的安德遜橋座落在新加坡河口，以時任總督安德遜命名，橋樑採用當時流行的鋼鐵結構。安德遜總督在任期間，對棋樟山(聖約翰島)檢疫站的運作體系進行改革。當時下南洋的客船上若有人患病，全部新客都會被送到棋樟山隔離，脫光衣服集體檢疫。時任中國領事館總領事向安德遜總督反饋後，檢疫的待遇獲得改善，譬如男女隔間，官員的態度不那麼蠻橫粗暴等。
目前所見到的別具風格、沒有橋墩的埃爾金橋是在1929年完工的。這座豎琴洋灰建築原本是一座木橋，也是英國人來到新加坡不久後在新加坡河上興建的第一座橋。埃爾金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的最高統帥和談判代表，當年就是他下令一把大火燒毀圓明園。就中國歷史而言，他目無法紀，肆意破壞；對英國人而言，他促使清朝政府簽訂華工出洋到殖民地工作的條約，奠定了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的格局。
芳林苑（豆腐街）
芳林苑就是從前的豆腐街所在地
芳林苑(Hong Lim Complex)是個小型組屋區，從前為三水婦女的集居地。三水婦女在家鄉蘆苞祖廟拜過神靈後，由水客帶路並墊付盤費出洋，日後逐月扣還。她們乘坐的客輪在丹絨巴葛靠岸，或紅燈碼頭外轉搭接駁船登陸，跟著水客穿越過充滿異國風情的街道，來到豆腐街落腳，久而久之這裡形成一條三水村落。
上世紀60年代末的豆腐街
上世紀70年代初，豆腐街以及周邊的房屋改建成芳林苑，紅巾藍衣黑褲，腳踏汽車輪胎製成的樹膠拖鞋的人文景觀消失了。上世紀80年代，這些女工年紀已大，無法負荷粗重的作業，勞動隊伍由泰國工人取代。
據李泰麟在豆腐街跟一些三水婦女相處的經驗，紅頭巾都有著類似的命運：有些因家貧不得不離鄉背井找出路；有些嫁人之後發現丈夫不思上進，只好與姐妹們結伴遠走他鄉；有些則為了掙脫自己不喜歡的男人而下南洋。至於未正式過門，但已被指定盲婚的女子，到新加坡後必須離開新加坡，回到闊別19年的三水老家。
《聯合晚報》（2013年11月23日）則捎來唏噓的訊息：18歲來到新加坡，當紅頭巾42年的95歲阿嫲陸帶好（好姐），因為患病不願拖累家人，選擇跳樓結束一生。好姐生前住在紅山，常參與社區活動，跟孩子們的生活美滿。她的女兒說：「（母親）為這個家任勞任怨，95 歲走上這條路，同樣也是為了這個家。說穿了，母親就是不想連累孩子。」
新加坡還有紅頭巾嗎？ 牛車水第5座一房式組屋，住著一位昔日三水女工和其他獨居老人。義工每個星期都撥出個人時間，為老人家舉辦活動，以期讓他們的晚年有些活躍的色彩
來源：https://www.shicheng.news/zh-hant/v/MnN3N
紅頭巾：用汗水築起一座堅毅之城 | 獅城新聞 | 新加坡新聞 https://bit.ly/4fD2NKG
廣東地處我國東南沿海，海外華僑眾多，是名符其實的華僑之鄉。三水，位於珠江三角洲西北部，現屬佛山市。早年因國內時局動盪，戰亂、災荒頻繁，三水百姓生活貧困，一部分鄉民背井離鄉，在異國他鄉打拼，遂有眾多的海外華僑。在地理空間上，東南亞——也就是所謂的“南洋”，離廣東比較近，所以往往是鄉民外出打工的首選之地。在下南洋的大潮中，三水有一個獨特的群體，便是人稱「紅頭巾」的建築女工。
紅頭巾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紀初期，當時三水一些鄉村婦女為生活所迫，外出謀生，加入了下南洋的大軍。這些婦女大部分已經結婚生子，小部分尚未婚嫁，都比較年輕，有體力。當時的新加坡正處於起步發展階段，大規模城市建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於是成為大批三水婦女下南洋的目的地。據資料記載，從三水進入珠江口，然後搭船，需要歷時七天七夜方能抵達新加坡。這當中有人因病亡而葬身大海，外出謀生真正是漂洋過海，歷盡千辛萬苦。
在新加坡，多數三水婦女因自身文化素質不高，能從事的工作有限，而建築業雖然比較辛苦，相對來說收入卻較為可觀，所以她們主要在建築工地當搬運工。她們頭戴紅巾，身穿藍色粗布上衣、黑色粗布長褲，腳穿舊輪胎改做的拖鞋，用一根扁擔挑著沉甸甸的砂石和磚塊，在工地忙碌。每天早出晚歸，工作10小時以上，非常辛苦，日薪低至五六角錢，但整體來說比起家鄉三水已經很可觀了。頭戴紅頭巾的好處，一是可以遮擋太陽暴曬，減輕工地高處砂石掉落的傷害;二是紅頭巾比較顯眼，容易識別，能起到警示的作用，在工地穿梭時可以減少危險。當時的亞洲大廈、高等法院、新加坡大會堂、南洋大學等知名建築，都有她們灑下的汗。這樣一群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建築女工，頭戴那一方獨特的紅巾，活躍在新加坡各個工地，成為一道別樣的風景線，當地人稱之為「紅頭巾」。 「紅頭巾」成為三水建築女工的代名詞。
史料顯示，當時的紅頭巾人數多達一萬，她們比較集中租住在當地名為「豆腐街」的地方，為了省錢，幾個人合租住在一起，親如姊妹，互相照應。她們一大早即起身洗菜做飯，把飯菜裝在罐子裡蓋嚴實以起到保溫作用，帶到工地去當午餐。為了省錢，她們寧可走遠路也不搭公車。午餐其實簡單得很，下餐的菜大多是青菜和欖角，豐盛的時候有少許肉。她們原地吃完午餐後，很快就又上工地接著幹活了。她們如此省吃儉用，為的是把千辛萬苦賺來的血汗錢寄回三水老家，讓家裡有點錢可以買田地、蓋房子，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多數紅頭巾雖然目不識丁，卻捨得花錢讓人幫忙寫信寄回家鄉。這家書、這筆錢是身處異域漂泊的她們跟三水親人的唯一聯繫，她們自始至終心裡裝著故鄉和親人。這也是她們再苦再難也要下南洋討人生的初衷啊。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紅頭巾逐漸從歷史舞台消失，新加坡人仍記著她們自立自強的精神。在新加坡，她們聚居過的地方，街頭立起了紅頭巾雕像，博物館收藏和展覽她們使用過的紅頭巾等物品，講述她們奮鬥的事蹟。紅頭巾的故事早已寫進新加坡小學教材，甚至拍成了電視連續劇，為後人傳頌。
三水紅頭巾做的是異常艱苦的粗重活，年歲增大，體能漸差，她們就無法勝任建築工地的重活。另一方面，隨著現代建築業的發展，重型機械化取代了簡單的人工，工地已經不需要太多的體力勞動者，紅頭巾的身影在建築工地逐漸消失是歷史的必然。後來，一部分紅頭巾留在當地嫁人，落地生根，更多的是因年紀已大，體弱多病，不想回三水拖累親人，便選擇留在了新加坡以度殘年。另一部分則不怕舟車勞頓，再次漂洋過海，回到了三水老家，終得跟親人團聚，安享晚年。據報道，留在新加坡的紅頭巾雖然年歲已大，無親無故，但她們大多都不接受政府公共援助金，很多年近九旬高齡時仍寧願靠撿紙皮和儲蓄度日。回到三水故鄉的紅頭巾，雖然有親人的照料，她們卻凡事不願依賴別人，做什麼都要親自動手，晚年生活也能自理，例如百歲老人黃蘇妹後來寧願住進三水福利院，也不願麻煩家人，生活仍自理。
2015年，最後一名紅頭巾——105歲的黃蘇妹老人在福利院辭世，這意味著紅頭巾的故事畫上了一個句號。但紅頭巾所代表的文化和精神並沒有因此而結束。在三水，紅頭巾的感人事蹟愈來愈為更多人所知。在公園、博物館等很多地方都豎起了關於紅頭巾的雕塑，有紅頭巾故事的介紹。 2020年，廣東粵劇院編導演出了現代粵劇《紅頭巾》，該劇獲得“廣東省藝術節劇目大獎”，三水紅頭巾的故事以這種生動活潑的藝術形式被越來越多人所了解。
紅頭巾的故事雖然主要發生在新加坡，但其精神卻是三水女性所固有的，其根源自三水。紅頭巾所在的三水，屬於珠江三角洲廣府地區。自古以來，三水都是農業大縣，直至1980年代初，三水仍是農民、漁民佔大多數。三水人不怕辛苦，辛勤工作，造就了三水女性堅韌不拔的精神品質。可以說，紅頭巾代表了廣府婦女吃苦耐勞、自立自強的奮鬥精神，也是嶺南婦女優秀精神的代表，也代表著中國婦女和中華民族應有的精神品質。這種精神任何時候都不會過時，在今天也激勵著正在為幸福生活努力奮鬥的新時代人民。那一方紅頭巾_參考網 https://bit.ly/3WW5Q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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